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酒文化论文

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书中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两个“宝玉”：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宝玉不但相貌酷似，而且从小性情亦十分相同，“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更为奇怪的是，都做过一个谒访“太虚幻境”的梦。其中贾宝玉系书中主人公，甄宝玉在与贾宝玉会见之前，书中皆是虚写，似是无关紧要，只是在《红楼梦》最后结局才出场和贾宝玉见过一面，且话不投机，两人貌似神离，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考中举人走向仕途生涯。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出自什么本意呢？我认为：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真假宝玉”凸显曹雪芹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是他对濒于崩溃的世家显族前途的探索，是摆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一条左右为难的桥梁，是他如何应对败落家族前途的两个影子。众所周知，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那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与《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生活如出一辙。贾宝玉和甄宝玉的少年时期即是曹雪芹的美好童年。曹雪芹写《红楼梦》，一般善用谐音寓意，如甄士隐即“真事隐”，甄英莲即“真应怜”，霍启即“祸起”，元、迎、探、惜即为“原应叹息”，照此推理，若宝玉即曹雪芹本人的化身的话，贾宝玉即“假宝玉”，甄宝玉即“真宝玉”。而“真宝玉”才是曹雪芹骨子里的真思想，是他梦中所盼，虽然他总觉得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和荣宁两府的遭遇一样，曹雪芹家败落于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他在《红楼梦》一书中，以自家生活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力抨击了封建家庭的荒淫、腐败，展示出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但曹雪芹又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一个没落地主官僚，并没有掌握强大的无产阶级思想武器，他虽明知封建社会必会崩溃败落，讨厌封建制度的腐朽，但如何拯救社会他是没有办法的。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一个不成熟的思想家，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家庭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与封建制度作斗争，想像让他参加革命党走上什么“辛亥革命”的道路是不可能的。面对封建社会的日薄西山，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逃避，即“假宝玉”出家走的路，这条路在曹雪芹内心里是不愿走的，象阿Q所想的一样，“我的祖先比你们风光多了”，曹雪芹也是很留恋童年时期锦衣玉食的生活的，只要有一点可能，他就会重入仕途，再振家风，这就是“真宝玉”走的路，改掉过去的纨绔子弟习气，走寒门学子科举入仕之路。红楼梦中贾赦大罪被赦，贾珍贾政重获宁国公荣国公世袭，“真假宝玉”都考中举人，乃至将来的“兰桂齐芳”，何尝不是曹雪芹心中所想呢？所以甄宝玉这个形像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曹雪芹刻意塑造的，虽然他只在红楼梦大结局时出场一次，但他反映的“真假宝玉”的最后对话恰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是曹雪芹最后一次寻求对自我的审视：是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呢？还是为情出家盾入佛门，为情死，为情化灰、化烟呢？曹雪芹摆出了两条道路，让世间凡夫自己去做意味深长的猜想了。人生的追求，还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象范伟在广告中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贾家的兴盛是归功于贾家老祖宗的武功，可吃老本能吃几代呢？贾家目前的承袭爵位的是贾珍和贾赦，你看书里面对他俩有什么好的描写，无非吃喝玩乐，败家而已。而且，他们还交通外官，聚众赌博，放高利贷（贾赦之媳王熙凤），所以，闹的也太不堪了，皇帝不治他们的罪治谁的？关于这一点，高鹗是看的很准的，写的也不错，基本能符合曹雪芹的原意。其次，目前撑贾府门面的是贾政之长女贾元春，被皇帝宠幸，封凤藻宫尚书，也就是贵妃娘娘，之后，红楼梦里才写到，贾政才能够得到重用，不再只任闲差，先后任工部侍郎、外放学政等实差，如果按红楼梦第5回所写的，贾元春娘娘早死的话，贾家的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中国人不是早有名言嘛，人一走茶就凉啊。没碰到事情便罢，碰到事情，皇帝老儿就把脸一变，翻脸不认人了。第三，你看红楼梦中贾家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呢？以贾珍为首的宁国府就别提了，不仅自己闹的门风不好听，连薛蟠等亲戚都给带累的比以前更坏了；至于荣国府，贾琏也不过是贾珍一路人物，贾宝玉又一味的风花雪月，厌恶读书上进，贾环是庶出，不被人瞧的起，而且为人猥琐不堪，贾兰又年纪太小，一时半刻是接不上班的，所以，贾家后继乏人，如何能兴旺的了呢。所以，贾家的衰败是必然的，更不用提红楼梦的成书年代是在清乾隆年间，正是封建制度由兴盛转变为衰败的转折点，有先见之明的曹雪芹老先生正是看到了封建大家族比如贾家的由兴转衰的必由之路。至于由什么事件作导火索引发了贾家的巨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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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容月貌为谁妍——论晴雯与宝玉的情和爱刘秦摘要：在古代一夫多妻的的制度下，晴雯与贾宝玉的关系是宝玉与黛玉、宝钗之外的另一重要关系。晴雯的性格特征，使她取得了与宝玉相对平等的地位，她与袭人和宝玉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她和宝玉的情和爱的悲剧为宝黛爱情，也为四大家族的命运敲响了警钟。关键词：红楼梦爱情晴雯宝玉绪论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管正确与否，有一点却是不容抹杀的，这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爱情”呢？《辞海》上说“爱情”是特指男女之间有情。两情相悦，互相理解，相互爱慕方有爱情。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颠峰之作——《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同时，有没有可能产生别的爱情关系？如果有，其存在是否可能是否合理？而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歌德曾热情歌唱：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大胆道出了人们隐藏已久的心声。人非草木，焉能无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也说“食色，性也”。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底层劳动人民；无论主子或奴才，对于情同样不可避免。作为一部前无古人的经典之作——《红楼梦》，它写的绝不只是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也不可能只是传统历史小说一味的空洞说教。它不仅写了林黛玉、薛宝钗与宝玉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写了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大家族的兴衰成败，还写了一大批男女大小人物的命运，一件件悲剧的酿成。大批人物的粉墨登场及悲剧事件的连续发生，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也为封建四大家族的末落敲响了警钟。可是，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这些。我们所要说的是，在《红楼梦》里，在大观园这一特殊的氛围里，在这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年青的少女中所可能发展发生的另一个不为大家所重视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事实。千古《红楼梦》，悠悠大观园。怎可能如一潭死水，没有半点感情的涟漪呢？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墙的又岂能只是“一枝红杏”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描述文章主要线索的同时，也就是作者花了主要大量笔墨来勾勒“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冲突的同时，还用了不少篇幅来勾勒两个奴才的命运。而这两个奴才还是被当作黛玉和宝钗的影子的，这两个人就是宝玉的贴身丫环袭人与晴雯。宝玉常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第二回）在他这种叛逆思想性格的主导下，在他这种对“女儿”特殊的感情或者说“博爱”思想的支配下；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允许一夫多妻的时代的特殊环境下，袭人与宝玉，特别是晴雯与宝玉之间的感情，和贾宝玉与林黛玉或薛宝钗之间是并不矛盾的，就像薛宝钗对准姨娘袭人位置的默认一样，宝玉晴雯黛玉之间，同样还是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谁说爱情就一定是排她的？谁说一个人同时对几个人有好感就不能存在？谁说只有公子小姐的宝玉黛玉有关系有爱情，作为主子的宝玉和作为奴才的晴雯就不能就不是呢？爱无边境，唯有的只是世俗的眼光，仁义道德的指手划脚！我们不提倡任何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行为，但我们相信事实，并愿意用事实说话，对事实进行剖析，以飧读者，让一切怀有疑问的人有所体会，并与所有有兴趣的仁人志士进行商讨。陈其泰(1800—1864，号桐花凤阁主人)的评点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评点《红楼梦》时，他继承涂瀛所主张的《红楼梦》为宝玉自况的观点和写情说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也认为一部《红楼梦》，“尽此一情字”。再对宝玉的情的本质细心考察，他的结论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质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欲，其二，情的表现形式是“爱博”与“情专”相统一。综观整部《红楼梦》黛玉与宝玉的爱情不难理解。晴雯与宝玉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这种知心、“爱博”与“情专”的统一，其关系同样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知己，其生死恋情，是大观园这一特殊的土壤中滋长出的另一颗迸射着夺目光芒的珍贵的果实。下面，我们将从晴雯性格特征；袭人与宝玉的关系；以及宝玉晴雯关系三方面来分析。一.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在红学史上，就像花袭人一直被认为是“宝钗的影子”一样，晴雯也被认为是“黛玉的影子”（清人涂瀛《红楼梦问答》）。整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晴雯是长得有点像黛玉的，而更重要的是她的生活遭遇确实与黛玉太相似了，而只不过晴雯是一个奴才，林黛玉是主子罢了。在《红楼梦》中，晴雯与袭人等宝玉的婢女在第五回中一起被提到。不过，其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却是在这一回中就被点明了。小说中，作者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警幻仙姑的带领下，察看薄命司，在又副册中，宝玉所看到的第一副画就是指晴雯“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一看，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也无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写的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第五回）这幅画和里面的文字，不仅点明了晴雯所处环境的恶劣，而且点明了其性格特征，当然也指出了其在又副册中的位置——“居首页”，足见作者对晴雯的重视；同时也指出了其不幸遭遇；以及和宝玉之间的关系。晴雯自幼孤零，身居微贱，十岁被赖大家买作丫头，成了奴才。后来贾母见其标致伶俐，心灵手巧，与众不同，十分喜爱，于是遂被赖嬷嬷孝敬给了贾母作丫头，才成了主子的奴才。后来由于贾母疼爱宝玉，宝玉房里缺人，才又被贾母赏给了宝玉，做了宝玉屋里的头等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也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在宝玉主导的有民主倾向的自由氛围中，在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感情基础的融合下，在不断的发展中，两人才成了红颜知己，结下生死之情。虽然，晴雯所谓的亲人只有一个姑舅哥哥吴贵及其嫂子。而其嫂子就是“每日家打扮得妖妖调调”，只会“做出些风流勾当”的“多浑虫姑娘”；虽然晴雯生活在“霁月难逢，彩云易散”的恶劣环境中，处于下贱的地位。心头却凝聚着难以平复的创伤。她“风流灵巧”，可性格却如“爆碳”，稍一触发，便会迸射出强烈的反抗之火。她虽为奴才，却是一个勇于追求平等，敢于维护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感情丰富，可爱的立体化的人。宝玉对她的爱，绝不只是因为她在大观园众多女儿中长得最好；她对宝玉的爱也绝不是因宝玉是她风流倜傥的主子。他们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情爱关系的。在小说中，晴雯的着墨并没有长篇累牍，可是作者却用神来之笔，化腐朽为神奇，在前八十回便把其性格经历和与贾宝玉的恋情写得惊天地、泣鬼神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和黛玉相似的形貌性情，没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基础，晴雯又怎么成为林小姐的影子？曹雪芹先生又何必费尽苦心的去把晴雯与黛玉的许多地方描摹那样得惟妙惟肖呢? 二.风流灵巧招人怨晴雯与宝玉之间的关系是冰清玉洁的，是平等的。他们的亲密关系。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其实质和袭人有很大的不同，她没有花袭人身上半点奴颜卑膝；也没有与贾宝玉之间肉体关系的掺杂；更没有其他人在跟随宝玉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那种功利目的。花袭人一直被认为是“宝钗的影子”。无论是其出身，还是其地位都比晴雯好不了多少。但不仅在饮食起居对宝玉照顾有加，而且对具有反叛性格的宝玉，更是竭力劝导，希望他能走上“仕途经济”之路。袭人对宝玉无微不至的照料，不仅使宝玉对她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性，而且为自己获得了好名声，成了“至贤至善”的人；不仅成了贾府上下一致认可的宝二爷的姨娘，而且从一两的“大丫头被提升为二两的”准屋里人“。这一切与她的忍气吞声是分不开的。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她似乎还成了封建阶级的代言人和宝玉的实际监督者；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她可以不惜一切哭着向王夫人表忠；为了获得宝玉之爱，她甚至可和宝玉“初试云雨”。在一定程度上，晴雯的被撵还和她粘带了一点点不可告人的干系。她和宝玉的关系是不干净的。和晴雯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晴雯“锋芒毕露，泼辣大胆，敢怒、敢言、敢笑、敢骂。”她和袭人虽同为奴才，却绝不会做出袭人做出的任何不耻之事。她和宝玉之间完全突破了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两人的爱情以感情的共振，同样叛逆的思想及发展为基础，绝不是空谷来风，也不是肉体的表白，更不是逢场作戏。黛玉从未劝说过宝玉读书中举，立身扬名，而晴雯与黛玉一样——没有，她甚至还出主意，让宝玉装病，避免贾政的拷问。两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使晴雯和宝玉最终成了红颜知己，结下了生死恋情。晴雯以另一种和谐合理的方式，纯真感人的行为语言，光明磊落的形态传达出了贾晴二人关系的特殊性和爱情的崇高性，而这一切，又岂是区区袭人的功利观念所能相媲美的呢？袭人对宝玉和晴雯的关系一直耿耿于怀，不难理解。二.多情公子空牵念爱情绝不是肉体的结合也绝不是物质的交换，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赐予。她是两方面的，惟有心灵的沟通，才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惟有感情的共鸣，才能碰撞出爱的火种。宝玉和晴雯之间也一样。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们之间的情爱关系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那他们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晴雯是大观园女儿中的一朵奇葩，她活在宝玉这个怡红公子身边，得到赏识并成为知己，是因为她那“冰清玉洁”的心胸和“心比天高”的个性。如第八回中晴雯出场“晴雯先接出来，笑说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的我们等了一日。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短短数语，晴雯的形象跃然纸上。宝玉醉归，晴雯笑接，娇憨中含着命令的口吻，笑声中带有责备的语气。她对主子敢于直言不讳，说明她同宝玉之间具有一种性情相投，心灵契合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发展，两人那种真诚相待，亲密无间的关系必将趋于成熟，即使会出现如三十一回所发生的晴雯失手把扇子跌在地下，将扇骨子跌折，受到宝玉呵斥，两人一度闹得不愉快的事，但，所有的一切不快都会被两人的互相尊重和理解所化解，所有一切不快和阴影都将会烟消云散。后来的撕扇博一笑事情的发生，不是很好的明证吗？才多久的时间，两人便重归于好了。晴雯有时在无意之间会透露出她和宝玉之间的浓厚的感情，因为她城府没有别人那么深。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后翌日晨，平儿还东，袭人便告诉她昨晚将一坛酒都鼓捣光了。平儿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着给我听，气我。”晴雯道：“今儿他还席，必来请你的，等着罢。”平儿笑问道：“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赶着笑打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 这是晴雯一时失言，对宝玉她通常应称宝玉为“爷”或“二爷”，直呼为宝玉亦无不可，就是不能在和外人谈话时用“他”字。平儿称贾琏为他则可，因为平儿是贾琏的通房丫鬟，晴雯和袭人等在怡红院内谈话时用他亦可，因为是院内的私事，对外则不行。平儿点破这点，无怪晴雯说偏是平儿耳尖，到临终前要后悔没有干脆做个彻底。宝玉会为晴雯留下爱吃的豆腐包子，这是宝玉对晴雯的爱与呵护；而当宝二爷的俄罗斯国出产的雀金裘烧了个洞，急得嚯声跺脚时，晴雯也会不顾重病在身，头重脚轻，气喘神虚的情况下，勇敢出手，挣扎着亲自给其补缀。宝玉劝阻她时，她毫不犹豫地说：“不用你蝎蝎螯螯的，我自知道。”便挽了头发，披上衣裳，恨命咬牙捱着织补，补不上三五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她知道的是什么？是为了知己的奋不顾身，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体贴入微，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自己的所爱受到半点的委屈和伤害。看当宝玉在旁问寒问暖时，她还急得央求：“小祖宗！你只管啰唆着熬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第五十三回）不仅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体，柔情中还带着关爱，体贴中夹着爱意，两人的感情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间之最爱莫过于此啊！而稍前一点五十一回中，写袭人不在，晴雯麝月守夜那一段，更是写得亲密自然，“清澈如水，旖旎如诗”。由于袭人回来，院里打乱了一些正常的秩序，比平时多了一些随便和松散，增加了一些温磬和恬然。宝玉甘为丫头充役，为了让晴雯能暖和坐着，便出去放穿衣镜套子；晴麝之间开玩笑，宝玉的关心，更是突出了袭人不在时，宝玉和晴雯之间那份感情的明朗化。它写了晴雯的天真可人，写了宝玉对她的纵容和抚爱，冰冷的一夜，“充满了小儿女之间那纯洁优美的情趣。” 2．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然而宝晴二人之间默默地爱绝不只是上面那些特写，也不只在于晴雯病时宝玉那求医问药和亲自照料的体贴关怀；更不只在于宝玉把晴雯视为知己，支开袭人，独叫晴雯给其另一知音黛玉送旧手帕。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宝玉和晴雯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小细节，两人感情的真正高峰则是晴雯被撵后这一节表现出来的。晴雯因为“风流灵巧招人怨”，被王夫人以“狐狸精”的贬称，命人从病坑上拉下来，撵出府去，宝玉心乱如麻，坐卧不安，悲愤交集，寑食难安，私下去探望她时，晴雯已经恹恹弱息，不久于人世了。当宝玉含泪伸手轻轻拉她，悄唤两声，她强展星眸见到宝玉，便说出半句话说：“我只道不得你了！”那语气，哀怨中包含着欣喜，失望中蕴藏着无限的爱意，对于一个行将离去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与最最亲爱的人见上一面更值得慰藉的呢？“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一对善良的人来说，在顽固的邪恶势力面前，弱小的他们，惟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尽可能的多呆在一起一会儿，互相抚慰着彼此受伤的心灵！ 3．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七十七回宝玉私自去探病，为晴雯洗碗倒荼后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一句顶一万句，道出了心中的万般委屈和绵绵缱绻。接着便将左手两根指甲齐根绞下，将贴身的红绫袄脱下，递与宝玉道：“这你收下，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还像在怡红院一样了。”直到蒙头和宝玉诀别，这段无不写出了一对红颜知己，同命鸳鸯的深挚情意和依依不舍。晴雯的无辜遭难，痛彻宝玉的心。他冒着风险去探望晴雯，不仅表现了他对晴雯深深的爱，而且收下了一位少女纯洁的心和挚热的爱。这诀别之情，分明意味着她俩已由异性知己向恋情生死别离的升华，读来揪人身心。晴雯是宝玉的知己，就连袭人也知道“宝玉心内别的犹可，独晴雯是第一件大事，”后来宝玉半夜叫晴雯死了和晴雯前说来不及再见宝玉一面了，更是两人心灵相通的反映。晴雯死后，宝玉不能自己，他将自己的满腔的愤恨和哀伤，以最优美的文字，最真挚的感情一齐倾泄在《芙蓉女儿诔》中。祭文写下了肝肠寸断、激情四溢的诗，表现了他对晴雯的赞美和思念。“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并且，他把晴雯比成高命蹇的贾谊，比成红颜薄命的王昭君，这种评价是非常高的，表现了两人之间感情是多么的深！宝玉还真切的希望晴雯被任命为“芙蓉之神”是真的，这更体现了宝玉对晴雯的美好祝福。宝玉与晴雯的爱至此发展到极至，然而，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却已是物是人非，阴阳两隔了。 4．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晴雯与宝玉的情爱是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关系。宝玉的民主倾向和博爱观念虽然为其提供了一定生长的土壤；晴雯的争取虽然也为他俩的关系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下；在只有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中国婚姻制度里，连正常人的爱情都谈不上，更何况是奴才呢？但是我们说作为“黛玉的影子”的晴雯与宝玉的爱却是纯洁无瑕，冰清玉洁，高尚诚挚的。晴雯对宝玉，并非如袭人一般，说过分一点，就是以身体为代价，以人格的扭曲为奴性的膨胀为铺垫，而更多的是行动的关照，言语上的默契及心灵上的沟通。宝玉与袭人，是一上下，一高一低的主仆关系，不可避免的带有袭人的曲意逢迎，谄媚隐忍，但是她的行为却为她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认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袭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说客气一点的话，那又何异于典型的贤妻良母呢？说偏激一点又何异于忠实的奴隶？而晴雯却不是这样的，由于她“心比天高”的个性，由于她的努力争取和一尘不染，至少在感情上，取得了与宝玉基本上平等的关系。虽然也由于她的“风流灵巧”而受到袭人的感冒，王善保家的和王夫人的迫害，并最终成为诽谤中的冤鬼，可她比袭人至少更深得了宝玉之心，成了宝玉的相知和生死情人。结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宝玉与晴雯的情爱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无可避免的悲剧。晴雯之死成了“封建势力行将以摧毁之势向林黛玉的一声讯号”，她注定了宝玉在其爱情中的悲剧色彩。到头来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晴雯死了，黛玉仙逝了，四大家族衰败了，墙倒众人推，树倒猴狲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第五回，《收尾·飞鸟各投林》）参考书目一.《红楼梦》120回本曹雪芹高鄂岳麓书社 1987年4月第1版二.《中国文学答问总汇·晴雯思想性格特征》周先慎北京出版社 1992年2月出版三.《红楼梦鉴赏辞典·晴雯上夜》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5月出版四.《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鲁迅 1931年北新书局出修订本初版 1935年第十版五.《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三联书店 1983年9月第一版六.《红楼梦辩》俞平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七.《古典小说鉴赏》周先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1月

论《红楼梦》的思想性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红楼梦的饮食文化论文

红楼梦与饮食文化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红楼梦与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巨著《红楼梦》有大量精妙绝伦的对“吃”的描述。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有名目的设宴庆贺近70次，约占总回数的85 %。其中重点描写宴席的场面，仅从目录上显示的就有：“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史太君两宴大观园”、“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等。

《红楼梦》毕竟是文学作品，对饮食的描写大都是为塑造人物或推动情节服务的，只有对“茄鲞”的精致描写除外。《红楼梦》对“茄鲞”的整个制作过程——从用料、做法到保存，通过书中主要人物王熙凤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而且仅仅是为了写菜而写菜，这令很多人费解。

第四十一回贾母在荣国府宴请刘姥姥，面对满桌的佳肴，贾母偏偏叫王熙凤将“茄鲞”喂些给刘姥姥吃。刘姥姥尝后，坚决不敢相信自己所食的是茄子，后来在得到大家的肯定回答后，刘姥姥又吃了一口，并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籖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抄的鸡爪一拌就是。”凤姐陈述的这道小菜的做法，使得村庄老妇刘姥姥着实吓了一大跳，说：“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道这个味儿。”

“鲞”是江浙一代的方言。在浙江的舟山群岛，渔民们将晒后的干鱼叫作“鱼鲞”。宁波一带有菜肴叫“瓜鲞”。瓜与茄都是块状蔬菜，“茄鲞”可能由瓜鲞演变后传到浙江附近的金陵，故而曹雪芹将这道菜写入《红楼梦》中。“茄鲞”究竟是不是一道真实存在的菜，未有定论。但“红楼宴”中将此菜列入菜谱中，也有人真的根据王熙凤所教给的，如法炮制，做出了“茄鲞”，但完全不是滋味。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梦》的饮食，不在于‘仿膳’式的照猫画虎——画也难成；只在于体会它的精义神理，亦即中国烹饪的哲理和美学观。”“茄鲞”的食材是最为普通的食物，通过精致的搭配和调和，也通过器具的储存和巧妙的加工，而成为贾府拿得出手的“最高食谱”，也隐藏了中国最高食谱的奥妙。

中国饮食文化的奥妙之一：

最高食谱中所有的食材都不是珍馐奇品，既非龙肝凤髓，也非熊掌猩唇，而只是最为普通、极为寻常的东西。这些极其平常的食材，因为佐料和做法上用尽心思和智慧、使尽手段和技巧，从而成为上品甚至极品佳肴。中国饮食的最高境界是将最普通的食材做成最不普通的极品美食。食谱“茄鲞”虽为极品美食，但所有的食材却是极为普遍的，甚至冠名的“茄子”是最“贱”的食品。茄子的“贱”在于穷人也能吃得到、吃得起。但“茄子”又是最富变化的，穷人将茄子加盐后水煮可以吃，只能满足果腹之需，这样做的茄子谈不上好吃，甚至是难以吞咽的；富人做茄子的时候，加点油和佐料，美味程度也就提高了许多，但终极还不是极品；茄子作为大富大贵人家（贾府）的极品菜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考究而别致的加工，因而成为一种极品。

这一奥妙也是中国人独特平等观的体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人因为出身家庭、先天条件和成长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国伦理设计了这么多的“不平等”，但是也设计了一条终极的平等之路，就是人格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就是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成为道德的善人。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次有这种“人格平等”思想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整个贾府的荣华富贵都是建立在一位仆人的`忠心救主之上。宁国府里的焦大“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可以说，因为焦大一个人的努力，救活了太爷，才有了后来整个贾府的富贵荣华。曹雪芹对此的设计，也是其人格平等思想的体现。

从“茄鲞”谈《红楼梦》的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奥妙之二：

每个普通的食材都参与了极品美食的制作，获得了作为实体存在的地位。在“茄鲞”的制作过程中，每个最为低贱、最为普通的食材都参与了制作过程，“茄子、“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下’、“各色干果”等等。在“茄鳌”中，每个食材都是平等的，而且只要通过精心制作，每个低贱而普通的菜都可以成为一道精致极品的菜肴，虽然此时每个个体都淹没了自己，而只以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通过实践达到完美的主动权和责任感都是平等的。因而，刘姥姥品尝“茄鲞”的时候，说：“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茄子。”刘姥姥作为智慧的村妇，虽然对此极品菜肴的评点粗俗、浅陋，但是曹雪芹正是要借刘姥姥这一普通的农村的老妇之嘴，说出中国菜品妇孺皆知的典型特质。所谓菜肴极品，就是不同的食材，同时共存而相互调剂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美味的整体就由许多单个的食材组成“茄鲞”中荤素搭配，菌菇类、豆制品、干果共同参与，鸡汤、香油、糟油一齐“出场”，最后，“茄子不像茄子”，每个单一物都烙上了实体的印记，浸润了实体的味道，这就是中国餐饮的“和”文化，也才是极品菜肴应具备的特征。

当然《红楼梦》饮食文化中的“和”不仅指各种食材在味觉上搭配，也指菜与菜之间的色彩的调配。如宝玉生日当天，柳家的在百忙之中做了一顿午饭。春燕走来揭开那饭盒子看时，只见“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碗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瓢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的绿畦香稻粳米饭”。粉色的虾丸汤、红色的胭脂鹅脯、白色的清蒸鸭、黄色的奶油酥、碧色的梗米饭，恰是一幅着色别致油画。

“和”是中国人伦理思维，是先贤们对政治秩序和理想人生的最高追求。中国人和谐思想理论建构严密，且关照日常生活，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中。中国饮食不但具备了完美的物质形态，而且构建出很高境界的精神形态，这个精神形态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概括”。一定程度上，是食物给予了思想家灵感，古代思想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和”的哲学。中国饮食的“和”，与西方饮食中的“分”相对应。中国菜，讲究五味调和，讲究火候和工夫，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慢文化的主要特征。而西方的三明治，其做法就是简单叠加，通过“夹”，面包和鸡块、火腿“组成”一个汉堡包，但原初的食材的味道并未发生任何改变：面包还是面包，鸡块还是鸡块，火腿仍然是火腿，三明治是典型的原子式的组合。

中国饮食文化奥妙之三：

不仅重视菜肴的内容，也注重其形式，将最为世俗的饮食与高雅审美相融。“茄鲞”中特别重视对形的要求：茄子要求都切成碎钉子，这些碎钉子不能是松散的状态，要求“用鸡油炸了”，形状上也讲究搭配，块配块，片配片、丁配丁、丝配丝，因而，即“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以搭配油炸后的茄钉子。这种“形”不仅是形状，还包括各种食材的形态，如所有的“钉子”要用“香油一收’，‘糟油一拌”，要吃时拿出来，还有用“鸡爪一拌”。“茄鳌”中对“器”只提及了封严“茄鳌”用的瓷罐子，这是制作“茄鳌”的必不可少的器物。虽然，对盛“茄鲞”的器皿未提及，但是对于贾母看中的，做工如此烦琐、如此精致的食物，所配器皿只能留给读者想象了。倒是第三十五回中，贾宝玉被父亲毒打了一顿，贾母和王夫人都非常心疼，问想吃什么，宝玉提出要吃莲叶羹。莲叶羹也是贵妃贾元春归省时吃过的一道汤菜。莲叶羹的准备工作相当烦琐，要用银器将和成团的米粉的“汤模子”制成各种形彩屯“汤模子”装在小匣子里面，共有四副，“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花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连一贯有见识的薛姨妈都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于情节本身看，那倒是实实在在的吃，曹雪芹在此处，写出了对烹调器具的无尽讲究。

“道”“器” 之争，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经典的争论。不仅儒释道各有论述，且儒家内部也意见不一。《易传系辞上》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提出“道先器后”：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朱熹将“道器”关系转变为“理物”关系，提出“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形器而言，则谓之器”。夫之从人文主义的视野提出了“治器显道”。“道”、“器”、“形”之争，中国的饮食文化不得不参与其中。人们对美食的评判，既有着共同的味觉判断，也有着强烈的个体差异，因而，绝妙的饮食是先于有形之物的“道”的领域。器，最初指皿，“皿，饭食之用器也”。饮食用具的法器化，是文明一个重要特征，以隐见著，以器明道的传统观念的形成都与此有着直接联系。而中国的烹饪十分讲究形的展示，孔子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说法，所说的“脍”。《红楼梦》饮食文化中很好地阐述了“道”“器”“形”相依相存的关系，为“道器”之争提供了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前后，正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的饮食业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出现了极大的繁荣景象。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饮食文化！

茄鲞\螃蟹小饺儿，鸡皮虾丸汤\酒酿清蒸鸭，鸽子蛋，炖肘子，莲子羹，蒸羊羔\烤鹿肉，真的是数不胜数！

其中《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到：“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又命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细细的吹一套来。”古代月饼被作为祭品于中秋节所食。据说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于唐朝开始。北宋之时，在宫廷内流行，但也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发展至明朝则成为全民共同的饮食习俗。时至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道：“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 古人因看到茯苓长在老松树的根上，以为它是松树精华所化生的神奇之物，称它为茯灵(茯苓)、茯神或松。晋朝葛洪在他的《神仙传》中就有"老松精气化为茯苓"的说法。所以在《红楼梦》中才说这东西最是补人的，和牛奶吃是最好的，实在不行用开水也是使得的！

说了这么多，小编最感兴趣的还是凤姐喂给刘姥姥的那一筷子茄鲞，原文中是这样写的，把才摘下来的茄子的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小编也看过这样的：“你把四五月里的新茄包儿摘下来，把皮和穰子去尽，只要净肉，切成头发细的丝儿，晒干了，拿一只肥母鸡靠出老汤来，把这茄子丝上蒸笼蒸的鸡汤入了味，再拿出来晒干。如此九蒸九晒，必定晒脆了，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时，拿出一碟子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道:"我的佛祖，到得十几只鸡儿来配他，怪道好吃。”）

总觉得那些茄子已经不是茄子了，而是真正的一盘肉丝！

古人烹饪理论，对于一切荤素菜肴，有两句极为扼要的名言，即"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如把这个原则灵活地掌握了，那就可以神通烹饪的三昧了。

茄子是蔬菜，本身有清香，但非厚味，此其一。茄子是时令菜，并非一年四季都有，要在没有茄子的季节，还吃到茄子，此其二。这就要创造出既能保持茄子清香，又能入厚味，且易于保存，能经较长时间还美味可口的茄制佳肴，这就制成了"茄鲞"。

《红楼梦》中的饮食谱正是汲取了民间奇巧的肴馔和上膳御厨的烹饪方法，而形成的南北兼杂，别具风格特色的《红楼梦》饮食文化。

红楼梦的饮食文化在我国古典文学小说中，《红楼梦》曹雪芹描述了众多人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活动。“就其规模而言，则有大宴、小宴、盛宴；就其时间而言，则有午宴、晚宴、夜宴；就其内容而言，则有生日宴、寿宴、冥寿宴、省亲宴、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就其节令而言，则有中秋宴、端阳宴、元宵宴；就其设宴地方而言，则有芳园宴、太虚幻境宴、大观园宴、大厅宴、小厅宴、怡红院夜宴等等，令人闻而生津”。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120回的《红楼梦》小说中描写到的食品多达186种。“所有这些食品（包括与食品有关的洗浴用品）可分为主食、点心、菜肴、调味品、饮料、果品、补品补食、外国食品、洗浴用品九个类别。其中主食原料十一；食品十种；点心十七种；菜肴原料三十一种；食品三十八种；调味品八种；饮料二十三种；果品三十种；补品补食十一种；外国食品七种；洗浴用品四种。”这186种食品有的详写，有的略写，有的随文而出，有的精心安排，明目繁多，精美绝伦。《红楼梦》中关于饮馔的文字，将清代一个大家族的饮食生活描写得十分生动具体。贾府饮馔的丰盛，由茄鲞即可略见一斑。此吃法看上去有些夸张，但是从烹调法来看，却是有所本的，并非子虚乌有虚构杜撰。它暴露出封建官僚家庭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我们不妨再从粥饭、点心、菜肴、汤羹、饮料等几方面，将红楼饮馔粗略品味一番。《红楼梦》中提到的粥饭有碧粳粥、枣熬粳米粥、红稻米粥、燕窝粥、腊八粥、鸭子肉粥、江米粥、绿畦香稻粳米饭、白粳米饭。碧粳粥，大概是用尚未成熟的新鲜米熬成，泛青绿之色。红稻是稻中佳品，熬粥自然香美。燕窝煮粥，有化痰止咳养肺之功，故此为患有肺病的林妹妹黛玉饭桌上的常食。贾府中所用的点心有糖蒸酥酪、奶油松酿卷酥、莲叶羹、枣泥山药糕、桂花糖新蒸栗粉糕、藕粉桂糖糕、如意糕、菱粉糕、菊花壳儿、桂花绿豆面子、鸡油卷儿、松酿鹅油卷、螃蟹小饺、豆腐皮包子等。糖蒸酥酪是加糖的牛奶，有人考证为酸奶，是一种难得的风味食品，本是贾妃赐给宝玉的，奶母李嬷嬷馋嘴，悄悄地吃了一碗。贾府的菜肴主要有糟鹅掌、腌胭脂鹅脯、野鸡爪子、酒酿蒸鸭子、鸡髓笋、火腿炖肘子、火腿鲜笋汤、炸鹌鹑、糟鹌鹑、鹌鹑崽子汤、牛乳蒸羊羔、叉烧鹿脯、椒油莼齑酱、酸笋鸡皮汤、虾丸鸡皮汤、野鸡崽子汤等。菜肴中禽类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一大特色。此外，还提到螃蟹、燕窝、鸽子蛋等名贵菜肴。红楼梦》中汤羹种类繁多，营养丰富。小说第八回、二十回、三十回、三十五回、五十二回、五十三回、五十四回、五十八回、六十二回、八十三回、八十七回分别提到了酸笋鸡皮汤、米汤、酸梅汤、荷叶汤、建莲红枣汤、合欢汤、鸭子肉汤、火腿鲜笋汤、酸汤、虾丸鸡皮汤、燕窝汤、醒酒汤儿、火肉白菜汤等十三种汤名。例如：《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在梦中初试云雨情后，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丫环忙端上桂圆汤来，他呷了两口，才慢慢清醒过来„„ 和好面后用银模子打出花样，形状有梅花、莲蓬、菱角等三四十样。做成后，借荷叶的清香，用好汤煮成。虽非难得的珍味，却也算别致，难怪薛姨妈对凤姐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红楼梦》中还提到仙醪、惠泉酒、金谷酒、合欢花浸的酒、屠苏酒、西洋酒和绍兴酒等七种名酒和玫瑰清露、木樨清露、酸梅汤等。惠泉酒系指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的泉水所酿的酒，绍兴酒是浙江所产黄酒，扬名至今。曹雪芹本人虽是个饮酒的行家，他的朋友将他与阮籍相提并论，但他在《红楼梦》中却没有为酒费及更多的笔墨。玫瑰和木樨清露为花露，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宝玉挨打后曾享用过，盛在玻璃瓶中，“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儿，就香的不得了”。木樨即桂花。《红楼梦》记载了清代饮食习俗，总结了前代烹调经验。二百年来，《红楼梦》中佳肴名饪深享盛誉，在我国各兄弟民族大交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使传统的饮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为系统地建立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深刻内涵，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状况，为继承发展我国烹饪优良传统，提高烹调质量，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来自网络，供参考。

红楼梦红学研究论文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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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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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文化研究分析论文

红楼梦学术论文篇二《红楼梦》词曲浅析摘要：词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红楼梦》一书很好地运用了词曲这一形式。本文对柳絮词进行了分析和鉴赏。中华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本质受到传统的戏曲等文化的影响.对此书所出现的戏曲内容进行分析，进一步联系书中的情节。词曲的不朽带来了红楼的不朽。关键词：红楼梦词曲【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7-0031-02 词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形式，也是韵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红楼梦一书很好地运用了词曲这一形式，从而精彩地展现了一部拥有多种文化内涵的宏伟巨著。一.红楼梦中词的分析红楼梦中为数不多的几首词出现在第七十回中，单从文学角度来看这些词艺术价值并不算高，却是理解这部书的重要线索。下面是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如梦令(史湘云) 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 词牌来源《如梦令》原名《忆仙姿》，为后唐庄宗李存勖所作，因嫌其名不雅遂取尾句“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中的“如梦”得名。鉴赏词中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而且情绪上是那样地无可奈何。湘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她和她的的整个家族正如这柳絮般此时正处于最美好的时光。惹得鹃啼燕妒。这样美好的时光不会停留太久，随着一阵东风的吹过，一切都会灰飞烟灭。所以她不得不乞求：“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南柯子(贾探春上阕，贾宝玉下阕)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词牌来源《南柯子》，唐教坊曲名。此词有单调双调。单调者，始自温庭筠词“恨春宵”句，名《春宵曲》。张泌词，本此添字，因词有“高卷水晶帘额”句，又名《水晶帘》。双调者有平韵仄韵两体。鉴赏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尽于前半阕四句之中，所谓白白挂缕垂丝，用以告知亲人不必徒然对她牵挂，即《分骨肉》中说的“告爹娘，休把儿悬念……”作者安排探春写了半首，正因为该说的已经说完。宝玉的后半阕似乎在安慰她：“不要叹息它的落去，它还是会回来的。然而再见时却又要隔上一年的时间。”这又在暗示探春的远嫁，虽然要离去，但不必过分的悲伤，还有再见的时候，只不过要隔上不知多少时间了。唐多令(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拾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词牌来源一作《糖多令》;周密因刘过词有“二十年重过南楼”句，名《南楼令》;张翥词，有“花下钿箜篌”句，又名《箜篌曲》。鉴赏在黛玉这首缠绵凄恻的词中，不但寄寓着她对自己不幸的身世的深切哀愁，而且也有着那种预感到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感叹：“叹今生谁舍谁收。”全词语多双关，作者借柳絮隐说人事的用意十分明显。如“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不但以柳絮之色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完全切合黛玉，而且也能与她曾自称“草木之人”巧妙照应。西江月(薛宝琴)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词牌来源词牌名的由来:“西江月”取自李白《苏台览古》“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西江是长江的别称，吴王西施的故事。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白苹香》、《步虚词》、《晚香时候》、《玉炉三涧雪》、《江月令》。鉴赏如果把薛宝琴这首小令与她以前所作的《赋得红梅花》诗、她口述的《真真国女儿诗》对照起来看，就不难相信朱楼梦残、“离人恨重”正是她未来的命运。就连异乡思亲，月夜伤感，在词中也可以找到暗示。此外，从宝琴的个人萧索前景中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大家族已到了风飘残絮、落红遍地的没落境地了。“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这是宝琴的惆怅，同时也是作者的叹息。临江仙(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词牌来源唐教坊曲，用作词调。又名《谢新恩》、《鸳鸯梦》、《玉连环》等。敦煌曲两首，任二北《敦煌曲校录》定名《临江仙》，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作《临江仙》。至今影响最大的《临江仙》，就是杨慎写的《三国演义》的主题词。鉴赏宝钗与黛玉这两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是对立的。作者让宝钗作欢愉之词，来翻黛玉之所作情调缠绵悲戚的案，这是作者借以刻画不同的思想性格特征的一种艺术手段。她对于人的聚散分离没有太多的感觉，因此显得很随意“任他随聚随分。”她秀外慧中：作诗唯一能和黛玉争高下的只有她，她冰肌雪肤，面若银盘，目如水杏，在贾府中博得一片欢欣。正因为如此，她对一切都充满了自信“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众女儿中她是唯一一个没有透露出伤感之情的人，一切就在她掌握之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忧伤的。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她的梦想在她的不可一世中终于被毁灭了。二.关于戏曲中华戏曲文化博大精深,《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本质受到传统的戏曲文化的影响很深. 在《红楼梦》的创作中,曹雪芹直接运用了大量的戏曲剧目和戏词,来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预示人物的命运等.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的发挥，将戏曲自然地融到小说里，完成了全书的悲剧故事结局。这些戏剧大都融合在全书的情节当中，是我们理解书中内容的一个重要线索。以下是在宴会中所出现的主要戏目：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于是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完了，再唱这两出。” 《双官诰》写婢女碧莲完节教子，使之一举成名的故事。碧莲因尽节抚幼，终获父子之双官诰。此剧影响较大，也称《三娘教子》。这是红楼梦中正式出现的第一场戏。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贾府的荣华是怎样来的，是否也跟戏曲中一样贾府的某个祖先在艰辛之中一举成名，之后给后代们带来了无尽的繁华。这出戏无疑暗示了读者贾府走向荣华的历程。《还魂》写杜丽娘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出自《牡丹亭》。由死到生这一过程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宝玉这块顽石本是无用之才，在神仙道士的点化下在红尘之中游览了一趟，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过程的情节占据了红楼内容的大部分。《弹词》弹词，也叫“南词”。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此词所说的弹词是写唐朝李龟年流落江南，弹唱天宝遗事，唱昔日的繁华，今日的衰落，此出出自《长生殿》。在红楼一梦结束之时也应有个像李龟年这样的人来凭吊贾府昔日的繁华，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宝玉，想必已猜到几分。十八回元春归省庆元宵元妃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 “豪宴”是戏曲《一捧雪》的一出。处于《一捧雪》第五回，戏中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莫怀古讲自己收留的一个裱糊匠汤勤举荐给了权臣严世蕃，并第二次交代了汤勤的出身。而《红楼梦》第一回介绍了贾雨村的来历。这两段文字都极为相像。脂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而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是贾雨村这个看似不大重要的人物在暗中使奸。《乞巧》，乃清初洪�所撰传奇(戏曲)《长生殿》中一折，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脂砚斋指出“《长生殿》中伏元妃死。”乞巧一出说的是，贵妃娘娘遭到冷落之后在七月七日这一天上天台祈愿，因为七月七日是天上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在这里刘心武认为是元贵妃在皇帝进行“春�”(春季狩猎)时被缢死在樯木林中。《仙缘》是《邯郸梦》中的一出。讲述天门少了一个扫花的人，吕洞宾无奈之下来到凡间寻找替身，找了半天，相中卢生。卢生贪恋红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只有送他一个枕头，在梦里泄露天机。然后有了美梦的故事，卢生终于大悟，决定跟吕洞宾来到天庭，出任扫花一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邯郸梦也是一梦，红楼梦也是一梦，卢生和宝玉都是梦中之人，不免又给人以联想。宝玉最终的结局也应和卢生一样看破红尘，拂袖而去。《离魂》是《牡丹亭》里一出，写的是杜丽娘生病魂离，沉沦于对柳梦梅刻骨铭心的思念。黛玉之死也一定是由于对宝玉的执著追求而不得，最后魂归西天。贵妃归省本是件欢庆的事情，可所点戏目并非喜庆之剧，却是些含义深远，另人沉思甚至哀愁的曲目，这一点曹雪芹作到了不出一言而含义深远。十九回宁国府新年演戏演的是《丁郎寻父》、《黄伯英大摆阴魂阵》、《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书中描写到“：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喧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上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独宝玉的感受是：“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这四出戏均为弋阳腔剧目，并且都是清初的宫廷戏。是以金鼓为主，音调高亢，具有通俗、粗犷、热闹的特点，但不免大锣大鼓，感到嘈杂，而且有的戏文荒诞之弊，无足文人观赏，但比较适应低俗口味。宁府所上演的剧目，说明了贾珍一族的欣赏趣味。这与荣国府里所上演的戏形成鲜明对比。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宝钗点了一折《西游记》。凤姐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刘二当衣》是产生于乾隆年间的一出弋阳腔。内容是写穷汉刘二清早就上当铺扣门，但当铺大门尚未开启，他就站在门外，一边等待，一边唱着好几段弋阳腔来消磨时光。由这两出戏可看出宝钗知戏懂戏，更能揣测人的心思。至上酒席时，宝钗又点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当宝玉和宝钗谈戏到“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时，黛玉的“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大家都笑啦，继续看戏。通过这些人物的看戏评戏，反映出来黛玉的醋意，是轻松有趣的一个场景。宝钗对宝玉念一段《寄生草》，黛玉讥讽宝玉《妆疯》。《寄生草》出自明末清初剧作家邱园的《虎囊弹》之《山门》一出。通过此戏表现了宝姑娘的渊博和与二玉间的微妙关系。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暗示了宝玉后来的结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四十四回宝玉祭奠金钏第四十三、四回王熙凤过生日，“尤氏操办得十分热闹”，演的却是悲剧《荆钗记・男祭》，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荆钗记》，无名氏作。内容写的是王十朋与钱玉莲夫妇婚姻遭遇变故的故事。其中《男祭》演的是王十朋在江边祭奠亡妻之场景……雪芹先生为凤姐过生日的喜庆之时安排这样一出戏，似乎有点儿“别有用心”。在江边祭奠这一场景让我们联想到金川的投井自杀，宝玉这一去应该是去祭奠金钏了。以上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戏曲的总结。明毛晋编有一套传奇剧本集《六十种曲》，囊括了元明优秀戏曲60部，红楼梦中几乎大部分都提到了。有些戏剧大还融合在全书的情节当中，成为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小说中上演到这么多剧目，可见作者对戏曲的研究颇深。词曲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一经曹雪芹的奇特构思和巧妙运用，使得全书倍添光彩，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正因为词曲这一形式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才使得红楼梦一书的价值传承至今。参考文献：: [1] 《红楼梦》岳麓书院出版社 [2] 姚民治，略论红楼梦中的戏曲文化内涵，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29(4),31-33 [3] 《红楼梦大辞典》 [4] 《钦定词谱》看了“红楼梦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关于红楼梦的学术论文 2. 关于管理学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关于机械电子工程学术论文 5.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2篇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红楼梦》中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清朝嘉庆年间姜祺统计共四百四十八人。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后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连上二者合计，共收九百八十三人。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之“学”。不但19世纪红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80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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