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论文100字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文艺复兴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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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论文范文：辨析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

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黑格尔绝对理念思维与存在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一：柏拉图式的爱情——看柏拉图哲学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范文二：浅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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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100字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一、前言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二、哲学与长寿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三、哲学长寿的秘密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四、结论：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猜你喜欢： 1. 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2. 关于哲学的小论文 3. 哲学方面的论文 4. 有关哲学问题的小论文 5. 有关哲学的期末小论文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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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西方哲学史论文800字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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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的论文

导语：西方哲学史论文是要怎么写呢？有什么技巧和要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西方哲学史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就“存在神学”问题的探讨，是历代学者们经常予以关注的重要话题，在不同时期里的不同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曾做过诸多论说。“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就“存在 ”这个概念进行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巴门尼德存在唯一本质

1 存在的提出

“存在”概念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处于繁芜丛杂的流变中，直接对于万物进行研究，只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由于事物的流变性而不够稳定与可靠。他认为，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而其认识对象必须具有永恒性，因而只有常驻不变的东西才是真理认识的对象。自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为最高理想，而自然哲学由于自身局限于感性领域而无法达成这一目标。基于对自然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巴门尼德将眼光从流变中的万物投向单一的本质，从而提出“存在”这一概念。进而开创了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之路。

在《论自然》一开头巴门尼德就借助女神之口提出了两条研究的途径：第一条是“存在存在，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存在”。第一条路被他称为真理之路，第二条被他称为意见之路。他认为，只有沿着第一条路研究，即认为承认万物的本原——存在，并对其进行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真理性认识。接下来他又描述了“存在”所具有的属性：

第一：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和不可分的。

第二：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

第三：存在是不动的。

第四：存在是完满的。

第五：存在是思想的对象。

从上述的几条我们发现：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我们所能具体感知到的经验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理智所把握到的一个抽象范畴。前四条所描述的属性，使得我们很难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设想出这么一个东西，这也是巴门尼德所要达到的效果：他所认为的“存在”，是一种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深层次的范畴，这就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属性来描述与辨别。但是，在巴门尼德那里，他并没有对于存在有更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后世研究存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由于人们所具有的常识性的思维方式，人们在理解巴门尼德所描述的“存在”的时候，会尝试着用常识的思维模式去理解（特别是在古希腊时期，这一点在自然哲学家身上显得尤为突出），这样就违背了巴门尼德的初衷了。因而在这里，人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则分为对于“存在者”（存在物）的理解和对于“存在”本身的理解。而对于这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解，产生了后世缤彩纷呈本体论思想。

2 存在与本质

在西方，随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发表，一种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史观便形成了。于是，人们按照黑格尔所提供的线索，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等著作中，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观和全部理

性主义哲学发起了挑战。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通过海德格尔，来重新评价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并进而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的发展了。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现代西方、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不是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他认为，“存在”与“存在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存在者”；而“存在”却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它又不是“种的普遍性”，而是一种“超越者”，超越于所有的存在者。宇宙本身也只是一种最大的“存在者”，它生发了“存在”，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存在”。任何可以定义的东西，都只是“存在者”；而“存在”既然不是“存在者”，当然是无法定义的。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认识是在世的一种方式”，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万物，是因为人一向就已经融合于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人与其它存在者的特殊之所在。海德格尔说：“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不仅向思想隐蔽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根据这种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其真理”。在他看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两个追问方向：一是追问“存在者”，一是追问“存在”。但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的占主流的西方的传统哲学，就其总体而言，忘记了“存在本身及其真理”，模糊“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并把“存在者”当作了“存在”，并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方法孜孜以求。而追问“存在”的哲学思潮，虽然在古代曾经有过可喜的开端，但后来几乎被淹没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长达二千五百年期间，这种迷误居然得以延绵。因此，新哲学的使命应是：重提“存在”问题，揭示“存在”的真相，以恢复其“超越者”的地位。

围绕着对存在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两种追问的对象：追问“存在”与追问“存在者”；两种追问的方法：“客体化”取向与“主体化”取向；两种类型的智慧：采取“客体化”取向、追问“存在者”而得到的理性主义的智慧，以及采取“主体化”取向、追问“存在本身”而得到的“非理性主义”的智慧。

3 结束语

从追问“存在”的视角来看，哲学应当是关于人对于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既不能把哲学等同于具体的实证科学，也不能将哲学仅仅归结为认识论。哲学是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高秉江.《从语言与存在的维度看巴门尼德的Being》

[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800字

世界哲学包括三大系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每一个哲学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殊概念、范畴，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有自己的特殊见解。研究比较哲学很有意义。我对印度哲学没有研究，所以只能讲一下中西比较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有许多派别，其见解也不一样，像儒家、道家、墨家彼此就不一样；后来的理学也分不少派．也都不一样，情况是复杂的。西方哲学更是如此，古希腊就有不少派别，到近代、现代，西方哲学派别更多，所以很难笼而统之地讲，西方哲学怎么样，中国哲学怎么样。我今天讲的中西哲学比较，主要是就中国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与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思想作相互比较，其中有许多例外，中国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西方哲学里边也有许多特殊的思想家，这些复杂情况都应该注意。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恩格斯也讲过，在古希腊辩证法比较多，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辩证法家。到了近代，恩格斯用了一个名词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说在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个名称是黑格尔提出的，事实上这个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形而上学还另外有一个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著作《神圣家族》里边也讲到形而上学，那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玄学、本体论的意思。后来，恩格斯采用黑格尔德用发，把英国培根、洛克以后的科学思维方法叫做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现在这个名词比较流行了。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这是大概讲讲。事实上中国也有分析思维，在中国有儒家、墨家、道家，墨家是比较注重分析思维的，可是墨家到汉朝以后就断绝了，分析思维就不太占势力了。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是比较早的，老子讲"正言若凡"（《老子》第七十八章），就是说一句话看起来是反面的，其实有深刻的含义。他讲"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特别强调这个"反"，这个"反"用黑格尔的名词说就是"否定性"，老子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孔子讲"叩其两端"(《论语．子罕》)，遇到什么问题，从两方面来考虑，问题就解决了。孔子的"叩其两端"也是辩证思维的一种表现。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所以现在西方有人讲赫拉克利特就是西方的老子，过去也有人讲老子就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中国的老子、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代表，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和不同之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关于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前两年有个美国哲学教授巴姆（Bahm）到北京来，他是专讲比较哲学的，写了一本书叫《比较哲学》，他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都很感兴趣，对西方哲学更有研究。他说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他画了三个图，表示三者之不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A就不是非A，是非A就不是A,把肯定和否定分析得很清楚，这个就不是那个，那个就不是这个。在印度，说A不对，说非A也不对，把A否定了，非A也否定了。你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也不对，根本就不能说，这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太极图表示阴阳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巴姆认为中国的这个思想比较深刻。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他很推崇中国?quot;阴阳鱼"。我附带谈一谈阴阳鱼太极图的历史。在过去很多人认为阴阳鱼太极图出于唐朝，现在经过考证，确认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南宋末年才出现的。在宋代有个哲学家叫周敦颐，画了一个太极图，他那个太极图就是一个大圆圈，周敦颐当时并没有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阴阳鱼形式的太极图是在周敦颐以后，到南宋末年，才有人画了这么一个图。现在阴阳鱼太极图很有名了，他表示中国辩证思维：两端互补，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一定的水平，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遗产。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辩证思维、关于对立统一可以说有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值得研究。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分析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很起了作用，从十六世纪培根、洛克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西方自然科学就是靠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通过实验，自然科学就大大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发扬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还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思维。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两方面都有，它一方面讲辩证法，同时也是注重分析的。我认为分析思维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中国儒家、道家都不重视分析思维，这是一个缺点。列宁有篇文章《谈谈辩证法的要素》，其中有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列宁讲辩证法是注重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这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所谓本体论在英文就是Ontology，有人将其翻译成本体论，有人翻译成玄学，有人翻译成实体论，但是与西方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quot;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这个观点在印度也一样受到强调。但这个观点曾在二十世纪受到西方一个大哲学家的反对，这个哲学家叫Whitehead(怀特海)。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都是把现象和本体分成两截，他起了个名词："bifurc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两分)"，把整个自然分成两片：一片是真的，一片是假的；一片是实在的，一片是虚妄的。他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本错误的。怀特海反对对自然的两分，他说我就是讲这个自然，自然不应该分成两片。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在中国讲本体与现象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南宋初年有一个哲学家叫胡宏，他批评佛教说："释氏……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与道不相似也。"(《知言·往来》)胡宏的话表现了中国哲学家的一个态度，即认为现象也是实在的。北宋哲学家程颐有两句话表示体与用的关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易传序》)体是根本，用是体的表现，一源是讲二者是统一的，显就是表现出来的，微就是里面深刻的内容，二者没有间隔，而是相互统一的。这句话表明了本体与现象虽有区别，但仍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国本体论的特点。因为中国哲学本体论有这么一个特点，与印度、西方都不一样，不容易了解，但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深刻思想。现代有个哲学家熊十力先生，他讲哲学特别强调这?quot;体用一源"，他反对西方体用两分，认为那是错误的。也有人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这个特点，于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完全是用西方的模式套中国的哲学，我认为是错误的。中国哲学讲体用一源，与西方哲学把体用分开是不一样的，但中国的体用一源也是本体论，不能说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哲学不仅有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特点还是比较深刻的。三、中西哲学根本范畴的异同西方哲学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中国哲学也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在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根本概念、根本范畴，很难翻译成外文；西方哲学中，许多概念、范畴也很难翻译成中文，各有各的特点，必须了解他的真正意义。这点对研究哲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真正了解中国哲学一些范畴的真正含义，这是很细致的功夫，不容易做到。在中国哲学里边有这么几个概念，很难翻译成外文。第一就是"道"。老子提出这个道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认为这个道"先天地生"，就是世界的本体。那么这个"道"怎么翻译呢？这就很难了。现在西方人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大多数都是用音译"dao"，也有人用意译，译成"way"，可是"way"就很难表示"道"的许多含义。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个观念"逻各斯"，这个逻各斯跟老子的道很相近似。一方面逻各斯指世界的根本规律；老子那个道也当"说"讲，"道可道"的可道之"道"当"言说"讲，西方的逻各斯也有说的意义。但道还有许多特点，翻译成"逻各斯"也不行。现在西方大多数人都翻译?"dao"。西方人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很感兴趣，《道德经》在西方已有一百多中译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翻译。第二就是"气"。在中国哲学中，气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原子比较接近，气表示一种物质存在。可是中国的气跟西方所谓的物质又不一样。西方所谓的物质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广袤性，就是extension，是占有空间的一种存在，中国的气也是占空间的存在，这点是一样的。可是西方认为物质具有惰性、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必须加以推动它才动。而中国的气有运动性，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讲的气，一直都是会运动的，有运动性，没有惰性，当然它有动也有静，在它的内部包含有运动性。这点与西方所谓的物质就很有区别了。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科学，想法子翻译这个气字，有许多人把气翻译成"生命力"，因为这个气是会运动的。事实上，中国的气跟所谓生命力分属于两个层次，有气的东西不一定有生命，所以把气翻译成生命力也是错误的。近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法，把气译成"能"，即所谓的"energy"，可是气也不仅是"energy"。我认为，气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西方讲的"mass"；同时又包含"energy"，它是质量与能量的统-。中国的气这个概念既包括能又包括质，是一个很深刻的概念。西方的物质还有一个特点叫不可入性，这个物质不可能进去，不能进到物质里边，除非把它破坏了。中国的气与西方的物质就不一样了，它有可入性，你可以进入气里边，也不破坏它原来的实体。所以气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妙的概念。第三是"神"。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很难懂的概?quot;神"。中国哲学里边所谓的神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指天神、上帝；第二层意义指人的精神作用、思维作用；第三层意义指微妙的变化，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阴阳互相作用非常神妙，这种情况也叫作神。如果碰到一个神字，就认为这是在讲上帝，认为是有神论，那就是完全错误了。中国许多哲学家讲神，她不是在讲上帝，他是讲"阴阳不测之谓神"。这个概念也很难翻译成英文。第四是"诚"。这是一个更为深奥的概念，"诚"就是诚实的诚，可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的一贯根本概念。这个诚应该怎么讲？宋朝朱熹讲诚时说了句话?quot;真实无妄之谓诚"（《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真实无妄怎么讲呢？一方面是真实，是实实在在的；另一方面是无妄，就是没有偶然性，是必然的。所以这个诚表观了两层含义，一层是实在性，另一层是必然性、规律性。黑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凡是合理的都是观实的，凡是观实的都是合理的"。中国的这个诚字就把现实的与合理的两方面结合起来了。（《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t961年6月版，第11页。）这所谓诚，意义相当深刻，不容易理解。研究中国哲学，应该深入了解这些范畴的意义，不能从表面上看。西方哲学也有许多概念很难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就?quot;being"。"being"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的范畴。这个范畴怎么翻译呢?这很成问题，一直到观在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方法。过去都翻译成"有"或者"存在"，有人认为这样翻译跟它原意不合，有人就翻译成"是"。英文"being"是从"to be"变来的，它是从一个动词变成一个动名词，表示"是"，也表示"存在"，过去很多人都把它翻译成"有"。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章就讲"being"，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认为古希腊的"being"译成"有"或"存在"都不合适，认为应翻译成"是"。可是在中文里的"是"没有存在的意思，所以译成"是"就很难理解。现在一般都译成"存在"或"有"。有人提议，应该翻译成"是者"，但这个"是者"很别扭，不像中文。这就表明西方有一个根本范畴，很难译成中文。关于英文的"to be"，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不用"是"字，事实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是有"是"字的，可举《论语》上的两句话为证。孔子有一天坐着车赶路，碰见两个隐者问路，那隐者就说："父执舆者为谁？""为谁"这个"为"字就是现代的"是"字。子路就回答说："为孔丘"，即是孔丘，隐者又说："是鲁孔丘欤？"是鲁国的孔丘吗？可见中国古代就有这个"是"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是字，是错误的。但是这?quot;是"字是作为联系词来用的，用它来翻译"being"是不恰当的。笛卡儿有一句话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在这儿思想所以我存在。如果直译，按照原文就应译成"我思故我是"，就很难理解。以上表明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being"很难译成中文，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对此必须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其次．从中国语言跟西方语言来作比较，中国话里边有时两个名词有区别，而在西方没有区别。比方中国的"兄弟‘，哥哥跟弟弟是两个词。在西方，"兄弟"是一个词brother，它不分是兄是弟。中国的"心"字，在西方用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是"mind"，会思考的那个心，还有一?quot;heart"，即心脏，所以西方人动感情就用"heart"，把"mind"和"heart"分开了。中国就是用一个"心"字,心脏也是用这个"心"字，思维器官也是这个"心"字，这就比较模糊了。而西方所谓"being"把"是"与"存在"合而为一，意义也比较含糊。还有一个跟哲学关系不大的名词"国家"。中国哲学中的"国家"就是这么一个词，西方就分开了：一个是"state"，一个是"country"，一个是"nation"。"state"是国家机关，"country"是邦域，"nation"是民族，西方的邦域跟国家机器是两个名词，中国就是一个名词，意义也是比较含混。中国哲学有时用一个名词，西方哲学分成几个不同名词来表示，从这一点说明分析思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四、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现在有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哲学讲天人关系是怎么讲的？是不是也讲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天"字的意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本来天就是头上的天；后来天有时候表示上帝，表示最高的神，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种天后来的哲学家称其为主宰之天，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有些哲学家即承认主宰之天，又不承认主宰之天，他的思想采取一种模糊的形式，在那里动摇。有时认为天就是"最高原理"，像孟子所谓天就是指最高原理。从战国时代起，有些思想家所谓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像荀子等所谓天就讲自然界、大自然?quot;天人合一"中所谓天指自然，用的是"天"的第三个意义。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讲了一句话叫"天人之间合而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可是董仲舒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他提出这么一句话叫"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主要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正蒙· 干称）。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他还说我讲父母是个比喻而已。"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现在"民胞物与"这四个字很流行，就是从张载开始的。总之，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所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植物都是跟我同时存在的，应该爱护它们。这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思，后来这个思想很有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人讲天人之分，不赞成天人合一。这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荀子，他说了解天人之分的人才是最高的人；一个是刘禹锡，他讲"天人交相胜"（《天论上》），就是天有天的特点，人有人的特点，天的特点超过了人，人的特点超过了天就叫"天人交相胜"。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生长万物，万物弱肉强食；但是在人的社会就不一样，建立了道德法律，有力气也不行，必须有贡献才受到褒扬、受到尊重。所以在中国哲学里边有人讲天人合一，有人讲天人之分。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相近了。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内外之 "，内就是主题，外就是客体。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天人关系、主客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几年很多人都强调主体性，可是客体也应受到重视。如果只讲主体，不讲客体，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五、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在人生哲学方面，中西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中国哲学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不平等的人伦关系应该打破，在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反对旧传统，主张是?quot;三纲"。五四运动起了进步作用。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君臣关系，臣也不是绝对服从君，要是君采纳臣的意见，对臣表示出一种尊重的态度，那么臣就可以为君服务，帮君的忙。假如君对臣不尊重，那臣就辞职、离开。孔子有两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所以儒家一方面讲臣民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他比生命更可宝贵。故儒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士可杀不可辱"。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最后谈谈中国哲学的前途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其实，鸦片战争前，西方许多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也很欣赏，也很赞扬。中国现在确实应该向西方学习。中国的革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方法问题很重要，既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又要吸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总而言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