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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读《史记》交好 一定要对比的看结合当时背景因为有的史书是有冲突的 也要根据著者来看书
首先祝贺你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应该背过的篇目:小学+中学+一些中小学课本未选、但比较著名的篇目。比如：诗经《七月》、庄子《逍遥游》、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柳宗元的《石渠记》等等。应该熟读的篇目，不再一一列举了，给你一个书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阅读书目一 先秦两汉书目十三经注疏 阮元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 全四十册中华书局1982年用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全二册四书章句集注 四部备要本论语译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重印论语新解 钱穆孟子译注 兰州大学中文系 中华书局1660年版孟子正义 焦循墨子闲诂 孙诒让 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老子本义 魏源 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老子校诂 马敍伦 中华书局1974年版重订老子正诂 高亨 中华书局1959年版老子校释 朱谦之 龙门书局1958年版中华书局1963年新一版老子新译 任继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庄子解 王夫之 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庄子集释 郭庆藩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列子集释 杨伯峻 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版管子集校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荀子集解 王先谦韩非子集释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韩非子集释补 陈奇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吕氏春秋集释 许维遹 古籍刊行社春秋左传集解 杜预注 孔颖达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左传译文 沈玉成 中华书局1981年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 顾广圻 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宋）姚宏校正续注 士礼居仿宋刻本 武昌局翻刻本顾广圻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校点本诗三家义集疏 王先谦毛诗正义 孔颖达 见十三经注疏诗集传 朱熹 上海古籍1980年版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1958年版诗义会通 吴闓生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诗选与校笺 闻一多 收入《闻一多全集》选刊之四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诗经选译（增补本）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诗经今注 高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孙作云 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诗三百篇探故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诗经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诗经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楚辞章句 楚辞补注 王逸注 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1957年用四部备要本重印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楚辞通释 王夫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重印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屈原赋注十卷 通释两卷 戴震 万有文库第一集楚辞书目五种 姜亮夫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屈原赋校注 姜亮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屈赋通笺 刘永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屈赋新编 谭介甫 中华书局1978年版离骚纂义 游国恩 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离骚语义疏解 王泗原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 上海古籍1981年重印天问论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楚辞论文集 游国恩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论文集 蒋天枢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楚辞韵读 王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楚辞选 马茂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0年重印楚辞研究论文集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古代神话 袁珂山海经笺疏 郝懿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先秦散文选注 罗根泽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盐铁论校注 王利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论衡集解 刘盼遂 中华书局1959年版潜夫论笺 汪继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华书局1979年版贾谊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晁错集注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枚叔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司马长卿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扬子云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张河间集 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本史记 司马迁汉书 班固后汉书 范晔史记三家注 史记集解 裴駰史记索引 司马贞史记正义 张守节汉书补注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重印汉书管窥 杨树达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后汉书补注 惠栋后汉书集解 王先谦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淮南子高诱注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本 世界书局本 第七册说苑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钞宋本新序 刘向 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文选李善注（有关部分） 中华书局1977年缩印本文选六臣注（有关部分） 四部丛刊影宋本古诗十九首集释 隋树森 中华书局1955年版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赵氏刊本1958年重印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 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古诗源（有关部分） 沈德潜 中华书局1977年重印本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59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 严可均 中华书局1965年重印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中国历代诗歌选（有关部分） 林庚、冯沅君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作者：tecdai-- 发布时间：2004-3-2 19:30:58-- 二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目孔北海集评注 孙至诚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孔少府集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曹操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魏武帝魏文帝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曹子建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曹集铨评 丁晏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建安七子集校注 吴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三曹研究资料滙编 河北师院中文系 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粲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诸葛亮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嵇康集校注 戴明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陆士衡诗注 郝立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陆机集 中华书局1982年版靖节先生集 陶澍 集注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排印本陶渊明集 王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陶渊明集校注 逯钦立 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研究资料滙编 中华书局1962年陶渊明诗文滙评 中华书局1961年陶渊明 中华书局1965年谢康乐诗注 黄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增补、集说、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谢宣城集校注 曹融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谢宣城诗注 郝立权庾子山集注 倪璠 中华书局1981年版庾信诗赋选 谭正璧、纪馥华选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汉魏六朝赋选 瞿蜕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1979版汉魏六朝小说选 徐震堮汉魏六朝文絜笺注 许櫣评选 黎经诰笺注汉魏六朝散文选 陈钟凡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大中文系 中华书局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 北大中文系 北大出版社水经注疏 杨守敬 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洛阳伽蓝记校注 范祥雍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修订重版洛阳伽蓝记校释 周祖谟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旧小说（甲集） 吴曾祺 辑 商务印书馆1914初版1957年重印古小说钩沉 鲁迅 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973年版太平广记（有关部分） 李昉 中华书局1961、1982年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关部分）严可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丁福保乐府诗集（有关部分） 郭茂倩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部分） 逯钦立古诗源 （有关部分） 沈德潜古诗纪（有关部分） 冯惟讷古谣谚（有关部分） 杜文澜玉台新咏（有关部分） 徐陵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涤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 北大出版社1986年版汉魏六朝诗论丛 余冠英汉魏乐府风笺 黄节乐府诗论丛 王运熙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八代诗史 葛晓音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钱志熙 北京大学出版社魏晋玄学 汤用彤 中华书局1985年版理学、佛学、玄学 汤用彤 北大出版社1990年版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中华书局1983年版搜神记 干宝搜神后记 陶潜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张溥汉魏丛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北史南史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唐长孺 三联书店1978年重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 唐长孺 中华书局1983年版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杨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诗品注 陈延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王子安集注 蒋清翊 光绪间刻本王元功文集五卷本会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杨烱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卢照邻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骆临海集笺注 陈熙晋笺注 中华书局1961年版陈子昂集 中华书局1960年版陈子昂研究 韩理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曲江集 张九龄 四部备要本孟浩然集 四部备要本孟浩然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王右丞集笺注 赵殿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重印王维诗选 陈贻焮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重印李太白全集 王琦 中华书局1981年修订版李白集校注 瞿蜕园 朱金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杜诗详注 仇兆鳌 中华书局1979年版钱注杜诗 钱谦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再版杜臆 王嗣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读杜心解 浦起龙 中华书局1978年重印杜诗镜铨 杨伦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排印本读杜诗说 施鸿保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1964年印杜甫研究 萧涤非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61年印杜甫评传 陈贻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8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杜甫卷 中华书局1964年版1982重印王昌龄诗注 李云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刘开扬 中华书局1982年版岑参集校注 陈铁民 侯忠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元次山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钱考功集 四部丛刊本韦苏州集 四部丛刊本刘随州集 四部丛刊本李君虞集 席氏本卢纶诗集校注 刘初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华阳集 席氏本孟东野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孟东野诗集 华忱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张籍诗集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张籍诗注 陈延杰 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长江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王建诗集 中华书局1959年版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钱仲联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柳宗元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柳宗元 中华书局1964年版刘禹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白居易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白香山诗集 汪立名编注 四部备要本白居易诗评述滙编 陈友琴 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元氏长庆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中华书局1959年版李贺诗集 叶葱奇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980年重印樊川诗集注 冯集梧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点本玉溪生诗笺注 冯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标点本樊南文集详注 冯浩 四部备要本樊南文集补编 钱振伦 钱振常注 四部备要本温飞卿诗集笺注 曾益 顾予咸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孙可之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蜀刻本罗昭谏集 四库全书著录皮子文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新本唐甫里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聂夷中诗 杜荀鹤诗 中华书局1959年断句排印本韦庄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韦庄词校注 夏承焘 刘金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南唐二主词校订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花间集评注 李冰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全唐诗乐府诗集（有关部分）全唐文说郛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唐宋传奇集 鲁迅校录 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本事诗 孟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唐语林 王谠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云溪友议 范摅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摭言 王定保 古典文学出版社唐国史补 李肇 古典文学出版社唐诗纪事 计有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五代史新五代史文献通考历代诗话正续编 何文焕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81年版清诗话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清诗话续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诗话总龟 阮阅 四部丛刊影印本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标点本诗人玉屑 魏庆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诗薮 胡应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版历代诗话 吴景旭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随园诗话 袁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点校本瓯北诗话 赵翼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点校本昭昧詹言 方东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校点本带经堂诗话 王士祯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80年版原诗 叶燮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宋诗话考 郭绍虞 中华书局1979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唐诗杂论 闻一多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隋唐五代史纲 韩国磐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唐代科举与文学 傅璇琮中国文学简史 林庚 北大出版社1988年重印唐诗综论 林庚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唐诗论丛 陈贻焮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唐代诗人丛考 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年版唐诗人行年考 谭优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程千帆诗论选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千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人选唐诗（十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全唐文纪事 中华书局唐才子传唐人说荟唐音癸签 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 北大出版社1987年版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0年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葛晓音 北大出版社1998年版唐诗小集（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tecdai-- 发布时间：2004-3-2 19:31:50-- 三 宋元明清书目小畜集 四部丛刊本小畜外集 四部丛刊本河东先生集 四部丛刊本珠玉词 晏殊 宋六十名家词本范文正公集 四部丛刊本乐章集 宋六十名家词本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朱东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苏学士文集 四部备要本苏舜钦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欧阳文忠全集 四部备要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六一词 欧阳修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嘉佑集 苏洵 四部备要本司马文正集 司马光 四部备要本元丰类稿 曾巩 四部备要本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 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文公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校点本王荆公诗文沈氏注 沈钦韩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排印本王荆公诗笺注 李璧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王安石 邓广铭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施注苏诗 施元之 四库全书著录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 查慎行 乾隆间刻本苏诗合注 冯应榴 光绪九年刻本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王文诰 嘉庆间刻本、光绪间刻本苏诗补注 翁方纲苏轼文集 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苏轼乐府笺 龙榆生 商务印书馆1958年苏轼评传 曾枣庄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栾城集 苏辙 四部丛刊本豫章黄先生文集 黄庭坚 四部丛刊本山谷诗集注 四部备要本豫章黄先生词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滙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中华书局1978年版淮海居士长短句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淮海词笺注 杨世明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光年增注 中国书店1985年版晁氏琴趣外编 龙榆生校点 中华书局1957年版济北晁生鸡肋集 四部丛刊本后山居士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后山诗注 任渊 四部丛刊本后山诗注补笺 冒广生 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右史文集 张耒 四部丛刊本柯山词 龙榆生校 中华书局1957年片玉集 陈元龙集注 强村丛书本清真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东山词
以上回答均为搪塞。想了解中国古代文史，可以读文化史概论之类，但要说到研究，必须先从文献学入手，还有就是必须读哲学。下面我可以把两年来研究中国文化所总结的经典书目罗列出来，仅供参考第二部分 古典文献举要第一编 古典文学第一章 古籍分类一、经部：1.易类；2.书类；3.诗类；4.礼类；5.春秋类；6.孝经类；7.五经总义类；8.四书类；9.乐类；10.小学类。二、史部：1.正史类；2.编年类；3.纪事本末类；4.别史类；5.杂史类；6.诏令奏议类；7.传记类；8.史钞类；9.载记类；10.时令类；11.地理类；12.职官类；13.政书类；14.目录类；15.史评类。三、子部：1.儒家类；2.兵家类；3.法家类；4.农家类；5.医家类；6.天文算法类；7.术数类；8.艺术类；9.谱录类；10.杂家类；11.类书类；12.小说家类；13.释家类；14.道家类。四、集部：1.楚辞类；2.别集类一（汉至五代）；3.别集类二（北宋建隆至靖康）；4.别集类三（南宋建炎至德佑）；5.别集类四（金至元）；6.别集类五（明洪武至崇祯）；7.别集类六（国朝）；8.总集类；9.诗文评类；10.词曲类。第二章 诗文总集第一节 《诗经》与《楚辞》一、《诗经》：1.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1915年虚受堂刊； 2.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 3.南宋朱熹《诗经传》，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 5.近代吴闿生《诗经会通》，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二、《楚辞》：1.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2.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3.南宋朱熹《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4.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 5.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6.清戴震《屈原赋注》、《通释》，乾隆光绪刻本。第二节 通代诗文总集1. 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附：《古诗十九首》，（先秦至梁初）；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南朝梁至晚唐五代）；3. 梁徐陵《玉台新咏》，（梁以前）；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魏至唐五代，兼及先秦歌谣）；5. 清杜文澜《古谣谚》，（上古至明代谣谚）；6. 清沈德潜《古诗源》，（先秦至隋）；7. 清王士祯《古诗选》，（汉至唐，也作《古诗笺》）；8. 明冯惟讷《古诗纪》，（上起古初，下迄陈朝）；9. 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汉至隋）；10.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古至隋代）；11. 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上起先秦，下迄明代）；12. 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先秦至隋骈文）；13. 清王先谦《骈文类纂》，（先秦至清末骈文）；14. 清许连《六朝文絜》，（晋至隋骈文）。第三节 断代诗文总集1. 清康熙敕编《全唐诗》；孙望《全唐诗补逸》；2. 清董诰等《全唐文》；陆心源《唐文拾遗》，《续拾》；3. 唐代《唐人选唐诗》（十种）：（1） 佚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2）元结《箧中集》；（3）殷璠《河岳英灵集》； （4）芮挺章《国秀集》；（5）令狐楚《御览诗》； （6）高仲武《中兴间气集》；（7）姚合《极玄集》； （8）韦庄《又玄集》；（9）韦縠《才调集》； （10）佚名《搜玉小集》； 4.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管庭芬《宋诗钞补》； 5.陈焯《宋元诗会》； 6.南宋吕祖谦《宋文鉴》，（亦称《皇朝文鉴》）； 7.清庄仲方《南宋文范》； 8.陈述《全辽文》； 9.清郭元釪《全金诗》，（亦称《全金诗增补中州集》）； 10.清张金吾《金文最》，（收录金代骈散文）； 11.元苏天爵《元文类》，（原名《国朝文类》）； 12.清顾嗣立《元诗选》，席世臣补刻《元诗选癸记》； 13.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元末明初至明崇祯间）； 14.清朱彝尊《明诗综》； 15.明程敏政《明文衡》，（原名《皇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 16.清初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17.清卓尔堪《明遗民诗》，附其《近青堂诗集》； 18.《五朝诗别裁集》： （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2）清张景星等《宋诗别裁集》； （3）清张景星等《元诗别裁集》；（4）清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 （5）清沈德潜等《清诗别裁集》； 19.清张应昌《清诗铎》。第三章 诗文评第一节 《文心雕龙》1. 清黄叔琳注、纪昀评《文心雕龙辑注》；2.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第二节 诗话1.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收书二十八种；2. 近代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书二十八种,（唐至明）；3. 近代丁福保辑《清诗话》，收书四十二种；4. 北宋阮阅《诗话总龟》；5.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6. 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7. 明胡应麟《诗薮》；8.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9.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10. 清袁枚《随园诗话》；11. 清赵翼《瓯北诗话》；12.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第三节 历代诗纪事及其他1.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2. 清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附《小传补正》；3. 近代陈垣《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4. 清陈田《明诗纪事》；5.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6. 周钟游《文学津梁》，收书十二种；7. 刘大櫆《论文偶记》。第四章 词总集与词话第一节 词总集1. 五代后蜀赵崇祚《花间集》；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华连圃《花间集注》；2. 近人林大椿《唐五代词》；3. 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4. 近人朱孝臧《强村丛书》；5. 清沈辰垣《历代诗余》，又名《御定历代诗余》；6. 近人吴昌绶、陶湘《影刊宋金元明本词》；7. 叶恭绰《全清词钞》8. 陈乃乾《清名家词》；9. 近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 清朱彝尊《词综》，清王昶《补遗》。第二节 词话1. 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2.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3.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第五章 戏曲与小说第一节 散曲总集与戏曲丛刊1. 明臧懋循《元曲选》，又名《元人百种曲》；2. 明人辑《元明杂剧》；3. 明沈泰《盛明杂剧》；4. 清邹式金《杂剧三集，又名《杂剧新编》；5. 明毛晋《六十种曲》；6. 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7. 清玩花主人、钱德苍《缀白裘》；8. 金董解元撰、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9. 元高明注、钱箕校注《琵琶记》；10. 清洪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11. 清杨潮观著、胡士莹校注《吟风阁杂剧》。第二节 戏曲论著丛书1. 近人陈乃乾《曲苑》，收书十四种，1921年；2. 陈乃乾《重订曲苑》（石印本），收书二十种，1925年。第三节 小说集1.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汉至宋初）；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2. 明嘉靖间洪梗编《清平山堂话本》，谭正璧《话本与古剧》；3. 明末抱瓮老人《今古奇观》。第二编 历史要籍第六章 纪传体史书第一节 二十四史1.西汉司马迁《史记》，130卷； 2.东汉班固《汉书》，120卷；3.南朝宋范晔等《后汉书》，120卷； 4.晋陈寿《三国志》，65卷；5.唐房玄龄等《晋书》，130卷； 6.南朝梁沈约《宋书》，100卷；7.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59卷； 8.唐姚思廉《梁书》，56卷；9.唐姚思廉《陈书》，36卷； 10.北齐魏收《魏书》，130卷；11.唐李百药《北齐书》，50卷； 12.唐令狐德盏等《周书》，50卷13.唐魏征等《隋书》，85卷； 14.唐李延寿《南史》，80卷；15.唐李延寿《北史》，100卷； 1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100卷；17.宋欧阳修等《新唐书》，225卷； 18.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150卷；19.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74卷； 20.元脱脱等《宋史》，496卷；21.元脱脱等《辽史》，116卷； 22.元脱脱等《金史》，135卷；23.明宋濂等《元史》，210卷； 24.清张廷玉等《明史》，332卷。第二节 二十五史1.《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或“前四史”；2.唐人将前四史和《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总称为“十三史”；3.宋人加《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十七史”；4.明人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5.清乾隆初年修《明史》成，予以合刻，名“二十二史”；6.乾隆四十年（1775）武英殿汇印各种正史，在“二十二史”之外加上《旧唐书》、《旧五代史》，称为“二十四史”；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遂有“二十五史”；8.民国初年，赵尔巽等编成《清史稿》，但不在“二十五史”之列。第七章 编年体史书1. 东周孔丘《春秋》；2. 东周左丘明《左传》；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4.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1977年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5. 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6. 南宋胡三省《通鉴注》；7.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8.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高宗朝）；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辽金元）；10. 明末清初谈迁《国榷》，（明代）；11. 清陈鹤《明纪》，（明代）；12. 清夏燮《明通鉴》，（明代）。13. 宋刘恕《通鉴外纪》，（上起伏羲，下迄周威烈王二十二年）；14. 清蒋良骐、王先谦等《十一朝东华录》，（清太祖天命元年至清穆宗同治十三年）。第八章 纪事本末体史书1. 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取材于《资治通鉴》）；2. 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取材于《左传》，扩充南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3. 清李铭汉《续通鉴纪事本末》，（两宋）；4. 明陈邦瞻等《宋史纪事本末》；5.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6. 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7. 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8. 明陈邦瞻等《元史纪事本末》；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10. 近代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11. 清马骕《绎史》，（上古至秦末）；12. 清同治年间江西书局本《纪事本末五种》。第三编 目录学第九章 常用综合性目录第一节 史志书目清道光五年（1825），日本人汇刻《八史经籍志》。第二节 私人藏书目1.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全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2.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第三节 四库总目及其相关书目1. 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 清阮元等《四库未收书提要》；3.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近人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4. 清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5.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6. 张之洞、缪荃孙《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7. 近人孙殿起《贩书偶记》。第十章 专科目录第一节 诗文别集目录1. 明张溥著，今人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2. 万曼《唐集续录》；3. 近人陈乃乾《清代文集经眼目录》；4.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二节 戏曲曲艺目录1. 元钟嗣成《录鬼簿》，（外四种）；2. 近人董康等《曲海总目提要》，北婴《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第四编 古代汉语第十一章 语文辞书第一节 《尔雅》、《说文》、《广韵》及有关辞书1. 汉初学者《尔雅》，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2.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书；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 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5. 北宋陈彭年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6. 北宋丁度等《集韵》。第二节 常用字典1. 清张玉书等《康熙字典》；2. 清阮元《经籍籑诂》。第三节 文言虚词词典1. 清刘淇《助字辨略》；2. 清王引之著、孙世经补《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吴昌莹《经词衍释》；第四节 古代方言俗语词典1. 西汉杨雄《方言》，吴晓铃《方言校笺及通检》；2. 清翟灏《通俗编》；3. 清钱大昕等《恒言录》、《恒言广证》；4. 清钱大昕等《迩言等五种》。第十二章 与古汉语有关的书目和论文索引1. 清谢启昆《小学考》，近人罗福颐《小学考补目》；2. 清末黎经诰《许学考》。第五编 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第十三章1. 清冯云鹏等《金石索》；2. 清王昶《金石萃编》；3. 清孙星衍等《寰宇访碑录》；4.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第六编 科技史料与古文教学第十四章1. 清戴震《考工记图》；2. 北宋李诫《营造法式》；3.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4.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6. 乾隆年间官修《授时通考》；7.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8. 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康熙年间《广群芳谱》；9.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10. 清阮元《畴人传》，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第七编 诸子集成第十五章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2. 清焦循《孟子正义》；3. 民国王先谦《荀子集解》；4. 周李耳撰、晋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道德经》；5. 清魏源《老子本义》；6. 民国王先谦《庄子集解》；7.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8.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列子》；9.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10. 清戴望《晏子春秋校注》；11. 秦商鞅《管子校正》；12. 清严可均校《商君书》；13. 周慎到撰、清钱熙祚校并辑逸文《慎子》；14. 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15. 周孙武撰《孙子十家注》；16. 周吴起撰、清孙星衍校《吴子》；17. 周尹文撰、清钱熙祚校《尹文子》；18. 秦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19. 汉陆贾撰《新语》；20. 汉刘安撰、高诱注、清庄逵吉校《淮南子》；21. 汉桓宽撰《盐铁论》；22. 汉扬雄撰、晋李轨注《扬子法言》；23. 汉王充撰《论衡》；24.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潜夫论》；25. 汉荀悦《申鉴》；26. 晋葛洪《抱朴子》；27.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28. 北宋颜之推撰《颜氏家训》。第八编 常用类书第十六章1. 隋唐间虞世南《北堂书钞》；2.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3. 唐徐坚等《初学记》；4. 唐白居易《唐宋白孔六帖》，宋孔传续；5.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6. 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7. 宋王应麟《玉海》；8.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9. 明俞安期《唐娄函》；10. 清张英等《渊鉴类函》，扩充《唐娄函》；11. 清张廷玉《子史英华》；12. 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第三部分 现代文献举要第九编 现当代“经史子集”研究第十七章 集部研究第一节 《楚辞》1.《离骚全图》，1935年商务印书馆；2.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3.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4.沈祖锦《屈原赋正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5.刘永济《屈赋通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6.朱秀海《楚辞解故》，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7.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8.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9.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10.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1.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2.蒋天枢《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王力《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陆侃如等《楚辞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15.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6.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7.文怀沙《屈原离骚（九歌•九章）今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8.《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节 诗文集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2. 傅璇琮、孙钦善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3.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 近代陈衍《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5.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文》，巴蜀书社1988年版；6.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4年版；7. 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清文汇》，上海国学扶轮社1909年石印；8. 张璋《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9. 唐圭璋《全宋词》，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10.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11. 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12. 程千帆、严迪昌等《全清词》，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三节 戏曲小说集1. 隋树森《全元散曲》，陈加《全元散曲补遗》；2. 卢前《饮虹簃所刻曲》；3. 任讷《散曲丛刊》；4. 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5.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沈》；6. 函芬楼《孤本元明杂剧》，亦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7. 郑振铎《清人杂剧》；8. 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9. 傅惜华、杜颖陶《水浒戏曲集》；10. 阿英《红楼梦戏曲集》；11. 顾肇仓《元人杂剧选》；12. 周贻白《明人杂剧选》；13. 赵景深、胡忌《明清传奇选》；14. 吴晓铃《关汉卿戏曲集》；15. 吴晓铃《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1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关汉卿戏曲选》；17.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汤显祖集》；18. 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19. 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20. 吴曾祺《旧小说》，（汉代至清代）；21. 鲁迅《古小说钩沉》，（先秦至隋）；22. 汪辟疆《唐人小说》；23.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24.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25. 傅惜华《宋元话本集》；26. 吴晓铃等《话本选》；27. 胡士莹《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28.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代白话小说集》。第四节 文学评论集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 简夷之等《中国近代文论选》；3.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5. 林纾《春觉斋论文》；6. 罗根泽《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7. 罗根泽《两宋诗话辑校叙录》；8.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9. 郭绍虞《宋诗话考》；10. 刘师培《论文杂记》；11.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代文艺理论史编写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12. 唐圭璋《词话丛编》；13. 唐圭璋《宋词纪事》；14. 上海六艺书局《增补曲苑》；15. 中华书局《新曲苑》；16.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十八章 史部研究1. 王伯祥《史记选》；2. 王利器等《史记选注》；3. 顾廷龙、王煦华《汉书选》，冉昭德、陈直等《汉书选》；4. 束世澄《后汉书选》；5. 缪钺《三国志选》；6. 韩席等《左传分国集注》；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附《春秋左传注附图》，沈玉成《左传译文》；8. 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9. 朱东润《左传选》；徐中舒《左传选》；1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11. 瞿蜕园《通鉴选》；12. 王仲荦《资治通鉴选》；13. 广雅书局《纪事本末汇刻；14. 上海文盛书局《历朝纪事本末》。第十九章 子部研究1. 马叙伦《老子校诂》；2. 高亨《老子正诂》；3. 朱谦之《老子校释》；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5. 刘武《庄子集释内篇补正》；6. 杨伯峻《列子集释》；7. 高亨《墨子校诠》；8. 谭介甫《墨辩发微》；9. 岑仲勉《墨子诚守各篇简注》；10. 马非伯《管子轻重篇新诠》；11. 黎翔凤《管子校注》；12.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13. 谭介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14. 杨宽、沈廷国《吕氏春秋集释》；15. 王利器《新语校注》；1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17. 何宁《淮南子集释》；1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19. 汪荣宝《法言义疏》；20. 黄晖《论衡校释》；2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释》；2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二十章 经学研究第一节 《诗经》1. 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2. 闻一多《诗选与校笺》；3. 余冠英《诗经选》；4. 余冠英译《诗经选译》；5. 李长之选译《诗经试译》；6. 陈子展选译《国风选译》，《雅颂选译》；7. 金启华译《国风今译》；8. 高亨注《诗经今注》；9. 张西堂注《诗经六论》；10. 孙作云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1. 朱东润著《诗三百篇探故》；12. 王力著《诗经韵读》；13. 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第二节 其他经书索引1. 燕大引得特刊《周易引得》；2. 顾颉刚《尚书通检》；3. 燕大引得《礼记引得》；4. 燕大引得特刊《春秋经传引得》；5. 燕大引得特刊《论语引得》；6. 陈立夫《四书章句速检》；7. 叶圣陶《十三经索引》。第十编 常用丛书第二十一章1. 张元济编辑《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商务印书馆1919—1936年影印；2.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20—1936年陆续编辑排印；3.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陆续印出；4. 《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版；5. 《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上海图书馆1979—1982年编辑出版；6. 《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29—1937年版。第十一编 期刊第二十二章 中文旧期刊1.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2. 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4. 三联书店《东方杂志总目》、《国闻周报总目》、《新中华总目》。第二十三章 外文新书通报1.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外文新书通报》；3. 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外文新书联合目录》；4. 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南京地区外文新书联合目录》；5. 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研究中国问题数目索引》；第二十四章 情报刊物1.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2.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动态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3.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科参考资料编辑部《国外社会科学参考资料》；4.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5. 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文摘编辑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6.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动态组《文学研究动态》；7. 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国外书讯编辑组《国外书讯》；8. 冯蒸《近三十年“中国学”工具书简介》；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 【作者】 宋镇豪; 【文献出处】 南方文物 , RELICS FORM SOUTH, 编辑部邮箱 1994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中文关键词】 郑州商城; 政治疆域; 四土; 商王朝; 甲骨文; 商文化; 安阳殷墟; 偃师商城; 王畿; 【摘要】 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宋镇豪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初，自成汤革夏命，在冀、豫、鲁之间建立商王朝，先后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直至帝辛灭于周，王覆没。历代商王的经营，其政治疆域概念已牢牢确立，用商人的语言说，即恒以＂商＂或＂商邑＂，与... 【分类号】 K871 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 【作者】 卢连成;【文献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 , 编辑部邮箱 1994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夏家店; 寺洼文化; 先周文化; 中原地区; 商文化; 青铜文化; 商王室; 辛店文化; 下层文化;【摘要】 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是通过四个层次来体现的，由里及表，它们依次分为：1．商文化中心区；2．商文化亚区；3．商文化附庸区；4．商文化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这种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犹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分类号】 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一） 【作者】 寇俊敏;【文献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1996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 论文索引;【摘要】 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一）一．综论：中国近年“瓯脱”研究综述杨茂盛郭红卫《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六朝疆域与行政区研究史料评说胡阿祥《历史地理》1995年第十二辑18世纪中美边疆问题比较研究成崇德《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从古长...【分类号】 K29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二） 【作者】 寇俊敏;【文献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1996年 02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中文关键词】 中国边疆; 论文索引; 边疆史地研究;【摘要】 1995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索引（二）一．综论：“国土”和“领土”有别田玉《杨子晚报》1995年11月16日中国的跨界民族王炜荐《民族团结》1995年第5期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葛剑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夏季...【分类号】 K29
黛玉冰雪聪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弱西子胜三分”。[]这是宝黛初见时留给众人的印象，足见黛玉的七窍玲珑心。黛玉的判词中也写道：“堪怜咏絮才”[]，将黛玉的才情和谢道韫作比较。《红楼梦》中人物的判词是对人物命运的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判词展开的。总的来说，《红楼梦》中黛玉的“智”集中体现在她的才情上，才情是林黛玉的重要组成部分。黛玉饱读诗书，文笔上佳，她将自己的忧伤、哀愁全部寄托在文字上，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全书有关林黛玉写的完整诗词共二十二首，酒令三首，及一些联句，占《红楼梦》诗词总数约十分之一[]。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黛玉饱读诗书，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就将黛玉的房间误认为某位哥儿的房间。黛玉不仅爱诗，而且会做诗，在香菱学诗时就可以看出，黛玉做诗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大观园的诗社活动、元春省亲、凹晶馆联句等等，都表现了她杰出的诗情。
封建的牺牲品 晴雯 不可否认，颦儿才是女一号，无论宝钗的地位怎么怎么重，颦儿才是宝玉的另一半，但是晴雯，同样是宝玉身边非常重要的任务，不隐瞒的说，我对晴雯有偏爱，因为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直率，因为她的可爱，因为她的倔强，因为她的不容污浊，因为她的洁身自好，更因为她那个悲惨的结局。同样，雪芹先生也是偏爱晴雯的，她让晴雯在贾府最鼎盛的时候死去，而不用遭受贾府落魄后的种种不幸，晴雯，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物。 雪芹先生给晴雯的判词中写道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雪芹先生的判词将晴雯的各方面特点都写在了其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这句是说晴雯这样的人十分难得，因此也难以为污浊的社会所容纳，第一句就直接指出晴雯的结局是悲惨的。晴雯的优点有很多 首先，晴雯的漂亮是公认的，连王夫人都觉得“颇有点你林妹妹的样子”，而记得是脂评中也有“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的评注（忘记是书中还是脂评中了）。晴雯的可爱，晴雯是个不到20的小姑娘，自然有她的淘气，很多地方都显现了晴雯的可爱，难道在你看到晴雯撕扇子那回合，你不觉得晴雯是个可爱淘气的小姑娘么？晴雯的直率，不容污浊。在发现那个小丫鬟偷东西后，不顾自己病着，直接要把那丫鬟赶出去，晴雯的洁身自好，晴雯不象袭人，麝月那样找机会和宝玉亲近，不愿意被污浊的社会所玷污。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俩句中写到，晴雯从来不肯低三下四的讨好主人，尽管她是下人的下人，是奴才的奴才，是贾府奴才赖大家的买来的当奴才，送给贾母的。后俩句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就是说明晴雯的悲惨结局，就是因为她太优秀，太漂亮，也从侧面体现出晴雯的优秀。 晴雯的优秀，也一直被宝玉所欣赏，宝玉在所有的丫鬟里，也是和晴雯最贴心，袭人是个好丫鬟，是的只是个好丫鬟，可能也是个好的妾，但是宝玉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宝玉需要个交心的人，能和颦儿传达感情的人，这样，袭人就不可能胜任了，而晴雯就是最佳人选，还记得宝玉挨打，是谁替宝玉给颦儿送帕子了么？是的，是晴雯，而且是宝玉故意支开袭人后，叫晴雯送的帕子，还记得是谁一次次跑到萧湘馆传宝玉的话么，是的，还是晴雯。是谁让宝玉想了半天办法，哄她开心不生气？更是晴雯，在宝玉眼里，晴雯不是丫鬟，是朋友，更是颦儿的影子。这么漂亮，开朗，活泼，可爱的晴雯，宝玉能不喜欢么？你能不喜欢么？ 但是，晴雯的这个性格和当时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况且因为颦儿的结局是悲惨的，做为“晴有林风”的晴雯，结局自然也是悲惨的，由于晴雯的不容污浊，又不向主子谄媚，她得罪的人也颇多，更因为她的漂亮，使王夫人眼里不能容下她，晴雯就在大病的时候被赶出了贾府，从而送了命。其实我真的不想看到晴雯的死，但是命运安排，在那个社会，晴雯必然不会活的很长久，因为那个社会是不能容纳芙蓉一样纯洁的晴雯的。不过换个角度，晴雯也是幸运的，被送到贾母这，得到贾母的喜爱，服侍宝玉，又被宝玉当做亲信。晴雯得以生存那么长时间，试想下，如果在赖大家，晴雯估计早被卖掉，或者打死了。还有，能在贾府轰然倒塌前死去，也是幸运的，雪芹先生不愿意看到这么纯洁的晴雯遭受贾府倒塌时的浩劫，安排她提早的离开了这个污浊的社会。 因为她的美丽。因为她的直率，因为她的可爱，因为她的倔强，因为她的一切都那么的纯洁，不愿意沾染一点污浊。她是红楼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有了她 宝玉和颦儿的爱情可以走的更远。因为这些，我喜欢晴雯
贾宝玉性格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分析摘要:通过对《红楼梦》中贾宝玉性格的三个方面———对待女性的基本态度、对待“男性”和“女性”的两性观点以及对“情”的体验和感悟———层层深入的性格层面的分析,揭示了《红楼梦》中所蕴涵的反对封建父权制文化的女性主义意识。关键词:《红楼梦》;贾宝玉;性格特征;女性主义;父权制始于18世纪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到20世纪下半叶,已占据西方文学的重要地位,它要力图改变女性长期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煎熬、文化上受社会歧视、思想感情上受压抑的状态,为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争取权利、地位和实惠。其批评因而也就肩负着解放女性、思考女性前途和命运的使命,进行从女性角度或对妇女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探索的批评活动。[1]在中国,早在小说《红楼梦》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女性主义思想的表达。虽然,曹雪芹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称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其名著《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却是一个不可置辩的事实,在曹雪芹倾尽心力刻画的贾宝玉这一形象中,这种初期的女性主义意识表达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和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这里只想就曹雪芹对书中主人公贾宝玉性格的描写刻画,分析一下《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1贾宝玉对待女性的基本态度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是在最底层。“三从四德”使得女性始终从属于男性。政权、族权、神权、父权等一切都是压抑和拘束女性的手段。父权制文化有一种强制性,迫使女性处于生活的底层。社会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2]可是《红楼梦》里却反对以男性价值标准为代表的男尊女卑思想,而追求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而集中表达这种思想的,正是贵族公子贾宝玉。在《红楼梦》中,所有青春美丽的女性,不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侍妾丫鬟,在封建父权制社会中,都无法逃脱悲剧性的命运。“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每个人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是休戚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人出生开始,他的命运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决定了。于是,在《红楼梦》中,就有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所看到的“薄命司”,大观园中的女子都在“薄命司”中,也就是说,这些青春美丽的女性,从生来就是薄命的。曹雪芹只不过是以一种神话色彩掩饰了他所想表达的真正意图:其实,他想说的是,在封建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中,身为女儿身,就一定会受到这种文化的摧残和折磨,注定了作为女性的悲惨命运。难能可贵的是,贾宝玉作为这种封建社会父权制文化中的优势身份———男性,而且还是一位身世显赫的贵族公子,竟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文化的残酷和落后,追求一种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在《红楼梦》中,他自始至终是一个见证人,见证着他身边的这些美好可爱的女性被摧毁的过程,见证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大背景。在他的身边,他看到了“金闺花柳质”的迎春被凶残如“中山狼”一般的丈夫虐待致死的悲剧;看到了“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被迫远嫁的命运;看到了作为“绣户侯门女”的惜春相伴青灯古佛的结局……这些贵族小姐是这样的命运,而丫鬟们的命运更为悲惨:风流灵巧的晴雯含冤病逝;活泼天真的金钏悲愤投井;刚烈倔强的司棋撞墙而亡;温柔隐忍的香菱被欺凌至死……每一个原本鲜活美丽的生命,在封建父权制文化中,就这样被剥夺了生活的自由以及生存的权利。对于她们,身为贵族公子的贾宝玉充满人性的关怀、体贴和同情。在书中,对于贾宝玉的这种性格特征,比较经典的描写有下面几个例子:一是第四十四回的“喜出望外平儿理妆”,这回中写到平儿在凤姐、贾琏那里受了气,被劝到怡红院来,宝玉亲自为她拈取玉簪花棒等化妆品,剪鲜花为她簪在鬓上,又为她熨衣、洗帕等。接着写到他的心理活动:他想到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想到平儿并无父母兄弟,独自一人,侍奉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她竟能周全妥帖,也真不容易,想到这里,不觉潸然泪下,趁别人不注意,他索性尽力落了几点痛泪。[3]545-547这样的行为和所思所想,是多么的纯洁
夏金桂连王熙凤的脚指头都比不上……看两人分别对二姐和香菱的手段就能看出来。王熙凤可是做的让大家都以为她是好人，夏金桂就差远了，就一泼妇
【思路提示】 压力和动力是并存的。 压力有时候可以转化成动力。 压力越大，动力越大 过大的压力不仅不能转化成动力，还可能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名言】 有压力才有动力。--谚语 没有高压，石油不会自己冒出来，压力会成为动力。--胡辛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乱飘飘。--王进喜 【经典素材】 压力跟动力成正比（猎狗和兔子） 一条猎狗将兔子赶出了窝，一直追赶它，追了很久仍没有捉到 羊看到此情景，讥笑猎狗说：“你们两个之间，个子小的反而跑得快得多。” 猎狗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跑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仅仅为了一顿饭，他却是为了性命！” 压力让生命更强健（羚羊的兴衰） 一位动物学家对生活在非洲大草原奥兰治河两岸的羚羊群进行过研究，他发现东岸羚羊群的繁殖能力比西岸的强，奔跑速度也不一样，每分钟要比西岸的快13米。 以这些差别，这位动物学家曾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些羚羊的生存环境和属类都是相同的，饲料来源也一样，全以一种叫莺萝的牧草为主。 有一年，他在动物保护协会的协助下，在东西两岸各捉了10只羚羊，把它们送往对岸。结果，运到西岸的10只一年后繁殖到14只，运到东岸的10只剩下3只，那7只全被狼吃了。 这位动物学家终于明白了，东岸的羚羊之所以强健，是因为在它们附近生活着一个狼群，西岸的羚羊之所以弱小，正是因为缺少这么一群天敌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最先灭绝；有天敌的动物则会逐步繁衍壮大。 压力可以激发生命活力（美洲虎的生活） 美洲虎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世界上仅存17只，其中有一只生活在秘鲁的国家动物园。 为保护这只虎，秘鲁人从大自然里单独圈出1500英亩的山地修了虎园，让它自由生活。参观过虎园的人都说，这儿真是虎的天堂，里面有山有水，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溪水潺潺，还有成群结队的牛、羊、兔供老虎享用。奇怪的是，没有人见这只老虎捕捉过猎物（它只吃管理员送来的肉食），也没见它威风凛凛从山上冲下来。它常躺在装有空调的虎房，吃了睡，睡了吃。 一天，一位来此参观的市民说，它怎么能不懒洋洋？虎是林中，你们放一群只吃草的小动物，能提起它的兴趣吗？这么大的虎园，不弄几只狼来，至少也得放几条豺狗吧？虎园领导听他说得有理，就捉了三只豹子投进虎园 这一招果然灵验，自从三只豹子进了虎园，美洲虎不再整天吃吃睡睡，而日渐精神抖擞起来，天敌竟可以激起生物生活的信心！ 努力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坚强的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从此眼睛看不见，并且又聋又哑了。由于这个原因，海伦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她家里人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替她请来一位很有耐心的家庭教师苏丽文小姐。海伦在她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渐改变了。她利用仅有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认识四周的环境，努力充实自己，后来更进一步学习写写作。几年以后，当她的第一本着作《我的一生》出版时，立即轰动了全美国 在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文中，更是表达出了她的坚强、乐观和向上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该归功于她对生活的认识。 当把失明仅仅当作一项压力的时候，她痛苦惆怅，所以她不能真正面对生活；当她把压力化作动力的时候，生活就选择了她 【故事与随想】 压力是生活的动力（狮子和羚羊） 每天，当太阳升起来时，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就开始奔跑了。 狮子妈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你要是跑不过最慢的羚羊，你就会活活饿死。” 在另外一个场地上，羚羊妈妈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如果你不能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还要快，那你就肯定会被它们吃掉。” 生活需要压力（暴风雨中的轮船） 一艘货轮卸货后返航，在浩瀚的大海上，突然遭遇巨大风暴。 惊慌失措的水手们，急得团团转。 老船长果断下令：“打开所有货仓，立刻往里面灌水。” 水手们担忧：“险上加险，不是自找死路吗？” 船长镇定地说：“大家见过根深干粗的树被暴风刮倒过吗？被刮倒的是没有根基的小树。” 水手们半信半疑地照着做了。虽然暴风巨浪依旧那么猛烈，但随着货仓里的水越来越满，货轮渐渐地平稳了 船长告诉那些松了一口气的水手：“一只空木桶，是很容易被风打翻的，如果装满水负重了，风是吹不倒的。在船上负重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空船时，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只在生活的海洋中航行的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就是我们的负担，这些压力虽然有时会令我们疲累、烦躁，但它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前进的动力，若没有这些压力，我们就很容易被生活的波浪打翻 迎接新世纪压力的挑战（21世纪的压力） 21世纪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纪。和平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激烈的竞争好比残酷的战争，淘汰一批又一批高分低能的人，这就昭示我们必须具有非凡的素质，具有各种能力，然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使我感到压力重重。 21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我曾暗暗地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为什么他们把我推到世纪之交的舞台上，接受知识的考验。知识的地位日趋重要，没有知识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立足。祖国的建设需要人才。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我害怕自己成为一名落伍者，我深感压力重重 21世纪是“减负”的世纪。我的愿望是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祖国建设培养和输送高质量的人才，然而在新世纪里，“减负”作为教学改革的内容，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新的教学方法和创新能力，培养出懂知识有能力的新型人才。这一切告诉我：为了我的愿望能成为现实，必须变压力为动力，发奋学习，努力拼搏，去迎接新千年的挑战 压力和动力要适当结合（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孩子） 当父母认为拿别人孩子的优点刺激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时，请别忘记自己的孩子也有优点，他并不是一无是处，他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差。在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优点进行一点儿夸大时，孩子就会更努力地像父母说的那样去做。如果孩子信心不足，请尝试着这样做：让他找到自己信心的所在。如果孩子倔强顽固，那么父母完全可以说：“你根本做不到。”当孩子听到后，他的倔强会占据他的理智与惰性，他会证明给父母，他会做得到，为的只是父母的那句善意的谎言：“你根本做不到。” 这些完全是正确的。如果力即是动力，动力即是压力。如果你把两者适当地结合，没什么事不能成功！父母感觉不错，那就尝试一下吧 爱的压力（玲玲的转变） 玲玲的学习会下滑，每天晚上都陪她学习到很晚，周末不仅停了她喜欢的舞蹈课和书法课，还请家教来家里辅导功课。玲玲经常感觉很疲倦，脑子浑沌一片，尽管她很努力，可成绩还是慢慢地往下滑。父母焦急又心痛，玲玲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真如人们说的那样，女孩子越长大，智力越下降呢？看着爸爸妈妈那殷切的眼神和他们为自己付出的一切，玲玲觉得都快要崩溃了 父母的爱本来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但当爱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就会成为前进的包袱。
1、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是即将绽放的鲜花，我们学习了廉洁文化，懂得谦让、懂的勤奋、懂的坚强不屈、不贪赃、讲道德、不打架斗殴、不相互欺，就是为祖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也许，也许你是一颗无人问津的小草，是一匹没有精美花纹的布料，是一张平凡普通的白纸，是人生长河中的匆匆过客……不会吸引别人的惊讶与赞叹的目光，但你也应伸出双手为自己鼓掌！
3、当前的改革开放，也像摘带刺的玫瑰花一样。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进入我们的国家，西方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像毒刺一样危害我们。我们不能像小姑娘那样，因为有刺就放弃采摘鲜花。我们应不怕困难，吸取先进的东西，抵制落后的东西，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4、廉洁思想是国家下一代建设者的立身之本，中华民族兴国安邦之源。廉洁思想受教育者是青少年，是成长中的新一代，担负着民族振兴的重任。廉洁文化进校园，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重任。廉洁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体系，和思想道德教育，将我们这一带青少年带入时代的高峰。
5、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汉字，它使中华民族没有向日寇投降；使中国这个巨人得依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现在觉得英语很难学；可是我们是否想过中国的汉字才是最难学的。英语只是一些简单的语法、音标；中国汉字一个字就代表很多意思，一个字在不同环境、不同词语、句子……表达的意思都截然不同。比如“人”这个字就表达了好多意思（好人、坏人……）。
6、梦想是我抵御诱惑的有力盾牌。早晨被窝是诱惑；上课捣蛋鬼是诱惑；中午篮球足球是诱惑；放学后电视，电脑是诱惑；晚上被窝又成了诱惑。我有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抵御这世界种种诱惑的盾牌。我们要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许多人都满足现状，说理想已经实现，则他们是没有理想的。诗曰：“学海无涯苦作舟。”学无止境，需寻思如何攀登更高的高峰，正可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
7、摘花如此，干事业何尝不如此？它需要艰辛的劳动和痛苦的代价。因为在通向成功的路上铺满了荆棘。有的人被重重困难唬住，面对成功望而却步。这种人一生只能平淡而过，庸庸碌碌。而另一种人，他们和那个小姑娘一样，为成功做出了努力，但也因被刺破手指终于没有成功。还有一种人，他们忍受着被刺的痛苦，在困难中艰苦地前进。诺贝尔为了发明炸药，做了一次次的实验，从不害怕失败，最后，他鲜血淋漓地从炸得粉碎的实验室里跳出来，狂吼着“我成功了！”他终于摘到了那带刺的玫瑰。成功属于有志者！
8、梦想是动力，梦想是克服苦难的法宝。学习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科的难题，这时有许多学生会厌烦，而去其他同学那里抄抄答案完事。实际上，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遇到难题时，我们应先独立思考，然后再看书本，实在不会做时再请教老师，直至把题搞懂。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应该实事求是，才能脚踏实地学习。不会写的作文，背不出的古诗文，当我一想到我的梦想时，努力思考与背诵，困难们就是缴械投降。古人云：“为则易，不为则不易，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我们发扬这样的精神，学习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
9、快乐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诠释。在学者眼中，学问就是快乐；在科学家眼中，科研成果就是快乐；在作家眼中，写出受欢迎的作品就是快乐；在贪官眼中，金钱就是快乐；在学生眼中，考出高分就是快乐……
10、也许你是一块耸立山间，终日承受日晒风吹的顽石，凹凸不平的外表平淡无奇而又丑陋不堪，在沧桑变迁中，你被长久的遗忘在这深山；但你同样应该为自己而自豪，因为长久的屹立不倒，便是你永恒的骄傲，你应该为自己鼓掌。
11、真正的快乐是正视人生的坚定的成熟，是从容踏过坎坷后的微笑，是绞尽脑汁做出一道奥数题后的快乐是无处不在的。和好朋友在一个和风日丽的日子里去郊外踏青，我快乐；与对手因为一道题而在唇枪舌战，我快乐；在一个朦胧薄雾的早晨披着晨曦漫步于校园，我快乐；约上一个好朋友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我快乐；当月光透过玻璃带来柔和的光圈，星星眨巴着眼睛听我诉说心事时，我快乐……
12、奥斯特洛夫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到岛屿与暗礁，就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我们只有迎击风险，驾驭风险，才能通过勇敢的驰骋为获取成功的果实而登上希望的绝顶。
13、作为学生的我们，虽然还没到尽赡养老人义务的年龄，但为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也是义不容辞的，为老人洗一次脚、捶一次背、梳一次头、买一次菜、做一顿饭……也许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情，不过不管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用心去做，相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定会眉开眼笑的。
14、也许你是一朵低矮屋檐下的无名小花，娇小的花瓣，瘦削的茎叶，没有蜂蝶的殷勤，没有鸟的歌唱，在旱季初至的时刻，你微小的生命也将随之逝去，但你仍要为自己喝彩，真实而勇敢地生活，活出真正的自我，这便是你引以自豪的资本，你同样应该为自己鼓掌。
15、生活中处处有掌声，掌声是对人的一种激励是一种真挚热情的鼓励。每一次掌声的响起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掌声是给人的巨大源泉，让绝望的人见到希望的曙光。所以，请给别人一次掌声吧！
16、世界是一个绚丽的舞台，每个人都演绎着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并不是很精彩，你也不是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尽相同的故事，也许你的故事很不起眼，尽管你演绎的人生不是灿烂夺目的，但请记得为自己鼓掌。成功不是偶然，失败更不是终结，请为自己鼓掌，为自己的勇气、梦想、执着留下掌声，为演绎更美好的明天留下掌声。主角，但请记得为自己鼓掌。
17、也许你是一只燃烧失败，一出世就遭人冷落的瓷器，没有凝脂样的釉色，没有细腻精致的花纹；可当你摒弃了杂质，由一堆不起眼的泥胚变成有形的器物时，你的生命已在烈火与高温中变得灼人而亮丽，你应该为此而欣慰，你应该为自己鼓掌。
18、梦想是我继续前进的源动力。我能战胜困难——我在进步；我能抵御诱惑——我在进步。过去的我，总爱往下比，说：“比我差的人多着呢！”而现在，我总往上比，说：“比我好的人还多，我要比他们更好！”当然，我也要和自己比，超越自我，树立自己的自信心。我是精致的一环，我不能推卸我应有的责任和神圣的允诺。现在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我，要意识到我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9、廉洁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校园不充满廉洁文化的芳芬，那么我们的校园就会被那些办事不公道、贪污、不讲道德、打架斗殴、相互欺诈等歪风邪气所占领。那时我们就不能健康成长，学校就不能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要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言必行，行必果”等名言警句来与学生进行心灵的碰撞。
20、从古到今，中国古代有许多尊老敬老的故事，如子路负米孝双亲、岳飞敬师孝母、邓小平几十年如一日赡养父母……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而我们的同龄人黄香更是对父母孝敬有加，他九岁时，已经懂得了孝敬父母的道理，每当炎炎夏日来临之时，他就给父母的蚊帐扇风，让枕头和席子更加凉快清爽，把苍蝇和蚊子扇走，让父母安心入睡；到了寒冷的冬天，黄香就用自己的体温将父母的床焐热，让父母睡得舒服。后来他的事迹流传了京城，号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1)引言
雅趣在某个侧面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品质素养。
人们应该远离不良嗜好和低级趣味，培养高雅的情趣和爱好。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社会。
(2)事实论据
冰心爱玫瑰花
中国现代女作家谢冰心喜爱玫瑰花。20年代，她在自家惊天动地前种了许多德国白玫瑰，花开得很大，花期长，从3月开到9月，家中花瓶中常供养鲜玫瑰，还用来馈赠亲友。
解放后，她从国外回来，因居住在楼上，没有地种玫瑰。恰巧，楼下两个年轻人，都是玫瑰的爱好者，在花圃里种了各种玫瑰。他们知道冰心老人爱玫瑰，每天清晨都要送上一把带露水的鲜玫瑰。两人轮流送，从春天开放的第一枝一直到秋天最后一枝，即使她住院时也不例外。这是冰心每天的第一桩大快事。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每天早起，我还在梳洗的时候，只要听到轻轻地叩门声，我的喜悦就像泉水似地涌溢出来……”
冰心喜爱玫瑰花还是在童年读《红楼梦》时播下的种子。该书中描述小厮兴儿形容探春的传神句子：“三姑娘的混名叫‘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从此，她就爱上这种艳丽而有风骨的花。
郑振铎酷爱藏书
卷振铎，笔名西谛，作家、学者和文学史家。酷爱藏书，家中藏书十分丰富。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卷振铎寄存于虹口开明书店100多箱古书，被战火烧光，他痛惜不已。上海沦为孤岛时，他仍然大量买书。当他看到中国书店要把大批古书卖给造纸厂，于是把全家十口人买口粮的6千元钱拿出来，买下七百多种古书。1958年卷振铎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他的失人一次向国家捐献郑的藏书就达十余万册。
钟情于书不爱钱
我国当代作家，学者钱钟书和夫人杨绛爱书如命，淡泊名利。*期间，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住草棚生活艰苦，他俩并不在意，最使他难受的就是没有收读。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感慨地写道：“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子昌。”国外出版商给他们稿酬，老俩口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一大串书单子，要求对方以实物支付。
对身外之一物，他们看得极淡泊，美国有关方面以授于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和优厚酬金为条件激他们去讲学，被拒绝了。法国政府要授予钱钟书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也被他坚辞了。《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他稿酬，钱钟书执意不收。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入第一批36人之中，他婉言谢绝了。有人告诉他，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钟书莞尔一笔：“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3)理论论据
趣味是的道德修养。……只要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英]罗斯金《野橄榄花冠》
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避免烦恼和脑力的过度紧张，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嗜好。[英]丘吉尔《我与绘画的缘分》
高尚的审美趣味是不能像衣裤那样现成买到的。[英]吉尔伯特《耐心》
一件业已清楚的事便不再会令我们感兴趣。[德]尼采《在善恶之彼岸》
光着脚板在荆棘上跳舞的人算得上爱跳舞到了家。[美]富勒《至理名言》
人们放弃他的利益比放弃他的趣味更容易。[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好的趣味更多地来自判断力而非来自理性。[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改变癖性十分罕见，相反，改变趣味却屡见不鲜。[法]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他在家乡湖南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他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这副对子表现了自己的晚节。
分析：为了事业与理想，为了保持自己的气节与情操，有多少像王夫之这样的人啊！他们的高风亮节将光耀千古。
【话题】“气节与情操”“高贵与低贱”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屈原投江究竟值不值得?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何谓这“死得其所，死得值”正如著名社会活动家，共产主义领袖季米特洛夫所说：“在死后不活在人们心里的人，等于没有活过。”当祖国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为祖国而死，这样的死是伟大的。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叶挺渴望血与火燃烧出生命光彩；狼牙山五壮士浩然长啸永远激荡人心。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 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从古人关于 " 南派 " 、 " 北派 " 、 " 碑派 " 、 " 帖派 " 的划分及其艺术特色的评价中 , 也可以看出古代书法美学对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审美特征的认识。尽管这种划分有时并不十分科学 , 但从其总体风貌上来把握 , 可以把南书、北书、帖派、碑派作为这两种美的形态的不同代表。相对说来 , 南派重优美 , 北派尚壮美 ," 北书以骨胜 , 南书以韵胜 "," 南书温雅 , 北书雄健 "( 刘熙载《艺概》 ), 南书婉丽清媚 , 富有逸气 , 北书雄奇峻健 , 更具豪气。重帖者 , 偏于阴柔之美 , 尚碑者 , 侧重阳刚之美。这与南派、北派书风也有密切关系。南书重帖 , 北书重碑。 " 南派乃江左风流 , 疏放妍妙 , 宜于启牍 : 北派则中原古法 , 厚重端严 , 宜于碑榜 "( 钱泳《书学》 ) 。帖宜于行草 , 以流美为能 , 碑宜于楷隶 , 以方严为尚 ," 短笺长卷 , 意态挥洒 , 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 , 法书深刻 , 则碑据其胜 "( 阮元《北碑南帖论》 ) 。北碑书法具有 " 魄力雄强 " 、 " 气象浑穆 " 、 " 笔法跳越 " 、 " 点画峻厚 " 、 " 意态奇逸 " 、 " 精神飞动 " 、 " 骨法洞达 " 等壮美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 , 中国古代书法优美、壮美理想的发展演变 , 也正在重帖、重碑的不同倾向中进行。唐重碑 , 以壮美胜 , 宋、元、明重帖 , 以优美胜。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虽然在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形态上有不同侧重 , 但并不偏废哪一方。它强调二者的素朴结合、辩证统一 , 反对纯刚纯柔、偏执一方 , 倡导 " 刚柔相济 " 、 " 骨肉相称 " 的 " 中和 " 之致。它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 ", 只有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才行。从 " 刚 " 与 " 柔 " 来说 ," 直则刚 , 曲则柔 , 折则刚 , 转则柔 , 轻重捺笔则刚 , 首尾匀袅则柔 ," 二者结合，" 刚柔相济乃得佳 "( 《明赵宧光论书》 ) 。从 " 阴 " 与 " 阳 " 来看 ," 沈着屈郁 , 阴也 , 奇拔豪达 , 阳也 ","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 。总之 ," 阴阳刚柔不可偏颇 "," 高韵深情 , 坚质浩气 , 缺一不可以为书 "( 刘熙载《艺概》 ) 。它认为偏执一方 , 便会出现弊病 , 从而降低审美价值 :" 张瑞图书得执笔法 , 用力劲键 , 然一意横撑 , 少含蓄静穆之意 , 其品不贵 "( 梁巘《评书帖》 ) 。纯刚纯柔都不可 ," 纯刚如以锥画石 , 纯柔如以泥洗泥 , 既不圆畅 , 神格亡矣 " （卢携《临池诀》）。因此要求二者结合 , 使其相辅相成 , 刚中有柔 , 柔中有刚 , 达到 " 婉而愈劲 , 通而愈节 " 、 " 飘逸愈沈着、娴娜愈刚健 " 的刚柔相济的 " 中和 " 境界。这种 " 中和 "的 " 火候 " 是较难把握的 , 往往 " 趋稳适蕴藉 , 则无气魄骨力 ; 求气魄骨力 , 则不稳适蕴藉 "( 梁巘《评书帖》 ) 。古代书家们总是不断地探讨着如何把握这种 " 中和 " 之度。古人云 :" 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 蔡邕 ), 指出了毛笔的艺术表现功能。此一 " 软 " 字 , 是刚柔相济之 " 软 " 。 " 能柔能刚之谓软 , 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 "( 刘熙载《艺概》 ) 。他们强调 " 以劲利取势 , 以虚和取韵 "(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达到 " 骨 " 、 " 力 " 、 " 势 " 与 " 韵 " 、 " 味 " 、 " 趣 " 的和谐统一。 古代书法美学的 " 中和 " 美理想 , 还突出地体现在对晋人书法 , 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方面。晋人书法表现出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刚柔相济、尽善尽美的境界 , 成为 " 中和 " 之美的典范。它如同西方古希腊的艺术 , 一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美学的发展 , 可以说是在尚晋与叛晋的矛盾冲突之中发展 , 是在不断向晋人书风回溯之中前进 , 这也即在 " 中和 " 与反中和的对立中演变。人们认为 ," 晋尚韵 "," 晋书神韵潇洒 "," 晋人书取韵 " 。这种 " 韵 ", 主要表现在一种平和自然、含蓄委婉的 " 中和 " 美的意境。古人谈到晋书 , 几乎都推崇备至 , 显露出对一种不可企及的美的向往之情。他们认为 " 晋人以风度相高 , 故其书如雅人胜士 , 潇洒蕴藉 , 折旋俯仰 , 容止姿态 , 自觉有出尘意 "( 方孝儒《逊志斋集》 ) 。在晋人书法之中 , 尤其对 " 二王 "( 又主要是大王 ) 崇拜至极 , 认为王羲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 是万世的典范 :" 逸少可谓韶 , 尽美矣 , 又尽善矣 "( 张怀瓘《书断》 )," 尽善尽美 , 其惟王逸少乎 !"( 李世民《王羲之传论》 ) 。王羲之 " 思虑通审 , 志气和平 , 不激不厉 , 而风规自远 "( 孙过庭《书谱》 ) 。这 " 志气和平，不激不厉 ", 不正是古人向往的最高的情感境界吗 ? 他们这样来描绘王字 :" 同夫披云睹目 , 芙蓉出水 "," 如阴阳四时 , 寒暑调畅 , 岩廊宏敞 , 簪裾肃穆 "," 如清风出袖 , 明月入怀 "( 李嗣真《书后品》 ), 真是美不胜收。正因为王羲之在人们心中占有如此高的美学地位 , 所以便进一步被当作衡量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如所谓 " 虞世南得右军之美而失其俊迈 "；" 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 "；" 褚遂良得右军之意而失其变化 "；" 薛稷得右军之清而失于拘窘 "；" 李邕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 "；" 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 "( 李煜 ) 。这些书家虽然都具有王羲之的某一特点 , 却都达不到王字的十全十美的艺术境界。 上面分析的 " 中和 " 美理想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主导思想。虽然在书法美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一些 " 反中和 " 的审美思潮 ( 这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提到 ), 但它们都没有象 " 中和 " 美理想那样在古代社会贯穿始终 , 没有成为主流 , 占居主导地位。 二 从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中和” 美思想的历史发展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 第一个阶段 , 从汉代到唐代 。它以 " 中和 " 美为主 , 又偏于阳刚之美 , 这是一个强调情理统一、又注重理性的阶段。其中，汉代是萌芽发端期。魏晋是发展高峰，达到刚柔相济的“中和” 美典范程度。唐代也强调一种理性的均衡适度的和谐。在这种“中和”之美的总体倾向下，它又强调“骨” 、“力” 、“势” ，追求一种雄强有力的气势。唐代是这种壮美理想的高峰。第二个阶段 , 从宋代到明代。这时以情为主 , 出现了张扬个性的不中和、不和谐的“狂狷” 因素、" 丑 " 的因素。宋代首倡之，明代“狂草” 派达到高潮。从偏于" 中和 " 的优美、壮美理想发展看，此阶段以阴柔之美为主导倾向，元、明两代盛行。第三个阶段，清代。这是一个综合、总结的阶段, 也是向近代美学转变的过渡期。它在综合阐发前两阶段的基础上探求情与理的结合 , 强调在壮美基础上达到优美与壮美的辩证统一。下面具体论述。 汉代 , 特别是汉末 , 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萌芽、发端期 , 是古代书法艺术审美意识自觉独立的时期。汉代在书法创作实践中进行了理论探讨, 提出了所谓 " 上皆覆下 , 下以承上 "、" 左右回顾 "、" 欲左先右 , 至回左亦尔 "( 蔡邕《九势》 ) 书法形式美辩证规律 。从汉代关于 " 势 " 、“力”的论述中 , 从其作为审美联想中介的自然美形象的描绘中 , 可以看出他们崇尚一种有力度、有力势的飞动之美。蔡邕说 :" 藏头护尾 , 力在字中 , 下笔用力 , 肌肤之丽。故曰 : 势来不可止 , 势去不可遏 ,…… "( 《九势》 ) 。他探讨了 " 力 " 、 " 势 " 的审美联系及毛笔在表现 " 力 " 、 " 势 " 方画的独特的艺术功能。有 " 力 " 才有 " 不可止 " 、 " 不可遏 " 的 " 势。汉代首倡了阳刚之美的审美理想。 到了魏晋，从审美理想的总的倾向看 , 人们强调情理统一 , 崇尚一种刚柔相济、骨 肉相称、骨势与韵味和谐统一的 " 中和 " 之美。晋人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蕴藉的美的境界 , 达到 " 中和 " 之美的高峰。魏晋追求 " 平和 " 的审美境界 , 讲求书法外在形态的 " 势和体均 " 。卫恒说 :" 观其措笔缀墨 , 用心精专 , 势和体均 , 发止无间 "( 《四体书势》 ) 。王羲之认为 :" 夫书字贵平正安稳 "( 《书论》 )," 凡书贵乎沉静 "( 《书论》 ) 。他们反对恣肆狂乱的笔势 , 要求 " 分间布白 , 远近宜均 , 上下得所 , 自然平稳 ", 指出 " 当须递相掩盖 , 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锋 "(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教悟章第七》 ) 。 " 孤露形影 " 和 " 出其牙锋 " 是不符合 " 平和 " 的美学标准的。魏晋之“和” ，是多样变化之和。他们要求“数体俱入” 、“字字意别” 。但这种变化是 " 和 " 中之 " 不同 "。魏晋书法美学既主张变化 , 又要求不超出整体之 " 和 ", 它强调诸形式美因素达到素朴和谐统一。" 作一字 , 横竖相向 ; 作一行 , 明媚相成 "。" 绵密疏阔相间 "(王羲之《书论》 )。" 不宜伤长 , 长则似死蛇挂树 ; 不宜伤短 , 短则似踏死蛤蟆 "( 《笔势论十二章》 ) 。要求润涩、盈虚和谐统一 , 起伏得当 , 远近适度 , 诸矛盾因素在整体中达到完满的结合。魏晋追求一种以骨为主、骨丰肉润、刚柔相济的艺术美 , 强调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素朴和谐统一。魏晋书法美学提倡 " 骨 " 、 " 力 ", 反对软弱无力的书风 , 把 " 骨 " 、 " 力 " 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认为“多力丰筋者圣 , 无力无筋者病”( 卫铄) 。魏晋所尚之 " 骨 ", 与后来唐代之 " 峻厉 " 、 " 粗放 " 、 " 雄强 " 之 " 骨 " 、 " 势 " 不同 , 它更主要是一种潇洒俊逸之 " 骨 " 、 " 风流气骨 " 。从当时对书法风貌的描绘来看 , " 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 , 奕奕然有一种风流气骨 "(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 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 , 形容虽未成长 , 而骨体甚峻快 ";"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 , 纵复不端正者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袁昂《古今书评》 ) 。这里 ," 奕奕然 " 、 " 风流气骨 " 、 " 骨体甚峻快 " 、 " 爽爽有一种风气 " 等 , 说明了魏晋骨势的艺术意境。魏晋之 " 骨 " 是 " 骨丰肉润 " 之 " 骨 ", 刚柔相济之 " 骨 ", 它既求骨力、气势 , 又要有华润流畅的韵致。他们强调 " 骨力 " 与 " 媚好 " 的统一 , 既讲求 " 笔力惊绝 ", 又追求 " 风流趣好 " 、 " 笔道流便 " 。王僧虔说 :" 骨丰肉润 , 入妙通灵 "( 《笔意赞》 ) 。 萧衍认为 :" 纯骨无媚 , 纯肉无力；……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答陶隐居论书》 ) 可见 , 片面强调 " 骨 " 、 " 力 "," 纯骨 " 无肉 , 是不行的 , 必须 " 骨 " 与 " 肉 " 、 " 媚 " 与 " 力 " 结合 , 达到 " 骨丰肉润 " 、 " 肥瘦相和 , 骨力相称 " 的境界 , 才符合 " 中和 " 美的标准。可以说 , 魏晋之 " 骨 ", 是 " 形 ", 又是 " 神 ", 是 " 意 ", 又是 " 法 " 。在这里 , 外在的 " 骨法用笔 " 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结合 , 形与神 ( 形式与内容 ) 、 意与法 ( 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 ) 达到完满统一。魏晋人尚清逸之气、俊君之骨 , 追求洒脱俊逸的精神、气度。这种对人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风度的要求 , 表现在书法创作中 , 一种骨肉相称、刚柔兼备、有骨力、有韵味的艺术意境便创造出来了。魏晋所崇尚的 " 中和 " 之美 , 是一种情与理、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和谐统一之美。其情感之抒发自觉的控制在理性、理智之中 , 个人感性意趣之追求和谐地遵循着理性、共性的法度规范。它不同于以法胜、以理胜的唐书之美 , 更有别于宋以后以意趣、情感、个性胜的 " 狂狷" 之美。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在他任职期间同时时常以作书养鹅为乐。晚年辞官隐退，卒年59岁，葬于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羲之生七子，均有书名。幼子献之得羲之真传，书法不下乃翁，世称“小王”。他是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七岁开始学书，先后拜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和叔父王。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骞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王羲之性格耿直，富于创造，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作品流传情况：王羲之非常珍爱《兰亭序》，其后裔也是视作珍宝代代相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交弟子辩才保存，王羲之死后的二百七十年间《兰亭序》珍藏在民间，唐太宗李世民心摹手追王羲之书法酷爱王羲之书法，他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搜集、临摹、欣赏王羲之的真迹。用各种方法手段派御史萧翼从辩才处赚得。得到《兰亭序》真迹以后，唐太宗便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命汤普澈、冯承素、赵模、诸葛贞各钩摹数本，分赐近臣。流传至今的冯承素摹本被专家认为最接近王羲之真迹。他说“置之座侧，朝夕观览”，“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唐太宗死后把真迹带进昭陵作为陪葬品。武后时，韫桓掘发，真迹又复出，收入玄宗内府，且刻石置于学士院，称为「定武兰序」，经历宋、金而亡。但此本和今天流传下来的墨本各不相同，很难确定究竟原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兰亭序》的真迹，只能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此后，历代《兰亭序》临摹本层出不穷。元朝，赵孟俯、俞和均临摹过《兰亭序》，赵孟俯传世临本就有多种。而明朝，董其昌、傅山、王铎等都以临《兰亭序》为乐事。传世本种类很多，有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的《定武兰亭》。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的《洛阳宫本兰亭序》，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士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故又称为“神龙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颍上本”、“落水本”，等等。乾隆皇帝收集了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柳公权及明代董其昌等人临摹或书写的《兰亭》本子八卷（世称“兰亭八柱帖”），作为宫中珍品。后世学者不断翻刻、临摹，派生出几百种不同版本的《兰亭序》，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现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是《兰亭序》自身魅力所造成的，也与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分不开的。 作品分析章法结构用笔：《兰亭序》文章不仅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而且书法遒劲飘逸，打破成规，自辟蹊径，不落窠臼。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隽妙雅逸，绘景抒情，令人耳目一新。故古今以为师法”，誉之为“天下第一行书”。千百年来成为书法家们心摹手追的经典范本，与汉、西晋的其它书法作品相比，《兰亭序》书风的最明显特征即是它的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大王以前的墨迹如陆机《平复帖》，吴皇象《急就章》古拙可爱，平和淡怡，颇见内敛之功，但无清雅之巧。存世汉简中倒不乏笔画跌宕纵肆、变化丰富的作品，但在结构上又相对飘散而乏丽趣。王羲之的功劳即在于他把自然的书风引向一个较为精练但又注重技巧华美特征的格局，从而确立了书法艺术强调对审美的主动把握这一时代的基调。在他以前，人们对此是不够重视的。
王羲之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一篇还送一篇，自己选吧。
我练了6年都不敢说我有10分像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欣赏的
《诗经》艺术成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由于封建“诗教”的影响，《诗经》研究走了很大的弯路，“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在诗的主旨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艺术性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真正注意并开始研究《诗经》艺术特征的自然不是那些封建经学家，而是道学气味较少的有关学者。所以，历史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封建“诗教”束缚的结果。自先秦至“五四”以前，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总和的认识，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上。古代最先注意到《诗经》艺术风格的是孔子。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南宋郑樵解释说《关雎》使“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通志》卷七十五）孔子显然是从他的中庸哲学出发来评价《关雎》的艺术风格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认为《关雎》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才对它大加肯定。其实，《关雎》本无哀伤的内容，孔子的话本是就乐而言（《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这一点郑樵《通志》、刘台拱《论语骈技》早已指出。虽然如此，孔子之说对后来的《诗经》艺术风格研究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为了搞清来龙去脉，也就不得不“舍近求远”，从孔子关于《关雎》的论断谈起。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国风》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这些关于《诗经》风格的论述，多从把握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中和”程度上着眼，因而，无论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在方法模式上都没有完全摆脱孔子的窠臼。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赘，两言可蔽。”这虽无“中和”味道，但由于仅是概而言之，“得其大意”（《艺概·叙》）而没有展开具体论证，所以也只能给人一个大概的轮廓。总之，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风格的研究，多流于模式化、简单化，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二）从生活实际和真情实感出发反映现实。这个问题当然主要是就《国风》和其他优秀作品而言。创作的出发点与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原则和特点密切相关。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司马迁，他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其次是东汉的何休，他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但是，作出较为深刻而系统论述的则是南朝的刘勰。由先秦时代至齐梁，在文体上由诗而辞赋，由散文而骈文；在文风上由要约而淫滥，由质朴而华靡，这引起了他对创作出发点的思考，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他将二者作了对比论述：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认为“三百篇”的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现实生活所激发“志思”情怀来吟咏“造文”，这样的诗作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发，既有真情实感和充实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因而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这里，刘勰实际巳经触及到《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某些方面。由于“三百篇”是“为情造文”，所以具有内在的艺术魅力。即使是十分单纯的诗歌，如《周南·芣苢》这样一首采摘车前子的劳动歌，也自有其难以企及的绝妙诗意。王夫之说它“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卷一）所谓“自然生其气象”，方玉润有过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此诗之妙，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机，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即汉乐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诗经原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喜怒哀乐皆发自内心，如实写来，而不斤斤于外在形式的华美，赋予“三百篇”以淳朴自然的美质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正是《诗经》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三）抒情的方式和特点。“三百篇”中，特别是《国风》中多抒情诗，因此，其抒情特点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两点：（1）主客观相结合，情与义相统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抒发主观情怀来展现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反映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一般说来，“三百篇”不作抽象的抒情，而常常是在对客观物象的描述中，在情与义的统一中，比较自然地完成抒情的过程，从容地达到抒情的目的。杨慎《升庵集·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杨慎这段话明确指出了“三百篇”“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含蓄”之处，道出了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之中，这确实是“三百篇”重要的抒情特点。明清之际贺贻孙《水居田遗书·文集》所谓“‘三百篇’惟不言理，故理至焉”，说得也是这个特点。关于情义关系和情景关系，刘熙载《艺概》说得更加清楚，他引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下，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他不但指出了《诗经》寓义于情、寓情于景的抒情特点，而且指出了这种抒情方式比抽象抒情的优长。（2）诗中直接议论，斥责邪恶。“三百篇”在指斥奸佞当道、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时，有时直接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愚，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夫，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诗人面对邪恶势力，愤怒之情不可抑制，自然流注笔端，形成了直接议论、指斥的抒情特点，这是不同于前边所说的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描写的另一种抒情方式。王夫之对这种抒情方式给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无所畏惧，无所规避，其“光昭之志”可与日月同行。王氏之说不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表现出杰出的见地和胆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四）关于形象塑造和艺术描写。关于“三百篇”的形象塑造，前人注意到两个方面：一是形象完整统一。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他还认为《郑风·将仲子》等诗皆浑然整体，“意藏篇中”。《诗经》虽分章而咏，但绝不是各章彼此孤立，自为起结，更不是形象破碎割裂，词语堆砌，而是气脉贯通，浑然成章，意转处韵联，韵转处意属，塑造出难以句摘的完整形象；其次是形象塑造的角度灵活多变。王夫之认为《小雅·出车》是征人自叙之词，“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者也。”（《姜斋诗话》卷一）所谓“影中取影”即设想对方而出现的画面，全是想象之词。方玉润《诗经原始》注意到《周南·卷耳》也具有这一特点：“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这种写法角度新颖，便于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着笔，达到曲尽人情的目的。另外，“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姜斋诗话》卷一）在形象塑造上也是别具新意，同为“三百篇”之创格。关于《诗经》艺术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前人早已注意到。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张戒《岁寒堂诗话》：“‘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这些都总结出《诗经》描写形象具体、生动鲜明，抓住特征，传神写照的特点。（五）关于《诗经》的句式和结构。最早论及《诗经》的句式和结构的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后成伯玙《毛诗指说》等也有论述。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古诗三百五篇，大率以四言成篇。其他三言如‘麟之趾’（《周南·麟之趾》篇）、‘江有犯’（《召南·江有犯》篇）之类，五言如‘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篇）、‘谁谓雀无角’（《召南·行露》篇）之类，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周南·卷耳》篇）、‘政事一埤益我’（《邶风·北门》篇）之类，七言如‘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篇）、‘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篇）之类，八言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篇）之类，九言如‘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篇）、‘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大雅·洞酌》篇）之类，则皆间见杂出，不以成章，况成篇乎？是诗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字互文，以致反覆磋叹咏歌之趣者居多。”[1]这里不只是谈了“三百篇”的句式特点，而且涉及到诗章结构的特点，是重章迭唱的复沓结构。（六）关于《诗经》的韵律。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开始研究《诗经》的用韵，而首先发现《诗经》用韵之法的是清代顾炎武，他的《诗本音》即通过“三百篇”之章句，求古韵之分合。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等都有研究。孔广森《诗声分例》列《诗经》有偶韵例、奇韵例、偶句从奇韵例等二十七例。此外，古人早已注意到双声叠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有余音回旋之美，这也是《诗经》韵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集》和《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中对此有集中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上关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诗经》在艺术风格、诗歌形象、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技巧、艺术方法等艺术形式范畴自身，而未能将它们与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特点、诗人的思想立场、作品内容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或联系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和综合的分析，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艺术成就研究，这些诗话式的随笔和断想，也显得零散片断，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和概括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现将“五四”以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特点总结如下：“五四”以后至今，《诗经》艺术成就研究，有些是历史上所没有触及的，属于新的发掘和开拓；有些是在历史成果基础上的继续，属于研究的提高和加深。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多论者在分析《诗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的时候，都能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联系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僧感情，说明《诗经》真实地反映生活并非偶然，而有其内在的原因。“古代劳动人民虽然还处在生产力发展较低的历史阶段，但由于他们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就逐渐养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善于区别事物的善恶，发现事物的特征，并且通过口头语言和歌舞场景表现出来。”[2]这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其题材都会具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性。《诗经》中的叙事史诗和情诗、叙事诗正是这样。但是它们“并非全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生活中的原型，而是对其素材经过不同程度的选择、剪裁、集中和概括的，因而也都具有典型性”。[3]所以，《国风》中的抒情诗尽管很短小，但是由于从生活本身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总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事物和生活场景的描述，突出生活或人物的某一侧面和特征，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抒写作者的感情和认识，体现了题材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这些诗歌“不失为概括抒写的好诗”。[4]（二）《诗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观点。到目前为止，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主要集中在研究它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例如由很多诗歌所咏唱的美女、美男子都具有“硕大”、“硕”的特点，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上古时代人们审美趣味的历史具体性。《诗经》所赞美的猎人都是勇敢慓悍、敢于同猛兽搏斗的英雄，他们具有无限的力量和战胜大自然的信心，充满了昂扬乐观的情怀。如果说《诗经》对人的外形美的咏唱实际是歌颂了“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马克思语）的美的话，那么，它热烈咏唱猎人、歌颂粗犷、刚劲的运动的美，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上古人们对生活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地与自然搏斗的毅力”。[5]这种审美趣味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奴隶制社会，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又如《周南·关雎》歌泳的“窈窕淑女”，外形美而不轻佻，内心美而不严峻，“曲折说明了诗中的男主人公在物色对象时所坚持的美学标准是全面的”，他对待爱情，“既不矫情，也不违理，因而保全了一种健全的人格”。[6]而这“正是那一时期的民情世态在文学艺术中的真实反映”。[7]《诗经》的美学理想与社会理想是一致的。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可把艺术分析引向广阔的前景，有助于问题的深化和升华，有些论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诗经》的美学探讨起步较晚，直到目前还仅仅处于摸索阶段，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尚未展开，所以更有赖于学者们的加倍努力，去填补这项空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课题。（三）活灵活现的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塑造诗歌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成功是《诗经》的艺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学者们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同是写弃妇，《卫风·氓》主人公悲愤决绝，《邶风·谷风》主人公则哀怨痴情，同是写男女相思，《唐风·葛生》的主人公经受着生死隔绝的苦痛，孤苦凄惨，具有浓重的悲剧气氛，而《邶风·静女》的主人公虽然经受着时间的折磨，焦急烦躁，但却充满了期待的幸福与喜悦，笼罩着喜剧的色彩。各有其鲜明的人物特征。至于《周南·芣苢》的热烈流转，《魏风·十亩之间》的悠闲从容，《豳风·七月》朴素自然的叙述，《小雅·无羊》形色俱备的铺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在对诗歌艺术形象的分析方面，栾勋的《试论（关雎>》[8]一文是颇具特色的。他认为这首诗写君子对淑女的倾慕，先写君子对淑女的美好印象，次写他的执意追求，再写长夜难眠的相思心理和“辗转反侧”的动作，表现相思之苦已达顶点。“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写下去，文情势必难于生发。于是回波逆折，于低沉中忽起高昂之调，荡开去写他的美好的愿望……妙在这一切写得真实可信，绝非为文而造情。我们在一片文情起伏变幻之中，亲切地感受到了男主人公既有热烈的情感又有清醒的理智，而且是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乐观主义者。当着他的情感与理智发生冲突时，理性制约了情感，而在极度痛苦中激发起来的美好愿望有力地反映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一切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坚强性格。”文中的论断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抓住主人公心理的曲折变化和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努力去把握诗歌形象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都是应当肯定的。（四）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他们的意见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通过丰富的联想，加以艺术夸张，开拓意境，强化感情，使诗歌形象鲜明突出，增强艺术魅力。如《王风·采葛》、《卫风·河广》等。（2）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以虚拟或推测的方法，以虚代实来虚构情节。如《周南·卷耳》、《魏风·陟姑》等。运用这种表现手法的诗歌多具有构思巧妙、意境阔大的特点，因而更显得内涵蕴藉、深微，给人以真切的艺术感受。（3）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活动以及细节刻划来塑造诗歌形象，抒发主观情怀。如《郑风·女曰鸡鸣》、《邶风·静女》、《陈风·泽陂》等。（4）将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描写结合起来，构成典型意境，以环境景物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如《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蒹葭》等。（5）对人物不作正面的勾画和描绘，而迂回回到侧面，集中从美的效果方面来渲染和暗示其特征，这样可以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量丰富的内容。如《周南·关雎》、《郑风·出其东门》等。由于运用了这些富于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很多诗篇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精炼生动，细致委婉地表现分复杂微妙的感情。（五）《诗经》的结构艺术：复沓和“重章互足”。关于《诗经》的复沓结构《毛传》和《集传》已有朦胧认识，这从它们的说诗可以看出。不过，它们都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最早正式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以后的“古史辨”派。他们考察了《诗经》的结构特点，正式提出了“重沓”、“重奏复沓”、“复叠”的概念。但在具体认识上彼此有很大分歧：顾颉刚认为复沓“不是歌谣的本相”，[9]完全是音乐的关系，各章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几个字。魏建功和钟敬文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复沓各章有意义的不同，如程度的深浅和次序的进退。[10]复沓各章在意义上有什么关系，“重章互足”说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研究的是钱钟书和黄焯。这个概念由黄焯首先提出。所谓“重章互足”是指把一个完整的意思分置于复沓的各章之中；读诗时须将各章相互参照而为补足，使意义复归完整。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情况：将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分置于各章中，如《周南·芣苢》；将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分置于各章中，如《齐风·卢令》，将同一事物的整体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葛藟》；将事物的原因、结果或条件、推论分置于各章中，如《召南·行露》；将协韵同义词分置于各章中，如《王风·黍离》；将事物的必然关联分置于各章中，如《小雅·鹤鸣》。这种方法有以下作用：“从篇章上讲，它可以使结构紧凑匀称，复沓回环；从词语的运用上讲，它表现为用词的灵活丰富，多姿摇曳，从语法上讲，它能使句式变化多样，错落有致；从修辞上讲，它既受音律所限，又能使韵味自出，它既省略了某些成分，但又能造成句子成分的相互包容。”[12]自“重章互足”说提出之后，其名称虽未见普遍采用，但其内容已被广泛接受。此说道出《诗经》结构艺术一个重要特点，已成不刊之论。（六）《诗经》的语言特点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特别是《国风》的语言是在民间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乐官的加工锤炼而成的规范化的文学语言。所以它既有民间语言的朴素、明快，又有“雅言”的典丽、严整。它准确、鲜明、生动，丰富多彩，表现力强。据统计，仅是表现手的动作的字就有五十多个，各类名词和形容词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形象的描绘和传神的写照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感觉等也能通过比喻性的词语予以形象的表述。当时通行单音词，但是《诗经》却提炼出很多双音词和四字词组（很多发展成后来的成语）。这些词语词义明确，彼此界限清楚，富于艺术表现力，早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比较活跃的组成部分。《诗经》用韵也比较自由，用韵与否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韵位有三种不同情况：“停头”、“停身”和“停尾”。加上灵活多变的语气词的运用，使“三百篇”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律和谐悦耳，优美自然，高低变化，舒缓自如，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对《诗经》艺术成就的研究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值得注意：（一）一般说来，对艺术成就和艺术特点不作孤立静止的考察和研究，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诗人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局限性。如论证《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倾向寻找主观原因；论证《诗经》的审美特征能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予以说明，结合内容研究《诗经》句式的特点；注意《诗经》的语言对汉民族语言发展的作用等。（二）既注意研究细微之处，更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建国后的研究注重从整体上作宏观的考察，克服传统研究之不足。如从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阐明诗歌形象的塑造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及动态描写、以虚代实在诗歌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又如“重章互足”的发现也具有普遍性，运用它可以解决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探索《诗经》艺术特点的统一性。《诗经》的取材、描写、比兴方法和艺术概括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人从这方面予以阐明并与浪漫主义方法相对比，加深和开拓了研究的深广程度。（四）开展了比较研究和美学欣赏的分析。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相互比较，而且将它们与后代诗歌以致小说、戏曲、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如将《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与古罗马桓吉尔的诗歌、德国古代民歌以及但丁的《神曲》相比较，显其精微之义，有助于人们认识《诗经》的特点。对于《诗经》某些篇章的美学赏析也已经开始，这是人们试图从微观上把握《诗经》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作的尝试性努力。注释：[1]“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诸句断句欠妥，分别似应断为：“还，予授子之粲兮”、“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37页。[3]蔡守湘等《从<诗经>、两汉乐府民歌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武汉大学学报》1981、1）。[4]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54页。[5]修森等《<诗经>对人体美的描写》（《江汉论坛》82、6）。[6][7]栾勋《试论<关雎>——<诗经>美学思想札记》（《美学评林》第一辑）。[8]《美学评林》第一辑。[9]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10]分别见魏建功《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杳》和钟敬文《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11]分别见钱钟书《管锥编·笔诗正义》和黄焯《诗义重章互足说》（《武汉大学学报》1959、6）和《诗说》一书的有关部分。[12]曹文安等《说<诗经>“重章互足”法》（《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2）。
论文题目 O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英语隐喻汉译）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一、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选题旨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重点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 &Johnson(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 & 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径。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隐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 三、主要研究的内容： 本文分五个部分。一、简要介绍隐喻与语言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不可忽视文化背景，并简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二、重点论述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三、分析隐喻的特点，从人类文化的共性论述其可译性。四、讨论隐喻的汉译标准、难点、过程、基本方法以及根据语境而确定译法的原则。五、详述隐喻汉译的方法和技巧，指出在翻译实践中，对每种方法的使用都不能走极端。结论部分，总结研究隐喻汉译所具有的实用价值。 1．引言 2．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隐喻的定义 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术语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 3.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习用性隐喻 新生隐喻 英语隐喻与汉语隐喻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可译性 4.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 翻译的标准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难点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过程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基本方法及原则 5.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方法与技巧 直译法 意译法 转译法 直译和意译结合法 四、参考文献： [1]Aristotle. “Rhetoric” (W. R. Roberts, Trans.) In W. D. Ross (Ed.) The Works of Aristot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riginal Work Written ca. 330 .), 1924. [2]Brodkey, Linda. Review: The Languages in Metaphor. College English, 1988, (1): 89-94 [3]Goatly, Andrew.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London: Routledge, 1997. [4]Jin Di and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5]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Nida, Eugene A. & William, Reyburn.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Maryknoll of N. Y. Orbis Book, 1981. [7]Soskice, . Metaphor and Religious Langu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8]Tylor, Edward Burnett.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9]陈宏薇（不加汉语拼音，下同）.新实用汉译英教程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陈文伯.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1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1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3]范家材.英语修辞赏析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14]冯明之. 英文成语故事 [M]，香港：万里出版社，1992. [15]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6]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17]徐莉娜. 隐喻的翻译 [J]，中国翻译，1999，(3):18-22. 五、预期的课题进度计划： 1．2007年4月25日 完成初稿，并上交指导教师审阅。 2．2007年5月9日提交论文第二稿。 3. 2007年5月16日提交论文第三稿。 3．2007年5月17日-6月9日继续修改论文直至定稿。 5．2007年6月13日提交毕业论文。 6．2007年6月14日-23日准备论文答辩。 7．2007年6月24日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进度计划不能照抄，应根据实际情况从3月5日起至6月24日止编写计划。） 六、完成论文的条件、方法及措施： （一）条件 1．已经修完英语专业的所有课程，对英语国家概况和跨文化交际有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2．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具备有关本论文研究所需的丰富的书籍、期刊等参考文献； 3．已经收集较丰富和全面的文献资料； 4．具有上网条件及丰富的网上资源。 （二）方法及措施 1．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进行资料的检索网； 2．小组讨论交流。
开题报告主要是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的，如下表就是一个例子：学院： 专业： 课题名称 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职称学历 一、 开展本课题的意义及工作内容：二、 课题工作的总体安排及进度：三、 课题预期达到的效果：四、 指导教师意见：签名： 年 月 日
阶段性小结 阶段：1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 经过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修正，在实践中提高的原则，现在正朝着预计的目标，全面深入地开展，现将一学年来的课题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小结。 通过翻阅资料及各方面查找，我们了解了以下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唐抄本 诗经 三种(22张)“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诗经》。 这一阶段的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诗经》的基本介绍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们学习研究小组还会继续努力的，加快研究诗经的内涵与精髓的。 阶段：2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本着对《诗经》的研究热情，我们小组继续展开了学习：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影响了《诗经》的流传，发展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我们小组成员搜集了这些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了解《诗经》。阶段：3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年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小组研究了《诗经》的赏析部分，如下：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淫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 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对情人相约在城隅幽会，但是当那男子赶到时，那女子却故意躲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那女子这才出来，又赠给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爱情信物的意义，那男子不禁惊喜交集，因为这“彤管”是心上人送给自己的，所以他觉得真是分外美丽，不同寻常。但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翻墙。只因父母可畏，并在后面重叠的二章中，提出“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日，恐怕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 《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 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相信这样的学习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会有很大帮助。也许单单经过这一个学年的《诗经》研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诗经》的奥秘与含蕴，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深究的。但我们仍然能体会到古人对于诗经所赋予的真情意切，诗经中所写的千古名句，更是值得我们积累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