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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陵王，心痛啊......北齐政权就存在了二十七年，可皇帝是一个比一个NB，无能昏庸，什么乱伦啊，什么别开生面的“放生”啊，什么同性恋啊……只要皇帝看不惯你，后果大家都知道。杀你还是轻的，关键是不是一刀解决，什么灌几十杯酒啊，什么下油锅啊，什么活活打死，什么大卸几块的……回归正题…… 兰陵武王，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也。不知生母是姓氏【因为连老五高延宗的老妈陈氏一个歌姬都有记载而四殿下的母亲却没有被记载。所以给出几种估计：要么地位比歌姬还不如高澄那个花花公子怕丢面子（估计不大可能，花花公子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要么就是高澄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给他生的儿子而四殿下的母亲出于对高澄的恨狠心的丢下了儿子（这个也太悲了吧，我可怜的四殿下），要么就是高澄太爱四殿下的母亲不愿显示于人前（爱她就要尊重她让大家都知道你爱她嘛，怎么能让人家为你生了儿子还藏起来呢），要么就是四殿下的母亲是被强迫的，生下儿子之后要求高澄保密。跟四殿下同年的三殿下在文宣时以奉为河间王，而四殿下却是在之后孝昭帝即位时才得以奉为兰陵王，猜测跟身世有关（不知母亲是谁就算了，不得父亲倚重也算了，可最后父母都没了悲情的四殿下啊）。】兰陵王，名高孝瓘，又名高肃，字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心事上，和以待下。每有一瓜数果，必于军中将士共享。军中事务，事必躬亲。【四殿下人好好额，眼冒心心……爱死了】 邙山一役，兰陵王为中军以盔胄覆面（后世也有面具一说），率领五百将士冲过周军的重重包围，解了洛阳被困之难。【貌似当时是十万周军包围了洛阳，有位北齐将军在兰陵王之前率了三万将士出马却是全军覆没。我们就当他先为四殿下消灭了三万，还剩下七万。五百对七万，那勇气……四殿下的勇猛是用行动证明的！谁说长得美就不能打胜仗了？歪理！看谁敢小看我们家四殿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因为太有才了，高湛的儿子高纬早就开始嫉妒这位有才又貌美的堂兄了。）有一次呢，后主高纬就对着四殿下说，“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其实，我们四殿下真没那个谋反的意思。要想谋反，你高纬这口吃儿还能坐上皇位吗？】四殿下就回答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 知道说错话后，四殿下后悔莫及，为求自保不惜背负贪财受贿的污名。处处敛其锋芒，及江淮寇扰，担心自己又会被派出兵打仗，哀叹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终究逃脱不了毒酒的鸩杀，武平四年五月，后主高纬赐四殿下鸩酒一杯，将其毒杀。【只能感叹，高纬那个NC亲手帮助北周除了他们忌惮的两位北齐大将——兰陵王和斛律光。高欢在地下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挨千刀的傻孙子杀了他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孙子肯定恨不得爬起来咬死高纬！我都有种想咬死他的冲动。】 兰陵王生性懦弱，这点不假。大哥河南王高孝瑜被武成帝高湛灌毒酒最后投河而亡。武成帝不准人为河南王收尸，不许有人为他哭。兰陵王没有忤逆，照做了。亲哥哥啊，哎……其实懦弱归懦弱，那样的环境下明哲保身是对的。河间王高孝琬就是忤逆了武成帝的意思名目张胆的在大殿上哭，早早的让高湛对他起了杀心，最后杖刑至死。 高纬赐鸩酒，凭兰陵王的名声起兵反了又有何不可？若是他做皇帝北齐应该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吧。 可是四殿下呢，没有反抗。一杯鸩酒面不改色饮下……可造成他懦弱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多半跟从小就失去生母疼爱，失去父亲说教有关吧。冯诩公主再好她也只是河间王的亲娘啊，在对待四殿下的方面上总是不及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所以，我们的四殿下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唯有隐忍和奋发图强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兰陵王真贪还是假贪？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是假的吧。邙山一役之前也没听说他贪污啊。明哲保身罢了。还有武成帝送他的二十个美女啊，四殿下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个而已。（不贪色，好样的！）以上皆出自个人对兰陵王的理解。研究过《北齐书》，要文献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记载兰陵王的那段并不是很多。兰陵王就是一个谜，一个挖得越久越让人沉迷的谜。 一千个人心里一千个不同的兰陵王。深深地喜欢那个神话！是的，兰陵王就是神话，北齐高氏一族的男人出名的那几个又有几个心理正常呢？帅都帅，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而兰陵王，人长得好看，心地又好且正常，又有才战场之上又勇猛无比，跟那群人渣相比确实是神话啊！！！
《北齐书·卷十一·列传第三》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后为太尉，与段韶讨栢谷，又攻定阳。韶病，长恭总其众。前后以战功别封巨鹿、长乐、乐平、高阳等郡公。芒山之捷，后主谓长恭曰：“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对曰：“家事亲切，不觉遂然。”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前既有勋，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妃曰：“何不求见天颜？”长恭曰：“天颜何由可见。”遂饮药薨。赠太尉。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参军阳士深表列其赃，免官。及讨定阳，士深在军，恐祸及。长恭闻之曰：“吾本无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尝入朝而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无所谴罚，武成赏其功，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兰陵忠武王高长恭墓志碑阳圭额四行篆字：“齐故假黄钺太师太尉公兰陵忠武王碑”。下为碑阳正文：18行，行36字。“王讳肃，字长恭，勃海蓚人，高祖神武皇帝之孙，世宗文襄皇帝之第三子也。神则龙首，元火师而成帝，兵称虎翼，拧水母而称雄。王命守巨宝，惟卿族均大名而复始，逾盛德之后昆。抚天潢而焕落，临地轴而彪明，祝祭孔明，史词无愧。王应含宝之粹气，体连譬之英精，风调开爽，器彩韶澈，譬兹尔不跨，玄指而扬荣，若彼高鸿，摩天霄而远翥。天保八年，起家通直散骑侍郎。王满观兵，实惟绮岁，扶风待谓，兆复黄中，落甚不明，虽容顾问，感兴恒贯，伦望允归。九年封乐城县开国公，食邑八百户。爱应利建，选荒邑社，求带厉之书．游山川之锡。十年，除仪同三司。象服画龙，辎车倚厩，（冒夫）钟犹予之爱，亦推尚德之无。其年，进上仪同三司。游息锦组之味，云月沛辅，推其对易准安耻其传骚石。岭外河地穷虞汉，紫津玄塞，闲以边营，刃以屡惊。桔槔时动，将循条务，良在懿亲。仍以本官行肆州事。王少览治章，北闲敕术束经期，乃复著民谣。又进仪同三师。乾明元年，除领左右大将军，增邑一千户。陟降朱墀，统兹近习，去来青屋，勤深卫奉。其年三月，除兰陵郡王。逾往上乘，更（足柬）高官，响白京而洧钺，振绦绶而交彩。皇建元年，增邑通南一千五百户，转中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爰董荣戍，广命僚属，门有玳瑁之簪，庭蹑珠綦之履。雄儿抚剑，兆止莲花，交人荻藻，动成雪气。肃宗大渐，顾托受遗，丧君有君，清宫夜拜，乃至龙山作镇，俯瞰双流，虎落旁通神□珍思，□营栉比，戍役相寻，筑逮能迩，咎难逃其选天。世祖武成皇帝践祚，除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余官昔如故。而王乃勉其耕桑，又能均其劳逸，朝夕思念，哀矜勿喜，虽复宣光寒食之请，细饮劝马之谒，其为官效，无以过也。二年，别封钜鹿郡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进领军将军。令命在？实厅武府契问，夷险在诚，弥亮既而半驰，煌羯奔狐杂种肉阗，下都矢及离殿，天兵雷动，舆羁□□往道□□□□□□□剥□需而□也。”（二碑阴文字多已风化，刻26行，满行52字。）——刘心长先生主编的《邺城暨北朝史研究》《乐府杂录·序·鼓架部》 段安节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著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案：《御览》五百六十九引《乐府杂录》云：“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捴击刺之容，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疑此有脱误）。
教学方面，主要承担本科生《书法》、《美学原理》、《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孙子兵法研究》以及研究生《书法专题研究》、《楷书》、《隶书》、《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艺术批评专题》、《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专题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承担全日制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以及网络论文指导的工作。同时，兼任西南大学留学生《书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科研方面，参与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由叶朗教授主持，独立承担清代卷部分），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气的思想与中国艺术观念之关系研究”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金石学与晚清艺术观念的变迁”一项，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一项，西南大学博士基金项目“中国书法的美学内涵及其哲学基础研究”一项，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师范生美学课程教育改革与课程建设研究”一项。独立出版专著《气的思想与中国书法》（2010年，人民出版社）、《笔走龙蛇：书法文化二十讲》（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黑白之间：中国书法审美文化》（200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崔树强书学论集》（2006年，上海百家出版社）等；编著《荷塘清韵》（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临摹与创作：何绍基集字章法》（2002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参著《隋唐墓志书迹研究》（2003年，文物出版社）。另外，在《人民日报》、《美术观察》、《艺术百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中国书画》、《中国收藏》、《书法》、《书画世界》、《书画艺术》、《书法赏评》、《荣宝斋》、《书谱》（香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说唐是纯小说。隋唐演义有一定史事成份。《隋唐演义》叙事从隋主伐陈开始，以“安史之乱”后唐明皇回京作结。它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隋炀帝——朱贵儿为中心人物的隋末宫廷故事，二是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乱世英雄”反隋的故事，三是唐明皇——杨贵妃为中心人物的“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官庭故事。全书将隋炀帝——朱贵儿与杨贵妃——唐明皇的两世姻缘作为一条副线，把纷繁的历史事件、趣闻轶说溶进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整体结构中。总体来看大纲非常合理，但是结构有些问题。隋末时候用了很多篇幅，中间都是略写，然后一下就进入了李隆基时期。前期写的很精彩。有许多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选绣女、建洛宫，“弄得这些百姓东奔西驰”，“各府州县邑，如同鼎沸”。在反隋英雄中，秦琼一生的经历最具典型性。秦琼曾充任过地方上的“捕盗都头”，对造反的“勾当”几度迟疑。当“盗贼”程咬金、王伯当等人以拜寺为名在家聚义时，他出于江湖义气，毅然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众人。在亲眼看到了麻叔夜吃人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彻底认清了隋王朝的极端腐败本质后，他自觉主动走上了反抗道路。演义成功地塑造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草泽英雄的群像。这些人物，既有传奇色彩，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个性不同的人。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隋唐演义的刻画是成功的。水浒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虚构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这样的框架容易发挥，容易想象。隋唐演义的写作难度比水浒大。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
大哥 我跟你说 如果你写毕业论文 强烈推荐你别写《隋唐演义》（虽然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书）《隋唐演义》不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品 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甚至是被公认的低俗小说 小说在构思 语言 逻辑 刻画人物方面都做的不好，情节也不精彩，没有任何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他人物塑造非常不成功 咱们现在所理解的秦琼 程咬金的形象不是从《隋唐演义》中得来的 而是从《说唐》《兴唐传》来的 完全没有把秦琼的侠义 程咬金的马虎 热心写出来 《隋唐演义》甚至不能和《三侠五义》《说岳全传》相比 所以如果你作为毕业论文 建议别写《隋唐演义》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不代表你！
唐朝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参考文献：一、史料：1.《旧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2.《新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3.《通鉴》卷185—216。4.(唐)杜佑：《通典》。5.(唐)李林甫等：《唐六典》。6.(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仪》。7.(清)徐松：《登科记考》。8.(唐)吴兢：《贞观政要》。9.(宋)王溥：《唐会要》。10.(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二、近人论著：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要》第二编第六、七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三章及第四章第一至六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3.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一节至第二十六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4.(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三、四、五、六、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5.汪钱：《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6.《历史研究》编辑部：《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8.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9.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12.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3.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4.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节 唐后期的政治经济 参考文献：一、史料：1.《旧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2.《新唐书》有关纪、传及诸志。3.《通鉴》卷217-249。4.（唐）杜佑：《通典》。5.（宋）王溥：《唐会要》。二、近人论著：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要》第三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四章第七、八节、第五、六、七、八章。3.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二十七节至第四十九节。4.（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八章。5.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革》，中华书局1986年版。6.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7.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8.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6期。9.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唐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0.卞孝萱：《“牛李党争”正名》，《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严格说都不属于历史书籍。如果你对相关年代纪事感兴趣，可以看《三国志》和《左氏春秋》、《东周列国志》、《战国策》等。研究历史仍须以正史为主，野史小说笔记等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避忌讳、直言信书，但毕竟是一家之作，难令人信服，也难以考证其真实性。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史记，因为在史记当中记载了唐代运输业，而且记载的非常详细，写论文可以参考史记当中的唐代运输业的记载。
中国: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 张岂之《中国历史》（没有共和国史） 钱穆《国史大纲》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张传玺《中国史纲》 周谷城《中国通史》 白寿彝《中国通史》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世界: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6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汤因比《历史研究》 阿尔德伯特《欧洲史》 蓝勇《历史地理学》（今天刚从老师那里借到了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 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 王力《古代汉语》 专门史:《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宗教史概论》、《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界政治制度史》（均出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准备了这么多，还缺少史学理论、史学史 以上书有的看了一遍，有的数遍，但是对于专门史和世界史还是害怕啊~~~~
1 、《纯粹的学者——王国维》（鲁西奇、陈勤奋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2、《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3、《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鲁西奇、潘晟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4、《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1月。5、《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鲁西奇、林昌丈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6、《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1）.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作者：韩森（Valeria Hansen）。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2）.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作者：罗威廉（William Row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作者：罗威廉（William Rowe）。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94年以来）（1） 《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2） 《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厦大史学》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3） 《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人文国际》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4） 《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4期转摘。（5）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9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2期转摘。（6） 《唐代地方城市中的里坊制及其形态》，《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集刊》第2辑，中华书局，2010年。（7） 《静谧的乡村：乡村秩序的法则及其基础》，《人文国际》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8） 《西魏北周时代“山南”的方隅豪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2期转载。（9） 《“山南道”之成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10）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09年第5期转载。（11） 《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8期转载。（12） 《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3） 《双子城：明清时期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的空间形态》，载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4） 《释“蛮”》，《文史》2008年第3期。（15）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8年第10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8年第5期转摘。（16） 《跋甘肃灵台、陕西长武所出北魏地券二种》，载陕西师大西北环境与发展中心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17） 《〈水经注〉所见南阳地区的聚落及其形态》，《燕京学报》新2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8） 《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与张建民合写），收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2007年。（19） 《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环境变迁》，见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7－397页。（20） 《〈水经注〉沔水篇所见汉水上游地区的聚落形态》，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1） 《隋唐五代买地券丛考》，《文史》2007年第2期。（22） 《汉代买地券的渊源、意义及其价值》，《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23） 《六朝买地券丛考》，《文史》2006年第2期。（24） 《香口柯家湾：清代鄂西北地区移民的生计、发展与宗族形态》，收入《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5） 《宋代蕲州的乡里区划与组织——基于鄂东所见地券文的考察》，《唐研究》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6） 《创新与求实——石泉先生的学术贡献与研究方法》，《燕京学报》新1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7） 《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郧阳府、县城的形态及其空间结构》，收入《中国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28） 《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收入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9） 《内地的边缘——明清时期郧西县地域社会史的初步考察》，收入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30） 《浅说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明清时期的山水志书》，收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31） 《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与张建民合写），《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理论版；《新华文摘》2004年第22期转载。（32） 《隋唐五代山岳志考》，《九州学林》2005年第1辑，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3） 《汉水中游古代堤防考》，《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34） 《〈中华山水志丛刊〉前言》，《中华山水志丛刊》第一册，线装书局，2004年。（35） 《 台、垸、大堤：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扩展与组合》（笔谈稿），《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36） 《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手段与途径》，《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37） 《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以襄阳为中心的讨论》，收入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38） 《汉水中游河道的历史变迁》，《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9） 《古乐乡、上明故址考》，《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40） 《“汉江九穴”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41） 《深化中国传统社会减灾救荒思想研究》，与张建民合写，《光明日报》2003年1月14日；《新华文摘》2003年第4期转载。（42） 《“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43） 《嘉道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6期。（44） 《地名移位漫谈》，《寻根》2002年第2期。（45） 《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01年第4期转载。（46） 《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47） 《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的种植与耕作制度》，《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48） 《青铜时代汉水流域居住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49） 《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50） 《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2000年第4期转载。（51） 《王国维的学术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9年第11期转载。（52） 《论王国维之保守》，《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53） 《王国维教育思想浅析》，《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54）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经济类型及其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55） 《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EI收录。（56）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57）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哲学意蕴》，《东方文化》，1997年第6期。（58） 《汉江流域开发史上的环境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3期。（59） 《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7年第7期转载。（60） 《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61） 《古湘、资、沅、澧源流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4期。（62） 《秦巴山地生态恶化贫困区历史成因分析》，《山地研究》，1996年第3期。（63） 《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64）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65） 《古夏水源流新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6年第2期转载。（66） 《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67） 《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68） 《古安陆城故址考》，《江汉考古》，1995年第3期。（69） 《三峡工程对峡区景观影响的典型分析》，《旅游学刊》，199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旅游经济》1995年第3期转载。（70） 《金末行省考述》，《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71） 《金初行台尚书省与汉地统治政策》，《江汉论坛》，1994年第10期。 （1） 《十九世纪汉口的贸易》（原著：罗威廉），江溶译、鲁西奇校。收入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2） 《十九世纪汉口的市民》（原著：罗威廉），罗杜芳译，鲁西奇校。收入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3）《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原著：魏丕信），魏幼红译，鲁西奇校，收入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4）《中华帝国晚期国家对水利的管理》（原著：魏丕信），林清清译，鲁西奇校，收入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 《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4日。（2） 《山区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关系》，《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3） 《化外之区如何步入王朝体系：以木材流动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4） 《“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5） 《〈椿庐史地论稿〉读后》，《史林》2006年第3期。（6） 《〈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读后》，《中国学术》第十六辑，2004年5月。（7） 《南货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地图》2004年第4期。（8） 《步入幽深的历史殿堂》，《湖北招生考试》2002年第7期。（9）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长江日报》2002年6月13日。（10） 《谁是中心：人类还是自然？》，《读书》，1997年第10期。（11）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读后》，《燕京学报》，新三期。（12） 《移民：生存与发展》，《读书》，1997年第3期。（13） 《移民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评介》，《人口与经济》，1997年第3期。（14） 《人地关系：地理学之外》，《书屋》，1996年第6期。（15） 《古云梦觅踪——石泉、蔡述明著〈古云梦泽研究〉评介》，《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16） 《求真、实证、新解——谈石泉先生研究历史地理的方法》，《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17） 《历史、地理类图书简述（1999）》，收入《中国图书年鉴》（1999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8） 《历史、地理类图书简述（2000）》，收入《中国图书年鉴》（2000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9） 《历史、地理类图书简述（2001）》，收入《中国图书年鉴》（2001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汉江流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综合研究》，蔡述明、陈国阶主编，参加撰写5万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2） 《世界遗产》，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编委。（3） 《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4） 《中国经济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 《中国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罗运环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一）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80年代学术专著具有学术开拓性和坚实性，重要的如《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是80年代初重要的开风气的著作。在唐诗方面，林庚先生以诗人的气质写成的《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是多篇文章的组合，此书内容被人评论是“博大精深的，这不仅因为在那些从各方面论述唐诗艺术成就的长篇论文中有着博大精深的阐释，并有着独特的新颖，就连一些随笔式的短章，那深湛又美妙的艺术分析也是让人咂摸不尽，给人以博而精的审美感受的。”[1]（P255）刘开扬著《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是“学术界结束极左思潮干扰后第一部关于唐诗发展史之研究专著。”[2]（P1326）此书沿用高棅的唐诗分期说，继续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以各分期的主要诗人为线索，探讨了他们诗歌的成就及其风貌。在唐诗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两部同名的著作，是陈伯海著《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和郭扬著《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陈伯海认为“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3]（P3）因此他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探讨。郭扬著《唐诗学引论》主要梳理了唐诗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论述了唐诗的分期、风格、流派、名家、诗话，还就唐诗的格律、用韵、节奏、声病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期，唐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则开创了文学思想史的著述。唐代的文学编年史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在这一时期出版。唐人小说与笔记方面的著作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证 中华书局1986）、（吴志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唐人传奇》（李宗为 中华书局1985）3本。《唐语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有关唐人的杂事异说之书，而周勋初先生的整理工作精湛严密。此书被人誉为是“《唐语林》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4]（P259）。吴志达在《唐人传奇》一书中，探讨了唐人传奇的名称和渊源、兴起原因、发展概况、内容表现、艺术成就以及它在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李宗为把唐人传奇的发展作了分期，详细介绍了唐人传奇演变的历程和思想艺术特点。80年代唐文研究集中在古文运动及其作家当中，出现了10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其中以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最有代表性，此书是一部断代文学史。其中很多论述不乏真知灼见，如在讨论“古文运动”的渊源时，批评了那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狭隘偏见，认为“从本质上看，‘古文’是文学历史上的新产物，‘古文运动’是对文体和文学散文全面革新的运动。”[5]（P4）在唐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李、杜是研究的重点，80年代李白的专著有21本，杜甫有26本之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此书“无论是篇幅、结构的安排，融评论于描述之中以及纵横比较、综合考察等方法的运用、还是抉隐发微的考证的穿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还原和塑造社甫的真实形象。” [6]（P136）由于是用小说的笔法写成，此书内容有情节性，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上乘之作，至今在有关杜甫的传论著作中，无有超越其上者。这一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也是研究的重点，代表性成果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修订本)（钱仲联编年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 中华书局1989）等著作。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二）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则对唐代作家的生平、作品、展开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讨论。对作家生平考证的杰出著作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汇集了一批知名专家进行研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已越出为《唐才子传》作校笺的职能，而发展成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考辨的资料库，在唐诗史料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7]（P440）；作家评传性质的代表著作是《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和《杜甫评传》（莫砺锋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对作家诗文进行研究的特色成果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刘学锴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的有《李白思想艺术探骊 》（葛景春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等10多本；从文化的某个角度揭示唐诗的有《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著作则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关注唐诗，有10多部著作，其中如《唐诗美学》（李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从文学流变、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讨论唐代文学，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等3部著作。此期值得一提的编写了一批文学编年史，其中由傅璇琮主编，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人参与撰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最有代表性，此书具有开拓性意义，把唐代文学的活动放在广阔的历史和事件的背景下，使人容易“知人论世”，对唐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90年代唐代文学的古籍整理类成果较多。出现了一批资料性的整理成果，如裴斐、刘善良编著的《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中华书局1994），汇集了大量有关李白的评说、作品研究、生平事迹之记述与考评，为研究李白提供了方便。而詹瑛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是李白研究的集大成者，为新世纪唐代文学中的别集整理开了范例。此期，也出现一批唐人别集的整理著作，有《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王维集校注》（陈铁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等10多部 ，这些别集的整理工作大都是校释合一性质的，为研究和理解唐人的诗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90年代的唐文研究成果不多，韩理洲在散文方面用力颇深，连续出版了《唐文考辨初编》（韩理州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和《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韩理洲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两书。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师大教授高海夫主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此书的撰稿人大多是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如阎琦、李浩、杨恩成等人，因此校注集评质量很高，不失为一部解读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有用参考资料。在唐代的骈赋方面，主要有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和俞纪东的《汉唐赋浅说》（东方出版中心 1999），分别讲到了唐代骈、赋发展的情况。90年代的唐人小说文献整理先有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问世，此后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质量较好。这两部书为唐人小说研究提供了方便的资料。而李剑国编著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对两百多种唐五代志怪传奇详加考证，并对每种作品加以品论。此书“不但是一部以书目篇目的叙录为形式的唐五代小说史，又是一部汇集诸家议论的小说断代批评史” [8]，治唐五代小说者重要参考书。唐人小说研究论著以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和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较为著名。而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避开前人探讨已多的话题，从唐传奇作品在后世的嬗变来研究，也别开洞天，弥补了缺憾，填补了一个空白。” [9]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籍。隋唐是我的历史上极大繁荣的时代。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是一本以小见大的历史书籍。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就因为这样让我们片面的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就能够正确的解读出历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衣食住行无所不有。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1、581年杨坚建立隋朝，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注重改革，开创了少有的繁荣景象。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2、618年，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重用人才，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3、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朝，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人制度，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4、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时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文成公主入藏，普写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友好诗篇。5、隋唐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外交往活跃，与亚、洲、非一些国家都有密切往来。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遣唐使”和“鉴真东渡”是唐朝时中日交往密切的见证。玄奘西游天竺，撰写《大唐西域记》，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本章时间范围由581年至907年，历经320余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第二次“大一统”时期。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在政治上，隋唐时期开创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隋文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到唐太宗时进一步得到完善。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化。隋炀帝时科举制形成，经唐朝几代皇帝继承和发展得到了完善。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在军事上，隋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也成为唐朝的基本兵制。至唐玄宗改行募兵制，导致唐后期军阀的形成。在经济上，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唐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时间，封建经济繁荣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都有突出成就，对江南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曲辕犁、筒车、绫锦、唐三彩、造船业等是重要标志。隋唐两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商业和国际大都会。唐时还出现了最繁华和占重要地位的工商业城市扬州、成都。唐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盛行，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隋唐制度的革新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突厥、回纥、南诏、靺鞨、吐蕃等边地各族发展很快，各族之间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各族人民对边疆开发、祖国发展都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交通发达，特别是唐实行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半岛各国、中亚、西亚、欧非等一些国家的往来盛况空前。唐朝不仅成为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尤其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出现了全面辉煌的景象。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宗教、哲学、教育兴盛；中国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世界艺术宝库；书法、绘画名家辈出；乐舞以《秦王破阵舞》和《霓裳羽衣舞曲》为代表反映了盛世景象。多彩多姿的中华文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国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