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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米、南北宽米、高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米、高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米，南北长米，面积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米，上口的宽度为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米、东西宽米、高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米、残高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米、深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考古勘探是指使用探铲及各种科技手段对一支表面进行勘察，发现和了解地下埋藏的古代遗存状况的科学行为。考古勘探的主要形式有常规勘探、地球物理勘（简称物探）和地球化学勘探（简称化探）等。常规勘探考古勘探基本技能是正确辨识探铲带上来的土样，用洛阳铲，钻探的过程中通过对同样的土质土色和结构的判别，这样可以判断地下各种遗迹和地层堆积的性质及分布状况。“土质辨识指南”生土是未经人类扰动过的自然土层，一般比较纯净，结构紧密、颜色均匀、不含人类活动痕迹和遗物。灰土是人类居住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活动中往往有较多的有机腐殖质和生活垃圾及灰烬等，使土色呈现黑灰、褐绿等不同颜色，土质相对松软，往往包含各种遗物。夯土、路土和居住面因为人类的长期活动或有意为之，土质比灰头要坚硬，夯土和路土都会分层，但夯土较厚较硬，包含物较少；路土则由若干薄层构成类似千层饼，包含遗物略多；居住面是人类直接居住所为，有多种人工迹象，其上的抹泥面、白灰面等很容易辨识，单纯踩踏形成的硬面也分层，但往往不易识别。红烧土和草木灰。人类用火行为会将泥土烧烤成红色并产生大量黑灰色的草木灰烬，比较容易辨识，有红烧土和草木灰的地方可能是灶或窑址、房子或者灰坑。墓葬五花土。人们在营造墓穴时往往会挖出若干质地颜色不同的土层堆积，下葬后又会把先前挖出来的土无序地回填进墓葬之中。经过挖出和回填的混合过程，墓葬填土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俗称“五花土”。五花土堆积往往是判断墓葬存在与否的重要线索。
《盗墓史记》作者：倪方六（校对全本）的可不可以？—————————————————————————— 内容简介：神秘的古墓、传说的财宝、绝命的咒语、充满智慧的盗墓与反盗墓较量，就如至今深藏的秦陵地宫，谜团无数。一代奸雄曹操缘何薄葬？成吉思汗陵寝为何仍未被找到？乾隆的棺椁会走动，自己“看护”自己的陵寝？ 汉广川王刘去四处挖坟盗墓仅仅是为饱眼瘾图好玩，南朝陈叔陵破掘坟墓是因为喜玩死人骨头；更有大旱之年，愚昧的农户以为得罪上苍，必破坟伐墓，残其死者肢体，进行“打旱骨桩”这样的巫术……本书抽丝剥茧，另类读史，带你进入诡异卓绝的盗墓文化。 该书集合了从中国古代到现代几千年内发生的稀奇古怪的盗墓现象，分为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盗墓者发大财的九大阴招、盗墓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盗墓史上的“死人复生”现象等18篇。内容虽有传奇色彩，但都有据可查，全书资源来自《资治通鉴》《搜神记》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上网找中央10探索发现，那里有很多关于古代大墓的片子。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考古学家在德国中部发掘一处石器时代墓葬，经研究发现其中一个墓穴中的骸骨属于一家四口。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核心家庭。 史前墓穴 这处墓葬位于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奥伊劳，发现于２００５年。１８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文介绍，考古学家鉴定它建于４６００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中有近百具骸骨，其中大多数属于女性和小孩。只有一具骸骨确定属于壮年男性，年龄在２５岁至４０岁之间。 有些骸骨被合葬在一起。考古学家研究了四处合葬墓穴，里面有成人、孩子的骸骨，都面对面葬在一起。 大多数骸骨显示出受伤痕迹，一具女性骸骨脊椎上有石器抛砸伤痕，另一具骸骨头骨有裂痕。还有一些属于手和前臂的骸骨上有伤痕，说明这些人死前曾试图保护自己。 考古学家推测这些人可能死于一次来自敌对部落的袭击。后来，同部落幸存者回到居住地并将死者埋葬。 核心家庭 考古学家给发掘出来的骸骨做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检测，发现一处墓穴中的四具骸骨属于一个由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 经鉴定，父亲年龄介于４０岁至６０岁之间，母亲在３５岁至５０岁之间，两者头向东、双手交放、面对面葬在一起。两个男孩年龄分别为４至５岁和８至９岁，头向西与父母合葬。 其他墓穴中也有夫妻合葬，都是面对面葬在一起。每个墓穴中至少有一个小孩，从刚出生的婴儿到１０岁少年都有。 考古学家认为另一个合葬墓穴可能属于一个重组家庭。其中有一对成年男女和３个孩子，包括一个女婴和两个男孩。ＤＮＡ检测结果显示，两个男孩是亲兄弟，但他们与同墓穴中的女性不是亲子关系。考古学家推测女性可能是两个孩子的姨妈或继母。 填补空白 考古学界已对迄今发现的石器时代人类骸骨及工具研究多年，但很少发现能够展现当时人类社会关系的线索。此次发现的家庭合葬墓穴填补了这一空白。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沃尔夫冈·哈克教授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他说：“这些合葬墓中骸骨的摆放方式体现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在同时期的其他墓穴中并不常见。” 参与研究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阿利斯泰尔·派克教授说：“不论是谁埋葬了这些死者，显然他知道他们是一家人，而且他认为把一家人这样面对面合葬在一起很重要。” 研究人员还对合葬墓穴中发现的牙齿做锶水平测试。依据测试结果，考古学家推测一家四口中，母亲与她的丈夫和孩子不在一个地方长大。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实行部落间通婚，女性嫁到夫家。这样做避免了近亲繁殖，同时可以加强不同部落间的联系。 哈克认为这次发现说明核心家庭在绳纹器文化时期已开始被视为人类社会基本单位。但他又表示：“这并不表明核心家庭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比如说，根据民族志研究数据，当时多为一夫多妻家庭形式。”（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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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不知道了，上次看电视看过，哈哈，好像是什么差不多的坟墓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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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结构部分镇墓器物：守墓石雕：置于墓葬外或墓门前的石雕像，有时作动物形象，有时则以人物或神祇为肖像。镇墓兽：古人放置在墓前或墓中的野兽像，常作想象中面目睁拧或具有避邪能力神兽，如天禄、避邪、或獬豸等。镇墓俑：其用处如同镇墓兽一般，目的在以长相奇特或惊人的偶像保护墓葬，避免邪灵入侵。墓葬种类：竖穴墓：竖穴墓是从地上垂直向下开挖一个墓坑作为棺室的墓葬种类，与今日台湾所流行的土葬方式相似。不过汉代正式的竖穴墓还需加上木椁，以隔出几个放置随葬品的空间。砖室墓：砖室墓顾名思义是指以砖块作为建造墓室的材料，砖的种类有很多，比较特出的是空心砖。砖室墓的规模往往较竖穴墓为大，完整的砖室墓如同生人的住屋一般，包括有前室、中室、后室及耳室等房间。崖墓：崖墓基本上是依山开凿的横穴墓；由外而内通常有墓道、甬道、墓室及墓室等四部分。黄肠题凑墓：黄肠题凑墓墓穴基本上与一般木椁墓相同，为竖穴士坑，其特点在使用大量长短宽厚相同的枕木「黄肠」环绕在椁室四周，形成一面护墙，此墙又称「题凑」。这种「题凑」起初可能只是环绕在椁室的外围，形成保护椁室的围墙。墓葬结构：墓道：砖室墓中由墓门进入墓室的主要走道。腰坑：竖穴墓未到棺椁前的壁面上横开一个小坑，多做为器物放置室，如同砖室墓中的耳室。椁：棺材外面的套棺。耳室：耳室是指在砖室墓的墓道或主室旁，加开的小室作为随葬器物放置区，功能相似于竖穴墓的腰坑。墓坑口：墓坑口专指竖穴墓的入口，主要分为斗口式及阶梯式。甬道：连接墓道及墓室的小道。随葬品部分食器：灶：即炊物之处。豆：古代的盛食器皿。案：长方形的桌子。古时吃饭用或置物的器具称案，分有足与无足两种。桔槔：取井水用的汲水器具。釜：古代的烹饪器具，主要用来蒸饭。樽：古代的盛酒器具，有三足，分成盆形、筩形两大类。甑：用来蒸饭的炊具。为底小口大的盆形器，底部有可透入蒸汽的孔。篲：竹帚。辘轳：井上汲水的起重装置。与桔槔不同处在于辘轳用于深井。铁锸：铲土用的农具。箸：筷子。瓮：陶器，口小腹大，是盛液体的容器。如「酒瓮」。坛：为腹大而长的小口瓦器。瓿：古时盛酱醋的小瓮。罐：泛称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卮：盛酒的圆器。锺：盛酒的器具。现在用「盎」字。如「酒锺」。钵：圆形的盛器或涤洗用具。觚：古代时盛酒的器具。匜：注水或盛酒的器皿。匏型器：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鼎：三条腿两个耳子的青铜器。可以做种种用途，如烹饪、炼丹、煮药、煎茶、焚香等等。又相传是夏禹铸九鼎作传国之宝。所以改朝换代说「鼎革」「定鼎」。敦：古时盛黍稷的器具。鏊：烙饼用的平顶锅。鋗：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盉：古代的调味器，青铜器。魁：羹斗。指容器头部大且柄长的盛食器。鐎斗：附把手的小盆。为温热或烹煮器。形状似今日炒菜锅，但锅底较深。角：酒器。形状似动物的犄角。衣物平巾帻：巾帻为汉代男子的服饰，属身份低微者拥有。平巾帻，即是平顶的巾帻。而官宦在戴冠时，也需先戴上巾帻才戴冠。冠：男子在20岁时开始戴冠，同时举行戴冠礼，以表示成年。冠为中国古代帝王与官吏戴的礼帽。胜：古代女子头上戴的装饰品。引申为祥瑞之物。进贤冠：汉代文儒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绶带：即丝带。主要是系帷幕或印纽的丝带。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来表示官吏的身份。住屋建筑铺首衔环：「铺首」即是门上设以衔环的底座，以兽形为花样，其质材为铜，表面涂以金银。「铺首衔环」即铺首嘴里咬着环。阙：古时陵墓、宫庙等建筑物，入口处设立一对高大亭观形建筑称作阙，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庑殿：古代建筑屋顶的一种。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连接四个斜坡面所组成。干栏式屋：中国南方民医为躲避瘴疫或蛇虫侵扰，故将住屋离地而造，人们并利用楼梯进屋廊。歇山顶：由一个四面斜坡之屋面，与正脊等形划坡或四坡的屋顶形式。悬山顶：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特点为屋面两侧伸出山墙之外。望楼：军队、海岸或城堡中另筑的高楼，用来观测敌情、气象或通报等等。碓房：碓是石制的舂米具。专门用碓舂米的作坊叫「碓房」。庄园：中国古代的一种封建制度。由地主将大规模土地租给佃农耕种，收取租金的田地。囷：圆形谷仓。瓦当：即瓦头，多为正圆形。部分瓦当刻有文字或图样。瓦垄：藻井：中国宫殿式建筑涂画文彩的天花板。曲尺式屋楼阁式屋三合式屋车马交通大车：有卷棚的车，可载物兼载人。四维：轩车：两边有蕃板的车，古代大夫乘坐。斧车：为车的坐厢中立大斧之车，主要为公卿以下、县吏以上的官吏乘坐。轺车：无蔽，是吏民都可乘坐的轻便车，多用一马拉载，在汉画中出现最多。骈车：有蔽的车，四面都有衣蔽，等级较高。大多为女子所乘。辎车：类似于骈车，同为有蔽的车，与骈车不同是辎车前无衣蔽，且为男女通乘。轓车：有车耳，车舆两侧向外反卷者，可鄣轮泥并作扶手。安车：坐乘的车，有四匹马，汉画像中多当作主车。生活娱乐六博：古代的博戏。博指箸，一套博具中有六根箸，故称六博。此外，赌者双方各有六枚棋子，六黑、六白，开始前先投箸，以决定棋子的走法。弄丸：双手快速的抛接若干颗球，通常一手接球，数颗悬空，连续不停。又称"抛丸"或"戏丸"。弄瓶：旋球：旋盘：橦戏：迭案：在桌上倒立。ㄊㄠˊ 鼓：两旁有耳的小鼓，类似今日的波浪鼓。握住它的柄摇动，两旁的耳还会自击。建鼓：建鼓原本置于官府大门的前面。官府启闭，击鼓为号。要向官府伸冤，也可击鼓。汉画有些建鼓画在官府之前，也有不少成为百戏音乐表演中的乐器之一，有两人在鼓的两侧，手持鼓搥击鼓。竽：属笙类乐器。三十六簧，比笙大，管数也较多。在整个合奏中，竽是主要的旋律乐器，同时也是诸乐的定音标准。排箫：管乐器名。将竹管编连起来，依序从吹低音的长管到吹高音的短管排列，分有32管的大箫与16管的小箫，排箫常用于合奏。笙：管乐器的一种。由13根长短不同的竹管所组成，每根竹管皆有一个簧。埙：古乐器名。其材质大都以陶为主，故又称陶埙。音孔从一到三、五个不等，现今的埙音孔有五六个。管：箫、笛一类的乐器统称。瑟：弹拨乐器。钟：敲击乐器。罄：敲击乐器。铙：敲击乐器。匣：藏放东西的小箱子。笥：用竹或苇作成，用来盛饭或放衣物的方形器具。筒：竹管，宽口，用来放置器物。如伞筒或邮筒（古代寄信用的竹筒）。洗：盛水东西的用具。如「笔洗子」。盂：盛液或饮食物的容器。如「水盂」「痰盂」。水丞：文具名。贮存砚台墨水的容器。奁：为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引申为嫁妆的总称。贮贝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用来贮存贝壳货币的容器。五铢钱：钱名，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一八一年）开始铸造，重五铢，上有「五铢」篆字。自汉迄隋，都有治铸，但形制大小不一。铁，是古重量单位名，二十四铢等于一两。纺纶：纺纱的轮轴。锭：古代通货名，将金、银铸成固定的形式，通「铤」。熏炉：焚香用具。流行于汉晋。博山炉：炉体呈半球形，上有镂空山峦形盖，山上饰羽人，走兽等，象征海上仙山博山，故名。麟趾：以麒麟角趾作为造型的金银货币。网坠：绑在渔网周围的石头，帮助渔网沈入水底。镰：农家收割或割草的用具，通常叫「镰刀」。犁：耕开田土的农具。箕：簸去米糠的圆形竹器，真径三尺，边有矮沿。如「簸箕」。虎子：古时做成虎形的便器。针衣：放置针线的布袋。玦：半环形的玉佩。璧：平面圆形的玉，中间有孔的叫璧。璜：半圆形的佩玉。<> 觿：古代时用兽骨做的解绳结的锥子。巫医军事弩：以机械来发射的弓，又称窝弓，射程非常远，相传为黄帝所发明。斧钺：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戟：古兵器。结合戈与矛的一种长枪，其竿端附有枝状的利刃。钩镶：为一种钩、推两用的兵器。其中部装有小盾牌，用以抵挡乱剑挥砍，而钩则可勾住对方的武器，因此钩镶的使用常与另一兵器配合。利用钩镶勾住敌人的兵器，再用另一兵器挥砍。铠甲：古时战士穿的铁甲。铁锤：古兵器名。以铁为锤，柄上端有一个用金属作成的圆球物，可以击人。环首刀：古时斩刑所用之刑具。匕：短剑。因剑首形状像汤匙（匕），故名之。矛：古代的一种武器，长杆上头有带刃的铁尖，能剌人；也叫「矛子」。戈：古兵器，像戟，横刃。弓箭：作远距离攻击的武器。簇：细小竹箭。医工盆：医疗用具。此盆在口沿及器壁上皆刻有「医工」两字，应为医官的使用器具。灌药器：成斗状，可以帮助病人服食药物。过滤器：共分两层，上层为筛状盆，下层为普通盆，用来过滤及搜集流质物。医针：西汉医疗器具，针细长，柄部截面为方形，到了针身截面转为圆形柄上部有小孔。为中国古代针刺医术的重要工具。五管瓶：又称「五管瓶」。由于造型特殊，出土时也有粮食痕迹故又称「粮仑」、「粮罂」或较有宗教味道的「魂瓶」。其特征是在罐顶有五个瓶口，中间一个较大，另四小瓶围在旁边。罐肩的则装饰以鸟兽或人物形象。司命神：「司命神」是楚国五神其中一位，主要管理生死，故出现形象常识手持簿集。此司命神作男子状，右手持书囊（又说五弦琴），左手抱一婴孩，是汉代人经常祭祀的神祇之一。占拭：占星或占卜工具由天盘地盘组成，天盘圆形直径6公分，地盘为方形，天盘中心镶北斗七星，内圈刻十二月神，外圈刻二十八星宿。地盘内圈刻天干，外圈刻地支。为东汉盛行天圆地方学说的产物。神怪祥瑞九尾狐：青丘之山，有兽，此兽因有九尾，体态如狐，故称九尾狐。相传它所发出的声音像小孩，其肉可食，且对食者有益。再者，它还象征子孙繁衍，因此，被后人归为祥瑞。汉画像中常出现于西王母图中。三足乌：相传三足乌为日之精，长喙利爪，并且替西王母取食。女娲：相传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具有各种能力的女神，如烁石补天、搏土作人、掌管婚嫁、制作乐器等……。伏羲：传说华胥氏一女子，在"雷泽"地方，无意间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上，因而怀孕生下了伏羲。相传伏羲为蛇身人首，具有圣德，掌治春天，制造八卦，及司婚制乐的男神。伏羲女娲：在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头戴冠帽，身穿汉人穿的宽袖大袍，腰部以下是蛇躯，且屡见不鲜。对于他们的传说，有的说为兄妹，有的说为夫妻，又有的说是由兄妹变为夫妻。但主要的说法是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世间仅存他俩，因而结为夫妻，传衍人类。成为人类的始祖， 并保护与造福着人类。羽人：又称'飞仙'。全身为羽毛，双臂为翼，在云中飞行。此即古人对仙人的描述。西王母：西王母在古人心中的形象是：蓬头散发，豹尾虎齿且善于狂啸，头戴首饰，居住于昆仑山，旁有许多侍者替她服务的一位女神。汉代西王母的传说流传甚广，甚而政府正式规定祭祀西王母，主要是因为西王母她拥有不死药，与当时汉代人追求长生不死的愿望相谋而合，因此在汉画像石中常可看见关于西王母的作品，再者或许是上述原因，使的在画像中的西王母面色与体态并非文献上所说的那样恐怖，反而庄重大方，雍容华贵。东王公：相传东王公居住在东荒山中，为东海中之男仙领袖，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常与西王母并列。凤凰：古人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鸟。雄的称凤，雌的称凰。三珠果：相传三珠树生于赤水之北，其树如柏，又有说其形状像扫帚，叶皆为珠，因称三珠果。盘古：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盘古为开天辟地之人。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张目为昼，闭目为夜。在他死后，血液化为江河，肌肉化为田土，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发髭变为星辰等。太一：又作"泰一"。即天帝之意。开明兽：相传开明兽居于昆仓山，身大似虎。嘉禾：又称"大禾"，长得非常茁壮的禾稻。古时用以表祥瑞之意。朱草：传说中一种红色的瑞草。相传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历史人物周公：周公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名旦。在周武王死后，辅佐成王，并制礼作乐。项橐：他是七岁神童，传说孔子也曾向他请益。其言能让孔子当为法戒。皋陶：虞舜之臣，偃姓，又称咎繇。相传为东夷族的领袖，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早死，为继位。关龙逢：夏朝末年的忠臣。夏桀昏庸无道，关龙曾多次直谏，因而被桀所杀。召公：名奭。因采邑于召，称为召公。曾辅佐武王伐纣，受封于燕，为周朝燕国的始祖。成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管理。晋献公：春秋时代，晋武公之子，名诡诸。在位26年，灭虞虢诸小国。申生：春秋时代，晋献公之太子。因晋献公宠爱骊姬，欲立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为王，将申生派于曲沃，后因骊姬的捏造事实，使得申生自杀而亡。奚齐：晋献公之庶子，骊姬之子。献公卒，被立为王，后被里克所杀。卓子：春秋晋国人，奚齐的弟弟。在奚齐死后，继承王位，不久也被里克所杀。骊姬：春秋时代骊戎之女。晋献公攻获骊戎，被夺之，立为夫人，生奚齐、卓子。献公死后，其子相继继位，但接被里克所杀，骊姬之后也被里克鞭杀于市。齐景公：春秋齐国国君，齐庄公之弟，名杵臼。在位时，好治宫室，抽取重税，用刑残酷。武庚：殷纣王之子，名禄父。武王伐纣后，任命武庚续殷，管理商之遗民。武王殁，与管叔蔡叔叛变，被周公所杀。管叔：管叔鲜。周武王弟，周公兄，封于管。武王死后，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管叔与蔡叔挟武庚叛变，周公东征，被杀。晏婴：春秋齐人，字平仲，人称晏平仲。其父晏弱于齐灵公26年死后，继任齐国的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节俭力行，诤谏直劝，名显诸侯，主张以「礼」治国。古冶子：春秋人，曾以勇力事奉齐景公。有一次随景公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驾车左边马匹的脚，马受惊便拉着车奔入急流中，古冶子逆流百步，又顺水九里，把那只鳖杀了。田开疆：春秋齐人。与古冶子、公孙接共以武力事景公。曾助景公打败敌人三军。公孙接：曾接连与二虎搏斗，并获胜利。以武力胜景公。历史故事二桃杀三士：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以勇力侍奉齐景公，因恃宠而骄，宰相晏婴建议景公除去三人，于是设陷请景公赐二桃于三人，论功而食。结果其中二人各说自己的功劳，先拿了桃子。第三位说完以后，前两位觉得自己功劳不如，反先拿桃，是贪功不知谦恭，非真勇士的行为。于是归还桃子而自杀，第三位觉得自己独活是不仁不义，也自杀。孔子见老子：据《史记》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是一位博学长者，掌管周朝政府的图书档案。孔子向他请教时还带了不少学生。周公辅成王：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邵公辅政。周公代行征讨，更治礼作乐，开周室八百年太平之基。成王年长，周公即还政，成为汉代人心目中的先圣之一，也是人臣的楷模。汉朝士大夫喜欢以周公作榜样。季札挂剑：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晋国，途中路过徐国，并拜谒徐君，徐君喜欢季札身上配戴的宝剑，但因为出使上国需佩带宝剑，所以未赠与。在回国的路上，又经过徐国，得知徐君已死，季札即将剑赠于嗣君。随从即说：此剑为吾国之宝，况徐君已死，又何必赠之？季札说：虽徐君已死，但我心中已默许，怎可因徐君之死而违背诺言？于是将剑赠于嗣君，嗣君不受，季札即将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而去。泗水升鼎：据《史记》记载，周代九鼎之一落入泗水。秦始皇东巡过泗水，遣人打捞，鼎升起又掉落，失去踪影。这个故事象征秦始皇上不应天命，下不得人心。仓颉造字：相传仓颉为黄帝的史官，有四只眼睛，他观察鸟兽的足迹而创造文字。荆轲刺秦王：战国时代，荆轲奉燕太子丹之命，赴秦刺杀秦王政。于是伪装进献樊于期首级与燕督亢地图，荆轲在见秦王时，即以匕首刺杀秦王，但未成功，而不幸被杀。雕刻技法高浮雕：浅浮雕：透 雕：阴线刻：雕刻花纹垂幛纹：八叶纹：水波曲线纹：水波纹：直线纹：卷云纹：斜线纹：陶 纹：菱形纹：其它羽葆：以鸟羽连缀为装饰。后用于仪仗中，为华盖之饰。便面：主要用来遮面，盖扇之类，可用来赶马，具长柄，为矩形的大扇。流苏：古时用五彩羽或丝线制成的繐子，多用作车马、帐幕、楼台等的垂饰。笏：古时臣子上朝手中执的竹版。节：符节。古代使者所持以表信物，也是执行王命的凭信。琅玕：似玉的美石。锦囊：用锦制成的袋子，古人大多用以藏诗稿或重要文件。棨戟：古代用木制成的一种符信，其形状似戟，有加衣套。古时官吏出行在通过关口或抵达目的地时，用以证明身份的仪仗。督邮：汉置，为郡府属吏。主要掌管督送邮书，此外还代替郡守监察诸县，宣布教令，以及抓盗贼，审囚犯，收缴租赋等。分东、南、西、北、中部，称五部督邮。( KB)下载次数:02008-2-20 12:33
汉朝完整的葬玉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玉文化的繁荣,也昭示了当时厚葬风气的鼎盛,是一种独特的墓葬文化
汉代墓葬结构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 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竖穴墓与砖室墓基本结构与辨识方式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穴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穴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竖穴木椁墓 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 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穴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穴的构造基本与竖穴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以来为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初年至初年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9�6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穴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考古网站： 中国考古网
1、西汉自宣帝以后,历任统治者都懦弱无能,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尤其是在成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有的成为豪强地主家的奴婢,更多的则走向社会成为流民.自古以来,流民都是国家政权的一个巨大威胁.我们历史上课本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其实并不确切,准确的说应当是流民造反.流民主要来源于农民,但并不能与农民划等号.王莽执政时,对社会上的矛盾并没有觉察,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都是脱胎换骨离当时社会实际的,效果反而是加重当时的社会矛盾.当他代汉自立时,又进行了复古改制,更是弄得民不聊生.王莽中后期,大规模的流民到处流窜,进行所谓的乞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绿林赤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流民.当不满王莽篡汉自立的豪强地主加入到这些流民队伍中时,这些流民的到处乞食的流窜变成了有目的政治造反.转变成功的是绿林兵.而赤眉军虽然在后期也想改变,但为时已晚.他的失败也在于此.绿林兵成功转型以后,发展很快,不久就推翻了王莽的伪新政权.绿林兵的领袖们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他们害怕能力较强的刘伯升兄弟,所以推举能力弱的刘玄作为领袖以便控制.刘玄就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更始帝，并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但是更始帝没有能力控制局势，也没有采取措施安抚造反的民众，缓和社会矛盾。所以赤眉军拥立了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刘盆子，公元25年（汉更始三年）攻入了长安，刘玄投降，西汉到此结束。同年，刘玄的族弟，也就是被他杀掉的那个刘伯升的弟弟刘秀在河北即位，改元建武，东汉开始，刘秀是为光武帝。西汉自公元前206年开始，到公元25年结束，中间有自公元8年到公元23年王莽政权2、东汉最终一定灭亡。太守、牧、左将军啥的不过是虚衔，名分而已。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封地官职可以不要，兵权不能丢。也就是说决定地位的是实力而不是官职。所以皇帝也不过是高级傀儡。1.经济上。宦官专权不过是表面现象，是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小自耕农的数量日益减少，税收主要集中到地主军阀的手中。2军事上。东汉末期各地军阀已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3.人才。东汉的“举孝廉”制度使得属吏只对主官负责而不对皇帝负责，导致皇帝身边没有有头脑和能力的亲信。综上所述，明君再世也不能阻挡汉朝灭亡而只能推倒重建。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