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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
关注下 在朝廷有官位的人写的词，还有写词时的政治生态，背景什么的。应该有新意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摘要：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史论、政论—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2小品文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2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和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3叙事记游之文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的得名，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为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辞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二）、苏轼的辞赋和四六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情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3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二、苏轼的诗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一）、苏诗题材取向1、向外：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批判现实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蝗旱之灾：《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肌肠痛。”洪涝之灾：《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赋役之祸：《吴中田妇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通过反思历史以批判现实。如《荔枝叹》：2、向内：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哲理的思索——苦闷与超脱——乐观旷达的精神（“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哲理的思索。《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3、苦闷与超越。深刻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诗中虽然时时有传达逆境中的苦闷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写苦闷者，如《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4、体现乐观、表现超越者。如《初到黄州》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4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二）、苏诗艺术风貌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1）翻新出奇的艺术技巧苏诗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南园》“春畦雨过罗纨腻”《百步洪》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苏诗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云：“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梦远想，地名惶恐泣孤臣。”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可复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2）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赵翼《瓯北诗话》云：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临流照影，汲水煎茶，在东坡笔下都写得格外生动有趣。《泛颍》“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续丽人行》咏周昉美人画“背面欠伸内人”，从虚从着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3）刚柔兼济的“清雄”风格苏轼转益多师，曾模仿过陶、李、杜、韩、孟诸家，乃至诗友黄庭坚的诗风，都能惟妙惟肖。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苏轼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的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十分注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少余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三、苏轼的词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可与诗相提并论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词“为诗之苗裔”（《祭张子野文》）词“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二）、对词境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5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向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生活交际、闲导读书及躬耕田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过湖州作》）有的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用自己的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三）、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具体表现：1、题序的大量使用2、典故的运用四、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二，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必然。苏轼在当时文坛享有极大声誉，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门四学士，秦、黄、陈、张苏门六君子，秦、黄、陈、张、晁、李苏轼影响下的文人。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散文、词、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3〕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4〕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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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论英汉互译中的语义等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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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互文性理论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22、从唐诗《春望》英译比较看译者主体性
23、功能对等理论在英文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以《肖申克的救赎》为个案
24、语篇翻译中的衔接与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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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On the Explicitness and Implicitness of Conjunction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rocess 论连词再英汉翻译中的显性和隐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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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Conversion of Part of Speech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英译汉中词类的转换
38、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mage and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in Translating 论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转化 VI 旅游英语方向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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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翻译方法个案研究?如?“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个 干净、明亮的地方》看简洁句的翻译”?
42、两个译本比较研究 ?或某 个译本翻译评论?
43、某个著名翻译家翻译方法或翻译风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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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论英语委婉 语的差异和翻译对策
55、实用文体翻译中的语 言、文化透视?结合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等相关内容分析影响实 用文体翻译的因素?
56、关于对外交流翻译中不足 的反思?如?电影名的误译?旅游翻译的误译及其他。?
57、对某一翻译的理解与 探讨?如“信、达、雅”的探讨与新解?等等
58、中国特色词汇及其英译
59、中英数字文化对比及其翻译策略
60、论小说风格的传译
61、英文小说中对话的翻译
62、英汉修辞格 的语篇衔接作用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
63、文学翻译批评简论
64、英汉语篇衔接 作用及其翻译策略
65、汉语广告英译中的巧 译策略探微
我的论文题目是《宋词词牌名的英译》，老师告诉我，每年那些毕业生的论文都差不多，但是我这样的论文选题非常少见，虽然写作时有难度，需要阅读大量的翻译及诗词类书籍，但努力就可以做好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翻译方向的论文2010-09-15 20:31翻译是跨学科的，注定要采取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一、选题范围1、翻译与文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宏观方面，一般从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接受、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功能等角度讨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历史、交际的视角切入。阐述为什么有那样的译文？如严复的翻译，林纾的翻译，傅东华翻译《漂》时为什么使用归化的手段，鲁迅翻译的策略，翻译材料的选择等等。微观方面，可以讨论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和内涵如何在翻译中表达，如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等。2、翻译与语言学理论：可以从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如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等），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方面考虑选题。如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中讨论的衔接与连贯及其翻译，也可以讨论他们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差别入手，进一步讨论他们在翻译中的处理，主位、述位的推进极其在翻译中的体现。英语汉语对比及其翻译策略等等。3、翻译与语文学。主要从艺术的角度讨论文学翻译中的问题。4、应用翻译：主要从特殊用途英语如商务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等方面讨论在这些特殊领域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如何处理。如旅游宣传资料的翻译等。5、译文对比：可以是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不同的译者在同以时期或不同时期进行的翻译做的对比，也可以是同一个译者对同一篇文章或书在不同时期的翻译的对比；可以是翻译技巧等微观层面的对比，也可以是宏观曾面的对比，以探索为什么在不同时期译者回采取不同的策略，有哪些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原因？6、翻译及评论：首先选择一篇长文，一般是文学作品且没有人翻译过，进行翻译，翻译完后，从上述五个方面选择一个理论视角对自己的翻译进行评论。7、译者风格。8、翻译与美学。二、选题方法：上述各个方面均可写出几本甚至几十本专著，因此大家从上述方面可以选出一个写作的范围。缩小选题范围：首先是广泛浏览上述各有关方面翻译研究资料，以确定自己对哪方面感兴趣且有话可说，这是缩小范围的第一步。然后在自己感兴趣的范围内，浏览资料，做笔记，把有关资料的名称、作者、出版信息及重要观点和内容等资料记录下来，以便进一步缩小范围，形成初步的论文研究方向，然后在仔细浏览阅读这个研究方向资料，并作好相关笔记，为形成论文的观点打下基础，以确定初步的论文题目。三、选题资料来源：1、图书馆的藏书（有关翻译的图书在南区图书馆三楼、杂志包括现刊和过刊）。2、图书馆提供的电子数据库，如中国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3、图书馆所藏的《全国报刊索引》上面记载了每年各个报刊杂志中主要的和重要的文章，这里主要指其中的语言文字类及英语类中的有关翻译的文章索引。该索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哪里可以找到所需的资料。4、常见杂志：《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以及各综合性大学学报。2010-4-12 18:59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2楼1.关于幽默在翻译中的缺失2.关于广告、公示语的翻译3.关于儿童文学的翻译4.关于商品说明书的翻译文章来源：原文链接： 19:01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3楼1． 谈英语谚语的翻译 2． 谈英语幽默的翻译 3． 英语汉译技巧初探 4． 地方名胜古迹汉译英 5． 翻译中常见错误分析 6． 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7． 会话含义的推导与翻译 8． 词汇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9． 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 10．翻译技巧探索 11．商标词翻译 12．广告语言的翻译 13．论英汉互译中的语义等值问题 14．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15．英汉谚语的理解和翻译 16．浅谈颜色词在英语中的翻译 17．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 18．英语比喻性词语中文化内涵及翻译 19．英语意义否定表现法及其汉译 20．浅谈新闻标题的翻译2010-4-12 19:02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4楼一些用于翻译方向英语论文的参考文献本文分析了高校本科英语专业翻译方向课程体系的现状,指出现有课程体系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整对策。关键词:英 英语论文 摘要:专业课程体系能反映选择该附录1提供了三个方向的部分参考选题，考生可从中选择，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并具有从事英语或商务英语翻译工作或实际工作的初步能力毕业论文应在老师指下由论文,英语,下载,毕业论文英语论文网首页>国内英语考试>英语论文题目>英语翻译论文题目 英语翻译方向论文题目论文作者：佚名论文属性：essay登出时间：2010-01-06编辑文档下载详细资料 更多附件5:外语系2004级翻译英语方向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参文档用文档搜索王!附件5:外语系2004级翻译英语方向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参考以下是些英语论文,你可以参考下:)~~ 英语毕业论文 英语论文类文章1001篇,里面有很多的:)~ 19:02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5楼功能对等的角度论英语习语翻译法律语言特征和法律语言翻译英汉模糊语言对比研究及其翻译翻译中的语境因素分析导游词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涉外商函的特点及其翻译2010-4-12 19:04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6楼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hletic English and Its Translation体育英语的特点及翻译 翻译The Semantic Contrast of Color Word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ir Translation中英颜色词的语义对比及翻译 翻译Chinese Reduplicated Word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汉语叠词及其英译 翻译Brand Translation商标翻译 翻译On Translating Methods of Numeral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中英数字的翻译方法 翻译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Advertisement Headlines and Slogans广告用语的直译和意译 翻译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e Mark into English中文商标的英译 翻译Culture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文化差异和翻译 翻译Charactecistics and Translation of Adventisement广告英语的特征及其翻译 翻译Principles and Methods on Brand-Translation商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翻译The Study on Features of Advertising and its Translation 广告语的点及其翻译 翻译Non-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Color Words中英文翻译中颜色词的非对应 翻译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Movie Titles电影片名的翻译 翻译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tion of Animal Idioms and Translation动物俚语文化含义与翻译 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olor Terms试论颜色词的翻译 翻译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Concerning the Perfec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老人与海》译文比较－谈影响文学翻译完美性的因素 翻译On the Translation of Advertis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ist Theory从功能派理论角度看广告翻译 翻译Influ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ranslation of Idioms文化差异与习语翻译 翻译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s in Cross-cultural Vision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和归化翻译 翻译The Subject and Topic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Shift汉译英中的主位与话题 翻译The Loss of Affective Meaning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翻译中情感意义的丢失 翻译2010-4-12 19:05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7楼On the Explicitness and Implicitness of Conjunction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rocess论连词再英汉翻译中的显性和隐性存在 翻译Approaching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从功能翻译角度看归化与异化 翻译On Translation of Idioms论习语的翻译 翻译Translation of Chinese Receipt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Cookery Cultur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中餐菜谱的英译及中西饮食文化差异 翻译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不可译现象在中英文化差异中的体现 翻译Extra-linguistic Context and Translation非语言语境与翻译 翻译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汉英习语对比与翻译 翻译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 from Cultural Perceptives从文化的角度谈英汉习语的翻译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And Translation中英文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比较 翻译Impact of Culture Differences on Brand Translation of Trademarks 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翻译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s文化语境和隐喻的翻译 翻译Conversion of Part of Speech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英译汉中词类的转换 翻译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策略 翻译A Study of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emarks 浅谈商标的汉英翻译 翻译How To deal with culture-loaded words in idioms translation习语翻译中文化词的处理 翻译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for Color Words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Loanwords into Chinese英语外来词汉化的基本途径 翻译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rademarks into English入乡随俗——论中文商标的英译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汉英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翻译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in the 21st in China21世纪中国的异化翻译 翻译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mage and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in Translating论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转化 翻译Basic Strategy for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Target-language Oriented Strategy广告翻译的基本策略－－以目的语言为取向的翻译策略 翻译2010-4-12 19:06 回复霸王霸玺329位粉丝8楼Lexical Rhetorical Device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英汉翻译中的词义修辞格 翻译The Criteria of the Translation of Computer English计算机英语的翻译标准 翻译Comprehension: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ranslation理解：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the Brand Name商标名称的翻译 翻译Strategies for Translationg English Slang into Chinese英语俚语汉译的技巧 翻译Cultural Factors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ems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Untranslatability文化差异和不可译性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Vocabulary Translation文化差异及词汇翻译 翻译The Application of Fuzziness in the Translation翻译中的模糊语现象 翻译Translator as Artist -Translator's Individua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译者作为一位艺术家--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个性 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Movie Titles电影名的翻译 翻译Translating the English Verbs into Chinese 英 语 动 词 的 汉 译 翻译Colour Words and the Translation颜色词及其翻译 翻译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in The Book of Songs诗经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翻译Cultural Comparison and Idioms Translation文化对比与习语的翻译 翻译Social-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Jane Eyre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的选词——对简爱两种译本的比较 翻译The Effect That Non-linguistic Context Has on Translation非语言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 翻译Cultural Gap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Idioms and Their Translation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 翻译Words Trans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不同文化中词汇的翻译 翻译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diom Translation文化差异与习语翻译 翻译On Translation of English Trademarks Into Chinese----On Beauty In Sense Sound And Form浅谈英文商标的汉译－－意美、音美、形美 翻译Some of the Ways to Idiom Translation 习语翻译法 翻译Para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Version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副语言与文学翻译－－对《红楼梦》译本的思考 翻译Methods of Translating Color Words Based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翻译Culture-gap Words and the Translation文化空缺词及其翻译 翻译Understanding-the Key to Translation理解是翻译的关键 翻译A Brief Talk about Two Approaches to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浅谈隐喻翻译的两种方法 翻译A Glimpse of English Film Title Translation英语电影名翻译一瞥 翻译Social-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Words社会文化差异与译者的选词 翻译Th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应用 翻译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Untranslatability文化差异与不可译性 翻译The Context in Relation to Translation语境与翻译 翻译Female and Translation女性与翻译 翻译Effect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on Translation中西文化差异对于翻译的影响 翻译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翻译Cultural Gaps and Translation Limitation文化差异与翻译局限 翻译The Approaches to Proverb Translation in Cultural Context从文化语境谈谚语翻译 翻译Allusion Translation in Song Poems宋词典故的翻译 翻译Blind Spots in English Proverbs Translation英谚汉译中的盲点的探讨 翻译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广告翻译 翻译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Headline and English Headline aswell as Their Translation论中英文新闻标题的差异与翻译 翻译On the Mistranslation of Idioms习语的误译 翻译
题目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它对读者具有影响力，可使读者首先明确论文研究的主题。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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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论文题目2022 ★
★ 毕业论文答辩发言稿 ★
★ 毕业论文答辩致谢词 ★
★ 大学毕业论文评语 ★
翻译硕士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中国古代 足球 》古汉语专名与古诗词的英译处理
2、英文合同汉译中规范性的实现策略
3、以目 标语 读者为导向的 广告 翻译策略研究
4、盐城旅游文本中特色词汇的翻译问题
5、从接受美学视角探究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翻译
6、法律文献中专业术语英译的探讨
7、扬州旅游文本里 文化 因素的翻译
8、网络辅助下英语缩略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9、有道词典在翻译中的应用
10、 英语 散文 120篇汉译项目 报告
11、徐州景点 导游词 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12、徐州特产食品 说明书 汉英翻译研究
13、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探究报刊时政新闻的汉译
14、英语长句的英译汉翻译策略实证研究---以<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为例
15、《物华名胜》中复合式翻译 方法 的运用
16、《苏斯 儿童 绘本汉译过程中儿童语言的处理》
17、目的论指导下企业介绍的英译研究
18、新闻发布会口译项目报告
19、目的论视角下看中国高校宣传片的字幕翻译策略
20、《杨澜访谈录》同声传译项目报告
21、VOA经济报道口译过程中顺句驱动法运用的实践报告
22、预测在英语 财经 新闻口译活动中运用的实践报告
23、中国饮食文化词的口译技巧—《舌尖上的中国》口译实践报告
24、影响英汉交替传译中笔记有效信息筛选障碍的项目报告——以VOA时事新闻口译实践为例
25、视译停顿形成因素及解决方法报告
26、外事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27、学生译员汉英交传训练中停顿现象研究
28、商务合同英汉互译技巧
29、英文品牌汉译
30、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31、中英文化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消极影响
32、英语广告中修辞手法的应用及其翻译
33、<<红楼梦>>金陵判词两种译文的比较及评析
34、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翻译中的文化补偿
35、关于李后主“虞美人”的3种英译本的鉴赏
36、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
37、中式菜肴的命名与翻译
38、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
39、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
40、英文化妆品广告之美学翻译
41、数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及数字习语翻译初探
42、浅析原语文本在目标语文本中文体的适应性
43、英语习用语翻译中的等效性研究
44、论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
45、浅析英语动画片翻译的基本原则
46、中英服饰广告的翻译
47、论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要性
48、论译者的风格与译风
49、经济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50、从翻译的美学角度浅析旅游资料的中英译
51、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52、影视字幕翻译的原则
53、影响长句翻译的因素
54、例析英译汉中形象语言的处理
英语专业 毕业 论文翻译方向题目
1、 图里规范理论视角下的《四洲志》翻译研究
2、 翻译伦理视域下杨曙辉和杨韵琴《喻世明言》英译本研究
3、 《围城》英译研究
4、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文化专有词英译研究
5、 汉语形容词重叠式及其基式英译对比研究
6、 英汉交流虚构运动事件中路径和方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7、 汉语情态动词“能”字结构的翻译
8、 英汉运动事件表征方式对比研究
9、 顺应论视角下视觉动词的汉英互译研究
10、 语用顺应论视阈下汉语听觉动词的英译研究
11、 基于交往能力理论的翻译主体间性实证研究
12、 目的论视角下的电气英语翻译
13、 从符号视角看翻译中视觉非语言符号的信息处理
14、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政府公文英译策略研究
15、 女性主义视角下影视字幕翻译策略研究
16、 操纵论视角下政治文本的汉英翻译研究
17、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意象的翻译
18、 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分析领导人演讲口译
19、 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黄帝内经》英译策略研究
20、 四字格中医术语动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21、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探析
22、 英文传记汉译实践报告
23、 生态翻译视角下：《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
24、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25、 描写性翻译理论框架下《西敏寺》译文的风格分析
26、 目的论视角下张爱玲《金锁记》自译本的比较研究
27、 从功能理论视角看戴译本《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28、 英译诗歌韵律的定量对比分析
29、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药》《孔乙己》《风波》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30、 奈达功能对等视角下对《瓦尔登湖》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31、 语义翻译/交际翻译视角下文化特色语的翻译
32、 从关联理论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汉译本
33、 目的论视角下的《三体》英译研究
34、 性别与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比分析《飘》的两译本
35、 目的论指导下的《舌尖上的中国》菜名英译策略
36、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情景喜剧字幕翻译
37、 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商标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题目
1、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宏观性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2、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
3、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
4、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
5、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
6、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
7、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
8、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9、 文章 学视野下的林译研究
10、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
11、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
12、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13、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14、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15、异化翻译思想探究
16、翻译的修辞学研究
1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18、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
19、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
20、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21、近代中国 留学 生 教育 翻泽研究(1895~1937)
22、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3、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4、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25、易学“象”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26、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
27、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研究
28、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29、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
30、从《哥儿》林译本的 句子 结构调整看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31、功能对等理论与信达雅翻译论的比较研究
32、《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章)翻译报告
33、从中国文化语境视角出发解读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34、证券翻译理论与实践
35、叶维廉汉诗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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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Ⅰ 浙大汉语言文学自考科目 (1050105)汉语言文学 主考院校: 浙江大学 层 次:本科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00004 *** 思想概论 2 0000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3 00015 英语(二) 4 00037 美学 5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 00540 外国文学史 9 00541 语言学概论 10 选修课 2/9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422 唐诗研究 07409 宋词研究 00812 鲁迅研究 07317 茅盾研究 00814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00819 训诂学 0082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06008 影视文学 12 21001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13 加考课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一) 00536 古代汉语 注：选修课 i/n 表示n选i ； 否则表示按学分选修，数值为选修所需学分数。 Ⅱ 浙江大学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选哪个选修课比较简单。选3。 浙江自考copy汉语言文学本科，主考院校为浙大。 你要考12门或15门课程：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英语（二） 4、美学 5、中国现代文学史 6、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外国文学史 9、语言学概论 10、11、（中国文化概论、唐诗研究、宋词研究、鲁迅研究、茅盾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西方文论选读、训诂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影视文学，任选其中两门） 12、毕业论文 以下三门为大专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加考课程：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2、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3、古代汉语。 Ⅲ 自考：浙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怎么安排我的科目考试顺序 1、每个人因自身情况不同，自考报考并无固定的顺序。 2、结合2014年10月的报考回简章，从简到难，答根据我的经验，建议你从这4门中选择报考：03709马克思ZY基本原理概论、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6008影视文学。相对来说，这4门容易看书自学，容易考过一些，可能可以增加些信心。 Ⅳ 关于浙大汉语言文学自考加考课程的问题 专业计划规定： 1、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 2、非本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加考课”； 关键的一点是语文专业算不算汉语言文学专业，以我多年的自考经历（我也是跨专业读本科的）来看是算的，因为主考学校和自考办在这方面是从松不从紧的。 Ⅳ 浙大汉语言文学自考科目 主考学校：河南大学 开考形式：面向社会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015 英语（二） 14 4 00037 美学 6 5 00422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4 6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7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8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9 00540 外国文学史 7 10 00541 语言学概论 7 11 0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4 12 06779 应用写作学 5 不考外语者须加考 13 0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14 00019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2 15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6 B类考生须加考 16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6 17 00536 古代汉语 8 18 06999 毕业论文（实践） 0 不计学分 说明： 1、不考外语者须加考“应用写作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三门课程。 2、毕业论文（实践）为实践性环节考核课程，应考者依据培训与考核基本要求进行撰写与答辩。论文题目由主考学校公布，应考者任选一题撰写，亦可由应考者自选论题，但须经主考学校同意。论文以1万字左右为宜，要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联系实际，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字迹工整。论文须经评阅、答辩后评定成绩。 3、报考类别 A类考生：国家承认学历的汉语言文学或中文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不考加考课）。 B类考生：国家承认学历的非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以及上毕业生报考本专业，须加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古代汉语”三门课程。 Ⅵ 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不是就是指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就是既学汉语言课程，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也学文学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还有写作、文论等等 汉语言，就是没有文学类的课程，侧重语言类的。 他们都是属于中文系下面的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就分得更细。 Ⅶ 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自考本科段科目有哪些 浙江自考汉语言文学本科，主考院校为浙大。 你要考12门或15门课程： 1、中国近现代专史纲要 2、马克思主属义基本原理概论 3、英语（二） 4、美学 5、中国现代文学史 6、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8、外国文学史 9、语言学概论 10、11、（中国文化概论、唐诗研究、宋词研究、鲁迅研究、茅盾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选读、西方文论选读、训诂学、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影视文学，任选其中两门） 12、毕业论文 以下三门为大专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加考课程：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2、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3、古代汉语。 Ⅷ 浙江大学 汉语言文学各学科前沿 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在各个学科都是名列前茅的，站在且最前沿的。 Ⅸ 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怎么样 浙大的文科本来就弱,没什么文学气息的 这两年那帮老教授被挖墙角,跳槽..都去北大北师范了,基本上剩下的也就那么回事了 如果说排名的话,那么看整体实力还能排个前十,毕竟名气在那了 // 这是09年的排名 不过本来就是就业最困难的学科之一了,如果真想学到点什么,也为将来考虑, 还不如去师范大学呢 Ⅹ 浙大汉语言文学考研难吗 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很强的。 另外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艺学很热门。 浙大汉语言考试偏古代汉语，另外跨专业考生中英语专业有很大部分，所以考汉语言英语实力需要加强。 浙大考研资料在校出版社书店和玉泉图书馆可以购买。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