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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内容指的是人所感知与表述的知识信息，文献的形式指的是各种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静态的文献指称记录知识信息的文本，动态的文献呈现知识信息的运动轨迹。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名称，要为社会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也是学科名称，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作为专业，古典文献学需要向文化传承创新方向大力拓展。作为学科，古典文献学需要完善其知识体系。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可以从文献的制作与存佚、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文献的比较与鉴别等几个方面展开。
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部分。文献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古代、近现代范围。
回答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 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更多2条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4车是第4节车厢，14f是车厢内座位号，14是第十四排，f找下这一排对应的位置坐下就好，都有标注提示的
回答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 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更多2条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百度索取别人论文!余姚人草此
很多人说，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古雅的学问，跟现实生活距离甚远，学起来比较枯燥，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从社会需求这个角度来讲，这方面人才的需求量确实有限，而且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而增加。同时她又较难学：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又需要广泛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甚至需要学贯中西、汇通文理。有很多饱读诗书的大学者，在校勘古籍的时候仍然难免出错。鉴于古典文献学的这些特点，建议考生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盲目报考。古典文献学要培养的是有扎实的文献学基础，能够进行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到高校、出版社或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或研究工作，也可从事其他与语言文字处理有关的工作。由于学生一般都有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所以适应性很强，就业路径也比较宽。最近，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人文学科包括古典文献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新的研究思路的大量进入，改进或者代替了一些旧有的研究思路。同时，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国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之后，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