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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论论文3000字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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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论论文3000字旅游业

《旅游学概论》是初学者初步接触旅游的一个比用教材,通过他可以对旅游学有个初步宏观的了解,学科体系架构,发展历史,现在旅游学存在的问题……你们的作业主要是结合自己对旅游的理解和感悟去写,不必拘泥于这本教材,这样才能跳出课本,升华一下……不过这个3000字嘛倒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了……希望对你论文有所帮助……旅游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旅游概论论文3000字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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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概论论文3000字

第三章 我们应该做的 (1)支持社区积极参与符合国家目标和优先项目的旅游政策和计划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工作,并组织社区的宣传活动,使人们意识到从旅游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 (2)通过旅游活动,为人们提供广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可能的情况下,可在边远地区开发旅游活动和旅游目的地,增加农村的收入。 (3)旅游发展规划要确保旅游目的地的遗产及其完整性,尊重社会和文化规范,特别是要尊重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旅游业可能损害当地社区和社会价值的情况下,控制旅游业的发展速度。 (4)与旅游从业人员合作,鼓励他们为旅游目的地树立正确的形象而进行有效的促销,通过教育、信息和交流等方式,使游客意识到当地社会的文化及其对游客的态度。 (5)承认人力资源开发在旅游业中的作用,制定有利于吸收当地劳动力资源的长期计划,采取适当措施为妇女和青年广泛而又积极地就业提供机会。 (6)通过政府、私营机构和有关方面的联络和沟通,促进并加强国际协调和监督,以便宣传旅游的积极影响并消除旅游的消极影响。 (7)进一步调动当地和国际上的力量,消除和控制与旅游业有关的弊病和对人的剥削,特别是对妇女、儿童和其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剥削。 (8)鼓励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颁布法律,加强执法,通过协议采取行动,不让犯罪分子有藏身之地,以铲除旅游过程中不利的社会影响。 (9)认识在“二十一世纪议程”中旅游业的重要性,因为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途径,像其它产业一样,旅游业也会消耗资源,产生“垃圾”,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会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其中对生物的多样性和脆弱性的生态体系(例如珊瑚礁、考古遗址、高山、海滨和温地)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各国都应当遵守生态旅游的准则。 (10)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以便制定并最终通过一个“全球旅游业的职业道德准则”。 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但与此同时旅游业产生的种种弊端对社会产生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旅游业所带来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弊端的治理。 参考文献 [1]谢彦君﹑陈才﹑谢中田﹑《旅游学概论》、2003、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86﹑187页 [2]郑本法﹑《旅游产业的十大功能》一文(见《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经济》1988年第3期)

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为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同时,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糟粕也会随着外来旅游者悄然而至,对旅游接待地的社会意识予以腐蚀。如: 表现在价值观念上,当地居民已有人开始以羡慕的眼光观察着外来游人的生活方式,并开始疑虑自身的人生价值;表现在道德观念上,当地有些居民通过观察外来游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怀疑传统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是非标准;有的在外来文化面前自惭形秽;有的热衷于模仿西方旅游者的气魄和服饰,但却因其条件所限难免显露出东施效颦的滑稽。 6 污染自然环境,败坏社会风气 旅游产业的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旅游交通的频繁和飞机、汽车、游艇等交通工具废气排放量的增加,使旅游接待地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和水质污染加剧;各种旅游设施的过度兴建,不仅有“三废”污染的问题,而且破坏了原有自然景观的布局;旅游者对名胜古迹的触摸攀爬和乱刻乱画,使名胜古迹的原始风貌及其存在寿命受到严重威胁;旅游者摩育接踵而至,大大地增加了接待地的垃圾处理量,加上一些旅游者随意丢弃废物的不良行为,致使当地垃圾成堆,蚊蝇成群,昔日那和谐宁静、美丽舒适的自然环境已荡然无存;特别是外来旅游者不适当地狩猎、采集、露营、野炊以及为了寻求刺激而对旅游资源的施暴行为,接待地居民急功近利,不顾后果地开山辟路、大兴土木,都可能导致物种灭绝,山火四起,气候恶化,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如果说旅游产业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可限期得到治理,那么旅游产业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却是难以好转的。受外来游人的影响,接待地的社会病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且有日趋蔓延之势。有的人以“个性解放”为名,行酗酒、卖淫、吸毒、迷信之实。又有人在金钱的诱惑和纵欲意识的驱使下,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 第二章 旅游产业的社会治理 旅游产业对经济社会,既有积极功能,又有消极弊病。无论是积极功能,还是消极弊病,都是有一定条件的。一般地说,旅游产业的功能是主要的、现实的,而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是次要的、潜在的。因此,应当在澄清认识的基础上,发挥和扩大旅游产业的社会功能,抵制和清除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使旅游产业沿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而不应因噎废食。鉴于这种认识,许多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都对旅游产业社会弊病的治理想对策,提措施。 1 加强旅游规划,防止过度发展 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因旅游产业的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社会问题。 2 进行舆论引导,提高承载能力 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能力;使其充分认识发展旅游产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产业尽心尽力。 3 生产健康产品,丰富游览内容 1997年中国旅游工作的主题就是,大力加强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办好'97中国旅游年。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应向游客提供满足人类正当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旅游活动的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而力争实现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的持续发展,将旅游行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则是1999年中国旅游工作的思路和奋斗目标之一。 4 健全管理体制,重视宣传教育 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行治理和控制。特别是要健全和完善全国性、系统性与旅游产业相关的管理条例和政策法规,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治理和控制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规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尤其要重视宣传教育,强化对旅游产业社会弊病的软控制。既要对外来旅游者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的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以便提高其思想认识,增强其思想上的免疫力。自1980年以来,世界旅游组织(WTO)每年为世界旅游日确定一个主题。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对旅游产业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对旅游产业社会弊病的治理。这些主题分别是: 1980年,旅游为保存文化遗产,为和平及相互了解作贡献。 1981年,旅游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 1982年,旅游的骄傲:做文明的客人,文明的主人。 1983年,旅游和度假是所有人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 1984年,旅游为国际谅解、和平与合作服务。 1985年,开展青年旅游,文化和历史遗产为和平与友谊服务。 1986年,旅游:世界和平的促进力量。 1987年,旅游促进发展。 1988年,旅游:从中获取教益。 1989年,自由旅行,促成世界一家。 1990年,旅游,未获认知的产业,有待开发的服务。 1991年,通讯、信息和教育:旅游发展的动力。 1992年,旅游是促进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增进各国人民了解的途径。 1993年,争取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持的永久和谐。 1994年,高质量的员工,高质量的服务,高质量的旅游。 从1992年之后,中国旅游业每年确定一个宣传主题,作为从全局上树立中国旅游形象的一个重要措施。从中也可看出中国为了弘扬旅游产业的社会功能和治理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做出的努力。中国旅游业的宣传主题分别是: 1992年,中国旅游观光年。 1993年,中国山水风光游。 1994年,中国文化古迹游。 1995年,中国民众风情游。 1996年,中国度假休闲游。 1997年,中国旅游年。 1998年,中国华夏城乡游。 1999年,中国生态环境游。 2000年,中国神州世纪游。 2001年,中国体育健身游。 2002年,中国民间艺术游。 2003年,中国烹饪王国游。 2004年,中国百姓生活游。 2005年,中国旅游年。 2006年,中国乡村游。 2007年,中国和谐城乡游。 中国旅游业不仅每年确定一个宣传主题,而且还确定相应的宣传口号。从这些宣传口号里,更可看出中国在弘扬旅游产业社会功能、治理旅游产业社会弊病方面所下的决心。如: 1998年华夏城乡游的口号是:现代城乡,多彩生活。 1999年生态环境游的口号是:反璞归真,怡然自得。 2000年神州世纪游的口号是:文明古国,世纪风采。 1997年5月22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通过了世界旅游领导人会议《关于旅游业社会影响的马尼拉宣言》。因该宣言是专就旅游业的社会影响发表的,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权威性的,故全文录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来自世界77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私营团体的代表聚集一堂,出席世界旅游组织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举办的“关于旅游业社会影响的世界领导人会议”;我们认真讨论了旅游业的社会影响,研究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影响,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负面效应;我们相信旅游业将继续不断地为各国和社区带来社会、经济利益,且旅游业并不是造成社会问题或与之相关问题的唯一原因;我们决心消除产生于旅游业或其相关活动的社会弊病。

三、当前发展国内旅游业的对策 由于我国国内旅游业起步基础差,水平低,远远不能适应人们的旅游消费需求,我们必须探讨一下制约我国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旅游业与国际旅游业的地位摆不正。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急需外汇,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先发展国际旅游业的方针,因而一提到旅游,人们就会想到接待海外游者。全国各地把大量的财力物力放在国际旅游上,一方面是热点人满为患,一方面是温冷点的高档设施的闲置浪费,造成“高级宾馆无人住,国内游客无处住”。国内旅游业长期从属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国内旅游市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国内旅游者需求的设施建设,缺乏计划和实际指导,统计资料不全,国内旅游业除了旅游收入和人数的统计,其他方面还是空白。对国内旅游业的理论研究,也处于相当薄弱的地位。 2、对国内旅游业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如自费和公费的纠缠不休,一提起国内旅游业,人们就会敏感地想到“自费”、“公费”问题,“不许到风景区开会”,“不许公款旅游”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如何正确认识自费公费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 3、旅游法规不健全,经营秩序混乱,旅游者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国内旅游者“花钱买罪受”,被宰,屡见不鲜。由于旅游资源的稀缺和不可再生性,容易导致垄断价格,有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自行定价,巧立名目,价格多变。如报纸上披露的庐山、华山垄断旅游景点,旅游者拍照要收费。广西桂林“野马”宰客十分厉害。有的甚至规定只准本地车辆上山接送客,外地车辆严禁上山(如山西五台山)。价格变化多端,乱涨价严重,存在着“质次价高,质价不符”的现象。 4、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和服务设施跟不上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步伐。 (1)交通瓶颈的制约:旅游业依赖交通的发展,交通又经常合理地牵制着旅游业的发展。我国交通超负荷运载:从火车看,一般超员50%-80%,全国每天约有80万人站着乘车。长江和沿海航行的客轮经常超员30%,有时甚至高达50-80%,我国航空运输更是爆满,一般人购票都要靠关系。我国公路通车里程有沥青和水泥路面的仅占23%。因此,发展我国国内旅游业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交通问题。 (2)旅游景点缺乏规划:我国有着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但是旅游项目开发缺乏创新性,桂林市1992年同时出现10家民俗旅游点便属此类。旅游景点处都是楼堂庙宇,游乐园之类,粗制滥造仿古景点,致使人文景观同自然景观不能融合在一起。 (3)其它问题:有关国内旅游的饮食业、饭店比重太小,我国饭店建设片面追求高档,以致形成“高中低”倒金字塔型。经营国内旅游的旅行社发展速度过慢;针对国内旅游市场的旅游人才匮乏,教育落后。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的国内旅游业真正向效益质量型过渡,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1、进一步认识国内旅游业的地位,树立“大旅游”观念。 国内旅游业是整个旅游业的基础,我国发展国际旅游业必须以国内旅游业为基础。旅游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内旅游业的特点,从食宿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加以统筹规划,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步伐,满足国内旅游市场的需求。 2、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旅游市场的宏观调控。 由于国内旅游业涉及到交通、饮食、娱乐、园林、商业、文化等部门,如果没有“一盘棋”的观念,就会使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为了使这些部门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地为国内旅游业服务,国家必须加强宏观管理和协调。 (1)经济上要充分利用价格杠杆,制定优质优价,特质特价,大众低价,竞争保护价的内容。一是调节淡旺季差价;二是对温冷线实行中档价格,对旅游服务配套优越的城市实行高档价;三是对于特殊吸引力,特种旅游项目及线路,有限的客源容量的资源,一律实行垄断价格。 (2)利用法律手段,打击不法经营,维护旅游者的正当权益。旅游主管部门要在法律指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出旅游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细则及配套措施,并不折不扣地贯彻。利用国家颁布的法规如《旅游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加强对国内旅游业的管理,改善国内旅游业的经营秩序,使国内旅游业健康发展。 (3)利用行政手段,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指导国内旅游业协调适度发展。在产业布局上,热点要优先发展国际旅游业,适当兼顾国内旅游业;冷点要集中力量发展国内旅游业;温点努力促进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花一定力量抓好国内旅游业。引导投资的正确投向,使旅游设施高中档比例协调,物质设施和精神设施比例要适中。 3、正确认识公费旅游,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1)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旅游,如参加订货会,展销会,采购生产资料过程中的旅游以及对客户的旅游服务,符合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应属于计入成本旅游。 (2)职工干部的奖励旅游,疗养旅游,工会和党团组织为了丰富职工生活组织的观光旅游,这是合理的,应当提倡。富裕起来的农民利用集体公积金组织旅游活动,开拓农民眼界,增长见识,这都属于福利型旅游。 4、加强国内旅游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服务条件。 (1)加强交通投资,解决瓶颈制约:多方筹集资金,吸引地方,部门、企业合资办交通;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基础设施,加强运输方式的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把旅游交通与一般性交通区别开,让旅游交通独立经营。 (2)制定旅游景点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开发步骤和实施方案;做好旅游市场的信息预测,宣传广告及可行性研究的分析工作,以克服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的盲目性。 (3)针对国内旅游市场的旅游产品要多样化,富于地方特色和纪念意义,吸引不同的旅游者。加快二三类旅行社的发展速度。 (4)加强对国内旅游业的理论研究,统一国内旅游业的有关的统计口径,加强预测工作。 参考书目: 《旅游经济》1984-1992年合订本,1994年第1期。 《消费经济》1988-1993合订本。 《现代旅游市场经营学》于学谦著,旅游教育出版社。 《旅游方针政策与法规》,中国旅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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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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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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