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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html/zhexueqita
人是有文化的动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文化”的定义是什么？就众说纷纭了，有的说：“文化是复杂的现象，包括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创造人类社会的能力和习惯”。也有人简括地说：“文化是人类由生活经验所获得的智慧”。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在地面上表现出来的现象，人类的文化活动千头万绪，五花八门，而其在地面上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错综复杂，头绪纷乱了。简单地说起来，人类的文化活动，大致可分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物质文明、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以上的各种文化活动，性质不同，演进的方式也不一样。语言文字的传播和学习，并不十分困难，欧洲不少国家的人民，会说几种话，也会用二、三种文字，宗教信仰，也可更改变换，物质文明的衣食住行，更是日新月异。其中最不易改变的，要算是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了，这也是地球表面上最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也是人文地理学上最应着力的研究课题。世界可分为十一个文化区。 人文地理学的范围，十分广泛，凡是人类文化活动，表现在地面上的现象，都是它的研究题目，为了方便起见，人文地理学也可依照人类文化活动的分类，加以论述。本章的内容，先叙述人种的类别，次及语言的种类和分布，然后论宗教的派别和传播，最后讲到人类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都以人类的本身为对象。 人类的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在时间上最早不过七八千年，这几千年只占人类史的百分之一而已。人类文化的发展，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面讲，可有以下三种共识。第一，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学到许多经验，逐渐积累而流传下来的。换句话说，有史时代的许多文化，都渊源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活动，举例来说，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可是我们知道中国史前时代，就有许多不同的民族，散居各地，如北京人、蓝田人，他们的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中国有史时代的文化，与史前人类活动是分不开的。第二，各种人类的文化，因为环境的变迁，时代的更换，进退不一。史前有许多强盛的民族，早已灭亡，人类史上，也就没有独霸一方的民族。人文学家公认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根本是相同的，如果有理想的环境，任何民族都可逐步推进，创造高尚的文化。第三，人类有共同进取的合作力量，可是也有互相残杀的卑劣天性。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一切生物，除了蚂蚁和老鼠以外，都没有自相残杀的现象，而人类却残酷成性，个人之间杀戮不够，还会结合亲族，进行械斗，甚至国族之间，建立攻守同盟，造成大规模的战争。人类文化应该是相互提携，合作进展，为何会互相残杀呢？有位学者曾加以分析：人类是柔弱动物，从小要父母保护，成年后也无自卫力量，体力不够，指甲不硬，牙齿又受口小的限制，不会爬树，也不会飞，可是从经验中，他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成群结队，才有生存希望，人类对家族、乡团、国家有热烈的忠心，就是这个原因。可是集团防卫，还不保险，更要利用脑力，制造武器，因此养成残酷杀戮的本领，有了杀人的武器，个人可以放胆劫杀，集团可以横行天下。人类历史的演进，体力越来越弱，而杀人武器却愈来愈凶，人弱器利，互为因果。更加上种族、语言、宗教的分歧，以及民族主义和交通的发展，使人类的战争，越来越残酷。不过有识之士和开明的人都相信，人类要和平共处，互相合作，才有光明的前途。 人们对人类来源的真正答案，只是100多年的事。因为化石提供了事实根据，化石是古代生物遗留下来的部分遗体或活动的痕迹。找到人类骨骼化石和石器，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用具的发展水平。由化石发现的地点，可以知道古人类的地理分布及其所处的地质时代和生活环境。在各种化石中，头骨化石是最重要的。一般动物的面颅比脑颅大得多；人类则相反，脑颅要比面颅大得多。原始人和现代人比较，差别可以说主要就集中在头骨上。如原始人的头盖骨比现代人厚得多。正因为研究人类的头骨化石最能了解古人类的形态特点和体质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学工作者，对于寻找完整的人头骨化石特别重视。完整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就。100多年以前，科学家已经注意到用人类化石为证据，来探讨人类进化的历史。 第四纪时代出现了人类的祖先。最初亚非大陆温暖湿润，古猿在这种环境中演变成能制造工具和进行劳动的人类。劳动使肢骨发达，双手更能创造万物，口腔发展了语言，也就推动了脑的发达。人类始祖直立猿人的出现，与别的哺乳动物尚用四肢爬行不能用手更无语言迥然不同，而变成支配世界的主人翁。 按人类的体质和其文化发展的顺序，可分为“猿人”、“古人”和“新人”阶段。近数十年来，世界上屡屡发现人类化石，使人类科学家从而了解人类体质特征和文化发展。可是仍有不少疑问，如猿人变古人的过程如何？古人变成新人的过程又如何？目前的发现尚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作完满的解说，这需要更多发现的事实继续补充。 世界上常发现的人类化石，几乎都是“古人”或是“新人”（也称“真人”），其中最著名并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1865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得特尔人属于“古人”，1868年在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尼翁人属于“新人”。因此一般人就认为人类的祖先只有十几万年的历史，直到1929年，中国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从而使人们相信人类的祖先40万年以前就有了。 地球的地壳，无时不在变动。从山地侵蚀下来的泥土和砂砾，最后沉积到大洋湖海里，形成深厚广大的岩层。大海上升为陆地，高山侵蚀成平原，大地上有生命的动植物，随时可被埋没在沉积层中，经过若干万年，变成化石。地质学家，根据这些动植物的遗骸，可以辨认地球各区域各时代生物演变的情形。 地质时代，可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5个时期。太古代所知的地质史实最少，不象有生命存在。到古生代开始，才发现有生物遗迹，不过完全是下等动物和初级植物。下等动物最多的是三叶虫，珊瑚、海绵、水母也不少。中生代是爬虫最主要的时期，体形高大，且有铠甲作为保护。新生代是近代地质史上生物进化的重要时期；大爬虫已一去不返，留下来的只有鳄鱼、龟、蛇和蜥蜴等，此时是哺乳类大为活跃的时代。 第四纪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内的地球史上，出现了直立猿人。因此有人称第四纪为“灵生代”，因为这是人类的时代。同时第四纪也大大改变了自然环境，尤其明显地改变了动植物界。其次，第四纪有强大的冰川作用，并在地球表面，留下了很多痕迹。冰川的进退也影响了动植物的分布。 地面上突然冰期来临，靠采取果实生活的猿人，在冰天雪地中无处觅食，常为饥饿所迫，不得不剥兽皮，以作衣服；寻觅洞穴，找栖息之地；钻木取火，可煮食也可驱逐野兽。人类经过数度冰期的淘汰，智力益见进步。 远古人类的文化遗物，主要是一些自制的工具，这些工具基本上是石制的。古老时期的原始人类没有生产经验，所以石制工具简单而粗陋。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制作工具的技能不断改进，所以说劳动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石器又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大都是猎人和采集者。他们使用的工具多是河床圆砾，初用打制法，后用磨制法。到了冰期终结时，就开始了新石器时代。这时期完全用磨制的方法来制造石器，多凿有孔眼及环形的石器，种类繁多，有大斧、石刀、石凿等。这时期的陶器已很发达，农业工具也已开始，并有了原始的畜牧业。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大约公元前4000～1000年，人类进入金属文化。先是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2000年就进入铁器时代，已开始用铁作犁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是交替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古代的人类，究竟发源于何处？这是争议多年的问题。有的说是起源于亚洲中部，象著名的考古学家安德鲁斯（RCAndrews）和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 Taglei），就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中部，然后移向各洲。其理由是，中亚是人类牧养的家畜，如骆驼、犬、牛、羊、马等的起源地。既然适于高等动物的生存，依动植物为生的人类，也必发源于此。同时，中亚位置为各大洲之中，地势也最高。世界其他各洲平均海拔高度均在700米以下，独亚洲大陆海拔平均在1000米以上，居高临下，可与各洲相连。故谓人类起源于中亚，分散在各洲，其势最顺，其理至当。可是也有人认为人类的起源应在副热带潮湿之区，对农业起源研究卓著的索尔教授（Carl Sauer）就认为东南亚沿海地区，可能是人类最先发迹的地方。象泰国的考古发现及最近中国杭州湾河姆渡遗迹的发现可以佐证。这类讨论，尚需更多的地下发现，才能有完满的解释。 我们所了解的原始祖先，人数不多，疏落分散在一片土地上，以后人口增加，就向四周迁移发展。就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地球表面有许多海峡，阻断大陆间的交通。可是假如海平面降低90米，许多海峡就可变成陆桥，便利人类的交往。最著名的陆桥，包括沟通北美和亚洲的白令海峡，沟通英国和欧洲的多佛海峡，沟通亚洲和欧洲的达达尼尔海峡和沟通马来西亚与苏门答腊的马六甲海峡。其他的还有沟通欧洲和非洲的西西里海峡，沟通朝鲜和日本的对马海峡，沟通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巽他海峡，沟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托雷斯海峡以及沟通南部澳洲和塔斯马尼亚的巴斯海峡。假如在第四纪，此类海峡在冰期后退，海平面降低而成为陆桥，使陆地相连，则有利于人类祖先的四方迁移。这是无可置疑的。 人类祖先经过陆桥向各方移动而扩大了分布范围。由于地面上各处自然环境不同，在温度、雨量、阳光等的差异，又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体型的发展，就分化出来了现在世界上各色各样的人种。如黑色素有吸收紫外线的功能，可以保护皮下的血管、神经和肌肉免受紫外线的直接侵袭。长期居住在非洲赤道的人种变成黑种人，他们头发鬈曲、覆盖头部，是有隔热作用。而长期居住在高纬寒冷地区的人群，鼻子高而狭窄，使冷空气较慢进入气管和肺部。他们的体型比热带居民要粗壮，肤色也较热带的人为浅白。古代人类，交通不易，受到自然环境的束缚，各个人群长期生活在各个隔离的地理区域内，在体质上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适应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代代遗传，以致人类在地面上分衍成各种有明显体质差异的种族从百度上找到的，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不管怎么说希望对你有帮助！
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html/zhexueqita
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绝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 /html/zhexueqita
阿拉伯往于三洲间东胡椒、肉桂等调味品珠宝 、丝绸等奢侈品运往西欧；罗盘针、造纸术、火药、火器印度糖、稻米、棉花等作物传欧洲同古代印度创造十数字符号传欧洲称阿拉伯数字给带阿拉伯文医知识及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同文明间搭起文化交流桥梁促进些区文化经济发展同阿拉伯者世界文化发展作重贡献 翻译保存许希腊著作古代文化光辉重新展现西欧眼前创立完整代数医面拉齐斯《医集》依本西拿《医典》译拉丁文欧洲医界期奉权威著作
解决“三农”问题的人口学思考一、“三农”问题的本质温铁军教授于1995年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在1996年发表的《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产业的问题、农村是聚落的问题、农民是“人”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成因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问题。二、人口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人口与“三农”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站在人口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曾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以此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并存现象。学者于学军指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解决起来规模大；再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一）综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在哪里？把社会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解决的措施有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及国家财政政策对农村的倾斜等。樊纲教授综合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以及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显然，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则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1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二）几点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严格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1．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说到底，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如此下去，农村人口将继续增加，将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绝不能放松的。但中国的人口减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此之前只能是暂时缓解，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人口总量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学者李建新就坚决反对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3～5亿。其反对的理由：一是对于我国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及对生育率准确性的质疑；二是一般学者往往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数量问题。“分母效应”隐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李建新为此主张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强调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最佳结合。2．人口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要解决前文提到的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增加土地，要么减少人口。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减少耕地上的农民数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及“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等主张。这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学者于学军提出主要的途径应该是就地城镇化，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商业，它必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相适应。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时不能大量涌向物质生产部门，要坚持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下表为1996-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的基本变化情况。很显然，这10年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在稳步提高，已进入中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了30%）。这同时也是一个加速阶段，未来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同时也多次表示：城市化未必能解决“三农”问题。他指出，没有发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印度。那里的所谓城市化基本上是靠大型贫民窟实现的。就算是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不能解决其“三农”问题。在日本，95%以上的人口都已经城市化了。但是日本农村不是在衰败吗？可见，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三）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农村人口结构问题重要环节在人口老龄化、农村趋向城市化的今天，处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农民，迫切需要一个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来保障其老有所养。土地是农民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是保障之本。没有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城市化就是空谈。中国老年人口有近60%分布在农村。我国政府立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着手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土地保障和家庭赡养功能。《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发挥土地养老的保障作用，保护包括广大老年人在内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倡签订“家庭赡养协议”，规范赡养内容和标准，由村（居）民委员会或有关组织监督协议的履行，以保证老年人享受赡养扶助的权利。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家庭赡养协议”签订工作，到2005年底，已签订“家庭赡养协议”1300多万份。此外，中国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保障制度，把农村特殊老年群体优先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白皮书还指出，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当年支付养老保险金3亿元人民币。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政府缺位和农民缺钱交不起保费这两个主要问题的存在，使得处于试点中的不具备社会性的农村养老保险曾经出现了停顿中止的现象。为了减少一般财政税收的压力，关于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还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渠道进行特殊筹资：在全国范围开卖计划生育彩票以及推行小额柜台式机器自动付款博采（可参照美国的方式），并将除福利彩票以外的所有其他现有彩票收入全部归入中央计划生育奖励基金。四、结论总的来说，上文提到的几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将人口控制、农村社会保障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措施。从在人口学的视角，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严格贯彻这项综合措施能够加速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加速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提高，由此加速促进城乡平等的进程等等。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学者开出的药方往往很简单，实际上照搬过来并不能用。在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一定要纳入总体发展的框架中,特别是要与制度创新、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的发展联系起来。合理的制度设置将使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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