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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2011伊拉克——美撤军不等于和平2010年8月31日，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虽然伊拉克亲美政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这场战争留给伊拉克的却是分裂与恐怖、暴力与流血。据统计，去年共有2828名伊拉克人死于各类暴力事件。伴随着美军作战部队的撤出，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此情况下，“基地”组织和各派武装趁机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另外，在美军作战部队撤出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和警察将担负起一线战斗与巡逻任务，而其素质与能力一直受到广泛质疑。实际上，去年9月以来的伊拉克安全形势并无实质性好转，已有661人死于各类暴力冲突，占去年死亡人数的近。在伊拉克国内政治斗争难以尘埃落定以及伊安全部队能力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仍将面对与忍受持续的暴力与死亡。阿富汗——美增兵不等于塔利班失败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是将反恐精力和资源更集中于阿富汗战争。2009年底，奥巴马政府批准了打击塔利班的新战略计划，并为此增兵3万人。该计划的特点是不强调反恐，而是强调反叛乱，即减少追踪塔利班战斗人员的行动，更努力地向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以削弱塔利班的生存基础。一年来，驻阿联军展开多轮围剿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身伤亡也急剧上升。去年驻阿联军共有711人阵亡，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去年12月16日，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进展报告认为，联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战争仍旧“十分困难”。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从今年7月开始部分撤出美军，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逐步移交安保责任，最终实现“阿人治阿”。虽然西方国家希望尽快扔掉阿富汗这块“烫手山芋”，但是阿富汗政府能否自挑重担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今年年中联军开始撤出，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任务依然艰巨巴基斯坦去年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军全年击毙恐怖分子5170人，自己则有469人阵亡，平民死亡人数为1796人，这3项数字比2009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在是巴政府的头号反恐目标，其实力近年来迅速上升，对巴国内安全局势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连巴陆、海军总部、高级法院等要地都成为其袭击目标。去年7月，美国宣布向巴提供总值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缓和巴民间反美情绪。这使巴基斯坦政府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如果狠打塔利班，会激起国内一片反对之声。如果轻打塔利班，又会被美国指责为“拿钱不办事”。今年，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将会继续制造多起恐怖暴力活动，巴政府的反恐任务仍然艰巨。中东——巴以和谈难以走出怪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下，中断20个月的巴以和谈于去年9月再次艰难重启。虽然美方称本次会谈将在一年内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巴以双方对和谈并无太多信心，反而在会谈前就相互指责。历史经验表明，巴以和平进程十分脆弱，整个过程充斥太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消极因素都可能使和平进程走回原点。双方积怨太深，国内又各有强大的掣肘力量，所以双方很难走出“和谈—破裂—冲突—复谈”怪圈。今年双方爆发一定程度冲突的可能性极高。苏丹——进入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苏丹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2月23日，达尔富尔和平会谈特别会议在多哈举行，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停火协议。7月10日，苏丹南北部主要政党领导人正式启动苏丹南部公投会谈。7月14日，苏丹前反政府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表示，将全面参与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调解工作。不过，达尔富尔地区仍有数支武装组织在互相斗争，实现持久和平还存在变数。今年1月9日，苏丹就南部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不管公决结果如何，依然有可能爆发新的武装冲突。苏丹的安全形势不会因一次全民公决迅速而彻底地扭转过来。索马里——青年党比海盗更危险索马里是当今非洲最动荡的国家之一，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的恐怖之源。 索马里的危险其实并非来源于索马里海盗，而是来自于索马里青年党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反政府武装。该组织誓言效忠“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并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索马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青年党动向的关注度在不断加深。 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趁索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2009年曾一度几乎攻占首都摩加迪沙，被击退后仍然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2010年以来，该组织除继续与索政府军作战外，还将恐怖触角延伸至邻国乌干达，并于7月11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为了应对索马里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些不同层次的反恐机制，美国也在非洲实施了多项反恐地区安全计划，包括跨撒哈拉反恐计划和东非国家计划等，但这些机制目前尚无能力有效应对索马里危机。索马里青年党势力在今年可能进一步壮大，并与政府军展开更激烈争夺。朝鲜半岛——安全压力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可能性小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武装对峙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南北双方并未爆发武装冲突。2010年朝鲜半岛相继出现了“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半岛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但由于对峙双方缺乏重开战事的意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斡旋，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由于美韩日三方对重开朝韩直接会谈和六方会谈提出了先决条件，而且美国在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做出实质性努力，朝鲜在未来仍有可能做出一些举动。半岛的安全压力较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本版文章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今年，全球重大武装冲突难以发生，总体形势将无显著变化，武装冲突的数量可能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有多个国家参与的跨国武装冲突和国内武装冲突。前者包括巴以冲突和阿富汗战争，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冲突发生和持续的原因包括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宗教和民族矛盾等，非常复杂。大多数冲突已持续多年，短期内形势难以改观伊拉克——美撤军不等于和平2010年8月31日，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虽然伊拉克亲美政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这场战争留给伊拉克的却是分裂与恐怖、暴力与流血。据统计，去年共有2828名伊拉克人死于各类暴力事件。伴随着美军作战部队的撤出，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此情况下，“基地”组织和各派武装趁机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另外，在美军作战部队撤出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和警察将担负起一线战斗与巡逻任务，而其素质与能力一直受到广泛质疑。实际上，去年9月以来的伊拉克安全形势并无实质性好转，已有661人死于各类暴力冲突，占去年死亡人数的近。在伊拉克国内政治斗争难以尘埃落定以及伊安全部队能力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仍将面对与忍受持续的暴力与死亡。阿富汗——美增兵不等于塔利班失败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是将反恐精力和资源更集中于阿富汗战争。2009年底，奥巴马政府批准了打击塔利班的新战略计划，并为此增兵3万人。该计划的特点是不强调反恐，而是强调反叛乱，即减少追踪塔利班战斗人员的行动，更努力地向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以削弱塔利班的生存基础。一年来，驻阿联军展开多轮围剿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身伤亡也急剧上升。去年驻阿联军共有711人阵亡，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去年12月16日，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进展报告认为，联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战争仍旧“十分困难”。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从今年7月开始部分撤出美军，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逐步移交安保责任，最终实现“阿人治阿”。虽然西方国家希望尽快扔掉阿富汗这块“烫手山芋”，但是阿富汗政府能否自挑重担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今年年中联军开始撤出，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任务依然艰巨巴基斯坦去年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军全年击毙恐怖分子5170人，自己则有469人阵亡，平民死亡人数为1796人，这3项数字比2009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在是巴政府的头号反恐目标，其实力近年来迅速上升，对巴国内安全局势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连巴陆、海军总部、高级法院等要地都成为其袭击目标。去年7月，美国宣布向巴提供总值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缓和巴民间反美情绪。这使巴基斯坦政府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如果狠打塔利班，会激起国内一片反对之声。如果轻打塔利班，又会被美国指责为“拿钱不办事”。今年，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将会继续制造多起恐怖暴力活动，巴政府的反恐任务仍然艰巨。中东——巴以和谈难以走出怪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下，中断20个月的巴以和谈于去年9月再次艰难重启。虽然美方称本次会谈将在一年内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巴以双方对和谈并无太多信心，反而在会谈前就相互指责。历史经验表明，巴以和平进程十分脆弱，整个过程充斥太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消极因素都可能使和平进程走回原点。双方积怨太深，国内又各有强大的掣肘力量，所以双方很难走出“和谈—破裂—冲突—复谈”怪圈。今年双方爆发一定程度冲突的可能性极高。苏丹——进入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苏丹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2月23日，达尔富尔和平会谈特别会议在多哈举行，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停火协议。7月10日，苏丹南北部主要政党领导人正式启动苏丹南部公投会谈。7月14日，苏丹前反政府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表示，将全面参与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调解工作。不过，达尔富尔地区仍有数支武装组织在互相斗争，实现持久和平还存在变数。今年1月9日，苏丹就南部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不管公决结果如何，依然有可能爆发新的武装冲突。苏丹的安全形势不会因一次全民公决迅速而彻底地扭转过来。索马里——青年党比海盗更危险索马里是当今非洲最动荡的国家之一，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的恐怖之源。 索马里的危险其实并非来源于索马里海盗，而是来自于索马里青年党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反政府武装。该组织誓言效忠“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并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索马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青年党动向的关注度在不断加深。 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趁索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2009年曾一度几乎攻占首都摩加迪沙，被击退后仍然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2010年以来，该组织除继续与索政府军作战外，还将恐怖触角延伸至邻国乌干达，并于7月11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为了应对索马里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些不同层次的反恐机制，美国也在非洲实施了多项反恐地区安全计划，包括跨撒哈拉反恐计划和东非国家计划等，但这些机制目前尚无能力有效应对索马里危机。索马里青年党势力在今年可能进一步壮大，并与政府军展开更激烈争夺。朝鲜半岛——安全压力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可能性小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武装对峙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南北双方并未爆发武装冲突。2010年朝鲜半岛相继出现了“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半岛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但由于对峙双方缺乏重开战事的意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斡旋，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由于美韩日三方对重开朝韩直接会谈和六方会谈提出了先决条件，而且美国在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做出实质性努力，朝鲜在未来仍有可能做出一些举动。半岛的安全压力较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本版文章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于暴力恐怖犯罪的特征从暴力恐怖犯罪的活动和学者关于它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暴力恐怖犯罪具有以下特征：1．犯罪的主要手段是暴力，或者是以暴力相威胁，所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构成严重的犯罪行为。恐怖犯罪经常使用的犯罪方法是杀人、爆炸、绑架、劫持人质、劫持航空器、武装袭击、制造骚乱、投毒、放火等，为了成功地进行恐怖犯罪，为恐怖犯罪筹集资金，恐怖主义者还经常进行抢劫银行、盗窃武器、证件和汽车等其他犯罪。他们对机场、铁路设施、民间盛大节日的大型集会、军事设施以及跨国公司办公大楼投放炸弹，突然袭击，他们绑架或暗杀有社会影响的人物，进行杀人或爆炸犯罪时，所针对的受害者经常是不确定的，所以，被害者常常是无辜群众，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德国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在他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引用了一组统计数字，他说：自1966年起，恐怖主义者的活动大幅度增加。1968年至1970年间增加了一倍，1970年至1980年又增加了一倍。1968年至1980年共发生恐怖事件6700件。其中多半发生在西欧，直接受害者中约有40％的人是来自北美地区。1968年至1980年内有3668人死于恐怖分子之手，7474人受伤。这就是说，十几年间有一万多人死伤于恐怖活动中。这只是恐怖活动有形的社会危害。针对为搞民族分裂而进行的暴力恐怖犯罪，这位犯罪学家说道：民族恐怖主义者旨在搞民族分裂，或使一个民族脱离与另一个民族群体的合作。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在社会、政治、语言和宗教方面，认为他们受到了歧视、压迫。因此，他们就追求所谓的文化和政治的自治。民族恐怖主义者想“凭空”在一夜之间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除了这些极左的恐怖主义者之外，极右的（法西斯、新纳粹）恐怖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其实暴力恐怖犯罪所造成的无形和潜在的社会危害，是远远大于这些有形的危害的。因为恐怖犯罪活动，可以长时期的、在无数人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对人们的精神、心理、道德和社会生活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正象霍尔瓦蒂奇所说恐怖主义者运用精神和心理上的恐怖来诱发民众潜在的恐惧和不安。2．犯罪具有政治的动机和目的。1937年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明确地把这种罪行列入可引渡罪，不作为政治犯罪，如不引渡，则必须起诉。这实际上是从打击这种犯罪的客观需要出发从法律上做出的规定，把这种犯罪非政治化。从理论上看，在西方犯罪学理论界普遍把这种犯罪列入政治犯罪的范围。因为恐怖主义使用暴力的动机和目的是政治性的，目标是反对国家和社会。正因为这种犯罪在理论上看是政治犯罪，由于它的社会危害性特别大，所以，在实践上不按政治犯罪对待。我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在谈到恐怖主义的政治动机和目的时，施奈德认为，恐怖主义者根据非常原始的、非黑即白的模式，将世界分成朋友与敌人。善与恶两个部分。……这些恐怖分子意想通过暴力行动，唤醒群众的“革命意愿”、“暴力意识。”恐怖主义者都以为通过他们的恐怖活动可以达到以下目的：让国家表现出软弱无力，并借此动摇群众对国家的信赖；诱使国家、政府做出过激的反应，借此把群众拉拢到他们一边；……恐怖主义者通过暴力行动达到宣传效果，借此招募新生的恐怖主义分子。恐怖主义者总是妄想达到上述目的。在他们看来，即使达不到上述目的，至少也可以引起某些民众的恐慌不安，从而对政府不满。使政府对他们表现出软弱，是他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政府对待暴力恐怖犯罪绝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绝不能让暴力恐怖犯罪形成气候。因为恐怖主义就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社会。恐怖主义者的暴力恐怖活动，虽然可以是直接针对许多不确定的目标，但是，归根结底，最终的攻击目标是某个政府。所以说暴力恐怖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是政治性质的。3．犯罪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受害人，而是公众舆论，所以，对施暴目标有特殊的选择。恐怖主义者在实行暴力的时候，一般是通过对某一个直接受害者的伤害来实现对另外一个目标的打击，从而迫使对方做出有利于他们要求的让步。施奈德说，一般说来，一次恐怖行动至少涉及三个方面，即罪犯、受害者以及想通过暴力行动受到心理压力的真正的目标。这样的目标通常是某个政府，企图通过世界各国以及本国公众舆论，迫使这个政府采取符合他们利益的行动。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恐怖主义者非常重视新闻媒介的传播。把新闻媒介看作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义务宣传。一般说来，恐怖主义者无法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然而，新闻媒介对恐怖主义的戏剧化、情绪化的报导，加重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分量，促使社会在与恐怖犯罪作斗争中采取过激的反应。另一方面，新闻媒介对恐怖事件添枝加叶地渲染，迎合观众、读者的兴趣，正好被恐怖主义者所利用，有的记者被卷入进去，甚至成为恐怖主义分子。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对他们所直接袭击的目标，往往进行特殊的精心选择，一般是选择对政府要挟较大，或者是能造成较大新闻，能在社会和公众中起到轰动效应的袭击对象，例如国家政要、社会名流，重要设施、重要集会、节假日活动等等。4．犯罪一般都具有国际性。犯罪学理论认为，恐怖主义者受命于某个政府或者是反对某个政府的组织。在现代社会里，从攻击的对象到活动的范围，恐怖主义都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国内的恐怖主义得到国外某个政府或组织的支持，或者一个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就是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进行的暴力恐怖犯罪，除了针对政府外，另外一个动机就是企图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与暴力恐怖犯罪活动斗争应注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活动，不支持任何形式和性质的恐怖主义，对于针对国家和社会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绝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打击。同暴力恐怖犯罪作斗争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要充分认识对暴力恐怖犯罪的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在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时，不能把其作为政治犯罪对待，这是个原则。但是同这种犯罪的斗争却要从政治上加以认识，以便认识这种斗争的重要性，提高斗争的自觉性。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给暴力恐怖犯罪留有任何余地。不对暴力恐怖犯罪有任何让步，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对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作任何宣传报导。严格边防检查，断绝暴力恐怖犯罪的国外联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造就一支立场坚定，政治可靠，能坚决同搞民族分裂的暴力恐怖犯罪作斗争的干部队伍。对青年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使他们懂得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民族团结教育，要从小作起，提高青年人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要充分运用国际、国内的有关法律规定，同形形色色的暴力恐怖犯罪作斗争。从国内法律看，我国新刑法对恐怖犯罪有了明确规定，为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刑法，打击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犯罪。从国际上看，鉴于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多年来制定了许多国际法律文件，为打击各种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法律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法律法规。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法律问题。根据我国刑法，一切暴力恐怖犯罪都是法律所禁止的普通刑事犯罪。但是，犯罪者不仅动机、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且有时也利用一些敏感的问题把它混为政治问题，例如利用宗教、民族问题等把问题复杂化。对此要有高度警惕。
近些年来，由于各种纷纭复杂的国际因素、地域因素、历史因素和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等诸多错综原因，国际恐怖主义有日益抬头泛滥的不良趋势，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都已经遭遇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与袭击，而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已经开始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夸张一点危言耸听地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崇尚血腥暴力的恐怖主义可谓气焰嚣张、来势汹汹。我们的政府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恐怖主义的来袭就日益成为了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笔者愚钝，才疏学浅，浅薄地认为根治恐怖主义有治标与治本之策，分析如下： 治标之策，即传统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之术，哪里出事了，就往哪里增派重兵把守和武力弹劾，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发动一场反恐战争。自从9、11事件爆发之后，无论是美国的布什政府、还是俄罗斯的普金政府，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收效并不算好，可谓事倍功半。伊拉克、阿富汗和车臣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和暴力流血就是这方面不算成功的反面案例。中国政府决不应该过分迷信武力解决之唯一方案，步美国和俄罗斯的后尘，重蹈其反恐之覆辙。 治本之策，把恐怖主义的源头堵死和切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国际上发生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恐怖主义的渊源，必须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笔者窃以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及时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地化解各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缓和各种类型的官民矛盾，在执政理念上遵循仁慈与公义的博爱精神，善待百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群众（其中应该包括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孤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分裂主义分子。政府的反恐机构应该考虑在恐怖主义犯罪团伙之中安插卧底，搜集情报，内部感化之、瓦解之、分裂之、招安之，收买之，各个击破之，分而治之，让恐怖犯罪集团内部产生内讧与纷争，从而无暇外战。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实际上都已经蜕变成为了一个个相对彼此独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其所谓的政治诉求只是充当蒙世人、欺世盗名、赢得博取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一小撮极端势力的同情和资金援助的道德幌子和遮羞布而已。所以，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切断其国际经济援助机构的一切资金来源之途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且不可使得其轻易获得境外不法资金的暗中支持。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境内的恐怖分子彻底地失去了资金的赞助，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犹如困兽、一事无成、束手就擒、自取灭亡。 总之，对付带有一定国际背景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执政者必须具备异常镇静与清醒的大智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的镇压，这只能奏一时之效，而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要想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积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柔性化解一切可能引发局部震荡的社会危机，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善待民间智库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国家情治部门的专业特长，对于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人士采取情报搜集与监视窃听等侦讯手段，提前破译一切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之预谋，在恐怖分子蠢蠢欲动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以防患于未然。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做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超限战争的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尖锐与复杂的新型斗争，也可谓之是“看不见战线”的殊死较量，我们的政府切不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抱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因为行为不轨的恐怖分子都躲藏在暗处，他们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所以，国家专门的反恐机构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疏而不漏、张而不扬、严阵以待、防患未然。为了全体国民的安全与福祉，随时准备向境内外的恐怖分子的挑衅行为发起进攻与歼灭之战，以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最后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来自网上警务室）
反对恐怖主义必须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面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世界各国显然予以了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新的应对之策。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反恐战略，并制定了“反恐B计划”，将“重点转向打击恐怖组织的中下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些年来，美国动用了浑身解数布下天罗地网，力图把拉登等恐怖头目捉拿归案。国际社会的反恐决心和勇气无疑给了恐怖主义沉重的打击和震撼，使得他们不敢抛头露面。从这一层面上说，反恐斗争还是颇有成效的，但从最近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这次伦敦爆炸事件来看，恐怖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破坏策略和方式。同时，参加自杀性袭击活动以及各种破坏的人已经不再是恐怖网络头目，而是“清一色的中下层人员”.美国出台的“反恐B计划”就是为了打击恐怖组织的生力军，破坏其后备力量。在国外的军事研究方面，有这样一句老话：外行研究战术，内行研究后勤。“反恐B计划”还将采取新举措破坏和打击恐怖组织赖以运转的后勤基地，摧毁其进行联络、获取经费、解决交通和供应等诸多能力。应当说，“反恐B计划”无疑会给恐怖组织以更为沉重和精确的打击，但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只靠简单的战术转变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人所共知，贫困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赖以生存的温床，而恐怖活动又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绝望。正如日前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的声明所说，反恐斗争不仅需要遏止恐怖活动，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更多极度贫困的人投入恐怖主义怀抱。恐怖主义问题由来已久，世界局势错综复杂,恐怖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体，人们对其认识也因时间、空间、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很大的变化。当前，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震撼人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恐怖主义对当今世界的威胁越来越大。恐怖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究竟何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一词最早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种革命手段出现的，当时执政的雅各宾派为了保卫政权，决定用“红色恐怖”对付反革命、不法投机商的反攻倒算,于是,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处决了一大批封建王公,因而被称为“恐怖主义”。①恐怖主义发展到现在，无论从自身特点还是外界环境来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有可能会深受其害，国际上针对恐怖主义也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但是收效甚微，恐怖主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为什么恐怖主义被普遍国家和个人认为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威胁？但打击恐怖主义的效果却不明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界定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样就导致了在全球合作反恐的形势下，各国基本上都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定义恐怖主义。并在这一定义的指导下采取行动，各国协调合作反恐的可能性和实践性就被大大的削弱了。
这位同学，我是形势与政策老师，考试虽然是开卷考试，你也不能照搬别人的文章，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我虽然不认识你是谁，但是如果我发现谁的作文和这个一样，我一定会让他挂科的！这是真的，不是演习，希望你自重！我还会联系其他老师共同抵制这种学生，如果你已经交上，希望你给你的老师要过来，重写！否则就祈祷吧！安好！！
形势与政策论文1500字篇2 浅析中国周边形势 摘要：我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我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政治格局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即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边关系冲突矛盾共同发展战略安全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我国周边关系发展可具体分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朝鲜半岛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人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三、美国 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内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回缩到我国北部方向，而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美国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美国的影响在手段和方式上亦具有多样性，一是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二是发展同我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三是介入和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和危机。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四、中亚 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深化。2009年是我国与中亚国家建交17周年。17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成功解决边界问题，不断增进互信，共同建立“上海五国”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已成为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中亚地区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冲击，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中亚地区毗邻我国西部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亚五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家，地理上位于大陆心脏地带，是大国政治势力和地区政治势力缓冲区和交汇区。在经济上，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 文化 上，中亚是伊斯兰文明，____文明和儒教文明的结合部。我国和中亚各国是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并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成为长期的政治、经济贸易伙伴，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 五、俄罗斯 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我成功在俄举办“中国年”活动，举行300多项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我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 同时，我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并且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动摇。因此，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俄在对外政策上，其作为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实施欧亚并举的双头鹰外交。西部，把外交重点放在独联体地区，对欧盟签署“通往未来路线图协议”。 对美，虽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分歧，但短期之内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与对抗。在东方，则加强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方位关系，同时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也表明两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两国政治走向合作的体现，为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六、南亚 与南亚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在南亚地区，印巴冲突由来已久，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 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印度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在升高，国际影响也在不端加强，而中印关系也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贸易逐步扩大，且中印双方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周边华宁，共同利益将决定两国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则将会长期维持下去，两国关系将获得不断的发展。我国与南亚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七、东南亚 东南亚诸国的对外战略对于大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上，东南亚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依托于一个地区性的同盟。受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东盟各国的经济受到打击，海外市场缩小，外资流入减少，旅游业衰退，如何实现国内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成了东盟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东盟可以说是我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的表现，促进了东盟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新进展。 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我国伸出援助之手，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主权争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但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双方在经济上有竞争，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两方的关系必将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密切，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八、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总体态势良好，局部地区比较动荡。我们只有与周边和睦相处，才能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贯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能有长期稳定与和平。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我们还应注意到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隐患，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扫除和平发展的一切障碍。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猜你喜欢： 1. 形势与政策论文3000字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1000字 3.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3000字 4.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梦 5. 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还老师 全校几千份 你自己慢慢看吧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推动事物发展。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中，同一性和斗争性各有其作用。其中，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促进事物发展、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我国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是自觉利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这在方法论上的根本要求，就不是强调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使自身获得发展这一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强调用缓和、化解矛盾的方法解决问题，努力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以达到互利共赢。 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 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我国社会发展。 1、运用矛盾同一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的胜利 运用矛盾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P60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团结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政治联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国民党的大一统，形成了工农民主的民主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其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运用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使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而建立了新中国。 2、运用矛盾同一性实行以人为本，保持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也带来了利益要求的复杂化。特别是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譬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事业滞后问题等相继出现或加重，已经对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同的负面效应。运用矛盾同一性，坚持“以民为本”，从广大群众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共性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三农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改善就业环境，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逐步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权益，帮助落后的部门，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每个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时，享有法定的权益、合理的收益、均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调动每个社会成员、每个部门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使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党的一系列亲民、爱民、帮民的人性化政策，深得人心，一种五十六个民族心连心的大团结的局面日益加强，使人震憾。 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文明的进步，都是依靠人（但绝不仅仅是单个的人）来实现的。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心情愉快，干劲十足，才能形成合力，也才能不断发挥创造能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甚至发生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人们就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矛盾或冲突上，哪还有心情做好工作、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只靠少数人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又和谐相处于一个大家庭中的局面。 3、运用矛盾同一性锚定“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为我国取得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 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外交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和谐世界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和而不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种族之间和谐相处。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身的发展模式，不能“同而不和”，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文明强加在别的民族和强行移植到不同社会中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之多样性，要承认和接受世界多极化，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继续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第二，通过对话求安全、通过合作谋发展。武力不能建立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无论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带来的都只是灾难。人类只有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追求幸福生活。不同文化、地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应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纷争，通过合作与发展缩小差距、隔阂，求同存异。2005年中国与美国、欧盟关于纺织品的争端最终得以解决就是一个例证；第三，执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我们与俄罗斯、越南解决了边境纠纷问题，建议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南亚国家与我国联合勘察、开发中国南海的石油并已进入了实质性的行动，我们与东盟十国结成了战略伙伴，与非洲四十余国成了兄弟。地理位置虽然相距遥远，但已成了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和谐世界初露端倪，令人振奋；第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五，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消除贫困，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区域和国家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二、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的科学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己的有序性，增加“负熵流”，促使系统向更有序的方向演化。如果系统不与环境交流，处于封闭状态，系统内部的“熵”就会增大，系统就会无序化。 1、国与国的和谐相处，是各国求发展、谋和平之必需 从各国的发展来看，每个国家都必须对外开放，相互利用。邓小平一再提出，封闭必然导致停滞、落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一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双方利益仍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交叉性，完全可以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相互利用对方的优势发展、完善自己。经济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优势等有利的方面，加快发展。 国与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肯定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世界和平是世界和谐的前提。只有世界各国都安宁了，然后加快经济与社会建设，和谐、幸福也就随之而至了！ 因此，不同的国家、民族、人种，只有互视对方为地球村的村民，从大局出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世代友好相处，才会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共同消灭贫穷，使整个世界变成和谐的世界，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乐融融。有政治家认为，这可能是真正消除恐怖主义的途径。 2、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之必需 首先，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P167-168）人的存在首要的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不管是哪一个方面，都得依靠自然界。如人类食物的90%来自自然界中的20多种动植物，人类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等是自然界给予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的对象来源最初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空间也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95）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界才能得以持续发展，人类社会也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只有一个适宜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但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正是物种灭绝的高峰期，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界死亡的100-1000倍，一个物种消灭之后，就永远不能恢复了，它还导致邻近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3]（P110）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作用于自然界，但是要想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考虑自然界的持续发展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自然界持续不断地供应物质资源为基础。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时，自然界就能持续不断地向人类提供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如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和谐相处，在短时间内从自然界过量获取各种资源或者不顾后果的破坏自然，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或再生产的能力，自然界就不再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人类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无法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受阻甚至不可能。所以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要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积极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的是人，扭转人与自然紧张趋势的也只能是人。人们曾认为“人定胜天”，自然界完全受人类的支配，因此亳无顾虑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规模无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对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结果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如土地沙化、河流断流，沙尘暴频繁发生，这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P304-305）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的为所欲为而沾沾自喜了，人类已清醒的认识到人在自然界面前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破坏自然原有的平衡状态时，一定要保护好自然，使自然恢复平衡；二要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用科学的认识指导我们的行动，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人类再也不能胡乱行动、不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说过：“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305）自然界的很多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能再生的，一旦用完，人类就无法继续开发了，即使是可再生的资源，多数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恢复时期。所以，人类不能把自然作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一定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三是人类已经对自然造成了太多的破坏，单靠自然的自我恢复是很难的，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手段，科学地恢复自然。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5]总之，各种和谐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同一性的运用，有了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的每个系统才能得到良性发展，进而促进其他系统的良性发展。 和谐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矛盾同一性推动我国的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落实科学发展观20题》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转引自曾迎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 ．科学中国人
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的专门机关。其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许和震.开展创新教育培养新型军事人才 [J].中国军事教育，2002,14(6). 2、朱如珂.军事教育学，第2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张炜，关于中国军事外交的理论探讨，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3期第17卷第3期 4、张炜：中国海防思想史[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5、军队院校外训教学工作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海军工程大学学报: 综合版, 20066、SIPR1年鉴2002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7、韩献栋, 金淳洙. 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现代国际关系 >>2008年02期8、郭真，当代美国军事外交的传统与调整探析， - 湖北社会科学, 20059、杨晨,文秋,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军事外交的演变趋势，外国军事学术、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11、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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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各种纷纭复杂的国际因素、地域因素、历史因素和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等诸多错综原因，国际恐怖主义有日益抬头泛滥的不良趋势，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都已经遭遇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与袭击，而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已经开始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夸张一点危言耸听地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崇尚血腥暴力的恐怖主义可谓气焰嚣张、来势汹汹。我们的政府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恐怖主义的来袭就日益成为了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笔者愚钝，才疏学浅，浅薄地认为根治恐怖主义有治标与治本之策，分析如下： 治标之策，即传统的“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之术，哪里出事了，就往哪里增派重兵把守和武力弹劾，甚至以国家的名义发动一场反恐战争。自从9、11事件爆发之后，无论是美国的布什政府、还是俄罗斯的普金政府，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收效并不算好，可谓事倍功半。伊拉克、阿富汗和车臣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和暴力流血就是这方面不算成功的反面案例。中国政府决不应该过分迷信武力解决之唯一方案，步美国和俄罗斯的后尘，重蹈其反恐之覆辙。 治本之策，把恐怖主义的源头堵死和切断，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国际上发生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恐怖主义的渊源，必须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笔者窃以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及时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及时地化解各种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缓和各种类型的官民矛盾，在执政理念上遵循仁慈与公义的博爱精神，善待百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群众（其中应该包括持不同政治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只孤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分裂主义分子。政府的反恐机构应该考虑在恐怖主义犯罪团伙之中安插卧底，搜集情报，内部感化之、瓦解之、分裂之、招安之，收买之，各个击破之，分而治之，让恐怖犯罪集团内部产生内讧与纷争，从而无暇外战。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集团实际上都已经蜕变成为了一个个相对彼此独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其所谓的政治诉求只是充当蒙世人、欺世盗名、赢得博取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一小撮极端势力的同情和资金援助的道德幌子和遮羞布而已。所以，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切断其国际经济援助机构的一切资金来源之途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且不可使得其轻易获得境外不法资金的暗中支持。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境内的恐怖分子彻底地失去了资金的赞助，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犹如困兽、一事无成、束手就擒、自取灭亡。 总之，对付带有一定国际背景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执政者必须具备异常镇静与清醒的大智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的镇压，这只能奏一时之效，而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要想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就必须积极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柔性化解一切可能引发局部震荡的社会危机，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善待民间智库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国家情治部门的专业特长，对于涉嫌从事恐怖活动的境外人士采取情报搜集与监视窃听等侦讯手段，提前破译一切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之预谋，在恐怖分子蠢蠢欲动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下手为强、以防患于未然。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做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超限战争的思想准备，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尖锐与复杂的新型斗争，也可谓之是“看不见战线”的殊死较量，我们的政府切不可以掉以轻心，更不能抱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因为行为不轨的恐怖分子都躲藏在暗处，他们正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所以，国家专门的反恐机构必须提高警惕，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疏而不漏、张而不扬、严阵以待、防患未然。为了全体国民的安全与福祉，随时准备向境内外的恐怖分子的挑衅行为发起进攻与歼灭之战，以彻底消灭恐怖主义，最后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来自网上警务室）
十年前的今天，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恐怖行动，到现在还留给世界震撼的心悸。美国的五角大楼、世贸大楼或是最后幸免于难的国会大厦……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十年前的这些还残存了多少记忆，但我也依稀记得那天之后的报纸新闻上到处都刊登着醒目的标题，还有相应的死亡人数、寻亲和救援行动。当然也充斥数多着很感人的故事、很心酸的现实、很残酷的死亡，这些出现在无数的灾难之中出现的人性画面或许已经是惯性出现的，但是依旧和这次疯狂的撞击事件一同给这个世界带来剧烈反响——至此，世界秩序被打破，反恐终于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世界各国重视的国际问题。昨天晚上看到一档911十周年的纪念节目，因为很忙我只能匆匆看了大概五分钟，但是却一样忘不了那个当年参加救援的消防员。他因为参加救援，世贸大楼燃烧起来的大火产生的毒烟毒尘灼烧坏了他的咽喉，之后就患上了咽喉癌，现在说话都需要专门带个扩音器在喉咽上，尽管如此他说话的声音也仅有气音，需要很仔细才能辨清。他说，我曾经壮得像头牛一样……但剩下的话却什么说不出，拉近的镜头焦距在他那平凡的脸庞上，眼睛里的隐忍和伤感不需要多去揣测就能看清，却没有泪花。据统计，当年因为参加救援而死去的人数占了因事故死亡人数的1/10，而就算是活下来的，他们之中到底还有多少身患不同症病的人真的不得而知。自称自己是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哈立德•谢赫•穆圝罕默德，他说他愿意接受死刑，他想要这样成为一个不朽的烈士。多少民族极端和宗教极端分子，在看到这样的回答无不情绪高涨，把他们本就强烈而疯狂的憎恶、仇恨又一次无限的扩大化。911事件背后至今仍是个迷，还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但是这件事件的恶劣性质可想而知，因此建立了国际反恐联盟等等。与恐怖主义的表现方式相似的，无非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无政圝府主义。当时法国的生活，贵族阶层和贫民窟里的人们成为社会等级上的两个极端，残忍的贫富分化将人分隔在不同的社会意识等级上。成为无政圝府主义者的人群，大部分是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在巴黎，只需步行15分钟，就能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走到贫民窟，看到随时有婴儿死于肺结核。这种强烈的分化震撼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接受的是富人的教育却震撼于贫民残忍的窘困。所以他们抛弃财富和特权，与下层受欺压阶层为伍，号召为弱者的生存而战。而在法国镇圝压自由和平等的时代，正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工人阶级也在这样的不平等下喊出他们的需求，罢圝工等运动却不断被政圝府镇圝压和血洗。这让那些困惑的中产阶层更加接近那些激进的暴怒分子——矿工被野蛮镇圝压，富人继续捞取他们的金钱。不合理的社会中许多贫民不断被剥削致死，就像慢性的集体屠圝杀。有位从小在有毒工厂里当童工的陶瓷工人因为职业病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受诅咒的社会，你要对我的病负责。麻木不仁的资产阶级，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可以让自己变成正义斗士，一个复仇者，为你们的社会所屠圝杀的无数生命而复仇，为那些曾经反抗过、被监禁、被折磨、被清除的人复仇。资产阶级……我想要说服自己，至少得有人为我的死负责。”但是那个急剧变幻的时代、风起云涌起新兴元素，太多的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不管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剥削的仍旧脆弱的低层人民，他们的反抗和挣扎如此无力。罢圝工已经不能达到他们所需要的目的了，他们开始针对社会和政圝府进行暴圝力手段的示圝威，而发展到后期，无政圝府主义者在一次次政圝府镇圝压和社会变幻之中开始认为——只有把这样腐烂的国家机器打碎，才能建造一个真正美好自由的世界。这区别于后来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目的并非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摧毁任何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在人类自然秩序上的无政圝府世界。2011-09-10 19:33回复坑爹啊 唯爱瓶子748位粉丝核心会员74楼紧接着就是贫富分化的割据问题。当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里，许多个自然条件差的中东国家，生产力低下，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极度落后于世界，经济远远落后于世界他国。这类国家拥有的无非矿产、石油资源，但一昧的出口和挖掘工业，让整个工业体系单一，生产经济总值低，极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会让整个国家的经济逐步落后，只能在现有阶段“畸形繁荣”，根本无法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自然条件的恶劣，决定了第一产业的落后，而技术上。科技上、人才上的匮乏让工业延长产业链的实现很艰难。在世界上，中东国家的落后和发达国家的先进形成强烈对比，本质上发展起来的即是富人与穷人的对比。当然也恰恰因为这样的贫困，导致国家机器的涣散和自由度，使得恐怖组织得以发展起来。而另外，某种程度上，亦有不少人因为经济需求，而参加这类恐怖“基地组织”以求勒索分款之类。不仅如此，这些穆斯林国家还面临西方文化冲击传统伊斯兰文明的现实。西方文明所倡导的人权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在穆斯林眼里是完全错误甚至可憎的。他们在封闭的文化环境下，受着传统的伊斯兰文明的熏陶，从小在国家内的宗教学校（这些国家的教育落后，多是宗教学校提供免费教学）所被灌输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无法认可这样的思想冲击。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下，他们激烈的反抗着“大逆不道”的西方文化，高举着宗教旗帜在恐怖主义上的路上“骄傲”的行走着。至今，他们对于同性恋者、女权主义、人权意识等的社会意识还是抱以强烈的谴责和抗议，向真主安拉祷告，以真主的名义毁灭这样的不正当的思想意识——而选择的目标当然是摧毁这个世界，用“毁灭后的新世界”作为他们动力的源泉。当然，也有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在面临西方这些文化侵染上，也是大力反抗着。因为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与这些文化是相悖的，如果任这样的西方文化继续传播，必定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思想基础。这样的两种困境让穆斯林国家无力负荷，情绪极端化，极易产生过分激进的思想意识——在这样国家条件下，恐怖主义的存在成为了趋势必然。坦言之，黑手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称得上是种恐怖组织。他们在合法生意上运用金钱杀人，在违法生意上用子弹杀人，犯罪记录也是不再少数。但是Mafia在组织上、目的上和真正的恐怖主义有比较大的区别。Mafia出于一种经济目的，在权力上获得更大的利益满足党内，用黑暗手段控制地区，利用非合法的手段更快获得的金钱，而他们的中心信仰来自西西里岛上的古老传统思想，以及对Boss的忠诚。相对的，恐怖基地组织的政治目的比较强，组织联系也更为紧密，表现出来的情绪疯狂极端化。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恐怖主义的蔓延成为各国需要应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国际反恐联盟的建立，各国将反恐列为法律体系内部、发表各类声明等等，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反恐任务更为国际所重视。但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宗教，在社会进程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中，多种因素的冲击和碰撞完全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宗教民族问题的矛盾发展，还是贫富分化、世界格局变化这样的问题，在短期社会发展内是无法解决的。更别提不同势力仍在暗中秘密给这些反人类、反社会。反民族、反国家的恐怖分子提供资助，松散而自由的某些国家环境条件的存在，让他们更为猖獗。这样的问题至今尚需多国努力和更多社会群体的正视，光凭单方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各种阶级力量的平衡，国家关系的协调，区域反恐合作的加强，或者是社会舆论正确的引导，都还需要努力。其实不管恐怖分子出于任何理由而进行袭击平民、预谋爆炸等等的恐怖活动，伤害的最终还是无辜的生命——不管宗教上是如何判定“人”的定义，但起码一个人必然有他存在的权力，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给予的这些人权是否被宗教认可，在当代主流思想引导下已成为正确的共识。类似的行为并非会引起人民的清醒，反过来会加剧对恐怖主义的憎恶和抵抗，这样的后果就与原来的形势相反，“抵抗的人民”变成“被抵抗的人民”——当然，也许这些恐怖分子原本在这条路上已经扭曲，只是打着民族或宗教主义进行反社会、反人类的浩大的世界恐怖犯罪行为，他们不需要其他人的支持或者赞同，只需要这样的行动后的反响和关注，助长他们扭曲的心理和精神意识。该如何在这样的世界矛盾之下保有清醒的自我和正确的价值观，还需要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过去和现在，这其间错综复杂的新旧更替和思想文化融合碰撞之间产生的矛盾本质还需根本上的认识。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我不知道当代的我们会受到什么的“冲击”和“感染”，但是我们可以保有基本的意识和信念，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现实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反恐和恐怖主义是一个长久的问题，亟须更多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找到解决的正确方向，保证正常的社会和国际秩序
1、关于恐怖主义的简要定义恐怖主义（Terrorism）是（主张）采用暴力手段、袭击无辜目标、制造社会恐慌，从而胁迫对手屈服、实现政治目的的思想和行动。2、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①具有政治目的；②采用暴力手段；③袭击无辜目标；④制造社会恐慌。3、恐怖主义的根源①历史冤仇——恐怖主义的历史根源②社会对立——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③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的种族根源④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⑤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4、我国的反恐立场和行动①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②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③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发挥联合国在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④反恐行动应有确凿证据和具体目标，避免伤及无辜百姓⑤反对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或民族挂钩，避免双重标准，不能借反恐之名推行霸权主义
我很怀疑楼猪是西科大的 ，要写形势政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