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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书面交流，会议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会议的目的，商谈事项等。原则上是如实记录。着重记录参会人员的对某事项的观点，共同认同点，达成一致事项，分歧点，分歧点的各自强调事项、各自的立足点或者说分歧的出发点在哪儿，原因是什么。会后如何解决分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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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被艺而收录或检索，可以是意思就是说你的论文被采纳了。
你说的是 简表 上的吧，论文出版指在有刊号的正规期刊杂志上发表的，交流论文指通过某组织、协会等组织的论文交流会，经一些专家认可，具有一定价值，被交流会采纳而收录入书（该书一般不显示出版社、不公开发行），通过交流一般会给你交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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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学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有关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及沙门氏菌属感染，以及其他疾病论文共482篇，有代表500余人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中，进行了学会换届改选，选出田庚善为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俊韬、徐肇玥、张峥为副主任委员，并成立了五个学组。郑州会议进一步修订了〈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并报卫生部正式批转全国卫生部门遵照执行。同时以会议的名义向卫生部提出防治病毒性肝炎的合理化建议，其中之一是建议成立中央领导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加强乙肝疫苗研究及生产，诊断试剂的质控等建议。 1984年12月25~30日，学会与国家科委、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在南宁联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包括临床、流行病学、防疫、病毒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及检验等多方面的防治工作者378人出席大会。国家科委及卫生部派人参加会议，大会交流了病毒性肝炎防治研究一年来取得的成果。这次会议特点为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论文报告与专家报告相结合。在肝炎的病理学研究及乙型肝炎的防治研究方面都充分发挥了我国的特点。在肝炎的发病机理、病毒分子生理学及诊断技术的研究方面，已接近同时期世界水平。代表们普遍反映收获很大。南宁会议对《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部分条文进行补充修改，增加了病理诊断分型标准。修改后的防治方案称为南宁方案，广泛地为临床科研工作者所采用，对肝炎防治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四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于1985年12月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国家科委、卫生部及中华医学会联合召开。卫生部陈敏章副部长在会议上致开幕辞，指出这次大会既是一个学术交流会，同时又是一个六五计划肝炎科研攻关总结汇报会，也是一个七五计划防治肝炎科研工作的讨论会。他还提出：要继续提高肝炎防治水平，控制肝炎的发病。要解决检测技术及试剂标准化的有关问题等。会议报告的乙肝血源疫苗的研究，乙肝母婴传播及疫苗阻断的研究等，均达到国际及国内的先进水平。本次会议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是卫生行政领导、科研管理与各方面从事肝炎研究的基础与临床的专家学者相结合，医学会当好参谋助手取得成功的一次学术会议，为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模式取得新的经验。1986年3月我会与卫生部病毒性肝炎专题委员会在河南郑州联合召开了全国非甲非乙型肝炎动物模型学术会议，为卫生部拟订了七五计划攻关课题提出招标方案。1986年9月我会出血热学组在南京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学术会议，并讨论修订了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方案中有关临床部分的章节，报送卫生部。其他学组也都进行了小型的学术活动。 1987年11月我会与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在湖北宜昌市联合召开第五次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共收到稿件1308篇。这次会议对病毒性肝炎治疗无论西医或中西医结合方法均有很大发展，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治疗方法。在大会期间，在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下进行换届改选，经过充分讨论，委员会一致表示对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满意，同意第二届委员会主委及副主委继续连任第三届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并增补王爱霞、曹维霁两名副主任委员。在第二届委员会期间，除成功地开好几次大型学术会议外，还多次举办了各种小型及中型学术交流运动。如1983年在承德市召开了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1985年在苏州召开了第二次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1986年在广州市召开了第三次肝炎药物疗效评价会议。此外，我会对继续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先后曾多次举办有关传染病或病毒性肝炎学习班。如1983年在沈阳，1985年在沈阳，1987年在宜昌，1988年在秦皇岛市举办主治医师以上学习班，介绍了当前重要传染病或肝炎各方面的新进展，将最新信息传达到各省市实际工作中去，及时推广诊断治疗的新方法，扩大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 1989年召开了第六次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1990年中国科协组织由我学会牵头、各学会参加的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病、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经验总结，并且在会议上起草了向中央及卫生部提出防治病毒性肝炎的建议书。这些建议被卫生部采纳，为此我会曾获得中国科协授予的优质建议一等奖。各学组如寄生虫病学组、出血热学组、小儿肝炎及感染学组，老年肝炎及感染学组亦均有多次中小型的学术活动。另外，我会还举办了多次专题学术会议。如1990年召开了第一次先锋美他醇临床应用研讨会，阿糖腺苷临床应用研讨会，干扰素临床应用研讨会等。这些专题研讨会对临床指导用药均取得较好的效果。199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检阅了四年来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取得的进展。包括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及其他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有关研究，代表了国内先进水平。在大会期间同时进行了换届改选，选举汪俊韬为主任委员，王爱霞、崔振宇、邬祥惠、董祥家、许炽熛为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对学组同时进行了调整，组成在京常委工作班子，与总会学术会务部密切配合开展学会日常工作。第四届委员会期间曾先后召开三届中日化学疗法研讨会，中日双方讨论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厌氧菌、脆弱拟杆菌等治疗药物的研究及其机理，呼吸道、泌尿道、肠道、性传播疾病以及小儿感染症抗感染化疗的新进展以及我国对寄生虫病、真菌病抗感染化疗和难治性感染症的诊断及治疗。每届研讨会选题都是临床遇到的难题，临床医师从中可得到宝贵经验及启迪。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总会决定在1992年11月1~5日期间召开中日医学大会。根据总会的要求，我会与日本感染症学会举办中日感染症学术会议，交流一天半时间。对病毒性肝炎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时还会同检验学会等一起与日本肝炎专家进行研讨，对两国在感染性疾病、肝炎研究等方面的当代水平进行了广泛交流。 全国第七次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于1993年在南京召开，反映了我国肝炎研究的现状及所取得的新进展。 1994年9月16~18日在我国黄山召开了世界华人肝病学术研讨会。此会以中华医学会肝病学会为主，我会为辅，共同组成筹备组进行工作。虽然我会为配角，但为保证这次涉外会议的圆满成功，我会在京常委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入筹备组工作，使这次会议进展顺利。两个学会不分彼此，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携手努力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4年10月我会出血热学组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流行性出血热学术会议。在会议正式召开的一年前，学组在北京曾召开工作会议，论证各地专家研究课题26项，从而使会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这种事先召开准备会议的做法，是一次新的成功尝试。会议对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原分子生物、发病机理、疫苗、流行病学研究以及诊断治疗均有很多新成果。 1994年老年感染性疾病、肝病学组在厦门召开了第五次老年感染性疾病肝病学术会议。第四届委员会期间在广州召开了单磷酸阿糖腺苷专题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对此药品深入研究。1995年5月4~6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同时进行换届改选。会议交流了从第四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以来，国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研究的进展，大会以专题报告、论文交流和讨论，以及专家答疑形式进行交流。根据近年来病毒性肝炎的研究进展，对《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进行较大的修改。会上改选新一届学会委员会，聘请汪俊韬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选举王爱霞教授为主任委员，斯崇文为第一副主任委员，邬祥惠、许炽熛和皇甫玉珊为副主任委员。 1999年6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同时进行换届选举。会议交流了从第五次会议以来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的主要进展。会上改选新一届学会委员，聘请皇甫玉珊教授、邬祥惠教授、徐炽标教授为顾问，选举斯崇文教授为主任委员，王爱霞教授，徐道振教授、翁心华教授为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与肝病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十次病毒性肝炎和肝病学术会议于2001年在陕西西安市成功举办。参加代表1400余人，为本会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会议。同时，对于《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进行了修订。由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举办的全国第七次感染病学术会议于2001年11月24-26日在上海市举行。由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小儿肝病学组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小儿肝病学术会议于2000年在广西南宁市成功举行。2001年小儿肝病学组在温州召开阻断乙肝病毒母婴传播学术会议，肾综合症出血热学组在长沙召开了全国肾综合症出血热学术会议，2001年10月与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在大连市联合召开了新的和严重的传染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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