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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的新视野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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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的新视野的论文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1 浅析岩井俊二青春电影的美学特征 一、长镜头与交叉剪辑下意境的营造 从长镜头渲染下的青春纯爱电影《情书》、《四月物语》,到交叉剪辑镜头下表现成长历程和蜕变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燕尾蝶》。岩井俊二在影片风格和题材上都做了最极端的挑战,在其“青春片”所营造的意境中,爱情的唯美,生活的残酷,青少年心灵的困惑和压抑,都是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真实精神世界的微妙探询。岩井俊二在影片中多采用长镜头和快速交叉剪辑相结合的方式。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身着白色衬衫的少年戴着耳机静静地伫立于青绿的麦田中,沉迷于莉莉周的音乐世界里。在电影片尾处莲见刺向星野的镜头与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用刀刺向小马的镜头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岩井俊二在一次采访中也坦率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我很喜欢杨德昌的电影,但每个人对电影的出发角度不同造就了对电影理解上了差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半也是我自己的心声,而另一半我把它放在了《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同样是青春成长题材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采用的是一种压抑阴冷的含蓄表达,而《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则强调形式上的动感,热情、夸张、充满爆发力”。 二、弱化情节强化情绪的主观表达 岩井俊二在中国内地的走红,直接联系着“青春文学”,这也是其电影创作的又一特色――建立在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当然,“岩井文学”中不可避免的导入了导演本身的价值观,相对于故事情节,他更注重人物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变化。一方面,他带着怀旧的情绪追溯逝去的时代,影片中对童年世界的怀旧成为成年人对青春的缺失的一种幻想性解决途径。《情书》中没有强烈的冲突情节,在两条线索下的叙事时空中,通过两个素未谋面女孩的书信联系在一起,渡边博子在寄托哀思中无意探寻出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恋,女藤井树在书信的来往中才发觉青春期的情愫早已生根发芽,只是随男主角的离开戛然而止。岩井俊二没有在叙事的策略上突出对死亡的恐惧,而是通过情绪的升华给予了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他通过社会的角度来表达对青年成长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影片《燕尾蝶》中,观众可以在碎片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微妙变化,从而引发内心的思考。这也是“岩井文学”所衍生出来的弱化情节而强化情绪的“青春叙事”方式的建构。但是,此类情节弱、情绪浓的主观表达方式并不适用于任何题材的电影,对其后期电影主题的表达也有所限制。 三、青春意象背后人性的共通之处 “意象,指对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在感受上,知觉上的体验。而电影中的意象是表意之象,是导演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它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写满藤井树名字的借书卡、刻在凤蝶胸前的燕尾蝶……岩井俊二运用极简的影像风格,将青春的热烈与生命的脆弱透过自然意象和虚拟意象表现出来,对青春期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始终。 “《四月物语》中的落满樱花的街道和女主人公手中的红色雨伞是岩井俊二对青春短暂和热烈的意象隐喻”。《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中,“以太”一词贯穿于影片的始终,是青春的神秘、崇高和超自然力量的代名词。同样,《燕尾蝶》中所营造的并不存在的城市“元都”,象征着青春里欲望的深渊。岩井俊二把所有不可言喻的意象都融入了客观存在里,这也是他对“青春”充满无限可能的另类阐释。 《燕尾蝶》的“蝴蝶”意象含蓄而凄美,暗示着两个女孩成长历程中的蜕变。固力果胸口的蝴蝶纹身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来过,以一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姿态,带走了一只蝴蝶的脆弱和美丽;凤蝶,历经世间创伤却依然满怀希望,胸前刻的燕尾蝶是她长大成人的专属记号。她们渴望飞翔,即使是在追求人生破茧而出一刻陨落,岩井俊二采用这种独特的青春意象,表达了他对已逝青春的祭奠。沉沦或者毁灭因其阴暗而被电影避之不谈,但这却是真实人性的一部分,岩井俊二试图将成长中的青年从喧哗虚幻的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从而理解现实的残酷和真实世界的难能可贵。 岩井俊二是一个主观意识特别强的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创作电影的理念是彻底极端的”。在影片《燕尾蝶》中,他塑造了强盗、妓女和拾荒者的不同身份来展现大城市高速运转中一群病态而畸形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场景,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阴暗彻底的呈现,而是从他们苍凉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的缺陷里挖掘出了人性深处共有的善良。即使是在动荡不安的青春里,少年依然保留着内心的纯净。 关于电影的论文范文篇2 浅析日本电影中的中国古典文学 1.研究背景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之一,于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日本后,成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娱乐,并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特别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迎来了其黄金期。以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1951年)为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年),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1953年)等连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纵观日本电影的获奖史,日本的时代剧,也就是极具日本风格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欢迎。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日本电影不仅从自己的“日本风”中取材,同样也将外国文化作为素材,并加以改编。例如作为电影推广初期的明治、大正时期,那时的观众所最为熟悉的外国文化,则是中国的古典文化。 2.不同时代中的以中国古典题材的日本电影 尚处于日本电影草创期的1911年,吉泽商店制作了《西游记》。紧接着1912年,在西游记广受好评的情况下,再接再厉摄制了《三国志》。另外,还有很多例如《豹子头林冲》(1919年、日活向岛摄影所、小口忠导演)、《西厢记》(1920年、日活向岛摄影所、田中容散导演)等一系列以中国古典作为题材的电影被持续不断地搬上了日本大荧幕。 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主流也由无声进入了有声期。战争时期,日本电影又制作了一系列如《孙悟空》(1940年、山本嘉次郎导演)、《水浒传》(1942年、冈田敬导演)、《鸦片战争》(1943年、牧野博导演)等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国策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进入了转型期,迈入了黄金时代。《杨贵妃》(1955年、沟口健二导演)、《白夫人的妖恋》(1956年、丰田四郎导演)、长篇漫画电影《西游记》(1960年、薮下泰司、手?V治虫、白川大作导演)等各种日本观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的电影,不但在日本上映,还进入了香港及东南亚等华语圈市场,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0年代,电视取代电影,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成为了时代的主流。1978年至1980年,日本电视局制作的系列连续剧《西游记1》和《西游记2》,不但在日本受到广大观众好评,甚至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另外,于2007年制作的电影版《西游记》(泽田镰作导演),以亿日元的票房,位居当年日本本土电影收入第四位。 3.从中国古典文学到日本电影 以《西游记》为首,《三国志》、《白蛇传》等以中国古典为原型的故事,经由日本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演绎,介绍给了日本的观众。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经过了改编,展现出了与原作颇为不同的风味。 将外国的古典作品翻拍成电影,将具有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并且,虽然原作是古典文学作品,但内容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一直产生着变化。例如《白蛇传》,最初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版本,其中的白娘子的性格,以及最后的结局,都与如今我们耳熟能详地《白蛇传》颇有不同。而日本电影选择哪个版本的故事作为故事底稿,则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历史故事也同样,由于制作方所处国家和立场的不同,讲述出的故事也会具有情节上的差异。上文中提到过的日本版《鸦片战争》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例子。研究日本版的各类中国古典或历史故事电影与原版的异同,可以从中发现其政治意图及意识形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结论 因此,狭义上而言,本研究为日本电影研究,但广义上而言,其实为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由于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历来未被传统研究所重视,因此,分析此类电影将可一窥日本电影的时代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受容史,以及中日电影交流史。更是对日本电影史的一种补充,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猜你喜欢: 1. 关于电影论文范文 2. 有关微电影论文范文 3. 电影鉴赏论文 4. 关于大学生电影论文范文参考 5. 电影赏析论文范文

从发展来看,中国电影事业比西方电影事业起步要晚几十年。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常常有一些不经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经意间一个细节让你忍俊不禁。相比较而言,中国香港电影界的奇迹“无厘头”电影可谓从头到尾让人乐翻天,这不仅仅体现在情节设计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环境的布置以及音乐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个人的浅薄认识,美国电影是“幽默”,香港电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无法评断孰优孰劣。电影只是文化的一个缩影,不同风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西方电影的艺术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动画片也是别具一格,常常让人感慨:啊!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而中国电影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内敛的韵味与风格,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过音乐与电影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差异在我们脑海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又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典型及其深层原因。在做这一部分内容时,我们查阅了相关书籍并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

你的电影方面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毕业论文怎么写?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培养方案中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综合性地运用几年内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一个问题,在作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所学知识得到疏理和运用,它既是一次检阅,又是一次锻炼。不少学生在作完毕业设计后,感到自己的实践动手、动笔能力得到锻炼,增强了即将跨入社会去竞争,去创造的自信心。这里仅将我们教研室老师近年指导本科毕业生论文中的体会整理出来,希望能对学生毕业论文有所帮助。选择一个相关的题目,应该是你感兴趣并且和你所学的专业相关的。进行文献检索,查找有关这个主题的所有研究成果,并且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广泛的吸收别人的成果的同时,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一步。参考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先写出大纲,再增加内容形成草稿,反复修改,最后定稿。需要注意地问题: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它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一是当作者本人发现引文有差错时,便于查找校正。二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三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

《集结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片更多地探讨的是《父辈的旗帜》中战士走向和平之后如何适应和平生活的问题,在这部美国影片中,它强调了士兵走出战场之后,应该融合进平凡的人生,但是,在《集结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兵依然沉浸在战争状态,意图用战争的特殊状况来指责和平年代对于他们献身的忽略,借此来凸现一个士兵的悲剧命运。而在美片中,如《兄弟连》、《父辈的旗帜》中,展现了士兵们会忘记战争,在新的生活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特别是《兄弟连》中有重点一章,表现了士兵们在释放战场对于灵魂的恶的异化之后,重新回归到和平生活。而我们中国电影,却远没有这样泰然地对待战争,影片中的谷子地追求一种名份,一种面子,并且以一种庄严的态度表现出来,甚至他可以用死人的名义压着矿山建设,都反映了一种中国电影在理念上与其他国家文化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冯小刚在电影恰恰回避了对战争原因的说明,而他所学习的《拯救大兵瑞恩》与《兄弟连》中都没有忘记肯定了美军士兵参与的战争是正义的,应当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专门设置了一个美军拯救法国小女孩的戏,变相地说明了美军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是为了拯救当地人民的,他们连小女孩都要拯救,何况那些本土的当地人?而在《兄弟连》专门用一集表现了纳粹的集中营,用以说明美军为什么而战。而在《集结号》中,没有任何对士兵们参与战争动机的解释,他们服从的只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他们自愿地献身于那一场战事。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电影却日益惧怕去肯定一场战争的正义性质,以及获得士兵的参与的认同。这样的模糊了战争动机的电影本体,注定是无法让人对士兵的行动产生认同与赞许。这不能不说影片在基调设置上因噎废食走向反面的失误之一。 因此,整个电影与它所模仿的视觉影像的母本《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虽然有着表象上的近似,但在本质上,影片的后半段的大段冗长的文戏,却是独特的中国题材里特有的由“命令”决定的荒诞。生命的不自由的潜台词,在这一段里得到了隐形的再次发作。 现在冯小刚移用了美式特技(虽然这种特技是由韩国人倒腾出来的),套在了旧有的中国电影的惯性的思维模式上,自然产生如我们前面所云的水土不服现象。影片的前后部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电影,节奏与处理方法完全不一样,前面的镜头,是对好莱坞摇移镜头的学舌,下面的部分,才真正是冯小刚语言类电影特有的叙事风格。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大段冗长的静止的镜头,再也不见了前面的快速剪切的强悍风格。冯小刚处理文戏镜头时,是不注重镜头的切换的,他基本就是采取让镜头架在那里,让人物在那里侃侃而谈。在影片的后半段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注重语言而不注重镜头的冯小刚。比如,谷子地与二斗在医院里的那一段镜头,只见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完成了全部的对话,使人想到在《手机》中葛优洗脚的那一场戏,冯导也是采取这种毫无作为的冗长镜头来一笔带过的。可以说,影片的后半段的冗长乏味,显示出冯小刚在处理文戏镜头里,一旦没有了葛优式的幽默的口吻,他的那些文戏便“淡出一个鸟来”。冯小刚在处理文戏时,还不自觉地保留着葛优那种缓慢的沉吟腔,就是在前半段的战争镜头中,冯小刚一旦表现人物对话的镜头时,也是让人物板着一个表现,用葛优的腔调意味深长地讲话,与当时的战争气氛严重不匹配。 可以说,《集结号》的后半段是完全的冯式镜头,而战争场面上,我们看到冯小刚缺乏操纵动作镜头的能力,很多镜头都可以看出冯的视角混乱,镜头杂乱无章。我们回头看看《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头战事镜头,会发现电影很注重视角的统一,摇晃的镜头,一直是以美国大兵的视角展开的,一直没有发现敌方德军的主观镜头,这给影片增添了许多主观的强烈的视效。但是,冯小刚在《集结号》的战事处理中,我们看到他在镜头上是混乱不堪的。在国民党冲锋的一场战争场面上,冯小刚在表现九连战士进入战壕后,突然迫不及待地用一个镜头放在了国民党军的后边,换成了国军的视角。国军冲锋的镜头,冯导让镜头平行地放在国军队列的左边,这个视角在真实战场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个电影的客观的视角。而这个客观的视角,冯导也让它摇摇晃晃,而在“拯救瑞恩”一片中,摇晃的镜头,是在表现美军的主观的镜头时才会出现的。可见,冯导滥用了摇晃镜头,甚至把客观的镜头,也莫名其妙地采取了这种方式,可以说违背了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只能说冯导在学舌时,他的习惯于语言类电影的拍摄手法,无法给他的电影以支撑。实际上,冯小刚是从电视剧走上银幕的,没有经过电影拍摄的专业训练,他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不是值得一赞的,但是从电影镜头的叙事统一的高要求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电影更苛求一些。 下面的混乱,观众完全被美式或韩式的天崩地裂的爆炸场面给弄得七荤八素,但画面的内在的对应关系却相当的混乱,镜头在共、国双方的士兵们之间杂乱地切换着,时而全景,时而特写,或是共军,又是国军,有时候他们还以同一方向在镜头里运动着,镜头之间的逻辑关系几乎看不到,令人对战场场景处于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在国军坦克进攻的一场戏中,我们看到了“拯救”一片中相似的场景,但看看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处理这一场戏,在“拯”一片中,坦克是从地平线上来的,先露出了炮管,而冯导在处理坦克时,直接就用镜头和盘托出,根本无法传达出通过士兵的主观视角感受到的战场压力。 总之,《集结号》是冯小刚学舌好莱坞电影的习作,而骨子里的内核仍是中国电影关注的“命令”的束缚与荒唐问题。过强的理念化操作,使影片里的人物缺乏感人的力量,也注定不会在人性方面有所突然。而电影的战线拉的太长,很多重要的谜底及戏剧冲突都放在了战后,使得影片里的战场镜头里并没有与整个电影等价的戏剧冲突,使得整个电影里的战争徒有轰轰烈烈的形式,但却无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之冯小刚一直擅长的语言类镜头的营造,对于处理战争场面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无奈,也使得整个电影的战争场面与它学习的母本有着很大的差距。而正是这种差距,是令我们失笑的原因。

电影中表白语的比较研究论文

比如说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功夫里面她对女主角说的一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表白台词,那个时候女主说我去工作呀,不去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直接回答了一句我养你啊,这个时候这个台词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表白虽然说非常硬核,但是也非常真实。

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中有句台词是,你就是苹果,我就是幼稚,喜欢了你那么久。这句台词一出来的时候,可以说特别的火爆,很多的人都把这句话说给喜欢的人听,可以说是让人比较感动的,这个电影也是非常的火,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电影比较感动人。

即将被商业埋没的美国电影艺术美国电影横扫全球也不是这一、二十年的事了,美国电影的综合实力,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它在商业上创造的巨额回报,让其它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远的不说,光是2005年,北美地区全年总票房是89亿美元。美国还宣称这是近年新低!因为往年都要超过90亿美元的。90亿美元,大约是730亿人民币,天文数字啊。当然,这个最终的票房并不是电影公司的盈利。电影投资方最后能赚多少钱,要剔除成本才能够得出结论。而且美国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电影商业时代”,美国已经不是单纯的依靠影片票房来赢利了。光是后期出售DVD,一部中小型成本的电影可能在DVD上赚的钱要比票房多。很多美国独立影片都是依靠DVD赢利的,因为独立影片进入院线很困难。一部商业大片,在票房上建树甚微时,还可以依靠出售海外版权和DVD,以及周边产品来赚取利润,所以在美国一部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赔钱。好了,现在进入正题。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很明显现在美国人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电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向世人出售,而不是艺术品。早期电影也确实太过粗糙,观众也就是为看个新奇。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电影技术也在不断地完善,电影也就越来越好看了。类型片已经慢慢形成,格里菲斯、卓别林都开始独挑大梁,好莱坞电影在此时开始走向黄金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为电影带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经历过20年代,美国电影院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都普及的不同档次的电影院,这是电影发展必不可少的土壤。进入30年代,电影本身的艺术和商业价值完全凸现了出来。30年代以前,美国电影能称得上艺术精品的寥寥可数,但是30年代以后,美国经典电影数不胜数。从30年代开始,美国的类型影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类型影片的模式在这个10年基本算是发展成熟了。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侦探片、恐怖片等等诸多类型的影片,此时在银幕上互相辉映,以不同的题材和内容来表现美国的现代生活。30-40年代,美国也出产了《关山飞渡》、《疤面人》、《乱石佳人》、《绿野仙踪》、《蝴蝶梦》、《青山翠谷》等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这个时期的电影,好多电影都是能够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就是兼顾了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平衡。电影不光是好看,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美国电影发展到20世纪50-60年的时候,电影市场还是类型片一统江湖。歌舞片《窈窕淑女》、《音乐之声》、《西区故事》;西部片《搜索者》、《虎豹小霸王》、《正午》、《红河》、《日落黄沙》;史诗片《斯巴达克斯》、《宾虚》;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今天仍然被全世界影迷传看和赞扬。这个时期出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艺术电影大师,他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库布里克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但是他的电影作品却能够达到欧洲电影大师的水准,他的电影作品可以剔除美国电影浓厚的商业气息,他可以使电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库布里克在艺术上达到了超越时代的水平,他的电影被任何时代的人观看,都能够具有视觉和思想的冲击力。这个时期的美国电影,已经逐渐开始向商业靠拢,很多影片在艺术性上大打折扣。电影市场风气云涌,电影大师们依然能够掌握一些主动权。希区柯克的影片一直保持上乘的水准,他的众多代表作品如《后窗》、《眩晕》、《西北偏北》、《精神病患者》、《群鸟》都是出自这一时期。毫无疑问,一味地迎合观众口味拍出地商业电影,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我们今天都已经很难再看到当时的商业影片了,存活下来的,都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电影。70-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电影也开始向全世界各地大批量输出,美国开始了电影文化的侵略。所到之处,几乎是无人能够幸免。美国在这20年里,商业电影发展的规模是空前的,电影的投资也是越来越大。那时制作高成本的电影,就必须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兼顾各国的风土人情,是一部电影风靡全球。这个时期最明显的例子科幻片了,光是一套《星球大战》就足以使全世界为之颤抖。斯皮尔博格、乔治-卢卡斯的出现,为现代电影带来了新的格局。《夺宝奇兵》系列、《E·T》都是卖座鼎盛的票房冠军,这时的美国电影,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快餐文化。看这些电影不需要动脑子啊,抛弃了电影应有的艺术元素,抓住商业卖点,怎么好看,怎么拍。这个时期的商业影片几乎都没有什么流传价值,能够像《星球大战》、《夺宝奇兵》这样传世的商业电影作品,真是少之又少。艺术电影,主要在于表现当代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普通人》、《克莱莫夫妇》、《猜猜谁来吃晚餐?》、《金色池塘》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个时期也诞生了两位现实主义电影的大师,分别是《教父》、《对话》、《现代启示录》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的导演马丁·西科赛斯。他们的电影,在继承前辈优秀经验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革新,给美国电影带来了新的艺术气息。20世纪90年至今,美国主流电影公司已经很难再制作出高水平的艺术电影了。与此同时,大量独立制作电影出现,也为美国电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独立影片得到了主流电影业的认可,登堂入室,有的独立影片甚至风靡全球。美国现在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大牌明星从一部电影中赚取的报酬都能够达到1/5,甚至更多。这就无形中增加了电影的投资,再这样发展下去,像汤姆-克鲁斯这样的明星,可能真的要面临没人请得起的尴尬境地。美国在90年代出产的艺术经典少之又少,好像只有《辛德勒名单》、《记忆碎片》、《与狼共舞》、《我心狂野》等少数几部影片。主流电影商业化日益严重,独立影片却不断给人以惊喜,《低俗小说》、《女巫布莱尔》、《冰血暴》、《巴顿-芬克》、《大象》等等,都是艺术风格独特的佳作,这些电影给人带来的惊喜的观影享受,是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具备的。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现在都是赚钱第一,电影在他们老板那里只是一种商品,能赚钱就行。不能赚钱的,艺术价值再高也没有用。所以说,美国电影艺术现在正慢慢被商业利益给埋没。

电影《情人》——

“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电影《她》——

“就像我正在写一本书那样,一本我深爱的书……于是词语和词语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段落与段落间成了无尽的留白,我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温度,感觉到书写我们的故事的词语的重量,但我正站在留白里,站在词语彼此遥远的距离间……我是如此爱你,但这就是我现在生存的地方,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放我走吧,尽管我很想 但我无法再活在你的书中了。”

电影《走出非洲》——

“我在非洲曾经有一个农场,种咖啡豆,给黑人小孩治病。我在非洲遇见了为自由奋不顾身的情人,热爱动物胜于人,折桂而来,情迷而往。我在非洲曾写过一首歌,哪里有已逝的热土,哪里有纯洁的朝露。我总是两手空空,因为我触摸过所有。我总是一再启程,因为哪里都陋于非洲。”

电影《一代宗师》——

“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时间了。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我心里有过你。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电影《怦然心动》——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

中外电视剧比较研究论文

你好,外国电视剧英语论文有哪些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我认为从欧美影视剧中学习英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很有效的也非常有助于英语能力的提升。

主要还是思想上吧,欧美的国家不想我们那么保守

中韩电视剧文化的传播范式 1、“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韩剧对社会心理的认同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囊幻妗5����パУ氖苤谘芯刻峁┝艘桓鋈�碌氖咏牵�?ldquo;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必须要满足各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对纯真唯美的修饰 从较早接触到的《爱情是什么》,到青春偶像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轻喜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再到历史剧《大长今》、生活剧《看了又看》,每一部韩剧都在东亚文化圈获得了成功。爱情、亲情、友情和信义是韩剧的表现主题,也是最打动观众情感的核心内容。韩剧大多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表现手法朴素平实,没有很多刻意设置的离奇情节,故事看似老套,然而剧中的人物就在爱情、责任和良心之间备受煎熬,同样也考验着观众内心的情感尺度。韩剧为亚洲的观众所普遍喜爱,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充分考虑到亚洲文化圈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审美趋向,并以传统的手法进行了真实的表现。作为韩剧中的重头戏,恋爱场景的处理一般都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很少有让人肉麻的激情戏表演,这反而产生出了比较纯粹的唯美效果。《冬日恋歌》郑惟珍和姜俊尚二人互探心曲那场戏中,惟珍教俊尚练钢琴,她弹的练习曲《梦幻曲》转到俊尚的指间就变成了境由心生的《第一次》。通过乐曲的自然衔接,少男少女初涉爱河时的悸动、羞涩、勇敢和憧憬,都十分真实流畅地表现了出来。惟其纯真,才更显得感人。 (二)对温情和欢娱的期待与满足 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拥有这么多的选择,却又无从选择。或许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选择增多也使我们容易迷茫和困惑。现代人是充满困惑和压力的,每天在工作中承受着压力和挑战使现代人疲惫和无奈。正是这种心态电视剧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宝地。在有人被问及为什么喜欢看日韩剧时,如此作答:“因为它本身没有寄托什么,所以避免了艰难的自醒和思考,轻松呀!”确实这反映了同龄人的心声。但并不是说港台韩日如今的创作倾向全是单纯的消闲和娱乐,没有任何的底蕴。恰恰相反,在一些优秀的电视剧中,生活化的气息,人物的对白,以及对这些人物生活状态或方式的转变,都留有给人思考的余地。尤其是这些剧目往往反映生活的原生态,有令人感触的对白,人物在探求某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在对白中有一些精彩的表述和理解,看似浅显其实很有启迪。这些经历和场景与我们相识相织感同身受,这些电视剧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场所,我们在这里与剧中人物一起体会生活的浪漫或温馨、淡淡的忧伤和无奈,获得了一次寻求温情的机会,也找到了一个对生活可能产生共鸣的伙伴。实际上,艺术就是来源生活,正是生活的平淡无奇,才造就了这些剧作者的灵感,把生活比较真实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并试图在这些简单和平淡的故事中讲述各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迎合了今日观众对温情的期待。 韩剧的通常情节发展缓慢,人物关系较简单,三五个中心人物,主题通常是爱情,场景变换也极少,多是公司、家庭和洒吧,整个故事也十分简单。尽管有着单一的主题和雷同的剧情发展模式,韩剧仍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或许电能吸引人的就是亮点就是温情。比如韩剧的强点就是就是返璞归真,剧情简单,着重的是人物最基本、最发自内心的情感。比如《蓝色生死恋》就是以动人质朴的感情、经典的人物对白、简单却凄美的故事席卷了东南亚。这些电视剧大多有着温情的发展脉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发展由一些细腻的点滴组成,这些点滴时常是浪漫温馨或充满内心涌动的回忆或片段,加之简单却触动人的人物对话,使看来平淡中有着动人的温情,吸引着向往温情看重温情的年青人。 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2005年的春天,韩剧也一改冬日里的悲凄,在忧伤冷酷的《对不起,我爱你》后,18集的爱情喜剧《豪杰春香》接档,尽展阳光般的明媚,说尽恋爱的美好。由于《豪杰春香》改编自古典名著,在韩国开播之初受到不少舆论的苛责,不过轻快搞笑的剧情和原著正好相反的角色设定,让本剧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大结局更达到了的超高收视率,成为今年初韩国最具人气的电视剧之一。三)对中国电视剧创作方向的再思考 诚然,综上分析韩剧的风行还有时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明星阵营,画面的精致,或者时尚元素。但是,我们在这些获得广泛观众的电视剧中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值得思考的触点,共同来分析和借鉴。我们最应该受到启发的或许就是这些电视剧的创作对现代人心理走向的良好把握上。创作者反映的是都市人的生活,他们没有试图给电视剧贴上什么标签,他们并不想便电视剧变得沉重或有太强的教化意义,也不想对社会问题做深入探讨,他们只是想换取某个角度,把生活轻松化、温情化,本身就给观众带来了另一种心理感受,这些轻松但不低俗温情并不滥情的电视剧给年轻受众打开了另一个天窗。可以说这些电视剧创作是成功的,他们有着与国内许多电视剧不一样的面孔,于是给自己迎来了大量的口味多元化的观众。这也应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中以受众为本位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创作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需要对观众有分析和理解,从韩剧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经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尤其是言情剧的制作,内地的制作越来越同质化,整个人物的爱恨情仇全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渲染婚外情的创作实在太多。反映现实不等于重复描写现实中的某些现象,这样所起的不良导向作用也是难以预料的。韩剧的成功说明对于温馨和平实的东西观众还是认可的。此外电视剧创作也不该走向瓶颈状态,国内一窝风现象尤其严重,古装秘史、清宫戏说泛滥不说,都到了要扫皇打妃辫子满天飞的地步。电视观众本是个大群体,电视创作也该有自己的市场定位,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题材选择的丰富与现实创作的贫发窘境不能不让人忧心。为什么不能真正把脉观众喜欢的,真正了解与观众心理走向呢,创作出不同分格的电视剧来丰富观众的视野。 黑格尔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且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灌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艺术家的心里。实际上在电视剧创作中,心灵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对观众的心理渴求的理解和感知,对整个作品可能对观众产生的心灵的感受,创作者应该有宏观的了解和分析,只有懂得了观众才能创作好的作品,给人以享受。2、“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审美客体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立足民族传统,依托东亚文化,面向世界性主题,在不断开放中走向成熟。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最初模仿日剧和港剧,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情感为主线的电视剧继承了日剧温馨浪漫的风格,但又比日剧更唯美,也显得更日常化、平民化。韩剧中处处渗透着本民族的观念,观众可以通过作品进入到普通韩国家庭的真实生活,感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家庭观念和协作意识与新生活观念的冲撞,这不仅使韩剧的故事内容充满了民族色彩,而且也触及到东亚传统文化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的精神重建问题,因而受到了亚洲观众的欢迎。 立足民族,洋为韩用,是韩剧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韩剧拿捏民族性和世界性元素的分寸非常适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的情感体验恰恰是包孕在世界文化的关怀之中。韩剧所表现出的世界性气质不仅仅是借鉴了现代意识和影像表现手法,也在于通过民族文化的表达,容纳并且丰富了我们对共同面临着的世界性文化命题的审美理解。爱情、道德、忠诚、伦理和人性,这些都是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样式反复咏唱、孜孜以求的主题。浪漫唯美的情感故事,积极多元的产业运营,再加上对于普通人群、普遍情感的关注与表现,“韩流”从东亚社会到国际世界的文化震荡,再次证明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共通的。韩剧的成功提示我们,只有保持不断开放的文化姿态,相互吸纳,相互融合,才能够推陈出新,在民族形式、当代生活和世界情感之间搭建起通向艺术美的桥梁。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韩国电视人深谙此道。 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融入很多时尚因素,打动人心的剧情、时尚的服饰以及烘托剧情的音乐。近来CCTV-8热播的韩剧无一例外关注的是生活,在关注主角的同时,不会赋予主角太过完美的个性,都是普通人的的欢喜悲伤。韩剧还关注更多人的内心世界,父辈和奶奶辈的对话也时有出现,人人性格各异却有十足个性。演员表演细腻而轻松,对白幽默,感情含蓄深沉。 这样的韩剧也比较适合一家三代同乐的家庭化观赏特征,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结构是由漫长的农耕经济决定的,是延续了最长历史时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和细胞的社会构造方式。它一直没有生长出西方那种大工业生产方式为主、以纯粹个体直接参与社会的构造关系,既使在当今已经起步的市场经济时代真正的个体意识还是十分薄弱的,家庭关系和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观念的发展中一直具有核心性的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包括儒家文化历来注重家的稳定与和谐。中国人对于人生最高幸福的理解也首先是家庭的完整与美满。就如同全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应景式的欢度春节的电视节目,它实际上已经在人们的潜意识被生长和固定成一种仪式。电视剧家庭化的“小众”观赏特征也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必须考虑到“家庭立场和家庭视角”。具体说就是在思想文化观念上要与传统相吻合,或者相契合;艺术形式上体现大众化、通俗化与艺术风格上符合民族化特征的中合、平和、温和。总之,就是强调艺术整体上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相比韩剧近乎全民皆兵似的热潮,国产电视的受众面就显得窄小了许多。 当然韩剧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很多硬伤,如剧情太过模式化,许多韩剧也十分催泪,剧中女主角和男主角经过千辛万苦在一起后,编剧再费尽心机地让祸从天降,赚取人们眼泪。还有,不少韩剧的台词也十分“琼瑶化”,此外,韩剧过分拖沓,动辄200多集,让人长吁短叹,往往一集已经结束了,剧情还丝毫未见长进,说韩剧的配乐不错也是相对的,与日剧相比,韩剧的配乐算不上经典。尽管硬伤尤在,韩剧在最短的时间内崛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电视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些年来韩剧成为出口大户,占据了国内电视半壁江山的现象,的确值得中国电视人反思。《看了又看》170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80集、《明成皇后》132集,《人鱼小姐》据说有190集。长篇电视剧最考验观众的耐心,但这些韩剧剧集长却后劲十足,让观众欲罢不能。韩国电视剧能打动中国观众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上与中国观众找到了共鸣,相比西方电视剧,韩剧很东方,场景很现代,但骨子里却很传统。韩剧具有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惟美的情调,体现许多东方式的伦理观念,如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以信义为本,做人要诚实,对家庭亲情要珍惜。这些都深深打动了中国观众。韩国影视剧是以韩国人为首要对象拍摄制作, 其次博得亚洲人的共鸣, 这里包含的方向就是应该以韩国人自身的具体问题为基础,扩大到亚洲人的普遍问题,全人类的普遍问题, 经确立的普遍性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 也难得地使观众成为参与者,从而开创出开放的文化氛围。韩国的大众文化并不是通向西欧文化的桥梁,其自身才是目的地。 这种目的地换句话说就是中国透过韩国的大众文化这面镜子去寻找的自身的文化。3、“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作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式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内外市场。前面数据已是明证在此不必赘文。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则不容乐观。据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 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2005年全国电视剧题规划会上,有关部门透露,2004年我国电视剧海外销售总额是1亿人民币,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历史剧和古装剧。据《环球》刊发的《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困惑》一文中,列举了国家广电总局对中国电视剧为何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做了三点分析:第一,政府主导作用不够显著,各种行政手段和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第二,管理部门、制作机构和创作人员的外宣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三。海外推广力度不够。而文化评论家、《北京日报》文体部主任记者彭俐则从电视剧创作本身出发来考虑这一问题。早在2002年他就公开发表论文,呼吁中国电视剧要树立全球意识。中国电视剧当前的市场环境还相当孱弱,一些政经“瓶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味要求走出去,从某总意义上只能是一厢情愿。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环境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新政策使电视剧市场进入新的调整期。新世纪伊始,国家广电总局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出台了港台剧退出黄金档的规定,这一措施使国内电视剧市场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有利的政策可能是促进国产电视剧制作单位进一步抓好电视剧生产的动力,也可能滋生“惟我独尊”、“奇货可居”的惰性,甚至可能使假国产和买壳入市的现象再度浮起。二、社会文化转型使国产电视剧生产面对新的消费环境,近年来通俗影视剧的兴起是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大众文化类型致力于世俗梦想的表达,娱乐游戏至上、消费至上,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游戏。这一类节目的崛起并占据主流无疑表征了观众娱乐需求的增长以及转向平民化、市井化的文化消费趋向。三、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现实性课题。对于国产电视剧来说,当前最具可行性的市场是华语区,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观念具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中抓住中华民族传统故事文化的精髓,并掌握华语区大众文化的共同特点,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杨伟光表示,电视剧要走出去,关键是要提高电视质量,避免制作上的粗制滥造;还应当建立常年的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在为内地电视制作公司提供公平竞争平台的同时,也能向海外购买电视剧的机构提供一个展示平台。 除此以外,观念转变也很重要,我们的所谓文化交流更多的打扮好了给人看,但这并不是文化交流,不是呈现只是展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推动文化交流实不可取,既便是以文化的方式推动交流也可能使预期目的流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取市场的手段,适应市场需求,也制造市场需求。所以电视剧走出去,应该在观念上弱化行政诉求,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杠杆自然而然地来完成。何况地方性电视剧对本国更有吸引力,一部电视剧在他国受欢迎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而我们总喜欢把偶然虔诚地当做必然来供奉着。 笔者认为中国电视剧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有要树立全球意识外,练好内功是首要的。让一些有代表性的类型剧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据最近一期《环球时报》 载文说,中国电视剧让邻国观众着迷表明中国电视剧仍有不少潜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将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文化最接近和更紧密的节目,在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审美价值观念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电视剧还是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红楼梦》、《西游记》、《努尔哈赤》、《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电视剧就曾在香港、台湾、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播出。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凝聚着为中华文化所珍视的审美传统和艺术精神的电视剧,在亚太地区成功发行,表明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亚洲各国的深刻影响,而这些电视剧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全世界华人文化圈的心理共鸣点,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文化基础。但是,当流行文化和大众作为一种蓬勃生长的新的文化类型,也在不断地引导人们对传统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电视剧也要求传统文化得到现实的言说。特别是在电视竞争激烈跨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如何争取华语电视的话语权,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如何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世界里发出强音,是每一个电视人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等电视剧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当代生活、当代意识对传统的反思和大众文化的轻松通俗,是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的有力尝试,从而在国际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方需要走出去,借鉴新鲜模式和表达手段,营造更加宽松的媒介生态;更重要的是努力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保持中国电视剧本身的叙事机制与民族叙事审美传统从而找到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兴奋点以及西方的审美习惯和接受方式。借鉴与反思 “韩流”涌动不仅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继汽车之后赚取外汇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且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推动了国际间的友好交往。韩剧热播连锁引发的文化放大效应,也给中国的观众和影视从业者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韩流”涌动的强大后劲源自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支持 (1)选材贴切:韩国电视剧大都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的精神风貌。电视剧所表现的生活状态,或者轻松幽默,或者焦虑伤感,但是都真实而亲切,使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在自己的身边。 (2)制作精良:韩剧制作质量比较精良,目前名列亚洲电视传媒之首。许多优秀的电视剧都是按照电影的技术要求精雕细琢而成。韩剧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像薄雨、雪原、浓雾、湖滨、村庄、枫林等,自然的美在镜头中得到了精致的呈现,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而音乐旋律也根据剧情的需要不断转换,音画相配,与剧中人物的情感遭遇形成了完美的共振,在音乐合成方面表现出精准的技术。 (3)生产模式灵活: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和《冬季恋歌》的导演尹锡湖在介绍韩国电视剧的制作时曾说:“韩国电视剧是在流水线上完成的艺术作品,是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的。”尹锡湖对韩国目前的电视剧生产环境相当满意,他认为现在从事电视剧生产的所有人员都非常专业,他们大都受过专业教育,对工作十分敬业。韩剧在后期制作上追求尽善尽美,完全按照电影镜头的标准精雕细琢,使每个镜头都充满美感。正是整个行业人员在每个环节上的共同努力,才使得韩剧在亚洲久盛不衰。韩剧在制作方式上有别于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中国电视剧需要编剧先构思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要把这个故事编写成剧本,最后导演与编剧对剧本进行完善之后,才进入拍摄阶段。而韩国电视剧不是这样。韩剧在制作之初,并不知道剧情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将拍摄多少集,更不知道人物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它是在拍摄过程中,在观众反馈的基础上逐步完成的。 如在韩国播出两个多月的SBS电视剧《爱在哈佛》,在进入完结篇时,在众多fans的极力争取下,剧组居然更改了事先预定的结局:金泰熙在《爱在哈佛》中免于一死,并且与金来沅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礼堂。

总序前言·致谢绪论一、韩剧流的兴起:粗线条勾勒二、从韩流到寒流:“韩剧威胁论”的炒作三、中韩剧对比范围第一章 先写后拍再播:边写边拍边播——中韩电视剧生产过程比较第一节 概述一、不同的电视剧观众二、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定位三、不同的生产过程第二节 制播分离程度一、制播分离程度二、电视剧独立制作机构第三节 制作过程中的编剧一、编剧的地位二、编剧的性别第四节 制作过程中的制片与导演一、韩国:PD多合一二、中国:PD多二分第五节 制作过程中的演员一、难以简单对比二、敬业与合作精神三、高片酬对制作的影响三、关于韩星中用第六节 审查一、韩国二、中国第七节 播出一、播出时段与目标观众二、播出时长三、国家对本地电视剧的保护第八节 收支一、韩国二、中国第二章 中韩电视剧三大类型比较第一节 韩国家庭剧/中国家庭伦理剧一、比较范围二、生产数量三、风格追求四、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五、与儒家传统的距离第二节 韩国爱情剧/中国偶像剧一、比较范围二、主角设置三、纯情程度四、关于偶像演员第三节 历史剧一、比较范围二、生产数量三、中韩对比:以《大长今》为例第三章 结论第一节 关于生产方式一、各有利弊二、国情不同,难以简单地取长补短第二节 关于作品类型一、中韩电视剧三大类型的主要区别二、对韩剧在中国的展望附录一韩国编剧、导演、专家采访录一、韩国中央大学(崔尚植)教授采访记录二、韩国MBC(金正镐)部长采访记录三、韩国sidus公司(云硕俊)室长采访记录四、韩国A story(柳哲承)导演采访记录五、韩国MBC(全硕奘)PD采访记录六、(崔皖奎)编剧采访记录七、韩国(郑炯洙)编剧采访记录八、韩国(朴志现)编剧采访记录九、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全奎灿)教授采访记录十、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论韩国儒学附录二2005年7月25—31日中韩电视剧播出时段安排1.中国CCTV一12.韩国KBS一13.韩国KBS一24.韩国MBC5.韩国SBS

中国减贫研究新视野报告论文

中国减贫成就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特别是随着中国技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中国帮助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走上了脱贫之路。在卢旺达,一颗颗白嫩的菌草破土而出,点燃了德玛斯、莱昂尼达斯等一群“蘑姑娘”的创业梦,也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一株株杂交水稻蓬勃生长,让当地居民实现了吃饱饭、更吃好饭的梦想,稻农拉奈弗马纳纳脸上写满骄傲与幸福;在老挝琅勃拉邦市象龙村,在广西扶贫专家和老挝当地政府的合力推动下,全村174户人家终于能在自家喝上符合饮用标准的山泉水、用自家的水泼水祈福……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看得见、摸得着。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都把消除贫困、实现发展作为基本人权。但是,全球目前还有超过7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摆脱贫困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超过25倍,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赞叹:“毫无疑问,这是消除贫困的历史上最大的飞跃。”

脱贫攻坚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也是我党的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同步小康,消除贫困,是我党对人民的承诺。

这40年脱贫减贫人数的比重达到了75%以上,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脱贫近8亿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为所有的人们都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而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长期消除贫困。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论文开头?从历史维度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的济贫历史同样久远。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的观点和论述。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民本、大同思想为基础的慈善传统,开展了以个体、邻里、宗族、会社、机构及政府为主体的慈善救助行为,为近现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人士提出民生和社会救助思想,倡导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了近代中国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雏形。但是这些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现实。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启动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3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至2012年底,根据现行贫困标准全国还有近亿农村贫困人口,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党的十九大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3年后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脱贫攻坚目标,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从政治维度看,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一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以精准扶贫新理念,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好事,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改变贫困现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取宣传引导、政策激励、典型示范、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在参与中的主体感、获得感,促进他们传统观念的改变。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体现,必然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为培养锤炼干部和人才的重要平台。到贫困村和群众一起脱贫攻坚,是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形式之一。脱贫攻坚各种政策的落实,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具体支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不仅有事干,而且有条件干事、干成事,这对于年轻干部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有价值的。把干部锻炼培养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真正能干的干部派下去,若干年后,这些干部中就会出现一批对乡村有感情、懂农村、懂农民的国家治理骨干,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体现。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脱贫攻坚对整个社会扶贫济困氛围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营造更和谐的发展氛围,都是重要抓手和载体。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地区在支持西部地区减贫发展的同时,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彰显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定点扶贫,不仅为定点帮扶县带来资金项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和新市场,而且定点扶贫成为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农村、密切干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广泛动员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扶贫济困的情感,在帮扶中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新时代脱贫攻坚展现了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巨大价值:以实施综合性扶贫策略回应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发挥政府在减贫中的主导作用以回应全球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减贫弱化的普遍趋势;我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过大规模实践检验的自上而下、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有效解决贫困瞄准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脱贫攻坚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而且成为全球反贫困事业的亮丽风景。

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论文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 ,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物件是文学文字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向分析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著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丢掷“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程序。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线,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程序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程序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字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 *** 的理论资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著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字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字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物件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字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字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物件、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字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字,但是不止文字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著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范文二: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构建思路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物件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物件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络”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著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巨集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物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定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建立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巨集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路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讯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络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询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定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络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络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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