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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自古为军事重镇和战略重地，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人描述为：“三面临边，最号要害。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实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曾发生上千次大小战事。大同境东的马铺山是汉代刘邦与匈奴奋战七昼夜的战场；金沙滩 (属于山西朔州市界)是杨家将血战的疆场。大同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北方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城市之一，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 春秋 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居住地。 战国 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就“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初设平城，隶属代郡。 秦 朝 秦始皇北逐戎狄，在大同城西“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大同东西分属雁门郡和代郡，并在境内修筑长城。 西汉 沿袭秦制，雁门郡属并州，代郡属幽州。白登之围发生于此。 东汉 汉明帝时，通光寺建成，大同最早的佛教寺庙。 三国 大同为乌桓、鲜卑等部族占据 北魏 初中期建都于此，称“代京”、“平城”，历经七帝96年。大同遂即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佛教的中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繁荣。 唐朝 为云州 。 五代 时作为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割让与辽 。 辽代 辽在此设西京大同府，为辽国陪都，从此称为大同。 金 代 也在此设西京大同府，为金国陪都。 元代 改为大同路，大同又被封为西京（陪都）。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同，他当即盛赞“大同是一座宏伟而美丽的城市”。 明朝 改路为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管辖浑源，应，朔，蔚等四州七县。明朝时大同为十三重镇之一，有藩王封地，并驻重兵，最多时有万人，战马5万多匹，当时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说。1438-1571年：明王朝对蒙古各族采取怀柔和亲政策，在大同三设马市，数辟月市，久立小市，应允鞑靼“通贡”。 清朝 为大同府治。 1949年建国后划归察哈尔省，并由大同城区设立大同市。 1953年察哈尔省撤销，大同重新划归山西省。 1958年大同县并入 。 1964年大同县又分出，为地级市。 1993年7月雁北行署撤销，原有县中的7县划归大同市。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邻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与山西省朔州市相接、南靠山西忻州，总人口321万（2007年），市区非农业人口112万，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素有“煤都”和“菲尼克斯”之称。 - 简称 ：同 - 别称 ： 凤凰城 - 旧称 ： 平城，云中，辽代根据礼运-大同篇称为大同，并一直沿用至今。 - 坐标 ： 北纬40度，东经113度 - 电话区号 ： 0352 - 邮政编码 ： 037000 - 车牌编号 ：晋B - 中国行政区划代码 ： 140200 - 市树 ： 油松 - 市花 ： 波斯菊 行政 -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山西 - 行政级别 地级市，较大的市 - 设市 1949年 - 现任市长 耿彦波 - 现任市委书记 丰立祥 -市辖区 ： 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开发区（大同新的城市规划将大同重新划分为平城区，御东区，口泉区，云冈区和新荣区）。 -县 ： 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 希望采纳
最新南郊区区长是李东升
也为汉洛阳城为例分析东汉魏晋都城与西周两西周时期的都城的区别他们俩相差了将近1000多年了
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公元1至6世纪中国七代王朝的都城。位于今洛阳城东15公里，北依邙山，南逾洛水，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它的城市规模在北魏时达到最大，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 面积100平方公里，是西汉长安城的倍、隋唐长安城的倍，比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9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倍。
西周初周公建设洛邑，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城在洛水之北，东周时称洛阳。西汉刘邦定都于此。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在此定都，改洛阳为雒阳。其后曹魏定都时复改为洛阳。西晋亦以此为都。北魏孝文帝十八年（494年）自平城迁都于此。因该地在汉魏两代最为繁盛，故史称汉魏洛阳故城。
汉魏洛阳故城前后延续使用近 1600年 ，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 ，都城里坊制以及中国都城建筑的“建中立极”制在此形成，并为后世都城效仿。周汉晋魏风云际会，80余位帝王之家，是中国古代到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及文化形态转变的重要时期。罗马帝国与古中国仅有的4次交往，3次（包含首次）皆在汉魏洛阳故城中，故有“ 西罗马，东洛阳 ”之说；见证了陆上丝绸之路第一次延伸到欧洲的过程以及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开始。北宋司马光访汉魏故城时曾发出：“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概叹。
汉魏洛阳故城现存遗址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国家首批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人的发现为研究北京人的体格形态及劳动、生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早期猿人向现代人类演进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北京人的发现，为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扩展资料：
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化石和用火遗迹最丰富的遗址。北京人是世界上内涵最丰富，资料最齐全的直立人。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共十万件以上。
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使用打制石器，已会使用天然火，过着群居的生活。
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常的食物来源。
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最厚处达6米，灰烬堆中有烧过的兽骨、树籽、石块和木炭块。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研究发现，北京人通常几十人结成一群。寿命很短，大多数人在14岁之前就夭亡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人
1、北京人的发现为研究北京人的体格形态及劳动、生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早期猿人向现代人类演进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2、北京人的发现确立了直立人的存在，基本证实了人类进化的程序，使“从猿到人”伟大论断得到了确立。北京人的发现，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有利实证，是中国科学家为世界考古史做出的伟大贡献。
3、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在生物学上有重大的意义。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和吃熟食，用火主要取于自然，知道保护火种，火的使用完备了人的特征。
4、北京人的发现，为中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扩展资料
北京人的遗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猿人
张宗祜1 闵隆瑞2 朱关祥3 张 静1
（1.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61；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 100037； 3.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100037）
1 周口店阶阶名及其名称由来
1963年全国地层委员会裴文中、周明镇、郑家坚编写的《中国的新生界》 中，将更新世中期含中国猿人、石器和梅氏犀、中国鬣狗、肿骨鹿等哺乳动物的周口店洞穴堆积名之为 “周口店阶”。 1999年12月第二届全国地层委员会第四系工作组在十三陵断代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建立周口店阶。 2002年被正式列入中国区域年代地层表中。
2 周口店阶层型和副层型剖面位置
周口店阶命名地点是北京西南59 km处的房山县周口店，地理坐标：北纬39°42′东经116°。层型剖面位于周口店龙骨山奥陶纪石灰岩洞穴，其编号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即中国猿人化石产地，乘坐公交车即可到达（图1）。
图1 北京房山周口店阶层型剖面交通位置图
为了能更广泛地进行区域性对比，2006～2007年间，张宗祜、闵隆瑞等在距北京200多千米的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郝家台台儿沟泥河湾阶之上建立了一个河湖相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宣大高速公路和秦大铁路可到达化稍营镇（图2）。
图2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交通位置图
3 周口店阶的层型剖面描述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1地点层型剖面。
第1地点的洞穴东西长140余米，南北最宽处约20 m，向西渐渐变窄。堆积层基本上是由冻裂物理风化形成的角砾层与非角砾层相间互层组成，洞内剖面厚度有一定的差异，但自上而下统一分为13层，总厚 m。
中国主要断代地层建阶研究报告（2006～2009）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
剖面描述见图3。
图3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柱状图
4 周口店阶的底界界线定义
岩性特征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底部第13层的岩性是：红色粉砂质粘土角砾层，角砾风化较强，厚 m。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副层型剖面底部的岩性是：浅红色粘土层夹1层浅黄绿色砂质粘土层，厚 m。
从（1）、（2）岩性可见，周口店期开始是处于氧化较强的环境，故岩性均呈红色。
磁性地层和同位素年龄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属古地磁布容正向极性时，第13层底约距今 Ma（B/M界线）；第12层年龄：（±）Ma（ESR）。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底是在古地磁极性柱B/M界线之下 m处，约 Ma。
从（1）、（2）磁性地层分析，周口店阶底部年龄为（B/M）左右。
古生物标志
（1）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层型剖面孢粉分析结果表明，第13层（即剖面底）为孢粉贫乏带，仅个别样品见少量Artemisia（蒿）和Selaginella sinensis（中华卷柏）。
（2）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副层型剖面周口店阶底部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孢粉含量少，以Artemisia（蒿）、Gramineae（禾本科）为主。介形类分析结果表明，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dubiosa（疑湖花介）、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单瘤湖花介）、Ilyocypris gibba（隆起土星介）、Limnocytherebinoda（双瘤湖花介）、Leucocythere plethora（丰满白花介）等，而其中以Limnocythere dubiosa 占绝对优势，可作为古生物标志。
5 周口店阶的单位层型内年代地层和生物地层特征描述
北京房山周口店第一地点周口店阶年代地层和主要古生物特征
同位素年龄及磁性地层
1）氧同位素测定结果：非角砾层可与太平洋V28-238氧同位素奇数段对比，代表间冰期；角砾层则可与偶数段对比，代表冰期。
2）铀系测年结果
第2层年龄值为： Ma
第3层年龄值为 Ma和 Ma
第7层年龄值为：～ Ma
第8～9层年龄值为： Ma
第10层年龄值为：（±）Ma
3）热释光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Ma和（±）Ma
第10层年龄值为：～
4）裂变径迹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Ma
第10层年龄值为：（±）Ma
5）ESR测年结果
第4层年龄值为：（±）Ma
第10层年龄值为：（±）Ma
6）氨基酸外消旋法测年结果
第8、9层年龄值为：
7）古地磁测定
整个剖面属布容（Brunhes）正向极性时，第13层底约距今
哺乳动物化石
以北京猿人、肿骨鹿为代表，主要组成分子是：
北京猿人 Homo erectus pekingensis（1929～1933年发掘时称中国猿人 Sinanbhropus pekinensis Black）
肿骨鹿 Megaloceros pachyosteus Young
中国鬣狗 Hyaena sinensis Zdansky
杨氏虎 Felis youngi Pei
三门马 Eqnus sanmeniensis Teilhard et Pivetean
剑齿虎 Megantareon inexpectatus Teilhard
披毛犀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居氏大河狸 Trogontherium Fischer
梅氏犀 Rhinoceros merki J?ger
巨骆驼 Paracamelus gigas Schlosser
洞熊 Ursus speaeus Blumenbach
德氏水牛 Bubalus teihardi Young
纳玛象 Palaeoloxodon Falconer et Cautley
猎豹 Cynailurus sp.
豪猪 Hystrix subcristata Swinhoe
北京麝 Moschus moschiferus Young
裴氏转角羚羊 Spirocerus peii Yoang
硕猕猴 Macacus robustus Young
竹鼠 Rhizomys sp.
鼹鼠 Scaptochirus primitivus Zdansky
狼 Canis lupus L.
狐 Vulpes L.
豹 Felis pardus L.
孢粉组合带特征
第13层：孢粉贫乏，仅个别样品见少量蒿（Artemisia ）及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
第12～10层：温带落叶阔叶林-草原的胡桃楸（Juglans m andshurica）-榆（Ulmus）-栎（Quecus）-蒿（Artemisia）组合。
第8、9层：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薄叶卷柏（Selaginella delicatula）-桦（Betula）-榆（Ulmus）组合。
第7层：蔷薇科（Rosaceae）-葎草（Humulus）-禾本科（Gramineae）组合。
第6层：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翠云草（Selaginella unicinata）-钱苔（Riccia）组合。
第5层：未采样。
第4～1层：藜科（Chenopodiaceae）-蒿（Aremisia）-蓼（Polygonum）-中华卷柏（Selaginel-la sinensis）-松（Pinus）组合。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台儿沟周口店阶年代地层和主要古生物特征
周口店阶底界之上 m处为古地磁B/M界线，故其底界接近B/M界线，约 Ma
周口店阶顶界在图3中，143层（±）ka年龄采样点下1 m处，约120 ka，接近更新统上部128 ka的界线。
介形类组合特征
周口店阶介形类化石较丰富，为 Limnocythere（湖花介）-Ilyocypris（土星介）-Eucypris（真星介）组合，主要分子有：Limnocythere dubiosa，Limnocythere sancti-patricii，Ilyocypris cornea，Ilyocyprisdunschanensis，Eucypris inflata 等化石。沉积环境为湖相，气候较暖干，水体较咸。
孢粉组合段特征
以图3中138层底（深）为界，划分为2个组合段。
下组合段：孢粉含量少，孢粉浓度为～粒/克，木本植物花粉以Pinus（松属）为主，还有Picea（云杉属），Abies（冷杉属）； 草本植物花粉以Artemisia（蒿属），Chenopodiaceae（藜科）为主，不能确切反映本段植被面貌。
上组合段：孢粉浓度为～粒/克，木本植物花粉占0～％，有Pinus（松属），Picea（云杉属），Cupressaceae（柏科）； 草本植物花粉占％～100％，以Artemisia（蒿属），Gramineae（禾本科）为主，偶见蕨类植物孢子Polypodiaceae（水龙骨科），此孢粉组合特征反映出由针叶阔叶树种组成的疏林草原植被面貌，气候较温干。
6 对比关系
北京房山周口店阶在周口店地区对比性较好
第1地点10～13层，可与周口店第9、13地点对比。
第1地点第4～9层可与周口店8、6、5和2地点对比。
第1地点第1 ～3层可与周口店15、4、21、23、24和20地点对比。
第1地点北东的太平山北坡西地点堆积层之（4）与（5）层也可与本阶对比。
河北阳原化稍营郝家台周口店阶在泥河湾盆地东部对比性较好
经古地磁测定，阳原县郝家台小渡口剖面、小长梁剖面、官亭村西鹿角梁剖面、洞沟剖面和蔚县东窑子头剖面与红崖剖面等，均测到B/M界线，即周口店阶底部界线。其界线在壶流河东一般埋深22～34 m，壶流河西则埋深10余米。可见，周口店阶在阳原盆地东部，包括壶流河下游两侧普遍存在。在官厅村附近，周口店阶顶面之上我们发现10多枚古人类牙齿及古人类头盖骨碎片，其年龄约11万年。在红崖村周口店阶中与郝家台台儿沟一样含有介形类Limnocythere dubiosa（疑湖花介）（单瘤湖花介）（双瘤湖花介）组合。
与国内其他地区对比
（1）中国北方渭河流域陈家窝组相当于周口店期早期堆积；大荔组相当于周口店期晚期堆积。
（2）中国南方四川盐井沟洞穴堆积、桂北笔架山洞穴堆积和雷州半岛北海组等均与周口店期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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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人之一，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古人类进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迄今所知世界上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的直立人遗址。通过对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早期猿人向现代人类演进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为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中证据。
首先领导要重视，民众要重视，组织一些以周口店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去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同时，一些组织一些文人写一些相关的报道和论文，同时做一些研究，在一些有名的刊物上发表。产生一些社会和国际影响。
保护古遗址就是拓展文化传承的现实环境。古遗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特点，囊括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伦理道德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习惯，是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的延续，承载着本民族特有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认识标准。一句话，保护古遗址就是保护民族的基本文化习性与民族精神的传承环境。如何通过古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揭示人类文明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特色，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使民族文化传统与人类现代文明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现代保护意识的共铸与技术手段的应用，保护古遗址，推进文化传承向健康方向发展，逐步改善古遗址保护的现实环境。 保护古遗址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古遗址的存在与开发利用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与环境下，如何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古遗址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实现经济与社会、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就必须通过对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构建科学发展的内涵，通过对古遗址的研究认识，不断推进古遗址重要性和保护意义的宣传，增进共识，提高古遗址在和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使人们从古遗址中汲取营养，在保护中学习体会感悟，激发人们热爱古遗址、保护古遗址、利用古遗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保护古遗址就是发展旅游产业的源泉。就我们临潼来讲，依托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文物资源这一得天独厚优势，发展旅游产业，打造中国第一景区并不是梦想。旅游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完善的统一体。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促进文物保护，同时，为了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就要注重文物保护。由于探古求知是人们共同的心理需要,而文物古迹的开发利用正好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一需求。文物古迹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受损，很难恢复原样。保护利用好它，使其尽量完好无损地展现在游客面前，以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从而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为了使文物古迹能够永久地保存下来，长期为旅游所用，政府和管理部门以及周边群众必然会重视辖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从而使文物资源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永生资源。保护古遗址就是建设活力临潼的财源储备。发展旅游可以部分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区文物古迹众多,而政府财力有限，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费用相对于众多的文物古迹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文物藏品和古迹因无经费进行维修与保护而遭毁灭。因此，通过发展旅游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物保护单位经费不足的问题。文物古迹既然可为旅游区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那么，旅游单位自然会从经济收益中提出相当部分，用于区内的文物保护。这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集体和群众来说，这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所以，只有我们坚持通过多种形式和多个层次的财力投入和努力保护，就可以使大批文物得到抢救和保护，进而永远遗存，从而实现对那些震古烁今的古遗址的最有效、最有益的利用，进而实现适度开发，使之产生长远的经济效益。保护古遗址就是推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保护古遗址，实施古遗址本体保护和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原始风貌，以及通过技术水平与保护手段的结合，使古遗址本体与自然环境相适应，与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相适应，推进人文环境的改善，使各级政府与企业、群众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利益相一致，真正实现把保护放在开发利用之前，把教育功能放在认识发展之中，使这些古遗址既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又能做到展示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 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 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现存著录中最早的造像记，是北宋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所载十六国时期光初五 年（322年）的《前赵浮图澄造释迦像碑》题记。据现存实物，中国早期造像记多见于石或金、铜材质之上。前者如刻于北魏龙门古阳洞石壁，约完成于北魏景明、正始年间（约500年－508年）的《杨大眼造像记》原石。该造像记作为整个石窟的一部份，记录杨大眼为北魏孝文帝“造佛像一区（案：躯）”之事。这类造像记一般较常出现于拓本中，而容易使人忽略其与尊像、石窟间的关系。后者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金铜坐佛》所见题记，刻在金铜佛像的台座。其建武四年（338年）铭文是目前传世中国纪年造像中时代最早者，与《金石录》所见仅差距十六年。此外，也有以毛笔书写在龛像附近者，如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所见西秦建弘元年（420年）之阿弥陀佛龛也有题记，此为目前中国地区时代最早的墨书石窟造像记。而敦煌地区作为中国佛教发展之重镇，也留下许多造像题记。如285窟北壁，有分别以墨书写的西魏大统四年、五年（538年、539年）题记，被视为敦煌现存最早的造像记。目前传世绢本上最早的题记出自敦煌藏经洞，在高达米的彩绘观音像旁写有“至德二年（757年）……清河路氏……敬造观世音菩萨一躯”的榜题。而现藏日本京都清凉寺的《弥勒菩萨》版画，则标有“甲申”（984年）“高文进画”、“僧知礼雕”的题记，更是将画家作品以版画型式流传的珍贵造像记实例。造像记的文字内容大多涉及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动机、发愿对象等。因此，在有关造像时代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艺术表现、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可提供许多第一手的研究材料。此外，以研究书法史的立场来观察造像记，可发现许多造像记的书法具有特殊的美感，例如享有盛名的《龙门二十品》，即是清代后期黄易、康有为等人精选龙门石窟之造像题记，作为碑学书法杰作的20件名品。其书风突破了传统帖学的范畴，字体结构又反映出汉字演变的过程，故艺术与书法史方面的价值甚高，在近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造像记是以其书法风格方面的艺术价值最受人称道。其中，主要又以西元5-7世纪，即北魏后期至唐代前期的作品最为重要。另外，该阶段造像记整体的造形设计也充满装饰之美，其雕刻也体现着时代的精神与气息，故应给予关注。如前述，中国早期的造像记多附于龛像台座或背部。由于仅作记事之用，制作者又多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故其书风大多鄙拙粗陋，不受重视。但是其中也有制作精美，在书法风格与字体方面反映时代特色的作品，如现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北魏天安元年（466年） 《曹天度造塔铭》即为一例。其为隶书体，而横画在左右两端如中国宫殿之飞檐形式般对称地翘起，又是针对汉隶的“蚕头雁尾”笔法加以夸张变化的结果，具有强烈装饰感。而整体强调出锋、方截的笔法，充满尖锐外形的笔画外形，以及线条之间满是冲撞感的风格，又给人豪健雄强的审美印象。西川宁等学者认为这一类北魏早期造像记的书法与当时南朝流行的二王书风截然不同，是北魏继承北方“五胡书道”传统的佳迹。反映出中国北方在长时期受外族控制下，文字隶变脚步较慢的实证。其书风与书体，体现出当时特殊的时代和地域精神。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此时汉化达到高潮，书风随之变化，龙门石窟也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宝库。其字体就是一般所说的“魏碑体”。这些造像记的书法在清代干、嘉以后因金石学和碑学兴起、受金石家推崇之后才受到世人注意。龙门造像记就是此时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黄易（小松）访拓始显于世。清代金石学家多重视《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为四品。后来又增为十品，继至二十品，作为龙门造像记中的代表作。但其中仍以黄易所选的《始平公》等四品最为著名。《杨大眼造像记》的书风与《始平公》极为相似，用笔方峻，结体中敛而外张，只是紧敛的程度比《始平公》略轻，这也可能是阳刻与阴刻有所不同之故。对于北朝碑刻书法，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到书家应以“万毫齐力”、“五指齐力”的用笔法来学习。而今人沙孟海则批评这种“凡碑皆好”的态度，认为这些造像记的书风特征是因刀刻所致，与笔法无关。其实，无论这些造像记碑刻表现的是笔法或是刀法，就书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它们已经被公认是北魏书法进入高峰期的作品，并且在汉化政策下出现了南朝化的倾向。随着人们对于造像记的重视，隋、唐时期出现了由著名书法家为造像记书丹的风气。透过名家书丹，保证了造像记书风的高水平，也让唐代的造像记书法在当时便被纳入书法史中的典范。其中最为著名者，即前述由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596-658）所写的《伊阙佛龛碑》。其实，此碑与其它唐代楷书相较，仍是以横平竖直、方整矜严、结体宽博为结字特征，故隶意甚浓厚，和《孟法师碑》相近。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为：“《伊阙石龛》，出于《吊比干文》……皆八分之遗法。”便是注目于其雄伟俊逸，认为这是继承北朝揉合楷、隶风格的美感。但是，褚遂良虽被称作北朝书风的大师，但与北朝书风又不尽相同。此碑所见之横、竖、撇、捺、钩等笔画的造形仍充满了优美的弧线，而非北朝造像记中截直方锐的效果。线条中具有柔和、深沉、细腻的律动，立意准确讲究着典雅，以此超脱于北碑。《伊阙佛龛碑》的书风适应了人们对圆融与自然之感的喜爱，并与其晚年之《三藏圣教序》的笔意相通。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评：“兼有欧、虞之胜，至《慈恩》、《圣教》拟之。”除书法之外，在碑形方面，如前所述，其装饰纹样、题材之雕刻不但继承汉碑传统，更随时代演进而有不同的设计，因此也充份体现不同时代的雕刻风格与美感。例如曾布川宽便依据《伊阙佛龛碑》碑形、位置的设计，配合了其它条件，重新考定了龙门宾阳三洞的开凿年代。而冈田健也利用《三藏圣教序碑》上佛、天人、神将等装饰母题的雕刻风格，研究初唐长安地区的佛教造像所受6世纪末的北周、7世纪末的西域雕刻的影响。由此可见，碑形造像记的艺术价值实为佛教雕刻与书法二者结合的结果。
制造一物件并加上题记，是在各时代、各民族普遍存在风尚，但学者认为中国之造像记又特别以书写详细与精美为特色。例如中国周代青铜器上常见“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汉代铜镜也有如“刘氏作镜四夷服，…传告后世乐无极”等铭文，一般被视为后来佛、道造像记之先驱。中国佛教在4世纪之后逐渐脱离传统中国道术而独立发展。为满足信仰与崇拜的需要，信徒们出资造像的风气也日加兴盛，从属于造像的题记也因此产生。然而，早期造像记如前述《后赵金铜坐佛》所见，是小面积附刻于台座，仅记造像年代。此时期也有仅记造像题材者，如炳灵寺169窟北壁11号龛壁画仅墨书榜题各尊像名号。最迟至5世纪末，如四川茂县出土的483年《释玄嵩造像碑》，更在造像记中加入了造像者身分、发愿对象等内容。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造像记给人一种附属于龛像整体设计的总体印像。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特别是北朝地区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窟造像的风气大盛，造像记也大量出现。以学者对龙门的调查为例，仅有纪年的造像记就近200铺。至北魏后半期，约500年前后，龙门古阳洞开始出现具有传统汉碑形式的造像记，如前述《杨大眼造像记》，以及495年《尉迟氏造像记》等。这些造像记的内容多以散文体叙述造像时间、题材、动机、发愿文等。由于字数已经多达百余字，再加上字体放大、镌刻面积扩大，以及有螭龙、碑额等装饰，使造像记的地位在石窟、龛像的整体设计中日渐突显，与早期简略附属于龛像台座或背部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接续北朝遗风，造像记的设计至隋、唐时遂发展出以文字为主而独立的碑形造像记，如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之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司马粲造像碑》、龙门石窟之唐贞观十五年（641年）《伊阙佛龛碑》等。《司马粲造像碑》仅在类似碑额的位置雕佛像一尊，尊像所占面积不超过同碑造像记文字所占面积的15分之1。《伊阙佛龛碑》还在优美的长篇骈体碑文中描述了石窟开凿的始末、耗费的人力与物力、石窟内部的设计等内容，造像记本身的形制与内容发展在此时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然而，唐代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攻陷洛阳之后，中原地区便战乱不断、民生凋敝，造像活动因此受到打击。这种情况在造像记中也有明确的反映。以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对龙门石窟的统计为例，唐代造像记约以650年－720年左右为全盛期，以后逐渐减少。至西元780年代，石刻与金铜造像上的造像记则接近消失。相对于这种情况，现存四川唐代造像记年代最晚者为光化二年（899年），可见四川地区较为稳定地保持了北魏晚期以来开窟造像的传统。此与唐玄宗、僖宗曾入蜀避难期间带入大批中原地区的匠师，以及唐武宗灭佛时许多高僧也入川弘法等因素有关。据此可知造像记的出现与否，确实能反映出佛教在各时代、各地区多元又复杂的发展情况。五代以后，中国各地区石窟、佛教寺观仍有大量佛、道造像与壁画。造像记的传统依旧不绝于缕。但在这一类崇拜性质浓厚的造像中，造像记的内容与形式已经没有更多新的发展。相对于此，在士大夫阶级兴起，取代贵族而成为推动佛教彻底中国化的影响之下，许多有文人背景的画家、画僧、职业画家开始创作新型的道、释人物画。他们或以白描、减笔泼墨、青绿设色等形式进行创作，使道、释人物画的风格逐渐脱离经典、仪轨的限制，发展成更具独立欣赏价值的艺术品。举其要者，如《宣和画谱》所见，北宋内府便藏有数十件李公麟（1049-1106年，1070进士）的道、释人物画。元代赵孟俯（1254-1322）有《红衣罗汉像》（辽宁省博物馆藏）、明代丁云鹏（约1547-1621年）有《三教图》、《大士像》等（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末吴彬有《五百罗汉图》（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佛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清代金农（1687-1763）、罗聘（1733-1799）等人也有此类创作。其中或者仅记创作年代、作者、题材，也有藉题发挥，题上诗句以明心志者。而这类道、释人物画中的题记，是否也可纳入造像记的范踌，则有待进一步讨论。以上所见，大致反映出造像记由简至繁、由粗渐精、由附属变主要的几个发展面向。其中，也折射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复杂情况，以及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