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历史在最早的历史著作中已出现。在古代世界，西方与东方的历史学家在立足本民族历史研究的同时，开始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注重不同民族与地 区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则常常以《圣经》中的创世说和不同民族的起源作为他们历史叙述的开端。启蒙运动时期，历史学家的视野更为广阔，一种对“普 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探询在法、英、德等国开始出现，欧洲之外的社会引起专业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然而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 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世界历史的研究传统受到阻碍，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再一次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对本国政 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关注超过了世界，扩张所带来的优越意识使之不能对欧洲之外的历史予以足够的尊重与重视。 因此，只有到了20世纪，确切地说是在一战之后，更具专业性的世界历史才出现。20世纪早期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与一些历史哲学家联系在一起的，如斯宾格勒和 汤因比等人。尽管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其理论却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首先，历史哲学有助于阐述范围更大也更为复杂的“文明”这一概 念，从而为全球性的历史分析确立一种恰当的范式；其次，历史哲学家们认识到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在他们的影响下，专业的历史 学家开始将这种理论范式引入到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麦克尼尔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 化传统的接触视为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其中技术和工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传播，对于一些地区权力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克尼尔的 著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描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图景，对其后世界历史中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纵观当今的世界历史研究趋向，有两种理论范式对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通过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制度及文化， 希望找到传统社会向现代变迁的一般模式。从现代化理论的第一部著作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到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理论的构 建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代化理论的重心在于寻求西方发达国家迈向现代社会的内部动力和特殊经验，并认为这种经验同样适 用于对传统国家的分析。这种带有某种种族优越感的意识限制了它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视域。其二是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者提出现代 世界历史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理解才有意义。正如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力图证明的，不同国家所处的中心、边缘、半边缘地位 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互动成为解释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遗憾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只是狭隘地关注经济和政治关系，却忽视了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内 容。两种理论范式对当今世界历史研究产生了近40年的影响，但它们之间却缺少真正的对话。 对明日世界历史研究的展望，有两种重要的可能性会对现有的世界历史理论作出突破。一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史的新考察，一种是对全球环境与生态史的分析。对于 第一种可能性，近年来倍受注目的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彭慕兰的理论建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世界体系论，如 他认为在所谓的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非沃勒斯坦所说的处在这一体系的外围，而是居于中心地位。中国与欧洲只是在19世纪才走上分 流的道路。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视野因而更为广阔。第二种可能性则聚焦于环境、生态和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及其全球影响。如克罗斯比在他的著作中所说明的，伴随着 人类的远距离迁徙，生态和生物的交流经常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亡。在他的代表作《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中，克罗斯比分析了欧洲 物种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胜利的原因，而这有助于解释欧洲全球霸权的建立。环境与生态史的兴起表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世界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前景。 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需要不同国家历史学家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努力，尤其希望在其中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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