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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探索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我眼中的韩愈》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的诗风，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 韩愈陵园。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韩愈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一、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二、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三、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四、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为章法、句法的不平常。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求生、因难见巧。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五言诗是上二下三的节奏，他改为上一下四的节奏。)又如七言诗，常作上四下三，而韩诗却有作上三下四的，(“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创新是好的，但有的诗刻意求工，斧凿痕迹很重，甚至佶屈聱牙，妨害了诗的音乐性和形象性，不能不说是落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无可否认，做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散文自是没得说，诗稍差些，勉强还能过得去。古文运动是他发起的，至少影响了唐宋几代。只是此人说话有点儿不着调，亦真亦幻。说他真，是因为这首诗，也是因为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因为说实话被贬的，不失忠正。但是韩愈又好像有些爱拍马屁的毛病，如裴度，他就给拍过。不过此公一生混迹官场，难免会有些应酬话，这也就难怪他了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回答者： 久久1莫忘 | 一级 | 2010-12-30 21:25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读韩愈读后感“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原本我还喜欢这句话，喜欢这句话随心所欲、放荡自由的方式，可是，在读过韩愈之后，他那种泰然处之、尽力有为却印在我心中。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虚假和奉承，人们每天都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说一句真话！在人们都错了的时候，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职责一下！哪怕是失败了，但是否心中有这一种勇气？可惜现在的人们什么都丢了，留下的只有一个傀儡和一副面具，因为人们知道，说真话的下场是不好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的黑暗就是因此而生，然而韩愈能够摘下面具，将心底的话讲述给世人······再有就是能在任何逆境中葆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能够在人生的低谷中不失信念，用一颗积极的心面对世界！“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这是一位伟人，在我心中，他是魁梧的，一步步迈得那么坚定。为了人民的光明，他总是面对黑暗，而心中却始终明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伟岸的背影。
师说 唐·韩愈《昌黎先生集》【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今译】 古时候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所谓老师，就是依靠他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讲解专业知识）、和解答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知识，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不解的问题呢？有了疑惑不解的问题，却不从师学习，向老师请教，那疑惑不解的问题就始终不会明白，永远不能得到解决的。生在我前头，比我大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跟他学习；生在我后面，比我小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他学习。我学习的是道理（是向他学习道理），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不要去计较地位的高低贵贱，年纪的大小长幼，谁有“道”（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的老师。唉，古代从师求学的风尚很久以来就不流传了（师道失传已久了），要人们认清这个问题可真难啦！古时候的圣人，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拜师求教，要向老师请教；而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资质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耻于向老师学习。正因为如此，圣人就更加圣明，而愚人就更加愚昧了。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终于成为愚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挑选聘请好的老师来教他，可对于自己呢？自己却不好意思向老师学习，则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启蒙老师，是教孩子们书中内容，讲授书本，使孩子们能学会断句诵读的，并不是我所说的那种能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圣贤之道，并能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上的文句，倒要向老师学习，不能解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圣贤之道的却不从师，反而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真看不出这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手工业者（工匠），他们不以相互学习、向老师学习技术为耻。而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的，就凑在一块儿加以讥笑。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某人与某人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嘛，那就可羞，实在是丢人；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嘛，那就又近似谄媚，真是拍马屁啊！”唉！古代那种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师道）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古代巫医不分。巫的职业为祝祷、占卜等迷信活动，也用药物为人治病）、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看不起他们，有地位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君子反而不及他们明智，这真是奇怪呀！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春秋时郯国的国君，孔子曾经向他请教官职的名称）、苌弘（周敬王时的大夫，孔子向他请教过关于音乐的事）、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向他学过弹琴）、老聃（就是老子，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等人为师。郯子等这些人，他们的贤德却不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所以，学生不一定都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都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能也各有专长和擅长，各有各的专门研究（术业有专攻），如此罢了。李蟠，李氏有个孩子名叫蟠，今年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及其传文（解释经书的著作）都学习过，他不受时俗的限制、社会风气的影响，来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践古人求师之道（能行古道），就作了这篇《师说》赠给他。【赏析】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论述教师的重要作用以及从师学习的必要性，阐明以有道者（能者）为师的道理，批判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针砭了当时竞以门弟相尚，不重视真才实学的弊俗。韩愈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所以人人都要从师学习，提出了新的“师道”观念（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者虽然说本文是为青年学生李蟠而作，其实借此抨击当时的世禄之家（士大夫之族），这些人自恃门第高，可以靠世禄为官，既不从师学习，又反对韩愈公然为师，本文是对他们的公开答复和严正驳斥。然而作者极力赞扬“古之圣人”，而把“今之众人”一概说成“其下圣人也远矣”，这是封建时代“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根据事迹的性质，可分为正面典型材料和反面典型材料。一般事迹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韩愈事迹的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
一、作家简介
◆ 人物导语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既立业又立言，大力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功绩光耀千古。这个人就是韩愈。
● 作家档案
韩愈：768年—824年
字号：字退之；因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籍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时代：唐代
仕途：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作品：《韩昌黎文集》。其中有议论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诗歌，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早春》等。
名望：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其诗对宋诗影响极大，与孟郊等人被称为“韩孟诗派”。
二、成名缘由
▲ 贡献概述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古文家李翱、皇甫湜及著名诗人张籍、王建、贾岛、李贺均出其门下或受其提掖。
其作品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尤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
▲ 突出成就儒学
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理论上提出：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
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三、趣闻轶事
（一）韩愈走马牵山
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二）韩文公祭鳄鱼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人们叫它做“恶溪”。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七天之后，江里果真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三）韩愈勇于改错
韩愈是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才名四播，但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就是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生活不检点，喜欢赌博。张籍结识韩愈后，发现了他的这一毛病，就一再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和批评，最终促使韩愈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
韩愈在给张籍的回信中表示：“当更思而悔之耳”，“敢不承教?”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开展批评而断送，反而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不断地加深。
四、精彩语录
1、“唯陈言之务去。”
2、“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
3、“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
4、“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6、“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7、“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8、“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10、“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五．佳作欣赏
平常的心也需要心灵的颤动
当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感动、震撼、冲击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了。可是朋友，对于生命来说，这不是太乏味了吗？不要让自己的心在“无动于衷”中变得粗重，还要保持一颗敏感的人，感触生命中丝丝感动与爱。
有时，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困难挫折来临时，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不放弃，不气馁；当荣誉、光环来临时，不骄傲，不沾沾自喜，用平常心去对待它，毕竟荣誉只属于过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不易。但真正做到了，生命也会因此而绚烂。居里夫人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荣誉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平常心对待，才创造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的奇迹。
在生活中不过度敏感，保持平常心，才能握住幸福的生活。当你羡慕别人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时，当你嫉妒别人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时，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保持平常心，要知道你的生活也许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调整好心里的天平，幸福才会光顾你。
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一颗平常、毫无波澜的心境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平常之中保持敏感，在平常之中感受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多彩，生命才不会乏味。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敏感，何能感受这轻盈的美丽；孟郊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果没有对母爱敏感的感受，没有心灵的触动，何以写出如此让人读之泪下的文章？同样，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当我们听到田世国捐肾救母，魏青刚三次下水救人，黄志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使乘客安全下车时，当我们受到父母的关爱，朋友的帮助时，当我们春天赏雨，夏天赏花，秋天赏果，冬天赏雪之时，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那么这一切不都会引起我们心灵的触动吗？我们的情感因此而变得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而变得温暖……
在平常之中感受不平常，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受精彩，平常与敏感齐飞，平淡与精彩一色。聪明的你，用柔软的心绘出一片人生的真色彩！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出自 [ 先秦 ] 佚名 的《葛生》 。中国古代十大悼亡诗之首，不算传之寥寥了。喜欢的人还是很多的。后世对这首诗评价极高，今人认为本篇“不仅知为悼亡之祖，亦悼亡诗之绝唱也”(朱守亮《诗经评释》)，又认为“后代潘岳、元稹的悼亡诗杰作”，“不出此诗窠臼”(周蒙、冯宇《诗经百首译释》)。就本诗的艺术魅力和对后世悼亡诗歌的创作影响而言，这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看看其他悼亡诗的名篇吧！
《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魏晋·潘岳《悼亡诗》三首之一：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勉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还有很多很多，你知道哪些呢？
春风缘隙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因为历史太过久远，许多写的好的诗歌都不一定能得到广泛传播，能口耳相传的，都只是少数。
蒲松龄的悼亡诗|1|2| 曹立波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死亡是最大的不幸，是最可怕的事情， 也因此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想象力的事情。”“中国古代涛坛上， 诗人们对死亡之感伤的描写也曾佳句迭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饱含战乱之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充满黎元之叹。曹 操、杜甫的诗由百姓及子女，读来固然令人感时伤世，但世间挚亲 是夫妻，别妻丧偶，往往使迁客骚人平添孤愤。所以悼念亡妻的诗 篇，历来受人瞩目，从晋代潘岳以来，“悼亡”之题也屡作不衰。 清代蒲松龄虽然以小说《聊斋志异》著称于世，但他的诗歌成 就也很大。妻子刘氏去世(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写下了许多缅 怀的文字，除《述刘氏行实》文外，《聊斋诗集》中现存五首悼亡诗， 分别题为《悼内》、《(悼内)又》、《绝句》、《二十六日，孙立德不忘祖 妣初度，归拜灵帏，因与恸哭》，还有一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 所写的《过墓作》。品味蒲松龄的悼亡涛，我们会思索这样一个问 题：曾以“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亦作‘时’)”被王士祯 推崇的聊斋先生，一旦直面“人间”惨事，当挚爱的亲人成了新鬼的 时候，他是如何抒发真情的呢?下文将对这一蒲松龄研究领域尚无 人问津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师承前人悼亡诗之余韵 中国古代诗史上，悼亡诗的开山鼻祖是晋代的潘岳，他开创了 以悼亡诗专门悼念亡妻的先例。继之，唐代元稹也以写悼亡诗著 称。蒲松龄的悼亡诗继承了潘岳以来悼亡诗的传统，在内容和形式 上力采潘岳、元稹悼亡诗之所长，使其悼亡诗呈现出情真、凄婉和 浑朴、平易的风貌。 蒲松龄的悼亡诗首先得益于潘岳的影响。潘岳，字安仁，是西 晋著名文学家。在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坛上活跃着三张(张载、张协、 张华)、二陆(陆机和陆云)、两潘(潘岳和潘尼)、一左(左思)等作 家，潘岳和陆机齐名，并有“潘江陆海”的美誉。潘岳不仅是一个 英俊”的才子，而且是一位多情的丈夫。潘岳一生写过很多哀诔之 文，其最多的哀思是写给妻子的悼亡之作。西晋元康元年(298年) 秋天，爱妻杨氏在洛阳去世，潘岳悲痛欲绝。他20岁与杨氏结婚，共 同生活了近24个年头，夫妻意笃情深。长歌当哭，潘岳写下了《哀永 逝文》、《悼亡赋》、《杨氏七哀诗》，堪称悼亡佳作的是三首《悼亡 涛》，其中第一首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由于潘岳的影响，“悼亡诗” 变成悼念亡妻的专用题材，而不再是悼念其他死者的诗篇。 蒲松龄承继了潘岳悼亡诗的凄婉真切，并在艺术上有所完善。 他熟知潘岳的悼亡诗，而且能化用自如。如他在康熙十四(“75)年 所作的《读张视旋悼亡诗并传》一诗，在这篇六组匕言绝句构成 的长诗中，有一组写道： 潘郎人说太情深，事到关情自不禁。 邻笛听来犹下泪，况堪短烛照遗簪。 文中的“潘郎”即指悼亡诗人潘岳。蒲松龄通过评价友人的悼亡诗， 表达了对“事到关情自不禁”的作者深深的理解。这里的作者既有 张视旋，也有潘郎。蒲松龄则作为悼亡诗的知音，共诉“桃李不知人 事变，清明犹傍短墙开”的凄婉之情。 在悼念自己亡妻的诗篇中，蒲松龄深受潘岳《悼亡诗》第一首 写法的影响，如他的《过墓作》，诗体同潘岳一样为五言古诗，其中 几个排比句生动感人： 老屋汝所处，今日空无人； 衾裯汝所寝，设置不复陈； 华服汝所惜，散弃无复存； 菽粟汝所蓄，抛掷等灰尘。 这几句近似潘岳的诗句：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从潘岳的“望庐思其人”到蒲松龄的“老屋汝所处，今日空无人”，读 者感受到的都是物是人非的凄婉哀痛。这是蒲松龄在悼亡诗的情 调上受潘郎的影响所致。潘岳悼亡诗的成功缘于他对亡妻的情真 意切，正如明代陈祚明所言：“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 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 佳者。” 与潘岳的诗相比，蒲松龄虽然也在写睹“屋”思人、物是人非的 凄凉哀怨，虽然也用了五言排比句，但与潘岳也有貌合神离之处。 在诗歌意象上，衾裯华服不同于帏帐屏风，表明了各自的妻子所 处的时代、身分各异。菽粟更不同于翰墨，分别刻画了人物的个性、 嗜好，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喜爱笔墨字 画；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自出嫁后五十余年一向忙于田间灶前， 珍惜菽粟豆麦。对诗歌意象的选择，体现了两位诗人对妻子的真切 相知。从排比的效果上看，蒲松龄的诗句较潘岳的《悼亡诗》，语气 更加强烈，句式更为精炼。 唐代大诗人元稹也曾以悼亡闻名。“元稹的妻子韦丛于元和四 年(809)七月初九去世，三个月后的十月十三日葬于咸阳。”*元稹 的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历来为人称道。除了潘岳诗所具备的 哀婉动人之外，还“由于感情真挚，并能将律诗口语化，较之潘岳悼 亡诗尤为人所爱读。””如《遣悲怀》之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韦氏一门为长安望族，其妻韦丛秀外惠中，但没有贵族小姐的 娇矜，去世时才27岁，元稹30岁，七载伉俪，感情甚笃，难怪元稹“悼 亡诗满旧屏风”。这首《遣悲怀》通过对妻子一系列动作的描绘，“无 衣搜荩箧”(荩草编的衣箱)、“沽酒拔金钗”(用金钗首饰去换酒）、 “野蔬充膳”、“落叶添薪”，一位贤德女子为丈夫、为家计含辛茹苦 的形象跃然纸上。贵族出身的妻子随自己安贫乐道，她的英年早 逝，使元稹不禁发出“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感慨。 蒲松龄受元稹悼亡诗的影响较潘岳更为直接。他的悼亡长诗 《悼内》，由六组七言律诗构成，其中第二组写道： 自嫁黔娄艰备遭，家贫儿女任啼号。 浣衣更惜来生福，丰岁时将野菜挑， 怜我衰髦留脆饵，哀君多病苦勤劳。 幸逢诸妇能相继，井臼无须手自操。 蒲诗开头一句“自嫁黔娄”四个字直接由元稹的《遣悲怀》而来，寓 意也相同。“黔娄”是战国时齐国的隐士，家贫，不求仕进，齐鲁之君 聘赐，俱不受，死时衾不蔽体，后来人们以喻贫士。元稹的“自嫁黔 娄百事乖”言韦氏嫁给自己是由贵人贱，蒲松龄电以”自嫁黔娄艰 备遭”自比贫士，表达了对妻子下嫁于自己的感激与愧疚。他的妻 子刘氏的父亲，是“文战有声”的人，出身也算书香门第，未嫁时 刘公自知蒲家贫寒，但敬重蒲松龄父亲的为人，曾说“闻其为忍辱 仙人，又教儿读，不以贫辍业，贻谋必无蹉跌，虽贫何病?”毅然为 女儿定亲。出嫁后，“刘氏食贫衣俭””操劳了56年，临终前“尚卧理 家政”，因而“自嫁黔娄艰备遭”的诗句既是借古喻今，也是肺腑 之言。 从诗歌创作风格上看，蒲松龄的悼亡诗自然浑朴，更接近元稹 通俗浅切的风格。同是以悼念亡妻为题材，潘诗与元诗有较大差 别，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坛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潘 岳身处西晋太康年间，当时形式主义浮靡文风盛行，陆机在《文赋》 中明确要求”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潘岳的悼亡诗恰好 是涛歌体裁的诔文，所以兼容了当时对诗与诔的写作要求，除了感 情缠绵凄怆之外，文字也绮靡“繁冗”，这是时代所致。 与潘岳的六朝习气所不同的是，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新乐 府运动的代表作家。他们强调诗歌的现实性和社会功能，所以他们 “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通俗平易，元稹的悼亡 诗体现了新乐府诗的特点。蒲松龄的诗(不仅仅是几首悼亡诗)从 整体风格上看，现实性、通俗性都较强，与唐代新乐府诗意脉相连。 仅就悼亡涛而言，蒲松龄借鉴了潘岳的情真意切、凄凉哀婉，同时 摒弃了潘岳的绮靡繁冗，而吸取了元稹的通俗平易，因此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增强了可读性。
这是因为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这样的诗句，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感情，所以会传之寥寥。
质问他明明苏轼还有一首怀念亡妻的词，他不念，却非要念这首
送别诗的艺术特点（一）创作情怀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总是与特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唐代送别诗如此繁荣，必有其特定的创作情怀。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继汉代之后又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大融合。在这样的时代里，必定有一大批文人希望通过读书走上仕途。这正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大环境。而在唐代正是科举考试走入正轨时期。大批的读书人想走入仕途必定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一种竞争非常残酷的考试，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才能到殿试一关。殿试是皇帝亲自主考，地点在皇宫。唐代的国都在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交通条件，南来北往的举子到西安去是何等的不容易。举子赴京赶考冲满了艰险，分别后生死未卜，前途难测，所以唐人特别重视送别，更重视赠送送别诗。着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气。如张籍的《送裴相公赴镇太原》里有一句是“天子亲临楼上送，朝官齐出道旁辞”，这是皇帝参加的送别场面。从皇帝都参与，不难看出贫民百姓对送别懂得参与与重视。唐人重视送别诗，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唐朝人爱好诗歌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各类文书，大多皆用诗歌写成。在当时达到了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1）在科举兴盛的时代，唐朝也流行温卷，行卷，把这样的方式作为走入仕途的敲门砖。而同时，写送别诗，还有它实用价值的一面。送与被送二者的关系，往往是挚友或亲人，而这双方往往有一方身份高贵，所送之诗就是到达异地的通关证。这样，到达异地，呈上所送之诗，往往会得到一些关照。正是这种实用价值，更加速了唐人创作送别诗的高潮。再从唐代的文化来看，唐代文化异彩纷呈。音乐舞蹈都呈现出气势恢弘，风格多样，优美和谐，铿锵热烈的盛世特色。著名的歌舞大曲有歌颂唐太宗武功的《秦王破阵乐》，唐玄宗参与编制的《霓裳羽衣曲》等。这时的诗歌也与音乐相互结合，互相促进。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本是一首普通的送别诗，但后来被谱成“阳关三迭”，就这样诗借歌传，歌借诗飞，一直被传唱。后来，这首诗成为送别的必唱之曲。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由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绝大多数离别之席演唱，后被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当然，唐人创作诗歌的情怀是多样的，从上面几点足以说明送别诗的繁荣。但创作送别诗肯定还有社会，个人等内外因素的促使，这是我们研究送别诗创作情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内容。（二）抒情艺术通过认真品读唐人的送别诗，不难发现诗中的抒情手法。可以说送别诗就是抒情诗。抒情，有直抒胸臆，有借景抒情，有寓情于景，有情景交融等。那么，唐人的送别诗，表现出的抒情艺术有哪些呢？直抒胸臆的手法在送别诗中运用得很广，往往这种手法让送别诗通俗易懂，更易流传。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诗前两句直接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诗句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再如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友情之深，深及千尺。借助潭水直抒胸臆。当然，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表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原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堪称是我国古典诗歌抒情的基本特征。的确，景物在人的眼中会随人的感情而变化，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因此，在送别诗中，诗人他们在送别时的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人在创作送别诗，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寓情与景，情景交融已成为唐代送别诗的基本抒情特征。历来被人们所推重的是薛涛的那首《送友人》则是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开头两句直接写别浦晚景，秋季相送格外难堪，眼前的景色令人骤生寒意，而且此处不尽写景，暗用蒹葭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区，思而不见的情绪，使诗的内涵大为深厚。第三句似宽慰的语调，与前句隐含的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著，尾句美梦难得，一句之中层层曲折，将难堪之情推向高潮。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我以为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借景抒情的诗作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比比皆是。如李白的《送友人入蜀》和王昌龄的《送十五舅》都是这类作品。而这类诗歌较为典范的例子是《送梁六自洞庭山》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七绝，诗人深深地掩藏自己的心事，知识借助景物透露给我们一些信息。眼见友人离去，帆船渐渐远去，直入朝廷去了，而自己仍在谪居地，遥无归期。诗中的一个“孤”字语带双关，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情绪。而一个“浮”字更激起了心中的愁云。一个浮字让人有人浮与世的感觉，漂泊之感更加浓厚。第三句写传说中的神仙“不可接”实是友人“不可接”，友人远去的地方---朝廷不可接。于是，诗人心中凄婉的心事在这秋景中浮现，随着这湖水起伏荡漾，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曾具体的论述了情与景的关系。“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与诗者，妙和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在送别诗中，景是触发感情的媒介，情是景最终的寄托。
我想薛涛这样的女子，还是做妓的好；如果不去做妓的话，还真没有更好的职业适合她。寻常男子配不上她绝色的姿容和才情，也难有那个心胸去包容她做个才女；若做个深闺贵妇，或者做个小家碧玉，前者空虚无聊，后者日日操心家长里短，日子久了，再好的珍珠也成了鱼目。只有像歌妓这样的角色，虽然不是良家女子，倒也空气清甜，水源丰富，供她长袖善舞，伸展自如。所以没什么好可惜的，况且大多时候留得个虚名供后人钦敬，还是好过默默无闻，老死一生。要不然这世上追名逐利的心，怎么只见多，不见少？薛涛这样长袖善舞，青史留名，反而是幸事一件。当初的妓不同与日后倚楼卖笑任君挑选的妓女，她们只歌舞助兴，不卖身失色。间或有个公子相公看中了，问主人要来，收为内室。即使身为姬妾，也是一个男人的私物，或爱或厌，但怎样地卑微到底，也比明清时的妓女们多点安慰。唐宋的妓女，更应称作姬，更不比怡红院里一叫一大串的俗艳。尤其是达官贵人宴席间应酬的女子，大多是有姿有才的女子。娥眉婉转，还要胸有文墨，多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薛涛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薛涛梧桐诗谶的故事很有名。据说她八岁那年，她父亲薛郧看庭中有一棵梧桐树开得茂盛，便以“咏梧桐”为题，口占“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两句，让薛涛来续答，试她才华。薛涛应声而吟：“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亲听了，除了讶异她的才华，更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女儿今后恐怕会沦为一个迎来送往的风尘女子。薛涛后来果然成了官妓。薛涛做的是官妓，比起和她齐名的李季兰，放浪无忌，不是妓女，犹过妓女，倒更多一份庄重高贵。她的才情美貌名动蜀中，历任蜀中节度使都对她既爱慕又尊重。最先赏识薛涛的是名臣韦皋。韦皋听说薛涛诗才出众，且出身不俗，是官宦之后，就把她召来，要她即席赋诗，薛涛即席写下一首《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一路烟霞草木香；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尤是哭襄王。朝朝暮暮阳台下，雨雨云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韦皋看过赞叹不已，传阅给席间众宾客，大家也都叹服。薛涛这首诗写的是过巫山神女峰，《谒巫山庙》的情景。其实这样的诗不算特别出奇，只不过自从宋玉的《高唐赋》以后，巫山云雨已经成了男女欢爱的代言，薛涛却偏偏写出了点惆怅怀古的味道，大有凭山凭水吊望，感喟世事沧桑的味道。尤其最后一句“春来空斗画眉长”更隐隐指责前人沉溺女色，这样的立意出自女人之手已是不易，出自一个官妓更是殊为难得。所以薛涛的诗好，后人赞：“工绝句，无雌声。”是有道理的。韦皋走后，继任的剑南节度使李德裕，对她同样非常欣赏。后来她和李德裕在“筹边楼”饮宴，还写出了“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见地深远、雄浑豪迈的诗，让人惊讶于她除了美色之外的眼界心胸。同为女子，我们看鱼玄机，感慨的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二十六岁的鱼玄机因妒挞死了侍婢绿翘，断送了自己的生命。而薛涛晚年则隐居高楼，穿起女道士的服装，安然地接受老去的现实，因为心态平和，得享高寿。她殁后，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还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相较鱼玄机，薛涛阅尽世事的淡定，更让人倾慕。韦皋对薛涛另眼相看，一捧再捧，把她捧成了蜀中首屈一指的交际花。韦皋是个敢于破旧除新的人，他看薛涛实在是才高，寻常男子也比不过，干脆让她做了自己的女秘书，担任校书之职，帮自己处理公文。薛涛才能出众，她做女校书有实无名。韦皋觉得委屈了她，就想上书朝廷，让朝廷下旨封她做真正的“女校书”。我总感叹这样的奇思异想也只有唐朝人才冒得出来。后来的人恪守礼教，心苗全是些枯枝败叶，再也绽不出花火。这件事后来顾及影响不好而作罢，但韦皋这么一闹腾，却好像现时媒体的炒作一样，使薛涛的“女校书”之名，更加广为人知。当时有个叫王建的诗人就千里迢迢地写了信去赞美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忍不住要感叹薛涛命比现在很多女大学生都好，遇上个唯才是用，不歧视性别，也不单看容貌的男人。若说薛涛是烟花如幕，韦皋就是那根揭幕的火柴。如果没有他，薛涛的一生想必不会如此光华耀目。在韦皋的帮助下，薛涛名盛一时。她的艳名随着蜀江水越流越广。意态高昂的她用胭脂掺水制出红色的小彩笺，题上诗句，曾给那些她认为相宜的客人，这就是后世称赞的“薛涛笺”。多年以后，也有个女子制了“桃花笺”， 每日随水流诗，也招得无数王孙公子趋之若骛，行事作风与薛涛近似。然而，若说“薛涛笺”是文人书房里的经久不息的沉香，“桃花笺”则更像是春梦醒后衣襟上沾染的香痕，淡薄地香艳地，很快就随风飘散。无论是何年月，人们对轻薄浮浪人的尊重总是少于端庄的。薛涛远比鱼玄机沉着庄重，她的风流赢得了后世文人的爱重，“薛涛笺”成为后世风流雅韵的象征，也因此能够获得比“桃花笺”更久远、更深长的存在。男女相悦似一种舞，更是一种斗。每每看到薛涛的《十离诗》我就会想起这句话。人欢我不欢，薛涛与众男士的周旋流连，让韦皋吃醋了。他将薛涛贬往偏远的松州。薛涛的一生都是个聪明机警的女子。她审视度势，一直能够冷静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和韦皋交往如是，和元稹交往也是一样。一旦确认元稹没有和她共聚白首的可能，她也就不多作纠缠，安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虽然，她曾经写诗清楚地表现自己对元稹的欢喜眷恋——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薛涛《池上双鸟》诗中浓情蜜意，还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莲叶间”的表白，大有和元稹双宿双栖的想头，想来在情深意密的时候薛涛是想过嫁给元稹的。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以后元稹离开四川。那时薛涛已经四十六岁，芳华已至秋暮，元稹又是一个放纵多情的人，薛涛就静静地了断了这场情缘。聪明如她，是明白她和元稹之间的关系的。露水情缘，朝生暮死，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韦庄词中女子如是说。可叹痴情女子太多，像薛涛这样能够斩断情缘，反而更显得珍重。我所喜欢薛涛的也正是这一点：聪明冷静。身虽为妓，心洁如冰雪，花容月貌不减清烈。韦皋发怒，一纸贬书送到她面前。薛涛忽然醒悟自己玩得过火了，再怎么声名远播也是他捧出来的。那些王公子弟，再怎么赞美留恋，数日之后，也是绝尘而去的事。真正和自己朝夕相对，能够掌握自己生死的，是这个叫韦皋的男人。心中的悲戚涌上来，小小的波折让她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艳名是虚名，才名是虚名，觥筹交错，男欢女爱都是假的，唯一真实的是——她是一个妓女，需要依靠别人的慈悲怜悯才可以立足于世。聪明非常的薛涛，冷静地收敛起自己的悲切，那是无谓的。没有一个人的悲伤可以感动上苍，除非她有力量扭转乾坤。薛涛在赶赴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差人送给韦皋。这十首“十离诗”是这样写的——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手》雪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茵。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枕，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宫。只缘一点玷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跳跃深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纶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臂上擎。——《鹰离鞲》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劲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泻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这十首诗是用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来比自己，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只因为犬咬亲情客、笔锋消磨尽、名驹惊玉郎、鹦鹉乱开腔、燕泥汗香枕、明珠有微瑕、鱼戏折芙蓉、鹰窜入青云、竹笋钻破墙、镜面被尘封，所以引起主人的不快而厌弃。说实话，薛涛这十首诗不是我喜欢的味道，有离思而无离情，说是离思，却没有诚挚的苦意。一叠声的“不得”不像在作诗，十足地一封认罪书。太谄媚，失却了她诗里原有的气节。然而仅就离别而言，薛涛的构思算得上新巧，着眼的都是身边事物，不惊不奇，写诗最难得的就在于能把身边寻常事物写得曲折动人，薛才女娓娓写来如泣如诉，难怪韦皋看过以后立刻派人把她追回来，两人和好如初。这一场舞斗纵然是韦皋赢了，可也胜得不那么光彩。不知道为什么，这“十离诗”总叫我想起宋高宗的十二面金牌，如果岳飞当初也有薛涛的媚诗功，不知道能不能使得高宗改变心意，任他直捣黄龙，免去后世百姓两百余年的离乱之苦？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异想天开罢了。读“十离诗”，我感觉到薛涛是强忍委屈的。然而就是委屈也得生受着。世人多是委屈的，只是依附与人的姿态不同罢了，像一园盆景，多被人剪去枝蔓，拗断筋骨，摆弄成喜欢的模样。只是有的血泪见得，有得见不得，深埋土底。况且做英雄做美人，原都是委屈的，想迎合这俗世，却迎合不上。“夜深同花说相思。”说到底，薛涛比很多人都要幸运。------------------如果单纯研究薛涛生平的话，可以参考百度百科，如楼下所说，的确很详细。但我认为liuqiwei26是想得到一些主观性的评价，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叙述，不然的话，人家不是早就自己去看百科了么？又何须来这里提问？
中文系毕业论文选题参考
54.徐志摩诗作研究。
当代文学
1.论莫言的小说
2.论韩少功的 ” 寻根 ” 之作
3.对新时期 ” 女性文学 ” 的思考
4.论琼瑶的小说
5.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
6.论老舍的戏剧观
7.论张贤亮的小说
8.论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9.贺敬之与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
10.舒婷的诗歌创作
11.杨朔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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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秦牧的散文特色
14.论蒋子龙的 ” 开拓者家族 ”
15.闻捷诗歌研究
16.论《钟鼓楼》
17.论《北方的河》
18.论王安忆的小说
19.论高行健的探索剧
20.论新诗潮
21.论北岛的诗
22.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现象
23.论王蒙的小说
24.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25.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26.论柯岩的创作
27.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28.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29.论刘绍棠的小说
30.论刘索拉的小说
31.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32.周梅森小说论
33.方方小说论
34.新生代诗歌研究
35. 金庸小说论
36.席慕蓉现象研究
37.论谌容的小说
外国文学
1.论哈代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流变
2.于连与拉斯蒂涅形象比较研究
3.从《喧哗与骚动》看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特征
4.论卡夫卡的变形人物
5.论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兼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比较)
6.论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7.论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兼与鲁迅小说比较)
8.拜伦与普希金比较研究
9.论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形象
10.论《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11.评《简爱》的爱情主题
12.《呼啸山庄》主题研究
13.浅析中西创世神话的异同点
14.试析古希腊文学蕴涵的人本意识
15.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复调”艺术
16. 理性与信仰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体现的“惩罚观”
17. 论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精神中的空想成份和宗教色彩
18. 浅析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描写艺术
19. 试析现代派文学体现的“丑”与“审丑”取向
20.浅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和妇女观
21.比较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在审美倾向上的异同
22.试析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到“新人”的转变
23. 论现代派文学的反英雄色彩
24.试论《神曲》中两希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25.浅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26.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试论《堂吉诃德》
27.试论《堂吉诃德》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关系
28.浅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丑角形象
29.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
30.《麦克白》与《俄狄浦斯王》的命运观比较研究
31.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形象比较研究
32.试论莫里哀喜剧人物的类型化特征
33.“浮士德精神”的现代阐释
34.浅论《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35.“拜伦式英雄”的现代阐释
36.论普希金创作的民族性与独创性
37.试析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
38.从《叶甫盖尼 奥涅金》看俄国文学“多余人”的精神失落
语文 教学论
1.当代诠释学观照下的中学 语文 阅读教学
2.感悟式阅读教学的思考与尝试
3.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的 语文 教学模式研究
4.论 语文 课程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5.新课程理念下初中 语文 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6. 语文 整体阅读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
7.元认知与 语文 写作教学
8.中学 语文 体验式阅读教学研究
9.对 语文 教学中的网络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0.高中 语文 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研究
11.新课程中 语文 教学评价方式探究
12.论 语文 教学个性化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
13.中学生古诗文学习兴趣的激发与培养
14.“对话”理念指导下的新课程阅读教学研究
15.在 语文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16. 语文 教学中如何实施“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7.诗歌教学中创造性思维训练的策略研究
18.小学 语文 中口语交际教学与以往听说训练的比较研究
19. 语文 教学中的语感培养新探
20. 语文 教学中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策略研究
21.新课程中小学 语文 识字写字教学优化探索
22.浅论中学 语文 综合性学习课程的实施
23.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状况的调查分析及改进措施
24.以发展思维为前提的小学 语文 教学设计
25.苏教版与人教版中学(小学) 语文 教材比较研究
文学概论
1、当代商业社会中文学消费问题的思考
2、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3、“语不惊人死不休”—— 试论形式探求的积极意义
4、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反思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