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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创造了开埠以来辉煌的业绩。然而上海在已走过的20年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也曾有过曲折，在邓小平关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指引下，以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上海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构想 邓小平对上海改革开放有着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他的基本构想是：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来振兴上海；通过抓上海的发展，来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邓小平运筹帷幄，提纲挈领地指出上海加快发展的关键是开发浦东。他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成为上海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和先行区，使整个上海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得到调整和改造，使上海能够扩大对外开放度，这就为上海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由此来带动上海的振兴，并把上海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 振兴上海，加快上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的开放开放，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意义，即这不单单是关系上海的问题，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邓小平甚至不无遗憾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段话固然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谦虚恭谨的胸怀，但也点出了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一盘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抓上海的发展，让其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有利于先进技术沿长江由东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有利于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邓小平统筹全局的英明决策。邓小平在明确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同时，还为上海指明了加快发展的具体做法。第一，上海要“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第二，上海要发展金融业。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对上海金融业寄予厚望，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第三，上海要遵守国际惯例。邓小平指出，“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虽然上海起步晚了，但是邓小平却对上海加快发展充满了信心，相信上海完全可以后来居上。他详细分析了上海能够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即：第一，“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样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主力军。上海的改革开放得到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第二，“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建设人才，迄今拥有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近百万人。上海还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使企业的经济效益都较好。这些都是上海加快发展所需的宝贵资源。第三，“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这是上海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人文优势。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同时又走向四面八方，他们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处，经历了兼收并蓄、重炼再铸的过程，使人的反应程度与适应能力随之增加，善于包容和转换各种事物，形成了高度的开放性、敏感性和灵活性，产生了具有鲜明的上海标志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交往准则等，这就使“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第四，90年代是上海发展的一次机遇。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和平与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亚太地区经济又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十多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特区开发已获得经验。因此上海遇到了加快发展的国际国内最好的环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强调，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又着重强调了抓住机遇的问题，他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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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历史在最早的历史著作中已出现。在古代世界，西方与东方的历史学家在立足本民族历史研究的同时，开始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注重不同民族与地 区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则常常以《圣经》中的创世说和不同民族的起源作为他们历史叙述的开端。启蒙运动时期，历史学家的视野更为广阔，一种对“普 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探询在法、英、德等国开始出现，欧洲之外的社会引起专业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然而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 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世界历史的研究传统受到阻碍，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再一次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对本国政 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关注超过了世界，扩张所带来的优越意识使之不能对欧洲之外的历史予以足够的尊重与重视。 因此，只有到了20世纪，确切地说是在一战之后，更具专业性的世界历史才出现。20世纪早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与一些历史哲学家联系在一起的，如斯宾格勒和 汤因比等人。尽管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其理论却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历史哲学有助于阐述范围更大也更为复杂的“文明”这一概 念，从而为全球性的历史分析确立一种恰当的范式；其次，历史哲学家们认识到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在他们的影响下，专业的历史 学家开始将这种理论范式引入到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麦克尼尔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 化传统的接触视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其中技术和工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传播，对于一些地区权力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尼尔的 著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描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图景，对其后世界历史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纵观当今的世界历史研究趋向，有两种理论范式对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通过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制度及文化， 希望找到传统社会向现代变迁的一般模式。从现代化理论的第一部著作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到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理论的构 建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代化理论的重心在于寻求西方发达国家迈向现代社会的内部动力和特殊经验，并认为这种经验同样适 用于对传统国家的分析。这种带有某种种族优越感的意识限制了它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视域。其二是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提出现代 世界历史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理解才有意义。正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力图证明的，不同国家所处的中心、边缘、半边缘地位 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互动成为解释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遗憾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只是狭隘地关注经济和政治关系，却忽视了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 容。两种理论范式对当今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近40年的影响，但它们之间却缺少真正的对话。 对明日世界历史研究的展望，有两种重要的可能性会对现有的世界历史理论作出突破。一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史的新考察，一种是对全球环境与生态史的分析。对于 第一种可能性，近年来倍受注目的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彭慕兰的理论建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世界体系论，如 他认为在所谓的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非沃勒斯坦所说的处在这一体系的外围，而是居于中心地位。中国与欧洲只是在19世纪才走上分 流的道路。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视野因而更为广阔。第二种可能性则聚焦于环境、生态和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及其全球影响。如克罗斯比在他的著作中所说明的，伴随着 人类的远距离迁徙，生态和生物的交流经常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亡。在他的代表作《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中，克罗斯比分析了欧洲 物种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胜利的原因，而这有助于解释欧洲全球霸权的建立。环境与生态史的兴起表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世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前景。 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历史学家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努力，尤其希望在其中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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