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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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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相互关系民间文学 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包括神话、民间传说（见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见中国民间故事）、歌谣、民间叙事诗、说唱文学（如平话）、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 民间文学的特征 ①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不能使用文字，他们只能用口头语言去构思、表现和传播。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识文字，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 ②集体性。民间文学作品，是群众的集体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既包括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诸方面，更包括整个创作和流传的过程。有些作品，在不断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唱述者的加工、琢磨。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无法署名。有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经群众中具有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个性，但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 ③变异性。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和讲唱的过程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特征是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所产生和自然的果实。 ④ 传承性 。民间文学同风俗习惯一样，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这种群众集体传承的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德国16世纪的民间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一生》不仅在当时深为人们所喜爱)，后来也一直在民间流传，成为后世作家（如歌德）创作取材的源泉。 ⑤直接的人民性。在衡量文学的价值时，往往提出“人民性”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口头创作有它的巨大优越性。民间文学的作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它的见证人。具有优越的人民性的民间文学，内容相当广阔，它蕴藏和放射着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崇高思想和美德。民间文学不仅表现了人民的痛苦和希望，也表现了他们的典范人格和崇高品质。 ⑥优越的艺术性。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一种用语言以及兼用表演的艺术。它必然在某些方面具有艺术的特点。散文故事、叙事诗等大都有人物、情节，长诗、短谣以及部分谚语、谜语，大都有一定的句式和韵律，小戏有故事情节与对唱形式等。但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证明它的艺术性。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还有独自的和优越的艺术特点。中国近年陆续发现的兄弟民族史诗，其艺术成就使世人惊异。至于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情歌和抒情歌谣，在表现欢乐和痛苦的情思上 ，往往超越作家的同类作品 。而那些短小的故事 、谚语、歇后语，真正使思想、经验、智慧凝缩得像 5个指头捏紧的拳头 。从风格上说，朴素、简练 ，是一般民间文学的特点。总之，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和优点是多方面的，有的还是不可企及的。 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产物。它凭他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和流传，它反映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 、教诲 、鼓舞和希望，其中有些本身就是生活的构成部分。与一般专业作家文学相比，在这一点上，民间文学有其独特性。由于它的作者人数众多和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够更广泛、深切和精确地反映社会生活。它的社会功用，也和书面文学颇有不同的地方。许多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生活和劳作的教科书。不少劳动歌，是他们在各种劳作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许多世代相传的古老神话和传说，不但传述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培养着国家民族团结的感情。许多保卫乡土、保卫祖国的英雄传说，永远给予广大人民以鼓舞力量。 民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 民间文学与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有很大歧异。但这两种文学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来源说，它们的共同根源是原始文学。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学的一些种类——神话、歌谣、传说大抵已经产生，这是氏族和部落大众共有的文学。阶级社会形成后，替上层阶级服务的文艺专职人员以及史官、诗人和宗教执行者产生了，文学日益书面化。与原始文学的传统距离远了 。但是 ，广大的下层人民因为被剥夺了文字的使用权，基本上仍沿用着原始文学的传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前进加以变化。这两种本来同一发源的文学的性质和面貌，在长期的阶级社会里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形成对抗或对立的状态。 另一方面，这两种文学又互相影响。不但有不少民间文学作品被记录下来成为书面文学；而且，不少书面文学的诗歌、故事、传奇、小说等体裁，往往也是由民间文学发展而成的。至于书面文学取材民间文学或用它作“词藻”的，就更多了。同时作家的书面文学，在思想、想象和语词等方面也多少对民间文学起过一定的影响。到了现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思想等的剧变，两种文学互相影响的地方就更加增多。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影响 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存在着相互交流、影响的明显现象。不同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在中国，汉族的民间文学，与各民族民间文学交错着、联接着。特别是那些民族间接触较早或居住交错、比邻的民族所产生影响或承受影响的痕迹更为显著。 各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接受影响，大都是以自己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基础，对它进行选择、取舍、改造、加工。他们尽力使它民族化。这是民族间文化交流影响的自然法则。 民间文学的世界关系 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裁，如民间故事，在国境以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地区，民族的民间故事 、传说和谚语等 ，不仅有许多构思 、表现手法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这一类。此外，像故事或叙事诗里，某些构思或部分情节相似的，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别的民族影响的结果。如中国与邻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就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学与那些国家的同种类作品的关系相当密切。从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影响现象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 民间文学的研究 民间文学是国家、民族中广大物质财富生产者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称为民间文艺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索和阐明，或对它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近年来，学术界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予科学的探索和确当的叙述，给予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 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探究、叙述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要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或文化学，决不能抛掉民间文学这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物，否则，不仅概括不周全，还可能影响到对整个文化现象评价和叙述的准确性。
看一下温儒敏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开始的时候有讲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补充：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补充：感觉。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补充：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
1.大部分产品将呈现越来越畅销的态势，资源型、耗能型产品有时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进出口进一步增长，外贸逆差将缩小，而全行业面临的资源紧张、能源紧张和环境压力三大制约因素进一步突出。2.发展重点在石油化工、农用化学品、煤化工等领域，为国民经济重点产业配套的精细化工和专用化工产品、生物化工和环保型产品将成为新的热点。3.大型化学工业园区的建设将有快速的发展。
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就是结构完整性，还有创新性。
经过约200多年的努力，化学进入现代时期。总结起来说现代化学有五大特点和两个发展方向。五大特点是（1）化学家对物质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向微观深入。20世纪以来，化学家已用实验打开原子大门，深入地了解原子内部的情况，并且用量子理论探讨原子内的电子排布、能量变化等。就是对复杂的化学反应来说，也可以测量反应机理，了解反应过渡态的情况以及分子、原子间能量的交换。（2）从定性和半定量化向高度定量化深入。虽然近代化学也曾广泛地使用各种定量化工具，但是还只能说停留在定性和半定量化水平。本世纪6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大规模地引进化学领域，用它来计算分子结构已取得巨大的成功。如今任何化学论文如无详尽的定量数据就难以发表，发表了也难取得公认。而且如今化学实验的精密度愈来愈高，几乎所有仪器都是定量化的，有的还用电子计算机来控制。（3）对物质的研究从静态向动态伸展。近代化学对物质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静态的水平或从静态出发，推出一些动态情况。例如，从热力学定律出发，通过状态函数的变化，从始态及终态情况推断反应变化中一些可能情况。现代化学已摆脱这种间接研究推理，而采用直接的方法去了解或描述动态情况，特别是激光技术、同位素技术、微微秒技术、分子束技术在现代化学里的大规模应用。化学家目前已能了解皮秒内微粒运动的情况，反应中化学键的断裂以及能量交换等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动态薛定谔方程的研究，一旦成功它将会为动态研究开辟光辉前景。（4）由描述向推理或设计深化。近代化学几乎全凭经验，主要通过实验来了解和阐述物质。虽然也有一些理论如溶液理论、结构理论等可以指示研究方向，但总体来说近代化学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原来化学中四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彼此存在很大独立性。然而现代化学已打破传统的界限，化学不仅自身各学科相互渗透，而且跟物理、生物、数学、医学等学科相互交融和渗透。特别是近年量子化学的发展，已渗透到各学科，使化学摆脱历史传统，可以预先预测和推理，然后用实验来验证或合成。例如，当今许多高难度的合成工作都事先根据理论设计，然后决定合成路线。著名的维生素B12的合成工作就是一个典范，它标志着化学已从描述向设计飞跃。（5）向研究分子群深入。近代化学对化学的研究通常只停留在一个或几个分子间的作用。即所谓0级、1级、2级、3级反应，对多分子的反应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近代化学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特别是研究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就要研究多个分子甚至一大群分子间的反应了。例如，一个活细胞内往往需要几十种酶作催化剂，同时催化许多化学反应。因此研究分子群关系，已成为现代化学的一个特点。现代化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化学向分子设计方向前进。分子设计就是说化学家像建筑师造房子那样设计好再建造。由于电子计算机、各种能谱技术、微微秒技术、激光技术、同位素技术等在化学上的应用，使分子设计逐渐趋向现实。上面说过的著名有机合成大师伍德沃德合成难度极大的维生素B12，就是按他创立的前沿轨道理论出发，计算后设计出最佳合成路线和原料配比，一举成功并传为佳话。目前全世界每年合成几千种抗癌药，大都是先设计好合成路线，而后进入生产的。现代化学第二个发展方向是向分子群研究进军。在自然界中生物的活动常常同时发生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化学反应，才能使生物体生命延续。就是完成一项简单工作也必须是多个分子同时工作才能实现。例如，根瘤菌体内的固氮酶，就有两种蛋白质分子，一种是含铁的，另一种是含钼的，这两种分子必须同时工作才能把氮气固定下来。目前化学家已合成主要生命基础物质，并引进酶技术、仿生技术、膜技术等，使研究分子群的情况成为可能。这也是为揭开生命秘密做好基础工作。总之，现代化学的特点决定现代化学的发展方向，反过来现代化学的发展方向也决定现代化学的五大特点，它们是相辅而成、相得益彰的。
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变化规律。知道了物质的结构，就能推测它具有的性质。知道了性质，也就可以推测它的用途。化学最根本的特征是有新物质生成。化学的特色是以实验为基础。学好化学的方法：“贝多芬”。需要熟记很多现象。背的越多，得分越高。
【清代】夏朝服，披领及袖俱用石青色加片金沿，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裳行龙爪，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头戴翎冠，颈饰朝珠，内着蟒袍，外加衫服，开衩内露的是衬衫，镶滚边长袄，低领袄衫多为圆领，右对襟，琵琶襟、衽大襟，扣襻系结，高髻，花钗，身穿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的上层妇女。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公元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覆灭。作为一个距离现代人最近的封建王朝，它的习俗与文化并没有彻底消亡。
相反很多习俗与文化还一直影响着现代人。尤其是在满族聚居地，依然可以感受到清朝时代的遗风遗俗。
满清帝国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满族色彩。这里面既包括语言、文字、书籍，还包括生活习惯、节日习俗、服饰礼仪等多方面的内容。
现在很多人在各种书籍或影视剧中，所看到的满清服饰基本上，都是“官服”或“民服”。样式方面多以“长袍马褂”、“旗袍夹袄”为主。事实上具有满族特色的满清服饰，不仅样式繁多而且还有很多讲究。
笔者认为满清服饰习俗与文化，既可以代表满族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可以彰显满族人的政治与生活。
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和装扮，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排他性。虽然在满清帝国晚期，满族服饰曾出现了“满汉服饰”相互交融的特点，但满族服饰的鲜明特征却未曾改变。
要想进一步了解和分析，清朝时期满族服饰习俗与文化，就应该从满清入关时的一系列巩固政权的策略入手，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历史角度，更加客观的看待满族服饰习俗与文化演变。
满清服饰分类以及特点
1.满清服饰的历史沿革
服饰和装扮在古代中国历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重要意义想必大家都了解。无论是地处中原的汉族王朝，还是偏安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服饰习俗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的影响。
古代由汉族人所建立的国家，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服饰的主要特征和风格，都是以“宽袍大袖”和“拖裙盛冠”为主。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以这种服饰为荣。因为这种具有汉民族特点的服饰，既可以彰显大国风范也可以体现民风民俗。
但处于同一时代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民族特性以及生活方式上的异同，他们的服饰基本上都以“小衣襟短打扮”为特点。尤其是对于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民族来说，这种类型的服饰更有利于生产和生活。
但是从1644年清顺治帝带领满族人入关之后，由汉族人建立的大明王朝名存实亡。随之而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文化、习俗、服饰等方方面面。尤其是“改冠易服”政策实行之后，汉族的传统习俗与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践踏。
如果从积极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其实也属于一次比较重要的历史变革。尤其是在服饰和装扮方面，从“宽袍大袖”转变为“短衣窄袖”，同时服装的颜色、样式、图案、装饰以及“等级”诸多方面，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 满清服饰的官民分类
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在服饰领域，都存在着等级划分的特点。皇帝与王公贵族的服饰，一般多以尊贵大气、样式复杂、纹饰繁多而著称。普通老百姓的服装则比较简单和随意。清朝时期的满族服饰基本上都遵循这个规律。
尤其是满清王朝实行“八旗制度”改革之后，“旗装”在满清贵族与老百姓中流行起来。这种类型的服装由于制作简便、用料较少、穿着便利，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满族人的主要民族服装。
（1）官服中的“长袍马褂”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统治者的思想既受到了满族特有的文化影响，同时也吸纳了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糟粕”。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思想，在清朝的时候不仅照搬全抄而且还愈演愈烈。
这种思想对满清服饰的影响也非常大，满清统治者为了体现其正统地位，在服饰文化方面也划分了“等级”。清朝的龙袍、贵族服饰以及官服，不仅雍容华贵而且还会有很多体现“等级”的元素。
清朝皇帝的龙袍上有“十二章龙纹”，这种可以体现唯一性与统治权的服饰，只有皇帝才能堂而皇之的穿在身上。皇子作为皇帝的“龙子龙孙”，可以穿金黄色绣九条蟒的“蟒袍”。无论是龙还是蟒都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贵族之风。
而王公贵族所穿的“蟒袍”又称花衣，不能使用金黄色布料，否则就会被定“犯上作乱”之罪。这种蟒袍其实是专门为王公贵族制定的“官服”。当然除了“官服”之外，贵族或官员平时也可以穿“常服”和“行袍”。
“马褂”是满族人比较平常的外衣，一般都会套在袍子外面穿。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季马褂，在不同的季节可以搭配不一样的长袍穿戴。从种类上来分马褂可以分为长褂和短褂。长褂是清朝官员所穿的一种礼服。大家通常所说的马褂一般都指短褂，这种类型的衣服部分官民。
（2）民服
从整体角度上来讲，满族中下层老百姓的服饰多以“素朴”和“肃穆”见长。之所以朴素是因为使用了低劣的布料，而所谓的“肃穆”则是指颜色特别单一。
普通的满族居民也可以穿长袍马褂，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人可以穿马甲和衬衫。
但是这里所说的马甲和衬衫，只能当做贴身衣服穿在长袍里面。这里面所说的马甲，外观类似于今天的背心或者坎肩一类的衣服。
衬衫的外形虽然类似长袍，但长度基本上也就是在大腿根一下或膝盖以上。主要的作用就是“遮羞”，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百姓的服饰，不仅可以用“朴素”来形容，严重点说甚至可以叫“寒酸”。
清代到现代旗袍样式的改变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穿在身上的文化，是人们穿在身上的历史，是人们穿在身上的艺术，是人们穿在身上的体验，是人们穿在身上的智慧，是穿在身上的标识.长期以来，在服饰方面不同民族的服饰文化共存、共荣、共享的特点非常突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政治认同的符号.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满足生产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了独具魅力的服饰文化.满族的服饰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存、共享与共荣，影响和带动其他民族服饰的流变，促进中华民族服饰发展史的大转变，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一.清代满族旗袍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后，推行八旗制度.清代满族人基本都编入八旗，有旗人之称，故这种满族男女老少四季皆宜的服装被人们称为旗袍。旗袍，满语称“衣介”.分为单，夹，皮，棉四种.这种“衣皆连裳”(古代上为衣，下为裳)与汉族的上衣下裳的两截衣裳有明显区别.式样分男女两种。满族贵族入关统治全国后，清太宗皇太极认为清朝帝王应当维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尤其是维持统治者的民族标志的服饰制度，以此作为固国之本。于是便著手制定和完善清朝的衣冠制，并三令五申，不许亲王大臣学汉人穿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等。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为长期适应寒冷气候而选择了包暖性较好的袍装作为日常服饰。在明朝中期满族吸收中原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旗装”也称“旗袍”。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族贵族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广，旗装在全国通行，但很快与汉族传统服装相融合。清初男子旗袍为圆领、大襟、箭袖(马蹄袖)，四面开衩，系扣袢，腰中束带。四面开衩是为了骑射自如，箭袖是为射箭方便，又可御寒保护手背。冬季在棉袍外往往套一件长到肚脐、四面开衩、对襟的短褂，俗称马褂(满语鄂多赫)。亦有外套一马甲(俗称坎肩)者。清末。由四开衩改为左右两开衩，箭袖多改为平袖。女式旗袍基本与男袍同，只是在领口、前襟、袖口等处镶饰花边，天寒时则外加马褂或马甲于袍外。二.清代满族旗袍的特点旗袍均为带大襟，短领、长袖、又分单、夹、棉、皮之别，一年四季各有差异。在料面上又有布、缎、绸、绒等几种，此外，在色和布纹饰方面很有时代性。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时，在社会上时兴穿兰色或宝石蓝色的旗袍，取其明快和清淡。乾隆之后，时兴玫瑰紫色，取其红火，后来逐渐地出现了大红、粉红、真红、枣红、紫红等以红为主的料饰。自嘉庆年间始，厌了绛色，时兴亮灰、淡灰、银灰色，取其洁净古朴。衣料的纹饰是吉祥的象征品，无论是缂丝、锦段、丝绸大绒等，多选择“宝贵长春”“万事如意”“四季平安”、“福寿绵长”“鹿同春”“百蝶穿花”等。农村中的妇女多为素面无纹。旗袍的领子多数是安假领，其状如“牛舌头”，多用绸、缎布料制成。为使挺直和耐污，多用习惯浆制，夏季，以“秃脖子”即无领为凉快。春秋季时，多用绒、缎、绸作领料，冬季多用绒皮作料，以防风寒，复制于袍外，女性的领子，是由一条叠起的6厘米左右宽的绸带子围于脖上，一端披在旗袍的大襟里。领子又分窄领和宽领两种，不论上长袍还是短袍，一般都安领。旗袍的绊扣，其质地又分铜、鎏金、银、玉、包金、三镶裴翠、玛、珊瑚、琥珀、罗细及料质等。此外，扣子的纹饰也很讲究。如飞禽走畜、福禄寿喜、折枝花卉等。选择扣子时要与衣服配套，如婚礼双喜袍，要用双喜字扣饰；生日寿袍，要选用寿字扣饰，花卉袍饰；则用花卉纹饰扣相陪衬等。满族人穿着旗袍时，下边是天足，上边是梳着大板头，就锡《四郎探母》中铁镜公主梳的那样发式，或脑后梳上了两块黑缎子糊的板，好象蟑翼似的。故名“蟑翼式”尤其是王公命妇家的妇女外出，总是涂脂抹粉，穿上旗袍，步履轻盈，端庄怡人。旗袍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康熙年间：贵族妇女流行一种三.清代满族旗袍对现代旗袍的影响民国年间，女式旗袍多改为胸襟宽松、腰身微紧、臀部稍宽、下摆略收的式样，这种贴身合体的旗袍，更能显示出妇女端庄典雅及身段之美。从二十年代中叶，直到1949年，近三十年中，服装设计家要使时装常变花样，去追求新式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也无非把旗袍的领子做高低（高时硬领箍脖，高可顶信下颚骨，还钉上三个纽绊，头部转动都受限制，低时领子只有一遍指高，总算有个领子罢了）把袖子袖口裁短裁长，（袖口长时盖信手背，短袖口时仅及肘部，再短时只遮两腋，乍一看很象穿着个大坎肩儿）把身长裁长裁短（袍身长时下摆扫地着脚面，短时下摆仅至膝部）把下裉开高开低（下裉高时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后膝很象舞台上大将军穿的甲片飘在下身前后，低时到膝部以下，走路时迈不开步）。他们的新装设计只是在旗袍的领、腿高低、袖身长短，多变花样，争奇斗艳，反正就是离不开旗袍。到了四十年代，旗袍的样式是领口减低，短袖过膝，轻便合体，臀部加肥，胸部加宽，穿在身上显得雅致绢好，衬托出女性曲线身段的自然美。解放后，中国妇女获得了男女平等，就连夫妻子都一律改成为爱人，妇女穿衣服，都学着解放区的样子，穿列宁服或中山装，男女一样，再也不穿红挂绿，只是一色的灰色或兰色。旧日的旗袍也都压在箱底，穿旗袍的人不多了，可是，宋庆龄副主席在庄严隆重的场合，参与重大的国际活动或节庆活动，都穿旗袍，你看她那身装束多漂亮。王光美同志随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时，也身穿旗袍，高雅大方，因此，旗袍被誉为“东方女性的代表”。近年来，人民的生活富裕了，妇女的服装到了美丽新颖，百花争艳的时代，旗袍也在发展，变化。如今的旗袍选料精良，剪裁得体，讲究边沿，盘扣精美，穿上旗袍合身合体，自然优美，体现东方女性苗条的身段和典雅端庄的风度来，外国的友人、美学家、艺术家纷纷称赞旗袍是最能体现女性美的中国服装。因此，才能把旗袍定为中国妇女的国服。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