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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发展的对比
公务员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公务员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行使着国家赋予他们的特别权力，同时利用这些权力管理人民，协调事务，使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人毕竟是会有私欲的，重权加于以身引发了一些公务员抵抗不住诸多诱惑而产生腐败现象。这样一来，国家人民给予公务员的特别权力当然会惹来争议，没有人会愿意让滥用职权的官员管理自己，当然更没有人愿意看到每年公务员考试到达残酷的程度仅仅是人民追逐权力的结果。由公务员用权不当而引发的公务员权力制约问题已成焦点，可以说这种行为几乎激发起了民众仇权的心态。而对于公务员的权力过分制约又会大大消解他们在社会活动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方式无异于瓦解了国家的管理能力，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对于公务员权力的态度必然是既制约又保障。只有加以制约，人民才会安心让公务员行使职权；只有加以保障，公务员才会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权衡利弊后我们须以恰当的力度限制公务员的权力，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才能建设起健康的官民关系，使社会和谐发展。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是重要的。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官宦意识都极为强烈的，尤其是儒家备受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至高理念，两千五百年以来不见其降温。孔老夫子一心为专制统治打下的基础而今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难以料到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像中国的精英这么狂热于做官。狂热的根源还是权力，而这种权力在过去的专制制度下还是被无形放大了。现在我们的社会讲法治，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很好的制约住官员的权力，通过官员权力的削减可以缓解举国的公务员热。这就是我想说明的关于制约公务员权力的第一点，即可以明确定义权力应有的效应，避免民众盲目加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造成公务员队伍腐败现象增多。其次，积极限制公务员权力是民心所向的结果。权力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热衷于权力的人往往被大众轻视，究其原由，还是人民从心底对管理者的不信任。权术在民众看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物，没有一技之长的官员往往成为大众对命运不公发泄的突破口。积极地控制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以谦卑的态度面对民众，这样才能迎合民众面对管理者的心态。最后，限制公务员权力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必要因素。法治与德治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管理社会国家的标准是唯物的客观实事还是唯心的主观想法。我们选择了法治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用客观的法律约束人民的行为最为可靠。这里面暗藏的便是对人性私欲本质地透彻分析。当我们用法律约束人民的公共生活时必定也要想到用特定的法律来限制公务员，而且此限制必须更加严格更加权威。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因为公务员应为人表率，严于律己。加强对公务员权力的限制无非是多制定些修正草案，用以监督他们的工作。公务员也会有个人私欲，指望他们通过过人的修为抵抗诱惑实在愚蠢，最后往往是使社会风气败坏，国家日益式微。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是重要的。首先，公务员作为管理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威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国家没有保障好公务员权力实施的权威性，那么国家的治理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于公务员权力的制约我们多是从人民的立场考虑，而对于公务员权力的保障我们一定是从国家的立场考虑。国家的安定是与管理者的业绩紧密相连的，管理者在管理上的能力低下将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动荡。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随着社会面临转型，社会问题凸显，管理者更是要维护自己权力的权威。其次，公务员自身同样有争取正当权力的权利。由于他们自身特殊的工作性质，公务员争取到权力的保障其实是对他们工作的保障。我们要顺应人民的意愿，但公务员也要能够平等地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而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应给予满足。如果国家连自己的形象代言人的要求都置之不理那么这个国家不会有前途。也只有通过满足公务员自身的合理要求才能使公务员尽心尽力工作，到头来受益的还是国家与人民。最后，保障好公务员的权力国家才能正常运作，积极发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在看到惨烈的竞争的同时应该肯定由这些机制选出的人才。这些佼佼者可能有时太过自以为是、雍权自重，但是他们都有着普通人不具备的能力与知识。他们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为人民谋利，为国家解忧。而他们实现抱负最需要的工具无非是权力。通过权力的应用他们才能协调好人民间的关系，人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只有这些关系真正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因此，国家对于公务员的权力的保障是让公务员这一优秀团队施展才华，追求梦想的重要基石。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国家精心挑选出的人才不能被束缚得无所作为。对于公务员权力的过度限制必然导致公务员追求平庸与安定，那么社会的发展动力何在？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关系。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来对公务员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而这些约束的指定应遵从因地制宜，与时具进的特性。对于不同职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限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多的挑战可能被提出来，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也要积极调整策略，迎合新的时代形势。
不腥的的活害怕黄昏果然这只能归咎于中课间谈天个笑；为么·中记的一么被她锁在门中的这个
这是我当年的毕业论文，给你借鉴一下 论文题目可在工商管理范围自选 论文重点是要严谨，务实。因为我在国外工作了几年， 所以内容里有些西化，别照本宣科啊兄弟论行政权力的责任制约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关 键 词： 行政权力 法律制约 道德制约 内容提要：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转轨至今，完善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有助于树立政府公共权威，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行。本文大致的批解了行政权力的含义，行政权力的正确使用，导致行政权力滥用的起因等等，对行政权力的道德制约做了一些新的见解，对行政权力的行政责任制约及社会道德制约进行了融合，以其达到行政权力的真正责任制约，而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威廉姆·李（William Lee）①曾说过：“中国的行政制约机制还不成熟，虽然有了程序和各种章程，制度，但是在行政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的种种制约形同虚设，大多数的监督型的责任制约部门和行政权力者为了彼此的相互利益不得不紧紧地抱成一团，这就使得大多数行政监督部门变相的成了权力拥有者的维护者了，适当的权力下放是正确的，少了环环相扣也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也正因如此才会使权力拥有者深知权势的优越性，由此而产生了对权力的欲望，使我们的领导干部过多的陷入欲望的横流中，做出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来”。何为行政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作用力，就是使被支配者的意志服从于权力拥有者的意志，如果被支配者拒绝服从这种支配力量，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惩罚。 在所有社会权力之中，行政权力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最能体现权力的本质，因为它要借助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支配。行政权力是由国家或其他行政主体担当的执行法律及政策，为实现国家意志，通过使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主动、直接、连续、具体的管理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性。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的行政权力会导致腐败。行政权力滥用是指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超越权力界限造成他人或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以满足自身越权目的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力滥用表现为枉法裁判、办事推诿、责任不明、没有程序等。道德制约与政治制约的优势互补：道德和政治历来是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从各自特定角度反映社会存在的，各自以特有的方式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政治与道德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是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阶级的经济利益的，经常需要国家强制执行。而道德与政治相比，道德主要通过教育、社会舆论、内心信念的力量，唤起人们的自觉自愿地维护社会的经济基础。道德是服务于政治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运用国家的政权力量，促进和加强本阶级的行政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实际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而这种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又能动地为阶级统治服务。以强制性权力作为保障和后盾，既从行政人员的道德层面进行制约，又具有强制约束力，有效地避免和克服了一些行政人员对于自身的惰性。 道德制约与社会制约的优势互补：完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规范通过各种舆论宣传，通过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教育，从而营造出一种社会风气。对全体社会公民来说要积极的开展道德教育，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从而为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是道德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正确的社会舆论代表着人民对行政道德的要求，表达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一定的社会舆论，又可以转化为一种增强内心信念，培养善恶是非的观念。因此，各级政府要逐步实行政务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让群众参与评价公务人员的行政道德，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公共舆论，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媒，对行政权力所有者的德政加以支持、褒扬，对丑恶的行为丑闻加以曝光，从而转化为强有力的道德社会权力，在公共舆论压力下，监督政府承担政治的和道义的责任，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增强其义务感和责任感，防治行政权力滥用现象。 道德制约与法律制约的优势互补：道德与法律虽然有区别，但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法律与规则的执行依赖于良好的道德氛围和道德环境，依赖于宏观社会环境的道德程度。在历史上，不论哪一个统治阶级，都把他们的道德与法律作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两种有效手段。一方面，要用阶级道德辩护他们的法律，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法律推行本阶级的道德规范。道德与法律关系十分明显，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人员所具有的道德信念与法律后果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浓厚的行政道德氛围，单靠法律制裁是不能维护行政机关的风气纯正，高效运转的。实践经验证明，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道德环境的形成，这种道德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政治承诺和领导层的支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准则的要求必须为行政人员所接受，并依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信念和道德自主性。而法律不仅是行政人员进行道德教育的有力保证因素，而且有一些内容又直接表现了道德的要求，不仅是法律规范和义务，而且也是道德规范和义务。 要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必须以法治权，通过法律建立起制度导向与程序优先的权力运行体制。法律制度是权力运行的“控制纽”和“安全阀”。这是由权力支配意志而不是意志支配权力的客观事实决定的。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家从为大众谋福利的良好愿望出发，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约束，纪律来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必须维护法律的至上权威和尊严，否定任何权力的专横统治；必须确保司法独立，使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实行依法治权。 以法治权的关键是使法律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体现为一种制度，从制度上确保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守法。一是要实行依法治国，从制度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统治，否定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和专横统治；二是要确立权力法定原则，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将权力范围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制之下，确保宪法和法律之外无权力，杜绝和惩处任何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的权力扩张和越权行使；三是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以不受任何权力侵害的权利，确立权力分工和制衡制度，从法律制度上为权力行使划出底线，为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滥用设置制约机制；四是要充分认识任何制约监督制度都不可能杜绝权力的僭越、滥用或错误，并通过宪法和法律设立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和责任追究的救济程序，使权力的滥用或错误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以道德制约权力，就是通过权力行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舆论来制衡权力。这是制约权力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国家权力除必须有法律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和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一方面，权力持有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责任心，是其合理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良性运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面，一旦权力持有者施行恶政、暴政，社会就要发挥道德伦理的强制力即道德舆论力量的制约作用，迫使其履行道德义务，或受到道德的惩罚。 以道德约束权力，首先是要求权力行使者自觉用为政之德约束自己，使权力在法律难以或无法干预的领域受到道德的约束，确保权力的获取和行使合乎道德和正义。立法权的行使要讲立法道德，确保立法者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使制定的法律充分反映民意和切实可行，具有普遍性、平等性、明确性、公开性、一致性和稳定性，避免法意不公、不明，使人民无所适从、误入法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要依法和适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做到道德自律，确保行政适当和司法公正，防止行政专横、司法不公。执政党要以德治党，用严格的道德规范约束执政权的行使，防止滥施权力。为此，要对权力行使者进行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使其明确权力取之于民、只能用之于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人民赋予的一种责任，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自觉接受监督，决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特权、私利。其次是用客观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强制力来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党和政府陆续制定的有关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生活待遇、财产申报、接受礼品等等的规定，都是防止官员以权谋私的措施。通过公民充分行使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和参政议政、批评、建议等权利，对当权者的德政加以支持、褒扬，对某些恶行丑闻加以曝光、谴责，形成有组织的公共舆论压力和社会道德强制力，监督当权者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迫使其克服权力腐败现象，官员廉政上行下效，百姓在官员的带动下其自律性，自爱性才会逐步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好！ ① 威廉姆·李：马来西亚德源贸易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马来西亚籍华人William Lee：TECK GUAN TRADING INTERNAL AUDIT SABAH MALAYSIA
政法机关担负着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任务，其人才问题是关系政法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就我县政法人才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商榷。一、我县开展政法人才工作情况近几年来，我县政法各级各部门着眼于客观实际和发展要求，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统筹各个层次、各个门类的人才需求，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政法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政法人才总量进一步增大，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干警的素质进一步提高，队伍的作风进一步改善，执法水平进一步增强，为推动政法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牢固树立人才观念。政法各级各部门始终把人才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放在各项业务工作的首位，明确意识到只有通过抓人才工作，调动广大干警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全面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队伍的战斗力，提升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执法水平，才能促进政法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政法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抓好各项业务工作首先要抓好人才工作的思路，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为政法人才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严格把好“入口关”。在引入人才工作中，政法各部门始终严把入口关，做到学历不够的不进，素质不高的不进，作风不实的不进。如2002年12月我县基层司法助理员收编前，县局仅有行政干警25名，为解决收编建所后人才严重不足问题，在对原有责任心强、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符合条件的司法助理员进行收编的基础上，采取了招收公务员和从其他行政部门调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务员，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统一组织的考试、考核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批准，至今共招收了12 名年纪轻、素质好的公务员，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的活力。三是大胆培养使用人才。第一，用人所长。对有一已之长的干警，克其所短，用其特长，将其放在合适的岗位，使他们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如2003年10月份，有一名干警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为了让他的特长得到发挥，便立即将他调进机关相关科室任负责人，让他的作用和才干得到较好地发挥。第二，科学用人。首先是坚持任人唯贤，冲破思维定势的束缚，对德才表现较好、工作负责、经验丰富、业绩较突出干警，大胆启用。其次是拓宽渠道选人，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中。2003年，县检察院对院内的科室，除由县委任命的以外，把其余科室职位都拿出来实行竞争上岗，使优秀人才在竞争中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再次是敢压担子。针对政法部门以往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的情况，对年富力强的干警，不因为他们年轻而先予暂放，而是针对他们年富力强的特点，优先放到任务繁重的岗位上去锻炼，放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砺，进一步激发队伍的活力。仅2004年就有4名年轻干警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第三，舍得投入。作为山区省定的贫困县，我县政法各级各部门的经费十分有限，但就是在这种现状下，政法各级各部门克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定期选送干警到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业务技能培训，鼓励干警参加各类在职教育，以此不断改善队伍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近两年来，政法各部门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经费用于人才培训，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二、人才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县的政法人才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才工作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总量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稳定形势越来越复杂，要应对这些困难和问题，警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县的警力非常有限，远远不能适应政法工作的需要。以公安机关来说，全县共有36万左右的人口，而干警只有223人，平均每1000人中还不到一名公安干警，在机关内部有的科室只有1名干警，严重影响公安工作的深入开展。二是高素质人才短缺。从干警学历来说，目前全县现有政法干警中，全日制政法院校大学本科毕业的只有1人，其他的大都是通过函授、远程教育、电大学习等取得相关学历；从干警专业素质来说，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有一部分干警还不能完全适应岗位需求，以致有的单位出现了“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站着看”的现象。三是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从政法专业院校毕业的干警较少，非政法专业的干警较多，计算机、文秘、财务等方面人才严重不足；从分布情况看，基层特别是办案一线岗位人才缺乏；从年龄布局看，现有专业较强部门的骨干力量相对较少，且存在断层的现象。四是人才流动性不大。政法各部门之间、政法各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上下级政法部门之间交流调整太少。以我县来说，近几年来，除部门领导提拔到外县任主要领导以外，政法副职领导几乎没有交流，其如有变动，则只在部门内部分管工作或科室进行调整，至于普通干警的交流除调到沿海地区的以外，基本没有变化，难以激发队伍的活力，进而影响工作的开展。五是进出口不畅。畅通进出口是多年来一直提的话题，但除在进口上做了规定以外，对出工不出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以及不服从领导等的干警，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使得对这些干警很难通过组织措施进行处理或调整，即清理难的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资格制度，都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六是少数政法干警职业道德水平、执法水平不高。政法队伍中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违法违纪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仅在2003年一年，我县就有两名政法干警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其中一名还被判了刑。七是对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不足。虽然有投入，目前政法机关由于经费紧缺，大部分经费投入用于解决硬件设施和案件办理上，用在人才队伍建设上的经费总体上还相对不足。三、人才工作对策1、要切实提高人才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各级各部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上级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上来，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政法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紧紧围绕增强人才总量、改善人才结构、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冲破一切妨碍人才迅速成长的思想观念，坚决革除一切束缚人才施展才华的体制障碍，着力改变一切影响人才创业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努力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工作效率高、让人民满意的政法队伍。2、要切实加强对政法人才工作的调研。针对人才数量不足、高素质人才短缺、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等突出问题，要认真开展调研，结合实际，制定本系统、本部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提出相应工作措施。一是大力推进“人才集聚工程”。树立“才为我用”的观念，进一步拓宽人才发展思路，实行“进人”与“进才”并举，通过加强人才载体建设，创新人才发展方式等，把各类政法人才集聚到政法各项事业中来，努力实现人才结构与政法事业协调发展。二是积极实施“人才开发工程”。按照上级及政法实际工作的要求，充分挖掘现有人才资源潜能，发挥现有人才资源最佳效益。既要重点抓好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开发，又要根据推进我政法工作协调发展的需要，大力培养和开发高层次实用人才。3、要切实加强政法人才工作措施的落实。要根据人才成长规律，构建定位明确、层次清晰和支持方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优秀拔尖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继续坚持政法战线对各级领导人才的特殊要求，严格政治标准，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突出能力，用业绩选人，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一要继续加大学习教育培训力度。要改革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重点实现从知识型培训向能力型培训的转变，坚持把领导人才、业务骨干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培训重点，优先予以安排。要坚持创建“学习型政法机关”活动，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良性机制，努力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通过开展轮岗锻炼、实战训练和岗位练兵，培养大批业务能手和岗位标兵。要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把业务培训作为上岗、任职、晋升的必要程序。要加大投入，继续实施人才发展战略，设立专项经费，遴选一批理论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年轻干警予以重点扶持。二要继续加大交流轮岗的工作力度。首先要加强干部交流前的需求调查，充分了解对骨干人才的需求，做到按需选派。其次要调整交流干部的结构，在选派干部的同时，加大短缺人才交流的规模和力度，进一步强化交流效果。三要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轮岗。对政法干部特别是政法领导干部实行部门轮岗、异地交流、上下交流，保持政法干部的合理流动，整合警力，进一步提高政法队伍的总体水平。三要继续加大重点人才培养力度。要加大政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力度，将靠得住、有本事、群众基础好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要定时定期选派这些干部到上级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其政治思想及业务素质。要完善考核，及时这些重点对象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要全面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试用期制和任前公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对不适合岗位的领导干部要及时采取相关的措施进行调整、充实，形成正常的更新交替机制。4、要切实完善政法人才管理机制。一要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中共中央和中组部、人事部的招录规定，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任”的原则，进一步严格准入条件和准入程序，择优录用人才，优化各类人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对分布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和民政五大系统各专业的人才，继续试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部门的行业特点，积极探索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律，促进各类人才健康发展。三要加强分类分级考评，建立以绩效为核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考评体系，创新并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考核机制，实现由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由单纯的数量评价向更加注重质量评价的转变。四要健全劣汰机制，通过过竞争上岗、末位淘汰和任职资格考试考核等措施，依法清理不合格人员，增强人才管理机制，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五要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在提高人才队伍职业道德水平的同时，完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体系，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六要加强保障机制建设，积极改善政法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装备条件，增加政法事业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5、要切实加强政法人才工作的领导。要认真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加强规划，构建科学合理的优秀人才培养和支持体系，促进优秀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要继续在广大干警特别是政法各级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大做好政法人才队伍建设的宣传力度，用党的十六大关于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牢固树立“政法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的理念，继续推行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切实把政法人才工作放在事关全局发展的重要位置来抓，摆上应有位置，列入议事日程，搞好组织推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克服形式主义，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促进政法人才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从思想教育上入手，强化权力主体的监督意识。
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就是要使权力主体树立牢固的监督意识，如果权力主体连根本的监督意识都没有，那么监督就是纸上谈兵。因此要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最基础性的措施就是要从思想教育入手，着力强化权力主体的两种意识，即：权力主体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主动大胆监督他人的意识。
思想认识的深度决定监督的态度。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加强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要加强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条规教育，使领导干部都能深入了解掌握党纪政纪条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从而更加自重、自警、自省、自励，提高监督的自觉性。
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使每个党员干部都懂得在我们党内，无论职务大小，党员的地位是平等的，既要监督他人，又要接受他人的监督，人人监督人，人人受监督。位高权重的党员领导干部对事业的影响力大，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更要监督好别人。权力主体要通过教育，从政治上充分认识到监督的重大意义，从维护党的事业出发，充分认识到接受监督和监督他人是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履行《党章》、《党内监督条例》赋予的监督职能。履行是职责所在、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履行则是失职，从而坚持原则，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加强对其他权力主体的监督。
二、从责任落实上把严，增强相互监督的实效性。
同级班子成员间的相互监督，由于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无论是参与还是知情的程度，都比其他组织和监督主体要多要强，监督的效果也是其他监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相互监督的优势，增强相互监督的实效性。
1、充分认识到相互监督的特点。
相互监督具有内部性的特点。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是在党组织内部，强调用党的思想、组织、纪律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约束。具有主动性的特点。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是一种主动的预防措施，它不仅是一种事后监督，更着眼于事前和事中的监督，强调发挥预防作用，减少党内不良倾向和行为的发生。由于相互之间较知根知底，监督时能目标准确，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
2、建立相互监督的工作责任制，突出相互监督的自觉性以及建立在自觉性基础上的强制性。
责任制是工作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切实建立起班子成员相互监督的有效责任机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每个班子成员的监督责任和保障，确保班子成员只能作为，并有所作为。同时要建立相互监督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一个班子，如果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没有尽到相互监督的职责，应负什么责任等用规定的形式明确下来。这样既能增强班子成员相互监督的自觉性，又能突出它的强制性，只有强制性与自觉性二者有机统一和结合，才能实现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3、讲究监督方式方法。
要牢固树立相互监督是对同志的一种关爱，而不是得罪人、和人过不去的思想。除了在有关会议上要充分发表意见外，在平时还应相互间多交流、多谈心，对认识不一致而又应该坚持的监督意见，要讲清利害关系，争取采纳，把监督工作做在前面；对班子成员“出格”的行为，要认真负责地提出批评，及时加以规劝，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的有关部门反映报告。
4、发挥好民主生活会的作用。
民主生活会是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措施，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实践证明的解决党内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认真抓好民主生活会的会前、会中、会后三个环节，通过民主生活会，认真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到班子和个人存在的问题，会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三、从制定规范上把关，增强监督制度建设的完备性。
加强制度建设，依靠法制搞好党风，是邓小平同志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做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和鲜明的行为导向性，它是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准则，是规范管理和执法执纪的准绳，是党内外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依据。因此通过建立健全有关制度进行监督，是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的重要保证。
1、制度建立要严明。
必须掌握以下原则：要抓住关键人、关键部门和关键问题来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有针对性、系统性，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控制体系；要有强制性、约束力；要有量化标准，不能笼统，过于原则；要有可操作性，尽量减少弹性，便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要赏罚分明，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罚条款。
2、要完善权力规范。
突出加强“分权”、“还权”、“裁权”制度的建设，把握权力运行规律，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权力制衡为方向，逐步分解过于集中的权力，做到合理赋权，使权力运行处于有效制衡状态，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产生的腐败；通过深化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消减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还权于市场，如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代替行政审批行为；在行政审批中减少自由裁量权，以最大限度减少自由裁量权，制约、防止审批权力的随意使用。
3、要坚持制度创新。
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现代行政制度，依法规范公务行为。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相比，我国公务员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还没有提升到法制国家基本制度的高度。因此，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行政制度，依法规范公务行为，尽快实现现代公务员制度廉洁高效的功能。
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现代法律制度，推进反腐败立法工作。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导致目前的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是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因此亟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制约。
当前应围绕依法治权，及时将比较完善、系统、成熟的制度规定，提升到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和行zd规层面，加快权力监督立法进程，构筑法制体系。尽快出台《监督法》、《廉zd》，完善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实现权力运行机制法制化，从制度、法律上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4、执行制度要严格。
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关键在于落实，再好的规范和制度如果不落实、不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因此做为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执行做好表率。其次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真抓好监督制度落实责任的监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好落实，哪一级出了问题，该由谁负责要坚决追究。再次要严格执纪执法，对有章不循的，该批评教育的要及时提出批评，限期整改，对应给予法纪处理的应坚决处理，不能搞下不为例。
四、从实践操作中把向，增强组织监督的合力。
组织监督关键是要解决上级组织监督能为、少知情，同级组织监督知情、不敢为，下级组织监督既不知情、也不能为的问题。重点要强化三种组织的监督力度，从三个方向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
1、要强化上级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
这是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最易接受，最见效果的监督。主要是要采取措施缩短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如何知情上下功夫。因此上级组织要加强对下级组织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在检查监督中，切忌走马观花，凭汇报、凭印象“打分”，这样往往就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可通过廉政述职、廉政汇报、廉政谈话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听取下级“一把手”关于廉政建设和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及时了解掌握“一把手”的思想和廉政状况。要经常深入下级组织，通过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的党风廉政情况，也可通过召开不同层次的座谈会，了解有关情况。要加强审计监督，完全有必要每年对下级进行一次专门审计，从中掌握下级的廉政情况。必要时还可通过派员巡视、明察暗访、民意测评等办法，能比较客观真实地掌握和了解一些实际的深层次的问题，以便对症下药，及时教育挽救干部。
2、要强化同级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
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在监督中往往力不从心，处于监督弱势。要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行政规格。监督规律告诉我们，有效的监督其主体、客体地位必须平等，所以有必要赋予纪检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相同的级别规格，避免出现站在别人“屋檐下”监督别人的“以小督大”的弱势局面。要强化纪检机关的垂直领导关系，以保证其独立履行监督职责，不受其他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要改革下级纪检机关人员的任免方式，下级纪检机关工作人员应由上级纪检机关在征求下级纪检机关所在党委、政府意见的基础上任免。同时要充分发挥组织、审计、检察、监察等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协调配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工作，形成对“一把手”监督的合力。
3、要强化下级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力度。
下级组织虽受上级组织的领导，但对上级组织仍有充分的监督权。上级要在让下级拥有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检举、揭发、申诉、控告、上访等制度，畅通反映问题的渠道，切实保障每一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民主权利。对于下级组织在执行上级的决策、命令、决定等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应本着从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的高度，客观、公正、及时、毫无保留地向上级反映报告，避免一些错误决策造成更大损失，达到监督上级、纠正上级错误的效果。
五、从畅通渠道上着力，不断增强监督的民主性。
1、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权力监督意识。
要纠正那些一提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监督就是搞群众运动，一提舆论监督就是违反“主旋律”的片面思想认识。要教育群众增强主人翁意识，增强民主参与意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2、要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
各级人大常委会可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廉政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其任命和选举的官员进行监督，特别是对那些掌握人、财、物的权力机关的监督，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执法检查、述职评议、直接调查听证等形式检查政府部门是否依法行政，权力是否按程序运行，是否集体决策、合理分权、公开用权。要引导人民代表正确行使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对各级国家领导干部选举权、罢免权、弹劾权，以及通过合法途径发表严肃负责的政治见解等。
3、要畅通信访、申诉等群众监督渠道。
一方面要实现群众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可考虑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公民监督细则》，明确公民监督的性质、任务、职权、义务及程序等。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群众举报网络和群众举报的保护机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上访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要积极探索建立基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
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实施，也就是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经过人民群众的把关检验，以民主的形式决定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将监督的权利真正地、放手地还给社会还给人民，从而把干部命运的决定权名副其实地交到广大群众的手中。
5、要强化新闻监督的职能。
要制定《新闻法》，在确立新闻自由的原则下，对新闻工作者的地位、职责及其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使之真正成为宣传国家法律的喉舌，使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处于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同时要改革新闻体制，象司法独立一样，实行新闻独立，并形成新闻竞争。新闻记者只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真实性负责，曝滥施职权、权钱交易丑行于光天化日之下。
太那个啥了吧 哪有2000字的论文 我有一万字要不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徐康国 摘要： 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 摘要：数警察人员身上，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如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弄权渎职，违反程序行使权力，忽视人权保障， 滥用自由裁量权等。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预防制度 体系、严肃行政执法行为和推行透明政府建设等多种途径来预防和避免警 察权力的滥用。 关键词： 关键词：警察权力 滥用 预防 Abstract： Abstract：Although the phenomenon which about the abusing of police power just only occur and exist in few police authorities and someone , the harm and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for example, non-statutory body overstepping authority, ignor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exercise power, bill frist malfeasance, exercise of power against procedures, ignoring human rights, abuse of discre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we must find a variety of ways to avoid the abuse of police power , such as strengthening prevent and ideological carrying and moral construction ,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ystem , out administrative law government building. , enforcing and implementing transparent Keywords: Police power Abuse 1 defend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其权力来自于 人民，反过来必须服务于人民。要确保警察权力的正确行使，首先要明确 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内涵。 一、中国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 国警察权力的基本特征（一）主体的特定性 警察权力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 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因此，警察权力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只 能是国家依法设立的人民警察机关和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警察职务的人员。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警察权力。不同 警种，由于各自的分工和岗位职责不同，相互之间只要未经法定程序授权， 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行使法律赋予该部门的权力。即使在 同一警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警种之间，也应严格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权 力，否则一律视为越权和滥用权力。 （二）内容的法定性 人民警察权力的内容是法律确定的，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各级警察机 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权力在法律上都有详细的规定。 （1）人民警察的任何权 力都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授予的。人民警察行使权力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 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 行使，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责任。 （2）未经法律许可，任何警 察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 （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 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改变或撤销。 （三）权责的统一性 人民警察的职责与权力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职责，就有多大权力；职 2 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达 成统一，职责的履行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 过程。如果放弃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职责，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 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警察权力滥用主要是指警察权关或其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偏离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权力范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 式、标准、条件或方向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以及未经法律许可擅自变更、 转让或放弃权力的行为。 （一）具体表现 警察权力属于公共权力，其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不 仅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还与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一方面，权力 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 当权力扩张超越一定的界限，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这导致 极少数民警无视法定要件，凭经验和感情办事，只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 忽视人权保障职能，野蛮执法，甚至随意使用警械；有的民警在行使权力 时，程序意识缺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续， 执法中随意性很大；还有的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等等。 1.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1.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警察权力的行使主体只能是法定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 警察的任何权力都具有法律授权属性，只要未经授权或法律许可，即使法 定的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该项权力。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 作实践中，却有那么一些警察机关或其警察人员无视上述“刚性规定”， 悖道而行。有的超越本机关、本部门、本警种的权力范围行事，滥用管辖 权；有的随意参与诸如催粮派款、扒房拆屋、刮宫引产等非警务活动，滥 用警察权力；有的擅自变更、转让法定权力，动用非警察人员从事警务活 动。 3 2.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 2.无视法定要件行使权力 无视法定要件行使 根据《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任何警察权力的行使都 必须以法定要件的存在为前提。而有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时， 却根本不考虑法定要件是否具备这一事实，任经验和感情办事，动辄采取 严厉手段，随意使用武器警械，滥用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既侵犯了群众 利益，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3.消极不作为， 3.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 消极不作为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左右， 在执法办案和曰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 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 权益。有的对群众的报案求助要求敷衍塞责，消极应付，能推则推，能拖 则拖，给群众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有的利用权力，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吃请索贿，弄权渎职，袒护、包庇、放纵不法行为， 使一些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有 的与不法分子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对违法犯罪行为漠然置之，充当违法 犯罪嫌疑人的后台和“保护伞”，甚至与他们同流合污“鱼肉百姓”。 4.违反程序行使权力 4.违反程序行使权力 违反程序行使 根据《人民警察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 、 、 规规定，人民警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相应程序。而一些警 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程序意识缺乏，重实体轻程序，在行使权力时，视 程序规定为“儿戏”，该请示的不请示，该履行审批手续的不履行审批手 续，该告知权利的不告知权利，凭个人主观意志行事，表现出很大的随意 性，动摇了警察权力行使工作的严肃性。 5.注重行使权力， 5.注重行使权力，忽视人权保障 注重行使权力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思维方式陈旧落后，在行使权力过程中， 过分强调专政和打击职能，忽视服务和人权保障职能，甚至将用权与服务、 执法与维权对立起来，不尊重人权，不注意维权，采取粗暴野蛮的行为， 随意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当事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 6.执法处罚权力异化 6.执法处罚权力异化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利益驱动，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原则 4 渗透到行使权力和执法办案活动中，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作是一种“特殊 商品”，视权力为“摇钱树”和“聚宝盆”，把执法用权与经济利益挂钩， 以解决办案经费为由违规收费，乱罚滥罚，把查处赌博、卖淫嫖娼等罚款 数额较高的案件，当成创收的“法宝”，甚至将减刑、假释、解教、取保 等行为当成“敛财”的渠道，严重偏离和违背了法律精神。 7.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 7.自由裁量权滥用乱用 由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不尽相同，法律、 法规在规定各种处罚手段、年限、数额等方面给执法者留有一定的裁量空 间。然而，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不是依 据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违法犯罪嫌疑人的个人 情况，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而是依据关系的亲疏、人情的厚薄以及金钱 的多寡作出裁量，致使以罚代刑、以罚代处、因情废法、因钱废法等降格 处理现象时有发生。 （二）警察权力滥用现象的危害 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意志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一旦权 力被滥用，就势必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信任，进而动摇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根基。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1.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1.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由于从警察权力的授予到各种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严格的法律属性。因 此，警察机关及警察人员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过程中，必经严格依法办 事。只要不是依法行使权力，不论是超越法定范围用权，擅自转让和放弃 法定权力，消极不作为，都属于滥用警察权力。这种滥用权力现象的最终 恶果，会使法律的权威性失落，法律的尊严受到亵渎。 2.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由于“以人为本”观念的缺失，在行使权力 和执法办案活动中，过分强调专政和惩罚职能，而忽视了服务和维权职能， 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重惩罚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 权力轻义务”的误区和泥潭，人治思想、特权思想恶性膨胀，没有切实将 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凭主观臆断干工作，凭个人好恶用权力，对群众的 正当权益和要求熟视无睹，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漠不关心，甚至 5 随意剥夺和限制，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致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 警械以及强制措施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 重损害了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影响了党和 国家的声誉，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 3.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3.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 任何权力的滥用都极易导致腐败，警察权力的滥用也不例外。比如， 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的必然恶果，就是最终导致徇情枉法、徇 权枉法、腐化堕落；消极应付、执法不作为，必然导致玩忽职守、包庇和 纵容违法犯罪活动；滥用自由裁量权、管辖权、处罚处置权，必然导致执 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是执法犯法。由此可见，警察权力的滥用，不仅 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而且还可能导致既害人又害己的严重后果。 三、导致警察权力滥用的主客观因素之所以发生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少数警察机关和 警察人员权力观念、法律意识、权力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适应新形势 新发展要求的偏差和误区。 （一）权力的固有属性是导致权力滥用产生的潜在原因 一方面，权力通常表现为掌权者对受权者的强行支配和控制，掌权者 和受权者实力悬殊、地位不平等，这就决定了权力自我扩张的本性。另一 方面，权力具有可交换的特性，这使权力滥用的产生成为可能。权力可看 做一种资源，如果沦为掌权者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商品”和工具， 那么这种“权钱交易”的权力滥用行为自然而然产生了。 （二）权力思想错位 受社会上一些消极和负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警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弱 化，重业务轻教育，重使用轻管理，致使部分警务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面前 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非观念颠倒，理想信念错位， 精神支柱倾斜，价值观念扭曲，特权思想、人治思想恶性膨胀，把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和捞取“好处”的工具，对待群众态度冷 漠粗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动辄“以管人者自居”， 6 耍特权、抖威风，随意指责训斥、打骂体罚群众，人为造成对立情绪，导 致人民群众对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缺乏起码的信任和支持。 （三）法律意识淡薄 一方面，我国目前警察组织往往比较注重实用主义法律，即当前警察 接纳法律知识的范围往往以其日常维持治安的职责范围为限，大多数警察 倾向于掌握和操作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他们认为具有较 强“实用性”的法律，而对于宪法、民法等却极不熟悉。这样在执法时他 们就只会联系他们所熟悉的那些法律，而忽略其他法律，从而有可能导致 警察权力的滥用。 另一方面，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法律虚无主义” 意识左右，过分强调自己的“执法者”身份，却淡忘了“执法的前提是守 法”这一基本常识，错误的认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片面要求老百姓守法， 只要能让老百姓守法，即使在执法中打点儿“擦边球”，甚至犯规逾矩也 无大碍。正是这些错误执法思想和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使得少数人民警察 无视法律对权力行使的相关规定，想当然办事，随意执法，滥用权力，导 致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受损，最终走上了“执法者犯法”的歧途。 （四）基本道德观念失范 警察机关及其警察人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警察权力行使的目 的，在于代表人民群众意识行使国家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有个别警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 去损害人民，甚至国家的利益。 （五）权力监督不力，权力主体缺乏限制 警察机关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管理职权且其具有高度集权的特征，而 对于警察权力却缺乏足够的制约与监督。由于监督体制不够顺畅、监督措 施不尽到位，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监督保障机制，而且在个别地方和部门中 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出现了权力监督工作中的漏洞和 “盲区”，致使实际监督效果被弱化，给权力滥用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和 可钻之空。在我国转型时期，制度尚不太完善的前提下，权力越大，使用 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越多。正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 “一切有权力的 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 7 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这也验证了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 克的精辟论述： “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 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 ‘人们可以把它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 ——它是不可抵抗的’ 四、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的方法和途径 权力滥用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会导致权力滥用， 权力滥用反过来侵蚀权力，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权力滥用愈演愈烈。 警察 权力滥用现象，虽然仅发生和存在于个别警察机关和少数警察人员身上， 但其危害和后果却不容忽视。若是任由这些问题发展蔓延，最终结果必然 是要诋毁广大警察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所赢得的成绩和荣誉，降低党和国 家的威信，损害了警察机关的声誉和警察队伍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影响 了警民关系，腐蚀和消解了警察队伍的整体战斗力，动摇了警务工作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进而影响和制约警察队伍的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 久安的进程。古人云：先其未然为之防，发而止之为之救，行而责之为之 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由此可见，对滥用权力的行为，预防是上 策，其次才是采取扑救措施，扑救不了的只能引以为戒。 （一）培育警察正确的法律信仰,增强其以人为本的理念 克服有碍法律实施的警察职业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关键在于纠正警察 职业群体中对法律的断章取义甚至钻营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其治本之策 就是培育警察的法律信仰。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不断提高法律 素质，增强依法执政能力。树立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树立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提高依法管理经 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规范决策、管理和服务行为；各级警察机关也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律宣传教育，如集中培训、法制讲 座、法治知识竞赛、以案释法等等，真正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理念是行 动的先导，在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和执法 主体，只有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清除重打击轻保护、重实 体轻程序、法律虚无主义、人治思想等传统权欲观和传统执法理念中不合 时宜的成分，才能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的执法理 8 念。为此，各级警察机关要切实重视和加强对警察队伍的法律理念教育工 作，千方百计地教育和引导广大民警切实端正执法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尚权废法”和“用权扰民”等不良行为，努力 提高“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自觉性，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忧为民所解，事为民所办”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明确“为谁 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真正在头脑里面打牢“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的根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多些爱心，少点私心，多份责任 心。正确的法律信仰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能高效地指导实践活动，筑起遏制 权力滥用的长城。 （二）净化整个警察队伍的思想作风 第一，必须对掌权者进行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不断增强其自觉抵御各 种腐朽思想侵袭的能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上 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体现着国家的本质。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加强宣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使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排非分之想，常 修为官之德。 ” 第二，必须充分掌握基层民警的思想状况和心理情绪，有针对性地做 好政策、形势教育，让基层民警能把握准政治方向，并对其进行思想道德 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等。相对于法制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只是一 种“软约束” ，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不 可替代的。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由具体的人员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 低下，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纸空文。 （三）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要想使预防权力滥用的艰巨任务不受人的主观随意性干扰，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前，警察权力滥用现象发生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督不力造成的。因此，如果不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容易造成滥用权力，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很容易 受到侵害。所以，必须牢固树立制约监督权力的观念，加强警察法治建设，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权责明晰、内外统一的制约监督体系，建立规范明确、 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警察行政立法到行使权力等环节 9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只有这样，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谈。一方面，通 过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规定权力的界限和范围，调整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 系，保证权力自我约束机制的顺畅。在划分上级和下级权力的界限时，要 尊重下级的利益，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下放权力，免得出现“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各项权力监督制 度。权力监督制度是最传统的制约性预防制度，只有实行监督，掌权者才 不敢松懈。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直接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模 式，但可以成立专门的权力监督机构，依靠法律赋予其独立的监督审查权 力、足够的活动资金，将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现有的监督资源都纳入监督范 围内，重点监督权力滥用高发领域。此外，公民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监督，必须唤醒公民自觉、主动的权利意识，拓宽公民的监督渠道和监督 范围，扩大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使得公民监督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转变执法理念，立志服务人民 人民警察肩负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刑事执法职能，而且每一项工 作和权力的行使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换而言之，人民警察 的行政管理活动和执法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和依法行使权力就是对人民警察服务质量的要求。因此，必须认识警 察工作的本质，把握警察工作的规律，把“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作为 警察工作的中心环节和基本建设来抓，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 寓用权于服务，并将各项管理活动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不摆架子， 不抖威风，甘当警察事业的“孺子牛”，甘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服务社会、服务公民的目的， 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 （五）推行透明政府建设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建立公开、政务透明的政府是预防权力滥用 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进行权力监督制约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及其工 作人员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切实做到依法办事，创建多 方式、多渠道的政务公开平台，及时便捷地把政府决策程序、服务方式、 办事途径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进一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10 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明确规定除国家机密以 外，凡是可以公开的事项，必须向公民和社会公开。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 部门的所有档案资料，不仅要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新闻媒体和公众也 有权要求查看。尽量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机会。 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手段，建立电子政府体系，扩大政府网 络的互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几率。 （六）严肃行政执法行为 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 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能，更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因为，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违背人民群众意志、危害人民群众利益 的行为，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对犯罪行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 群众的残忍。只有坚决对其打击，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 能真正巩固人民群众的执政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才能真正 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各种权力属于强制性规范， 既可以依法行使，又必须依法行使，既不能转让又不能放弃，更不能滥用， 否则就意味着失职和渎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严肃行政执法，就能够最 大限度地预防和避免权力滥用的现象发生。人民警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 得超越法律、不能违背公正。要确保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必须从程序 上严格规范行政执法，通过制定完善的行政程序规范，确保执法的程序公 正、内容公正、结果公正。当前发生的一些警察权力滥用的现象，与一些 执法环节缺乏相应的程序和标准有关，因此要从环节、阶段、步骤、方式、 要求、内容、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对人民警察权力的行使进行细则的规 定，让广大民警尤其是一线执法民警在执法中有规可循，严格按照程序操 作，从而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滥用对反腐倡廉、构建服务型政府、建设新型社 会主义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新世纪，我们坚信，随着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的完善，特别是监督管理制度的健全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 提高，警察权力在法律规定的程序范围内正常行使，国家、集体及公民的 利益会受到应有的保护。 11 参考文献 [1]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2]霍宪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思考——兼析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发展定位[J]．安徽 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4 （1） ：3-4. [3]王大伟．中国公安教育的特色与定位[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19（2） ： 40-44. [4]刘须群，周剑英.论警察权力的制约与保障——兼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警察 规范执法与执法监督的理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年 06 期. [5]盛虎.论警察权力行使中的误区[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年 01 期. [6]肖霄.论法治条件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 年 02 期. [7]黄仁兴.浅谈如何正确行使警察权[N].广西政法报.2000 年 [8]付立庆.滥用的警察权[N].法制日报.2001 年. 12
法律分析：保证疫苗质量和供应，规范预防接种，促进疫苗行业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第八条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疫苗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预防接种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疫苗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疫苗监督管理工作。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承担药品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疫苗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预防接种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疫苗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法律分析：我国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坚持安全第一、风险管理、全程管控、科学监管、社会共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国家免疫规划；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建立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动态调整机制。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报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并公布。
第四十二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布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强化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和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使用指导原则。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接种方案，并报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的地方行政区域,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既相配合又相制约”的“行政长官负责制”的政治体制。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基本法是其最高法,制定的法律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还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全面性和最高的权威性。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解释权属于第二层次。至于对监督基本法实施的司法审查问题,人大常委会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的法律发回。
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作者：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一、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权为核心够建理论体系传统的行政法学都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以及旧中国等，他们的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行政权。这集中表现在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架构上结构方面。传统行政法学的结构主要由有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这三个概念的含义存在差别，运行机能也不尽相同，不是同等概念，但都与行政权有关，都是作为行政权的载体存在的。二是行政作用法或行政行为法，都是有关行政权运作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的法律。三是行政救济法。行政机关要为其权力的行使承担责任，给受损害的公民提供赔偿。总的说来，在历史上大陆行政法系国家强调以行政法为工具来保障行政权有效地行使，强调行政效率、公共利益等。英美传统行政法理论体系，主要也是三个部分，即由委任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三部分内容构成。这三个部分内容体现的中心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委任立法是通过立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行政程序是事中控制行政权，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约。可以看出，这种理论体系还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来构建，强调控权，不重视相对方应有的地位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过关于行政法性质、功能的争论，提出了控权、保权以及既要控权又要保权的三种理论观点。由于当时行政法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又急于回应社会实践的需求，便大量地从日本和我国台湾教材中“移植”其概念、原则甚至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制定行政诉讼法作理论准备，我国行政法学阶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一场关于行政法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争论。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场学术争论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争论并不深入的立法宗旨，与这一阶段理论争论有密切的关联。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实施，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实践的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总结。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以行政权为核心构建行政诉讼制度，、强调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从整个行政法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来看，其视角比较狭窄，思路比较短浅，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比较突出，认识到以行政权为核心来构建理论体系具有很多缺陷很多，难以揭示行政法内在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预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事实上，二战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其行政法理论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理论，也在不断探讨2。这些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二、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第一种理论认为行政主体和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把公民置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主张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维护行政特权。以这样的原则来构建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管理理论”。第二种理论强调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主张通过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来控制行政权，认为只有行政权受到严格控制，公民权利才有保障。其最大特点是突出监督行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控权理论”。第一种理论曾主要流行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苏联等，第二种理论主要流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德、日以及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法学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体系、方法、原则、规范，还是行政法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借鉴，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行政法理论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第三种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我们认为，行政法关系的各方主体都是能动的，扩张的，又有两重性。双方既对立又合作，是行政法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法对双方主体既要加以制约，又要加以激励。当然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我们应该重点强调制约行政权。行政主体应维护和增进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方要理解和支持行政主体的执法行为，特别要通过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我们的理论框架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因此，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理论体系，至少有三种模式。这些模式在价值取向、目标、规范体系、制度体系的设定，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别3。三、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见与价值在行政法学的研究中，是否还存在别的研究视角？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范式，或者别的理论模式？回答是肯定的。行政法现象纷繁复杂，并在发展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法的研究方案也呈现多样化，理论模式决不会是单一的。何种理论模式更具合理性，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主要有自己的有如下独特的创见和价值特点:（一）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构筑重要平台提供理论支持。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领域十分广泛，具体关系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但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强制性行政行为的范围将日益缩小，而以协商、引导等方式实施的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为将大量增加。激励性规则的引进，将极大地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平衡理论认为，要构筑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必须保证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宪法上看，这个问题早已明确。但仍有不少人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主体地位不平等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主体地位平等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就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形态而言，首先要逐步提升相对方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独立的主体；其次，要调整行政主体的职能，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第三，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其公共治理能力；第四，要尽量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处于动态平衡平等。（二）平衡理论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在行政法实践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最优化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不平衡状态则是绝对的。平衡理论不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同时非常注重对行政法制度的研究。主张构建调整权利结构的机制，明确评价权利结构平衡与失衡状态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手段对影响权利结构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整，以维护和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理论认为，有效的机制是发展和维持一种良好行政法制度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调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是无法在运作中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行政法学不但要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还要研究相应的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作，实现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在行政法机制的构建上，应当特别注重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建立激励机制是现代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现代行政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这些机制的构建与权力的配置、行政程序的设置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对等关系。平衡理论首次揭示行政法关系的本质特征，认为行政法关系中的每一个具体关系都是不对等的。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4不对等关系是行政法关系不同于私法领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在行政法关系中，一定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等于所有的不对等关系都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也不等于不同性质的不对等关系必然形成平衡的行政法关系。平衡理论对行政法中不对等关系的揭示，有助于行政法在权利义务配置的合理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我们在研究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同时，要研究正向不对等关系的必要性、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等非强制行政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不等关系的特征和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反向不对等关系等等相关问题。另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对等程度的区别，具体法律关系的不对等与行政法关系平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制度构建之间关系。把不对等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安排相结合，改善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结构。（四）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程序的性质。行政程序制度的建构对于建立和维持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行政程序性质的研究和探索至关重要。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程序规范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可以是权利性规范也可以是义务性规范。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主张，集中体现了不同的程序性价值取向。这种观念阻碍了行政程序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设。平平衡理论第一次把行政程序界定为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并根据双方的情势，认为把行政程序法应重点制约行政主体的行为，应为其设定更多的规范界定为义务性规范。，但不同的行政行为其适用的程序的性质应有所不同，行政相对方亦应遵守必要的义务性规范。是对行政程序理论的重要变革。平衡理论认为，义务性的行政程序规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行政程序其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行政行为对相对方权利的影响程度。但行政程序不应是越复杂越好，越严格越好，而是要根据行政行为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安排。对于严重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等，应当设置严格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对于不会严重影响或者不会直接影响相对方权利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建议行为等，应当设置相对宽松的行政程序，要给行政机关积极行政、充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留有余地。（五）平衡理论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和引进。促使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进行良性互动、进而调整权利结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平衡理论主张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实现权利义务的均衡化。这有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引进。除了传统的历史、比较、逻辑等方法外，平衡理论更多地运用博奕和利益衡量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讲，行政立法是一个通过博奕的方法使行政主体和相对各方达成共识或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和政策的过程；行政管理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在既有的规则（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的框架内的博奕过程。平衡理论为引进博奕方法研究行政法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而博奕方法有助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机关和相向对方的动态矛盾，为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博奕方法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作为博奕规则的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公平、公开，并有利于优质的行政对策的产生和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对于揭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司法审查案件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利益平衡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司法方法。平衡范畴不仅体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状态，同时也体现一种方法。在司法过程中，利益衡量是法官审视行政法主体之间博弈是否符合原则和规则的重要方法，同时，利益衡量也是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促使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正在司法审查的各个领域受到重视并得到不断运用。（六）平衡理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功能。关于行政法的功能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议很大。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平面思维转换到立体思维，可以认识到行政法应当为行政主体和相对方良性互动的构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行政法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提供一定的程序和机制，使各方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5这种利益主张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但更多的应当体现为一个行政过程，这就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其次，行政法还应当为行政机关和相对方合理的利益主张的实现提供渠道和保障。其三就是这是一个权利补救的问题，即当相对方的合理利益主张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获得实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候，提供应当有一个后续的制度和机制作为权利补救的保证。此外第三，行政法不但应当具有为行政法主体利益主张得到代表并得以实现的功能，还应当具有保护行政法主体利益以外的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协调发展的功能。行政法的功能不应当简单的界定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保护公民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对行政过程的研究，揭示现代行政法的最高真正功能，并为行政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尽管平衡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方行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平衡理论是一种开放式的理论，自身也正在不断的完善。理论模式的变化，会引起行政法概念、原则、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整体把握。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进取。例如：注意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研究，主张现阶段要强调提升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合理定位行政职能，调整行政权力，综合利用相关因素，逐步实现权利（力）结构动态平衡、实现利益均衡、实现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主张整合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调整规范体系，形成统一、有机、协调的行政法律制度；强调制约与激励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行政法机制；主张行政程序重点制约“硬性行政行为”，对“软性行政行为”，则重绩效，只要求其符合一般程序原则；主张保障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行使，促进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一种合而不同、和谐的行政法制环境；注意研究行政法制方法，提倡在某些决策过程中，通过各方反复博弈，形成广泛共识，并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坚持行政法治原则支配整个行政过程，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均衡化；等等。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并已历时十余年。本书作者是参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员，为行政法平衡理论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书以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式为切入点，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对行政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阐释，对中国的行政法理论状态提出不少建设性批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平衡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见。本书作者作为一名法官，对基础理论的实践运用价值问题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对于推动司法改革，完善司法机制，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释:1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理事长。2 可参见：（英）CarolHarlow, RichardRawlings,在《Law andAdministration》（《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关于行政法的“红灯理论”和“绿灯理论”的论述；[日]和田英夫在《现代行政法》一书中关于“对以公共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法体系一直在传统的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对此提出了疑问和批评，不断主张建立新的方法”（第12页）的论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3 关于行政法的三种理论模式，即“管理理论”、“控权理论”和平衡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我曾在一些论著中论及，也有其他同志的相关论著可以参考。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和“平衡理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5 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认为，“历史上，行政法的根本前提始终是限制政府权利以保护私人自治权”，然而，由于积极行政的出现，公民的参与，“私人行为和政府活动截然两分的领域已经融合在一起”。这个设想就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模式了，外部对政府控制的原则已“无济于事了”。他更认为，“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是，行政法的功能不再是保障私人自主权，而是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从而确保在行政程序中广大受影响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代表”。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7页。
行政授权乃是授权的一种形式，指行政组织内部上级机关把某些权力授予下级行政机关或职能机构，以便下级能够在上级的监督下自主的行动和处理行政事务。“行政委托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职责范围内依法将其行政职权或行政事项委托给有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受委托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管理行为和行使职权，并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行政委托由于不发生职权职责、法律后果及行政主体资格的转移，因此研究行政委托对正确认定行政主体、保障行政权依法公正合理行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国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授权概念有其独特的内涵，系指法律、法规将某项或某一方 面的行政职权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法定方式授予某个组织的法律行为。 这一概念几成 我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说，相关研究大都以此为基础展开。事实上，我国行政法上行政授 权概念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迎合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为目的的。由此，行政授权作 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纳入了学者的视野。我国行政授权的概念实际 上涵盖了法律、法规对行政权的设定与分配，而非行政权的转让，这与行政授权的本意 不合。行政权的设定或可称为授权行政，与行政授权有本质的不同，以此概念为蓝本与 行政委托作比较，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将立法机关基于立法权而行使的立法行为 作为行政权转让的行政行为，而将真正的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授权视为行政委托，最终 忽视了行政授权的研究。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授权，必须依据法律中明确的可以授权的 规定，且应客观拥有所授职权，并严格依照授权程序进行。以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 行政授权概念审视曾经与其密切联系的一系列问题，将有助于相关理论的检讨与重构。
● 行政授权指行政组织内部上级机关把某些权力授予下级行政机关或职能机构，以便下级能够在上级的监督下自主地行动和处理行政事务。根据行政工作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上级行政主体的管理水平和下级行政主体的管理能力等综合情况，可将行政授权划分为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制约授权和弹性授权等方式。 （1）充分授权 （2）不充分授权 （3）制约授权 （4）弹性授权 2．根据在授权时所利用媒介的不同，行政授权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基本的方式，即书面授权和口头授权。 （1）书面授权 （2）口头授权 3．根据授权的合法程度，行政授权还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正式授权和非正式授权。 （1）正式授权 (2)非正式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