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诗词研究论文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最出名的就是黛玉葬花了。。。

我有《红楼梦》的论文，“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1. 关于红楼梦的诗句赏析关于红楼梦的诗句赏析 1. 红楼梦句子摘抄及赏析 1、“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一句仿佛点出了整部红楼梦的主题。在大观园中的各色青春美好的女儿们，就像春天里美丽的花儿，尽情绽放着自己的人生。然而“春天”很快就过去，贾府很快衰亡。大观园中的女儿们死的死，流散的流散，念佛的念佛，甚至被卖为娼妓。就好像春天过去后花儿的凋零。 2、“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红楼梦》书中的宝钗就是这一种人情练达之人，她是如何考虑问题的，如何处理问题的，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和家人，对长辈，对朋友，对仆人和丫鬟们，这一干事等就是她的“人情干练”。 3、（第五回里）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玉里埋。赏析：由于全书强调“钗黛合”，所以将黛玉和宝钗合在一起，所以这首判词既是黛玉的，又是宝钗的，这也是十二金钗正册只有十一首判词的原因。判词中的前两句肯定了黛玉和宝钗的不同才华，后两句暗含两人姓名，也揭示了她们可悲的命运。 4、“满纸荒唐言”，指《红楼梦》全书；言，文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家庭琐事，尤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遭遇悲惨的女性形象，这与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描写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使得《红楼梦》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另类。 5、“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一双丹凤眼，两条柳叶形状的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身形苗条，体态风流妩媚，谓体态俊俏美好，苗条。面容娇美动人，威严之色不露于相貌，红唇美艳还没有开启，就先听到了她的笑声。 2. 红楼梦诗词解析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树，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研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入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依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依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依收葬，未卜依身何日丧？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诗词鉴赏】《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它和《芙蓉女儿诔》一样，是作者出力摹写的文字。这首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在抒情上淋漓尽致，艺术上是很成功的。这首诗并非一味哀伤凄恻，其中仍然有着一种抑塞不平之气。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则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这些，才是它的思想价值之所在。这曾诗的另一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有批语说：“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憾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下批。有客日：‘先生身非宝主，何能下笔？”即字字双圈，批词通仙，料难遂颦儿之意，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 ’噫唏！阻余者想亦《石头记》来的，散停笔以待。”值得注意的是批语指出：没有看过“玉兄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毫无疑问的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这一点，我们从作者的同时人、极可能是其友人的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中得到了证明。诗曰；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我们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现在看来，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我们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象“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王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试想，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是多么的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宝玉已有他属，试问，起黛玉“沉痼”又有何用？难道“续红丝”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不成？此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无疑。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现在，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已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象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 3. 红楼梦经典语句赏析红楼梦是诗词宝库，就撷起几句典型与君共赏：1、（第五回里）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玉里埋。赏析：由于全书强调“钗黛合”，所以将黛玉和宝钗合在一起，所以这首判词既是黛玉的，又是宝钗的，这也是十二金钗正册只有十一首判词的原因。判词中的前两句肯定了黛玉和宝钗的不同才华，后两句暗含两人姓名，也揭示了她们可悲的命运。2、（第三十四回）题帕三绝句其一：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难？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赏析：黛玉在“神魂弛荡”的情况下半夜爬起来写的这诗，因宝玉托晴雯。 4. 红楼梦诗词赏析 2009-02-07 举报 .薛宝钗诗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姻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诗词鉴赏】海棠诗社由李纨自荐掌坛，并声明：“若是要推我作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迎春别号）、藕树（惜春别号）二位学究来，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人不作，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都是要限定的。” 李纨说的“四个”，即探春、宝钗、宝玉、黛玉，所以第一次作海棠诗的只有他们四位。宝钗是封建阶级典型的大家闺秀，几乎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虽然小时也偷读过《西厢记》一类的书，但在人前绝不流露；听到黛玉行酒令时说出《西厢记》中的词语，立即在背后提出善意的告诫；大观园出了“绣春囊”事件，她立即借口母亲有病搬出大观园等等，都是她“珍重芳姿”的表现。她平日不爱花儿粉儿的，穿着的也是半新不1日的衣服，这是她“洗出”“胭脂”的注脚。 “淡极始知花更艳”，表明她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美都充满了矜持和自信，第五回里说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即是旁证。 “愁多焉得玉无痕”一句，直接指的是白海棠，有一条脂批说：“讽刺林、宝二人。” 林、宝二人的名字都有“玉”字，他们确也“多愁”，这究竞是有意地影射呢，还是偶然的巧合？不好下断语，可聊备一说。诗社社长李纨以为“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这身分就是封建社会“淑女”的身分。宝钗既受了封建礼教深深的毒害，又用这种礼教去约束别人，并且自以为是在帮助人。她的悲剧就在于害已害人都不自觉。从本质上说，她不是恶人，更不是阴谋家，她的未来的遭遇也是值得同情的。贾宝玉诗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沼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诗词鉴赏】社长李纨评这首诗说：“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说：“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最公。” 宝玉的这首诗寓进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就是宝钗和黛玉。 “出浴太真冰作影”，是借咏海棠咏宝钗。宝钗长得“肌肤丰泽”，和杨贵妃同具健康丰满的美。第三十回书中宝玉就曾以“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的话讥诮过额。 “捧心西子玉为魂”，是借咏海棠咏黛玉。黛玉行动如“弱柳扶风”，和西施同具病态柔弱的美。第三回书中宝玉送黛玉的“颦颦”的称呼，就是“捧心而颦”的意思。“冰作影”是形容宝钗的肌肤，“玉为魂”是比喻黛玉的心灵。晓风不散愁千点”，是暗示宝钗日后寡居时的苦闷；“宿雨还添泪一痕”，则显然是喻黛玉善哭。最后两句似乎是合说钗、黛都对宝玉大有情意，但结局都不好。我们这样分析这首诗，不是说宝玉已经预知了未来，而是说曹雪芹为宝玉拟作这首诗时，有意暗示了这些内容。其他人的诗亦与此同。林黛玉诗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月窟仙人缝缟抉，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诗词鉴赏】别人都交卷了，黛玉还没作。李纨催她，她提笔一挥而就，掷给李纨等人，表现了黛玉才思特殊的敏捷。和宝钗“珍重芳姿昼掩门”相反，黛玉是“半卷湘帘半掩门”，任性任情，并不特别珍视贵族小姐的身分。“碾冰为土玉为盆”，表明她玉洁冰清，目下无尘。她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的洁白，有梅花的馨香。“月窟仙人”不就是“绛珠仙子”吗？在清冷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缟衣，多么颓丧；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哭泣，又多么可怜。满腹的心事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诗社众人看了黛玉的诗，“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却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宝钗）稿。” 李纨的评价未必公允，但她的评论确也指出了林、薛二人诗的特点。所谓“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所谓“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把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了。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理解了她的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被李纨顶了回去。您正浏览的文章《红楼梦诗词鉴赏之七》由第一范文网（）整理，访问地址为：我也看了，主要是对海棠诗隐喻意义的分析，不是字面翻译，就不引用了，需要的话，搂主自看吧

红楼梦论文研究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研究第一人胡适先生，后来就是红楼痴儒周汝昌先生。研究红楼无非是学术上的问题，为的是更好的还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原貌。因为在康熙年间红楼梦因为有许多思想太前卫，涉及许多皇帝的私事，故被作为禁书。然而却又禁止不住，故皇帝派高鹗等御用文人去整编红楼梦，增删一些内容，来掩饰一些与皇帝利益冲突的内容。但是曹雪芹也留了一手，他在第五回写出个人判词隐晦的揭示了一些本该有的内容。高鹗心中也不愿删改，只是君命难为，过在许多地方将改过之处以一个标题带过来给后人研究留下线索，所以红楼梦中许多在标题上出现的内容在文中之子未提，或只言片面。故此研究红楼梦的秘密在于还原这一部伟大的巨作，并且那些被删改之处才是全书思想精华之所在。o

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仿佛不是在读虚构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些曾经活过或还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与事迹的实录。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中，有一段话，真切地描述了《红楼梦》的读者与书中人物发生关系的这种情形。我们少年时候，我们还没有读这部巨著的时候，就很可能听到某些年纪较大的人谈论它。他们常常谈论得那样热烈。我们不能不吃惊了，他们对它里面的人物和情节是那样熟悉，而且有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辩，就如同在谈论他们的邻居或亲戚，一如同为了什么和他们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而争辩一样。这种情形颇为令人寻味。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本来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是作家的创造物。然而有时候，文学艺术的创造物竟然与客观现实生活取得某种同一性或统一性，读者把文艺作品中的人物看作生活中实有的、具有客观实在的认识价值的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说，这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起作用。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造，都是凭借着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而打动读者，达到艺术形象、实际生活、读者感受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与互相转化的。但我们还应再深入一步探究一下，现实主义形象的真实性，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我以为，那就是形象的客观性。只有那些不带作者的主观随意性而具有客观的生活具体性的形象，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形象。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区别于非现实主义(例如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主要特点，就在形象的客观性上。现实主义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既主要表现为形象的客观性，又依存于形象的客观性。对于现实主义艺术创造来说，失去了形象的客观性，也就失去了形象的真实性。如果说形象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形象的客观性就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生命。因此，形象的客观性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一个课题。《红楼梦》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一份至为博大渊深的教材。《红楼梦》在人物形象的物质可感性、客观可信性上所达到的卓越成就，是文学史上罕见的，是举世公认的。正是通过形象的客观性这个媒介，万万千千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同《红楼梦》中的人物发生这样那样的精神交感以致言行交通的关系，在阅读、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在读者的感受中实现了观念形态的这部作品与物质形态的社会生活的统一

合理，因为作品写得如实、逼真，就能使读者在意象中与艺术形象目接神交，如对生人。不但《红楼梦》，古往今来，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创术创作

红楼梦红学研究论文

“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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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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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论文2000

论对《红楼梦》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其实，对《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自《红楼梦》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红楼梦》，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红楼梦》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红楼梦》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红楼梦》。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红楼梦》，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才谈得解释《红楼梦》，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红楼梦》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红楼梦》，《红楼梦》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读者不同；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红楼梦》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以此，我们可以对《红楼梦》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红楼梦》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红楼梦》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红楼梦》，《红楼梦》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红楼梦》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的领悟给予了《红楼梦》，阅读者也从阅读《红楼梦》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总之，对《红楼梦》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红楼梦》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的批评者力图同《红楼梦》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红楼梦》之外对《红楼梦》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红楼梦》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红楼梦》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红楼梦》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红楼梦》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红楼梦》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红楼梦》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红楼梦》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当然，阐释《红楼梦》，《红楼梦》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红楼梦》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红楼梦》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红楼梦》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红楼梦》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红楼梦》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红楼梦》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锦瑟》，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红楼梦》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红楼梦》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红楼梦》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红楼梦》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红楼梦》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红楼梦》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红楼梦》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从阐释学的观点看，《红楼梦》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红楼梦》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红楼梦》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的释读，而《红楼梦》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因此说，对《红楼梦》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红楼梦》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文子，访德篇》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论贾宝玉的爱情观（上）论点摘要：一、贾宝玉的“情痴”是自小积渐而成。二、贾宝玉青春觉醒，受到《西厢记》等爱情“传奇”的启发指导，寻求真爱，追求林黛玉；宝、黛爱情超越时代，具有先进性。三、贾宝玉的爱情观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他的婚姻观却仍留有封建残余。关键词：宝、黛爱情超越时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读者们都知道他是个“情痴”情种。书中写他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他“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当然是曹雪芹所造神话。那么，贾宝玉的“情痴”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贾宝玉的爱情观念是否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呢？《红楼梦》书中有关描写、叙述，提供了大量素材，我们可以考察、研究。强巴不揣浅陋，以蠡测海，试图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嫡子”，又“衔玉而生”（“衔玉”神话，或指他出生即受某位大贵人青睐，指定了继承权，如强巴根据朱淡文先生论述而猜想的“曹頔出生后由祖母孙氏太夫人作主过继给曹寅，准备继承曹寅”；或由长辈特别钟爱，自幼即佩以美玉，而传说成天生），祖母史太君溺爱，带在身边（参见第四回）；自幼丫鬟环绕，“捧凤凰似的”，各方面悉心照料；服侍贾宝玉的这些丫鬟多由贾母史太君拣择派来，一个个聪明清俊。再加上“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从小就既推重、亲爱美丽少女，又身受丫鬟们的呵护照拂；所处环境耳濡目染而又身受好处、心向往之，也就学习浸染了少女的温柔细心。第九回说贾宝玉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缠绵”，说的就是他情痴、“意淫”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里说“天生成”，是作者有意神乎其说。而由以上情况，强巴看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是自小积渐而成。心理学认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感到的困扰，常常并不是身体成长和性冲动的本身，而是以为自己看起来不如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好，或者是能那么迎合别人的心意。宝玉赞叹袭人家“那个穿红的”女孩儿，说是她才“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第十九回）；见到那“腼腆温柔、有女儿之风”的秦钟，就以为自己“竟成了泥猪癞狗”（第七回）；对比女孩儿，宝玉常自嘲为“须眉浊物”；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况。德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还认为，青年人随着自己心理能力的迅速扩展，为自己所面临的无数正反选择而感到不知所措；由于对自己是谁感到犹豫不定，就急迫地倾向于把自己同一于“自己人”（in groups）。我认为贾宝玉就正是由于厌弃当时社会的“复杂”（相对于“小宝玉”幼童和他身边的少女们）而又腐朽丑恶，这才推重、亲爱纯洁少女，把她们当作“自己人”，希望自己能同一于她们，“来世也变成个女孩儿”。贾宝玉的情痴、“意淫”，应该就是这样形成的。第六回写贾宝玉梦中得到警幻秘授以后，说与袭人听，因“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授云雨之事”。这是贾宝玉爱情的开始吗？强巴认为，否，这仅代表贾宝玉生理上性成熟的开始。强巴认为：人类的爱情，应该是生理、心理（包括思想观念、感情情绪等等）的交融统一。“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各自把所梦想的对象特征储存于大脑之中，就像把数据储存于软盘中一样，称之为‘爱之图’。这张图最早由父母构画，并不断受到外界因素的修正与补充。年龄越大，图像越具体。男人和女人由于某种契机而第一次目光相触时，眼睛就捕捉对方的身高、体型、眼神、肤色、发型、风度以及服饰等信息，以每小时400多公里的速度，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对方的特征与所储存的图像越是吻合，大脑发出的信息越是强烈。人脑内的‘化学工厂’便开足马力产生大量兴奋物质，在脑中形成一种幸福激素，引起诸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变化，心中激情涌荡，即‘一见钟情’”（杨建葆著《阅读生命》，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据瑞士的科学家们在作过大鼠的科学实验后对女大学生采用嗅Т恤衫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一见（一嗅）钟情”，主要是由于体内的基因不同，异性之间才互相吸引；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生物、生理原因。“一见钟情”要成长为人类真正的爱情，还必须经过男女双方相当时间的互相了解，能够接受对方的思想观念，接受或容忍对方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等。贾宝玉面对袭人，书中没有写出他那时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等表现，没有“激情涌荡”，这时候连“钟情”都算不上；他们这初次的性行为，类似于儿童或少年之间一次“淘气”的出格游戏，强巴认为这并不代表爱情。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细看形容”，见到她那“与众各别”的美丽娇柔，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并且根据黛玉之名马上给她取字“颦颦”；这倒还有点儿“一见钟情”的味道。不过这仍然还不是爱情；由于当时双方年纪都还小，心中的“爱之图”都还朦胧模糊，还没有能够具体、定型。因此，心理上都还没有产生爱情欲求。贾宝玉心理上的爱情欲求产生于什么时候呢？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搬进大观园居住以后，“谁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我以为这表现的就是贾宝玉青春发动，心理上开始产生爱情欲求。若单纯是生理上的性欲求，他已经和袭人做过，袭人天天侍候在侧，“温柔和顺”，他要满足很容易，又怎么会“只是闷闷的”不自在呢。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贵族公子，他已经知道，袭人这一类“丫鬟婢女”，他若喜爱，传统上是只能作为侍妾即小老婆的。那么，他的“匹配”、他的正妻，在何方呢，是个什么模样儿呢？虽然他的婚姻大事按照封建礼教必须取决于“父母之命”，但是，他的独立意识、他的青春冲动，都促使他去考虑、探索、寻寻觅觅。茗烟“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把那文理细密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于是，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共五本二十出，金圣叹评点谓第五本之四出“不知谁所续写”，只推赞前四本之十六出；书中写林黛玉从宝玉手中“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因而可知他们读的是金评本），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成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指南。第二十九回有一段话很值得研究：“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林黛玉。这一段话，强巴以为至少包含下面几层意思：一、贾宝玉自幼生成情痴、“意淫”，为什么说这是“下流痴病”呢？盖传统意识形态，都认为，男子汉应该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若只管混在女孩儿堆中温存体贴，“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世俗认作“下流痴病”，而贾宝玉仍然坚持如此，只管将心思精力都用于探索和追求爱情，所以他确实是情痴情种。二、这里“邪书僻传”是指《西厢记》、《牡丹亭》等爱情宝典，故意采用了封建礼教“卫道士”对它们的贬称；说是阅读这些爱情经典进一步启发了贾宝玉对爱情的追求。三、寻求的结果，贾宝玉认为自己所见众多闺中英秀，仍推林黛玉为群芳之冠；况且和林黛玉自幼相伴成长、亲密有加，感到两人性情投合；于是心中暗将林黛玉当作自己的婚姻“匹配”，决心要娶她为妻，这就是他的“早存了一段心事”。四、有心事却“只不好说出来”，是指他心中仍存顾虑：一方面自己还是少年，怎么好意思就公然谈婚论娶；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贾宝玉爱情观念进步、高尚的地方之一，他希望征求林黛玉的意见，要弄清林黛玉是不是也爱他，但是自小受礼教约束，又考虑黛玉极自尊、“面儿薄”，不能当面明确提出来。五、“变尽法子暗中试探”，就是指他（自以为是）“巧妙”地征求意见；既指他对林黛玉几次引用《西厢记》，“妙词通戏语”；也指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所写他对黛玉的几次真情表白。至于“及如今稍明时事”一句，含义复杂，请容强巴在下面分析“梦兆绛芸轩”一节再作臆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他们受到《西厢记》、《牡丹亭》启发、指引，但是他们的爱情又超越了那种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模式；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超越时代的真正的爱情，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先进性。真正的爱情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人各有性格脾气，要互相了解就免不了冲突、碰撞。第五回写宝玉“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气的独在房中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这就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相伴成长的过程。互相了解，由亲密接触而看到对方的缺点或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脾气、兴趣、习惯，等等，喜爱对方而希望能与自己“同一”，就不免“求全责备”，于是龃龉、争吵、甚至怄气；要继续交往，要做好朋友，就必须检点自己、宽容对方；怄气的时候必须有一方主动和解、“作小服低”。深入交往下去，发现对方在思想观念等大的方面和自己一致或者相容，其他方面也都相容、互补，或者自己能够宽容；这样的情况，若在同性之间，就能成为“知己”，甚至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若在异性之间，尤其在男未婚女未嫁之时，就能发展成真正的爱情。这样发展而成的爱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属于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口角怄气、探望赔情，“或喜或怒”、多方“试探”；很好地表现了他们二人互相了解、发现双方“心情相对”即性情投合、直到发展成美好爱情的这一整个过程。第三十二回，史湘云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就赶她离开，并称赏林黛玉从来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在思想观念上的志同道合，这是宝玉坚持只选择黛玉为妻的关键。接下来“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黛二人我给你拭泪，你给我拭汗；研讲“放心”这句话，“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哪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这就形成了宝、黛爱情的高潮。宝玉黛玉相爱――― 但是还有个薛宝钗。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应该是当时社会的淑女典型。宝玉也曾爱慕宝钗的容貌美丽（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四回写宝玉挨贾政暴打后宝钗来探望慰问，宝玉听她说得“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她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这时的宝玉对宝钗不能说没有爱的感情。那么，第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为什么贾宝玉要坚决摈弃和薛宝钗的金玉姻缘，坚持成就和林黛玉的木石姻缘呢？《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了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故事，隐喻宝玉和黛玉有“木石前盟”；这当然是神话。强巴认为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除了有“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的基础，至少还有以下两大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宝钗可敬可畏而黛玉可爱可亲。“宝姐姐”比τ衲瓿ぃ矣?amp;ldquo;品格端方”，常常教导、批评宝玉；如第八回教他不要吃冷酒，第十八回讥评他作诗忘了“绿蜡”典故，第二十二回听戏曲演唱时批评他“不知戏”，等等。这样，在和宝钗的交校 τ褡苁歉械阶约翰缓谩⒂字桑髁⒉黄鹱宰鸷湍凶雍浩拧6?amp;ldquo;林妹妹”呢，她娇弱多病，宝玉经常去探望、呵护，甚至为她编讲小耗子“香芋”童话；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人讲话时常尖酸刻薄，这既符合宝玉表面自嘲“须眉浊物”其实内心孤傲（如批评“国贼禄鬼”、讨厌贾雨村一类“俗物”等等）的性格，又给宝玉规劝、帮助她提供了机会。自从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以来，几千年男权统治；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多数是男子主动，作养、疼爱、呵护自己的爱人、妻子，显示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而那些妻子成为了“女强人”的家庭，丈夫若各方面都被“妻管严”，老是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多数就都很容易发生婚变。贾宝玉虽然大力宣言“女清男浊”，重女轻男，心中和/或潜意识中仍然具备大丈夫气概。我们只看第三十四回，宝玉见到薛宝钗“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的少女风韵，“不觉心中大畅”，产生爱怜情意；就能够明白这一点。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金玉姻缘代表富贵结合，木石姻缘代表贫贱夫妻；而贾宝玉“及如今稍明时事”，作出了重大选择。贾宝玉渐渐明白了的“时事”，指什么？若按《红楼梦》描写的社会中的“时事”世俗，“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人们纷纷攘攘都在图名求利；人生在世，自是有钱有势好；能够娶薛宝钗这样美貌而又出身富裕家庭的淑女为妻，既能日对美女“秀色可餐”（参见“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回中宝玉的“呆雁”表现），又有她带来的大笔嫁妆维持安乐生活，有什么不好？像强巴这样的“俗物”，若进入《红楼梦》世界，就很可能选择了薛宝钗呢（或者是英豪阔大又很会做“女红”活的史湘云？）。因此，强巴认为这里说的“时事”，不是书中贾宝玉看到的时事，而应该是指作者曹雪芹所遭遇的“时事”。也就是说，曹雪芹创作至此，太上忘情，完全把自己代入贾宝玉，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深刻体会直白地写了出来。继承曹雪芹爷爷曹寅担任江宁织造的曹頫被革职抄家后，十三岁的曹雪芹（天佑）随家人一起到了北京，曹頫还被“枷号”追缴欠银，一家人的生活肯定不宽裕；乾隆五年受“弘皙案”政治风浪牵累，曹雪芹（天佑）被免去“现任州同”官职，虽曾多方奔走（“弹食客铗”、“扣富儿门”，见敦诚《四松堂集•寄怀曹雪芹》），却再也没能得到“起复”任用，于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贫苦。面对这样的“时事”，曹雪芹悲愤莫名，只有抛弃“金玉姻缘富贵结合”的幻想，选择定“木石姻缘贫贱夫妻”。我们看薛宝钗，她既出身富有，又曾经教宝玉讲求“仕途经济”、立身扬名（第三十二回）；而宝玉既厌弃当时虚伪腐败的封建“仕途经济”，作者曹雪芹身受和看到抄家、革职之苦，又看到政治风浪一来，连科举进士出身的正直官吏也横遭厄运的“时事”；“富”，既可由被抄家而落败，“贵”，又怎么追求、如何能保持呢？“富贵结合”只是幻想，薛宝钗就被排除在贾宝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作者曹雪芹）的婚姻选择之外。而林黛玉呢，她既从来不说要贾宝玉去追求“仕途经济”这一类“混账话”，就连贾宝玉珍重转赠北静王送的“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她也“掷而不取”，贬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就十分符合贾宝玉内心孤傲的思想性格，两人“心情相对”，志同道合。所以贾宝玉十分决绝地（就连睡梦中也要“喊骂”着表示）反抗世俗，选择“木石姻缘”林黛玉，准备着作一对贫贱夫妻。 --------------------------------------------------------------------------------贾宝玉如此选择婚姻配偶，不重门第和家境；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既注重两人之间的“心情相对”，志同道合，又一定要征求对方意见，看对方是否也相爱、钟情于我，确定了以后才明确追求。这样的爱情观，超越了他所处的封建时代，具有超前的先进性；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是优秀的、美好的、高级的。贾宝玉“意淫”。强巴撰文分析过，他“意淫”的对象是美丽的少女们，“意淫”的内容是推重和喜爱、维护美丽少女，对她们“情切切、意绵绵”地用情过度、过甚；他甚至宣言，“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有人解释“意淫”，说它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推崇高尚，反对低俗”；是“把男女之爱寄托在纯情之内，置于一尘不染的神圣地位”。强巴认为这种说法，看似抬高，实际上却把曹雪芹等同于当代写“纯情小说”给初中生们读的作者一类，是贬低了伟大作家曹雪芹。人类的爱情、完美的爱情，应该是精神和肉体的结合。曹雪芹不是清教徒，他反对封建礼教把贞洁理想化，如他原作（己卯本、庚辰本等）中写尤三姐原来“淫荡”后来却能成为“殉情”、“殉理想”的烈女。曹雪芹倾尽全力塑造贾宝玉，贾宝玉“意淫”，是情痴、情种，却绝对是正常男人中的一员。我们看第六回宝玉“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虽然不能说那就是爱情，却可知道他已开始性成熟，是个能够进行正常性行为的正常男人。而第二十八回，应宝玉要求，宝钗要褪下红麝串子给宝玉看，“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如此地欣赏人体美以至动情，能说是“强调精神，蔑视肉体”吗！虽然羡慕欣赏薛宝钗的美丽，但是贾宝玉仍然选择定林黛玉；这是因为，林妹妹也自有“倾国倾城的貌”（第二十六回写黛玉睡醒，“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更可贵的是精神上和自己志趣相投。所以我说贾宝玉具有精神和肉体相结合的完美爱情观。贾宝玉爱情观如此优秀完美，而他的婚姻观是否同一于他的爱情观，也和现代社会一样，推崇一夫一妻制呢？贾宝玉的爱情、婚姻观在《红楼梦》书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贾宝玉自幼年养成“意淫”，喜爱美丽少女。只要看见美丽少女，他就希望能够亲近。在自己家里除了疼爱贴身的俊美丫鬟袭人、晴雯、麝月等，他还赶着金钏儿、鸳鸯等秀美丫鬟，要吃她们嘴上的胭脂。给秦可卿送丧途中，遇见乡村少女二丫头，由于“此卿大有意趣”，宝玉竟“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在水月庵见到“模样儿越发出息了”的小尼姑智能儿，就和秦钟抢她端的茶喝。第十九回写宝玉在袭人家里看见“穿红的”少女，回来就对袭人赞叹，希望她能“生在这深堂大院里”，自己可以亲近。按贾宝玉那时的意愿，就是要美丽的少女们都“同看着我，守着我”，到死方休（第十九回）。贾宝玉这种痴心幻想，直到第三十六回他想要调弄小女伶龄官，碰了个软钉子，目睹了龄官和贾蔷之间的“儿女真情”，他才“情悟梨香院”：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能“各人得各人眼泪”。贾宝玉是否从此就完全改过了泛爱，而形成了现代一夫一妻制的观念呢？否！他的婚姻观仍然是封建贵族做丈夫的一妻数妾制。你看，他对黛玉作爱情表白，说黛玉死了他“做和尚去”；不久，袭人怄了气说到死，他对袭人也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第七十八回，在看到“（大观）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情况下，宝玉悲感烦恼，就想“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他要和她们“同死同归”的这第三个人是谁呢？他十分疼爱的贴身丫鬟晴雯刚刚死去，强巴认为他这里指的是黛玉的贴身丫鬟紫鹃。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忙玉”，宝玉急病，紫鹃服侍；经过这一番折腾后，紫鹃在和宝玉交谈中表示自己“离不开”黛玉，宝玉就对紫鹃发誓：“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按照封建制度，贾宝玉若和黛玉结了婚，不但袭人，就连紫鹃也同服侍凤姐的平儿一样，成了“通房大丫头”，可以和男主人有性关系，再升格就成为妾亦即小老婆。由贾宝玉这个和“这两三个人……同死同归”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爱情婚姻观中仍然残余着这种“妻妾成群”的封建腐朽观念。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现实主义地描写塑造人物，倾尽全力创造出贾宝玉这个封建家族的“浪子”，封建社会的“奇人”；我们今天来看贾宝玉，他当然是正面形象，优秀的艺术典型。阅读《红楼梦》，我们可以学习贾宝玉对待他人的体贴、温情，可以学习宝玉黛玉之间先进的爱情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贾宝玉毕竟出身封建贵族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教育；他即使叛逆封建家庭，反抗封建礼教，仍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封建贵族公子哥儿的诸多毛病。我们评价贾宝玉，不可过分抬高，应该客观公正。贾宝玉那种多情泛爱，见到美丽少女就要吃她“嘴上胭脂”的毛病；那种娶了妻还想要几个妾的封建婚姻观念，却应该批判，决不能欣赏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