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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论文是大学生四年的毕业 总结 ，许多大学生都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论文选题难的问题，不知道论文题目应该如何去定位。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社会学方向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人口社会学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2. 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分析
4. 我国人口数据获取的困境与出路
5. 西盟县佤族贫困人口现状调查及致贫原因分析--以力所乡王雅村为例
6.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人口幸福感提升策略探究
8. 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
9.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11. 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形式. 成因及公共政策再建构
12.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
13. 人口品质与婚姻选择--基于清末民初的思想考察
14. 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
15. 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武汉市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为例
16.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与经济性收入来源比较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17. 兰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18. 城市新移民中的“老啃族”现象探析
19. 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
20. 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
21. 单靠人口数量就能博得的吉尼斯纪录,不要也罢
22. 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新动向与对策建议--以江苏省为例
23.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身体. 时间与空间的视角
24.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25.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影响的研究
26. 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与秩序化重构
27. 生物医学研究中因检测范围所限致数据缺失时简单
28. 人口构成变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
29. 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
30.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
31. 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以上海为例
32. 基于循证实践的我国老年人口安全保障制度探索
33. 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
34. 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倍增效应与观念变革
35.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市女性务工人员活动空间探究--以J市为例
36.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37. 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38.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测算与分析
39. 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40. 中国单身人口已近两亿
41. 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42. 山东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研究
43. 中外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情况对比
44. 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
45. 社会质量. 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46.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47. 剪子湾:一个北方村庄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
48. 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
49. 陕西榆林937个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分析
5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
城市社会学论文题目
1. 生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2. 相对资源视角下城市青年夫妻的 除夕 安排
3. 提高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研究
4. 中国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基于权力结构碎片化的理论视角
5. 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如何逆转的--实践视角下的妇女家庭纵向地位变迁
6. 北京女性老年人的生活境况与社会服务需求
7.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8. 在华韩国 留学 生 文化 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内隐影响研究
9. 河南省智力残疾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需求研究
10. 城市景观环境对大众行为的影响
11. 大学艺术与礼仪 教育 渗透研究
12.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特点及认识
13. “小地方”和“大地方”的不同世界
14. 别把时间浪费在工作电话上
15.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探究
16.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7.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及其服务模式建构
18.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19. 建设国际化社区展现杭州国际化形象
20.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农村社会空间联系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为例
21. 跨境“双非 儿童 ”的特殊教育与康复
2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23.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视野
24. 儿童意外伤害与儿童忽视:问题与出路
25. 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
26. 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鼓与呼
27. 城市青年的文身体验. 情感叙事与身体抵抗
28. 日本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能力建设研究
29. 中国公共记忆研究范式新思考:来自山地民族的启示
30. 浅析当代维吾尔族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31. 浅谈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历史纪元
32. “摊二代”心理偏差的原因及教育对策
33. 微信朋友圈里的舆论社会学
34.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35. 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
36. 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关系研究
37.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方法 论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性
38.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39. 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
40. 标准化的存在感觉与影响
41.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42.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43.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44. 论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城市文化自觉”
45. 英美城市邻避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启示
46.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评价与优化
47. 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48. 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
49.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 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50.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 措施
51. 家文化与老年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探
52.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
53.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54.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
55.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56.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日本为例
57. 西部城市民政领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以广西G市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为例
58.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59.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60.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 反思
社会心理学论文题目
[1]社会神经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脑电图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探索
[2]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3]心理测量视角中的科技风险研究述评
[4]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5]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心建设与管理模式
[6]经济心理学影响力增强
[7]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探析
[8]三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智能时代的用户体验和创新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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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1]《态度与行为:社会不赞许行为的心理机制》简介
[12] 财经 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
[13]中国特色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14]基于网络心理经济视角的农产品网售研究
[15]宽容与信任之社会心态的双向建构:“认同-渲染”模型构想
[16]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7]对潘菽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理论的研究
[18]舞动治疗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19]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20]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福州大学成功举办
[21]物质主义与冲动性网络购物的关系:妒忌和个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22]自恋与发布自拍照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3]发布自拍照与女大学生自尊的关系:积极反馈与身体满意度的序列中介作用
[24]社会心理学在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25]日本产业组织心理学会长细田聪一行访问西安科技大学并做客胡杨林大讲堂
[26]少年司法与心理学的整合:一个初步的探讨
[27]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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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不同类型网络昵称的印象评价研究
[30]从航空驾驶到工业设计:情境意识研究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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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 经验 能力呈现不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
《社会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路径》
[摘要]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经验能力呈现不足。针对此类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始被学界和政府所重视。本文从转型期的特点及给公共安全问题提出的挑战出发，对政府治理在公安全问题出现的能力不足，及社会组织力量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社会参与将是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出路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 文化 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 总结 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 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 渠道 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 政策法规 。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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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被迫放弃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受到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1840年，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谋求打开中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蓄意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据此，中国的领土主权、贸易主权、关税主权等一系列主权遭到破坏。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也随之传入我国。最早认识到中国落后状况的有识之士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随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先后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使国人进一步了解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从多个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变化更为明显。从“衣”的方面来说。人们的衣着服饰基本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审美价值取向。首先，通商口岸的洋布洋装逐渐进入城市居民生活。其次，辛亥革命期间，青年学生率先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经过改制的中山装受到维新人士的欢迎。第三，20世纪20、30年代，服饰有了更大变化。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饰，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真正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科学发展观正是为了解决新问题提出来的，它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思路，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我国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在当代中国，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不断思考和研究这一事业所包含的各方面的目标、任务，逐步形成和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深化了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因此，科学发展观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变迁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探讨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内核：柔性文化，而阐述了面对国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秉性文化需要植根入更多刚性文化的因素以适应社会变迁。因此要以柔性文化为本源，挖掘本民族刚性文化因子，一方面继承 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呼唤刚性文化，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民族精神;文化内核;柔性文化;刚性文化
1 柔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精神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总是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悉数世界各民族“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文明中找到一种跨越了时代背景、源于地缘经济特征同时又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制度、民族精神的特有民族文化主线，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权至上的伊斯兰教义中，忠贞的服从以及为和平的圣战意识性文化支配着整个民族，因此伊斯兰世界各民族表现得异常团结与排外，无论是仇恨还是友好都不偏不倚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任何时代都未曾改变的。
而中华民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核，它是“内敛含蓄”、“左右逢源”的，因此曾有学者形象的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形容成“太极”，也正是如此，林语堂在《中国人》中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贴上老成温厚、消极避世、知足常乐、因循守教、中庸之道的标签，在这种文化内核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就具有“积极的人世态度、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注重‘中和’的思想特色以及兼容性与主导性并存的特点”。
究其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费孝通先生那里找到答案。费老先生笔下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中国人是与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生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乡土社会下的中国人分外的“土气”，成员们更愿意生于斯死于斯，于是终老是乡土社会的常态，这种不流动注定了社会中成员间相同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生命归属、大体一致的生活方式。于是差序格局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关系纽带，一方面由于这种横向弹性结构的“差”，中国人的 人际交往 总是“左右逢源”遵循“中庸之道”且“厚实而老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差序格局所锻造出的纵向刚性等级化的序列社会结构更是形成中国人宗族制度分明、强调伦理道德等等，因此在纵向等级结构的主导下，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又会表现的或者积极人世，或者消极避世……
如果将上述一切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普遍的文化内核，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怎样的时代特征、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怎样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中一定有着这样一支希翼和平、友好待客、中庸之道、左右逢源、尊长护幼的不变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优良民族性情，是我们始终应该恪守的古老训诫。
2 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需求
按照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所阐述的理论逻辑，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正在从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朝向以工业为主导甚至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快速变迁，这种变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显而易见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穿插其中的民族精神是否足够完美到可以跟得上世界社会格局的变迁步伐，而不被甩出世界主流格局之外?费孝通先生阐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既然冠以“乡土”之名，那么乡土社会结构的适用范围至少需要局限到中国的乡村，更何况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解放前。然而就在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庆典上的讲话中，形容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仍然采用“差序格局”一概念，且概念内涵没变，笔者赞同费孝通先生的阐释，因为有意无意间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时代变迁、城乡变迁、制度变迁，人与人交往的网络结构始终未变，传统宗族观念仍然影响深远，如果按照上述“太极”的比喻，那么，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太极”的部分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
那么这种近似“太极”的柔性文化是否能够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应对当今世界的竞争呢?显而易见，根植于“乡土”的中国中土文化所形成的差序格局是适应农耕民族的乡土社会的。因此在世界大同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可以成为世界性历史，隋唐盛世、明清盛世便是最好的例证，原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植根于民族灵魂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文明是与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了的，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因此当时我国的历史同时也被写人世界的主流历史部分，然而，随着西方工业经济的异军崛起，世界主流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是世界一体化的高速变迁。空间、时间距离不再是国与国、洲与洲的隔阂，掌握着主流经济技术的西方文明开始主宰世界，无论是____教义中的“原罪”、“救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是西方民族中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抑或是大和民族对天皇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都体现着一种不同于“太极”柔性文化的刚性文化，当世界主流经济告别了农耕时代。刚性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扬弃保留、锻造更为坚实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一体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状况却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科技文明三次浪潮并存。即“同一社会的不同部分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属于各种时代的文化理念相互激荡，似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内陆乡村还没“过时”，工业文明的理念已经跟不上东部发达城市的步伐，需要做出改变去适应信息科技文明时代的文化了。这就造成在精神上民族情感很难统一，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出相应抉择，那么究竟是恪守柔性“太极”文化，继续维持“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还是选择一种刚性文化来锻造民族精神?诚如上面的论述，民族精神承载了厚重的地缘文化，其最精髓的部分是民族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民族文化内核，也是民族得以存在之基、立足之本，这是我们无法改变也决不能改变的。然而现实要求我们在文化中注入刚性的血液，失范的社会情智急需重新整合民族情绪，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继承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并根据时代特色，挖掘和向社会呼唤属于本民族的刚性文化。 3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刚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按照中华大一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刚性文化。2005年姜戎的《狼图腾》一经问世，就引发了国内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诸多学科领域针对“狼性”的广泛探讨与研究，“狼性文化”便是一种属于中华民族的刚性文化，狼是游牧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也是与牧民们在草原上争斗了几千年几万年，教导牧民智慧、为牧民积聚力量、有胆识有组织的强大集团军。游牧民族因此英勇善战、睿智过人，说游牧民族在狼图腾的教导下“雄韬伟略”一点也不为过，元朝无边无尽的疆土便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也正是中华民族这一支铿锵豪迈的力量令世界各民族心存敬畏。也正是这一支力量如我肤色者依然被世界称为蒙古人种，一时间相见恨晚，对狼性的呼唤一度成为学界呼唤民族精神的主流，笔者赞同这种对于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刚性文化的呼唤。但是反对完全否定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做法，对于民族中源于地缘文化的文化内核，是我们始终应该坚守的民族习性，而我们现阶段呼唤刚性文化、呼唤狼文化的作用在于适应社会变迁，适应时代发展，这正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民族精神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烙上时代烙印一样。
4 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有着自身不变的文化内核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核中表现为“太极式”的柔性文化，同时这种特质有着深厚的地缘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区别他民族的分野特征，也是一个民族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但是放眼当今世界，主流民族精神中刚性文化大行其道，依然严格恪守柔性文化就会面临着被甩出主流文明结构之外的危险，因此，应该在恪守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挖掘本民族的刚性文化，使得民族精神适应主流、适应竞争、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在现代化的视阈下，从社会结构的变迁考察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变化，能够增强我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宏观主题的把握和认识;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变迁的背景差异，得出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背景条件，从而更好地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化;社会结构;背景差异
对西方社会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化，社会学家们都试着用某一典型性词语去概括和总结。许多西方学者用“现代化”或者说“从传统到现代”来概括和描述，也有人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角度将其总结为“进步”和“发展”。或许，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和把握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当前，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充分发展，而非西方社会展现的则是亟待完善，很少去探究西方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背景因素。若将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相结合，对比分析东西方社会实现变迁的背景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清醒认识西方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而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和实现社会变迁提供借鉴和启迪。
一、社会变迁及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变迁
社会是人为了达到单个人所无法实现的需求满足水平而有目的地形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又可以看作是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而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涵盖了世界历史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么，什么是社会变迁呢?
从广义上讲，社会变迁指的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因此，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如社会变迁的规模、方向、性质、人们参与和控制的程度等，社会变迁类型就会呈现多样性。罗荣渠先生就将社会变迁的方式划分为微变和巨变，并将其阐述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传导性巨变和创新性巨变。
我们所讲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的。所谓社会结构，它指的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使社会系统具有形态特征(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不是对现实的复制，而是根据认识和思考而抽象出来的)，是对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实在侧面的相对静止的形态或者说状态的特性的描述。”简单说来，社会结构就是指在社会变迁中长期保持不变而带有一定方向性变动的那部分。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 教育 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
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假设的前提，即社会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分，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许多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学家都曾详细讨论过“传统”和“现代”的特征或差异。他们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个人人格与行为特征等方面去对比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典型差异，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从社会结构出发去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将关于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和走势归结为：人口分布走向城市化，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提高;社会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文化教育趋向普及，机会趋向平等;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个人主义愈来愈强，责任中心由社区转向社会，由地方转向国家等。丁建弘认为布莱克的概括“并非十分全面和合理”，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从地方共同体到整合的社会的变化。尽管将传统和现代的概念引入现代化研究会带来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东西方社会变迁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现代化一词可以说是对“世界历史”开始以来至今对人类社会发展主题较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概括之一。从逻辑上讲，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上就包含了现代化理论，因而我们将范围限定在现代化视野下。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我们也主要是从现代化这个历史发展的主题出发，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二、东西方社会变迁的不同背景及其差异
为了更好地对比东西方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选择社会结构变迁中比较突出和代表性的五组变量进行比较。
(一)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程度不同
许多学者从西欧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比较中探索西欧率先迈入工业社会的原因。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就从非西方国家的自身条件出发，他认为东方国家古代文明太发达以至于难以产生新的文明。钱乘旦则直接将原因归结为社会结构的不同。他认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一种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形成以贵族集团共同分享权利为特征的等级君主制，并且在这金字塔外面，还有一个异己的力量存在即“市民社会”。而东方的封建社会则是一个“大屋顶”结构，它笼罩一切，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极大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谈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在构成上有“三大骨架”，即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和工资劳动者。17～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除了这个主体性力量外，英国还具备了使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的两个社会特征：社会的开放性和社会的流动性。英国社会的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限趋向重叠，个人在社会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也是相对自由的。当然，法国和德国各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与同时代的英国进行比较时，显示出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在19世纪后期都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如法国在19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变。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从权势的巅峰上跌落了下来。在1950年代，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容克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化。通过改革，普鲁士一德意志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从而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而在东方国家，村社和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村落制度将人们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个人完全依赖于他所处的村社和村庄。村社体现的是一种类的、集体的主体意识，个人主体性丧失。村社培育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一个村庄的居民相互血缘关系盘根错节，拥有共同的祖先，因而村庄成为由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的集体，这点俄国、中国、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俄国，村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被称为“米尔”的村民大会，负责和决定村长及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土地的重新分配、村社成员的迁徙及新成员的接纳、赋税徭役的分配等重要事务。此外，还有为保证服役完税而建立了连环保制度。这样，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集体，取决于集体，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个人方能生存。而在印度由于村社和种姓制度的严密性，人们也被死死地束缚在他所在的村落和种姓阶层里。在以上的社会里，人们之间除了和村社内部人员的交流外，基本上不需要也不能与其他村落和人员进行交往，人们彼此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社会流动性和开放的程度极低。
(二)角色和地位分配的原则不同
现代化的所谓合理化倾向要求的水平不过是机会均等，以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找到最适合于自己能力和兴趣的角色。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对比东西方社会，我们就会发现，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结构是稳态、封闭和静止的。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使人们习惯于承袭而来的地位和角色，几乎从不考虑改变职业和居所。如印度的村落统治机构是依据传统习惯进行活动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关于权利、义务的契约，统治者的资格基本上是以先天条件(如出身、年龄等)为优先，并且是世袭的，财富、受教育程度以及个人能力等后天因素居次要地位：俄国的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改组、公耕地等等，在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这样，人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就有了先天性并且自然的逆来顺受;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也是如此，虽说中国有士大夫精神，但出发点还是想一劳永逸，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个人几乎不期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并且相信以往的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和爵位的世袭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角色和地位分配的重要原则。
而在西方社会，虽说也是封建社会，但它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分封建邦”的社会，各封建邦国之间相互独立。并且西方社会是一种阶级制度。等级与阶级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资格基于出生机会，后者则基于职业和经济地位。西方发达国家则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将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样，决定他们地位和角色的不再是先天的出生条件了，而是要靠自己的职业和经济地位了。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在社会结构中诞生了具有主体性力量的中间力量(市民社会)并逐步发展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如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由于文官制度的推行，社会升迁又多了两条途径：学历和成就。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大致以一种渐进方式实现的：最底层的工人首先改变工种，一般工人经过几代努力，也许可进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升入更上一层的社会集团。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到角色地位分配原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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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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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家乡,美丽的盘锦小时候,妈妈总是抱着我站在阳台上,哼着歌谣,然后握着我的 小手,指指这里,指指那里,她温柔地说 :“看!这里是你出生的地 方,它叫盘锦,是一块美丽的风水宝地” ,那时懵懂的我不知道妈妈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只识得头上方的那一块天空很蓝, 蓝的就好像童 话里美人鱼生活的那片海,所以儿时的我把蓝色看做是盘锦的颜色。 长大后,我慢慢发现盘锦就如她名字里的那个“锦”字一样,像 一块五彩的锦缎,华丽但不俗气,盘锦绝不刻意装作清高,她把与生 俱来的自然美和历史积淀下来的人文美和谐的交织起来, 最终融合为 一体,这就是盘锦她独特的魅力。所以盘锦她不只是蓝色的,她还是白色的,清秀的颜色,就好像 丹顶鹤舒展她圣洁的羽衣, 在芦苇荡里翩翩起舞; 就好像记忆中在校 园里反复吟唱的那首经典老歌, 小女孩和丹顶鹤的故事; 盘锦的白还 是大米的颜色, 是盘锦人洒在土地上的汗水的颜色, 所以盘锦的白绝 不是空洞的白色, 而是一种能够穿梭时空的色彩, 就好像夜晚遥望星 空, 即使很微弱的星光也是来自百年前的问候, 盘锦的白色也能够开 启你的记忆, 让你的思绪跟随着轻轻飞过的丹顶鹤, 回到那曾经令人 难忘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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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化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试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摘 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已深入我国各个领域，法治建设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更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本文主要论述法治建设在中国的形成历史与发展，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政治 报告 ，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央领导人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此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法治建设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法治建设始终走在最前沿，有了法治的保驾护航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 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中国近代的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在曲折中逐步走向成熟，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法治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使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制约的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在理解法治的时候要把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控制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而不能一分为二。各国的法治总是由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法治建设它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成果。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法治建设保障的主体是人民的各项合法权利，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车轮的迈进，从封建社会的人治，到如今改革开放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日趋完善。法治说到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恰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文明。 法治建设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社会各项事务都能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运行，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需要法治的维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纵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轻视法治建设对治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例子比如苏联的肃反文化，而在我国轻视法治也曾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是我国忽视法治建设的典型。这两次重大错误的发生，都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新社会我国的法治建设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报告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明确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同时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法治思维”。“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对工作方式思想思维进行转变，宣扬法律精神，捍卫法律原则，将依法行事贯彻实施。可以说这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培根的 名言 ，相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要追求公平公正善于运用法治建设国家，运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在人的能动力作用下将法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将法治建设进行到底，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障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回顾我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前途却是光明的。从过去的人治到现如今的法治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局面，在中央集体领导人的带领下，相信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会走上更加辉煌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其建设》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初步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建设途径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 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 方法 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 措施 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 教育 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 法律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3] 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理论月刊，2007，(6). [4] 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浅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摘 要】法治建设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环节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法制系统之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需要内在元素自身的协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只有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依法各个部分或者环节的发展才是协调的、可持续的，也才具有强大的活力。从法律运行来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法律体系来看，各个法律部门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以构建和完善;从法律价值来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所以，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以个人的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权威的标准。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我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30年的法治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开始。但那时法制的主要理念是把法治当作专政的工具，法制对于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国家制度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几乎没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4年，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并以文件、规范、规章等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十年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用政策、文件来治国。政策之治是追求短期效果，缺乏法律本身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具有可预期性以及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这些都是政策之治不具备的。 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至今，是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大多数涉及我国改革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2004年修宪，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宪法。其后《物权法》、《 劳动合同 法》的制定，《 公司法 》、《证券法》的修改等都是涉及人们利益的法律。 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及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式、程序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最可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必须从民主中获得自己政治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没有民主，法治就缺少了其重要的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规则的制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制定的民主程序把人民的意志反映在法律当中，因此，法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 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途径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依法治国之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的目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以继承、发扬人类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符合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其思想基础与文化资源。我们在普法教育中，要以领导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为重点。只有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认真地执法、守法、监督法律的实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在继承历史上和国外合理的进步的法律文化基础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努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 武育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建设[J].理论建设，2006(1)：45-48. [2] 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07(1)：79-80. 猜你喜欢： 1.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2.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心得体会 3. 学习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4.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5. 浅析法治社会思修论文 6. 论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安全网，其发达程度已经成为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体现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论文 范文 一：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
【摘要】社会保障事业关乎国计民生，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在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和老龄化不断加深加快导致人们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其现状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其存在的满意度不高和体系内外矛盾重重的问题，亟需解决。社会保障伦理是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石，只有立足本国国情，立足本国传统社会保障伦理，吸取其中的 经验 与教训，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才是解决许多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鉴于西方 文化 思潮盛行，我国传统伦理逐渐淡化的事实，笔者希望通过对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评价分析，从中提炼出对我国当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伦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社会保障伦理缺失的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与完善。
【关键词】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契机;伦理缺失;启示
一、儒家的社会保障伦理
儒家思想是对我国影响最深远的传统思想之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便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伦理，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本节主要介绍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和其历史局限性。
(一)理论基础
以民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儒家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继承并发展了以民为本的理论，指出民众在社会发展和政权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上位者要重视民生民意，如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为君者要保证民众的生存需求，实行保民爱民的仁政。以“仁”为本的道德理论基础。“仁”包括人的仁爱道德，也包括仁政德治。人们如果能够由对自己、对亲朋的爱扩大到对社会成员广泛的爱与仁慈，社会就会和谐;国家需要实施社会保障，而且社会保障首先要实现民众的生存，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二)具体内容
以民本和仁政为主的“人道性”思想。其中的民本思想指出，社会的发展与治理要重视民众的诉求和愿望，注重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予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仁政思想则要求为政者要加强自己的德性修养，保持自己的仁政观念，实现爱民与护民。“均无贫”伦理。儒家追求公平、平等和正义，反对贫富分化，如“不患寡而患不均”，①提出要按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进行合理的分配，为政者要注重社会保障，来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节用爱人”伦理。“节用”要求减轻民众的负担，使得民众可以自力更生，减少政府对保证人民生存的开支，进而减少民众赋税的义务，保证民众的生存，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国家要建立适度水平的保障。这两项 措施 都有利于节省社会保障消费的支出。“爱人”要求当政者关爱民众，注重保障、维护民众的生活。注重“孝”道。儒家认为社会保障不仅要依靠国家，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实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且“孝”道思想强调子女后代对父母的供养、关心和照顾，在当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倡导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的养老模式，我国目前仍以这一养老保障方式为主。“德法兼用”伦理思想。“德法兼用”要求社会保障要注重德法兼治，为政者主动依靠自己的道德情操关爱民众，但在行动和工作上也要有严格的制度要求，对违纪行为给予严肃的处理和警告。
(三)历史局限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存在历史局限性。首先，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旨在通过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达到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不符合当前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传统的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也有一些愚民的手段和措施，用一些 教育 和说教麻痹民众，以为统治阶级服务。最后，过于依赖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不仅不利于对民众的保障，也阻碍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且儒家伦理中对一些群体特别是妇女如“三从”“四德”，要求苛刻，影响了制度的公正性。
二、探寻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契机
(一)时代新状况
在新的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逐渐的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近期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相应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财政的负担能力。在国民对社会保障需求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借鉴发达国家高水平保障造成财政危机的经验教训，亟需要求我国合理界定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建立适度保障水平。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造成社会保障财力困境，基金缴费者相对减少、接受者相对增加，我国现有的基金收入难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人们对老龄人的护理工作和养老服务有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发展强调保障实施主体的社会化，强调社会保障要依靠多元主体，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解决政府容易忽视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确保社会保障的功用，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此，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需要推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现有社会保障伦理缺失
由于伦理本身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和伦理宣传教育的缺失，我国现有社会保障存在一些伦理缺失的问题。首先，人文关怀不足，保障资源和福利存在不人道的分配现象，将保障和福利的给予视为累赘，歧视受助者的思想与现实状况时有发生，而且一些保障政策没有倾向社会弱者，丧失其保障的目标和公正性。其次，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缺失。保障起点存在特权和歧视问题，保障机会存在权利获得的限制和障碍问题，两者导致保障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如我国因法制不完善、人情关系等因素造成应受惠的贫困者常常得不到帮助，许多人对受助的贫困者有歧视的心理和行为，歧视色彩较浓，而且我国各地区和人群的保障差异也较大，总体来说发达地区保障好。再次，德法兼治不足。制度和教育对德治的忽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法制性，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不顺畅，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孝文化不足。溺爱和对 传统文化 教育的缺失，造成新一代责任意识低下、孝道意识薄弱，不孝或是片面将孝挂钩于物质供给，影响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家庭养老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后，保障机构与保障方式不足。保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着机构不足和人员缺失的现象，保障机构和其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职责不明确、素质低，影响社会保障的作用和作用的发挥。此外，我国养老方式与老年生活保证的层次还不足，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化、多层次社会保障需求。
三、儒家社会保障伦理的启示
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借鉴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责任、家庭保障以及多样化与社会化的保障模式，取得了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秉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不断探求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力求为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发扬“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我国建立在“以人为本”思想基础上的社会保障，首先需要转变社会保障是对人的怜悯、恩赐的观念，视社会保障权为国民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是对人们的关爱、对人们自主与发展的关注，人们的发展最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国民的共同进步。其次，加强社会保障机构与人员的建设，建立拥有比较完备项目、职责明确、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服务人员，平等的对待社会保障的覆盖群体，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要保证人们精神生活的满足，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和群体实施不同的保障，又要使社会保障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兼顾社会保障的效率和公平。社会保障的有想发挥是使应受保障者受到保障，同一条件的受惠者享受同一制度的保障，并且保障水平适度，能够保障被保障着的基础生活，同时能最大限度的激发被保障者的积极性，避免“懒汉”的出现，提高社会的活力。健全德法兼用的原则。德治主要是要求实现政府“仁爱”和百姓“自爱”，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两者道德素质的提高，增强两者的责任心、义务感、道德感和爱心，实现对受助者受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认知，奠定社会保障实施良好的思想基础。此外，法治要求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重依法保证社会保障参与者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实现各自的诉求，同时也要注重依法保证对社会保障过程中各项行为与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增加违法的机会成本，减少甚至是避免社会保障中不法行为的发生，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质量。强调家庭保障的“孝”理论。“孝”是子女后代应具备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针对当前我国孝文化缺失的现状，更加需要注重加强孝文化与家文化的宣传教育。首要也是最迫切的是要注重增强子女的责任意识，教育子女后代学会感恩，懂得尊敬父母长辈、理解父母长辈和关爱父母长辈。其次，提高社会的尊老重老观念，在家庭成员互助互爱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互助互爱，实现社会成员对老人的尊敬、理解和关爱，达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互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保证责任主体多元化与社会化。社会保障要注重责任分担，建立多元的社会保障责任主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事业，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协作。过于依赖个人，许多弱势群体因承担不起保障费用无法实现保障，具有优势的许多人群又不需要某些保障;过于依赖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也会造成弱势群体参保不起，优势群体不愿参保的现象;过于依赖国家，针对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广袤的国土面积，难以实现全覆盖，国家的财政压力也会过大。这些都会造成应受惠者得不到保障，保证失去了基本作用，难以持续发展的后果。建立资金运作、待遇发放、管理工作和实施主体全面社会化的社会化保障事业，有助于合理分工个人、家庭、单位、社区职责。建立多元责任主体，合理分担，有助于保障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儒家注重仁政，强调国家要保证百姓的生活，儒家也注重节用，强调个人的责任与奋斗，保障事业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四、小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其不足。立足传统与现实，借鉴国内外思想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伦理缺失和西方文化泛滥的情况，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要重视儒家社会保障伦理中“以人为本”、“均无贫”、“节用爱人”、“孝”道和“德法结合”的思想精髓，注重社会保障事业以民为本、“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兼顾法治与德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建立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和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为早日实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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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论文范文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摘要]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暂时在政策制度、制度运行效益、违法违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绩效审计手段落后等问题。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我国应采取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运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运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 保险 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政府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政府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政府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运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 报告 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文件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政府部门项目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 方法 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件的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信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件，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件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件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信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宏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 政策法规 。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 出国 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信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信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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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思路 社会治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活动。正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取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人性化治理，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愉快。 二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气力形成推动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协力。 三要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协调。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使社会治理能够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题目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四要坚持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把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降低社会运行本钱，进步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上风，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树立世界眼光，积极鉴戒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贯串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之中，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根据上述原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在思想观念上，要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向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题目，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气力统筹推进，不断进步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取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治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解决好越位、错位和缺位题目。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治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 在治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治理的方式，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同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在治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 在治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治理手段单一的题目，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上风，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对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思考--------------------------------------------------------------------------------提要管理会计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现阶段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危机，也存在好的发展前景。本文试从分析管理会计的现状入手，展望管理会计的发展方向。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我国在推广应用管理会计方面先后经历了宣传介绍、吸收消化和改革创新三个阶段。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会计界对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却缺乏应有的重视，我国的管理会计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应用方面，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以说，我国的管理会计近年来既遭遇到很大的挑战与危机，也存在着极好的机遇和发展前景。本文拟对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应用的现状，以及我国今后开展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应用现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会计学术界对西方的管理会计进行了大量的引进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会计理论工作者曾对西方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借鉴和应用意义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管理会计在我国开始逐渐受到冷遇。其表现如下：（一）学术研究兴趣不高。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会计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管理会计方面的研究论文与前者相比所占比重很小。据对我国会计界最高研究水平的《会计研究》杂志所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10余年间，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学术性文章中，涉及财务会计领域的论文约为465篇，而涉及管理会计及成本会计的论文约为71篇，后者只约占前者的15％。另一方面，从过去10余年间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来看，专门以管理会计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更是凤毛麟角。如果再从会计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情况看，将管理会计领域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也同样寥寥无几。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管理会计研究在我国已明显不受重视，这无疑是中国近年来管理会计研究水平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完整和学科体系不规范。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完整和学科体系不规范也是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首先，管理会计理论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第一，它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现金流动论、价值差量论、总资金运动论等不同的观点。第二，由于研究对象模糊，也导致管理会计的职能作用不明确。第三，目标不明确，它是提高生产、工作效率，还是提高经济效益，或是实现价值的最大增值，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无统一、明确的说法。其次，管理会计的学科体系支离破碎，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框架结构，在实际操作中甚至出现支解管理会计的情况。（三）实务界缺乏对管理会计理论的重视和系统应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西方引进管理会计知识体系至今已约有30余年的历史，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及国外和港台的会计学者所做的各项调查结果表明，迄今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仍未得到广泛重视和系统应用。这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或财务负责人观念陈旧，只重视事后的算账、报账工作，不重视管理会计；企业会计人员掌握管理会计知识有限，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根本不了解管理会计，管理会计在我国没有引起多数企业的重视；管理会计的一些方法，如短期经营决策、量本利分析以及责任会计等在企业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但从总体来讲，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应用有限。根据调查一些大中型企业的总会计师就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得到的回答基本上也与上述结论相同。一些总会计师认为，现行管理会计教科书中的知识点不少，但企业可以实际应用的却有限，他们极力主张，我国的管理会计教科书中应包括我国一些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以便于会计人员借鉴和操作。（四）现有的管理会计应用经验急需总结和提高。我国自70年代末期开始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管理会计学现已成为许多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我国学术界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也已具有一定的深度。从实践上看，我国一些企业已具有开展管理会计的成功经验，如50年代初期开展的厂部、车间、班组三级核算，60年代开展的厂内计划价格、资金分级管理，70年代大庆油田开展的内部结算，80年代吉林省开展的厂内银行、首钢的包、保、核，90年代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推行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邯钢经验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报告，是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广应用的重要原因。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和资料上看，我国一些企业过去应用管理会计的经验介绍，主要是以实务人员为主介绍基本情况的较多，由于没有学术界的参与，其经验难以在理论上得到系统的归纳与总结，从而难以将其经验进行广泛推广与应用。而学术界虽然具有理论研究的特长，但由于种种原因缺乏深入到企业中去了解管理会计应用情况的实践，开展的调查研究主要以调查问卷为主，因而开展的管理会计研究就难免出现空洞、脱离实际的现象。因此，我国开展管理会计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由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参与来进行典型案例研究。这样不仅可以富有成效地解决学术界与实务界相互分离来开展管理会计研究的难题，还可以使典型案例经验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提高，由此形成系统的案例研究报告。这不仅在实务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有助于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的推广应用，而且对我国会计学术界今后在开展管理会计研究中能够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我国未来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一）管理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相结合。从国外的经验看，国外会计界目前开展的管理会计研究，已将重点明显转移到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最近几年运用非常广泛，成为实证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其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从普通案例中总结出一般性结论，有助于推广运用，使用价值较高。而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如果没有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很好配合与协调就难以进行。我国会计学术界将同实务界密切合作，通过对全国不同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开展典型案例研究，将我国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活动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二）实施战略管理会计。现代企业的经营战略将转向长远规划，追求全球性的发展以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企业的管理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施分权管理模式，由此提出了战略管理的新课题。随着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战略管理会计”逐渐与企业战略管理密切相关，它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收集、加工、整理与战略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并据此来协助企业管理层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评价管理业绩。战略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份额的评估；战略预算的编制；竞争地位的变化研究等。（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创新。管理会计研究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课题、行业、理论、方法等进行综合研究，改变过去单一研究的状况；第二，多课题同时并举，多行业部门的综合研究将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实用价值；第三，多学科互相渗透，多种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相结合，使研究结果具有更为广泛的应变能力。（四）拓展管理会计研究的重点。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对传统经济模式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对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管理会计提出了挑战，其对管理会计的影响是深远的，现有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必须做出相应变革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归纳为对经营活动的预测、决策和控制，即对某一责任中心的经营活动“全程”的指导与监控。而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对象由主要对实物资产的管理转向主要对信息技术资产和信息技术活动的管理，表现为投资取向以智力投资为主体，人员组成以高智力员工为主体，资产组成以人才和知识物化的无形资产为主体，往往是拥有了人才，拥有了高科技知识和信息技术，便拥有了制胜的武器，从这一点来说，传统的管理会计研究的重点便有了新的延伸——对知识资源的计量的复杂性与风险性，要求管理会计的方法也应有相应的发展即要力求充分做到数量因素与质量因素并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数量计算与综合判断相结合，讲究方法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管理会计侧重于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它对企业组织的结构或体制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具有依附性。这样，企业本身及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必将推动管理会计的发展。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国际化、金融化和知识化为其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21世纪的竞争将是全球化的竞争。管理会计本来就是为了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决策和经营管理而存在，企业及其经营环境的变化必然推进管理会计的发展。(文/杨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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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结合教学法在应用型财务管理专业教学中的运用
36、Z公司内部控制改进研究
37、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研究
38、企业碳排放配额的核算--基于我国碳市场现状的分析
39、CFO绩效评价体系重构:基于战略视角
40、会计职业判断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制度设计与内容
41、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变迁管理
42、基于云会计的集团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以XXX为例
43、企业会计信息失真治理研究
44、完善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研究
45、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风险及国际化路径选择
46、浅谈会计职业道德
47、浅谈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必要性与建议
48、资产减值准备对会计数据的影响
49、资产减值披露与信息不对称关系的研究
50、农村财务管理问题及其动因分析--以XXX为例
51、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内部控制分析--企业价值创造
52、内部审计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作用
53、医院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54、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55、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56、某新华书店县公司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基于XXX改革背景
57、安顺煤矿煤炭销售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58、 论企业破产清算会计
59、采用权益法合并财务报表问题探讨
60、上汽集团:新业态需要新型的财务管控体系
61、基于市场经济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分析
62、电力工程施工管理中的成本控制分析
63、新医改背景下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探究
64、高校经营性资产管理的问题与建议--以Z校为例
65、高校的经营性资产管理研究
66、高校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研究
67、论如何加强食堂财务管理及成本核算
68、关于会计专业创建校内财务公司校企合作模式的探讨
69、“资金的时间价值”案例教学法研究--谈农村财会人员成人教育培训模式
70、优化整合政府投资审计资源的思考
71、 农村财务中会计电算化应用
72、切实做好财务管理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73、农业企业财务管理研究
74、 黑龙江省望奎县中小农业企业融资难问题成因分析
75、销售方式再造的税收筹划--XXX公司的合理避税实践
76、供应链管理情境下跨组织管理会计研究
77、事业单位会计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举措
78、基于国家治理的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研究
79、我国上市银行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探索
80、绿大地欺诈上市成功的原因分析
81、完善商业银行财务管理运行机制的思考
82、社会融资结构深化与商业银行应对策略--以XXX为例
83、“互联网+”时代会计行业的发展趋势
84、山西会计师事务所现状分析
85、浅谈我国会计电算化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86、论如何加强农村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制
87、如何完善粮食企业会计的监督职能
88、IOSCO力挺会计所透明度报告
89、当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90、浅析会计要素与时期指标和时点指标的关系
91、探讨铁路财务管理实施难点及应对措施
92、“营改增”政策背景下铁路运输企业的应对研究
93、探讨高速公路财务内控管理的重要性与有效措施
94、管理会计:基本理论、内容与方法
95、“互联网+”时代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基于财务共享服务视角
96、基于价值链的石油钻井企业成本控制模式
97、对海外施工项目责任成本管理的探讨
98、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集中支付的实践探索
99、谈财务管理课程中引入ERP沙盘模拟的教学环节
100、析高校会计文化的内蕴
会计学论文题目：税务会计方向
1、所得税会计探讨
2、论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4、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5、纳税人权利及其保障初探
6、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探讨
7、消费税会计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8、商品包装物租金,押金涉税会计处理探讨
9、税务筹划在会计核算中的运用
10、债务重组涉税会计处理
11、论对外投资涉税会计处理
12、论企业合并与分立涉税会计处理
13、现阶段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利弊分析
15、论税收政策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17、论信息不对称与税收征管
18、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
19、论企业费用支出中税务因素的'财务策划
20、税务筹划与财务管理的相容与冲突剖析
21、论视同销售涉税业务会计核算
23、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纳税的影响
会计学论文题目：会计电算化方向
1、会计电算化系统的现状与审计对策浅析
2、浅谈会计电算化档案管理
3、普及会计电算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4、中小企业实施会计电算化的原则研究
5、解决网络会计电算化安全问题的对策
6、关于账套初始化的研究
7、硬件发展对会计电算化的促进研究
8、ERP与会计电算化
9、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研究
10、浅谈知识经济与会计电算化人员培训
11、浅议会计电算化的内部控制制度
12、手工会计与会计信息系统之比较
13、制约我国会计电算化发展的原因及对策
14、会计电算化系统管理员岗位设置问题分析
15、浅析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实践的影响
16、试论我国会计电算化的发展方向
17、电算化环境下的会计核算方法
18、对电算化会计中会计方法的思考
19、会计电算化初始化应注意的内容
20、电算化环境下会计用印的管理
21、会计电算化引起的企业损失及对策
22、会计电算化替换手工账及试运行浅析
23、会计电算化工作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24、会计电算化系统管理员岗位设置问题分析和解决办法
25、浅析我国会计电算化现状
26、会计电算化使用方法和技巧
27、网络环境下电算会计的发展方向
28、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29、论会计电算化与企业信息管理
会计学论文题目：财务管理方向
1、浅谈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
2、浅议企业应收账款风险
3、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方式探讨
4、应收账款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5、关于××公司应收账款管理问题的研究
6、浅谈企业的现金管理
7、论会计与经济效益
8、论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9、试论企业亏损的内因分析与治理对策
10、坏账损失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12、加速企业资金周转的途径与措施
13、利润操纵的现象及对策
14、对企业现金流量质量的分析
15、关于××公司存货管理问题的研究
16、浅析企业偿债能力分析方法
17、浅谈企业财务风险
18、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19、浅谈企业融资的途径和方法
20、论财务管理目标与资本结构优化
21、论股利政策的选择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
22、强化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3、浅谈企业存货管理与控制
24、浅淡村级财务管理
25、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评价
26、构建企业财务管理机制
27、债务重组的利弊分析
28、成本控制的若干问题探讨
30、企业获利能力评价体系浅议
31、企业获利能力评价体系例证分析
32、企业财务目标取向分析
34、浅析企业集团财务风险
35、对固定资产管理的思考
36、ERP系统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会计学论文题目：审计部分
1、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2、论市场经济下审计的职能与作用
3、论审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
4、论审计目标与审计证据的获取
5、论审计与经济监督系统
6、论我国审计组织体系的健全与发展
7、论我国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8、论审计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9、论审计执法与处罚力度的强化
10、 论审计风险及其防范
11、 比较审计初探
12、论经济效益审计
13、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审计
14、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审计
15、论财政同级审计
16、对验资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17、对资产评估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18、审计工作策略探讨
19、论内部控制系统审计（制度基础审计探讨）
20、论审计方式方法体系的完善
21、论企业集团内部审计制度的构建
22、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23、论审计工作质量的控制与考核
24、论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的完善
25、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26、新会计法实施后企业内部审计建设
27、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可选一个准则进行研究）
28、 注册会计师专业课程体系研究
【拓展阅读】
快速写好一篇毕业论文的方法
1、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一般包含几个二级标题：分别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论文结构等……
一听标题你就应该知道，这一部分基本都是空话套话，主要讲的是研究背景和目的，你既然选了这个选题，这些内容闭着眼都能写出来，建议先做到脑中有个初步思路即可，不用着急写，建议放在论文的最后时间来写。
（我不建议论文按照章节顺序来写，比如绪论部分就可以放在偏后的位置。）
2、第二章：理论基础（或叫文献综述）
这部分相对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写论文与写其他文章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的每一句观点和结论都必须有出处——要么通过你自己的实验论证，要么需要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持。因此这一部分的内容相当于盖楼的地基。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一部分正因为是前人研究基础，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引用文献，基本上初稿都不用自己写的，所以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最后降重即可。严格意义上说，必须是先有了理论基础才能往下一步进行的。
这里插一句引用文献，关于引用格式可以参考每个学校的引文标注规范。可以边写边标注，也可以写完再统一标注，我是后者。
3、第三章：提出研究假设。
它和第四章是全文写作的核心！请注意我说的是写作的核心，并非答辩和整个论文的核心（整个论文的核心一般是第三章和第五章），但是对于写论文来说，这两个章节是我建议必须最先完成的。因为学科不同，这两个章节的差异较大，但是总的方向一致。我就拿我自己的论文（社会学类）举例吧。
我的第三章内容是实证分析，包含的二级标题是：访谈调研、研究假设与模型的建立、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简而言之第三章一般是在第二章的理论基础上，论述你提出了怎样的研究假设。也是你整篇文论的核心观点。
4、第四章：论证过程。
一般是在第三章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以验证你的假设是否成立。这个部分一般在需要花的时间一般比较长（但并非写作时间，而是研究的时间），因为会有计算或者研究的过程。（而且如果做出来验证结果有问题，还得反复重新做）
5、第五章：研究结论。
这一部分其实在整个论文中是极为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应用类的学科。因为他不仅阐述你的研究过程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你在第三章中提的假设到底哪些成立哪些不成立？而且关系到你的研究成果或论文的成果到底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实用价值。
请记住：在论文写作时，第五章研究结论是重点，但不是难点。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你第三章和第四章搞定了，第五章的研究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基本上可以一气呵成文思泉涌。但如果第三章和第四章裹足不前，或出现种种错误，那第五章也不要想写的顺利进行。因此再次强调：第三章和第四章才是写作的重难点。
6、第六章就更为简单了：研究不足与展望。
这一部分个人认为无关紧要，因为每一篇论文都不是完美的，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出一万个缺陷，所以最后自我批评的时候挑几个不那么原则性的问题说一说，比如：调研对象范围不够广，理论模型可以再细化等等……希望后人可以继续研究等简单展望一下。这里可以参考借鉴一下别人的文献都是怎样自我批评和展望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
讲到这里，每一个章节的大体内容已经了解了。下面就可以进入第二步，也是我认为开始写论文前比较重要的一步：写作顺序和时间分配的“骚操作”。
关键词：管理会计；发展；回顾；展望 20世纪以来管理会计（1）的发展，丰富了会计学科的内容，改变了人们的会计理念，标志着会计学科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在回顾中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基础上，展望管理会计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20世纪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回顾 自从会计学科产生“同源分流”之后，管理会计得到迅速的发展。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追求效率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初到50年代） 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源于1911年西方管理理论中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泰罗（）发表了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ofScientific Management）。伴随着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标准成本”（Standard cost）、“预算控制”（Budget control）和“差异分析”（Variance analysis）等这些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直接相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被引进到管理会计中来（余绪缨，1983）。与此同时，会计学术界也开始涉及管理会计有关问题的研究。从1918年开始，哈里森（）一直致力于标准成本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助于生产的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to Aid Production）、《新工业时代的成本会计》（Cost Accounting in the New Industrial Day）和《成本会计的科学基础》（Scientic Basis for Cost Accounting）等著作。1919年创立的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2）有力地推动了标准成本计算的开展。到20年代，标准成本已经十分普及并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哈里森还把他对标准成本计算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标准成本》一书（费文星，1990）。19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首先开设了“管理会计”讲座，主持人麦金西（）被誉为美国管理会计的创始人。1921年6月美国国会颁布了《预算与会计法》，对当时的私营企业推行预算控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全面介绍预算控制的理论，麦金西于1922年出版了美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预算控制的著作《预算控制论》（Budgetary control）。同年，奎因坦斯（）出版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ManagerialAccounting：an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nagement）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管理会计”这个名称。1924年麦金西又公开刊印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管理会计”命名的著作《管理会计》（ManagerialAccounting）。同时，布利斯（Bliss）所写的一部管理会计方面的著作《通过会计进行经营管理》（ManagementThrough Accounts）也问世了（杨宗昌等，1992）。美国会计史学界认为，上述几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管理会计初步具有统一的理论。 以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会计，其基本点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协助企业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问题。尽管如此，同企业管理的全局、企业与外部关系等有关问题还没有在管理会计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率”（Efficiency），它强调的是把事情做好（DoingThingRight）。 （二）追求效益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所谓战后期。这时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形势，战前曾风靡一时的“科学管理学说”就显得非常被动，其重局部、轻整体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并不能与之相适应。正是由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根本缺陷，不能适应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要求，它为现代管理科学所取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在理论上起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在方法上赋予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其面貌焕然一新。 在50年代，为了有效地实行内部控制，美国各大企业普遍建立了专门行使控制职能的总会计师（Controller）制。1955年美国会计学会拟定计划，对施行控制最常用的成本概念加以明确。在195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又以管理实践中的各种管理会计方法为素材，对其本质意义和使用方法作了说明。在该份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管理会计基本方法即标准成本计算、预算管理、盈亏临界点分析、差量分析法、变动预算、边际分析等，从而组建了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的基础。60年代，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业绩会计”和“决策会计”，从而使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体系进一步确定。1962年贝格尔（Becker）和格林（Green）发表的《预算编制和职工行为》（Budgetingand Employee Behavior）对管理会计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行为会计作了精辟的论述。进入70年代之后，又有柯普兰（Caplan）的《管理会计和行为科学》（ManagementAccountingand BehavioralScience）、霍普伍德（Hopwood）的《会计系统和管理行为》（An Accounting System andManagerialBehaviour）等优秀著作问世。上述这些著作对管理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具有一定的意义。到7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对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可谓达到了高峰，仅以成本（管理）会计命名（3）的专著和教科书就有近百种之多，可谓群芳竞香，百花争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穆尔（Moore）和杰德凯（Jaedicke）合著的《管理会计》（Managerial Accounting）、纳尔逊（Nelson）和米勒（Miller）合著的《现代管理会计》（ModernManagerial Accounting）和霍恩格伦（Horngren）的《管理会计导论》（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Accounting）等。这些著作在美国相当流行，被公认为美国各大学会计专业的权威教材（杨宗昌等，1992）。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益”（Effective），它强调的是首先把事情做对（Doing Right Thing），然后再把事情做好（DoingThing Right）。至此，管理会计形成了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的管理会计结构体系。 （三）管理会计反思时代（20世纪80年代） 进入80年代，由于“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Economics）和“代理理论”（AgencyTheory）的引进，管理会计又有新的发展。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管理会计又显得有些过时落伍。“管理会计过时了”，“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呼声很高。 在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中，管理会计的研究存在两大流派：传统学派和创新学派（李天民，1988）。传统学派主张从早期的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的立场出发，一切以成本为中心，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就如何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经济效益提出一些新课题。传统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T.霍恩格伦（）教授、哈佛大学的罗伯特。N.安东尼（）教授、德克萨斯大学的威尔思（Wells）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罗伯特。W.斯卡彭斯（）教授等。查尔斯。T.霍恩格伦教授的《管理会计导论》（Introductionto Management Accounting）可以算是传统学派的代表作。创新学派主张尽可能采用诸如数学和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管理会计问题。他们强调全面创新，偏好数学模型，依靠计算机技术解决预测、分析和决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S.卡普兰（）、大平路德大学的托马斯。H.约翰逊（）等。卡普兰的《高级管理会计》（第一、二版）是创新学派的代表作（4）。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传统学派指责创新学派理论脱离实践，复杂的数学模型远离现实世界。而创新学派则指责传统学派视野狭隘、观念陈旧、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新经济环境的要求。但“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脱节”是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场纷争促使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反思期。正是这场纷争改变了卡普兰的观念。进入80年代之后，一贯极力倡导管理会计研究必须大量引进数学分析方法，使之朝着紧密化方向发展著称的创新学派代表人物卡普兰却认为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必须改弦易辙，主张会计学者必须走出办公室，到实践中去，以寻求新的理论与方法（Kaplan，1983）。这标志着管理会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反思期（毛付根，1995）。 早在1984年，卡普兰就指出：对于那些尚未从事会计实务的人而言，有关管理会计实务方法的知识纯粹来源于教科书，而管理会计教科书中的方法与实例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缺乏系统的观察与实验。特别是一些研究人员依然在追求构建高度复杂但却日益偏离实际的数学分析模型。实际上，这些缺乏实践基础而又故弄玄虚的数学模型通常使实务工作者感到扑朔迷离，难以在实践中应用（Kaplan，1984）。为此，卡普兰认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会计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会计实践则通常带有盲目性。在会计科学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常常不同步，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方法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Kaplan，1986）。 1987年，卡普兰与约翰逊合作出版了轰动西方会计学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管理会计的兴衰》。他们认为近年来的管理会计实践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目前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产物，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这种早已过时的管理会计体系目前存在很大的危机，管理会计信息失去了决策的相关性。他们认为，现行的管理会计体系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适应当今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发展的新经济环境（Johnson and Kaplan，1987）。针对上述观点，西方管理会计学家作出了积极反映。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布拉米奇（Bromwich）和比姆尼（Bhimiani）合作的调研报告《管理会计：发展而不是革命》。该报告回顾了英国对管理会计实践所开展的各项研究，认为尽管近年来英国管理会计在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管理会计实践的性质却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并不认为管理会计目前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即便存在的话，也不像约翰逊和卡普兰说得那么严重。由此，他们也不认为管理会计体系需要革命性的彻底变革，而是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通过对管理会计实践经验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案例研究逐步摸索出一套能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他们强调这个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现有管理会计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而不是对其作出彻底的否定和根本性的变革（Bromwichand Bhimiani，1989）。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斯卡彭斯（Scapens）则认为探讨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应该从管理会计的理论本身去找原因，不能仅从客观方面找理由或责备实际工作者。从管理会计理论方面而言，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1）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不能满足决策者的需要；（2）管理会计理论所依据的某些假设与现实不符。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管理会计研究人员需要重新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这是探讨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原因并寻求缩短两者差距的正确办法（Scapens，1991）。 为此，卡普兰等人致力于管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研究，迎来了一个以“作业”（Activity）为核心的“作业管理会计”（Activity-basedManagement Accounting）时代。从1988年到1990年，罗宾。库珀（Robin Cooper）和卡普兰连续在《成本管理杂志》（Journal ofCostManagement）推出多篇论述作业成本计算（Activity-basedCosting，ABC）的文章，从而在西方掀起了一场“作业成本计算”研究浪潮。“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成为西方管理会计教材的“新宠”。与波特提出的“价值链”（Value Chain）观念相呼应，管理会计借助于“作业管理”，又致力于如何为企业“价值链”优化服务。管理会计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进展都是围绕着管理会计如何为企业“价值链”优化和价值增值提供相关信息而展开。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前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现代管理会计沿着“效率→效益→价值链优化”的轨迹发展。这个发展轨迹基本上围绕“价值增值”（Value-added）这个主题而展开（5）。 （四）管理会计主题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90年代） 进入90年代，变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基于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信息搜集的任务从管理会计人员转移到这些信息的使用者，保证了企业能以一种及时的方式搜集相关信息，并据此作出反应。管理会计突破了管理会计师提供信息，管理人员使用信息的旧框框，而由每一个员工直接提供与使用各种信息。由此，管理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的界限将逐渐模糊（Anthony Atkinson，etc，1997）当然，管理会计也有助于促进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作业成本计算”与“作业管理”的产生，而“作业成本计算”与“作业管理”的应用又有助于“企业再造工程”（Corporation Reengineering）的实施，从而推动了企业组织的变革，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胡玉明，1998）。这时，管理会计的主题已经从单纯的价值增值转向企业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上来。因此，20世纪90年代可视为管理会计主题转变的过渡时期。 科学的发展总是渐变式的发展。“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葛家澍，1981）。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MichiganState University）希尔兹认为管理会计研究正经历一场复兴，有关管理会计研究方面的著作和研讨会在不断增加，在由企业发起的研究活动中，学术研究人员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Micheal ，1997）。希尔兹在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AccountingAssociation，AAA）主办的《管理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ManagementAccounting Research）1997年第9卷上发表了题为《90年代北美管理会计研究》（Researchin ManagementAccountingby North Americans in the 1990s）的论文，对1990~1996年刊登于《会计、组织和社会》（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当代会计研究》（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m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和《管理会计研究杂志》等六种主流杂志上有关成本管理会计研究的152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管理会计研究的主题（Topics）、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基础（Theories）、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和背景（Settings）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与此同时，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ofWaterloo）的阿特金森（）等学者发表了题为《管理会计研究的新趋向》（NewDirectionsin 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的论文。根据阿特金森等学者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以下三个研究领域：管理会计在组织变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管理会计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共生互动性、管理会计在决策支持系统中的作用（Atkinson，etc，1997）。 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是90年代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引起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平衡计分卡是一种以“因果关系”为纽带，战略、过程、行为与结果一体化，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融合的绩效评价系统。通过财务维度（Financial perspective）、顾客维度（Customerperspective）、内部业务流程维度（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es perspective）和学习与成长维度（Leaning and Growth）全面评价企业的经营绩效。而所有维度的评价都旨在实现企业的一体化战略。这是一种体现战略导向的超越财务的绩效评价系统（Kaplan and Norton，1996；2001）。 二、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回顾 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其实不然，建国初期我们便有西方管理会计的“责任会计”，只是当时不称为“管理会计”。 （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国营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会计及其中国特色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一个巨型企业，国营企业只是这个巨型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确定下达。从管理会计的角度看，国营企业充其量是一个“成本中心”，最多也就是一个“人为利润中心”。既然成本是一个效率指标，成本计划及其完成情况便成为国家考核国营企业完成生产任务的重要手段。成本及其考核是计划经济时代可作为的事情。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国家以企业的成本为基础确定产品价格即“产品价格=产品成本×（1+成本利润率）”，这也就使国家必须重视企业成本管理制度建设，通过企业成本管理制度确定企业成本项目和成本开支范围。否则，企业成本失控，将导致产品价格失控（6）。国家自然重视以成本为核心的内部责任会计，以期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这种对以成本为核心的内部责任会计的重视体现在国家颁布的各种成本管理制度上（胡玉明，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