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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的格律“格律是指可以用脚打拍子的节奏”，是每个音步轻重音节排列的格式，也是朗读时轻重音的依据。而音步是由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构成的诗的分析单位。重读音节为扬（重），在音节上用“－”或“ˊ”标示，非重读音节为抑（轻），在音节上用“）”标示，音步之间可用“／”隔开。以下是五种常见格式：1．抑扬格（轻重格）Iambus：是最常见的一种格式，每个音步由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构成。2．扬抑格（重轻格）Trochee：每个音步由一个重读音节加一个非重读音节构成。下例中为四音步扬抑格（少一个轻音节），可标示为：－）／－）／－）／－Tyger!/ Tyger!/ burning / brightIn the / forests / of the / nightWilliam Blake: The Tyger3．抑抑扬格（轻轻重格）Anapaestic foot: 每个音步由两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构成。4．扬抑抑格（重轻轻格）Dactylic foot:?每个音步由一个重读音节加两个非重读音节构成。5．抑扬抑格（轻重轻格）Amphibrach：每个音步由一个非重读音节加一个重读音节再加一个非重读音节构成。
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重体验、重性情，具有生命哲学的诗性特征。“重体验”可以从中国文艺三个特有的范畴“妙悟”、“蕴藉”和“意境”中得到验证。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艺批评 体验 性情 诗性 一、重体验。体验是生命存在的根本特征。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重体验主要可以从“妙悟”、“蕴藉”和“意境”这三个中国文艺特有的范畴来看。 “妙悟”。庄子最早用“悟”，《庄子·田子方》说：“物无道，正容以悟之”，提醒人做人要纯真自然；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谢灵运“情用赏为美，事昧觉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澜越岭溪行》）“悟”字开始用于审美领域；齐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与梁武帝论书启》）用“悟”来论述书法创造；随着佛学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大，禅宗把“悟”作为对世界把握方式的理念，进一步影响了诗家“妙悟”的审美品味。隋唐时的书法家虞世南在《佩书斋书画谱》中指出：“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卫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古希腊文学是指古代希腊世界的文学。广义的古希腊文学涵盖了从氏族制希腊社会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持续时间近1000年。古希腊文学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古希腊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古希腊时代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深刻的体现。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为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人们研究古希腊世界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古希腊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一、意与境谐，情景交融意境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设境，是为了传情；传情借助于意境。景与情是文学艺术友情是诗歌艺术的两个重要元素，情景交融也正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美学特征。有境界自成高格，中国诗人正是在诗歌创作中，努力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借助富有独特特质的景物创设出无数的优美意境，从而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美学高度，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灿烂的诗歌文化。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还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凄美，都体现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浸润了诗人无限的幽思，言有尽，而意无尽，因而欣赏者才得以在对诗歌的意境观照中，得到了无尽美学的体验。二、取境于像，气韵生动意境需要借助具体景物——即意象——来创设，中国的诗歌无不是写景的佳作，诗人笔下的景物，无不显示了气韵生动的美学特质。或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或具有众横捭阖的雄浑之美......而这些美的体现，无不是作者精心选择意象的结果，显示了诗人的匠心独运。王维的《山居秋暝》的首联与颔联“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选取了“空山、新雨、明月、青松、清泉、山石”体现了清新自然的禅意，苏东坡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几个动词的运用描绘了一幅乱石林立、波涛汹涌、动人心魄、波澜壮阔的雄壮之美。
英美诗的特点：文字简洁，内容明朗热切，外国诗人在事物描写方面，很注重——是否能引起阅读者们的共鸣声。
现代诗歌是指“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诗歌.中国近现代诗歌的主体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体诗 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编辑本段现代诗歌特点1.形式是比较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4.有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形式上分行排列.编辑本段现代诗歌的分类诗歌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今风体韵律诗歌和现代格律诗歌这是按照诗歌语言节奏和谐性的层级,是一般和谐还是非常和谐（最高和谐）来划分的. （1）今风体韵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今风体韵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一般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代表作是我国当代诗人于进水的《姐姐》. （2）现代格律诗歌：就文学体裁而言,现代格律诗歌是以汉语言白话文为载体,以语言节奏的最高和谐性再现生活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现代格律诗歌的格律要求与古典格律诗歌的要求一样,定字、定句、定节、定平仄、定韵等. （见于进水《汉语言韵律诗歌理论纲要》）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和韵脚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年）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4）韵脚诗：属于文学体裁的一种,顾名思义,泛指每一行诗的结尾均须押韵,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同歌谣.这里的韵脚诗指现代韵脚诗,属于一种新型诗体,类似流行于网络的方道文山流素颜韵脚诗.出道于2000年之后.现代诗和当代诗按照诗歌发展的阶段分类. （1）中国现代诗歌：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诗歌称为中国现代诗歌 （2）中国当代诗歌：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诗歌称为中国当代诗歌编辑本段表现手法举例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其间有一个绝句叫：“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著称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著称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联翩的佳作.
惠特曼的写作特点：
1、在风格上，惠特曼彻底摈弃了古板的格律，用自由体的形式抒发自由的思想。
2、在写意上，他受当时刚发明的摄影技术的影响，除了追求写真外，一行诗句捕捉一刹即遁的时刻，静态中表现出动感。
3、他高声讴歌“同志之爱”，并且乐观地预言同志之爱的新时代将到来。
扩展资料：
代表作《草叶集》
《草叶集》是惠特曼诗集最重要的著作，得名于集中这样的一句诗：“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诗集中的诗歌便像是长满美国大地的芳草，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它们是世界闻名的佳作，开创了美国民族诗歌的新时代。
作者在诗歌形式上有大胆的创新，创造了“自由体”的诗歌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节奏自由奔放，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和无所不包的容量。
1856年，第2版《草叶集》出版，共收诗32首。《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是诗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此外，《阔斧之歌》、《大路之歌》也是名篇。
1859年，《星期六周刊》的圣诞专号上刊出了惠特曼的一首优秀抒情诗《从永不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这是一首爱情和死亡的颂歌。次年应波士顿一出版家之请，印行了《草叶集》第3版，这本诗集算是第一次“正式出版”。
集中有124首新诗，包括《从永不休止地摆动着的摇篮里》和3组分别名为《民主之歌》、《亚当的子孙》、《芦笛》的诗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惠特曼
惠特曼的写作特点：1、在风格上，惠特曼彻底摈弃了古板的格律，用自由体的形式抒发自由的思想。2、在写意上，他受当时刚发明的摄影技术的影响，除了追求写真外，一行诗句捕捉一刹即遁的时刻，静态中表现出动感。3、他高声讴歌“同志之爱”，并且乐观地预言同志之爱的新时代将到来。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年5月31日－1892年3月26日），生于纽约州长岛，他是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他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Free Verse），其代表作品是诗集《草叶集》。
“女性的自觉”作为茅盾早期新女性观的核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要求人的自觉，强调“解放的妇女”应有“人的权利”，确立“绝对的身体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资格”：主张恋爱神圣、“以恋爱为基”的婚姻和“新性道德”，“反对片面贞操观与夫妇形式主义”以及矫枉过正的女子中心主义倾向；确认“社会改造”是新女性“实现自己’”的根本道路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沉潜在茅盾的心灵深处，成为其创造时代女性形象的内在契机。时代女性的文化意蕴，固然首先来自作家“经验了人生”后的真切感受和丰厚积累、但其开放的新女性观在港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唯其如此，才会有时代女性形象的成功。
以前世人多为男人所承担的责任叫苦，说男人20岁为钱烦，30岁为事业烦，40岁为家庭烦，50岁为年龄烦，在事业上从来没有看重女人，总以为女人不过是家中的花瓶，只要下得厨房，进得厅堂就是好女人。诸不知女人已从原来的传统女性演变成了当今的现代女性。那种情感与经济都是附属品，只满足于为男人传宗接代的传统女性，已逐渐被有责任感、能承受压力、积极进取、工作能力强、果断坚强、擅长交际的现代女性替代，加上女性天生的柔韧和开朗的性格，现代女性身上的许多优点越来越令许多男人自叹不如。归纳起来，现代女性有以下八大特征：聪明博学。她知识广博，爱好广泛，冰雪聪明、玲珑剔透令人折服。修饰得体。她能独运匠心穿出个人品味，能从外到内传递出成熟与丰富。
试析茅盾《蚀》和《虹》中新时代女性形象 佚名 【摘要】茅盾在《蚀》和《虹》中所塑造的“时代女性”形象群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变迁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路程，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本文拟通过对茅盾《蚀》和《虹》中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分析，力图探求形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形象群的独特性，充分展现她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和魅力，展现她们对茅盾作品的重要意义，借此来探索生活的意义和规律，寻找某些生活现象的真理，给人们以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时代女性独特性人格独立绪言在茅盾早期创作的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群以自身的独特性存在于文坛研究领域中，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论者对“时代女性”的性格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对于这个形象群的研究已经很丰硕了，研究成果也很显著。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另辟奚径，把《蚀》和《虹》中的惠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作为一个“时代新女性”的典型类型加以分析研究，力图探求形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形象群的独特性，挖掘作家塑造“时代女性”的意义及展现她们自身的魅力。 全文地址：
摘要：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审美价值。在现代油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利用色彩表达艺术家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内涵是相当常见的。因此本文就将针对色彩在现代油画艺术中的具体情感表现进行分析与阐述，以期为相关的艺术创作者提供参考与帮助。
关键词： 现代油画；艺术；色彩；情感表现
色彩在油画艺术创作过程中，不仅是画家进行绘画的手段，更是表达画家思想感情与精神内涵的重要方式。不同的色彩所表现的情感内涵略有差异，而通过色彩表达画家内心的情感，往往可以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优秀画作，进而推进油画艺术的发展。
一、近现代西方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现
西方的油画犹如我国的国画一样，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有许多著名的画派与著名的画家，成就了世界近现代油画发展史上的一个个传奇。西方近现代油画艺术中，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创作特点以及色彩展现。其一，后印象主义。这一时期的油画艺术作品代表创作者主要是凡高、塞尚。后印象派画家凡高在其绘画创作过程中，对色彩的驾驭与运用可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最为出名的作品就是《向日葵》，而整部作品呈现出的画面是黄色的屋子与墙壁，床和椅子也是淡淡的黄色。黄色的墙面上有着几幅黄色的向日葵画。而插满深黄色陶罐中的也是生机勃勃又绚烂多彩的向日葵，更是使得整幅画面看起来满是金黄。当然这一作品并不是全是黄色，而是与蓝绿色的背景进行结合，营造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同样也表达了画家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心中永远充满希望的积极态度。其二，野兽派。这一派别的油画作品，往往可以挣脱传统的束缚，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马蒂斯是这一时期杰出的油画画家，他主张利用强烈的色彩冲击人们的眼球，既发挥纯色的作用又增强色彩强度。通过高强度的对立颜色营造出一种视觉张力，从而抒发个人情感。其三，毕加索时期。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这一时期，作品大多以蓝色为主调，给欣赏者带来一种悲伤、沉闷的感受。如《人生》，其表现的就是人们深受贫穷困扰，穷困潦倒的状态。之后其作品又实现了转型，以《二裸妇》为代表，开创了粉红色、玫瑰色的创作风格，体现出画家内心对生命的赞叹与对生活的热爱。西方近现代油画中主要以前面三个派别和时期最为出名，之后还有表现主义时期以及康定斯基所提出的色彩观念，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近现代中国油画艺术中色彩的情感表现
对于中国而言，油画不是我国本土的文化与艺术形式，其本身属于舶来品，因此在中国的发展历经波折与艰难。但是油画中注重的色彩运用，实际上在我国的美术作品当中也是早有体现。针对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画家的色彩观念以及其作品中色彩的运用进行分析，是极为迫切的。首先，刘海粟可谓是我国现代绘画中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类似之处，并且注重个性的张扬与表达，擅长利用色彩表达自己内心的主观情感。如其作品《北京前门》，画面整体的色彩对比相当强烈，且线条的选用也是粗狂不拘小节，这样的作品往往更能表现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其次，吴大羽也是我国油画的先驱和开拓性人物。他的艺术作品中，始终体现着自我批判，所以作品本身是发自心灵的创作。比如其画作《色草》，并没有真正对花草的形态进行描绘，而是利用极为绚丽的的色彩进行意象描绘，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情感。再次，沙耆更是不可忽略的一位画家，其在我国的地位可以与西方的凡高相媲美。他对艺术创作的追求和执着与凡高极为相似，而在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大胆且不拘泥于形式。所以在沙耆的作品之中，看到最多的是人内心的冲动与激情，还是情感表达的直接性。除了以上这些画家及其作品中所体现的.色彩运用形式之外，我国还有著名的画家罗尔纯先生，其油画作品更加注重红色乡土情的表达，所以作品中运用的红色、黄色等，是最为普遍的。而申玲和徐晓燕则在创作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更多主观色彩融入其中，在色彩的运用以及情感的表达方面，都各具特色，为我国油画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帮助。但是无论其选择哪样的表现手法，其目的都是渴望通过色彩，展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通过色彩的统一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情感，进而诠释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结语
虽然说油画在我国属于舶来品，但是我国也确实有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家，在近现代油画创作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由于中西方地域差异，或者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差别，在色彩运用与情感表达方面都会有所差别。可是色彩在近现代绘画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始终未曾改变。未来的油画艺术创作更需要加强对色彩的运用，通过色彩，展现创作者内心的情感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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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行为的高级状态，就是艺术的状态。换言之，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也最能表现时代的状态。前天上午，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馆内展出了该学院油画第二工作室学生的毕业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油画第二工作室共有18位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生存经验相契合的绘画语言的初步尝试。他们的出生年代集中于70年代末期，对他们来说是伴随卡通图像长大的，电脑与网络正逐渐作为他们与世界联接的重要通道，这些视觉经验都已渗透到了他们的创作的符号选择中。这也成为此届毕业生的作品与往届毕业生的作品最大不同，其特点是：学习油画的毕业生作品不是用纯油画的方式交出成绩单，有的用电脑卡通画、有的用照片的形式、有的用油画加报纸片构成画面等，充分运用多媒体进行创作。 作品“假面”：画面上是古代女子戴着一张面具，衣服上有一块现代近期的报纸，那女子还露出了穿着丝袜的大腿和高跟鞋。作品整个背景散布着古代文字，该作品表达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从女子身上裹得严实的服装里伸出的腿、丝袜和高跟鞋休表着她们渴望从传统礼教中解放出来，虽然戴着假面具，也无法掩饰现代发展与旧传统之间的尴尬。 名为“我们一起结婚”的作品，是用一组婚纱照片组成。照片上身穿雪白的婚纱者和穿绅士礼服者一脸幸福的新人都为男性。作者大胆地表现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同性倾向，作品风格迥异。 油画第二工作室的导师是由武俊、唐志冈、张炜等担任。他们对此届毕业生的作品较为满意。从作品上可看出他们这代人的审美、价值观和思想趋向。他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涵盖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古典、现代及当代的多种类型语言方式）也成为影响他们创作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体现出艺术不应该是生活另类的东西，现代艺术也应该适应今天的文化生活。
这里有几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浅议印象派绘画》、《浅谈后印象画派》、《印象派的油画》。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论文
摘要： 茶文化，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之一，在历史的传承中，茶文化经过了千锤百炼，正所谓风掠窗台色，茶逸自然香。我国的茶文化不仅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且代表了相当多的文化精神内涵，同时，其中也有一定的美学特征，并以这些基础的美学特征作为基础，形成了全新的茶文化美感。本文主要对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并针对茶文化的独特美学价值进行了优化，以期提升其现有的文化韵味。
关键词： 茶文化；艺术；美学特征
一直以来，茶文化都是中国推崇的主要文化之一，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艺术的美感，更是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全新的艺术体现。现如今，国内的茶文化已然成为了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和熟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茶文化的艺术美感，尤其对于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其是一种无稽之谈，只是对茶艺的一种渲染而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的茶文化艺术，确实有其独特的美感，而且茶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美感，如果仅仅对茶艺的表面进行研究，所发现的美学特征是十分浅显的，而且并不是茶文化艺术的真正美学特征。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呢？笔者认为，茶文化的艺术美感，其实是一个过程的升华，也是一种意境。但是，不得不承认，茶文化艺术也有着浓厚的现实艺术美感，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艺术特色和精神最为直接，而且经常能够给人带来一定的修身养性功效。
1茶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介绍
对于茶文化艺术的认识，大多数人的第一直觉都是简单的品茶文化，因为这是最为直观也是最为切实的感受所在。但是茶文化艺术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还包含了一定的音乐、舞蹈、服饰、建筑等艺术特色共同形成的品饮艺术，同时，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茶艺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且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现如今，艺术领域对于茶文化的评价是一种综合文化的代表，能够与多种艺术特色实现深层次的融合，而且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不仅仅有茶香的味道，还有一定的意境感受。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当中，经常可以见到文人墨客，在吟诗作对的过程中，总要以茶作伴，将茶作为双方品赏的主要内容，同时很多人更是以茶为主题进行诗歌的即兴创作。而且，当有亲朋好友上门拜访的时候，主人为客人准备的，往往都是简单的茶。为什么一定要准备茶品呢？主要原因在于品茶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其对客人身份以及和主人关系的一种认可。通常，在相互入座以后，主人会邀请客人共同品茶，双方的品茶过程一模一样，都是简单的品尝即可，没有进行完全的饮用，否则会冲淡茶的味道，难以正确地品析出来。而这样的品茶过程，又何尝不是一种美感的彰显呢？茶虽简单，却代表了尊重，代表了友好，并给予了品茶双方一定的精神美感。
2茶文化艺术的美学表现
茶文化的综合美体现
我国的茶文化艺术，本身便是一种美的彰显，而其中的美学价值，也在人们的推崇下获得全面的提升。但是，茶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是否有着明显的表现呢？答案是肯定的。茶香本随风，入口香三分。很多人在品茶的过程中，单纯地认为茶文化的美感主要体现在茶的味道上，味道佳的茶便是美的茶，味道较差的茶，则没有品的必要性，其本质已然缺乏一定的美感。但是茶文化艺术的美感并不止步于茶的味道上。它的整个过程，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因而，茶文化艺术的美，也被视为一种综合美。而其中的美学便体现在多样的文化艺术特征上，如音乐、书法、绘画上，都有着一定的茶文化美感，而且能够与品茶的过程衔接起来，形成综合的美。通常人们在进行品茶的过程中，还会对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进行多方面的凝练和升华，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文化，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宁静、平和，还有着现代文化中的流畅、静然，其中着重体现了中华文化当中的独特审美观念，凸显了中国人民最为诚挚的审美追求。
茶文化的创造美体现
除了茶文化的综合美之外，茶文化通常还被人们视为一种创造性的美。而这一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茶叶技师的表演，也就是冲茶泡茶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这里的冲茶泡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需要对茶叶进行一定的筛选，还必须进行一定分量的调配，整个过程十分的细腻流畅。即使是在后期的冲茶过程中，也存在一种形式美的表现，也就是长嘴的茶壶，将其最为实际地倒入杯中，需要具有较高的平衡能力，而且不能随意的晃动。同时，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技艺精湛的茶艺师傅，在冲茶的过程中，茶水进入杯中的速度一直没有变化，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现如今的社会当中，茶文化也衍生出了独特的表演艺术，其中蕴含了相当多的美学特征，并且不再是一门简单的理论性质学科，开始有了以实践为主的表演形式，其中所产生的趣味十分高尚，而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的精神追求。茶文化的创造美是一种全新的美感体现，同时也是一种意境的升华。
3茶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
茶文化艺术的基础美学特征
在当代的茶文化艺术当中，包含了较多的美学特征，而归纳起来总共可以分为五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形式美，指的是茶文化的杯具以及茶壶等物件，细细观赏起来有着独特的美感。其次是动作美，它指的是冲茶泡茶的师傅在整个茶艺表演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一些动作，十分的优雅自然，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向往。然后是结构美，它指的是茶文化在展现的过程中，经常需要与其他的特色文化艺术产生一定的交流与融合，整体的结构十分的富有美感。再之是环境美，在品茶的过程中，双方选择的环境一般都较为优雅，而且十分美观，与茶香进行了美妙的结合。最后是神韵美，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指的是一种意境的升华，人们在品茶的时候，茶香会由口中进入神经，给人一种全身的意境美感。
茶文化艺术表演四要素
茶文化艺术的美感形成，除了需要有一定的茶文化艺术韵味作为基础，还需要表演的四要素进行充实细化。而这四要素的内容主要有最为基础的茶席布置、深层次的茶艺程式、高素质的茶艺师素养以及茶文化的主体内涵构成。在一个完善的茶文化表现过程中，首先需要对茶席进行布置，也就是对品茶环境的布置，如果整体的布置过于平淡，也会给品茗茶香造成一定的阻碍。而如果整体的布置具有一定的优雅风格，将会在无形之中深化品茶的意境。茶艺程式是一个选茶、泡茶、冲茶、品茶的过程，其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美感。而茶艺师的修养，也可以称为茶文化艺术的灵魂，它对于茶艺的美感表演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最后，茶文化内涵本身存在于品茶的过程中，其中的美感不言而喻。
4结束语
总而言之，茶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特征，并不是浅显的停留在茶艺的表面，许多时候还更深的存在于品茶的过程当中以及整个茶艺的展现，人们在对茶文化进行赏析的过程中，应当正确审视茶文化带来的独特文化韵味，加以合理的优化，进而塑造出独特的文化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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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