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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世博会”，这是响彻世博历史的一句名言，也是引导我们走进世博、观察世博、评价世博的一条准线。世博会1851年在英国伦敦首开，已经过去了158年。回头细数那些曾经代表人类近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标志既有实物又有理念，都是最早呈现在世博会上，所以叫“一切始于世博”，这说明世博会是收藏、发明、展示、发现的橱窗，是人们零距离交流对话的平台，是探索人类文明的“思想者”，是创新突破的创意源。“始与世博”的理念、创意这些的软体，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也造就了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和美好生活，使我们能够共享进步、创新、交流的成果。而这个，也恰恰是世博的宗旨。所以，我理解一切始与世博，这是彰显人类的进取和智慧，一切又回归于社会，回报给世界、服务于人类。这是我发言的主旨观念。世博开始的时候，上海只有8岁，而今天上海是1900万人口的大都会，100年前我们就有这样的梦想，就是上海要举办世博。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这使得2010年的世博又有了那么多“始于”又载入历史的史册，所以我觉得上海的世博是值得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次世博会不仅是最大一次发展中国家最大城市的举办，也不仅仅因为园区的面积最大，参展的单位最多，独立的国家馆、专用馆最多，我认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一次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到城市这个社会的母体。这一届世博会，确立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全球普遍关注的主题，第一次把城市作为展示的主题，开辟了“城市最佳实践区”这样一个独特的展览方式，不能不说是“始于世博”的当代版，也是一次独辟蹊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既是大家的共同愿景，也是当今世界需要求解的课题，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了求索的是城市怎样才可以使生活更美好？这个后面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还不够美好，甚至于谈不上美好。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城市作为文化载体的形象渐行渐远，这种亢奋的物质愿望，使城市的文化面孔变得苍白而憔悴。另外，过度的开发建设和自诩为“美好”的行为方式，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透支而面临“断供”的挑战。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而得不到修复，人居环境恶化而难以为继。“城市病”的流行，造成了生活空间的压抑，出现效率的降低，天空充满了阴霾，身心健康受到了威胁。这样一些情况，都使得城市中人“美好”不起来。这些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城市的发展中解决，更美好的生活还是要在城市当中寻找答案、探索路径。所以，在城市的变革和创新的实践中，让我们来到城市的人们，不仅能够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美好。所以，我们寄希望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个主题能有精采的演绎。这个主题，首先是属于上海的。当然，也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共同来演绎这样一个主题。一、多元交流和特质文化《国际展览公约》的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的指出，世界博览会是一种展示活动，可以展示人类所掌握的满足文明所需要的手段，展示人类在某一个或多个领域经过奋斗所取得的进步，或者是展望未来的前景。上海世博会和历届的世博会一样，参展者必将以自己的理念和经验，拿出自己的绝活和奇迹，去阐释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也演进到当代，人们的要求，显然不是城市提供生理的生存条件，而是希望城市能在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层面，给予生活美好的滋养，并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和谐的人文气氛、氛围。当今，城市难以美好起来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文化的缺失和特色危机。人类文化遗产，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足迹。特别是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这些经典和精品，这里面不乏城市街区的建筑。我们有不少的城市街道、广场、建筑，都列入到了人类世界文化遗产的目录。但当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城市的开放、文化的交流，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流动，和材料技术的通用，大家现在用的材料和技术都差不多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城市越来越趋同，街道越来越相似，建筑越来越一样，这是不是城市的、世界的千篇一律呢？当年梁思成先生曾经指出过，我们现在的住宅区标准设计千篇一律到“孩子哭着找不到家”。我想，今后世上的人会不会遭遇到何地为家园，何城为故乡的窘态呢？这是承不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是否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城市特色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通过了一个叫《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大概184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通过得非常顺利，只有两个国家反对，其他都同意。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据说，美国担心如果签《保护文化多样性合约》，很可能美国文化的输出要受到障碍，所以美国不签，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公约里面，确认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我们是认同这样一个原则的。可以这样理解，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多样性在于差异性，在于各具自己的特质。设想，如果缺乏特质而趋同，没有基因的差异而都是克隆和复制，就不必进行交流和对话了。因为大家都一样，还交流什么？也不需要对话了，也就没有融合和发展。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遴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方案所确定的原则中，就坚持了一条，希望中国馆能够具有中国特质的，含有中国元素的建筑。中国馆是中国建筑学会参与做的技术支撑，所以在遴选方案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并没有呈现大家担心的形式的雷同和身份的模糊，从各国提出的方案和现场建筑的主题来看，各个国家馆运用的建筑语言和外观视觉效果，可以说是标新立异、争奇斗艳、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很精彩。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研究和解读他的外观所包含的内涵。它的形势所承载的内容及炫技过程中人文诉求和体现。他们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力求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宣誓自己的理念和创意，展示自己的精神和气质，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我们通过零零总总的国家馆，通过建筑这一载体感受到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特质和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些建筑所诠释的城市的信心和生活的美好。所以，我觉得这对将来、对上海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笔遗产。中国馆以中国元素，庄重大气的风格，展示了中国发展当中的文化形象。而旁边的卢森堡馆，绿树环绕的小尺度城堡创意，是森林中的呈报，用这个创意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且要表明自己担当欧洲绿色心脏的角色。大有大的气魄，小有小的风韵。澳大利亚馆，墙面使用的颜色，使人想到了澳大利亚充满土著的野性之美。美国馆，显得清丽、脱俗、充满生活气息。风格不一样、表皮不一样，但都那么精采。韩国馆，以韩国的文字作为建筑造型的元素，既表达自己的身份，因为自己韩国人用这样的文字，又体现了文字在各国文化交流沟通当中的重要作用。日本馆，则以蚕寓意中日文化交流。双方都是东方的，都是我们的近邻，但他们的表述不一样。俄罗斯馆，用红、金白相间的塔楼，是俄罗斯的民间舞环舞的建筑版，红、金、白分别代表美丽、繁荣、纯洁，非常具有俄罗斯风情。德国馆是四个不同的变形胆体，组成和谐的主题，体现了德国人严谨理性的风格。奥地利馆用瓷的外墙，意味着中国出口欧洲的瓷器，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沙特阿拉伯馆，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古国。以色列是两座流线性的建筑相扣。挪威馆用大柱支撑，好像见到了北欧的森林。芬兰馆，取意为冰湖。阿联酋名曰沙丘。巴基斯坦，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世界文化遗产古堡。新加坡馆，以流水和花园两个元素，组成了音乐盒的造型，你进入其中，好像在欣赏城市的交响乐。右边的荷兰馆，展示了8字型的欢乐街，可以领略荷兰的街道和风采。瑞士馆，采用可降解的树脂蛋白材料，展示了新技术和材料。西班牙馆也是用了环保的材料，像万千条的柳条编出的柳条框，可以自然通风和采光。我特别想说的是英国馆，很怪，这是一个毛茸茸的另类建筑，有七万根八米长的触须，可以随风飘摇，像有生命的集体。每个彩须，会有随光源变换。这个建筑，怎么可以和英国联系起来呢？和英国有什么关联呢？其实，追求独创的创意，一直是英国的文化趋向和政策引导的重点。所以我觉得它之所以是英国馆，在于他的文脉，这种文脉是英国对文化创意的追求。英国政府在1998年和2001年两次发布了英国文化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文件把广告、艺术品、软件、电脑服务等一共13个行业确定为创意产业行业，鼓励大胆创新。我们看到城市创意的理论方面，世界上有三个最权威的创意理论家，而业界首推的是英国的学者，叫查尔斯兰德里。他的代表作就叫创意城市，都市创新的工具书。他提出，新的都市规划策略方法是什么呢？他说：“检视人们如何在城市中以创意的方式进行思考、计划和行动。探索我们如何可以透过驾驭人们的想象力和天分，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和更具活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文脉。国家鼓励你创意，而且好多理论研究都是走在世界前面的，所以才能出现这样一个英国馆。了解了这些，我们对英国馆为什么会出自英国，会代表英国就不难理解了。总体来看，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建设，包括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展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场精采的建筑博览，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就是在各种文明、各种文化，当然也包括城市文明和建筑文化，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分的去担心特质的消失和传统的中断，事物在发展中总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看到大家趋同，就会调整，不会趋同下去。人们在实践碰撞的过程中取得的共识是不同文化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容纳不同文明的存在，也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既要学习借鉴先进与成功的经验，取人之精华，又要发展展示自我，体现文化主权为我所用。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特质就会有新的内容、传统就会有发展和创新，就能使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文化更为风采和精采。上海世博在这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它必然会回归社会，回归到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领域，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二、关于低碳、绿色的行动世博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创新，从1933年以来，我们知道1933年芝加哥的世博会第一次确定要有主题。芝加哥的主题是进步的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各界世博会都要确定鲜明的主题，这些主题无不关乎人类发展的主题，这些主题具有鲜明的导向型。我们注意到近50年来，约20届世博会，有2/3以上的主题选择了和地球、生态和人居环境有关。1962年“宇宙时代的人类”，1967年“人类与世界”，1970年“人类进步与和谐”，1974年“环境”，1975年“海洋”等。都是和人居环境有关的。1985年有两届。一直到2008年在西班牙，以“水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这2/3以上的主题，都是和生态、环境有关的，显而易见，通过这些主题我们可以验证，环境和生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上海世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认为这个主题妙就妙在有趋向“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期许。所以，世博不仅仅是文化，还有生态、绿色。上海是一座能源极度匮乏的城市，在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上海提出低碳发展的模式，并在工业、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低碳实践区等方面启动了200多项重大的科技项目，为低碳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技术支撑，上海已经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首批两个试点城市之一。可以说，上海的低碳模式路径，已经清晰可见。2010年，上海世博是在全球对生态环境问题十分关注，在我们举办的前一年，也就是去年，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性的气候峰会，也是在上海谋划科学发展，走上低碳之路探索的实践中，我们承办了这一届世博会。在选址、布局、建筑、公共设施、交通、服务等世博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应该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的题中之意。2009年7月，上海世博事物协调局和市环保局共同发布了上海世博的环境评估报告，这是承办方发出的要举办一届绿色世博的重要信号。8月份，联合国联合规划署发布了上海世博的环境评价报告，肯定了上海世博的绿色努力和低碳措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世博也是一次集中低碳实验和绿色行动的环境盛会，其中亮点多多。首先，我认为是选址的问题，上海世博的选址非常有战略眼光，选择了城市中心的旧工业改造区，这样既与城市的主题相吻合，又带动和实现了老城区的有机更新，激活了衰败老城中心，让其重新美好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和勇气。园区现在的所在地地方是上海和中国近代钢铁和制造业的制造地，主要是船舶为主的工业区和码头区，公里里面形成的布局混乱，用地紧张等问题日渐突出，涉及到旧区改造问题，以及保护工业遗产利用保护这样的难题，选择这样的地区作为世博会的园区，是极具挑战的。园区的规划者和决策者，没有采用惯用的推平投的方法，来挪用场地，而是本着对历史、城市、资源尊重的爱护理念，除了搬迁一部分的工厂和居民，对场地的老建筑和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尽可能的加以保护、利用、改造，预计有38万平方米的建筑纳入保护范围，25万平方米原有的工业厂房被改造成为场馆和配套房。这不仅使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得到全面更新，而且带动浦东浦西城市的更大生机和城市功能改善。新建100万平方米的生态走廊，大大提升该地区的生态质量，另外将来要布置众多公共艺术品，也将使这个昔日灰色的文化死角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论坛 新闻)。上海世博会的选址理念，必将成为城市更新的可借鉴样板，产生深远影响。选址，很有智慧，也很有挑战性。采取的措施都非常好。第二，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直接造就了低碳排放的绿色园区。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单体建筑，无论是永久性的建筑还是临时性的场馆，不管是新建建筑还是改造的老建筑，设计者都在节能减排、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负荷上采取先进、有效的技术和材料。整个世博园，都体现了一种低碳世博的理念。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园内的交通，采用了零排放的规划理念，建立了加氢的气站，利用1000多辆超级电容车、燃料电池车来解决交通问题。二是在能源的选择上，因地制宜集成和光伏和光热，还有风能、地缘热、降水源热等，为城市建立新型能源结构做探索实验。第三是在绿色建筑上，技高一筹，在节能、节水、节材、采访通风、外围保温、雨水的回收利用等多方面，都有集成和利用，有些是始于上海世博。主题馆，拥有世界最大的生态绿墙，5万平方米。之前爱知世博会最大的绿墙，我们比它大了一倍。另外，五个主题馆之一的城市探索馆，是一个老电厂的主厂房改造成的，采用了多项绿色技术。这可能是成为国内第一幢由老厂房改造成为的绿色建筑。世博中心，堪称绿色技术的大成者，节能节水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节能率高达，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杂水用量占生活用水量，回收雨水利用可达3万立方米，还有程控微灌溉系统可节水50%到70%。第三，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推出，是绿色行动的一次集体亮相。始于上海世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是2010世博会的亮点。这也是一个老城区、老街坊，规划意图是明确的，一方面为各国提供优秀实践案例的展场，同时实践区的本身也要成为最佳实践的案例。在最佳实践区里面，保留了工业建筑，占该区总建筑的60%以上，体现了保护前提下修复、改造和利用。使其具有新的功能和节能环保的品质，并且嵌入一些文化、时尚的元素，这样既保留了历史的基因，又可以展现时代精神。28个国家有56个城市参与，其中15个城市有实物的展示。这个展区，可以让大家共享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成功实践的理念和经验，又可以满足参观者亲身体验和临场的感受。这是城市发展中的新理念新创意、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集中示范街区，是诠释世博主题的“样板间”，也是绿色行动的集体亮相。这里，我认为有很多细节，值得大家好好看看。像德国的建筑，节能率高达90%。我们说建筑都是耗电的，但它是可以生产电的。它气密性非常好，又可以保持空气的新鲜。包括保持室内恒温，争取高舒适度，都有良好的表现。上海区的展品，我觉得这也是集了多项节能环保技术，70%运用成熟朴实的技术，30%是前瞻性的引导技术，这些技术集中反应了上海和全国在住宅产业现代化方面的先进实用的东西，也值得一看。还有特别要推荐的是英国的建筑，原版是在英国伦敦的郊区，是一个获奖的项目，叫零排放的建筑。现在搬到了上海，搬到最佳城市实践区，不用到伦敦就可以参加这个非常有名的建筑，会给你惊喜。还还有哥本哈根要建自行车之城，哥本哈根在2025年要实现碳中和，要实现零碳。还有很多项目，都会给你惊奇。我相信始于上海世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连同很多优秀的案例，一定会取得直观良好的案例。楼上好鸟 、那么长 。 楼主 、看看我的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1]（英）马修卡莫纳，（英）史蒂文蒂斯迪尔，（英）蒂姆希斯，（英）泰纳欧克.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马航，张昌娟，刘堃，余磊，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 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 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 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 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 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 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 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 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 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 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这是2010年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上海市民的目标。一位友人说过：“上海，就是东方的巴黎，让人神往，让人陶醉。”是啊,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短短几年的变化，就向世人证明了一切！ 上海的“水文化”的特色明显，特别是苏州河，苏州河是一条“沉淀了上海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 多少年来以黑臭文明的苏州河改头换面了。现在站在苏州河畔，看到的是洁净的水面、粼粼的波光、长长的绿化带、亲水的平台、还有绿荫下漫步的游人。 上海的浦东最能代表上海的变化，它已是上海的一颗闪耀明珠，浦东江边以从过去的一片没人要的“不毛之地”变为今天一块炙手可热的商业宝地，金贸大厦，东方明珠，陆家嘴金客中心等等。浦东跨世纪的变迁，证明了上海将以更新、更繁荣、更辉煌的一面来迎接外国友人的到来。 上海居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住房条件是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而在不断改变，就说我家吧，原来一家5口挤在两室户的老公房里，现在住的是花园小区，小区里有儿童乐园，老年健身器材。楼里有电梯，物业管理。家里是空调、电脑、家庭影院应有尽有。妈妈说以前我们是要吃饱吃好，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更好了吃的要丰富、要健康、要营养。 这就是上海的变化。上海的磁悬浮，上海的博物馆，上海的科技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上海的国际电影节。嗨！有那么多国际的中国的明星露脸。还有老外喜欢转悠老半天的热闹、拥挤不堪但有着浓郁的东方味道的城隍庙，还有众多的上海美味小吃，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就是上海！独一无二！ 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多彩！ ------------------------------------------------浦东现代建筑尤为壮观，世博园规划突出现代建筑特色，为的是给世界留下一个全心的博览会印象。笔者认为，世博园现代规划要素固然重要，但应该避开千篇一律的内容。世博会，应该是“博”字的亮点中，还应该有我们民族传统特色。在突出现代主题上，是不是也应该做一点传统的文章作点缀。把我们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商业交流，生动地再现出来，这样会使世博园锦上添花，而且能够抓住世界的视线。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商业繁荣景象，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丰富内容。画中商业交流街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其欣欣向荣景象，浓缩了一幅古代中国商贸繁荣兴旺的瑰丽画卷，极具代表性。况且这幅名画在世界范围知名度高，与世博会主题想吻合。如果在靠黄浦江边世博园规划区，划出一块区域，建立一个现实中的“清明上河图”，让这幅举世闻名的名画，重新生动地再现黄浦江边。这样，既可作为旅游景观，又可作为一初中国各民族传统商品展览会聚地，而且能够抓住外国人喜欢中国古代建筑和传统商品的心理，可谓一石二鸟，其意义非同凡响。 浦东聚集了太多现代建筑物，高楼大厦，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如果有这样一处“清明上河图”仿古建筑群来解放人们的实现，润色人们返朴归真的心理，可起着画龙点睛之妙趣！而且坐落在浦东“清明上河图”与隔江相望的城隍庙遥相呼应，在开完世博会后，可把它规划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传统商品交易中心，使之真正体现现代“清明上河图”的兴旺繁荣。不但有极高的欣赏价值，而且还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价值。同时也使世博园中添一抹古香古色的风采！可以预见，将来“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现实意义，不是一般的商业贸易区，而是一处高品位的人文景观，其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风味，必将为世人所乐道！-------------------------------------------------------------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化大工业与信息化引起社会结构急剧的转型，城市化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现象之一。在上述大趋势演变过程中，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正在由农村型向城市型逐渐过渡。城市化显著特征表现于：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多元文化大融合，城市的经济方式等特征正在向农村扩展。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全球城市化带来城市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融合。上海做为国际大都市，正在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此进行激烈的碰撞、交锋与融合。在上海这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一元化与多元化，各种地域文化和城镇文化等观念正在激烈地分化与融合，从而构成一系列本质性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应生的，具有个性的城市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利于提高城市自信心和知名度。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开放的有个性城市。2010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在展期六个月的世博会期间，观众人数将突破五千万人次，有望打破6340万人次的世博会最高记录。2010上海世博会将主题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紧紧抓住了国际上城市化进程这一大趋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命题，预示着上海及其他城市将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高度人工化的生存环境，造福全体城市居民。 -------------------------------------------------------上海是一座集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于一身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秦汉时属于海盐及娄县，唐时属华亭县，宋始设上海镇。元代设立上海县。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清政府辟为商埠，经过一百余年的建设，成为今日之大上海。上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由于城市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不同，其在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特点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上海的城市特点：能够融合多种地域文化，并能够吸取外国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奋发向上。上海的城市精神简言之就是：“开放与进取”。上海的城市特点是和城市精神历史之积累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具有强烈民族性与地域性，是上海的精华与象征。 历史上的上海是一座新兴移民城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国内文化精英曾经在这里汇聚。鸦片战争改变了上海的命运。当时上海成为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和移民城市，奉行投资者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登岸。上海侨民曾经一度高达10万余人，有全球“冒险家乐园”之美誉。在外国人移居上海同时，国内精英纷纷向上海汇集。机灵的江南人、聪慧的广州人、勤劳的山东人和苏北人，从各地迁居上海。综上所述，华人洋人杂处，上海本地人与外乡人混居，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和经济繁荣。从全国各地移居来的农民、手工艺人、知识分子，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感悟现代文明真缔，成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这是上海对于中国的极大贡献。于是，精明的上海人成为全国仿效的楷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海派文化普及风暴”。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代名词。多元与创新是海派文化精华之所在。上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上海都兼容并包。上海以海纳百川的气势，以开放创新的意识，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东海之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和传播上海城市精神的最佳时机，亦是一次促进建筑艺术设计及建材发展的新契机，也是一次展现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平台。“温故而知新”。综观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过程，思考成功地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素，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中国政府的支持，是成功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重要保证。从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到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从“通过竞争，获取和平”之主题到“人类——自然科技发展”之主题，历届世界贸易博览会都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将上海2010年世博会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国政府承诺：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展提供1亿美元的专项基金。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办好世博会的群众基础。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是明智的选择。上海的良好文化氛围是国内所有城市之中，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多元共存的宽容环境是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的人才优势与科技优势，是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基础要素。其三，主办国的综合国力是办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有了坚强的后盾。其四，2010年上海世界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赖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效业运营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应当包括：现代化的展览馆硬件设施，一流的交通与物流、一流的组织和服务等等。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指世博会是一个优于专业杂志、报纸、新闻发布会等等的营销中介模式。利用这一高效的商业运营模式能为上海这个城市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上万个就业岗位，从而使之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人类发展史即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诞生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城市成为世界的主宰，而21世纪扑面来的知识经济的诞生将成为第三次城市革命（或称之为新城市时代）的重要标志。 21世纪的城市将以人为本，追求对人的最大关心和陶冶。未来城市将以获得最佳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最大实现，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和核心。 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佳城市生活的历史。从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追求“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美丽和一切福利相结合在一起的目标”的理想城市”；法?勒?柯布西埃〈〈明天城市〉〉和〈〈光辉城市〉〉强调城市必须集中，建设集中有生命力的垂直的花园城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建设有秩序的符合大自然进化规律的有机城市；美?赖特的〈〈广亩城〉〉中探求代表和体现人类愿望的民主的现代城市生活；人本主义思想家芒福德则提出“城市发展的最优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等等，这些城市生活方式执着的先辈们为人类追求和建设美好城市和更美的城市生活描绘了至今仍值得人们借鉴的宝贵财富并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仅如此，除了上述先哲的个人努力外，人类也逐渐认识到，建设更好的城市，创造更美的城市生活，必须让全人类共同行动，形成共同的目标准则和行动纲领。从世界建筑师大会的《雅典宪章》第一次提出城市的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基本功能，并以思想上认识到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强调“人们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而《马丘比亚宪章》则强调“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感的城市生活环境；在《华沙宣言》中，确定了建筑人和环境作为整体的城市理念，并强调“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一项基本权利”，并将“重要的历史、宗教和考古区，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区，应该为子孙后代妥为保护，并且要同现代生活和发展结合起来。一切对塑造社会面貌和民族特征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须保护起来”；而在《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则重申和强调“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却应当是一致的，即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证人们平等、自由、教育、权利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人类应当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等等。人类城市发展已经证明，以上宣言已成为全人类城市发展和追求更美城市生活的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纲领。 由此看来，追求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美好生活，不仅是发达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和未来发展中更需要优先考虑并解决的主题和难题。 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there in order to live well.）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表达了全人类追求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体现了21世纪人类追求发展的新境界。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将加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建与整合。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除了实施城市物质现代化的共同目标外，更应注重各国家和城市个性化、人性化和民族化的挖掘和重建，以期待创造多层次、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生活，使城市具有亲和感、主人感和和谐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表达了人类关注自我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新审视。城市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精心爱护和经营我们的城市，实际上就是爱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使居住在城市的人具有自豪感、家园感和认同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追求一种城市要素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强调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强调追求城市物质高质量的同时，必须强化对人的权利和情感的最大保障、满足和提升，特别要体现因地制宜对反映各国城市特有生活习惯、地方民族习俗和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保留，并使之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使城市具有文化感、历史感和归宿感。 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五个副主题（城市多元化的融合、城市新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城市与乡村的互动）的深化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21世纪是一个呼唤文化精神的世纪。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多元文化的聚集与交融是城市的特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在城市中表现出他们最丰富的想象力和最独特的创造力和魅力。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和各城市采取活跃和开放的对外文化改革，而世界的多样性在城市的多样性中得以集中展示。共享时代文化，城市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寻求和谐发展，寻求历史文化与空间的连续性具有普遍和现实的意义。如各种文化节、电影节、音乐节、舞蹈节等。 城市多元化并存与交融发展，体现了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本身特征。城市是历史积累的产物，本身历史悠久的城市更是属于世界人民最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经过反思和重新审视，世界各国已对城市历史和城市遗产在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速的今天，基于对多元文化、地方文化保护的呼吁而展开的种种争论也与历史城市遗产保护密切相关，因为，越是历史的，越是民族的，也才越是世界的。 城市“新经济”的繁荣。“新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富有活力的城市经济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21世界的新经济更应是“绿色经济”。未来城市经济是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维护生态循环”为核心的新经济活动。实施城市“新经济”战略，使城市变成最洁净、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和最有国际竟争力和“双赢”的“绿色城市”，而新经济体现在各个行列中，如金融、贸易、保险、会展、电信、网络、环保、休闲等。 城市经济的发展或现代化方式和道路都应尊重各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国城市经济发展必须建之于特殊的资源环境和人口制约和背景下，但不管如何，世界生态体系的可持续性关系到世界城市的未来。因为今日之生态政治已远远超出了“可持续发展”只在一个城市里发生的事件不能算是“可持续性”，除非它成为各处城市今天和未来的准则。 城市科技的创新。科技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动力。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核心，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城市科技创新加快了城市的更新和生活的提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借助新科技，不仅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病端”和问题，而且有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全新的更具活力、魅力和高质量的城市人居新模式，并为我们的发展和交流开拓前所未有的城市新时空，如智能城、科技城、历史城、文化城、信息城、绿色城、健康城、生态城、太空城等。 城市科技创新在寻求不同国别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条件下由于科技水平制约而带给城市生活的种种弊端，并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和有效途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科技创新描绘和创造更美的城市，更好的城市生活。 城市社区的重塑。21世纪将赋予城市社区更新更丰富的内涵。城市社区是城市和人类生活的“细胞”，是城市“地域性社会利益共同体”。良好的城市社区既强调人与地缘环境的和谐，又重视共同实现多元目标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包括家庭、邻里的和睦相处，教育、医疗、保健等高水平服务的终身享受，以及丰富多样的娱乐休闲形式供人们选择。 在此基础特别关注和重视为所有人提供合适的住房，以解决由此而起的剧增的城市问题，以及现有城市居住模式所体现出的社区割裂与社会分层、大量流动人口涌现等等，都迫使城市要重新审视与思考居住与社区发展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要使美好的城市社区贴近每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增加城市公民参与社区管理广度和深度，使城市社区具有充分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城市社区中主人翁作用是城市有效管理的基础，而这种作用将贯穿于城市不同体系和层次的所有社区。 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城市与乡村是人类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有机整体。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与形态发展趋势，但是，在一方面强调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乡村与城市协调发展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乡村是城市的“底”，而城市则是乡村的“图”，城市与乡村互动实质是图底交替互换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是人类社会形态、空间形态、物质经济形象和环境形象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 城乡互动就是强调城乡平等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先城市，后乡村的发展，或者以牺牲乡村发展城市。要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平等位置，而对于中国特殊国情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核心在农村、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成败更在农村。也就是说实质上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中国城市化前途与命运。而城乡互动协调，就是更加强调与注重城乡和谐共生的和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结构和城乡形态。 3.主题意义的深化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是新城市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经济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化时代和城市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下，21世纪人类之发展，城市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与竞争。只有城市，没有国界；只有全球之城，没有政治之都。谁抢滩，谁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间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将是这场角逐中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对主题的沟通、研讨与交流，有利于推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创建绿色城市，构筑和谐家园”理念的实践，有利于提高人类关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反思和再认识。 关于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而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永远是人类努力的一个方向。以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主题，有利于吸引不同国别、不同层次的人们关注、参与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激发人们对人类未来、城市未来的全面思考和长虑。 上海既是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上海举办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可以为参观者提供两个舞台：一个是世博会现场的场馆舞台，世界各国各方面在这里展现各具特色的城市历史、现在与未来；另一个是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实舞台，参观者可以考察和体验这座东方都市及其城市群组的独特魅力。 主题对目前和将来仍将出现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模式、方向、经验、教训、“城市病”、老龄化、伦理、社区、文化、科技发展等国际性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具有重要的相互交流、借鉴和促进作用。 这是一组来自迎世博600天行动社会动员指挥部的数据——最新一次测评结果显示：全市迎世博环境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指数分别为、、，比首次测评的分数均明显上升。当然对广大市民来说，亲身感受也许比数据更有说服力——路面整洁了、社区美化了，大家更讲文明了，公共窗口的服务也更有人情味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正化作市民身边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变化。 迎世博进入倒计时300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目前，全市范围的“集中文明行动”共开展了9次，从今年4月起，每逢5日、15日、25日，申城都有百万市民参与到“三五”集中行动中来，有万人次主动参加了各类迎世博培训，万居民通过了世博知识测试……“迎世博”引燃了上海人的热情。(累死……几乎是全部的资料了,你选一下吧)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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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这个题目太大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主要涉及人口与土地两方面。人口就可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转型，土地的研究范围更广，包括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土地用途的变迁，土地监督等等，在城市边界的土地纠纷争议特别突出。在城市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虽然“城市化”经常挂在嘴边，但由于字数才8000，建议你还是将题目范围缩小一点，针对某一个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去探讨，简洁而有针对性。
促进物业管理发展 营造美好家园 随着城市的改扩建进一步加快，成片的新建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为我市竖起了一道亮丽的景观，但如何管理好这些小区，不至于一年新、二年旧、三年破，值得大家深思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吉安晚报推出的《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和谐家园》专栏，就是针对我市目前物业管理行业和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业主和物业企业搭建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更好地协调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同步增长。物业管理作为小区管理的一种好的形式，它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他包揽了小区的多种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涉及小区管理职责的一个社会总代管，不仅解决了小区的后顾之忧，让业主实现了安居的梦想，而且能营造一个又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建设和谐平安吉安、创建“三城”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目前情况看，凡值得参观、学习的小区，规划和建设的档次都比较高，都有完善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和良好的物业管理，开发企业和物业企业都舍得投入，希望打造精品小区。但由于，我市物业企业基础较差，物业行业发展较慢，城区老的住宅小区难以普遍推行物业管理，新建住宅小区有的在规划和建设中也忽视物业管理必要的设施要求，因此，城区物业管理覆盖率还不高，已管的小区也因客观、主观等原因，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收费难、收费标准低，导致物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寅吃卯粮，长此下去将难以为继，脏乱的小区可能随时出现。可是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的一个基本单元，管理的好不好，能直接反映出城市的文明卫生状况，小区搞不好，城市的脏乱差就解决不了，而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中是造就不出高素质的文明市民，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就会在此滋生蔓延。 通过这次专栏节目，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政策法规，引导人们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明确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让业主克服买了房子就买了一切，只要服务不想交费，或是交了有限的费用享受无限服务的行为；让企业克服把物业管理看成一种权力，重管理轻服务，多收费少服务的现象。其实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有矛盾实属正常，关键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搞好小区管理。所以要求企业不断自我完善，提供规范而又满意的服务；业主树立住房消费意识，主动配合物业服务；加强沟通联系，时常换位思考，不断密切关系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监督，这样我市的物业管理行业就能健康稳步的发展。西苑小区物业服务处 涂2010.
摘要：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追求和探索更佳城市生活的历史。追求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提升和实现高质量的城市美好生活，不仅是发达国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和未来发展中更需要优先考虑并解决的主题和难题。城市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和核心，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城市科技创新加快了城市的更新和生活的提升。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借助新科技，不仅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病端”和问题，而且有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创造全新的更具活力、魅力和高质量的城市人居新模式，并为我们的发展和交流开拓前所未有的城市新时空，如智能城、科技城、历史城、文化城、信息城、绿色城、健康城、生态城、太空城等。本文将着重浅谈“智能城市”计划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正文：世博会是全球综合性的国际盛会，它的宗旨是“理解·沟通·欢聚·合作”。举办世博会不仅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动，而且对人类和平发展科技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届世博会响亮地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探讨了人类城市生活直面的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是一曲以“创新”和“融合”为主旋律的交响乐，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未来城市的建造必须以实现人类、城市和地球这三个有机体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科技必将是推动三者发展的关键因素。今日之城市的“基本面”是大有益于人类的，不过在一些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也出现了不少“城市病”，以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思潮。面对这种情况，研究城市如何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就成为“人”字第一号的大课题。在上海世博会上，各国都会展示他们努力建设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成就，也会开展各种研讨，探讨新的锦囊妙计。思科馆提出的“智能城市”计划就是本届世博会的亮点之一。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是智能建筑多样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智能型建筑IB(IntelligentBuilding)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的基本要素是通信系统的网络化、办公业务自动化和智能化、建筑柔性化和建筑物管理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城市”依托于无线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其网络环境包括宽带网、移动互联网、电话网、电视网和各种无线网络等，服务内容包括计算、管理、控制、资源浏览。通过这种综合服务平台，“智能城市”将为居民提供便利、安全的生活环境，同时为政府管理城市提供便捷，在节约社会资源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通过网络控制智能大厦、智能住宅，并按需运行公交系统，让能源的使用情况可视可控，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正在日本进行的“智能城市”项目，囊括了15家日本顶级高科技企业的环保技术，城市中的一切尽在电脑掌控。在日本进行的“智能城市”项目中，集中控制装置可以通过网络控制智能大厦、智能住宅，并按需运行公交系统，让能源的使用情况可视化、可控化，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而在韩国SK电讯与中铁二局共同打造的“智能城市”计划中主要方向是为城市提供先进的城市管理服务，智能的环境保护、废弃物综合回收与利用，公共安全保卫，韩国SK电子竞技、数字娱乐等。合资公司将首先以成都金马国际体育城项目为示范区，进而为其他城市提供服务。我去世博园思科馆参观时，就亲身体验到了“智慧城市”带来的安全便捷，了解到了城市管理者如何运用“智慧”的工具更及时地响应事故，排除灾难隐患，更高效地部门协作，更人性化的市民公共服务。智能化的交通将会准确地感知并有效分配道路、停车场等公共资源。城市道路不再拥堵，停车难不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网络一站式服务可以创造更丰富的市民应用，“市民卡”将成为城市通行证，佩戴的手表会把你的血压、脉搏等信息传输到医院，再播报医生提供的健康咨询；你家的房门会在遇到小偷撬门时，自动发警报到小区保安的手机上……这充分展示了“智能＋互联＋协同”的智慧城市理念。对于智能城市我有着一些自己的构想，一些太阳光非常充足的城市，可以试着搞一些“太阳房”，将免费的能源应用到每家每户很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看着形态各异新奇完美的各国国家馆，我想未来的城市建筑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东南西北的方形建筑或圆形建筑，可以根据实地情况进行创新、变化。建筑最外层可以仿照鸟巢做成网格状，网格可以根据朝向不同而有疏有密，这样可以控制阳光照射程度，从而在降温和采暖方面发挥优势。网格很轻盈而且防风抗震，具有很好的横向稳定性。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可以随时将新材料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样城市将会更加智能，中国也将更加富强！正如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 order to live; They stay there in order to live well.）民生是“生活更美好”的下限，而生活更美好的上限是个变量。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是新城市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经济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的城市化时代和城市的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化浪潮下，21世纪人类之发展，城市将作为主体在全球网络中参与竞争。只有城市，没有国界；只有全球之城，没有政治之都。谁抢滩，谁就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间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将是这场角逐中的关键。通过对城市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展示，通过对主题的沟通、研讨与交流，推动全球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创建绿色城市，构筑和谐家园”理念的实践，提高人类关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反思和再认识。期待“智能城市”计划，期待美好幸福生活。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复苏，城市化进程推进，这一方面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能源和生态环境。在一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着只顾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长期环境效益的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因而有效利用能源，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人类的迫切任务。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后，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可持续发展已普遍达成共识，逐步被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人类生存和居住条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是全人类在21世纪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城市环境规划 城市规划概况 城市建设不能再重复单靠增加资源投入来推动发展的老路，必须依靠进步，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型城市，保持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调整提高城市建设节约水、能源、土地等资源和治污、防灾减灾的技术标准，纳入到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中，以法制手段保障和促进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城市是人类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改变赖以生存的环境，创造着高度的物质文明的集中地，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城市生命有机体与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制约和依赖构成的统一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工结构、资源结构、生态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的。要实现这一多元、多介质、多层次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要做好城市规划就要做到如下几点： （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节约用水和水污染防治。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节水和水污染治理的各项政策，运用市场规则，利用价格杠杆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和优化配置，完善城市各类用水的区别水价和超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要加大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普及推广力度。以污水资源化为目标，加快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步伐，加强中水回用技术与设备的开发，处理好设施布局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注重污水处理的安全性和生态效应，努力建设节水防污型城市。 （2）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城市绿化水平。要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严格划定绿化用地面积，安排绿化布局，加强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形成乔、灌、花、草相结合，点、线、面、环相衔接的绿地系统。推进城市绿化建设，必须尊重客观，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宜树则树，宜草则草。城市绿化要鼓励采用节水技术和废水利用，尽可能减少绿地养护的水消耗。要结合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旧城有机更新，增加城市中心区的绿地面积。要建立并严格实行城市绿化“绿线”管制制度，坚决查处各种挤占城市绿地的行为。要鼓励农民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城郊绿化，引导社会资金用于城市绿化建设，增加城市绿化建设用地和资金投入，尽快把城市绿化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3）以供热收费制度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计划经济和福利分房旧体制下形成的福利供热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体制的需要，也是造成采暖能源浪费严重的重要经济根源。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变暗补为明补，逐步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传统用热制度，改为由居民家庭（用热户）直接向供热缴费采暖，实行采暖用热商品化，采暖补贴货币化。采暖地区的城镇新建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凡使用集中供热设施的，都必须设计安装具有分户计量及室温调控功能的采暖系统。现有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也要按照分户计量、室温可控的要求逐步进行改造。积极推行按用热量分户计量收费办法，逐步取消按面积计收热费，更好地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提高采暖舒适度和热能利用效率。城镇供热体制改革关系广大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低收入居民家庭的冬季取暖保障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4）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力度。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旧城有机更新，重点解决城市建成区特别是中心区开发强度过大、人口密度过高、公共设施短缺、拥挤、环境脏乱等问题，坚决关停或迁移城区内污染严重的项目，清除违法违章建筑。要促进建筑节能技术的普及推广，改善城市民用燃料结构，减少和控制城市大气污染。以通达、低污染、低能耗为目标，实行公共交通优先的城市交通政策，推进通讯技术在城市公共交通调度管理中的应用，积极促进城市交通组织和管理的现代化。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直接相关，必须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是物质条件的建设和改善，还包括文化精神、道德意识的建设和改善，要将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5）围绕改善人居环境的关键领域，加强科技创新。城镇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地，也是各类污染集中的地区。建设科技工作必须围绕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气象环境与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和相互关系，努力控制城乡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污染。在污水资源化、建筑节能、化学建材、建筑用钢、智能交通、住宅产业现代化等影响和制约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的几个关键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加强技术集成，加大技术推广应用力度。全面启动污水回用示范工程。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城镇，要率先实现污水回用与污水处理能力的同步增长；新建城镇污水处理厂要直接瞄准回用目标，积极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完善配套技术经济政策，推动建筑节能由局部试点转向大规模推广应用。强化先进适用技术在住宅建设中的应用，将经试点和示范工程实践检验的成熟技术和部品，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2.城市生态规划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城市为中心，生态系统为基础，人的需要为目标的自然再生产和再生产相交织的经济生态系统；同时又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子系统、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共同构成的有机生态巨系统[3]。 它是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城市的各种活动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相反，强度过大的城市活动反过来也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持续破坏，从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自身[4]。因此，城市生态规划是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的重要途径。 城市生态规划的内涵 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MAB，1984）报告指出：“生态城（乡）规划就是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人类活动的最佳环境，诱发人创造精神和生产力，提供高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具体来讲，城市生态规划就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目标和措施所作的规划，其目的在于提高环境质量，维持生态平衡，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它遵循生态学与城市规划学有关与，系统、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手段，辩识、模拟、设计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掌握城币生态系统的演变及其因素，通过对城市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综合布局与安排，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规划方案，调整城市人类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以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城市的和谐、高效、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规划是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相适应的一种规划方法，它将生态学的原理和城市总体规划、环境规划相结合，从自然要素的规律出发，其发展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确定人类如何进行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有效地开发、利用、保护这些自然资源要素，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使得整个区域和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5]。 因此，城市生态规划不同于传统的环境规划和经济规划，它是联系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规划及社会经济规划的桥梁，其科学内涵强调规划的能动性、协调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其目标是追求社会的文明、经济的高效，生态环境的和谐[6]。 可持续的城市生态环境规划 要实现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可持续性，就必须革新观念，运用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缓解城市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协调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为保证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可持续性，应遵循以下原则： （1）阈限物质法则 任何空间、资源规划均有一个“度”，要考虑“最适”和“阈限”。在规划过程中，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城市发展价值观，保证城市对生态系统的索取和废物的排放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以内，使城市的发展强度与城市的发展能力相适应，从而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2）多样性共生原则 任何一个系统中的子系统间总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Hough评论说，“如果健康被描述为抵抗力的能力，那么多样性也意味着健康”[7]。因此，在城市生态规划过程中，要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将城市生态系统置于整个生物圈范畴内进行规划，建立市区和郊区的复合生态系统，保护城区及周边的各种生物。 （3）相生相克原则 在系统中总存在着子系统间既共存又制约的关系，一种组成要素的危害性，可能在另一生态要素上体现出来。在城市的生态规划过程中一定要普遍联系并识别城市生态环境中各组成要素间密切的利害关系，找出现象的本质、根源，从而将这种关系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4）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原则 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降低资源的消耗率；其二是推行清洁能源、材料加大回收力度。在城市生态规划中，要通过推进产业结构模式的演变，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建立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生产工艺、产业结构设置高效能的运转系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5）预防和保护齐头并进的原则 对于已经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一定要采取合理的措施，积极应对；对于未知还未表现症状的要有所预见。我国推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从根本上讲就是可持续性城市生态规划的一部分。任何一项工程实施前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价，预见其建成后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效益程度，从而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同时，在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的过程中，还应该建立高水平的管理队伍，制定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建立高质量的环保系统；同时逐步完善绿地生态系统，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含义出发，探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对认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及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
一、工业化、城市化的含义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别反映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城市化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集中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平行发展，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将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依赖于两者的互动发展，即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动力共同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专业化经济是指由于劳动分工引起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加，而集聚经济是一种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获得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系统力量。分工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专业化经济，引起商品种类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产品之间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运输费用，与交易产品的数量有关；二是固定交易费用，它是每次交易中确定价格所需要固定的议价费用；三是狭义内生费用，是指交易中人们为了从分工中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利益，结果造成分工利益不能充分利用或者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而集聚经济恰好能降低这三种交易费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降低运输交易费用；交易技术或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固定交易费用；人口集聚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减而降低内生交易费用。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可简单概括为：分工与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水平，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引起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促进了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工业企业为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的提高，一般选择将其经济活动集聚于城市，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效益的存在，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从而推动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外部表现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集中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也就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良性循环。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进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工业化占主导地位，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内部分工水平相对比较低，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种类比较少，专门从事产品交易的专业服务人员也比较少。这个时期制造业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而言，专业化分工程度是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比较高，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相对比较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虽然低于农业，但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市化的发展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城镇的功能是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集聚场所，并提供相应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产品的交易数量与种类相对比较少；城镇的发展主要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城市的外延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开始加快。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二者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随着工业化演进，工业分工逐步深化，中间产品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产品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对专业中间商以及专业化服务经济的需求提高，推动了服务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对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通过共用基础设施，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面对面的交谈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分工细化表现出对于企业的生产服务于对于人口的生活服务加强吸引人口进入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与市场范围的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为工业专业化生产提供条件。生产资料工业产生“资本排斥劳动”，使得工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降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其比重提高，逐渐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从空间转移来看，这个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稳步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有一个大的飞跃。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市化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功能的强化。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工业生产总量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减小，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开始呈现负增长或者零增长。服务业分工深化，生活服务业的重要性加强，服务业对于空间上可接近性的要求，使得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演变为服务业，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相促动，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等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与非农产业差距减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非常缓慢，城市化发展主要表现为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普景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澳)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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