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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的异同，可以把语言划分为语族、语支等各种类别。若把历史同出一个“基础语”（即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则称为“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语支”；同语支的语言关系最密切，保留的共同点也最多。语支之下又包括若干语言。 按照语言的分类法，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语言可划分为2个语系、4个语族、11个语支。现将这些民族语言系属分类及其有关历史文化介绍如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有13个，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藏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独龙族。此外，还有一些小族群未被识别。藏缅语族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一带。这里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土地广阔、江河密布、峡谷纵深，地形地脉及气候条件复杂，自然资源富集，人文环境多样性特征显著。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共同特点是其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而且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在短语中有丰富的类别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次序是先主语，次宾语，又次动词，以及先名词次形容词的结构。该语族中属于藏语支的民族有藏族；彝语支的民族有彝族、哈尼族、僳僳族、拉枯族、纳西族、基诺族、怒族的一部分；羌语支有普米族；景颇语支有景颇族；缅语支有阿昌族；白语支有白族；另外独龙族语言的语支未定。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有比较大的方言土语差别。 民族间的语言关系越接近，他们在历史上的文化联系就越密切。藏缅语族诸民族的历史渊源与上古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氏羌人有密切关系。有的是在向西南地区迁徙、流动、定居的过程中，融合当地百濮或百越族系的部众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有的是在本土兴起，征服许多氏羌部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集体。因此，古代氏羌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如耕牧经济、火葬习俗、父子连名制、转房婚姻、原始宗教信仰等，在藏缅语族民族特别是在彝语支民族中仍有延续。 藏缅语族诸民族不但在语言关系上最接近，有着一系列共同的文化特征，更在族源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都是古代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氏羌或西羌，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约在4000年至5000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棘（濮）。棘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较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棘”和滇池地区的“滇焚”，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江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诸羌，与《史记》所载的禽、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v的基础上，昆明人与濮的融合是形成藏缅语族民族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棘（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隋唐以来，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藏缅语族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形成与融合发展过程中，活动范围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藏缅语族内部形成了三大文化区。青藏高原是藏文化区，以高原草场畜牧型经济和信仰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云贵高原是彝语支民族文化区，以山地混合农业经济和信仰原始宗教为主要特征；而横断山脉则是这两大文化与汉文化互动形成的一条民族走廊，普米、纳西、怒、独龙等人口较少民族就是这条被称为“藏彝民族走廊”中的族群，他们以山地耕牧经济和信仰多种宗教为特征。 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共有4个，即壮族、傣族、布依族、水族。包括了两个语支的民族及其语言，即属于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水语支的水族。从历史源流上看，壮侗语族各民族与我国古代南方的最大一个族群“百越”或称“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族因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在战国、秦汉时期被统称为“百越”。其中，较大的支系有于越、扬越、南越、闽越、骆越、东瓯、山越、滇越、西瓯等。 百越由于分布很广，各地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发展演变各异。东南越人早在先秦时期即与中原的华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随着自身政权组织的消亡，加快了与华夏族或后来汉族的融合。岭南和西南地区的越人，有的较早与汉族融合，有的已经演变，形成今天的一些兄弟民族。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族属渊源、相似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仍然具有亲缘关系。可以这样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与分化融合，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越人产生了不同的族名，而过去曾普遍使用的“越”这个族称也渐渐不见于史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越人后裔有了不同的族称，至宋明时期，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因而，在不少著作中，学者们又往往将壮侗语族各民族称为“百越民族”。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土著族群。在越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前，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遍布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著名的考古发掘有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柳江人”“左镇人”“下草湾人”，新石器时代的南宁贝丘遗址、江西的万年仙人洞、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嘉兴的马家浜、太湖杭州湾的良渚文化，等等。其中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几何印纹陶，还出现了有规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反映了该地区文化的承续性。同时，一些出土文物还与史书上所记载的越人文化特征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说明了古代百越族群与这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越人分布地区广泛，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不过，百越的分布地还延伸至台湾及西南地区的滇、黔等地。百越虽然分布广泛，但基本生活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的平原低地或靠近江河湖海水道纵横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种自然环境给百越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创造也表现出与水相关的特征。如种植水稻、喜吃水产、习水善舟、居住干栏、文身断发、龙蛇崇拜等。由于历史的渊源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壮侗语族各民族与古代越人在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出承续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壮侗语族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民族共有2个，苗族和瑶族。苗瑶语族又分为2个语支，即苗语支和瑶语支。无论从历史源流还是语言、文化特征等等方面，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个民族在语言上有亲缘关系。它们共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族的地方性族群在语言上有交叉从属关系，如瑶族的“布努”语属于苗语支。这种语言、情感认同上的交叉从属关系，反映了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密切的互动。 从族源上看，两个民族都与历史上的“武陵蛮”“五溪蛮”存在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说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今天的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交界地区是苗族、瑶族共同的“历史民族区”。据记载，大约在唐朝初年，就有部分苗族从湘、黔、川、鄂等地迁入云南东南部地区，随即成了当时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后，分布在云南的部分苗族，曾一度深入到了南诏、大理时期的东部“乌蛮”之中，并在今曲靖一带取得过统治地位。当时的“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的二部首领都曾以“盘瓠”后裔自称。云南苗族的另一部分，系由元明清时期从黔、桂、川等地陆续迁来。这部分“苗民”“三苗后裔”，指的是清朝以前，元明以后，分别从贵州、广西一带迁来的苗族，其中显然也包括唐朝时期的“四邑苗众”的后裔。而关于瑶族的族源的说法学术界历来有争论，有源于“山越”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江苏和浙江一带；有源于“长沙、武陵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湘江、资江中下游；有源于“五溪蛮”之说，原始居住地在今湖南、贵州之间；还有一种说法是瑶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包含了“长沙、武陵、五溪蛮”和“山越”。今天的学术界多主张瑶族为“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之后，共同特点为“盘瓠崇拜”。远古时期的瑶族先民，曾与华夏族同居于黄河流域。周代由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成为被称为“蛮”部落群体中的一员。秦汉时期，瑶族先民聚居于湘江、资江及洞庭湖沿岸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扩大了分布地。隋唐时逐步南迁至长沙、武陵、零陵、巴陵、桂阳、衡阳等郡，即今湖南大部分，广东与广西部分地区。元明清时期，瑶族已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了。瑶族迁入云南的时间，记载不尽相同，一说唐代云南就已居住有瑶族先民；另一说瑶族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居住在云南的瑶族同胞，普遍认同其祖先于100多年前自广西迁入。 苗瑶两族由于主体分布的地带山水相连，以长江以南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山区为主要生存环境，为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以山地耕猎型为主导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物质文化上的接近以外，社会组织如寨老制、石牌；民间传统信仰如盘瓠也多有类似。 两个民族不仅具有上述历史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相似的民族特点，如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由于长期迁徙，形成难以磨灭的迁徙记忆文化如服饰、口头文学、丧葬等；相对集中、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地域广阔是云南省苗瑶分布的共同的最大特点；苗、瑶两族还形成跨国分布；两个民族的地方性族群众多，内部的语言文化差异比较大；民族内聚力比较强；社会发育长期停滞，血缘和地缘双重性质的农村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很明显等等。 当然，强调两个民族的共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各自还有鲜明的特点。实际上，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瑶族比苗族的开放性要更大一些，表现在语言上有比较普遍的兼语现象，在宗教上受到内地道教的影响比较深，社会的分化程度较之于苗族要更加突出等等。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 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的语言都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与东南亚的孟族、高棉族等民族，在历史源流上有密切关系。从族源上看，佤族、德昂族、布朗族三个民族都同出于古代的百濮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云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根据现有的汉文历史文献，我国的孟高棉语族民族没有经过跨度大、长距离的迁徙，民族分化也相对较晚，很难在唐代以前的汉文献记载中将它们完全区分开来。 百濮族群也是我国南方古代一大族群，因种群繁多而被称为“百濮”。在古代南方，分布于东部的濮人大多与越人融合为一体，西部之濮则与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汉晋时期，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的先民被称为“苞满”“濮”“闽濮”等，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保山及其西南地区。唐代，滇西及滇西南的一部分濮人，由于其内部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其中一部分被称作“望蛮”“望苴子蛮”，这一部分与今天的佤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另一部分濮人被称作“朴子蛮”，他们与今布朗族、德昂族有族源关系，主要分布在北至金沙江两岸，南达今西双版纳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濮人后裔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蒲蛮、蒲人、哈瓦、崩龙等称呼，他们与今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分布格局也与之基本一致。 我国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均为典型的山居民族，如佤族的阿佤山、布朗族的布朗山、德昂族的三台山等，是这3个民族最知名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分布在适宜稻作的亚热带地区，以旱地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纺织、茶叶种植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昂族有“古老茶农”之称，布朗族聚居的西双版纳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而茶叶种植在佤族经济收入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由于这3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直到现在，仍有极少数群众还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同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这3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如小乘佛教的信仰即来自傣族的影响，并渗透到生产、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在当代社会，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和保存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教育素质，成为这些民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他民族 除上述介绍的云南22个少数民族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蒙古族、满族、回族3个外迁民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因与其他民族杂居，其原有蒙古语已发生变化，在对外交流中多使用汉语或彝语，但蒙古语并未完全消失。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支，17世纪40年代，大量满族入迁中原，汉族移居山海关外，满汉交错杂处，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频繁，满族逐渐普遍使用汉语汉文。到目前，仅有黑龙江一些边远地区满族聚居村寨的少数老人会说满语。居住在云南的满族习用汉语汉文。云南的满族主要于清代进入。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元代迁入中国内地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沿海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形成了回族。史籍中记载大量回族人入居云南始于元代。1253年，即元宪宗三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回混合军10万人平大理国，这是大量回族入居云南之开端。回族普遍通用汉语汉文。但在回族内部交往中，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形成3种语言汇合的形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则使用统一的阿拉伯文经典。看有没你需要的、
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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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厚，具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1 浅议我国旅游管理教育体系创新构想 一、引言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旅游管理学科教育历史相对较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专业在起步较晚的基础上，以“后发优势”的发展理念开始与发达国家旅游管理教育机构进行接轨，借鉴其科学的教育模式和组织方式。其中，旅游管理专业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际交流合作与竞赛日益频繁、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等等，这些因素对当前以及今后的旅游管理教育都将具有深远指导性的影响。 二、我国目前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一直采取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模式，其突出特点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或从积极的角度为满足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在相关系科的基础上新建或组建旅游系(专业)或从消极的角度为某些学科(专业)寻求出路甚至活路而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强行改建旅游系(专业)。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的结果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高等旅游院校的数量多，但因为教育经费的限制和新成立的旅游学科的稚嫩性，致使整个高等旅游教育质量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只能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无暇顾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 当前，在我国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着些许问题。 很多院校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并且存在着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专业划分过细，教学内容过窄，从而导致实践教学的效果不理想。[1]在专业建设的投入上，一般认为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的是服务性管理人才，不需要多少投入，造成我国高等院校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办起了该专业，教学设施、设备条件不足，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缺乏清醒的认识。 旅游高校与旅游行业的联系、合作不紧密，合作缺乏长期性和经常性，造成学不致用的局面。理论和实践脱节，这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增加了难度。“学不致用”成为相当一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面对市场就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2] 学科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与相关专业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就造成我国目前培养的大多数旅游人才出现了知识体系简单，而较单一的局面，综合能力较差。 三、国外高等旅游教育体系的现状 1.几个实例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旅游高等教育的历史较长，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显得较为自由和宽松，基本上能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大学在旅游、游憩、体闲研究方面的专业设置上，种类十分多样化，如表1所示。 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也比较自由，如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和德州大学( Texas)同样是旅游专业，两所学校的课程地各有特色，如表2所示。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酒店餐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Hotel & Restaurant Management)久负盛名。该校每年向全球招收(主要为欧洲)酒店管理的研究生。核心要求有两条，一是须有5年以上的酒店工作经验，二是现在必须在大型酒店中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学生不脱产，一年两次往返英伦该校集中学习。学习期间，不是满堂灌的上课，而是重点放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和学员间的讨论交流，由于学员来自世界各地，交流中相互大开眼界，触类旁通，取长补短，极富成效。在教学中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死扣现成的专业教材。二是案例教学。三是毕业论文。 2.国际上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 一是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CBE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二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国家框架体系以下产业为推动力量的，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灵活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性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 四是以能力为基础的CBET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关键是组织专家确定能力标准，成立国家资格委员会，建立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四、旅游发展新趋势与形势分析 1.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从欧美等旅游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分析，可以大体上预测我国未来几十年的旅游发展趋势。专业教育是为明天的旅游管理培养人才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必须具有超前性。旅游管理当前总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首先，发展旅游的指导思想逐渐转向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旅游管理的知识体系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再次，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化、多元化。此外，策略和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2.相关形势分析 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是改革我国旅游管理及其教育体系的重要动力和依据，真正影响旅游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特别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必将同时带来旅游行业的深刻变革。 “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生学习”“学习化社会”“全球化”“创新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为旅游管理教育改革的思路拓展了很好的素材。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的职能将发生很大的改变，学校传授的知识从数量和时效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职业的需要。如今，高等教育在西方被称为职业“初始教育”(Initial Education)的开始，也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内涵。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传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应偏向于对学生的指导，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加强技能和素质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 五、新形势下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创新点 1.尽快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处理好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旅游管理学科历史较短，又是依托于多学科发展起来的，加之知识构成日益综合化、多元化，使得其学科特点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明晰其庞大知识群的硬核所在，只有抓住这一本源的东西，以此为基础，营建特色鲜明的学科理论体系，提高其科学性，确定其独立的职业地位和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维护和提高其专业竞争力，巩固其专业地位，使核心的课程加以确认，这样，专业的设置就可以围绕它，根据社会变化及时、稳妥地做出调整，毕业生也就有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就业市场，从长远看，专业才会更具后续竞争力。 2.积极调整专业教育结构，使其从宏观到微观更趋于合理 层次结构上，大力发展研究生和职业技术教育;地区结构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与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合理调配，进一步完善从专业重点大学到地方院校的区域合理布局，针对当前形势，应重点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专业教育;形式结构上，进一步强化非学历教育、职业再教育、决策层的培训以及普及型教育等。 3.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与国际旅游业发展相接轨 目前，国际旅游的重心开始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产生世界旅游的“亚太世纪”，这一总体变化，形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机。与此同时，在国内，旅游业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带动局部区域和城市起飞，影响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联产业，“其地位日渐显著”。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双重背景与机遇下，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必然对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树立大旅游人才培养观念。旅游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旅游人才的规划、培养、使用与管理各个方面。它不仅需要造就一大批知识面广、勇于进取、开拓的高水平经营管理人员，还需要一大批训练有素、服务意识很强的服务人员，并且还应有良好的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使旅游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次，我国旅游人才培养必须学习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旅游业是一个国际性产业，要达到国际水准，必须建立一支熟练掌握现代管理技巧和操作技能，适合国际化大生产，政治业务素质高的队伍，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旅游业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必须超前，要广泛借鉴别国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第三，旅游人才培养要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现代旅游业是1978年后开始的，至今只有二十几年历史，对这点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在广泛学习别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道路[4]。 4.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毕业生与职业需求之间的接轨 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多元化”。要走多渠道培养人才的道路。我国旅游管理人才由于整体素质不高，需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才能使其逐步提高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注重整体文化素质，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旅游教育与培训除重视正规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外，也要重视大量成人教育、职业再教育等业余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应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 参考文献： [1] 刘继红.面对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北京高等教育，1999(2). [2] 马勇，唐娟.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旅游人才与教育教学特刊，2003. [3] 罗明春，钟永德，袁建琼.论特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求索，2004(12). [4] 田里.论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J].云南高教研究，1997(2).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2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社区生态旅游也正逐步发展起来，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采取科学的管理模式这三个方面对本课题进行阐述。希望给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社区参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它把生态保护与发展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有机地统一起来。但是在社区发展生态旅游或多或少会损失社区居民使用当地资源的权利，如果处理不合理则有可能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因此，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既要关注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社区的和谐发展。探析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 所谓社区生态旅游，就是指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生态旅游。它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高级模式，也是一种更加人文化的生态旅游。是以充分展现当地的人文、自然特色为目的，在重视对自然环境和当地风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并且要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旅游。它所强调的是社区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生态旅游活动中，社区和居民是开发的主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收益者。因此，对于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非常重要，它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新的形势下，缺乏人文精神 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缺乏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游客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很多地方在未开发社区旅游之前，居民的生活往往是以传统的经济、社区活动为主，而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后，居民由于利益的吸引纷纷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却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般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旅游景区而言，人文往往是社区旅游的重要标志，因此人文精神的缺乏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 就目前而言，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是以政府管理或者旅游企业管理为主，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往往没有多少决策权，可见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同时，这极易引起与社区居民的矛盾，不利于其稳定的发展。因此未来的发展中，如何让社区居民也参与到生态旅游管理中，是亟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三)存在诸多运作的弊端 旅游业本就是一个投资大、回收期较长的产业，要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效益综合起来考量[1]。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一些企业或着个人受短期利益的驱使，往往违背了社区生态旅游本身的理念，只关注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社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就时下而言，很多地方宰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笔者相信，这样下去是会影响景区的长期发展的。 三、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认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包括：①自然资源的利用(土地、水、能源);②保护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③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固体、液体废弃物和大气排放);④重视当地文化的完整，要避免给当地文化带来负面影响;⑤保护自然、人文遗产;⑥使用当地的技术和产品;⑦处理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⑧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 四、科学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方法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是社区生态旅游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建立完善、科学以及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比如，把门票以及其他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反馈给当地居民，政府作出努力保障居民的利益等。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好的经济收益。笔者就曾去过这样的景区，景区内部随处可见居民在社区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通常价格合理公道，既体现了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当地的特色，这样的景区人们愿意前往。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与企业联手，给居民提供一些贷款来开发旅游项目，当然项目的开发要运用当地的产品和技术。 (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是绝对有权利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的。笔者为了切实保障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方向、方式上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听他们对于开发旅游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把他们的要求都综合考虑起来;其次为了保证居民的知情权，可在社区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来通知一 些重大事宜或者相关制度等等。最后，对于在景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居民与游客的矛盾，居民与企业的矛盾，要建立完善的协调机构，定期与居民进行沟通，虚心听取居民合理的诉求，并及时解决。 (三)加强社区居民的旅游知识 一般开发社区生态旅游的地方，都是老人孩子多，青壮年劳动力很多都在外面 工作，而这些居民由于自身 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旅游知识比较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定期对居民进行旅游知识的培训，使居民对旅游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对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导游服务等技能进行培训，当游客进入到某栋老宅子后，居民能详细为游客讲解房子的历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旅游 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这对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会影响很多地方的 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相关问题刻不容缓。我们要加强对社区生态旅游的探索，切实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等于为一些旅游城市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绕三灵 又叫“绕三林”，始于南诏，最初是古代宗教祭祀的一种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白族群众文体娱乐与郊游活动的民族盛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白族群众穿红戴绿聚红成队，前来参加活动，或挂一彩绸，葫芦，手执蚊帚、拿着扇子、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打拍，后边跟随一男女，唱着调子，打霸王鞭，弹着三弦琴和月琴，载歌载舞，由苍山东麓至庆洞，喜洲、金河。沿路逛三都，即是“绕三灵”。三灵指的是佛都、神都、仙都这三都。 彝族踏歌 打歌，又称踏歌，以巍山、南涧、漾濞等县流行较广。大体可分为模拟动物体态的动物舞。以及抒发情感的情趣舞两类，大凡婚丧嫁娶，民族节日都要打歌，舞步主要在脚下，为踏、蹉、跺、抬、踢、跳等步法，边跳边唱，可随意编词，也加固定唱词。有领有和，潇洒自如，激烈时，热情奔放，情绪激昂。打歌调以葫芦笙，竹笛吹奏的曲调为两个声部，与人唱的打歌调结合，形成三个声部的打歌音乐、音乐效果非常强烈，这种特殊的和声，在其它打歌中是少见的。 同时，“三日街”、“火把节”、“蝴蝶会”、“花朝节”、“石宝山歌会”、“泼水节”、“赛花船”、“要海会”、“渔潭会”、“菊花会”、“本主节”等也都是云南著名的民风民俗。 白族风俗 大理地区的白族男子多着白色对襟上衣，外穿镶花边黑领褂，下穿白色或蓝色肥宽裤子，头缠白色包头，肩挎绣花挎包。白族妇女穿白衬衣，着艳红、蓝或浅蓝色领褂，下穿灰蓝、绿色布料加绣花加绣花边裤角的裤子，脚穿绣花鞋，腰系加绣有花、鸟等图案的绣花短围裙。 白族婚礼热闹而且繁琐，一般要三天。结婚这天称“正喜日”，头一天叫“踩棚”，后一天叫“散客”。其中头两天较有特色，“踏棚”这天的夜晚要在男家唱“板凳戏”。 大理地区的白族民居建筑独具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白族民居多为封闭式建筑，正房对面的院落围墙通常都要砌成照壁，照壁尺度比例匀称，外观十分优美。照壁除注重造型精美外，还非常注重装饰，使照壁显的更加高雅秀丽。 摩梭风情 摩梭古称“摩沙”，是宁蒗境内的土著民族之一，其族源属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牦牛羌”。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使永宁摩梭人一直保留着独特而神奇的风俗礼仪。泸沽湖畔摩梭人传奇式的家庭婚姻形态，成为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最具神秘和吸引力的母系文化奇观，形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幽远的梦境。普米族和摩梭人的孩子，长到13岁，便要举行成年礼。 摩梭人至令还保留着人类母系氏族的婚姻形态。流行于摩梭人中的阿夏婚姻形式有两种，即阿夏异婚和阿夏同居婚。摩梭人崇拜大自然，信奉神灵，相信天地万物、日月水火、风雨雷电，引经据典由神灵主宰，所以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形式各异的祭祀方式。 摩梭人过年分为大年和小年。过小年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二日。村村寨寨饮酒食肉，歌舞狂欢，放牧人员备受优待。全家都会赠给放牧人员猪膘肉、香肠、鸡蛋、粑粑等礼物。他们还在牲畜尾巴上系一条红布，以示度年。放牧人员到山上野餐祭山神，祈求山神保佑来年水草丰茂，牲畜兴旺。过大年在每年的腊月三十日。院子里正房门前要栽两棵青松，房顶上插松枝和彩色经幡。桌上供煮熟的猪头祭祖先和神灵，青年们举行摔跤，打秋千，对山歌，跳土风舞等活动。 他们的传统节日是转山节，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湖畔的摩梭人都要盛装前往“格姆女神山”朝拜。 本主崇拜 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普遍的宗教信仰，“本主”即本境之主，即一个村落或某一地域的保护神。 白族对本主的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各村每年都有定期祭祀本主的盛大节日，这是村中重大的宗教活动之一。据说这一天是本主的诞辰，祭祀时间各地不一。各地所崇拜的本主也不尽相同。有自然崇拜之神、有崇拜的英雄为神、有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及其亲属、也有南诏大将等等。 民间婚俗
摘 要：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资产和核心要素，是旅游目的地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旅游品牌标识能有效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有效信息，为旅游目的地树立良好的形象。云南临沧是世界茶文化资源的宝库，世界著名的“滇红”之乡及茶马古道的缘起地，这些宝贵的茶资源为临沧开发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提供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云南临沧茶文化旅游，通过分析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现状，提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传承和创新的对策。
关键词：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将目的地茶文化旅游品牌与其他地方的茶叶品牌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云南临沧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能供旅游者识别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较少，茶文化旅游品牌单一。面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应加强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探索适合临沧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道路。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一)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含义与特点
品牌标识是带有商标图样的用于区别一个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标记，主要由图形、文字或者其组合构成，是一个品牌最显著的特征，它能够将一个商品与其他商品区分开来。[1]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是旅游目的地品牌的重要标志，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属性和特点。它的主要作用是将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信息传达给旅游者，让旅游者容易识别，便于记忆，因此，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便于旅游者识别和判断。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设计应注意将旅游目的地的属性与茶文化结合，创新品牌标识，让旅游者能够把它和同类茶产品区分开来，界限清晰;其次，便于表达与旅游目的地的功能特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临沧的实际，深刻理解茶文化的历史，使茶叶品牌标识与临沧茶文化以及茶产品的功能特性相吻合;第三，能吸引广大旅游者的眼球，方便旅游者记忆。总之，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应考虑目的地的各个相关因素，结合旅游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品味等要素，将临沧茶文化品牌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旅游者，激发旅游者的购买愿望。
(二)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研究的意义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各地的旅游业开发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旅游市场的产品不断丰富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但目前旅游者对茶叶品牌的认知度不是很高，旅游市场中的茶叶品牌鱼目混杂，影响了临沧茶文化的品牌形象，因此，研究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能提高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观念，促进旅游市场的有序健康的发展;有利于挖掘茶文化的历史，促进民族地区以及国内国际茶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拓宽市场销售渠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加深旅游者对茶文化的了解，进一步从生态、健康、科学的角度对茶叶资源进行的深层次开发，在振兴茶叶经济的同时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旅游市场的竞争中，茶文化旅游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呈现零散性、自发性的特点，难以形成统一的茶企业品牌和具有竞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战略。精品西湖龙井的品牌标识以西湖龙井一圆为大背景，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而著称于世。安溪铁观音的标识主要由茶具和绿色的弧形图案组成，让人联想到绿色生态健康饮品，这对于临沧茶文化品牌标识的创新都是很好的借鉴。
1.临沧现有的知名茶文化品牌
临沧凤庆县被誉为“世界滇红之乡”。凤庆的红茶以其品质名扬四海，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风牌红茶等红茶系列、经典1958系列礼茶、晒青茶清茶系列等。
滇红茶即云南红茶的统称，主要产于云南的南部及西南地区，可分为滇红功夫茶和滇红碎茶两大品种。滇红功夫茶于1939冯绍裘大师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顺宁茶厂试制成功，其外形规格清楚，色泽调匀，冲泡后汤色红艳明亮，金圈突出，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享有“祁门红茶之香气，印锡红茶之色泽”的美誉。“滇红特级功夫茶”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昆明访问的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因此被国家外交部指定为接待外宾的外事礼茶，成为云南省茶叶产品中受国内外公认的知名品牌[2];滇红碎茶于1958年试制成功，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是颗粒型碎茶，形状不规则，汤色红浓，滋味强烈富有刺激性，是滇红系列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
茶文化的品牌标识是标注在茶的外壳包装上，用来和其他同类产品区分开来的获得法律认证的一种商品标记。以下主要从图像、视觉、文化等方面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进行分析。
图像要素：图像要素决定了一个品牌能不能很快的被消费者接受，它能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滇红茶的品牌标识的图像主要凸显了茶叶的产地、规格及等级，再加上多种色彩组合，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了上等绿色有机品牌的良好印象。
视觉要素：茶文化品牌标识承载了茶品牌企业的各种信息，表达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视觉上看，滇红茶的品牌标识主要有文字、图像、颜色三部分构成，文字表明了茶叶的品牌及产地，图形以圆为主，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理念中和谐的因素，传承了中国的茶文化传统，颜色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要基调，红色表现了茶的色泽，绿色突出了茶是一种有机健康的绿色产品，为消费者留下了许多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遐想空间。
文化内涵：滇红茶的文化理念可以用3H来解释：一是Healththorigin(生态产区)，滇红茶原料依托于临沧高海拔原生态产区，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光照、湿度都特别优越，适合 种植 优质茶种，原叶采自凤庆优质大叶种茶，抗病能力强，无污染，绿色安全。二是Healthtea(有机品牌)，滇红茶一直遵循有机健康的理念，从选址到茶叶的种植、栽培、施肥、采摘、加工、成品，都才有传统的培植制茶工艺，选天然原叶，为广大茶叶品牌的消费者提供生态产品，让品茶者放心。三是Healthfunction(修身养性)，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茶文化的消费需求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呈现不同的特征，但识茶、品茶、 饮茶 直至茶文化品牌旅游对广大茶文化旅游消费者颐养身心，修身养性的基本功效却一直存在，旅游者可以品茗休闲，放松身心。 三、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沧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茶文化品牌，但难以形成一条品牌线，能供旅游者识别的品牌标识不多，品牌标识单一，很难刺激旅游者的消费。影响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临沧茶文化旅游开发尚处初级阶段，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单一。临沧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主要是红茶类，并且大多数是初级产品，很少经过深加工，间接的导致知名品牌少，并且多数茶文化旅游品牌的价位偏低，旅游者对其了解不多，难以形成知名的品牌战略;其次是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茶文化旅游消费者对已经开发的茶文化旅游产品认知度不高，在市场上销量不高，主要还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够;再次是临沧茶文化旅游的社会环境不够理想，茶文化氛围不浓，当地居民缺乏开展茶文化旅游的意识，即使是在小范围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上，各种强买强卖的现象时有发生，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混乱;总之，笔者认为，要有效的减少以上制约因素，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除前期知名品牌外，新开发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大多有私人或个体承包，品牌标识界限模糊，高仿产品在所难免，并且任意定价，旅游者很少愿意去了解，市场秩序混乱，要完善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市场，必须多方配合，加大管理力度。
四、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传承和创新对策
目前，临沧的茶文化旅游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临沧茶文化风情园。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地处临沧北3公里的忙畔乡青龙山茶园，有2400亩优质高产的连片茶园开发为茶文化旅游区，是临沧建成的第一个以茶文化为背景的“临沧茶文化风情园”，展示了茗牌茗品、茶歌茶舞、茶礼茶俗、茶道茶艺等内容，并且提供了茶文化交流馆，于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25个旅游精品之一，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举行茶叶展销会。为促进临沧茶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茶文化的交流，打开茶文化旅游市场，每年的阴历三月，临沧都会在凤庆举办为期15天得大型茶叶展销会，节日期间，进行各种茶艺表演，茶歌茶舞。展销会上云集了各种茶叶产品和其他的一些日用品，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人们对茶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日用品上，在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和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销售方面有待提高。
可见，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出自发性，分散性的特点，尚未形成整体的开发格局，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还有待提升。
(一)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途径
笔者认为，第一，应深入分析临沧现有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将同类的产品进行归类，进行产品组合，创新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第二，应整合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资源，根据茶文化旅游市场的需求，研究开发新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临沧的茶叶品牌标识大多以地域来命名，对茶品类型及内容的涉及很少，除红茶外，临沧还盛产其他的茶叶，要注重绿茶、花茶的研发和茶叶功效的开发，满足消费者的心理属性，激发其购买欲望;第三，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创新应走特色化道路，临沧茶文化底蕴深厚，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保留了一些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种茶、饮茶风格，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开发应该结合这些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临沧民族风味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最后，在图案、色彩等方面，应通过新颖的图形设计和醒目协调的色彩组合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
(二)加强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
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是通过茶叶市场的交换来满足现实或潜在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的需要的综合性经营销售的活动过程[3]。
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营销首先可以利用临沧当地的茶楼文化进行宣传。茶楼最初在唐代以茶馆的形式出现，宋代开始逐渐繁荣。现代的茶楼是人们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临沧应该抓住机遇，振兴临沧的茶馆文化;其次，应通过茶艺歌舞表演提高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知名度。通过茶艺表演带给旅游者精神的享受，让广大旅游者体会到临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人们了解茶文化旅游品牌，引导消费者爱茶、品茶，宣传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再次，可以通过举办茶叶博览会、展销会，茶艺大赛等，巧借各种节会旅游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影响力。展示知名的茶叶科技成果、茶叶包装、茶叶的品牌标识、茶饮料等各类茶产品，展示茶叶旅游品牌开发取得的成果和茶区的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参与茶文化的开发和利用。最后，应做好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开发和归档工作，打造好进入茶文化旅游市场的第一张名片，让旅游者获得难忘的旅游或购买经历，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扩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三)创新营销理念
一是利用 广告 扩大知名度。通过广告将茶叶品牌的核心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加深消费者对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标识的印象，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广告可以采取形象代言人的策略，利用有价值的媒体、报纸、杂志等加强宣传。
二是加强公关营销。公关主要是针对公众心目中的茶叶品牌形象进行管理，通过公共关系活动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在“滇红特级功夫”公关营销成功的基础上，还可以采取赞助、捐赠等策略，打造良好的临沧茶文化品牌形象，同时提升临沧茶文化旅游品牌企业的形象。
总之，临沧发展茶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临沧的茶文化旅游要获得长远发展，必须走品牌化道路，创新茶叶品牌标识，在茶文化旅游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光、李红主编;中外著名品牌标识释义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1--17
[2]临沧市茶叶发展概况[J];普洱经济日报;2010年第11期
[3]罗明义，21世纪云南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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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难。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毕业是比较难的，因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毕业论文摘要不少于5000字，全文不少于5万字，并组织进行毕业答辩，查重率低于百分之15，必须要有自己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所以毕业较难。云南民族大学是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附近并没有公交，坐出租车去的话，出租车的起步价是8元。
需要。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毕业论文开题需要答辩的，开题报告采取报告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相关的老师进行评价的。
很多同学在问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难不难?首先我们来看下什么是自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学考试、自考，1981年经国家批准创立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而云南民族大学是云南省主管部门和教育考试院指定的官方自考主考院校，云南民族大学是正规公办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难不难?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答案的。与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在招生对象、考试时间及学制不同，自考是“宽进严出”。考生参加国家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单科考试，合格一门，发一门的合格证书，所有科目合格后，方可申请毕业。云南民族大学自考包过可靠吗?首先先问问自己，所有的科目都能坚定能考过吗?自考是一种过程，一种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尤其是只有其中一少部分善于自主学习的考生才是自考的最终胜出者。所以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难不难?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比较难的。经过系统的学习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学位，云南民族大学考核达到规定成绩，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并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大自考全国平均通过率一般在10%--30%左右，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通过率也可以参考。大自考即是完全通过自己自学，不借助任何辅导班的长线自考。问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难不难的朋友们，看下这个通过率，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自考独立办班俗称小自考。小自考就是人们一般说的短线自考。这种自考主要是参加一些办学单位组织的助学班，同时也就国家的政策即办学单位自己能够组织一些科目的考试，另一部分科目是参加国家组织的国家统一考试。云南民族大学自考包过的说法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大家都要统一参加考试，只要是考试就会有不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的考试科目一部分来自云南民族大学自学考试，一部分来自你在的办学单位，这种自考要相对简单些，基本上通过率在80%以上，这类小自考通过率相对高很多。自考很难通过率低是针对社会自学考试的考生，这部分考生大多数是有家有业的在职人员或待业人员，这一类人的学习时间少、精力有限，而且缺乏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因而通过率很低，但是对于各大高校为自考生组织的自学考试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只能通过自学来考试，如果有人跟你说云南民族大学自考包过，那么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另外，2023年云南民族大学自考预报名已经开启，有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点击底部官网报名咨询。我们招生老师坐标昆明市，是多所学校助学合作办学点，关于昆明市成人学历提升有想了解的欢迎提问，我们在线做出专业的解答，为你保驾护航，让你在提升学历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云南民族大学自考自考报名入口：
目的：
1、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2、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
3、从总体上考查学生大学阶段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
意义：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
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扩展资料：
毕业论文也可以有真情接地气
云南大学研究生蒋易澄，选择了以自己的母亲为“主角”来完成硕士毕业论文。最终，她的这篇名为《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的论文，不但顺利通过了答辩，而且获得了老师同学的一致认可。一位答辩老师在微博中公开表示：“……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近些年来，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其毕业论文的质量都遭受了各界不少的质疑与诟病。原因在于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不是涉嫌抄袭，就是存在弄虚作假，即便是一些比较规范的毕业论文，也往往是闭门造车，严重脱离实际，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和科研价值。
而蒋易澄这篇以自己母亲为“主角”的论文，一出现就引起了广大师生的热烈关注，赢得了各界的一致赞誉。
论文毕竟不是小说，虽然论文以母亲为“主角”，但并不仅仅是写母亲，而是以母亲为一个时代的参照物，反映个体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活、努力与抗争，反映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篇论文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而是彻底完全地接地气。
通过这篇论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平凡母亲在自己大半生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所创造的成绩与骄傲，所体现的勇敢与善良。而正是通过她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缩影，个体的存在与价值，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弊端，矛盾与冲突。
很显然，和那些闭门造车、搜肠刮肚写出来的毕业论文相比，这样的论文不但有血有肉，鲜活无比，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密码和社会信息，可以给我们很多关于个体、关于现实、关于时代与社会的思考和启发。
实际上，毕业生的论文能够打动老师和评委，固然是成功的体现，而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在用两年时间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这名学生也就完成了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实现了人生的成长。从这个角度说，能完成这篇毕业论文，证明她真正具备了“毕业”的资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我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人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 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固误。《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 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 陵的“荼”，颜师古注为： 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中国茶文化历史“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树起源云南，茶树种类多样化中心也在云南，品种资源丰富为世界之最，有性群体种可分为两类，即北纬25度以南为大叶种，以北的则以中小叶种为主。 中小叶种的地方优良品种有：昆明十里香茶，昭通苔茶，宜良宝洪茶等。大叶茶的优良地方群体品种有：勐库大叶茶，勐海大叶茶，凤庆大叶茶（以上为国家级良种），元江糯茶，秧塔大白茶，镇源马镫茶，绿春玛玉茶，漭水大叶茶，冰岛大叶茶，坝子白毛茶，云龙山大叶茶，景谷大叶茶，团田大叶茶，邦东大叶茶，官寨 茶，大厂茶，澜沧大叶茶等。 经1980年代全面考察征集，获得资源材料410份，近缘植物20份，地方群体良种26个，优良珍稀单株110个，在省茶科所建立国家资源圃30亩，保存茶树品种和品种资源共810份。 从分类上认定，全世界现有茶种37个，变种3个，云南有31个种，2个变种，共33个种，它们分属于4个系：五宝茶系：广西茶、大苞茶、广南茶、五室茶、疏齿茶；五柱茶系：厚轴茶、五柱茶、老黑茶、大理茶、滇缅茶、园基茶、皱叶茶、马关茶、哈尼茶、多瓣茶；秃房茶系：勐腊茶、德宏茶、突肋茶、拟细萼茶、假突房茶、榕江茶、紫果茶、多脉茶；茶系：茶、苦茶（变种）、白毛茶（变种）、普洱茶、多萼茶、拟细萼茶，元江茶、高树茶。新选育品种：云抗10号、云抗14号，长叶白毫（国家级良种）、73—6号、云选9号、云抗27号、云抗37号（省良种），以上省茶科所选育。云玫、云瑰（思茅茶树良种场，普文农场选育，省级良种），凤庆1号、2号、8号、9号、10号，清水3号、4号（凤庆茶科所选育，未审定）。如此丰富多彩的茶树品种资源，为我省茶叶科学研究，良种选育与良种化，振兴云南茶叶经济，弘扬中华茶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我国战国时期第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茶字)而解之”，这是世界上最早有关茶事的文字记载。神农距今不过四五千年历史，神农当时只是发现了茶，这还不是说茶的起源。近代专家学者们，根据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论证，证明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首先从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考察茶树起源。地球在形成以后，经过了多次演变，其海洋和陆地的分布，不似现在地球的状态，当然地球气候也不是现在的状况。大约在两亿五千万年以前，地球分为劳亚古北大陆和冈瓦纳古南大陆，前者位于赤道及其两侧，后者位于南寒带。中国在古北大陆，印度在古南大陆，两者之间隔着泰提斯海遥遥相望。经过地质年代二叠纪、三叠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漫长岁月，多次地壳运动，地球上水陆分布及气候发生很大变化。据云南地质历史，大约在距今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三叠纪，云南便是露出海面的陆地;在距今二千五百万年以来，全省处于热带亚热带温润气候，这有利于被子植物和古热带植物的生存和繁衍;在距今一千二百万年的第三纪末第四纪初所发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青藏高原隆起，影响云南植物区系与植被的变化;其后第四纪以来的几次冰河时期，云南未受冰川直接袭击，滇中以南气候依然温湿，因此许多植物原种得以幸存。据考察，滇南的原始森林中，至今还发现有第二纪孑遗的木莲和被誉为“活化石”的树蕨，还有鸡毛松、苏铁、爪哇树、爪哇苦莲等古生植物。现今云南有高等植物15000多种，占全国高等植物一半以上，故云南有植物王国之称。据贵州新编《贵州土产工作概要》称，1980年7月9日在晴隆县菁口乡云头大山发现茶子化石(按晴隆县境距云南省境直线距离约80公里)。那里可以说是云南茶树起源中心之边缘。近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云南元谋县蝴蝶梁子等地发掘到距今200多万年以前的猿人化石，被誉为东方猿人之始祖。这说明云南古地理、古气候具有适合生物生存和繁衍的条件。至于茶树是否也在这里发生和滋长?可以从它的近缘植物加以考察印证。茶树的近缘植物是论证茶树原产地的重要依据。云南属热带亚热带气候类型，水热资源丰富，在常绿阔叶林作用下，发育形成的红壤土，距今已有五六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最古老土壤之一。这是形成被子植物的茶科植物系统发育的优良条件，所以云南茶树的近缘植物特多，素有云南山茶甲天下之美誉。据植物分类学，茶科植物共23属380多种，分布在我国的就有260多种，绝大部分又分布在云南;据中国科学院“780工程”调查，在云南仅仅腾冲一个县境内，就发现有山茶科植物8个属70多个种;近据中国茶叶研究所和云南茶叶研究所会同有关部门对云南茶树品种资源调查结果，按照张宏达教授对山茶树属植物分类：世界茶组植物已发现的有37个种和3个变种，分布在我国的就有36个种和3个变种，其中分布在云南的有31个种和两个变种，并且有17个新种和1个变种是世界茶谱中尚无记载的。云南茶树近缘之多，可称世界之冠，这充分证明云南是茶树起源中心。再从古老大茶树的分布加以考察。云南已发现的野生型和栽培型的大茶树，多分布在澜沧江、怒江、元江流域的深山老林中，其中：勐海县的大黑山原始森林中，1961年发现一株野生型大茶树，树高米，树龄1700多年;勐海县南糯山的半坡寨有一株栽培型大茶树，主干直径米，树龄800多年，被誉为“茶树王”;在风庆县的马街区华丰乡香竹管1983年发现一株栽培型大茶树，主干基径2米，胸径米;凤庆县的诗礼区古黑山附近小光山约两平方公里的地区内生长着万株以上的野茶树群落;澜沧县的景迈茶山延伸地有一株四人合抱的大茶树，分枝在离地15米以上;镇沉县九里区和平乡千家寨有成片生长的大茶树，大者主干直径米，树龄约1000年以上;思茅县磨黑区闭结乡分布有成片大茶树。最大者直径米;金平县哈尼田永平乡及老旧寨等地发现大茶树约100株以上，据湖南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刘宝祥考查认为其茶果形状特殊，有球形、桃形、饼形，与大果茶性状不同，采叶经生化测定，其简单儿茶素高，观察花序，单花序比丛花序多，结果率低，是属野生原始型品种，树龄当在2000年以上;师宗县五洛河区大厂乡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一株茶树树高25米，主干直径为米。云南古生大茶树有野生型，也有栽培型，有单株独立，也有成片生长，分布面之广。数量之多，年代之久远，树型之高大，令人叹为观止，这证明云南茶树源远流长。更主要的是云南大叶种茶树具有古老茶树的生物化学特征。根据生物的发生、发展和演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故前苏联学者杰姆哈捷论断，茶树中简单儿茶素含量比较多的属原始型的野生种。按茶树的新陈代谢，主要是合成儿茶酚类物质的质和量的变化，而云南大叶种野生茶经生化分析，其合成L一表儿茶酚的强度都比合成L一表没食子儿茶酚的强度高一倍;相应地合成L一表儿茶酚没食子酸酯也比合成L一表没食子儿茶酚没食子酸酯为多。这表明云南茶树的简单儿茶素含量比较多，因此具有古老茶树的生物化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