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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法院必须合并审理，作出合一判决。非必要共同诉讼指的是普通共同诉讼，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既可以单独起诉，也可以共同起诉。法院对各诉讼请求不是合一确定，而是分别确定。
一、劳动争议案例必要共同当事人是怎样的1、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必要共同当事人是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人数为二人以上。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二、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规定是什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规定如下：1、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是一方或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2、必要共同诉讼中的共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3、必要共同诉讼中，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法院只能合一审理和判决，当事人只能一同起诉或应诉，否则当事人将不适格，所以在起诉或应诉时，如果有部分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就需要追加当事人，当事人的追加，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进行，也可以由法院根据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法律分析：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两人以上，具有同一诉讼标的，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共同诉讼。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 》 第二百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用传票传唤当事人。对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应当用通知书通知其到庭。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外地的，应当留有必要的在途时间。
第四百二十二条 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法律分析：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有原告，被告。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由于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法院只能合一审理和判决，当事人只能一同起诉或应诉，否则当事人将不适格；所以在起诉或应诉时，如果有部分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就需要追加当事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一、著作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二、译著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三、主编教材和专论（一）民事诉讼法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二）证据法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三）公证、仲裁与律师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章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百科知识》1982年第1期。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一）诉权论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二）诉讼标的论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三）既判力论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四）诉讼模式论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一）当事人制度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三）保全制度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四）审判程序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五）证据制度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六）执行制度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七）非讼程序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一）仲裁制度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二）调解制度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五、WTO与民事诉讼法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六、比较民事诉讼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七、破产法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八、会议报告与书评（一）会议报告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二）书评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1、《论判决的修辞》，载《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万字；2、《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核心）2003年第1期，万字；3、《民事诉讼诚信原则新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4、《刑事诉讼配偶作证资格与作证义务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5、《美国辩诉交易的结构性缺陷及其法律规制》，载《检察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6、《简易程序改革的反思》，载《山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7、《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诚信原则》，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卷，四川大学出版社；8、《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再审视》，载《青年法学》2003年春季号；9、《论侦查监督中的合比例审查》，载《人民检察》（核心）2006年第21期，万字；全文1万字收录于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6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10、《证人拒证行为不应犯罪化》，载《河南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万字；11、《法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初步反思——以学术规范化、本土化为背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CSSCI索引，重点核心）2007年第2期，2万字；12、《对刑事诉讼中控方非法行为的过度制裁》（译文，波斯纳授权翻译），载《诉讼法学研究》（核心）第12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万字；13、《实用主义审判：一种结果导向的判决理论》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1万字；14、《论司法鉴定制度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载《湖北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3年第5期，约万字；15、《侦查程序比例原则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3万字；16、《被害人权利宪法化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重点核心）2007年第3期；17、《宪法与刑事诉讼书评》（译文），载《公法研究》2007年卷，1万字；18、《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研究》，载《中国诉讼法判解》第5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1万字；以上仅为已发表的文章，目前还有若干篇文章拟由核心期刊发表。
栗峥，男，山东济南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法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后；中组部“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美国国务院“国际领袖访问项目”访问学者，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特邀专家，曾挂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员、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会员。先后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CSSCI期刊独立发表论文40余篇，多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著有《超越事实》等专著及合著共计14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博士后科研特别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等省部级项目及其他项目12项，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或重点项目9项。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一等奖，并且在全国人文社科类排名第一，是人文社科类唯一一个一等奖获得者。先后独立获得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各类省部级奖项9项。先后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中国法学创新网“新秀100”、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及台湾优秀访问学者计划”。
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新法针对“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等问题，强化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诉权的保障，严格了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加大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制约。与此同时，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涉法信访被导入法律渠道。作为行政执法“大户”的公安机关，行政诉讼工作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急剧增多。2014年，全市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132件；今年1-9月份，全市已发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52件，同比上升；二审行政诉讼案件58起，同比上升160%；均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其中涉及市局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54件，同比上升了286%。另一方面行政败诉风险大大提升。法院行政审判集中管辖制度的实施使得公安与法院的沟通协调难度加大，加之法院对合法性、合理性司法审查标准的严格，特别是对程序审查的严格，使得过去一些实体正确、程序瑕疵的案件也会面临被确认违法的结果，公安机关败诉的风险越来越高。法制支队作为全局行政应诉的直接承办部门，不等不靠、迎难而上，主动应对，在积极做好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的同时，主动加强对县级公安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的业务指导，在努力预防和减少行政诉讼案件数的同时，着力提高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率。截止目前，市局机关未发生一起行政败诉案件，全市行政案件的败诉率也同比下降了50%。一是狠抓法律培训，着力提升诉讼意识。开展专题法律培训。为让全体民警充分了解新《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及实施后对公安执法的新要求，支队先后以党委议法专题学习、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组织法律测试等方式，分层分级开展了多形式的新行政诉讼法业务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对新行政诉讼法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了民警的法治思维和规范意识。突出领导诉讼责任。为让各级行政负责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行政诉讼的压力，支队在征得局主要领导的同意后，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诉讼工作的意见》，对全市公安机关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进行了规范，要求以基层所队为被告的，基层所队主要负责人必须出庭；以县级公安机关为被告的，由分管或挂钩局领导带领涉案部门负责人和法制民警共同出庭；市局为单独被告的，由被诉行政行为涉及业务的分管局领导带领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法制支队民警出庭应诉。通过出庭应诉，进一步强化了各级领导的诉讼观念和风险意识。目前，全市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始终保持在100%。狠抓旁听庭审。一次身临其境的旁听庭审对民警的教育作用胜过十次法律宣讲。支队将强化旁听庭审工作作为全年执法培训的重要内容来抓，明确要求被诉行政行为涉及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专（兼）职法制员、承办民警，法制部门的审核民警、负责复议应诉的民警都必须参加旁听庭审；旁听庭审结束后，各级法制部门要及时组织民警围绕庭审中调查或辩论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点评。为确保旁听庭审活动真正落到实处，支队还将旁听组织开展情况纳入法制部门年度绩效考评范畴。截止目前，全市共组织开展旁听庭审活动180余场次，有2000多民警参加了旁听。此举有效提升了民警的法治意识、证据意识和规范意识。二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着力降低败诉风险。完善诉讼备案制度。为进一步加强对各县级公安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管理，及时发现当前基层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减少和压降行政诉讼败诉风险，支队建立完善了行政诉讼案件备案制度，要求各地必须在提交行政答辩状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起诉状、行政答辩状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复印件报市局法制支队备案；在收到行政诉讼判决书（裁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诉讼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报市局法制支队备案。完善研判分析机制。从去年8月份开始，支队将每月20日以后的第一个周二确定为复议诉讼研判分析例会日，召集全市分管或负责复议应诉工作的法制民警，对上月发生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进行集中点评，分析案件产生的原因及办案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报情况，交流做法，相互借鉴；同时对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进行集体会商，确保办案质量。注重发挥行政诉讼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纠错指导作用，对存在问题的行政诉讼案件，无论结果如何，一律编发典型案例，上网供民警学习参考。今年以来，已编发典型案例14期。完善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作为复议机关，支队积极发挥复议前置纠错作用，把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阵地。一方面，对明显存在问题的复议案件，该撤销撤销、该确认违法确认违法，坚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以来，支队共撤销及确认违法、限期履行14件。另一方面，积极改进复议办理方式，主动加强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和说理工作，对结论为维持的，强化文书的说理性。今年以来，有16起复议案件当事人主动撤回申请，占已办结复议案件的 %；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办结的60起行政复议案件中，只有17起作为共同被告被提起了行政诉讼，且未有一起败诉，通过复议行政争议的化解率达72%。三是规范行政应诉工作，着力强化诉讼保障。规范出庭应诉工作流程。制定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标准，建立了庭前合议、庭审参与和庭后评议制度，要求各地在收到起诉状和答辩通知后，必须由分管法制的局领导和承办该行政案件的办案单位分管局领导召集法制负责人及负责应诉的民警、案件承办单位的领导、办案民警召开案件商讨会，制定应诉策略、方案。在每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结后，再由参加庭前合议的全体人员对该案应诉过程中的得失、经验、教训进行点评，总结并写出结案报告。强化庭前沟通联络。对已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方面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主动介绍交流案件情况，探讨有关法律适用和执法实践问题，争取法官的认可和理解；另一方面，对有调解余地的案件，主动上门开展说理工作，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公安阶段。今年以来，全市通过主动上门工作，有12起案件通过释法明理和真诚沟通获得当事人认可、谅解，主动撤诉结案。强化应诉队伍建设。为适应行政诉讼形势的新变化，支队邀请专家学者和律师组建了南通市公安局法律专家顾问团和行政复议委员会，注重发挥法律专家顾问和行政复议委员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的参谋作用，提升应对解决执法难题的能力。支队积极协调各地进一步配齐配强了专职应诉民警，保证各县级公安机关至少有1名专职民警负责行政诉讼工作；同时，以法制系统实战练兵考核为契机，组织对全市法制民警和法制员开展业务培训考核，着力提升法制民警和法制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考核追责。支队每月对各地发生的复议诉讼案件情况进行通报，对存在执法问题的诉讼案件，坚持通报、剖析和追责同步走。对已经发生的败诉案件，支队要求各地法制部门要会同涉案单位开展议法活动，认真剖析败诉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必须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对重大有影响的败诉案件，相关县级公安机关必须组织党委议法活动，分管法制的局领导和法制大队长必须到市局说明情况，案件剖析材料，以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情况一并报市局备案并纳入执法质量考核。今年以来，有多名民警因复议涉诉案件存在问题被追究执法过错。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6、《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7、《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8、《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9、《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10、《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11、《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其实03年之前还有一些《国家赔偿法》方面的教程，鉴于你要04年以后出版，就不再罗列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5年就开始实施了，其实在基础方面作为文献参考也不用过于拘泥于出版时间，关于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一切顺利。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探讨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行政管理中注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通过将网络技术运用于大学行政管理中，不仅改变了大学行政管理模式，还提升了大学行政工作的管理效果。互联网背景下，为了稳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及时采用网络技术、信息化手段改进管理方式，积极应对互联网环境下对大学行政管理带来的挑战，促进行政管理变革。关键词：互联网环境；行政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措施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中，严格遵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导意见》的规定，及时明确互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必要性。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时认识到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行政管理环节的重要作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体现互联网在大学行政管理过程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及时了解当前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大学行政管理能力。1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技术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逐渐意识到将互联网技术引入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途径和主要方法。互联网背景下，在某大学行政管理环节中，先了解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主要途径和具体过程，促进学校行政管理过程的流程化和规范化，便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的运用为大学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促进大学行政管理质量的稳步提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手段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先分析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问题，仍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改进行政管理手段。现阶段行政管理过程中，某些人员及时借助互联网背景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手段，由此推动大学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开展。 互联网的运用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活动中，相应人员从思想上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必要性，高度重视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方案的优化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行政管理中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借助互联网背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这有助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2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 行政管理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比如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不合适追，行政工作信息的发布不及时，不能及时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某大学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作为保障，现行制度无法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平台信息的发布布不及时，无法及时体现互联网时代行政部门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优势，还是以官方网站发布为主，未能展示出行政管理制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作用。 管理人员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不够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迚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某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提高行政管理速度方面，缺乏对互联网技术运用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够、没有及时把握互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有效途径，部分人员自身掌握的互联网技术有限，这无法为行政管理提供准确、科学的参考信息，影响学校行政工作的高效运行。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还意识不到个人能力与行政管理效果的直接联系，认识不到个人能力提升的必要性，现阶段工作中，对行政管理工作内容及管理任务的掌握不够，某些人员的专业能力无法满足岗位工作需求。由于个人工作能力不够，某些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高，无法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个人能力不够，仍而影响整体工作的有效进展。3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的应对措施 完善行政管理信息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互联网背景发展自身，扩展行政管理的服务渠道，保证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克行政管理信息失真。为了扩大行政管理工作信息的传播渠道，管理人员提出将云联网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创新思路，注重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为行政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行政管理人员积极发挥个人的职能，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帮助决策人员实时掌握行政管理信息，根据行政管理现状，改善行政管理斱案，借助云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采集行政部门信息。行政管理人员高度重视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信息完善中的运用，仍而确保行政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善性。 创新行政管理斱式大学行政管理环节，管理人员首先仍思想上意识到，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并加强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补充，平时工作中以改变行政管理模式为主。改变行政管理斱式的环节，及时渗透互联网技术，借助云联网背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模式，增强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敁。鼓励行政部门人员参与其中，扩大学校行政管理队伍，提高云联网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服务范围，便于增强学校全体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面认知。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信息，改变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方式和工作进度，保证行政部门人员对相应信息的知情权，积极发挥互联网在行政管理环节的指导性作用。 建立并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过程中，相应人员及时将大数据运用于行政管理中，根据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及时考虑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利用大数据加快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建立并健全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完善、有效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效约束并规范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为行政部门人员提供真实、完整的工作信息。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考虑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作用，在互联网辅助下，部门人员逐渐意识到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保证行政部门信息的透明化和真实性，实时把握行政部门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学校行政管理质量。 提高行政部门人员的综合能力学校行政部门人员主动参与到集体培训中，借助统一培训的机会提高自身，在培训环节主动接受专业知识和行政部门工作模式创新的有效方法。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培训机会增强专业技能，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主动掌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以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为主，将个人工作目标融入行政管理中，利用云联网技术广泛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在培训的过程中注重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相互结合，采取融合形式改变行政管理模式，将大数据、多媒体等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部门培训环节，由此创新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斱式，增强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质量，便于增强大数据在行政部门知识培训中的渗透效果。4 结束语本文以某大学的行政管理为例，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注重对互云联网技术的学习和吸收。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云联网背景发展自身，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提高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效，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重视大数据在行政管理培训中的运用，由此提升大学行政管理质量。参考文献：[1]罗睿.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6）：126-127.[2]张琳，曹卫，刘真，等.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的挑战、机遇和发展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4-57.[3]陈媛媛.互联网+政务服务：现状、挑战及发展思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88-93.[4]刘广.基于云计算的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2）：156-157.[5]杜汉东.浅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中的不足和改善措施[J].智富时代，2018（4）：239-239.[6]邓文，潘君.放管服视域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及出路[J].当代经济，2018，474（6）：121-123.
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对于很多律师而言相当于面临着一个崭新的领域。律师如果不能领会行政案件的特殊性,不能把握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将很难准确地完成代理工作。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行政案件代理问题,笔者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代理原告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一)如何确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可诉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在有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扩大了受案范围。目前就明确受案范围,笔者想需要把握几个重要的问题: 1.可诉的行为从类型上包括了行政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分类当然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争议和模糊的地带。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的法律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而事实行为与执行法律无关;法律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事实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现实状态。这两类行为在客观上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如果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均是可诉的。 2.可诉的行为应当对相对人有实际影响。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下,尚未建立公益诉讼的制度,原告仅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提起诉讼(诉讼资格的转移例外);而不能够仅仅为公共利益而起诉。一个简单的案例,例如行政机关侵犯了A的合法权益,但是A本人并未有任何争议;那么尽管社会公众明白了解A在受到侵犯并且A享有诉讼,但是公众并不享有诉权。其起诉是不会被接受的。 3.可诉的行为是一个已经成熟的行政行为。理论上研究“成熟的行政行为”,强调行政行为已经作出,是一个决定或者行为已经实施。一般意义上,正在过程中的行为或者尚未作出的行为是不可诉的。 (二)如何确定诉讼请求 1.行政诉讼的本质和特点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监督,该等审查是有限的审查,该等监督是有限的监督。概括地表示为法院主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其合理性。因此,律师代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首先和当事人明确诉讼的目的和后果:很多情况下,行政诉讼并不能够像民事诉讼一样一劳永逸。例如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撤销后还可以重新作出。法院仅仅是对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有时候并不约束行政机关未来的行为,并且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尤其是行政许可领域,最终必须由行政机关来决定是否颁发许可证并实际颁发许可证。 2.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是法定的,目前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1撤销之诉;2确认之诉;3责令履行法定职责之诉;4变更之诉;5赔偿之诉。律师在代理行政案件中,应当正确提出诉讼请求。如何提出的诉讼请求超出了法院的职权范围,该请求注定是被驳回的。例如有些诉讼中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这类诉讼请求是无效的请求,因为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判断是否具备了颁发许可证。同时诉讼请求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例如在拆迁纠纷中,很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违法的拆迁决定;给予更高的拆迁补偿。这两个请求之间是矛盾的,因为第一个请求的前提是拆迁违法,而第二个请求的前提是拆迁合法。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可以有效避免因这类技术原因导致败诉。 同时,鉴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一个诉讼的目的是特定的,可能诉讼本身并不能够直接满足当事人的真实需要;所以律师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与客户特别签署一个《诉讼目的确认书》,明确当事人委托事项的真实意图,避免日后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和争议。(三)起诉期限问题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在实践中情况相对复杂。有些行政行为明确告知了相对人诉权和起诉期限,那么按照该告知的内容计算。一般意义上,行政机关没有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要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3个月,但是从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不得超过两年。 笔者理解最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能否中断。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争论,有些人将起诉期限等同于民法上的时效,认为它可以中断;但是有些人认为它是期间,不发生中断。实践中常见的观点是,起诉期限是期间,它不发生中断的问题。因此,在代理行政案件中,尽可能不指望利用期限中断,而是将它看作是期间,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诉讼请求。 (四)是否要收集证据 有些情况下,代理人简单地理解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认为行政诉讼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代理原告中忽视了证据的收集工作,这经常为代理工作造成被动。根据目前的证据规则,行政诉讼的原告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即使原告依法并不承担举证责任,收集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仍然有助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成立和被支持。无论在何种行政案件的代理中,原告的代理律师主动收集证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代理职责,应当给予足够的、充分的重视。 (五)根据案件需要,及时提出“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申请 诉讼中涉及到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正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应代理提出“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申请。这一制度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赋予原告的权利,代理人应当准确行使,例如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涉及人身自由权的行政行为,以及强制销毁、变卖等涉及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时,应当建议当事人提出该等申请;尽管最终的决定权在法院,但是律师是否履行了代理职责,这是很重要的判断环节。 二、政诉讼中代理被告 (一)如何在答辩期限内提出全部证据和依据或准确提出答辩(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目前,法律要求被告在答辩期内进行答辩(送达起诉状之日起10日内),并提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这一时间要求对被告而言是非常紧张的期限,对律师代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答辩期内要确定答辩思路,包括原告是否有诉权,原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起诉,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均应作出准确判断。 2.要按照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整理全部行政案卷材料并提交法庭。1剔除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无关的材料;2对于提供的证据要求作出证据目录、证据说明;3提供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的法律依据。(二)提供哪些证据律师代理后,应首先准确判断举证责任分配,然后根据被告是否承担举证责任确定答辩内容和提供证据范围; (三)在行政诉讼中,能否代理收集证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未经过法庭同意,不得代理被告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当然这里要注意收集和整理证据的区分。有些行政行为的案件证据材料散落在该机关的各个部门,或者由上下级行政机关分别持有,而这些均是行政机关行为的依据。律师应当主动汇集、整理这些案件证据并作为行政机关行为的依据。这些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已经被作为依据的证据材料的整理不属于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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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初我们班写这个的基本都是高分。切入点很多、例如我国罪责刑原则的贯彻执行很不到位、究其原因、我国的程序审查和监督漏洞。要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现今社会背景下、如何认定社会危害程度。罪责刑中的刑事责任并非指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刑事责任、而指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意义、和对于解释刑法的制约作用。等等、很多……这个题目、经过查阅资料和归纳总结、还可以让你对整个刑罚体系和精神内涵有进一步的、清晰的了解。一举两得啊~~~~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诉讼法与司法制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陈妍茹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虽然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法,非经刑事诉讼程序,刑法不能从文本走向现实,因此,实现国家刑罚权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目的,两法之间也由此产生了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以及交错适用的复杂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为深入研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避免因面面俱到而欠缺深度,本文以刑事审判中的定罪与量刑为研究视角,考察在定罪与量刑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因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而交错适用的具体情况。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共八章展开论述,遵循从原理性分析到具体性分析、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分析的逻辑结构。第一个层次包括绪论、第一章及第二章。这部分是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交错适用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全文的论述确立理论基调和基本框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有关该选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内涵及其关系,并指出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现存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第二章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互作用与交错适用。在探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作用的原因与方式后,着重分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量刑中交错适用的功能、意义和结果。指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作为定罪量刑法律依据的渊源,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为规范、审判规范和生成具体法的功能,两者的交错适用推动定罪与量刑逐步走向终端,为定罪与量刑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保障,具有推动国家刑事政策实现的重要意义,其交错适用的结果体现为生成具体的刑事判决。第二个层次包括第三、四、五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定罪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了定罪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定罪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定罪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错适用。第三个层次包括第六、七、八章。这部分论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量刑中的交错适用。论文依照从事实到法律的逻辑顺序,论述量刑事实的认定及其证明、量刑的法律依据与法律控制。然后,遵循从法理到实践、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通过对100例刑事判决书文本的分析,展现量刑结论产生过程中刑法(刑事实体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刑法论文题目供你进行参考：1、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2、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3、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4、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5、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6、美国有组织犯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7、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8、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9、死刑实证研究之死刑观的调查报告10、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缺陷及其弥补方法11、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12、论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关系13、中日涉罪之轻微行为处理模式比较研究14、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15、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论
一、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共同点：
1、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审判适用条件部分相同：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2）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2、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审判不适用条件部分相同：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的。
3、适用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
二、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不同点：
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而速裁程序，只能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3、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法律分析：1、适用范围上：简易程序适用所有基层院管辖案件。速裁程序仅适用于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2、对被告人认罪悔罪的程序要求：简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速裁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认罪认罚。
3、合议庭组成方式：简易程序对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3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速裁程序只规定了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庭审方式：简易程序在审理中，不受普通一审程序中关于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速裁程序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5、对检察院是否派员出庭法定规定：简易程序要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法庭。速裁程序未对此做出规定。
6、审查起诉的期限：简易程序人民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一般为1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5日。速裁程序人民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限一般为10天，对可能判处1年-3年有期徒刑，可延长15日。
7、检察院是否提出量刑建议要求：简易程序无硬性规定。速裁程序适用于认罪认罚案件对量刑建议的规定。
8、审理期限：简易程序一般审理期限为20天，对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速裁程序审理期限为10日，对可能判处1年至3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15日。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四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第二百二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诉讼程序——速裁程序。当然，目前来讲，这个程序还停留在概念阶段，具体地是怎样的一个程序，程序的细节是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规范，而引入速裁程序的效果，则更有待实践的检验。全国人大希望通过这些地区的两年试点，来决定是否对速裁程序进行立法，以及如果规定具体的诉讼程序。有学者称此举首开司法领域“实验性立法”先河，是程序法立法的一大创举。全国人大的授权，使两高关于速裁程序的试点具备了合法的前提，但全国人大留给18个地区试点的时间并不长，而试点的效果将直接决定刑事速裁程序的命运。两年的时间，两高应该加快工作速度，尽快推出统一的刑事速裁程序试行规则，并且加强对试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监督，加强调研总结，及时完善试行规则。如果试行规则迟迟不能出台，任由基层法院、检察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试点的效果将很难预料，刑事速裁程序的命运同样很难预料。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定义是什么？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危险驾驶等十一类案件，在遵循法律基本原则、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简化诉讼程序、缩短办案期限的工作机制。
拓展：
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式点工作的决定》，授权在北京等18个城市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 盗窃、、抢夺、伤害、寻衅滋事等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进一步简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诉讼程序。 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为完善刑事诉讼法积累经验。检察机关该项工作由公诉部门及专业化检察部门负责。
以下四个条件的可以适用刑事速裁程序：
1、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3、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的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可以适用速裁程序2016年11月，两高三部印发《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规定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审理，进一步扩大了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