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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一片奇幻国度“龙佑之邦”（Kumandra），邪恶的庄魔（Druun）自古以来侵扰着人类，神龙们为保护人类纷纷遭庄魔石化，用最后的法力聚合成一枚龙珠，并赋予神龙希苏（Sisu）驱散邪恶，而希苏也在消灭庄魔后不知所踪。
大战五百年后，各部落为争夺龙珠互相交恶，龙心（Heart）部落的公主拉雅（Raya）跟父亲班加酋长（Chief Benja）承担捍卫龙珠的职责，班加酋长为了化解各族纷争，决心与龙牙（Fang）、龙爪（Talon）、龙脊（Spine）、龙尾（Tail）四大族共享龙珠，邀请他们重组龙佑之邦。
和谈庆典上，拉雅与龙牙族公主纳玛莉（Namaari）成为至交，带领后者参观龙珠的藏匿密室。然而，纳玛莉却背叛拉雅，号召龙牙族人前来抢夺龙珠，其他部落知晓后加入混战；
造成龙珠不慎摔破，被封印百年的庄魔也倾巢而出，其他四族酋长趁乱各拿取一枚龙珠碎片逃之夭夭，而班加酋长在将最后一枚碎片托付给拉雅后，不幸被庄魔石化，悲痛的拉雅只好带着犰狳伙伴图图（Tuk Tuk）开始寻找龙珠碎片与神龙希苏的旅程。
六年后，成年的拉雅在荒芜的龙尾土地找到了一艘沉船，在船内透过仪式交流，终于召唤出失踪多年的希苏。希苏告诉拉雅，自己缺乏复原龙珠的力量，依然要找回其他碎片才能消灭庄魔。
一人一龙前往龙尾的村庄破解机关，找到第二枚龙珠碎片，希苏也透过其他碎片获得她手足的魔法化为人形。此时纳玛莉杀到欲抢夺碎片，拉雅与希苏在孤儿船夫波弟（Boun）的协助下逃离追杀。
众人下一站来到龙爪地区，拉雅想潜入龙爪酋长邓海（Dang Hai）的大宅偷取碎片，过程中结识一名善于的婴儿诺诺（Little Noi）与她的数名猴吉吉（Ongis）部下，收服她们潜入宅邸，可是拉雅发现邓海早已石化，碎片落于新任酋长手里。
另一边，天真的希苏想要与邓海和平谈判，却遭现任酋长拐进庄魔地盘，拉雅及时赶到抢走第三枚碎片并救走希苏。
拉雅一行人接着前往龙脊部落，希苏坚信人们能互相信任，执意与龙脊族人对话，导致自己与拉雅险被疯癫的龙脊酋长阿堂（Tong）俘虏，幸好波弟带着救兵来到抢走阿堂手中第四枚碎片，长年失去族人的阿堂经拉雅说服也加入团队。
纳玛莉在此时再次来袭，拉雅为让同伴逃走尝试调虎离山，与纳玛莉一对一决斗。当拉雅将被纳玛莉击倒之际，希苏大怒在众人面前化身龙型，击倒纳玛莉的队伍，纳玛莉看见神龙的复活震撼不已，让拉雅一行逃脱。
纳玛莉了解到神龙复活后土地有望恢复和平，逐渐打消与拉雅敌对的念头，但母亲薇拉娜极力反对，认为一旦重组龙珠使庄魔消灭，龙牙族会成为众矢之的，要求纳玛莉活捉希苏。
在前往龙牙路上，因庄魔失去父母的波弟与诺诺承诺会陪伴拉雅到最后，受感召的阿堂也跟着发誓效忠拉雅，众人开始讨论偷取最后一枚碎片的战略，希苏提议与纳玛莉和谈换取碎片，拉雅不予赞同，希苏于是乘着拉雅前往荒废的龙心部落探望她已变成石雕的龙族手足；
坦言自己虽然是龙族最弱小的一员，兄长彭古依然愿意寄托重要的龙珠给自己，告诉拉雅可以放下孤傲的性格，主动相信他人。
被说服的拉雅于是派诺诺与猴吉吉将纳玛莉多年前掉落的吊坠归还，以表示合作之意，纳玛莉来到约定地点原先想归还最后一枚碎片，情绪动摇的她却反悔举起十字弓对向众人，拉雅情急之下持剑阻止纳玛莉，导致流矢意外击杀了希苏，掌握河水的希苏死去使河流干涸，庄魔脱离水源的屏障开始吞噬龙牙。
怒气攻心的拉雅决定为希苏复仇，和纳玛莉大打出手，此时其他伙伴们手持龙珠碎片保护龙牙百姓撤离，纳玛莉不敌拉雅最终败下阵来，坦承希苏的死是她们两人的责任，被点醒的拉雅于是放弃复仇加入撤离百姓的行列。
随着庄魔数量加遽，拉雅、纳玛莉与伙伴们被庄魔包围，龙珠的碎片力量也愈来愈弱，拉雅此时领悟唯有信任才能激发龙珠的力量，于是说服所有人将碎片托付给纳玛莉，随后她与伙伴们陆续被石化，获得所有碎片的纳玛莉不负所托重组了龙珠。
龙珠复原后驱散了庄魔，过去遭到石化的人们与神龙全都恢复了原形，且希苏在其他神龙的力量下死而复生。
故事最后，伙伴们纷纷返乡探望回归的家人，拉雅回到龙心与父亲重逢，化解纷争的诸部落与神龙们也前来龙心协助重建龙佑之邦。
扩展资料：
选角
2019年8月，宣布卡茜·史蒂尔和奥卡菲娜加盟配音阵容。2020年8月，宣布凯莉·玛丽·陈取替史蒂尔成为主角拉雅的配音员。2021年1月，宣布陈静、金大贤、吴珊卓、黄凯旋、艾萨克·王、塔莉·陈、艾伦·图克、宋静秀、帕蒂·哈里森和罗斯·巴特勒加盟配音阵容。
动画设计
片中的“龙佑之邦”灵感来自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老挝等东南亚文化。制作团队更前往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考察。
儿童文学有不同于成人的审美特点，主要表现为纯真美，质朴美，稚朴美，荒诞美，悲剧美，幽默美。在观看《寻龙传说》时，会看到很多熟悉的充满东南亚风格的民间艺术、建筑、服饰、生活习俗等地域文化元素，这体现了儿童文学的质朴美，影片的开头采用数字皮影艺术展开故事的起因，用这传统艺术来演绎古老的传说是极具内涵的。其他能够充分展现儿童文学审美特点的作品有，《鸟树》《寄给蛤蟆的信》。
当然能够创造奇迹呀，因为这部动画电影应该说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陪伴很多人度过了童年。
我觉得能，而且这个作品的剧情也非常的精彩，并且制作也非常的精良，人物设定也非常的出彩，所以受到了很多人们的期待。
传奇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是古代有几种文体叫“传奇”，又有盛大网游《热血传奇》简称为《传奇》、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及几首歌曲同名《传奇》。①指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传奇式。 ②唐代短篇小说的称谓，是文体的一种，又称“唐传奇”，有《柳毅传》等作品。（解意：传，有“传说”的意思。奇，指奇异事迹。）③最早特指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一类。元末明初时也有人将元杂剧称为“传奇”。自从宋元南戏在明代规范化、典雅化、声腔化和全国化之后，传奇就成为不包括杂剧在内的明清中长篇戏曲剧本的总称。④明清时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也吸收元杂剧的优点。但情节处理更为紧凑，人物刻画更为细腻，脚色分工更为细致，音乐上采用宫调区分曲牌，兼唱北曲或南北合套。明中叶到清中叶最为盛行。今知明清两代“传奇”作者有七百余人，作品约二千六百种，现存《牡丹亭》、《鸣凤记》、《长生殿》、《桃花扇》等六百余种。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成就迥高与前人，沾溉乎后世。唐传奇题材较广，其中又以爱情传奇成就最大。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同情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歌颂她们为争取爱情幸福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是唐传奇的积极思想意义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传奇塑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独特、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透视她们丰富多彩、景色多姿的人生经历，我们能真切地感觉到：大唐一代，妇女的个性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唐传奇被称为“史才”与“诗笔”的结合，从现实生活的故事入手，加入作者的想象，采用精妙的笔法使一个人物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唐代封建制度的弊端，等级制度的压迫，家长制度的不近人情，比如《任氏传》、《离魂记》、《莺莺传》、《霍小玉传》，这些名篇代预示着唐代爱情小说中的女性有着约束争取自由的意识。一、《任氏传》中的任氏任氏是狐仙，实际上读完之后却给人以另一种印象：机智、勇敢、善良的女性，任氏虽为狐身，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品德，为了维持永久的爱情，她在明知与出行有危险时，仍不惜拿生命作赌注，结果作了无畏的牺牲，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在文章开始，郑六路中遇到任氏，便爱的一发不可收拾，明知任氏为狐仙，却仍然对任氏一往情深，就其原因，乃因其容“天下未尝见矣”。其美貌由贵公子韦崟和家童的对话中烘托的极其成功。后来郑六知道了任氏是一狐妖，但却仍然爱着她，而正是因为郑子明知任氏为狐却仍然钟情于任氏，故博得任氏的信任，使任氏“愿终己以奉巾栉”，托身于郑六。然而韦崟在故事发展中又占据特殊作用。因任氏美貌，崟于郑子明出外时见任氏后，“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却遭任氏的多次反抗，最终未能如愿。而紧要关头，抓住崟的义烈的性格，以言语使崟不得不退步。：“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毫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可称惬青，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一番话说得崟羞愧难当。任氏的机智、勇敢、在其中表现的极为出色。后来任氏又以其聪明机智帮郑子明成家立业。这其中作者可赞扬的任氏可具有的对爱情的坚贞专一，为了自由决不屈服于暴力的高贵品质便显现出来了。任氏具有报恩思想，在托身于郑六时便有影子了。因为郑六相信她，不因为她是狐仙而改变对她的感情，所以她托身郑六，这是一种报恩。但是在报恩于韦崟时却选错了方式，任氏对韦崟可做的有关报恩的一系列设计，诱别的女性，供韦崟玩弄蹂躏，显然，这一做法是受到指责的，但这一切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来，其性格上的统一，其优中有缺，使得她更贴近现实，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二、《离魂记》中的倩娘同样为了爱情，与《任氏传》中的任氏不同的是《离魂记》中的倩娘把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家长制度。《离魂记》中的倩娘之父阻止她与青梅竹马的表兄王宙成婚，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竟然灵魂与肉体分离，去陪伴着自己的心上人。王宙与倩娘二人青梅竹马，自动便培养了很深的感情。“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梦中都彼此牵挂着对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见倩娘和王宙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后有兵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这样王宙和倩娘的感情便被家人打断了。于是王宙因“深恚恨”，便托辞离开了倩娘家。恰值上船之际，见“倩娘徒行跣足而至”，于是王宙“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可见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爱情，是义无返顾的。倩娘的言语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君愿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以抱，是以亡命来奔。”五年之后，二人将归。到家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倩娘合为一体之事。读到这里，才发现倩娘了爱宙之情景到了如此地步，竟然灵魂抛开肉体去追随了王宙五年。这有点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但这也让我们看出，倩娘一个弱女子无力反抗封建家长的压力，作者只能借分身来完成这一般美好的姻缘。虽然这一处理有着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但瑕不掩瑜，倩娘追求自己的幸福感情可表现出的个性是为我们赞叹的。三、《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在唐人传奇中，这是一篇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作品。鲁迅先生曾说她“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后世演为杂剧传奇的很多，而以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元人王实甫《西厢记》为最著。这其中崔莺莺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莺莺传》在故事开始便安排了张生请好友杜确帮助解救崔氏一家于普救寺。崔氏一家谢恩于张生与崔莺莺正面相对机会。继而才有了下文。而崔莺莺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为了爱情敢于和封建礼教作斗争。 尤其是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动向张生表示爱情，“俄而讲娘捧崔氏而至”，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对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少女来说，这个做法的确大胆而又不合封建常规。但这也正是崔莺莺值得赞扬的地方。然而崔莺莺性格中又有软弱无力的地方。最初和张生相恋，她动摇不定。先是二人由红娘传词，相互倾诉爱慕之心。但当张生夜闯崔莺莺房间时，崔莺莺却因红娘在场而表现贵族少女特有的威严，意欲装腔作势给红娘看，可以看出崔莺莺非常谨慎的。却未想到红娘早已心知肚明，却是让张生觉得一头雾水。这是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的地方，与后来的直接大胆判若两人。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认为私相结合“不合法”，“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她不是振振有辞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甚至面对张生将“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时，她只有怨，没有恨，这是阶级出身，封建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其性格中的叛逆终是没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以悲剧结尾。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而又深情的女性，作为贵族小姐，她深受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制约，“贞慎自保”，但她萌发了对张生的真情后，便“自荐枕席”，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大胆并主动地将满腔热情和爱奉献给了张生。这样的女性形象，这样大胆的个性，我们不得不为之臣服。四、《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在唐传奇中这是一篇出色的作品。《霍小玉传》是一篇因阶级矛盾而酿成的悲剧性的故事。霍小玉乃“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霍王死后，小玉兄弟因小玉出身贱庶，遂将其逐出。在唐代重视门阀制度的情况下，霍小玉出身贱庶——婢女的女儿——而又，沦为娼妓，这就注定了她要成为牺牲者。李益对她始乱终弃，也正由于他是贵族——虽然已经没落了——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的缘故。这篇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压迫、被侮辱，也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只知玩弄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痴情女子负心汉”，是这篇故事的真实写照。作者是同情霍小玉而谴责李益的。霍小玉是个痴情而又软弱的女子，在李益抛弃她在外不归时，为寻找李益，希望他回来，竟“赢卧空闺，遂成沉疾”，“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这一切竟为一老玉匠一语道破：“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最终小玉的痴情使“长安中稍有知者”皆为其所作所为感动至深，一致“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后李益为一位豪士强行带回小玉住处，小玉伤心欲绝，竟“长恸号哭数身而绝”。其凄惨竟至此，天下谁人能堪。但霍小玉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她把复仇的火焰继续到暝界，使李益昼夜不安，不得善终。霍小玉突破生与死的羁绊，终于为自己，也为女性的尊严和爱情讨回了公道。和两人相恋的情致委婉相对比，小玉遭到遗弃，又辛酸凄恻，扣人心弦。霍小玉的形象因此而在人们心中深深的烙上了印迹，其苦命的遭遇催人泪下，也使人们对李益的行为所不齿。如此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也只有在唐代传奇中会表现的这样淋漓尽致，得到世人的称赞。五、唐代传奇中的女性意识以上四位女性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任氏传》中任氏是狐妖，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社会下层妇女的形象；《离魂记》中倩娘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家闺秀，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的千金，地位亦处于社会的中层，虽然已经没落；《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霍王之女，却因其母为霍王婢女，而在霍王死后遭到排斥，提不到名份。虽然结局有喜有悲：《任氏传》中的任氏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聪明机智战胜了豪门子弟韦崟的凌侮压迫，最终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幸福爱情。《离魂记》中的倩娘，反对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力争自由恋爱，“分身”出另外一个倩娘与王宙出外私奔。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实属难得。最终倩娘也得到了自己所乞求的幸福生活。与任氏和倩娘相比，《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则没有那样的好运了。崔莺莺遇到了能够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实质的张生。最初张生极力追求崔莺莺，后来却随便地加以抛弃。而崔莺莺的性格中的软弱的地方使她不得不承受着被张生遗弃的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张生为了失掉责任而向她向上强加“尤物”“妖孽”一类字眼时，她也没有反抗，只是一味地承受，最终吞下了婚姻悲剧的苦果。与崔莺莺一样有着爱情悲剧的《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也同样遇到了一个负心薄幸的李益。李益虽为已没落的封建贵族出身，但她已具备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恶习：只知玩弄社会下层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较崔莺莺而言，霍小玉有其进步的一面。在遭到李益遗弃后，霍小玉虽然散尽家资各处寻找李益，但找到李益后，霍小玉并不是像崔莺莺那样的软弱，而是想到了报复，想到了去反抗这种封建士大夫阶层玩弄下层妇女的恶习，这是一个进步。但仍不能改变“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性结局。但是这几位女性人物却有着相同之处：努力地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追求自己的爱情。唐代传奇中的此类有喜有悲的爱情传奇故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只能处于被玩弄被污辱的地步，虽然《任氏传》中任氏和《离魂记》中的倩娘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的爱情，但也只能反映当时处于社会下层妇女的一种渴望，因为作者在处理她们的喜剧性的结局时，借助了“狐”这一类非人化艺术处理，完成了她们的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将无力改变现实的渴望寄托给了虚幻的世界。毫无疑问，唐朝特别是在中前期，经济发展昌盛，思想领域解放，在此背景下的唐代女性爱情观、婚姻观等较其它封建王朝有很大拓展。但封建文明的繁盛，不但没有给她们带来根本性的解放，苟严的礼教制度仍让她们难以实现。同时，她们的反抗还未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因此，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格独立，她们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若与前代女性相比，唐代女性毕竟迈出了坚实的、可喜的一大步：她们追求的爱情排斥了一切非情感的功利要素，坚持婚姻中的自我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对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制度进行猛烈的控诉和攻击。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唐传奇中的女性思想已远远地超越属于她们的那个伟大时代。总之，唐传奇中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故事中，传奇作家运用女权话语，通过歌颂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把其个性张扬的品格充分显现出来。唐代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尊重崇敬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预示着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崩溃。唐传奇中表现出的女性个性张扬意识，不仅反映了唐代女性对生命价值认识的觉醒，也预示着后代女性能撑起“半边天”的必胜信念。读唐代传奇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想为当时社会的下层妇女呐喊：“妇女也是人，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抛弃，不应该受到玩弄和污辱。”唐传奇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这些女性人物的形象更是撼人肺腑。我们不得不为她们处于社会下层而坚决的与封建制度下的命运斗争的勇气所折服。
浅谈唐传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唐传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摘 要：唐传奇作家中的爱情作品，大都是描写“佳人”和书生的恋爱的。这类“才子佳人”的恋爱要比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进步得多，揭示了她们的内心世界，充分地表现了她们的心灵之美，使她们不但有美丽的外貌，还具有冰清玉洁的胸怀。她们大都心地善良，纯正，爱情专一。本文就霍小玉、崔莺莺的形象做了一点分析，她们是古代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努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妇女的典型形象。
关键词：唐传奇 女性形象 生死不渝
唐代，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黄金时代。唐代的文学家们，除了留给我们一座光芒四射的诗歌金山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小说艺术宝库，这就是唐代的短篇文言小说——唐传奇。
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本文就爱情作品中有代表的女性形象，试加分析。
一、失足妇女的形象
在唐代传奇爱情作品的女性形象中，失足妇女的形象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唐传奇的作家们，就像玉工雕琢玉一样，去了在失足妇女身上的丑恶顽石，还给她们美玉的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她们的高贵品质。这类作品中，蒋防的《霍小玉传》是最突出的。这篇作品，历来被称为唐传奇的压卷之作。其中的霍小玉这个人物，也是整个传奇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霍小玉是一个容貌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少女。作品一开始就由媒婆鲍十一娘的嘴介绍小玉说：“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仪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可见她的才貌双全。她和李益第一次见面，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才调风流，仪容雅秀”的待官的青年进士。在其欢爱之际，为打动李益，她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驮扇见捐。”这些话，表现了她对李益狂热的爱，也表现了一个风尘女子的可怜地位，预示了她的悲剧结局。两年以后，李益终于得安（授“郑县主簿”），小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日夜担心的事就要来到了。“盟约之言，徒虚语耳”，她对李益的盟约，不抱任何幻想。如果说前次她对李益的话还主要是怀着爱极怕失的话，这一次她冷静地考虑了自己和李益今后的关系。她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社会里，像她这样身份的妇女，是绝不能与李益成长久夫妻的。作为李益，本来因“转盼精采射人”才爱上小玉的，一旦成了朝廷的.官吏，他怎能放弃自己一步步向上爬的机会来要霍小玉为妻呢？因而一到家里，他就立刻遵母命聘表妹卢氏，千方百计，到处借贷以凑成百万聘财，无情地抛弃了小玉。小玉不但温柔多情，而且刚烈不辱，以死来殉美好的爱情，以死来控诉“负心汉”的罪恶。
由上分析，不难看出，霍小玉的悲剧，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作者正是凭借这一形象，揭露了封建婚姻的不合理，谴责了“负心汉”的罪恶行径，高度地赞扬了生死不渝的爱情。
二、贵族少女的形象
唐传奇爱情作品女性形象的另一类是贵族少女的形象，作者通过这类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少女们精神上的桎梏和虐杀，大胆地赞美了少女们为争取自由的爱情生活所作出的努力和反抗，这类形象以元稹的《莺莺传》中的莺莺为代表。莺莺是唐代“三大姓”之一的崔氏之女，她家里“财产甚厚，多奴仆”，生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莺莺从小受着良好的封建教育，故而她不可能像身为失足妇女的霍小玉那样多少带点野性地去爱，去自由抒发自己的感情。封建礼教把青年男女之间正当的爱情，视若洪水猛兽，极力地加以扼杀，而这种感情，却正像“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在封建礼教的强压下，顽强地生长着。莺莺形象的可贵之处、动人之处，就在于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这种矛盾，细致地描写了莺莺在“情”与“礼”的斗争中艰难地向前跨进的每一步，展示了“情”最终战胜“礼”的全过程。
但是，悲剧终于来了，莺莺在经过了痛苦的心灵折磨，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之后，却被张生凭借礼教的观点，冠冕堂皇，轻易地把她抛弃了。在绝望中，她出嫁了。她没有像霍小玉那样去怒斥张生、为情而死。当张生再次要见她时，她不见，只赋以短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里面有愤愤的不平，有淡淡的哀怨，也有含蓄的讥讽，这就是崔莺莺式的反抗。作者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描写了崔莺莺这个特殊的性格。但从莺莺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处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千万贵族少女的影子。尽管《莺莺传》的作者从封建礼教的观点出发，诬蔑莺莺是“尤物”，“不妖于身，必妖于人”，称张生这个伪君子为“善补过者”，然而说教总是苍白无力的，形象才是有血有肉的。读过《莺莺传》的人，首先激动人心的就是莺莺这个敢爱敢恨的形象，恐怕这是作者开始所未料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形象”大于思维吧！
唐传奇的女性形象，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首要的地位。作家们对这些形象，都倾注了深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是由于传奇的作家们大都是出身于寒门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虽然中了进士，但由于受制度的限制，在社会上大都是不如意的，他们满腹经纶，但怀才不遇，广大妇女们的遭遇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另外，由于他们受城市居民（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的思想影响，要求个性解放，加上唐代没有像清代那样残酷的文字狱，因而他们能大胆地述写社会底层的妇女，热情地赞扬她们的高贵品质，暴露唐帝国若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寄托个人和人民的美好理想。所以他们笔下的妇女形象，大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这些形象的塑造，奠定了传奇作品在我国小说史上的突出地位，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晨译注《唐人传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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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简著《元明戏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6]《文艺理论争鸣辑要》.上海文艺出版社,上册,1983年.
丫头 居然跑来搞这种东西 自己写
"传奇"是小说体裁之一。在中国小说里，传奇一般是指那些唐代、宋代文人写的短篇小说而言。唐代以前，我国的短篇小说大多写鬼怪故事。到了唐代，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写的小说着力描写人物和刻画个性，故事曲折动人，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他们虽以现实人生为描写对象，但富有浓厚浪漫色彩。。如《柳毅传》、《霍小玉传》等等。
唐宋传奇是唐代文学大花园里的奇葩，是中国小说史长河最美丽的流段。作为文学遗产，她滋润着后世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的创作，她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本书选注唐传奇二十篇，宋传奇四篇。作为一千多年以前的文学，无疑是灿烂辉煌的，今天我们来阅读她，欣赏她，无疑会激发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内容提要】 唐宋传奇多讲唐代时事，人物也多以唐人为模特，敢于直接表现唐代生活。而宋人之作则多讲古人古事，很少涉及宋代的社会问题，像《李师师外传》那样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唐、宋传奇很大的不同。此外，唐人传奇主要由所写故事及人物命运来表达作者的思想，篇末有些议论，也多属情节之中，不是说教。而宋作恰恰相反，篇末有议论，且多属说教，有的还要讲政治、讲理学，而且完全游离于作品所写故事之外。
文体，指文章的体裁、类别。
文体划分的标准主要是从文章的语言形式、文章的内容、文章的应用范围等三方面考虑的。就语言形式来说，古代文体可分为韵文、骈文、散文三个大类。
韵文和骈文、散文的区别在于押韵不押韵，韵文是押韵的，如《诗经》、《楚辞》以及各个时代的诗歌。另外，用于规戒的箴铭一类文章也押韵，属韵文，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骈文和散文是不押韵的，两者的区分是前者讲究平仄、对仗，在句式上一般都是四六对仗（所以骈体也叫。四六”文），如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就是骈文，散文没有这些规定。
散文这个概念很广泛，凡韵文、骈文以外的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散文。唐宋人把骈文叫做“时文”，把散文叫做“古文”。
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从文体而言，就是反对骈文而提倡散文。散文有广义、狭义的分别，广义的散文是指一般非韵文的作品，狭义的散文是指文学体裁的一种。
我们讲古代散文用的是广义散文这一概念。古代散文可分为史传文、议论文、杂记文、应用文等四类。
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类散文的特点。一、史传文史传文也叫历史散文。
主要有三类。（一）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历史散文的主要特点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的历史事件。
编年体历史散文以《左传》和《资治通鉴》影响最大。我们学过的《彀之战》《赤壁之战》'就是这种文体。
'（二）纪传体。这种体裁的历史散文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
记传体的创始人是司马迁，他的《史记》就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要内容的。我们通常说的二十四史都是这种体裁。
我们学过的《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海瑞传》都是这种体裁。上面说的二十四史是官修的国史，还有私人写的人物传纪也属于这种体裁，例如我们学过的《左忠毅公逸事》。
纪传体史传文对小说、故事等文学形式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六朝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都深受《史记》的影响。
我们学过的.《柳毅传》《促织》就是这种文学作品。（三）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首创于南宋时期的裒枢。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所提供的材料，写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把1300多年的历史，归纳为230多个专题。
它的特点是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如。三家分晋”、“秦并六国”、“高帝灭楚”、“匈奴和亲”等。
二、论说文论说文是阐明事物道理的文章。它要求有明确的论点，有可信的论据，有严密的论证。
政论、文论、史论、学术论文等都属于论说文。春秋战国时期，论说文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阶段。
所谓“诸子百家”都属于论说文的范围。当时的论说散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语录，如《论语》、《孟子》主要是记录孔子、孟子平常的言论。
这种论说文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篇章结构，每篇的题目并不等于论题，与文章的内容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如《论语》第一篇“学而”即取第一句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中的“学而”两个字，与全篇内容无关。另一种是论文集，如《墨子》、《庄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我们学过这些集子里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正式的题目，每一篇文章有明确的主题，文章的结构、层次、开头结尾都很讲究。
从秦汉开始，论说文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单篇论文，体裁也趋向多样化。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论。
“论”的议论方式以论证为主，这种体裁要求善于析理，析理愈透、愈精，就愈能体现这种体裁的特点。西汉初年贾谊的《过秦论》是较早出现的单篇论文。
后来各代都有一些著名的“论”，如南北朝范缜的《神灭论》、宋代苏洵的《六国论》等。（二）说。
“说”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阐述某一事物、某一问题的义理。如韩愈的《师说》是阐明师这种职业的道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阐明捕蛇者为什么要以捕蛇为业的道理。
“论”与“说”的界限很难分得那么清楚。一般的说，人物论、史论等庄重一些的内容，大都采取“论”这种体裁；一些接近于文学散文的“说”，常常不采取“论”这种体裁，如周敦颐的《爱莲说》，就不能改为《爱莲论》。
（三）辩。“辩”是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驳证一个错误的论点或辩证某些事实。
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都是这种文体的名篇。（四）原。
“原”是探源的意思。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比较强·韩愈的《原道》《原毁》，黄宗羲的《原君》《原臣》都是这种文体的名篇。
（五）寓言。寓言是一种文学形式，但好的寓言都应该富有哲理性。
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中已有大量的寓言，如《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一，《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唐代柳宗元的《三戒》也是著名的寓言。
（六）书信。书信按照应用范围的标准划分，可归于应用文。
如果按，文章的语言形式和内容来说，大多数书信应归于议论文，书信在古代议论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韩愈的《答李翊书》，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就可以当作文论、政论来读。
（七）赠序。赠序是赠。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它通过列举事实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表明对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阐发对事物的理解与认识。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了接受和表达思想，都需要经常阅读与写作这种文体。教材选录了15篇议论文，其中现代文10篇，文言文5篇。对于这些议论文，考生应能归纳文章的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应能划分重要段落的层次，概括层次大意；应能认知文章所用论据的类别；应能识别文中所运用的各种论证方法或驳论方法；应能识别文中所采用的比喻、比拟（拟人或拟物）、排比、对偶、设问、反诘、反语、层递等修辞手法，并能简要说明这些修辞手法的作用。
说明文是一种常用文体。它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说明文已成为人们传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交流介绍工作、学习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方法的重要文章体裁。教材选录了8篇说明文，通过阅读这些说明文，我们能对说明文这种文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这8篇说明文，考生应能归纳文章所说明的中心和要点；应能划分重要段落的层次，概括层次大意；应能认知文章的总体结构方式和说明顺序；应能简要说明文中所运用的各种说明方法及其作用；应能识别文中所采用的比喻、比拟、排比、对偶、设问、反诘、层递等修辞手法，并能简要说明这些修辞手法的作用。
记叙文是一种记载和叙述事件由来，描绘事物和人物情景状态的文体。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传记、游记、小说、童话、寓言以及记叙性的散文等文体，都属于记叙文的范畴。教材选录了13篇记叙文，其中现代文8篇，文言文5篇。对于这些记叙文，考生应能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应能划分重要段落的层次，概括层次大意；应能认知文章的记叙方式；应能识别文中的人物描写方法，并能简要说明这些描写方法的作用；应能认知文中环境描写的类别，并能简要说明这些环境描写的作用；应能认知文中所运用的对比、铺垫、侧面烘托、整体比拟、夹叙夹议、语意双关、象征、暗示、比喻、比拟、排比、对偶、设问、反诘、层递等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并能简要说明这些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法的作用。
论，一种论文文体。
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
赠序，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
祭文，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
序跋，是说明书籍著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
辩，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
杂记
小说
【写作指导】 一、什么叫议论文？ 议论就是发表意见，阐明是非，以议论为主要表现方法，对社会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分析评论的文章称为议论文。
二、议论的三要素： 1、论点：是作者对所论述问题的见解和主张，是一篇文章的灵魂、统帅。任何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中心论点，一般可以有分论点。
论点应该鲜明、准确、概括，绝不可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定。论点的位置一般有四个： ①文题 如《反对自由主义》论点是“反对自由主义”。
②开篇 如《谈骨气》论点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③中间 如《拿来主义》论点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④结尾 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点是“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论据 用来证明论点的材料，有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两种。
事实论据用事实来说话，而理论论据靠经典性取胜。论据必须围绕中心论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选用的事例与论点若不能保持一致，势必削弱说服力量。 选用事实论据还要注意几点： ①论据必须具有典型性。
典型就是指论据要具有代表性。 ②论据必须具有新颖性。
不少学生的议论文写作离不开一些陈旧的事例，像一写失败与成功的关系，似乎就离不开爱迪生发明灯泡，一写逆境成才就非写张海迪不可，类似的内容不是说不可以用，而是说你用，他用，大家都用，谁的作文与众不同呢？如今年江苏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很多考生不约而同想到了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出现的频率之高，以至于专家戏称今年是个“苹果丰收年”。 ③论据的表述要精练、简要，与记叙文的表述不同，它只要求表述出与论点相关的内容即可。
3、论证：是议论文写作的重要一环，它包含的内容也较多。 ①论证的基本类型：立论、驳论。
立论从正面论述，驳论从反面论述。我们写议论文一般以立论为主。
②论证的基本结构层次：三段论式的结构。 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么办）也即：引论、本论、结论。
③常见的论证结构： a、总分总式结构 b、对照式结构 c、层进式结构 d、并列式结构 一篇文章中段与段之间，句与句之间灵活地运用多种论证结构层次会使议论文更具活动性。 ④常用的论证方法： a、例证法，用典型事例作论据来证明论点。
例如《谈骨气》一课中，作者所举的文天祥拒绝高官厚禄，穷人不受“嗟来之食”，闻一多“拍案而起”，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例子都是紧扣论点来写的，而且所举的事例各说明论点的一个侧面，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互不雷同。 运用例证法要注意对事例叙述的方法。
注意并列的几个事例的顺序，还要注意安排的详略，大家熟知的材料要略写，不熟知的要详写。 b、喻证法，增强了作品论证的形象性。
运用喻证法要注意本体、喻体的相似性。鲁迅的《拿来主义》中把文化遗产喻为一所大宅子，列举一个青年对待大宅子的态度来表达作者对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形象、生动，给人们以很深的印象。
c、对比论证：这种方法可以增强论证的鲜明性，使读者清楚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例如：《师说》第二段用了三组逐层深入的对比论证。
一是用“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进行对比。圣人“从师而问”，而众人“耻学于师”，结果是“圣益圣，愚益愚”。
对待从师完全不同的态度，引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在正反对比中作者“人必从师”的观点更具典型性和说服力。 二是将一种人在从师问题上自相矛盾的典型现象进行对比。
“爱其子”者为其子“习句读”而择“师”；“于其身”“惑之不解”，却“耻师焉”。作者透过这个自相矛盾、荒唐可笑的事例，严肃而深刻地批判了世俗逆情悖理的荒谬价值观和畸型思想方式。
三是将“君子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自恃高贵的“士大夫之族”截然不同的从师态度及其结果加以对比，揭示出“师道”难复、耻师成风的社会根源。 《师说》运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造成了强烈的反差效果，使作者主张从师学习的观点不言自明，值得读者学习借鉴。
d、引证法，除引用名人名言以外，我建议同学们应该多积累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它一方面能加强论证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还可以丰富文章的内容，增强议论文的文学性。 论证方法还有引申论证、因果论证，等等。
三、议论文逻辑性的具体体现。 写议论文必须注意逻辑性，段落与段落之间要有非常清楚的逻辑关系，一方面要依靠语句表达出逻辑性，另一方面要借助起过渡性作用的语句突出逻辑关系。
一个语段的内部之间也需要有严谨的逻辑关系。 严密的逻辑关系必须反映出作者的行文思路。
注意议论文中的“但”“但是”等转折连词的作用，俗语有“‘但’字后面有文章”的说法，它的后面有突出、强调的作用，标明了文段或文章的中心，使文章的论点更醒目、更突出。 注意要善于运用“固然”“诚然”等词语，一个短短的800字左右的议论文，有时很难全面地表述清楚，为了使论证更加全面，更加有针对性，同学们要善于使用这样词语开头的语句表达。
以前的高考曾经考过“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的辩论段，这样的文。
一日，马忠上表：赤兔马绝食数日，不久将亡。孙权大惊，急访江东名士伯喜。此人乃伯乐之后，人言其精通马语。
马忠引伯喜回府，至槽间，但见赤兔马伏于地，哀嘶不止。众人不解，惟伯喜知之。伯喜遣散诸人，抚其背叹道：“昔日曹操做《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深知君念关将军之恩，欲从之于地下。然当日吕奉先白门楼殒命，亦未见君如此相依，为何今日这等轻生，岂不负君千里之志哉？”
赤兔马哀嘶一声，叹道：“予尝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幸遇先生，吾可将肺腑之言相告。吾生于西凉，后为董卓所获，此人飞扬跋扈，杀少帝，卧龙床，实为汉贼，吾深恨之。”
知唐传奇故事久矣。其中如《莺莺传》《柳毅传》已在别处读过，《霍小玉传》《长恨传》也有所耳闻。最初知晓唐传奇，是在一篇武侠小说中，以聂隐娘、柳毅等为名。后来看元明清的杂曲如《西厢记》《长恨歌》等，故事也皆出自唐传奇。前几日看的《小窗幽记》里有句子如：“奴无昆仑，客无黄衫，知己无押衙，同志无虞侯，则虽盟在海棠，终是陌路萧郎尔。”此中的昆仑奴，黄衫客，押衙，虞侯也皆为唐传奇中人物，可见其于后世影响甚著。唐传奇中故事纷杂，记趣记怪，有虚情假意之徒，亦有高义侠士。其间有些非凡之物，非凡之人，非凡之情义，虽非惊天动地，总也带着几分正气。《红楼梦》中贾雨村有一篇大论如下：天地之间，常以人为主宰。许多故事传说中，往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言语。可实际上，万物不过同为生灵，共享日月，无贵贱可分。在一类小说中，类狐类狼的妖者，也有不是情义的所在。 唐传奇中有一部分记述的即侠客义士。譬如《柳氏传》中的虞侯，为朋友从位高权重者处夺回姬妾；《霍小玉传》里的黄衫客，替重病的霍小玉绑来负心之人；《谢小娥传》里隐忍数年，替父亲及丈夫报仇的谢小娥，亦颇有侠女风范；《上清传》中的侍女，有智有谋，使主人得以沉冤昭雪。或者智慧，或者高义，或者两者皆有。这些也多被归为小义而已，不至于颂扬。甚至《柳氏传》中对于柳氏与虞侯的评价乃为：虽有过人只能，仗义勇敢之心，却命运不济，终被埋没。未能成汉文帝之冯婕妤，汉成帝之班婕妤那样流芳后世之名；未能成为曹沫、蔺相如那样名声流传千年之人。 而此中最为传奇的大概是《虬髯客传》。从前看过的一篇以唐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里，便是借了虬髯客的传说。对红拂女与虬髯客之间的交情有言：男女之间，无关风月，只为真心。一时备为感动。如虬髯客，举家而赠与李靖夫妇成就事业，自己于千里之外起事，此则为一番眼光与气魄。如红拂女，夜访李靖而成夫妻，路遇虬髯客而成交情，落落大方，又何尝不是一种气度。 各类的小说戏曲中，男女痴情向来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唐传奇里便有《霍小玉传》《莺莺传》《杨娼传》《长恨传》《李娃传》《柳毅传》《无双传》《飞烟传》等等数篇。或者可歌可泣，或者叫人唾骂。有至死不渝者，亦有背信弃义者。 《霍小玉传》就是一个情至深处而生怨，多少有些可怜可悲又可叹。而霍小玉这个名字，隔了多年之后再度看到，依旧和“玉石俱焚”一词紧紧连在一起。本来是个两情相悦的故事，最终却是霍小玉身死，李生因为霍小玉的怨气而终生不得安宁。可还记得初相见时“粉骨碎身，誓不相舍”的言语。不过两年光景，情移事迁。虽然是忌惮母亲严威而另娶，此则其软弱；而后以言语欺之，继而不闻不问，且至于寻欢为乐如常，此则其寡情。有评语言：李生负心寡义固然可厌，然其悲剧之源的封建制度才更为可恨。然而非唯封建社会，才有此等软弱薄情者。因而李生被霍小玉怨气所累终生，亦不觉可怜。陈继儒有言：当为情死，不当为情怨。关乎情者，原可死而不可怨者也。听起来总让人有几分愤愤不平之意。至于“何如嫁与黄衫客，白马芳郊共踏春”也不过是世人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莺莺传》中，张生所为更叫人感慨。本是此人垂涎美色而引诱少女，后将其抛弃且美其名曰：美女误国误事，是以他要忍住这样的感情。此举竟然也得到一片称赞。数年前看《西厢记》，因此也读过《莺莺传》。从后人所评可见，无论张生，元稹均乃沽名钓誉之辈而已。 各个故事中，女子遇秋扇见捐之境遇，哪怕想留下个“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潇洒背影，也难免“欲笺心事，独语斜阑”，而最终不过叹一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虽非史书传记，亦非深明大义之言。唐传奇故事中，也借着奇闻异事，野史异录，用以警示世人。 借梦中所闻所见明志抒情，不在少类。如《离魂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三梦记》《异梦录》《秦梦记》等，都记述了梦中奇遇。有时是对功名成就的一段臆想，在短暂的睡梦里经历荣华富贵，人生起落。至于幡然梦醒时，自会做出一番透彻的领悟，譬如世事更迭，转瞬即逝云云。 还有野史异录如《长恨传》《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均为唐开元年间或前后的故事，虽为传奇，却有一点以史鉴后人的意思。告诫与人不可耽于声色，玩物丧志。 看这一类故事，大概是闲来无事，就着下午茶，读一两页书。或感慨唏嘘，或涕零而下，或得一二点启发。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 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 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 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 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 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 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 二技术过程的解读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 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 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 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 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 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 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 “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 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 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 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 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 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 ——一朵飘缈的文化之云中国五千年孕育的文化，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令世人惊叹，涉及的科目数不胜数，而神话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漂浮在其中。神话，顾名思义，很难追溯到它的始作之人，它流传于市井之间，是那样的飘渺却又真实的存在着，神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它往往反映着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人们的思想，及对当时不能理解的科学现象的奇幻推测。《资治通鉴》曾将上古时代的神话以历史的角度展现给世人。上古时期，天地浑沌一片，犹如一颗鸡蛋，轰得一声巨响，鸡蛋炸开了，轻的东西上升成为天，浑而浊的东西下沉变成地，而盘古，一位神力之人孕育在其中，他以身体为柱支撑天地，直到天地再也不会合在一起，才力竭而亡，化为三山五岳，乌云雷霆，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陌生及渴望了解的求知欲，我认为当时人们因为无法理解孕育自己的世界，于是一个有关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便应时而生。这个中国古代最早的神话具体起源于何时，已无所查证，我根据《资治通鉴》关于事件（神话）的编排，及当时的背景，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当时时属夏的早期，刚刚雏形的奴隶制国家同氏族，部落大体相似，没有等级森严的制度，而也是中国神话的起始之处，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思想正从原始过渡，是极其落后的时代，而也是求知欲，对外界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但有限的知识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神话诞生了。当时在灾荒连年，猛兽伤人，人们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抗争，却效果不大，但一切归于平静，人们便对探求自己，以及找到精神的寄托有了极大的好奇，于是“女娲炼石补天”“女娲造人”的传说便应时而生。对天象，日月星辰的探求，于是有了“夸父逐日”。对勇士的崇敬，于是有了“刑天头断尤舞槭”“后羿射日”“共工怒撞不周山”各种各样的神话。神话的诞生不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需要，同时对统治者而言也是安抚民心最好的工具，即使秦皇的“焚书坑儒”，也不曾对民间神话加以限制，对于进步思想，统治者往往更钟情于神话。“大禹治水”作为夏时期最后一个著名的似神话是值得一提的，说它类似神话，是因为禹作为夏时期著名的帝王是确实存在的，但针对当时人们的工具及智慧，如此大规模的河水改道的确可以称为神话，另有记载禹治水是受天帝所命有应龙协助，另带有会自己生长的息壤，所以更加重了神话成分。在这里还有关于神话另外一种说法，即天灾，这也是促成神话的一个重要因素，像上文中提到的水患，在欧洲，《圣经》也曾提到关于诺亚方舟的事例，同样是水患，虽然时间不同，但有一点，也许在古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曾遭到洪水的侵犯，且当时人们一筹莫展时，西方出现了上帝，东方更明确由天帝派出了禹而拯救世人，于是一个新的神话诞生了。于是很自然的平定了洪水的禹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支持，成为继舜之后的又一位君主。总的来说，在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总是塑造宏伟的形象,大多反映世间万物的由来，对自然现象的臆想解释，以及对君主首领力量的神化。情节并不丰富，相对比较单一。但正是这些神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天神论作为一种固有的模式被流传于后世，而这种模式为中国君权神授的思想起了莫大的帮助。然而神话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时代在发展，一些新的思想逐渐问世，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道、法、等诸多学派百家争鸣，人们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神话故事”作为不符合时局的题材不得不被置于高台。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被置于高台的是“神话故事”，而非“神话”，神论已作为流传下的模式深入人心，对于当时将人们拉像理性的学派来说是极好的工具，同时当权者也极其愿意将自己神化来加强统治。所以，从一定角度说，神话从未在古代中国消失，它化为一种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历史的车轮慢慢碾过，随着最后一道这战火的熄灭，纷乱的三国变成新的国家——晋，随着四方统一，一切又变得秩序井然，而正是这个时代造就出一本旷世奇作，开创了中国神话故事的先河——《搜神记》相传作者是一个名叫干宝的河南籍盐贩，虽然原本早已散失，但经过后人的整理修改，我们还是可以初睹其貌，虽然《搜神记》作为古代的灵异志怪小说并不是非常受欢迎，但是《搜神记》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古代神话真正趋近于故事，内容更广泛，形势更丰富，表现手法也趋于大同，描写多取自于周边之灵异怪事，在当时决对可以称为“感官享受”了，我们熟知的“董永”等均出自其中，另外，它对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聊斋志异》也颇具影响，只因严重的缺失，使其未能并入名著之中。接下来要说的，自然是上文提到的作于清时的志怪故事——《聊斋志异》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文学造诣使首屈一指的，语言更加富有层次化，更独特的赋予了其深刻的寓意，从神鬼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如“聂小倩与宁采臣”的爱情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礼教的对当时青年男女的束缚，男女渴望冲破阻碍自由恋爱的实例，而此时，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也达到了顶峰，无论情节，内容，脉络，都以贴近近现代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已趋近成熟。至此，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便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告于段落。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从起源，发展，至趋于成熟，无不反映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对天，地，人的认知，用自己的现象，构建出属于中华民族的神话之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始终散发着它独有的魅力与神秘，显示着中国五千年来的悠久文化，作为一朵飘缈的文化之云，始终漂浮在中国文化之颠。2009-03-22这是当初我做的 结合那个人回答的 再简单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从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古神话的性质是什么？ 中国上古神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尚德精神，这一点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进行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大神均有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凡人情欲的神格特征；神话中充满对远古英雄和帝王献身精神的讴歌与礼赞，以及对神话人物保民佑民的职分要求。这其中一部分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部分则是出于后天的改造。几千年来，这种尚德精神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现实人物的期望，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的尚德精神。这种尚德精神在与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的比较时，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这种尚德精神，一方面源自于原始神话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则是后代神话改造者们着墨最多的得意之笔。在西方神话尤其是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一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平凡人的情欲”，这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们神格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的很多经史典籍中，中国上古的主要大神们，诸如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都是崇高和圣洁的。他们不苟言笑，从不戏谑人类，更不会嫉妒和残害人类。在个人的私生活上，他们从来都是十分规矩和检点的，十分注重小节、注重品行和德操的修养，并且尊贤重能。几乎每一位神王都没有“红杏出墙”或“乱播爱情种子”的现象。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神圣的光环、纯洁的品性和高尚的情操。当人类向他们看过去的时候，只会仰面向上，顶礼膜拜，而不会有丝毫的不恭不敬。在我国的神话天地中，姑且不说被后世改造过的神话，就是古老的原始神话，我们也看不到对大神们爱情生活的描写，见不到他们这方面的生活细节。由于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关爱情的内容极少，因而嫦娥奔月神话和后起的巫山神女传说在中国神话天地里就显得秀丽旖旎，风景这边独好了。相反，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天神都是世俗的，是满身人间烟火味的形象：众神之王宙斯狂放不羁，拈花惹草，在神界与人间留下了一大串风流债，更严重的是他任意行事，不讲原则，充满嫉妒和个人爱好；神后赫拉，本是众神的表率和人间的神母，但她却经常为嫉妒和仇恨而迷失了本性，做出一些残酷和无神格的蠢事来，没有丝毫让人类敬重的地方。主神如此，他们手下的众神也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品性。在希腊军队与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让阿伽门农把抢来的女俘克里塞斯送还到他的父亲阿波罗的祭司的身边，因此时阿波罗神正为他的祭司的女儿被劫而用瘟疫来消灭希腊军队，阿伽门农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硬是将女俘克里塞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阿喀琉斯愤而带领他的军队撤出了战斗，使特洛伊大将赫克托很快地杀掉了还没有死于瘟疫的希腊士兵。希腊人的这次惨败只是因为一个女人，这种结果是中国人无法理解和原谅的，也是中国神话中的尚德精神所不允许的。又如，阿波罗因同玛耳绪比赛吹笛子而失败，便残酷地剥了玛耳绪的皮，并把它挂在树上；再如月神与阿波罗兄妹，因尼俄泊嘲笑了他们的母亲提坦巨人勒托只生下一子一女，并禁止忒拜妇女向勒托献祭，他们便射杀了尼俄泊众多的儿女。如此等等。可见，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除了力量上的差别外，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当神们脱掉神的外衣之后，个个就都成了世俗的凡人。二 “对神的献身精神的崇尚和礼赞”，是中国上古神话尚德精神的另一重要体现。这种牺牲精神首先表现在古老的创世神话当中。中国的创世神话，是以牺牲创世神的肉体来完成天地开辟和万物创造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另一位开辟大神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不仅创世神和始祖神如此，在对我国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及对英雄的讴歌中，同样也反映出一种崇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在这些神话中，大凡是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英雄备受人们的赞颂；反之，凡是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唾弃与批判。所以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也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而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人物，如果不被英雄诛灭，也会被历史文化所诛灭。中国上古诸神所普遍体现的献身精神，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英雄所不具备的。在希腊神话中，其开辟神话充满了血腥：宇宙最先生下了开俄斯（即混沌）、胸怀宽广的地母该亚、地狱之神塔尔塔罗斯、爱神埃罗斯。开俄斯又生了黑夜之神尼克斯和黑暗之神埃瑞波斯。尼克斯和埃瑞波斯结合后生下了太空和白昼。该亚则生了乌拉诺斯（天空）、大海、高山。这时乌拉诺斯成了主宰，他与母亲该亚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共十二位天神。后来，第一代主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克洛诺斯与妹妹瑞亚结合也生下了六男六女，宙斯是最小的一个。克洛诺斯害怕他的儿女们像他推翻父亲一样来推翻他，便将自己的所有儿女都吞进了肚子之中。在宙斯出生之前，瑞亚在地母该亚的帮助下逃到了克里特岛，上岛之后才生下了宙斯，宙斯这才幸免于难。后来宙斯联合诸神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逼他吐出了哥哥姐姐们。宙斯于是便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了神性王国，自己做了至上神。这则希腊神话表明，宙斯的神界秩序是在代代天神们的血肉之躯上建立起来的，更严重的是这种杀戮还都是骨肉之戕。不独希腊神话如此，巴比伦神话和北欧神话同样也都带有浓浓的血腥味。记载着巴比伦神话的《埃努玛·埃立什》说，开初，神族有两大派：一派象征着无规律的“混沌”，是从汪洋中生出的神怪；另一派象征着有规律的“秩序”，是从汪洋中分化出来的天神。创世的过程被理解为混沌与秩序的战斗过程，最后秩序战胜了混沌，且以混沌族神怪们的尸体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北欧神话则说，天神奥定杀死了强有力的冰巨人，以他的尸体创造了世界上的万物。三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尚德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大神们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以及伟大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体现在他们“保民佑民的责任感”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既是被人们所礼拜的神，就应该尽到保民佑民的职责。远古时代，中国的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均是自己部族中功劳卓越的人物，他们在为本民族的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或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特别是自西周以来，由于历史和政治的需要，诸子百家有意识改造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将人类理想的英雄美德都加在了他们身上。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结果，使得存留在上古神话人物身上的野性消失得干干净净，有的只是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于是这些上古的神话英雄或始祖神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神祗摇身一变成了品德完美的人间帝王。首先，他们均以天下苍生为重，平治天下、造福人类是他们的根本职责。其中大禹就是一个典范。大禹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的幸福鞠躬尽瘁。其他如炎帝、黄帝、尧、舜等也莫不如此。同时，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大神们并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并且素有“禅让”的美德。所以，尧年老后便把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同样也将帝位传给了大禹。这种境界如此之高之美，以至于后人甚至搞不清这究竟是史实还是神话了。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作为天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天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天壤，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天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天人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后天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宣钉奎：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考察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特征的各种观点可以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总体上具有三个特征：以言志抒情诗歌为传统文学主流；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或将美置于善的范畴之内，以尚善为艺术观之根本；排斥悲剧，具有乐观精神。这些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中国文学以上特征的缘起进行研究，得出了中国神话的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学之特征的结论。 分析了中国神话大量的具体个例，并与其他地域的神话，主要是与西方神话进行比较，通过挖掘中国神话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中国神话的构造特性和根本精神进行了归纳和把握。发现中国的神话在形式上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原始的质朴性。中国神话中神的形像具有原始性。 2） 强烈的地域性。中国神话中存在很多独立的、共存的神，却缺乏主神。 3） 宗族化倾向。中国神话具有血缘系谱。 而在内容上具有以下特性： 1） 以人为本。中国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从内容到社会根源都体现着人的中心地位。 2） 不死观念。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 3） 以彼我争斗的神话内容为主。中国神话体现出善恶对立的观念等特性。中国神话的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特性，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体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在诗歌方面，阻碍了民族叙事诗的诞生，使抒情诗成为主流。而被阻碍的叙事传统，发展为中国繁荣的史学传统，催生出史传文学。 2） 中国神话以人为本的意识，产生了中国文学为人生的艺术观。在神话被历史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功利主义倾向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3） 中国神话的不死信念创造出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 4） 中国神话彼我争斗的基本思维因素催生了中国文学尚善的文艺思潮。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起源于中国神话。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中国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及宗族化倾向阻碍了民族史诗和长篇小说的发展，确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短诗为主流的传统，并促使史传文学发端。而且，作为中国神话内在特征的以人为本、不死观念及善恶之对立等特性，不但发展成为中国文学为人生的文艺观确立的契机，还扩大了乐观精神，阻碍了悲剧的发达。而中国文学以伦理道德判断来评判文学之功能的尚善美学，也正是发端于中国神话的诸要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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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面对同一文体阅读的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都会同情杜十娘，怒斥李甲、孙富。而不同在于乡间老太太没有教授更深入的从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去思考它的价值。读小说的人爱从小说中看“热闹”，这就是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而鉴赏则必须跳出“看热闹”的境界。明清小说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魅力肯定不如现当代小说，只要看一看古典名著和小小说各自在柜台的行销量就知道了，而存在的读者群中基于“古典名著”去读的也远大于了喜爱的理由。为什么学生缺乏对古典小说的热情呢？古典小说包括明清小说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造成了很大的阅读不适应，有学生在阅读《红楼梦》时，就奇怪，宝、黛整天除了吃喝，就不见他们学习，也不明白宝、黛的爱情价值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这是清代作品，写于1757至1778年左右，距离不过三百年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学生阅读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障碍，虽然这些作品使用的基本为当时白话，但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已基本上相当于阅读浅易文言文了。更大的障碍来自生活情景的改变，由明清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很难想象三五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无法想象。学生对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多来源于真真假假戏说性的明清电视剧中，可*程度有限，有时甚至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性。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我们要鉴赏明清小说第一要务在于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封建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完备，专制主义更加加强。同时也正走向没落和衰败，此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商品经济在富庶的地方日益萌芽，在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中一种有别于农耕社会的新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在兴起。而同时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潮也渐兴起。如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地方官员向皇帝禀告此地民风，第一流的子弟不再走科举之路，又往往都送去学经商，在明清小说中这样的离子当然就屡见不鲜了，如《白秋练》的男主人公，就是父亲不想让他走科举之路，转而经商，于闲暇读玩诗书引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重商轻农甚至蔑视科举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叛经离道”，这种思潮虽然在冲击着封建体制的大局。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会明白杜十娘为什么没把百宝箱的秘密告诉给李甲，直到被李甲出卖，十娘想用这些财宝去撬布政使老爷的家门，使他能接受自己，想用钱财打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壁垒，这种思想不但十娘有，《白秋连》中的女主人公被公公认可，原因也是白秋练善于玩期货，能预测物价跌落，一句话，能赚钱。社会生活的改变，使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崇拜圣贤，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这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的“忠义”的极力歌颂。甚至极有点个人恩怨色彩的华容道放操也被作为忠义精神极力推崇。而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而对造反作乱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极力歌颂。在《西游记》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自称“齐天大圣”公然叫嚷“皇帝轮流做”的孙悟空，而整个的《红楼梦》更具全身心的为那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包办的命运的宝、黛的讴歌。课本中选取的小说甚至片段里都包好着崭新的思想的因子，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杜十娘向封建伦理价值的抗争，也看到杜十娘面对金钱对人性尤其对美好感情的冲击所选择的最为悲壮的投水作为她的最后的反击。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给我三十元，我给你半天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