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哲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回溯西方文明史，法制的实践未尝停缀中断，始终绵延向前。近代社会变迁可谓天翻地覆，但其中法制纹路却是衣钵相传、一脉相承、经络相沿。法制在西方呈二元结构面相：观念层面上是为人们的一种恒久追求，制度层面上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规则。无论是成文法与习惯法，法典法与判例法，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有着这样的基本社会功能。但从表现形式来看，制度是现实的，而观念是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隔阻和疏离似乎永难彻底克服。于是人们对于法律的追问，绝难有终了之时。在中国历史传统上，这个问题仿佛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什么追问和探究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立场的人们法律观念上也许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但基本上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冲突和对立。，对于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法律是“帝王之具”、“驭民之器”，法律无一例外的为当权者的命令。法律就是法律，虽然也有过“非法之法”[1]的质问和诘难，但终为主流的强势话语所淹没。“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2]，法律在根本上似乎从未与什么美好的事情关联。“刑起于兵”，源于战乱：“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若乎中人之伦则刑礼兼。”[3]在这里，法只是用来对付小人的。这样，法律与小人一样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低下，以至东坡大学士赋诗曰：“读书万卷不读律。”即使救治罪恶，法律也仅仅是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向以道德文章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律学”而无“法学”是很合理的。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法律避之犹恐不及，又何谈信仰之有？与此迥然相异的是，在西方国家中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相对应。自然法属于较高的法（HigherLaw），渊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思想家在人性基础上探讨人的行为原则时，提出了较高法的概念。它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哲学基础。理念论将世界划分为理念和现实两部分，现实是理念的反映，现实必须符合理念。这种二元论是自然法思想的深刻根源。有了自然法或者较高的法的观念，人们就可以据此批判现实的社会制度。自然法思想的这种潜在的革命意义，终将发生新的法律秩序并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法治的理想。在中国，“礼”作为封建社会法律的主要成份，有四个特征：第一、礼是等级性的行为准则，按照个人的相对社会地位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礼的等级性取决于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礼是与特定社会情势和各种地位相联系的习惯性行为形式，而且礼是特定的、具体的行为标准，而不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第三、礼不是实在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能算是规则。没有任何人制定礼，礼是活的社会秩序；第四、礼是非公开的，属于不成文法，因此，它不是国家体制的产物。这些都说明当时国家与社会混同还不存在严格的区分。后来出现了与“礼”相对应的法，这种法是制定的规则，具有实证性；是由政府颁制、有着公共性；它是保障主权者对所有臣民实行统治的工具，具有普遍性；而且，中国传统的社会不存在专门的法院，法律缺乏自治性[4].一般认为，“以礼入法”，虽亦有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长足之处，但也造成重人治、轻法治、藐视个体主体权利的存在这样的后果。从中国法律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层面的缺失。古人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5]圣哲先贤们在此划定此岸，排拒了彼岸，跨越宇宙本源，而迈进经验世界。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对终极的关怀，看到的只是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所谓的“实用理论”，这种理论热衷于伦理反思，拒绝信仰。而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之时，却被中国传统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为“法律”，而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却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法律”。中国法文化湮没在实用理性的定势思维之中，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而在西方却是另一种景象。终极关怀是西方文明思想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终古不释。对于宇宙本源的不懈思考，孕育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和理想热忱。法学家们基于“形而上”的思想去考察和建构法律。自然法成为实在法之上的“法上法”，是现实法律彼岸的理想，法律制定的过程成了人们探索自然规则。逼近理性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诚如博登海默所言：“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法律大厦的基石。”[6]注释：[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2]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3]荀况：《申鉴·政体》。 [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论中国的死刑废除〔摘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死刑的废除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既然如此，中国就应该顺应这种历史的潮流，那么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词〕中国刑罚死刑废除从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刑罚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的极不人道的刑罚如死刑、杖刑、笞刑已经逐渐被近现代西方的刑罚体系所代替。古代那些如凌迟、枭首、车裂等死刑也被一些能尽量减少人痛苦的死刑如枪决、针刑、毒气所代替，尽量减轻死刑犯的痛苦，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可是现在死刑不但失去了其在刑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现在尊重人权的呼声越来越烈，而生命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国家都相继废除了死刑。生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旦失去，生命便不会重来一次，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应该废除死刑。早在清末时期，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就提出了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观点，沈家本从传统的“王道仁政”出发坚定地认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并且强调“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可见废除死刑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下文我将浅谈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加入世界市场，并且中国国际化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从2005年10月4日到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上废除了死刑。具体情况如下：对所有罪行都废除死刑的国家有68个，普通罪行废除死刑的国家有11个，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有24个，所以，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死刑的国家总计有121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仅有75个。而且最近几十年情况显示，平均每年有三个国家在法律或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在整个世界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因此，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更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就应该与世界接轨，废除死刑。其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从西汉就根植到了人的脑海中，或许现在这种观念对人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成为中国废除死刑的一个障碍。很多时间若是问大家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对杀人的人怎么办，大家肯定会说应该给他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比如，甲要强奸乙，乙在甲未得逞之继而因为防卫过当将甲致死，这时候大家可能并不认为乙应该被处死，反而会因为乙的勇敢而称赞乙。再比如，一个男人回家后看到妻子正和第三者通奸，然后火气大发，用菜刀将妻子和第三者砍死。此时，如果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此男人必将会被处死，可大家可能大多数都会有一些同情该男人，认为他不应该被处死，任何男人遇到了这种情况都会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可见，“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条件的限制的，人们真想让杀人者死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极度危害社会的罪犯。但是这种罪犯在社会上不是多数，为何不废除死刑呢？再次，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研究表明人在犯罪后被判为死刑对社会的威慑力并不比终身监禁的威慑力大，而且如果被判处死刑，犯罪率依然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威慑力。因为一个人若是明确知道了自己何年何月何日死，刚开始可能会恐惧，但是随着他意识上的逐渐接受，到真正执行死刑时却不是太害怕了，可见死刑的威慑力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明显缩短的趋势。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整日活在对自己死期的猜测之中，这时的威慑力才是更大的。西方废除死刑的国家对重刑判罪时一判就会判个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也借鉴这种刑罚，当人犯也被判几百年后，即使该罪犯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那么他还是无法走出牢狱，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无从谈起。第四，当谈到一个人被判为死刑时，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是不是该犯人杀了人。其实并不是仅仅杀了人才会被判为死刑的，一些经济犯虽然并没有犯杀人罪但是却也会判为死刑的。经济上的犯罪无非是官僚贪污了，企业逃税了，盗骗了国家财产了，他们之所以会在经济上犯罪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一时出了差错或者是受到了他人的教唆，如果立即执行死刑，便等于夺取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们是完全有可能在经过改造后重新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可是一旦生命权都没有了，还何谈改过自新呢？还何谈更好的建设祖国呢？从矫正论的角度看，是否所有的死刑犯都不能够改造呢？死刑剥夺了刑罚积极的、改造的价值。第五，人无完人，只要是个人即使他再怎么细心也是会犯错的。古往今来，发生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中国古代的窦娥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冤假错案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好比再精密的仪器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德国国际记者协会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欧洲各国的检察官、法官等执法人员以及一些律师组织。调查的内容是刑事重罪案件的误判比率。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类案件的误判率为，记协据此得出结论：欧洲每年至少有数百起重罪案件存在误判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的冤假错案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消失。那么可以判断出中国每年的冤假错案的数量也是为数不少的。死刑之误判率高，而冤狱之发现与平反又非常困难，所以生命刑应该废止。如果废除了死刑，虽然嫌疑人被判了终身监禁，可一旦事实的真相被查明，那么嫌疑人就会成为自由身，所有的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如果执行了死刑，不仅仅他被冤枉，而且会给他的家人，亲属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相信那个判刑的法官也会一辈子无法安心。有学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语调写道：生命一次性让人对它珍惜；生命的美好使人为它感到伤感；死者亲属的伤痛使人同情；罪犯临行前的恐惧让人怜悯；一旦错判难以纠正使人感到后悔；任何罪犯都有可以让人宽宥的原因。总之，生命是宝贵的，一旦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从上面的五个方面我一一论述了我认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的理由。可是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废除死刑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死刑已成为强弩之末，丧失了昔日的威风，废除死刑是人类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刑罚改革的大方向。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依旧会充满信心，我相信死刑会走向它的终点，走进历史博物馆，终究有一天中国大地上不会再出现死刑！[参考文献]1、崔敏：《死刑考论—历史现实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陈琴：《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何显兵：《死刑的适用及其价值取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4、黄晓亮：《暴力犯罪死刑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李交发：《简论沈家本的废除死刑观》，载《现代法学》2005年版。6、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赵秉志主编：《死刑改革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心之所寄（称呼）：与汝阔别，三日有余。终不见汝，吾心戚戚，情难自抑，满卷相思。

昔见汝于（何处，自己填），得睥芳泽，惊为天人。秋波滟滟，青丝垂肩，娇态依依。

复多日与汝相处相知，吾之情生不吾由。吾不禁心中狂呼，此乃梦中鸿雁也。

夫弱水三千，则取一瓢足矣。夫理工芳草，惟独爱汝而无别乎。

易安居士曾午夜梦回，泪眼低吟：“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吾疑，何故？今吾身受体历，方知古人之不余

欺也。

景庄亦言：“为伊消得人憔悴。”吾亦疑，甚矣。今吾人涉情土，身陷情潭，幡然醒悟，终悟其中之义也。

每忆汝，辗转难眠，心有所思，情不自吾。

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夜夜肠断处，无处话凄凉。

虽汝与吾间之千里，思念长伤吾心，然吾怪之罪何有于汝乎？反，吾思与日俱增，吾情与时俱进。于汝，情痴

一片，思浓于海，山不可动，海不可淹，火不可灭。爱慕之情，时时加之，岂有他人可吾及乎？

吾知才疏学浅，身非八尺，貌不扬人。然吾之情之心，可昭日月，天地共鉴。

文短情长，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所未尽者，尚有万千，何止其乎？

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噫，汝可知？昨夜漫漫，造物无色，唯有吾舍，点点灯火通明！为何，汝本知。白字文，笔下流，小小弄墨不足惜。岂敢愿，无笔无纸无先生。

却也，微丝灵感促吾心头，小笔生花，便得张篇。

吾夜观天象，见一赤月，群星暗淡，方知明日必有大事。

愿先生，朝朝惜惜，日日夜夜，不可淡忘……

苏子云：“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岳少保亦书：“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上先生文辞、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

余尝遍观诸葛之文，每读至此，亦唏欷不已，终日心有戚戚焉。然细细思量，乃恍然悟之。世人皆知孔明之智者莫能及也，亦知孔明之忠莫能及也，故读“出师一表真名世，长使英雄泪满襟”，千百年来，莫不涕泣零零也。余以为：先生文章，虽有所赏；先生之心，虽照日月；先生之情，亦可谓流贯四海；然先生之智亦难如众之云云耳。君若不信，举此表所云，固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然若论其人，则易为忠丧智，而愚若为木也。何为哓哓者也，究其缘者，是以众人之惑惑也。

《出师表》云：“受任于败军之计，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二十有一年，先生妄动兵戈，疲于奔命，向来可理朝政？况先生空怀复国之心，然复国无望，于功何哉？岂不悲乎？当是时，百姓思定，先生非不知。欲夺天下，乃中饱一己之私囊，岂为天下黎庶计久长？

朝野上下，黄门专横，把持朝政，乃阿斗昏昏不可终日之祸根也，先生非不知，然何以无动于衷，乃殆及江山社稷也。

马谡，《三国志•蜀书》云“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且为先生献计，平定南方，永绝后患。可谓学富五车矣，然不善兵。先帝尝告汝曰“幼常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先生执而用之，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致使街亭一役，毁于一旦。至今思之，犹令人嘘唏不已也，先生明知其不可用而用之，可谓昏矣！

彝陵之战，白帝托孤。先生欲报先帝知遇之恩，六出祁山。然每每无功而返，何为？阿斗之掣肘也。阿斗愚懦，先帝欲令汝危难之时，取而代之。余辈姑且不论备之真心与否，为天下苍生，亦当取而代之也。若由先生再假以时日，励精图治，何至于蜀国不兴，朝廷不明，国土沦丧矣。此所谓尽小忠而失大义也。

余读《出师表》者，情郁于胸，中有万丈波涛，吞云吐雾，终日不息也。然先生一颗拳拳忠贞之心，汉帝不解，左右不知，庶几哀叹者乎。

而今以事论事，凡躁者难以合谋，凡骄者难以成事，《诫子书》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生宜善听余逆耳之言矣。

不好意思，这篇吗？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文选自《河东先生集》。

原文：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予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如何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馀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复白。

【1】《记承天寺夜游》苏轼

原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2】《爱莲说》周敦颐

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fán）。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有的版本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zhuó）清涟（lián）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màn）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xiè）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yì）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yì）！菊之爱，陶后鲜（xiǎn）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3】《马说》韩愈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骈（pián）死于槽（cáo）枥（lì）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shí）或尽粟（sù）一石（dàn，古音为shí）。食（sì）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sì）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shí）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xiàn），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sì）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

【4】《咏雪》刘义庆

原文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5】《陈太丘与友期》刘义庆

原文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6】《陋室铭》刘禹锡

原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dú）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7】《与朱元思书》吴均

原文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piǎo）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tuān）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miǎo），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líng）作响；好鸟相鸣，嘤嘤（yīng）成韵。蝉则千转（zhuàn）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yuān）飞戾（lì）天者，望峰息心；经纶（lún）世务者，窥（kuī）谷忘反。横柯（kē）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8】《三峡》郦道元

原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溯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出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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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言文的好处

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中学生多读文言文，不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具体来说：

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似人间来”的相如赋，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中学生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会丰富形象起来。再者，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当代的很多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冯骥才等，其作品语言的酣畅、犀利、深刻，老到，恐怕就得益于对文言文浸淫多年、始终如一的阅读爱好吧。

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荀子的《劝学》、苏洵的《六国论》等；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司马迁的《鸿门宴》等；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左丘明的《肴之战》、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

学习历史文化，增加人文积淀。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学生多读文言文，能激发热爱并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面对龟甲兽骨的精巧奇特，你能不拍案称奇？面对长城的绵延万里，你能不骄傲自豪？面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你能不热血沸腾？叶圣陶先生说过：“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如何理解“固有文化”并且“继往”？毋庸赘言，离不开大量的文言阅读。阅读文言文是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唯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言文的内在魅力，逐渐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而真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把文化薪火衍递到底的责任感。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佳作，不是得益于《三国演义》故事吗？不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吗？

学习古人操行，提高道德素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其彪炳史册、烛照千古的言行事迹，每每读来，常令人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慕古人之高义，发思古之幽情，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素养在无声无息中得到提高。《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对优秀文章的广泛阅读，更离不开对文言文的阅读，在学生的人格塑造、审美情趣的提升方面，文言文起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王圣哲硕士毕业论文

历史评价编辑《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27]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28] 曾府三杰曾府三杰[29]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28]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30]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31]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饶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32] 梁启超：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33]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34]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35] 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36] 蒋介石：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37]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38]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39]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40] 4轶事典故编辑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41] 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比贼笨曾国藩小的时候天从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追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落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落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42] 曾剃头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43] 审鸡蛋案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千年死一个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以上为复制而来，仅为楼主参考而用，望能有助！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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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网论文范文哲学毕业论文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时间：2020-08-01 10:53:40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内容提要】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关键词】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生命意识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 濯濯如春月柳。’”“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瑶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二、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搜索文档Copyright©2006-2022应届毕业生网版权所有付费复制付费获得该文章复制权限限时特价：元/篇原价:20元微信支付免费复制仅需3秒1、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加载中...点击复制2、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取验证码3、将验证码输入下方框内，确认即可复制请在这里输入验证码确认联系客服提示：如无需复制，请不要长按屏幕影响阅读体验首页下载润稿写作咨询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的生命意识【内容提要】魏晋时期自然成为被独立审视的审美对象，具有了自身的审美意义，魏晋士人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更多地关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内蕴于其中的生命气息以及人与自然的浑然合一。魏晋文学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彰明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关键词】魏晋文学自然审美生命意识魏晋是真正发现自然美的时代。魏晋时期自然美进入士人的生活中，他们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将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对山水草木进行自由的审美观照，山水草木开始真正作为独立的对象进入人的审美活动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具有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魏晋文学将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与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生命意识融为一体，使山水之文由负载伦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转变为承载士人生命意识的审美载体。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识魏晋时期，自然山水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对象进入文学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审视的局限，更注重对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风姿的审美体认，更多地观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尽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与生机。魏晋士人以新奇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大自然的声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审美经验描绘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态和声音等外在特征的美。东晋山水诗的开宗巨匠谢灵运恣意游赏，凡泉林幽壑，朝岚夕霏，尽在其笔底。他极其细致地体察和敏锐地体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诗来表现自然清新生动的生命本色。“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远山林壑，落霞夕霭，黄昏暮色，清晖无限，使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诗人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理解和体悟获得了彰显。“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自然时令的变化触动着生命的新陈代谢，包孕着生机的明媚春光，鲜活的生命迹象在诗人心里引起无限的喜悦感。“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明净的山水，生动的色泽，自然灵动的生命形式，显现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蕴蓄的无穷魅力。谢脁的山水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则更突出了自然浑融圆润，清新萧散之美。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谢灵运、谢脁等魏晋士人已经摆脱了汉儒将自然外化为伦理象征物的束缚，在他们那里，自然既没有为主体的情志所吞没，同时也不是主体有意克制自身的产物。因此魏晋士人“不再要从当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见道，当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赏的。美不来自于道，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①。魏晋士人以纯净书写的形式和清丽的语言本色地描绘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为了避世，也不是为了寻仙，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赏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蕴涵的生命情趣。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确让人目不暇接流连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汪洋恣肆不可阻遏的内在生命力，则更令人震撼。解脱了经学束缚的士人们以敏锐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尽情地体验蕴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气息。“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谢万《兰亭诗》）“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奔流的万壑、竞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鸟鸣、哀婉的猿啸、朦胧的晓岚、明朗清新的日月、灿烂的霞光等鲜亮的生命形态，无不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气象与自得生机，无不回旋着生命的律动，透露着宇宙的生气和灵气，激发出生命独异的回响。这种对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内在生命力的审美体悟，甚至还体现在对人物的品藻上。两汉时期人们以儒家所认可的伦理道德标准品评人物，只要具备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但是在魏晋士人看来，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现人之气质、个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这种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内在生命力。魏晋士人摒弃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拟人的外貌之美。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 濯濯如春月柳。’”“会稽王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瑶林琼树”、“春月柳”、“朝霞”这些光明鲜洁，晶莹发亮，带有清新气息和明朗绚丽的格调，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自然意象，是鲜活的生命，诗意的凝结，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在魏晋士人看来，只有内蕴着鲜活生命力和神韵气质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样使人为之怦然心动，才是最美的。在魏晋文学中人像自然一样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学意义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样深刻然而具体的人的生命‘呈现’，是种种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动和生命情调”②。从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晋士人深深地体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和生命情调，他们用感性的心灵去拥抱自然，鸢飞鱼跃、树荣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为他们内心激情萌动和个人生命力鲜活跃动的真切反映。“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王羲之《兰亭诗》）魏晋士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自然，使触着的一切呈露出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从中体会到生命性灵的悠远无际，领悟着生命的价值、意义和人性之美。魏晋士人对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内蕴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审美观照，深刻体现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二、美在深情——感伤的生命意识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正是对魏晋士人钟情于生命的深情写照。魏晋文学表现生命意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借自然达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魏晋自然山水成为生命情感的载体、生命意识的投影，士人们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自己的生命意蕴。魏晋文学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内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与深情的是感伤之情。魏晋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但魏晋士人的觉醒始终挟裹在血腥的现实中，战乱频繁、疫疾肆虐、杀戮成风、死亡枕藉构成了魏晋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大背景。对死亡的焦虑、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和人生命运的理性确认，在魏晋士人心中交织成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悲剧感。正是这种时代的苦难，人生的沉重，铸就了魏晋文学悲剧性的审美底蕴。空前的黑暗，无比的智慧与刻骨的生死体验酿成了魏晋士人沉郁难解的深情和感伤，而当这种感伤的深情借助自然的万千情状表现出来时，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1，思政专业写哲学论文一般是围绕“功利观”来写，即是关于道德的讨论，又有哲学依据。具体的可以写“大学生功利观”，“现代化背景下功利观的转变”，前者可以“问卷调查”形式把数量化引入论文增加论文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后者主要是对各个时期功利主义的模型进行对比，建立现代功利主义分析模型。2，总之，功利主义是哲学与思政专业相结合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向。其他方向也有，不过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面进行选择。“功利主义”或者“功利观”是个不错的方向，可以考虑一下。

哲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人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着，有点泰国鬼片的感觉，分不清生和死。

拯救哲学

摘要：哲学原本是指导具体科学的，但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哲学严重滞后。具体科学在没有哲学的制约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地发展。它不仅肢解了哲学还抢占了哲学的位置，逼得哲学无路可走，使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还造成了地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等凶险恶劣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先拯救哲学。只有哲学得到拯救和振兴，具体科学才会规范有序地发展，恶劣的环境才会得到遏制，人类才能持续发展。反之，人类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关键词：哲学具体科学环境污染拯救哲学哲学创新

现今，很多哲学人士不明白哲学的含义，也不知道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只能是偏解和糊弄。有的教授说，哲学研究的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一些纯粹的东西。比如，研究纯粹的“红”，这就是哲学的工作。这种观点是分解了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概念后产生的。还有教授说，我们只能解读伟人的哲学理论，不能创新。只解读不创新哲学能得到发展吗?更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教授竟然说，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无法定义。既然不明白哲学的概念，不清楚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如何教授学生哲学?如何研究和创新哲学?这种混乱的局面说明哲学在当今的处境很尴尬，很弱势。为了拯救哲学，就让我们务必弄清楚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创新和发展。

一哲学在当代的困境

现今，哲学被人们称为是无用的“糊涂学”。认为它什么都解释不清，什么都做不了，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些晦涩、抽象难懂的概念只能使人头痛，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和经济利益，所以哲学应该被具体科学替代或淘汰。

具体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如日中天”的发展着。不仅抢占了哲学的位子，还把哲学撕成碎片，溶进每门学科中，使得每门具体科学后面都可以挂上哲学两个字，像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哲学、分析哲学、系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这些学科把哲学分吃殆尽后，哲学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些现象表面看起来哲学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有哲学的影子，好像是哲学渗透和覆盖了所有的具体科学，在所有具体科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缺的指导作用。实则不然，这种发展情形等于把哲学撕成碎片撒到具体科学中，成为调剂和美化具体科学的调料和脂粉，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附庸，使哲学彻底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无力创新和发展，无法解释清楚很多社会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之处于现今的“无用”尴尬状态，成为被人冷落的“糊涂学”。

其实，哲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的整体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本原问题。具体科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具体事物生灭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具体科学研究和解释哲学的本原问题(比如大爆炸学说)，哲学研究和说明具体科学的特性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调换了研究对象。在这里，具体科学抢了哲学的道，跑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支配和左右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被具体科学压制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委屈自己，研究点具体科学的残羹剩饭。

很多哲学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很迷茫，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不明白哲学研究的是什么。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比较，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融合，要么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同哲学结合着研究，要么跟着西方的某些思潮混混，要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搞的再丰润一些，然后穿上一件新潮的衣服粉饰一下，要么拼命在具体科学里寻找哲学能够栖身的一席之地，卑微地想着与具体科学合作祈求发展，但这也只是蹭饭吃，遭白眼，找不到真正属于哲学的位置。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外国哲学家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在全球哲学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光景也不是太好，他们要么把先哲们的观点翻新一下，要么流行一些哲学思潮，要么也把哲学溶入具体科学中来研究。总之，西方的哲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既然哲学得不到创新，就不能求得发展，不能发展就会被具体科学压制和替代，形成一边倒的弱势状态。哲学的弱势必然造成具体科学的疯狂和强势，具体科学的强势又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哲学的挤兑，这样的情形使得哲学既尴尬又无奈，形同虚设。

哲学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的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把地球环境搞的一塌糊涂。人类面临的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信仰迷失、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的凶险恶劣局面。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整体的衰败和灭亡。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要发展，而且要正确揭示宇宙的真实面目，以用来遏制具体科学的疯狂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得到治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

二哲学滞后的原因

哲学滞后首先是自身发展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个，正确的宇宙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使人不能一下就能正确认识宇宙的全貌，只能是“盲人摸象”般的众口不一的认识宇宙。这样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宇宙观平起共存的混乱繁杂的发展局面。每一种宇宙观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但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又都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宇宙的真实面目，以彻底否定对方，这就形成了唯物观和唯心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等宇宙观的对立和抗衡。众宇宙观的这种绝对对立和莫衷一是就造成了哲学无法发展下去的境地。又因为现今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具体科学的实用性，更是把哲学逼到了死胡同。具体科学以他强大迅猛的发展态势，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哲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人们觉得哲学已死，哲学无用，哲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哲学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其次，哲学的滞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发展速度不一样，使得哲学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阻。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出于对政治的堤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阻碍。那些发达国家虽然不像中国这样，但他们为了争霸和扩张，都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事武器，很少把精力用到发展哲学上，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除去以上原因，哲学自身众多抽象的概念和以往哲学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哲学高智慧的特性等，也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简单易学一点，如果哲学语言通俗一点，恐怕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有益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属性和规律给人的混乱感觉。因为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把握和认识的知识，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对宇宙万物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表面看起来好像哲学无处不在，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又不能准确把握和界定。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哲学无法定义。还因为人们对有限和无限、概念和实物等矛盾的分解，也使很多人无法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的滞后。

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定义及关系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包括罗素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都感到什么是哲学难以回答，难以定义。这真让人不可理解，这真是对哲学家的讽刺!如果说对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弄不清楚，很难想像他们能正确地研究哲学，正确地研究宇宙的规律性，正确地回答宇宙的很多疑难问题。

要想正确地定义哲学，就得明白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生存在宇宙间，想要看清楚宇宙的真实面目，想要弄明白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边际和中心在哪里，它有没有始终，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人类能否认识宇宙的全貌，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之外有没有“上帝”和“神灵”?……人们对宇宙的这么多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宇宙万物的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律性，想要回答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即是说，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它不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各门具体科学是人们对宇宙具体事物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生灭更替的规律性。就是说，具体科学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宇宙整体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科学无法把握和全面正确地回答宇宙整体的规律性，更是无能为力解释清楚宇宙的本原问题。如果认为只有具体科学才是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最终解释宇宙的本原，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找到宇宙的开端，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这些都是极其谬误的观点。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超出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使得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所创造和发挥作用。这就说明，具体科学无论怎样迅猛火热地发展，无论怎样具有实用性，它也不能替代哲学和包揽哲学，去完成哲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去发挥哲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上看出，哲学和具体科学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不能替代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替代哲学。哲学具有理论指导性，具体科学具有实用性，两者既有差异又有统一，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两者的统一构成人类整体的科学知识。

通常，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哲学观来研究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而哲学也需要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以高瞻的姿态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两者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如今，具体科学则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哲学的发展，使哲学处于尴尬淘汰的局面。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人们高度警惕和反思。

四哲学的作用和解释宇宙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具体科学可以用具体的公式、定义、公理和算式等来证明、计算、验证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因此，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解释宇宙。哲学全是抽象的概念，它无法用某种具体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无法确切地说明和解释宇宙，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宇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哲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与具体科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不同，哲学需要从所有具体科学中概括总结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再把这些普遍本质和规律高度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说明和解释宇宙存在的始因及生灭的规律，还有万物存在的始因、生灭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由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很难使人一下明白其中的道理，还由于混乱繁杂的宇宙观所导致的人们的错乱认识，都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也造成一些人的哲学无法证明和解释宇宙，哲学是无用的观点。

其实。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属性，哲学既可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宇宙，也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具体科学的研究。比如，哲学如果把宇宙是一个矛盾体，宇宙的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科学家，科学家在进行具体科学研究时就不会徒劳地寻找宇宙的开端。像物理学家为了证明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的大爆炸，曾经进行了很多次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和实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到最后还是无法正确说明宇宙的起始原因。这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具体科学会走很多弯路。

当然，正确的宇宙观会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谬误的宇宙观也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就像现在的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可以独自派生另一个方面，单纯的物质或意识就能独自派生意识、精神或物质。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引导下，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这个正物质世界一定是由它的对立面(反物质)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也就找到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了。我国的物理学家就花大力气和高额的科研经费，组织很多人甚至与外国科学家联合研究，进行多次的科学实验，力求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使之解答宇宙的生成原因。这其实也是徒劳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宇宙万物的存在原本都有正反的两种统一存在形式，

宇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它是正物质和反物质统一起来的矛盾世界，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物质可以独自派生正物质世界，就像单纯的一个男人不能独自派生出一个女人一样。如果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徒劳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了。这说明，正确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谬误的宇宙观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正确地认识宇宙，正确地解释宇宙，正确地创新和发展，然后，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

五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综观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地球自然环境的状况，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急待解决，但具体科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一手遮天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哲学的作用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势在必行，是当务之急。

为了拯救哲学使哲学得到创新和发展，更是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哲学和具体科学必须各就各位。具体科学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辱哲学了，哲学应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恢复自己应有的指导职责，让自己正确的观点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用强有力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科学的发展。具体科学也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在哲学的指导下，收敛自己的行为，有计划地科学规范地发展。

那么，怎样拯救哲学呢?要想拯救哲学，必须创新哲学，哲学得到创新才能得到拯救。对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创新。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非常谬误的。因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哲学的具体科学化，这样的话，哲学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实要发展哲学首先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当然，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还要正确地回答宇宙的本原和终结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等，还要搞清宇宙的属性和发展规律，更要把物质和意识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不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存在主义和思辨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物活论……之间徘徊和纠缠，因为这些对立的观点会混乱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认识。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不是小问题，人们千万不要小视了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对立，就是因为两者的长期对立才形成了诸多谬误的不全面的宇宙观，才造成了当今哲学发展的困境，才产生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和抽象的苹果无法食用的困难，以及普遍的哲学概念无法界定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确切概念及其正确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原本是一对矛盾，是宇宙的两个基本组成方面，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物质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意识是宇宙的组成规定，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但通常人们总是把人类的思维认为是纯意识，具体的实物认为是纯物质，这就从根本上分解了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彻底把一个宇宙分成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世界，致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这里看出，要发展哲学，就要正确而全面地揭示宇宙存在的真实面目，正确回答人们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建立一套科学正确的反映宇宙生灭规律的哲学体系，给人们一个认识宇宙，拯救环境，拯救自我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武器和科学工具。

宇宙原本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承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作用中，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

从整个矛盾着的宇宙来看，物意体是宇宙的基本载体，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辩证法是宇宙的存在法则，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局限性，才分解了它所有的矛盾，致使一个宇宙整体人为的分成了两个(一个客观自然的物质世界，一个主观超自然的意识、精神世界)，人们陷在两个世界之间始终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也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像宇宙的始终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物质和意识的统一难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宇宙是个矛盾体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就不解而自答。

为了说明这些“难题”很简单，我解答两个题就能说明问题。1、有限的人为什么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2、具体的人为什么无法吃到抽象的苹果?我们知道，有限和无限是一对矛盾，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无数个有限组成了无限，无限是有限的集合体，有限是无限的组成和发展瞬间。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同样没有有限，两者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也不能分解开独立来看。而宇宙(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存在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存在形式。如果把有限和无限分解开，宇宙不能存在，人类也不能存在。但通常，人们总是把无限和有限分开来看，把人视为单纯的有限，把宇宙视为单纯的无限，让有限的人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就出现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宇宙不是单纯绝对的无限，它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矛盾体，人在其中“花开花落”生灭不止，也不是绝对单纯的有限。所以，只要人们正确认识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宇宙这个矛盾体的矛盾存在规律也就认识了宇宙。之所以会出现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那是因为人们分解了有限和无限这样一对矛盾。

同样的道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一对矛盾，两者也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个矛盾方面也是无法分解开独立来看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体，都包含了实物和概念两方面的东西。当我们在吃实物苹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吃概念苹果;当我们在乘实物火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乘概念火车。就是说，事物的规定和组成元素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和实物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不是脱离实物独立存在的，它是隐藏在具体实物中的。如不然，人就不能用思维把实物中的概念抽出来形成知识而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所以，如果把具体的实物组成和抽象的概念规定分解开，形成单纯具体的人和单纯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乘不上火车了。可以这么说，宇宙中所有的矛盾都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且都不能分解开独立看待。如果分解了它们，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永远无法找到宇宙的开端和末端，永远不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永远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徘徊，永远无法正确界定哲学的概念……

其次，要发展哲学还要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和脱离政治的束缚。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哲学知识。这些哲学知识的存在一方面是新时代哲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哲学知识发展的绊脚石。就像现时代，哲学的创新总是走不出旧哲学的圈子，总是受着旧哲学极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能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哲学的创新肯定是艰难的。另外，哲学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指导性，总是被阶级所占有，被党派所利用，被国家所推崇。当哲学具有了政治色彩，拥有了权威性，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注定受政治的束缚和左右。如果新哲学的出现与原有哲学相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反叛的思想而受压制。这说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不能脱离政治的束缚，也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除去以上的限制和束缚，哲学的发展还要挣脱社会环境的限制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这种限制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以及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下，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都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比如，古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局限在很浅很简单的层面上，因此，那时候哲学的发展也就只有一些朴素的宇宙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种环境下就出现了很多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宇宙观，哲学在其中就得到了很大发展。现时代，具体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这时候，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的需求度不大，这必然阻碍哲学的发展。但由于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社会发展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非常大。因为人们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污染等等，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知识来引导和整治，这就要求哲学一定要发展，要创新，要正确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关系，正确揭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以用来正确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达到治理环境、拯救人类的目的。在这里，创新哲学就是拯救哲学，拯救哲学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哲学专业硕士毕业论文，我写的是孔子仁学思想方面的，志文网定制的，从资料--选题一直到答辩，还有检测报告也都给我了，空出了好多时间我也可以忙自己的事了。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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