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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理学新基本理论（或物理学新基本定律），发表在《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12期的171页上。该成就在百度的劳作下，被定为：中国人近百年来对人类的贡献推荐答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级的成就推荐答案，当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推荐答案。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物理之光
“物理”一词,在2300年前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当时的思想家还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人文社会的规律是统一的,人文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归结为天地、自然的法则.从这点来看,当时的物理学与哲学是混为一体的.
其实“物理”一词,在2300年前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含义比现在的“物理”要广泛得多.它泛指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或世界万物的道理。
中国古代的学者很注意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他们认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于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当时的思想家还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人文社会的规律是统一的,人文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归结为天地、自然的法则；后来有人把这个观点概括为“天人合一”.从这点来看,当时的物理学与哲学是混为一体的.
2.原子，分子和光学物理--研究原子尺寸或几个原子结构范围内，物质-物质和光-物质的相互作用。这三个领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使用类似的方法和有关的能量标度。
它们都包括经典和量子的处理方法;从微观的角度处理问题。原子物理处理原子的壳层，集中在原子和离子的量子控制;冷却和诱捕;低温碰撞动力学;准确测量基本常数;电子在结构动力学方面的集体效应。
原子物理受核的影晌。但如核分裂，核合成等核内部现象则属高能物理。 分子物理集中在多原子结构以及它们，内外部和物质及光的相互作用，这里的光学物理只研究光的基本特性及光与物质在微观领域的相互作用。
3.高能/粒子物理--粒子物理研究物质和能量的基本组元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也可称为高能物理。因为许多基本粒子在自然界不存在，只在粒子加速器中与其它粒子高能碰撞下才出现。
据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标准模型描述，有12种已知物质的基本粒子模型(夸克和轻粒子)。它们通过强，弱和电磁基本力相互作用。标准模型还预言一种希格斯-波色粒子存在。
探索世界的本原--中国古代的元气论(物理)《考工记》古代物理学技术著作(物理)中国古代早期的磁学知识应用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物理之光“物理”一词,在2300年前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当时的思想家还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人文社会的规律是统一的,人文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归结为天地、自然的法则.从这点来看,当时的物理学与哲学是混为一体的.其实“物理”一词,在2300年前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含义比现在的“物理”要广泛得多.它泛指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或世界万物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学者很注意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他们认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于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于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当时的思想家还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和人文社会的规律是统一的,人文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归结为天地、自然的法则；后来有人把这个观点概括为“天人合一”.从这点来看,当时的物理学与哲学是混为一体的.例如,孔子在《大学》中把人的教育过程描述为:一个人首先要尽力探求世界万物的道理,深入理解得到的各种知识,才会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能修养好个人高尚的品德；每个人有了好的品德,才能处理好家族、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达到天下太平.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屈原,在他著名的《天问》一诗中就曾一连向大自然提出了172个问题,表现了中国古代先贤追求真理的精神.中国古代学者对物理现象和规律的重视和探究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还导致一系列的技术发明.例如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建立了先进的天象综合观测技术,创建了一批珍贵的记录,包括用甲骨文记录的、世界最早的超新星爆发事件.通过长期的观测与实践,中国创造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农历,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延用至今.又如声学上,在乐器制作、声音传播规律的掌握以及具备完美听觉的音乐殿堂的建造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了公元前500年制造的曾侯乙编钟,共8组合计65件.现代中国物理工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它所包含的物理内容令人惊叹!由青铜铸成的编钟,钟形是扁瓦形的而不是圆的,每个钟具有双音性质,各自可以发频率相差大三度或小三度的两个音.整个编钟的音域共5个八度,中音区12个半音俱全,音高几乎与现代乐器的音高一致.编钟的延音短,能够演奏旋律快的音乐,钟上突起的钟枚起到滤波的作用,使音质更为优美,无论是中国民族音乐还是西方的交响乐曲都能演奏.声学分析表明,编钟正着敲时钟体振动波谱的最大振幅正好在正中,而波节则在离正中侧敲点处；编钟侧敲时振动波谱的最大振幅正好在侧边,而波节则正好在正敲点处,因此两种声音互不干扰.扁形的钟体刚性比圆形的要高得多,因此振幅衰减得快,从而延音短能够演奏旋律快的乐曲.2000年9月在巴黎中国文化周上演出的古代编钟乐舞,曾引起欧洲观众的广泛赞扬.编钟在法国巴黎舞台上演奏时,除了中国古代乐曲外,还演奏了一段第9交响曲.其他如力学方面我国在杠杆原理、静力平衡原理以及在能够演奏旋律快的音乐秤量工具和建筑结构等方面也很早就有很多建树；光学方面,在墨子的《墨经》中对几何光学的现象已有相当完整的表述,当时已发现小孔成像技术,发展了金属放大镜技术等.历史上,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16世纪之前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中国科技领先世界,其中对物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和应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无庸讳言,中国的物理尽管在当时是先进的,但与近代的物理相比,却有着质的差距：还没有在系统实验的基础上,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上升到系统的、科学的理性认识；还不能定量地表达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进而精确预言客观物体未来的状态.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历程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如西方,一方面因为长期的封建统治不利于“求真唯实”的近代科学的萌发,“闭关锁国”又阻止了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比较讲究实用,缺乏科学探索和建立理性思维体系的动力.令人遗憾的是,近代科学并没有起源于先前经济科技发达的中国,中国近代物理学的起步比西方晚了200多年.其中深刻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历史学家从各个角度仔细研究才搞得清楚.一方面可能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伦理道德与文化观念,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君是从”,“唯古是尊”等等,不利于讲究“求真唯实”的近代科学的萌发；加上清代“闭关锁国”的政策又阻止了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比较讲究实用,缺乏科学探索和建立理性思维体系的动力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往往讲“学以致用”讲得很多,而对“学以致知”讲得不够.这样的文化可以有利于技术研究的开展,却不足以推动科学探索的发展.结果我国不乏优秀的技术发明,但往往止步于其应用上的成就而很少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尽管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在形式和方法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技术研究的动机全在于应用,而基础科学则代表着一种探索,其目标在于揭示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它的动机是求知、求真,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科技大幅度地落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被动挨打的局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后来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都以惨败告终.这些惨痛教训,激励国人“兴学救国”,开始以译书、建学、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我国正式用物理学作为Physic的学名也是于1900年从日文翻译的“物理学”出版开始的.然而那时的学习还只停留于“西学为用”的层面上,没有深入到学习先进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与先进的文化观念中去.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才真正开始发展中国的近代物理和近代科学,成为中国人民摒弃陈腐思想、制度,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份.当时许多人在西方留学完成学业之后,立即返回苦难深重的祖国,发展教育,培养青年人才,并逐步开展中国物理学的研究.1919年我国首次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学系”,开设完整的本科课程和实验.之后清华、南京、东南、中央等大学先后建立物理教育中心.1930年前后,全国有20多所高等院校设物理系.其中北大、清华、浙大、中大、燕京等若干大学等已开展物理学研究.1928-1929年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先后于上海和北京成立.1930年左右,全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发展到三百人左右.中国物理学界还积极地与西方物理学界建立了广泛联系.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1922年底、1932年初两度来上海访问,朗之万、狄拉克、玻尔等著名科学家也先后来华访问.1931年保尔・朗之万在北京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会联合会IUPA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军侵华前夕,中国物理学会于1932年8月23日在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之后,即为发展中国的物理学努力奋斗,学会坚持不渝地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坚持出版物理学报,论文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附以中文摘要,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起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中,各地区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被迫西迁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等地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物理教学和研究,从未停息.在海外从事前沿研究的爱国学者也不断回国工作,竭尽全力使中国物理教育达到先进水平.周培源关于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王淦昌提出的中微子探测方法、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专著、王竹溪和汤佩松关于植物细胞水势的研究等,都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西南联大等校还培养出以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为杰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抗战期间中国物理学会坚持开了六次年会,出版了六期学报.1942年还开报告会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这些努力为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先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令人钦佩.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物理学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起完整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体系,在数十所大学设立物理系,物理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空前提高,各大学物理系每年招生的数目,远远超过解放前各大学物理系所有在校学生的总和；还建立了几十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研究院所,从事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研究.当时在国外的一大批中国物理学者,周培源、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胡宁、黄昆、朱光亚等相继归来,他们和留在国内的老一辈物理学家相结合,大大增强了中国物理学队伍的实力.五十年代后期,许多优秀的物理工作者,坚决服从国家需要,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投入到“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中去.他们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干部、工人及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主创新,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9年9月18日中央决定表彰为研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物理学家有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于敏、王大珩、朱光亚、吴自良、陈能宽、周光召、钱学森、程开甲、彭桓武等13人.他们是中国优秀物理学工作者的代表,也是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楷模.我们要学习他们爱国奉献的精神和高贵品格!另一方面,从他们的贡献中我们既看到了物理学的发展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意义,也看到了物理探索与需求牵引相结合对发展科学技术和国防安全的重要作用.例如,为了制造原子弹,我们从教科书上就知道,必须使裂变材料达到临界体积,发生链式反应才能爆炸.但用什么方式来达到?怎么来提高爆炸的威力?这些都是高度机密的问题,谁都不会让你知道.这里涉及裂变物理、中子物理、爆轰物理、高压物理、流体物理等一系列复杂的物理问题.我们只能在没有任何设计资料和关键数据的条件下,靠自己的智慧,通过物理分析,来进行物理设计和研制.那时候,在彭桓武先生的领导下,周光召等理论物理学家,为了确定设计中的一个疑点,就用理想条件下炸药爆炸的最大功从头进行计算,经过反复9次仔细计算最后终于实现并确认了总体设计.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自主创新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960年,前苏联毁约撤走专家时,曾有专家断言中国人20年搞不出原子弹来,结果我们短短四年就成功了.爆炸成功后,美国人通过尘埃测试不得不承认中国采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技术.我们依靠自主创新在物理上解决了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的关键.在原子弹爆炸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又成功地突破了氢弹的研制,创造了核武器发展的最快速度.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快和好的掌握核武器,除了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像邓稼先、郭永怀等一心献身祖国的科学家.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的战略为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是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由探索,启动“863”计划、攀登计划和“973”计划,结合国家需求推动前沿物理研究.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以来,年均科研投入的增长在22%以上.为了加强青年人才的培养,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基础上,建立学位制度,强化了高层次人才的教育,还通过设立“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创新团队等其他举措,培育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1993年来,物理学科上已有4500余人获得博士学位,150余人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总额1亿元,还有7个物理学的研究团队获“创新群体”资助.与此同时,国家还以较大的经费力度先后建造了一批物理学的重大科学工程（如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用于核聚变研究的托卡马克装置等）和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重大举措为加快中国物理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物理学会各方面的努力,为中国物理学的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迅速攀升.国家大型科学工程上做出了诸如t-轻子质量精密测定、新的放射性核素,包括超重核素的合成、利用同步辐射光分析确定SARS病毒的结构等一系列为我国在世界同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工作.物理的各个领域包括理论物理、激光物理、微结构物理、高温超导、晶体生长、X-光结构分析以及碳纳米管等,都有一批高水平的工作.如上海光机所徐至展等发展了基于OPCPA的太瓦激光装置,他们还用超短超强激光与大尺度原子和分子团簇作用产生了高能离子（如氮）.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在前沿领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工作.如在量子信息方面,中国科大潘建伟小组,创造了在13公里内自由通讯的纪录；中科院物理所薛其坤等在纳米超导体方面发现了量子尺寸效应导致的金属薄膜材料的奇异超导性质――超导转变温度随薄膜厚度的振荡现象等等.这些工作既体现了我们新一代物理工作者的活力,也展示了中国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潜力.
“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不同与优劣
分封制是周朝的立国之本，天子虽拥有天下的土地人民，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但是，他不将它们都握在一人手里，而是将其分赐同姓、异姓的贵族。而在秦统一六国以后，李斯带头坚决反对继续沿用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建议采用“郡县制”来统治和巩固新政权。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尽罢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皇上直接任免郡守和县令的郡县制度，郡守和县令不得世袭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
分封制、郡县制做为两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各有其利弊，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思考，下面我们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不同、优劣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
不同点
相同点：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都是地方行政制度；都曾在维护国家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一． 两种制度产生的基础
分封制是西周巩固王朝统治的战略措施。周王将土地连同当地的居民分封给诸侯，而受封的诸侯必须服从周王的命令，履行为王镇守疆土、交纳贡赋、助王救灾和按期朝觐述职等义务。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周王为首的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而在秦统一六国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尽罢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皇上直接任免郡守和县令的郡县制度，郡守和县令不得世袭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
二．官员产生的方式及权利的大小
在分封制下，受封的对象有王族、功臣、先代贵族的后裔。 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不但享有行政统治权，而且拥有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权。不论受封的是谁，一旦被封，都世代相传，即实行世袭制。但受封的诸侯必须对周王尽义务。例如，必须定期朝聘周王，向周王贡献各种物产，接受周王之命出兵保卫王室或征伐反叛者等。
郡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都是有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只行使行政管理权，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郡守和县令只负责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郡县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封制，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三． 对社会的不同作用与影响
分封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诸侯王坐镇各个封地，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在诸侯王管理封地的同时，派兵镇守，其它诸侯王产生惧怕，不敢公然造反，战争的减少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国富民强。但到了西周后期，随着诸侯国的日益强大，王权衰弱，分封制遭到破坏，加剧了各诸侯国对周王室的不忠，及形成了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
郡县制的实施，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局面，形成了集权和统一的政制，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法律条文细密，百姓动辄犯法，天下不足二千万人口刑徒多达百万，文化管制与言论管制达到了道路以目的境地，说句错话就是灭族之祸。上层权贵们肆意榨取民脂民膏，奢侈腐化，道德沦丧，导致农民起义多发。
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问题，是秦汉以后法家和儒家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分封制有限制天子权力的效用，但导致分裂割据最后陷入诸侯的暴政，秦朝确立起来的郡县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历史上起了很大进步作用，消除了在分封制下诸侯割据所造成的祸害，也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也造成了统治者的独断专权。
郡县制起源于秦朝郡制和县制是秦朝之前就有了，但和郡县制不一样。
诸侯分封制：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著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这种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与秦行政区划不同的是，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种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两汉时期虽郡国并行，但仍以“郡县制”为主。汉朝初期，刘邦面对拼凑起来的诸侯势力和亡秦后的六国背景，首要任务是：勉力维持稳定局面，铲除异姓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调和异姓诸侯王与郡国制的两极偏差，刘邦与项羽相争时，先后分封七个异姓王。称帝后，又分封同姓子弟九王，使后来中央政府及封国之间的斗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汉初恢复封建制，同时又施行郡县制，使郡国杂处，以相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历史上自三国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各个时期国家行政区划管理上不同程度实行了“分封制”，但分封不是主体；各个朝代政权稳定以后，封国与侯国实际成了行政区划体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军阀割据政权，大多数情况下，要领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如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之一的楚国之国王马殷，尽管于907年建国，仍旧于927年(天成二年)接受中原王朝后唐册封为“楚王”。周朝初期，由于灭商以及东征的胜利，周统治者开始分封诸侯。受封的主要为同姓子弟，不过也有异姓功臣。利用册封，周天子把土地以及居民分赐给受封的诸侯，叫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诸侯国。诸侯有权管理封地内的居民，有权将自己的封地以及居民分封给自己的亲族，叫他们作诸侯的卿大夫。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应该定期进行朝贡，还应该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武士和军队，接受周天子的调遣。分封制形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等级制度，是周朝社会的基本结构。秦朝以后虽然主要实行的是郡县制，不过，分封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中国古代继宗法血缘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盛行于秦汉。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它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1】起源：县制起源于楚国，而秦代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在全境推行“郡县制”的朝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後，曾出现过应否置郡的争论。当时不少大臣都主张实行分封，授各地贵族予世袭的诸侯名份，惟身为廷尉的李斯却力排众议实行郡县制，并得到秦始皇的采纳。在郡县制底下，共设三十六郡，每郡有守（相当于省长）、尉（相当于防区司令）和监（相当于监察专员）各一。郡下辖县；郡（守）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至汉代仍承袭这个制度，自此成为日後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础。【2】内容：指对中国古代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类似于行政区划）的总称。【3】历史意义：郡县制下的郡守和县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从而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郡县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封制，打破了西周以来分封割据的状况，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分裂，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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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汗国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近代中国的艰难探索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斗争鸦片战争(1840-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英、中法佃[京条约》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辛丑条约》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国共二次合作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纲领)、《资政新篇》(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辛亥革命(1911)——兴中会(革命团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同盟会(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191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清朝灭亡(191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五四运动(1919)：直接原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国共合作(1924)、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八七会议(1927)、开辟井冈山道路(1928)、遵义会议、《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辟敌后根据地、《论持久战》、中共七大(1945)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重庆谈判(1945)、三大战役(辽沈、准海、平津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代中国政治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确立——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曲折——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破坏民主法制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发展——法制(修订宪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仃收诉讼法》等)、民主(推行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回归(1997．7．1)、澳门回归(1999．12．20)、海峡两岸关系新中国外交建国初期外交建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打开外交新局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新时期外交——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等．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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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史我国国防历史最早起于奴隶国家夏,成熟于秦汉时期.兵制建设上由生产力决定,夏商周实行兵农合一自己制,秦的兵役制和汉的募兵制,到唐朝时的府兵制.在国防工程上,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我国古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修建的巨大工程,先后经历八个诸侯国和十多各王朝的构建,到明朝时才具现在的规模.另外,我国少数民族也在东北修建称为边保线长城.为了加固边防,我国古代一般采用从内地迁徙居民到边疆垦荒和利用戍边军队屯田等办法,其实质实在经济上使游牧民族向农业转化,以消除动荡因素,利于汉族的长期居守.始于明代的海防建设对抗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开辟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把目标转向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这时,一些有学之士提出了国防体制改革和武装力量变革,并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弃过去的对周边小国的守藩政策,转而从屏蔽边疆出发,实行藩篱政策.中法战争中的援越和甲午战争的援朝战争也是中国国防的重要住成部分.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全国军队主要由北方的北洋军和辛亥革命后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军住成.这些军队大都实行幕兵制.1912年,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统一了军制并正式实行军衔制,奠定我国现代军衔制的基础.在民国年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北伐战争,将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实行对内高压,对外屈服的政策,中国的国防实力衣然弱小.新中国成立以来,v国防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一阶段(1949～1965年),为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还被迫进行了对印度的反击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中国相继成立军事科学 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工业项目,这为中国常规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和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1965～1979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制成导弹、氢弹、人造卫星,并组建了第二炮兵.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还顺利进行了珍宝岛、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反击战.第三阶段(1979～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此,中央作出了将国防军队建设由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要决策,提出了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制定新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内容:(①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有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嬴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②在军队建设上,有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强调科技建军;③要按”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兼顾、协调发展).中国第一枚*********中国"轰十"隐型轰炸机中国航空母舰将来的中国会有多强大,让我们摄目以待!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08 15:08:49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秋梦绿 (1047019872) 于 2008-11-10 19:52:40 对此贴进行了编辑
现在的学生，论文不好好写还老拿零分整...中国国防史 我国国防历史最早起于奴隶国家夏,成熟于秦汉时期.兵制建设上由生产力决定,夏商周实行兵农合一自己制,秦的兵役制和汉的募兵制,到唐朝时的府兵制.在国防工程上,伟大的万里长城,就是我国古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修建的巨大工程,先后经历八个诸侯国和十多各王朝的构建,到明朝时才具现在的规模.另外,我国少数民族也在东北修建称为边保线长城. 为了加固边防,我国古代一般采用从内地迁徙居民到边疆垦荒和利用戍边军队屯田等办法,其实质实在经济上使游牧民族向农业转化,以消除动荡因素,利于汉族的长期居守.始于明代的海防建设对抗击倭寇的侵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到了近代,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开辟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把目标转向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 腐败的清王朝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这时,一些有学之士提出了国防体制改革和武装力量变革,并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放弃过去的对周边小国的守藩政策,转而从屏蔽边疆出发,实行藩篱政策.中法战争中的援越和甲午战争的援朝战争也是中国国防的重要住成部分. 辛亥革命以后,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当时全国军队主要由北方的北洋军和辛亥革命后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军住成.这些军队大都实行幕兵制.1912年,袁世凯公布陆军官制,统一了军制并正式实行军衔制,奠定我国现代军衔制的基础.在民国年间,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北伐战争,将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他实行对内高压,对外屈服的政策,中国的国防实力衣然弱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v国防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在第一阶段(1949～1965年),为巩固自身的安全和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 后来还被迫进行了对印度的反击战,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加强国防科技建设,中国相继成立军事科学 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工业项目,这为中国常规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和突破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65～1979年),由于文革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在这一时期我们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制成导弹、氢弹、人造卫星,并组建了第二炮兵.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还顺利进行了珍宝岛、西沙群岛、中越边境等自卫反击战. 第三阶段(1979～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此,中央作出了将国防军队建设由过去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要决策,提出了国防与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并制定新时期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方针,内容:(①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有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嬴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②在军队建设上,有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军队的质量建设,强调科技建军;③要按”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 ④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兼顾、协调发展). 中国第一枚********* 中国"轰十"隐型轰炸机 中国航空母舰 将来的中国会有多强大,让我们摄目以待!
肯定是理工的哥们吧呵呵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他们看到了蕴藏在东方这条巨龙所潜在巨大能量，看到了中国和她孕育的人民在古代的辉煌，在90年代创造的奇迹！中华儿女都在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拼搏着，我们向往幸福，我们渴望富足，我们也不会忘记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巨大屈辱和损失，这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奋斗的动力！！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从此"天朝大国"的大门顿开，陷入了一个又一个国防危机，中华民族步入了漫漫长夜。开始了一部充满屈辱、辛酸和悲壮的近代中国的国防史。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越来越深，沿江、沿海到处是被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中国的各项交通事业全为列强所垄断，国内到处可见外国驻军，整个中国被划分成几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彻彻底底成为有国无防的国度，终日在风雨中飘摇。在推翻封建帝制之后，不幸又遭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社会遭到更大的破坏！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主权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国土被割让、大批战后赔款付出，使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苦难！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国防以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强兵必先富国，两者应当协调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因此，我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历史还启示我们，国防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国防与政治密切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巩固--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并吞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于晚清都是如此。 历史也清楚的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清王朝晚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镇压的方针，最终造成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侵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因此为了在伟大的新时期，我们更应该去努力维护我们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那些企图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是国防强盛的重要力量！国防建设历来是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竞争的主要领域。 "先进的武器毕竟是重要的，科学技术是不能忽视的"。国防科技领域，要重点研究开发一些关键技术。掌握这些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实行积极防御，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是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围绕这个方针，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要千方百计把我军的武器装备搞上去。 综上可知，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落后就要挨打！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扎实掌握专业技能，把自己努力培养成有用之人，在步入社会之后，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科技的进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话建设，为我国国防的强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马君武(广西桂林恭城人)：德国柏林大学治金工程学博士,20年代民国广西省省长,30年代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广西南宁人) :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20/30年代民国广西省教育厅长,40年代广西大学校长苏希洵(广西南宁武鸣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民国广西海关督查苏诚(广西南宁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公路局局长雷殷(广西南宁人):：日本军政大学，水利巡查督导邱昌渭(湖南芷江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民国广西省政府民政厅长盘珠祁(广西玉林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硕士学位，20年代民国广西建设厅厅长,30年代广西大学农业学院院长马保之(广西桂林恭城人):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学博士学位,民国广西粮食增产副总督导戈绍龙: (江苏常熟人)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年代民国广西卫生委员会主任,/30年代广西医科大学校长程思远(广西南宁宾阳人): 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广西省政府秘书军职将领民国前期陆荣廷----两广巡阅使,两广总督,陆军元帅,南宁武鸣人谭浩明---广西督军，柳州人陈炳昆--广东督军，柳州人莫荣新—，贵港桂平人沈鸿英---玉林容县人民国中后期李宗仁---陆军上将,桂林临桂人李济深----陆军上将,梧州苍梧人黄绍竑-----陆军上将,玉林容县人白崇禧-----陆军上将,桂林临桂县人黄旭初----陆军上将,玉林容县陈枢铭----陆军上将,北海人陈济棠----陆军上将,防城港马晓军----玉林容县俞作柏---玉林北流人俞作豫--玉林北流人李明瑞---玉林北流人廖磊----玉林陆川人夏威----玉林容县李品仙---梧州苍梧雷经天---南宁人张淦-----桂林人徐启明---柳州鹿寨韦云淞---玉林容县苏祖馨---玉林容县周祖晃---广西临桂张云逸---海南文昌人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纵观中国古代史，有着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灿烂的文化，有着属于我们自己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点。 中国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 。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首先，我国古代有着先进的文化。早些时期，我国古代的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世界上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项科技发明，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相继传入世界各地后，对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那时凝结了先人们的智慧。 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分裂于统一的局面经常出现。又在分裂于统一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创造出的万里长城，大运河，颐和园等等，那时相当了不起的。再者，我国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又有谁敢说哪一种不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的传统宝物呢？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中国的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引言在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法制从最初的为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利用来镇压农奴、民众的工具，逐渐的演变到文明和独裁并存，进而逐渐进化到我国现代法制文明，甚至可以说，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就是中国几千年灿烂瑰丽文化的缩影。世人在评价中国法制文明的进程中所展现的批判态度到接纳、吸收进而发扬光大，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亦有甚多借鉴意义。（一）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制文明中国文化绵历五千年，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在丰富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经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中古典学术文化方面发展的并不十分均衡，其表现在，虽然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是法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直至清末，随着当时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坎坷曲折历史仍然难以使中国法学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法律之间徘徊。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更是索性彻底停滞，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与此同时，西方法制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全人类法制文明发展了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双重旋律变奏的历史。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法制文明不断地形成和强化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色，并且刻意地保持这种特殊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法制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别的民族法制文明的某些特征，并且使自己原来的法制文明特殊性与民族性发生变化。两者的矛盾斗争构成了人类法制文明的进化史。在我们国家，尤为明显的是清末时期的法制改革，延续至现代法制改革。中国法律传统，是世界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一传统，几千年都未曾终端，也未见明显的外族法制文明因素的渗入。在东亚大陆上，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几千年的高度封闭，保持了其民族性方面的高度“纯粹”。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较大民族的法律史上是罕见的。过去，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制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我们的法制史教科书对于中国传统法制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似乎过去几千年的法制文明一无是处，其评价基本上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皇权；维护封建的父权夫权、维护家长专制；维护封建的尊卑贵贱等级制度，维护官僚贵族的封建特权；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压制商品经济；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等等。这些评价在理论方面来说并非错误，而且历史也如此，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也并非中国法制史上任何朝代的制度都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些制度的时候，也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人事，环境，文化等，任何一项制度都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而形成一整套链条，否则各种制度相互分裂，不会存在也无法推行。某一项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以及其内在的用意，纵然事过境迁，我们在讨论其制度的时候，需要注意反映其制度的材料，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方法之一，否则时代已变，制度已不存在，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绝对无法完全理解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确切的用意；与此同时，在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其利弊，是以对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定，因此要评价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了解在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些意见，是有关在其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代法制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不能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去评价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否则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时候，讨论各朝代制度，不仅应该重视其时代性，还应重视其地域性，即国别性。也就是说，某项制度在一国家或地区获得成立且推行有效，但并不代表在另一国家或地区也得到同样效果，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随地而适应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从70年代末开始，经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使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法学有其超越的一面，他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引导，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需要在外来法律文化与固有传统之间需要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追求其适度的超越，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史的同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分析其内在理论，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二）中国法制文明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创造了五千年的的伟大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寻到奴隶社会后期出现的法家学说，从而产生了法家“法治”与儒家“礼治”治国方法的论争。在管仲与子产的治国方式尝试中，管仲认为一个国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①。“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据这种“法治”观，通过立法以顺民心对齐国的经济、行政、人事于社会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际改革。郑国的子产也通过“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庐井有伍”、“作丘赋“、任贤选能和”铸刑书“等对社会予以了改革，此后法家李悝对魏国实行改革并创《法经》。上述改革尝试中，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并且开启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时代。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仅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国理论，而且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封建秦王朝，由于当时历史情境的变化、生产力发展以及法家治国理论中的严刑峻法难以被原先以礼治国的历史传统难容，以及被当时社会全面予以认同，因此随着短暂的亲王朝覆灭，法家的治国理论也随后被儒家的“礼治”学说所代替。汉王朝兴起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动了儒家文化的兴起，从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德主刑辅”的原则的同时吸收了自秦以来的成文法形式，并开创了“礼法并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渐衰微的同时，“礼治”的兴盛一直延续至近代，无疑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独特的政治体制和闭关锁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先秦的法家以及随后兴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学者把唐朝以前的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③，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④。很明显，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它们对中国近代史以前两千年的中国法制影响更大。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各有说法，评价不一。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近现代以来，⑥为法家伸冤平反的声音此起彼落，由于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宪政和法治，则提醒我们去寻找“古已有之”的类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⑤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正倡。呜呼！是惑于说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⑦当然，我们应当客观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点。法家在强调重法的同时，其法律观是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构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是集中于君主一身的，而不考虑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约君主权力，反映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意愿；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终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视的法几乎全是刑事法律，对于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认识；最后，法家在强调重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不会滥杀无辜，只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从来没有试着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苦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的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产生了其独特的法治观，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甚至是值得后人所骄傲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们都无法忘记先人在中国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设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和启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客观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的悲剧。结语中国法制文明的内涵和历史传统的发展，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来认识，都需要经过实践的考核。无论任何一种先进方法，都必须根据情景、时代、氛围等因素，来不断的改进、创新，使得该方法日臻完善。中国法制文明未来将会更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创新、完善。注释：①②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257页。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④ 《韩非子.有度》。⑤ 转引自杨日然：《法理学论文集》，第299－300页。⑥ 杨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页。⑦ 李海生：《法相尊严――近现代的先秦法家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