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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传统纹样 论文要害词:中国传统纹样 现代室内装饰设计 关系 论文摘要:跟着社会的不时提高和人类生涯质量的日渐进步，人们对室内空间的物质和精力功用又有了新的了解，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物质功用已不再是设计的独一要素，精力功用方面的民族化、特性化和多样化愈来愈惹起足够的注重，若何把传统的唯美的元素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获得充沛的表现，这已成为一个设计师和研讨人员不时思考和探究的新课题。 引言 将中国传统纹样运用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是人们对其精力需求追求的一局部。要将传统纹样得当地运用于个中，较好地表现民族特征、更好地展现特性，起首应深人调查传统纹样的内在和特点;然后，经过表现新当地主义与完成文明交融两种办法来进行，最终完成现代室内装饰的幻想结果。 应该供认，很多设计师对传统纹样的了解和运用都比拟到位，他们的良多作品让人耳目一新，获得了国表里同仁和赏识者、享用者的一致好评。然则，拨开喧哗荣华的外表景象，我们又会发现，很多赞扬的见地其实还只逗留于表层之上。并认为，传统纹样是中国传统文明精华的一个主要构成局部，它的发生与传播已足以证实它坚强的生命力以及和社会生涯息息相通的血脉关系。因而，把它惹人现代室内装饰设计毫无疑问是对传统文明的承继。 1中国传统纹样的涵义和特点 纹样是指依照必然的构造规则，经由抽象、转变等办法而构成的规矩化、定型化并使用于人们实践生涯中的图形。中国传统纹样是中国人民在革新和发明世界的理论进程中发生的艺术精髓，它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一种载体，是人类不时完美生命力的自在显示，是人类聪明的结晶。 中国传统纹样有着深沉的文明底蕴，归纳综合来说，它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前史悠长。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村的人面鱼网纹彩陶盆距今已有6000多年前史，属于仰韶文明期间的器物，个中的人面鱼网纹是至今有据可考的最早的纹样。 方式多样。中国传统纹样在分歧的前史期间有着分歧的代表形象。新石器时代是彩陶上的鱼纹、漩涡纹;商周期间是青铜器上的篓餐纹、窃曲纹、鳞纹、重环纹、雷纹;汉代是画像石和画像砖及瓦当上的几何纹、死神纹、米字纹、菱形纹、S形纹、四叶纹、三角纹;唐代是镜子上的花鸟纹，敦煌藻井上的卷草纹;至于传播至今的历代各类织物上的水波纹、绣球纹、龟背纹、冰裂纹、回纹、祥云锦纹更是不乏其人。 注重唯美。传统纹样发生之初就是以装饰美化生涯情况为目标。纹样不断以各类分歧的方式使用于人们生涯起居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喝酒酒具、祭奠器具，照样服装装饰、室内装饰，纹样都在个中起到了很强的美化润饰效果。 作风各别。新石器期间具有严肃不吝啬、天然调和的作风;商周期间具有青铜器纹饰的雄壮奥秘的作风;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具有轻利生动、飞动豪放、雄强古拙的作风;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具有空疏、喧嚣、清淡的作风;隋唐期间具有伸展广博的气焰、精巧圆婉的装饰感和富阴饱满的作风;宋朝期间具有沉静典雅、清淡宛转、心物化一的作风;元朝期间具有粗暴、豪迈和刚毅的作风;明朝期间具有庄重、精约、坚实的作风;清代期间具有卖弄雕刻、细腻繁缚的作风。 意蕴深沉。中国传统纹样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明思维的折射。中国传统文明以孔教、道教和释教三教合流为根底，传统纹样天然也难免遭到三教的影响。表现道教思维的暗八仙、八卦纹，表现释教思维的莲花、菩提树叶、飞天、忍冬纹，以及表现孔教思维的龙凤呈祥、三阳开泰都是传播至今的经典纹样。 图意相生。凡喻意性的视觉符号，大都有“图必有意，意必吉利”的特点，传统纹样亦如斯。 2中国传统纹样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的关系 传统纹样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古已有之。保存至今的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废墟、乔家大院和很多江南民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纹样的集中展示之处。传统意义上的纹样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更多地只是起装点效果。今日，现代室内装饰设计已被付与新的寄义。它是指对修建内部固定外表的装饰和可以挪动的安插所做的外表的、视觉的全体结果设计，侧重于对室内地上、墙面、天花等界面的艺术处置，还统筹门、窗、家具、帘慢、地毯、灯具、摆设等精心构想。是契合现代人们追求方式的民族化、特性化、多样化的审美需求的室内装饰设计。 变革开放前，国度和人民都比拟贫穷，室内装饰设计除了一些国度主要修建中有所表现，广阔的老庶民的修建中很少有它的影响。变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国度敷裕了，室内装饰设计越来越惹起人们的注重。在物质功用获得充沛显示的还，精力功用也被放在了一个十分主要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下，室内装饰设计师和研讨人员使用而生。设计师依据本人的爱好，或设计欧式的、日式的、韩式的，或设计中西合璧式的。但不论哪一品种型，究竟要发展在中国这块泥土上，因而，中国式天然就成了一个不老的主题，只需提出是中国式，就必然是传统式的，而只需是传统式的，也就必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纹样。 总的看来，人们目前关于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运用的看法还处于一个探究阶段。即看法到了传统纹样是表现文明精华的元素，主观上情愿运用;但若何运用，思绪并不明白。 3若何将中国传统纹样运用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 中国传统纹样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运用应首要掌握以下两点: 表现新当地主义。 新当地主义首要是强调当地特征或民风作风的设计创作倾向，倡导量体裁衣的乡土味和民族化设计准则，使室内装饰设计具有极强的可辨认性。新当地主义的室内装饰设计可以经过以下两种办法得以完成: 1)运用现代观念对传统纹样进行分化造型和组合造型，在传统根底上对其进行演化和发明，将传统纹样与当地资料、造型技能相连系。 2)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装饰资料、造型技能相连系。跟着科学技能的开展，塑料、金属、陶瓷、玻璃、无机矿物、涂料、纺织品、石材等新型资料使用而生，品种愈来愈多。分歧的资料可以给人以分歧的审美感触，选用恰当的资料与传统纹样连系，可以丰厚装饰结果，表现时代气味。传统纹样与现代装饰资料、造型技能相连系不只可以加强传统纹样的美观性，并且可以使室内装饰设计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完成文明交融。 从世界设计开展史可以晓得，每一种设计作风的发生无不是本乡文明与异域文明交融、开展的后果。传统纹样作为文明的一种载体，假如把分歧文明布景下的传统纹样进行交融，会激起人们的创作热情，发现两种分歧文明之间的互补要素，并进行借鉴、弃取和革新，必将会创作出更多的纹样。在传统纹样的交融上详细有以下两种办法: 1)传统纹样的共生。这是指寻觅分歧文明布景下具有一起特点的两种或多种纹样，运用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从日本的室内设计师黑川纪章师长教师设计的东京华歌尔曲盯大厦的顶层皇家招待厅中，就可以看到传统元素与西方古典元素的共生、共存。在这里，黑川纪章师长教师有认识地把代表日本宇宙观的纹样、代表东方文明的斗拱同西方的意味符号混在一同，到达其“共生”的设计理念。还也显示出对本乡文明的赏识和追求器械方文明调和交流的愿望。 2)传统纹样的共融。这是指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将两种或多种纹样进行同构、交融，构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纹样，并运用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我们应将传统纹样的精力元素与现代室内装饰设计言语从新组合，使它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一个民族只要尊敬本人的传统文明，它才干像参天大树，根深叶茂。而我国有着五千年的绚烂文明，还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中国的传统纹样关于我们现代室内装饰设计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在设计的作风化和民族化问题上，我们有着任何一个国度都无法比较的优势。 本文选自591论文代写网591lw：专业 代写毕业论文 -致力于代写毕业论文,代写硕士论文,代写论文,代写mba论文,论文代写记得采纳啊
染织类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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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孚黎女子服饰的现代设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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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三角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
11.手绘在服装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12.染织厂染织混合废水处理工程实例
13.试析元代染织纹样在茶艺表演类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14.日本传统染织艺术之旅--以东京、冲绳两地为例
15.中亚地区伊卡特织物图案艺术特征及创新应用研究
16.爱马仕丝巾图案设计与艺术研究
17.浅析草木染的发展与现状
18.草木染在现代生活中的创新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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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日传统染织工艺及其纹样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21.以环保为主题的纺织材料装置艺术的设计与研究
22.论乡土织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艺术价值
23.长三角地区染织文化的研究
24.试论近世初期风俗画中小袖和服的绘画表现
25.传统图案在染织艺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26.传统扎染与现代扎染艺术的起源发展与前景展望
27.景宁畲族传统服饰艺术在现代的发展研究
28.染色废水处理改造方案研究与实施
29.论黎族织锦植物染技艺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0.民间手工印染艺术在现代居室软装饰中的价值
31.染织艺术设计中的色彩要素探析
32.明清水陆画所绘之染织纹样研究
33.探析吉祥观与景德镇明清彩瓷表现的图饰特点
34.日本近代染织技术的引进与革新
35.碱减量印染废水处理工程实例
36.黎族传统纺线技艺研究
37.明代工艺美术色彩赏析
38.山竹壳天然染料对真丝织物的染色工艺研究
39.丰富设计素描教学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40.抗战前细纱交易困境及民族染织厂的应对
41.海南黎族织锦中基本纹图案探究
42.与大自然合作--染织产品设计的创意新思维
43.凉山彝族服饰传统染织工艺研究
44.渐变形式在当今染织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45.棉麻手工染织面料在创意服装中的应用
46.黎锦的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
47.浅谈唐代染织纹样的审美特征
48.浅述染织中的棉纤维及手工艺表现
49.民族传统染整工艺的现代价值
50.中国传统工艺的保护研究--以染织工艺为例
51.云南大理扎染视觉审美研究
52.用形式美法则剖析中国传统染织纹样之特点
53.中国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54.自然主义风格在日本纤维艺术中的表现与思考
55.我国印染织物产品标准与服装产品标准比较
56.隋唐染织工艺在敦煌服饰图案中的体现
57.民国日常旗袍面料色彩研究
58.传统扎染工艺与现代数码技术结合的创新设计研究
59.棉麻织物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探究
60.浅谈酶催化技术在印染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61.西南少数民族染织艺术中的色彩美学
62.台湾花布的图案装饰特色研究
63.河北民间传统染织工艺现状及发展策略
64.台湾花布与山东民间彩印花布的艺术特色对比及应用研究
65.浅析唐代织锦装饰纹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66.洗礼中重生--谈传统染织艺术的现代性转型
67.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对策研究--以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为例
68.品色衣制度的发展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69.中亚伊卡特图案初探及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70.传统手工编织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初探
71.中日染织花卉纹样的比较研究
72.基于变函数Julia图形的黑白装饰图案丝巾设计方法
73.湘西染织艺术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教学思考
74.汇泉染织打造更时尚面料
75.关于染织设计教育的思考--从芬兰设计说开去
76.中日染织花卉纹样研究
77.民间染织遗产：就地保护就近研究
78.地域文化背景下高校旅游纪念品设计教学探索--以湘西染织艺术为例
79.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融入室内设计主题空间的教学探讨
80.湖南传统染织艺术资源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与创新
81.高等院校染织纤维专业教学模式设置与设计大赛互动实践研究
82.天门蓝印花布设计元素在现代服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83.佩兹利纹样在现代家纺设计中的装饰研究
84.中国民间图案色彩的抽象表现
85.染织专业实验教学创新探索
86.我国印染织物产品标准与服装产品标准的差异
87.后申报时期民族传统工艺保护与传承的忧与思--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88.丝织物印花中仿蜡染图案设计及工艺的研究
89.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植物染料及其文化内涵
90.从敦煌藻井图案谈现代染织纹样设计
91.服装面料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仿生设计
92.手绘技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使用
93.蜡染的审美特征及其图案构成特征研究
94.医院社会化洗涤污染织物收集转运过程中医院感染质量控制
95.基于数学图形的染织图案设计研究
96.国际旅游岛背景下传统工艺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海南黎族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97.理性色彩与感性色彩在染织设计中的统一
98.软雕塑艺术语言对我国纤维艺术教育的启示
99.海南纺织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100.可溶PVA伴纺高支纯棉色织面料的生产工艺路线
101.关于纤维艺术设计教学的思考
102.论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染织纹样
103.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旅游纪念品设计探讨
104.浅议市场需求对高校染织设计教学的影响
105.基于数字化技术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工艺为例
106.染织排水对日本青鳉幼鱼和胚胎的毒性效应
107.染织艺术设计专业素描教学改革的思考
108.染织艺术设计专业色彩教学改革的思考
109.地域文化主题的染织设计研究
110.论苗族服饰中龙纹图案染织绣技艺之美
111.染织艺术设计新论
112.关于染织专业学生手工台板印花实践的思考
113.染织美术教学中设计要素浅论
114.从材料的运用看中国染织工艺的发展
115.齐国染织工艺及对后世的影响
11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117.浅论中国传统染织中的生命树纹样
118.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119.染织设计中的中国画元素
120.作业成本法在染织业的推广与应用
121.手工染织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我的家乡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它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沙海上。敦煌，它不仅物产丰富，名胜古迹更是引人注目。鸣沙山在敦煌城郊十里。是一座沙粒堆成的小山，最高处约有二百五十米。登上鸣沙山，坐在山脊上，从高处迅速滑下，沙尘随着身体的移动也飞扬起来，当沙流量不断增大时，会听到嗡嗡的声响，随流沙的增加，声音会逐渐增大到嗡嗡如雷鸣。山下有一月牙形的小湖，四面都是流沙，而千百年来，湖水从未干涸过，也未被流沙所淹没。原来细沙在泻到山下之后，晚风又会将它们重新吹向山顶。风儿轻拂着岸边的杂草，湖水就像一块绿色绿色的绸缎，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鸣沙山，静静地漾着迷人的微波。闻名中外的佛窟——敦煌莫高窟，就位于鸣沙山1500米长的陡壁上。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鸣沙山脚下涌出，逶迤流去，消失在沙砾中。这儿到处是花草，古木参天，鸟儿争鸣，整个莫高窟掩映在一片绿的怀抱里，景色秀丽而幽静。呵！多神奇，像被神斧斩过一般的悬崖陡壁上，凿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像鸽舍一样的洞窟，一层层上去直到崖顶。石窟外面的木构廊檐，悬空的栈道，使整个石窟浑然一体，格外壮观。据古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敦煌。黄昏的时候，他手拄锡杖，行至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下，只见夕阳下山顶上一派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佛的形象，他相信这片灵山必将是佛祖的圣地，于是决定在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一个佛洞，这就是敦煌的第一个洞窟。紧接着又有僧人，在这座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莫高窟现存有壁画雕像的石窟共四百九十二个，彩绘泥塑2410多个，壁画更是浩如烟海，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旷世奇珍展开排列，可形成长达50华里的画廊。在这里游人可以看到轻歌曼舞的飞天仙女，她们是能歌善舞，变化自如，是古代最美丽、最善良的象征，表现了古代艺术家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还可以看到众多泥塑，有的朴实温顺，有的文静清秀，有的威武强壮，他们形态各异格局，栩栩如生；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伎，形象生动，舞姿婀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家乡敦煌，正以它那丰富的物产，奇异的景色，尤其是誉满世界的敦煌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观光游览，正在为传播世界文化遗产作着重要的贡献。
感谢佳昕老师几期的精彩分享，对舞蹈一知半解的我，收获了很多舞蹈专业知识，受益匪浅……下面就三个流派浅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神韵派舞蹈是与西域豪迈奔放风格揉和于一体的舞蹈，刚柔并济，神韵相生。遵循“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开先合”等从反面坐起的运动规则，与“平圆，立圆，八字圆”三圆路线相结合，加上“形、神、劲、律”基本动作要素的表现形式，使它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美感……汉唐派舞蹈是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最辉煌的汉、唐、魏晋精神和艺术气质为审美主干，以汉唐和明清戏曲舞蹈为支点，并坚持自主创新，以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蹈文化为目的而创建的中国古典舞学派……敦煌派舞蹈源自敦煌壁画，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其动态神韵，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凸显中原与河西一带的舞蹈素材，恰当地融入西域特色风格，形神兼备，具有“西域、中原、地方”三结合的特点，以古西凉乐风格为主要旋律，是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舞蹈流派……敦煌派舞蹈是我最喜欢的舞蹈流派。 敦煌舞大概分为“大S”“三道弯”“四道弯”等形式，凸显女性形体的柔美，还原唐代美女的美态。曼妙的舞姿，华丽的服饰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最喜欢的是代表作品《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是聋哑演员们用“心”表演的舞蹈。它的最大特征是选材的典型性，构思的形象性、独特性，表演的情感性、真实性。舞者以圣洁灵动的舞姿演绎了“盛世开屏”的画面，千只纤手曼颤，千只慧眼闪烁，华美而又祥和的氛围，天光人舞呈现的祥瑞美好的景象，不由让人击节赞叹，观赏愉悦的同时，带给人心灵深层的情感激荡，精妙绝伦，感动亿万观众，它是人们爱和创造力的象征，美哉，《千手观音》……在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不同的起源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和独具异彩的审美特征，不同流派发挥各自所长，中华大地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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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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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女朋友是不是学服装设计的,如果是的话,就是应该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敦煌飞天是仙女的意思,你可以在百度里搜一下,有关的图,然后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估计主要是设的服装上要有敦煌艺术效果,飘逸、气势绚丽？要不就是,关于敦煌飞天服饰毕业论文?没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Flying Flower Fashion Design --- Dunhuang Description Abstract: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Flying is a business card is a symbol of Dunhuang art. As long as fly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art. 492 caves of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lmost cave painting Cave Flying. According to Mr. Chang Shuhong "Dunhuang Flying" large album art, said the preamble, "are a total of more than 4500." Their number can be said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caves, preservation of the largest caves Flying. Key words: Dunhuang art, clothing designs, magnificent momentum, singing and dancing, elegant从网上翻译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吧。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唐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声音一会像黄莺在花下啼鸣婉转流利，一会像泉水在冰下流动滞涩不畅。接着又像在凝成冰的泉水又冷又涩不能畅流，弦似乎凝结不动，凝结不动声音暂时停歇了下来。“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作者笔锋一转，把读者的思绪从高亢凝重中带入到优雅暗昧中来。花底的黄莺间间关关──叫得多么流利，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黄莺，未见其形，只闻其华丽婉转的间间关关之声于花间；泉流，未睹其迹，却听得哀怨凄凉的幽咽之声透过寒气彻骨的冰层发出艰涩沉闷的低吼。此处形象两两交错迭出，乐音则在意象的交错与滑移中奏出细腻而丰富的变化，传达出心灵深处的欲望与呼告。
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中的“水下滩”，因版本异文而产生四种不同的理解与训释：①“水下滩”，②“冰下难”，③“冰下滩”（“滩”指气力尽），④“冰下滩”（“滩”指流动或水奔）。本文认为“水下滩”本自平常，无须深求，自从段玉裁将“幽咽泉流”与“水下滩”捏合一块，且以“属对”刻板要求，从此治丝益棼。本文考证“水下滩”就是“似水从滩上流下的声响”，释作“冰下难”?勉强亦通，而释作“冰下滩”无论释“滩”为“气力尽”还是“水奔”、“流动”，都不符合唐诗原意，不能成立。?关键词?水下滩?冰下难?冰下滩?《琵琶行》?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通行本有云：“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其中“水下滩”三字，论者注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究其所以，就在于因版本的异文而产生的不同理解与训释。请看版本的异文：?①作“水下滩”——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清康熙四十三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②作“冰下难”——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在“水”下注“一作‘冰’”、在“滩”下注“一作‘难’”；北京图书馆藏失名临何焯校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③作“冰下滩”——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在“水”下注“一作‘冰’”，《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④作“水下难”——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校《白氏文集》。??再看各家的解说（为了说明问题，引用从详）：（一）首先对通行本“水下滩”发难的是清代的段玉裁，他在《与阮芸台书》中从属对的角度认为当作“冰下难”：??近读唐诗，校得三事，为先生陈之，有承讹千年而莫之省者……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凡古书不知何人始缪写流传，遂使千秋不见真面目，至为可惧。唐诗如此，何况乎经史之大哉？?（二）陈寅恪先生（1978）赞同段玉裁说，并且“更申证其义”：?一与本集互证。白氏长庆集陆肆筝云：??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正与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均同也。??二与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贰陆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捻”，“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惟其中：??冰泉呜咽流莺涩。（可参元氏长庆集壹柒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七绝?“莺涩馀声絮堕风”之句。）??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诗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又微之诗作“流莺涩”，而乐天诗作“间关莺语花底滑”者，盖白公既扩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涩，未免两句同说一端，殊嫌重复。白诗以滑与难反对为文，自较元作更精进矣。??又元氏长庆集贰陆何满子歌（原注云：张湖南座为有熊作。）略云：?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嬾。??又同集壹捌卢头陀诗序云：??元和九年，张中丞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旧唐书壹伍宪宗记下云：??〔元和八年冬十月己巳〕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据此，微之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然则其扩琵琶歌“冰泉呜咽流莺涩”之一句为琵琶引“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之二句，盖亦受微之诗影响。而乐天筝诗之“冰泉咽复通”乃作于大和七年。在其后，不必论矣。??复次，元氏长庆集贰肆新题乐府五弦弹云：??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白氏长庆集贰秦中吟五弦云：?大声麤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同集叁新乐府五弦弹云：??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李公垂悲善才“寒泉注射陇水开”句，可与此参证。）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寅恪案：元白新乐府此两篇皆作于元和四年，（见新乐府章。）白氏秦中吟亦是乐天于任谏官即左拾遗时所作，（见白氏长庆集壹伤唐衢二首之贰。）俱在乐天作琵琶引以前，亦可供乐天琵琶引中摹写琵琶音调一节之参考者也。??（三）钱钟书先生支持“冰下难”说，且证明从元代开始误为“水下滩”。据周祖撰先生（1999）回忆：??清华中文研究所毕业考试的办法是比较特殊的。它规定在论文答辩之前还得先通过学科考试……1952年6月，我参加学科考试，本校外系请的是钱锺书和历史系周一良先生，外校本系请的是北大俞平伯和游国恩先生。……在这次答辩考试中，钱先生问我的问题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幽咽流泉冰下难”，一本作“水下滩”，哪种本子是正确的？有什么根据？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作了详细的考订，我就按其所言作了回答。钱先生说：“很好。但我还要问你，这一版本上的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瞠目不知所对。钱先生随后列举了不少宋人诗和词中的有关句子，证明宋代流行的本子都作“冰下难”，没有错。到了元人散曲中，开始出现了“水下滩”这样的字眼。可见这一版本上的错误始于元代。??（四）宋红先生（1983）从日本为“冰下难”找到了版本根据：?日本龙门文库所藏清原宣贤笔录《琵琶行》（简称龙本）作：?幽咽?泉流?冰下难??エツタル?ノハ?コホリ?シタ?ナャム??清原宣贤（1475—1550）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的著名学者。……龙本《琵琶行》是他五十五岁至六十九岁之间（1529—1543）——相当于我国明代嘉靖八年至二十二年间的手抄本。龙本“冰下难”比段玉裁的推断早出二百多年。……龙本不是清原宣贤的臆改，而是有版本依据的。??首先，白氏文集在白居易生前即传入日本。白居易七十四岁时，即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四、五月间，日本留学僧惠萼上人在苏州南禅院抄写了白乐天奉纳本。……成书于平安朝时代（794—1192）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宫廷小说《源氏物语》和与之同时的著名笔记文学《枕草子》都曾涉及此诗。从白氏文集传入日本之早看来，龙本的祖本完全有可能是早于我国现有最早的南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的某一本子。??其次，在龙本之前确有“冰下难”的版本流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歌谣集《新撰朗咏集》（大约成书于1070—1140年间）曾将白居易诗抽句改写成日本歌谣，其中“幽咽泉流”一句即作“冰下难”。《新撰朗咏集》成书可能略早于南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且与南宋本“水下难”有别。据此可推断，在南宋本之前即有“冰下难”版本在日本流行。《太平记》卷四（据日本学者考证，《太平记》前九回在1280—1356年间即已写成）在形容琵琶音色之妙时亦套用了“莺语”、“泉流”的句子，其中“泉流”句作“冰底难”，应是从“冰下难”演化而来的。由此可知：龙本之前《琵琶行》即有“冰下难”版本流传于日本。这种本子很可能就是龙本的祖本。??（五）蒋礼鸿先生（1982）则不同意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流动：?我以为段说实在不完全正确，这一句应该依日本那波本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滩字应作流动解。“花底”和“冰下”都是处所词，处所词必然要和动词联系在一起，这两句里可以作动词的只有滑和滩字。《广韵》去声二十八翰：滩，水奔；奴案切，又他丹切。水奔就是水流。泉水在冰下流，泉声被冰所隔，所以幽咽，莺语也因在繁花之中，所以声音也是曲折传达出来的。??（六）郭在贻先生（1985）也不同意段玉裁说，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气力尽：?首先，水字必是冰字之误，因为“泉流水下”的说法是不通的，泉也是水，不能说水流于水下。从诗的结构来看，上句说“莺语花底”，下句说“泉流冰下”，对应得异常工整。其次再看滩字，段玉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冰当为水——引者注），且何以与上句属对？”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滩字是唐代的一个俗语词，有其特殊的含义，而按照滩字的一般义训去理解，当然是讲不通了。今按：此滩字乃是气力尽的意思，其本字当为痑，又写作瘅。《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韵：“痑，力极。”桂馥《札朴》卷九《乡里旧闻·杂言》：“力极曰痑”，注云：“音摊。”《太平广记》册五，卷二一二“资圣寺”条：“棱伽効之力所瘅。”力所瘅即力尽之意。《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气力滩即气力尽。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则是用本字。字书又有勯字，训为气力尽，当是痑的或体。??“幽咽泉流冰下滩”这句诗中的滩字跟敦煌变文中的那个滩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的气力尽。泉流冰下，鸣声幽咽，仿佛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不是很可以讲得通吗？上句的滑字，状莺语花底之流丽婉转；下句的滩字，写泉流冰下之涩滞濡缓，对仗既工整，文理亦畅达。但是如果不知道滩字有气力尽的意思，这句诗便不好讲，无怪乎段玉裁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了（冰当为水——引者注）。至于《全唐诗》在滩字下注云：“一本作难”，这要么是因形近而讹，要么是因后人不懂得滩字的特殊义训而妄改，是不足为据的。??（七）蒋礼鸿先生（1997）此后赞同郭在贻先生的意见：?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任你前头多变化，如来不动一毛端。”（页349）“气力滩”就是气力尽。……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俱舍论第一卷音义引《尔雅》释天“涒滩”的李巡注道：“滩，单，尽也。”“单”通作“殚”，“殚”也是尽。《说文》“滩”是“汉鸟”的俗体，“汉鸟，水濡而干也。”又引《诗》“汉鸟其干矣”。水干就是水尽，水尽叫做滩，力尽也叫做滩。?徐复说：以上只推究语源，未说本字。“气力尽”另有专字作“瘅”，《说文》疒部：“瘅，劳病也。”又作“痑”，《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痑，力极，他干切。”与“滩”同音。“力极”就是“倦极”，都是说的“气力尽”。……郭在贻说：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痑”即“滩”之本字。则是用本字。白居易琵琶行：“幽咽泉流水（当作“冰”）下滩。”“滩”字承幽咽，当亦气力尽之意，段玉裁改为“难”字，失考。礼鸿案：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痑，音滩，马病也。今《诗》作啴。”综徐、郭两君之说，“气力滩”的滩字本字当作“瘅”、“痑”、“勯”，是为力尽；“幽咽泉流冰下滩”的滩字即《说文》的“汉鸟”字，是为水尽。两者义类相同而字源非一。琵琶行的“水下滩”，日本那波道圆本作“冰下滩”。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可证冰字为是。??（八）景凯旋先生（1999）虽然赞同“冰下滩”，但释“滩”为水急：?案段氏谓水下滩不成语，且与上句不属对，此言良是。但若作“泉流冰下难”，一是与下文“冰泉冷涩”同说一端，语义重复；二是从诗歌的语言看，“滑”字形容精妙，而“难”字却非一描写性的词，显得笨拙空泛，并不高明。??案此义与上文“滑”字词性属对，但与下文“冰泉冷涩弦凝绝”的语义仍嫌重复，且据段玉裁《说文》注，水尽乃滩字古义，而白居易此诗多用俗语，如“呕哑嘲哳难为听”即是，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所以此解仍不免失之牵强。??以上二说都认为“水”当作“冰”，从属对的角度看，这是对的。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亦可证冰字为是。问题在于，此句末字作“难”亦或“滩”字解作水尽，于诗歌意蕴的阐释上都终觉犹有未达。??其实，“滩”字在隋唐时期除了指水滩（他干切）外，还有另外一个用义，即指水急。《广韵·翰韵》：“滩，水奔。”《集韵·换韵》：“滩，水奔流貌。”这大概是隋唐的一个俗语，如吴融《书怀》：“滩响忽高何处雨，松阴自转远山晴。”即是一例。由此可知，《琵琶行》这句诗确实应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意谓水在冰下呜咽而疾流 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流水冻结了，也冻结了琵琶的弦于，弦子冻结了，声音也暂时停止
最早对于琵琶的记载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枇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而这只是人们对琵琶名字的由来做出的一个记录，琵琶本身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成的，或者说琵琶的前生又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洗礼才发展到现今人们使用的乐器呢？根据参考文献琵琶在古时候被分为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首先来看直项琵琶（秦琵琶）它是土生土长的由我国人民创造的一种园体、直项、四弦，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传说琵琶产生于乌孙公主下嫁时，汉武帝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于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昆弥，念其途中思念之苦，令知音的工人参照了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制成了直项琵琶。可见只能说秦琵琶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乐器。而秦琵琶之后却发展为阮咸（晋朝时因晋代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善于弹奏被改称为“阮咸”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阮）。那如今的琵琶到底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我们只能从曲项琵琶的历史演变或者前身中研究。曲项琵琶梨形、曲项、四弦、横抱用拨子弹奏。这种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叫“乌德”，（根据一位古代伊斯兰科学家Al-Farabi研究，乌德琴是由创世纪中的传说人物，亚当的第六代孙Lamech所创，传说中Lamech悲伤的将其儿子的尸体吊在树上，而第一个乌德琴的创造就是来自其儿子的骨骼形状。）汉朝的武将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公元前126）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得西域诸国的多元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音乐历来都是各个国家交流的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就可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所以它被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同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使着中西方的音乐交流，因此经过长时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乌德琴经龟兹（新疆库车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传入中原成为曲项琵琶。而传入西方逐渐演变成吉它、曼多林、琉特琴等乐器。传入日本演变成当今的五弦琵琶、乐琵琶、荒神琵琶、盲僧琵琶。第一个高潮时期：隋唐时期。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仍能见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到了公元五、六世纪随着中国与西域民族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横抱琵琶用拨子演奏。 琵琶在唐朝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代表人物：苏祗婆（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乐家，我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是当时的宫廷音乐家）、康昆仑、曹善才等。代表作品：《霓裳曲》、《六公》、《明妃曲》、《杨柳枝》从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出当时琵琶的发展程度如：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滕秋鹘”，形象地描绘出琵琶演奏者运拨斜挑时如闪电般的快利，声振如春雷，其艺术效果令人叫绝！第二个高潮时期：明清时期。在宫廷音乐中其主要作用的琵琶开始走向民间；成为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变横式弹拨为竖式弹拨，进一步丰富了演奏手法和表现力；艺术风格出现了“文曲”、“武曲”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富有的江浙一带，优秀的琵琶名家、世家辈出，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像唐代涌现出那么多盖世绝伦的诗篇，然而琵琶艺术却扎扎实实在广大演奏者的手中传承并发扬光大。代表人物：张雄、李近楼、陈牧夫、王君锡、鞠士林等。流派：崇明派、无锡派、浦东派、平湖派、汪派等。代表作品：《华秋萍琵琶谱》、《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等。比如《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第三个高潮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康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也逐渐提高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追求。无论是从乐器的制作。人才的培养、到琵琶本身的艺术表现力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国家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琵琶专家、学术研究者、表演家也在不断推动着琵琶的发展与创新。代表人物：刘德海、林石城、曹安、杨大钧等。代表作品：《彝族舞曲》、《狼牙山武状元》、《春雨》、《渭水情》等。琵琶，这个富有丰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民族乐器，从古至今，充分体现出我们华夏民族对文化艺术的至高追求和卓越贡献，是华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值得我们去推崇去学习的宝贵文化产物之一，让我们从中继续探寻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启迪着我们探寻它海纳百川的精髓奥秘，也让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去找寻事物发展的真相。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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