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参考资料：雨丝文学论坛 » 作文论坛 » 高段习作专栏 » 詹天佑的资料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西名天佑.杰姆（留学美国时用）。12岁留美，为中国所派之首批留学生。1881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水陆师学堂，后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09年完成通车，成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著作有《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汇》等书。
过青龙桥时，坡度大的困难！（设计人字形线路） 开凿居庸关隧道的困难！（两端向中间凿进的办法） 开凿八达岭隧道的困难！（中部凿井发）
学习要靠自己的，如果只会抄别人的，考试怎么办？
杰出、修筑、设计、施工、阻挠、控制、轰动、艰钜、毅然、铲平、勉励、恶劣、泥浆、岔道、居庸关、悬崖峭壁、狂风怒号、惹人讥笑
《詹天佑》生字，组词，拼音如下：
zhān náo jiā kān chǎn wěi zhuì liè suì chà jùn miǎo
生字：詹 挠 挟 勘 铲 纬 坠 劣 隧 岔 竣 藐
组词：詹 （姓詹） 挠（阻挠） 挟（要挟） 勘（勘探） 铲（铁铲） 纬（维度） 坠（坠落） 劣（劣质） 隧（隧道） 岔（岔路） 竣（竣工） 藐（藐视）。
要挟 油灯 控制 藐视 隧道 艰钜 勉励 恶劣 阻挠 周密 工程 请教 带头 容易 陡坡 杰出 铜像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号眷诚，字达潮，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 *** 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 *** 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藉著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 *** 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钜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讯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著，背著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著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巖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资料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巖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巖，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 *** 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物件。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 *** 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詹天佑 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西名天佑.杰姆（留学美国时用）。12岁留美，为中国所派之首批留学生。1881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局，广东博学馆，水陆师学堂，后主持修建京张铁路，1909年完成通车，成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著作有《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汇》等书。 电影《詹天佑》介绍 一九零四年，清朝 *** 筹建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英俄两国同时争夺修筑权，相持不下。清 *** 对两方均不敢得罪，只得决定自力修建。一九零五年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司（今称工程师），外国人嘲笑说：“能修建此路的中国工程司尚未出世。”詹天佑以他崇高的责任感和顽强毅力，以我国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阻碍，终于在1909年修建成举世瞩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第一条自力修建的铁路。 随后，詹天佑除接受了修建四条铁路的邀请外，还怀着热望策划修筑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以构成实现和京汉铁路连成一条的、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干线。然而，1911年，清 *** 发出一道把全国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命令，逼迫詹天佑交出粤汉铁路，使詹天佑感到极度绝望。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全国铁路网建设”的巨集伟规划，同时提出将原计划修建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合并成立汉粤川铁路公司，并请詹天佑担任会办。 一九一九年，修建铁路大权重又落入官僚 *** 和列强之手，詹天佑修建汉粤川铁路的工作，再度受到重重阻力。他深深感到，修建铁路一事，不能自主，实际上就是列强不愿让中国人控制自己国家的命脉。为改变这样的处境，他团结周围人士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 *** 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赴会，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回国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 这部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主要演员：詹天佑——冯淳超、谭菊珍——惠娟艳、杨 逊——孔祥玉、郑元直——高 明、孙中山——卢 奇、袁世凯——林连昆。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 *** 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讯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 *** 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钜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钜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线效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那拉氏为修颐和园每年不惜数千万金，独不愿为修路出钱。京张铁路经费全靠关内外铁路的赢余，而此款却被控制在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正当进入第二段工程时，汇丰银行故意刁难，拖付款饷，造成误工。詹天佑既不善钻营于权贵，更耻于逢迎于洋人，因而愤懑至极。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 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京张路完式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由于中国 *** 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在华角逐，竟使这位爱国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师不能施展才能，焦虑至极。终因劳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九岁。
重、燕、颈、佛、咽、累、
居庸关：先画一座山画，山要画得高一点，窄一点，在山的的左右两边画上箭头，左的向右画，右的向左画。八达岭：画一个矮一点的山，要宽，有居庸关的三倍，在山顶画到山底，画一口井，然后在山的里面画箭头左边的是←右边的是→然后再山的旁边画箭头，左边的是→右边的是←就行了，还有在山顶画↓人字形线路书上有
1、瞻天佑是在1905年的时候，在帝国主义者的要挟的情况下主持修筑京张铁路的。 2、在通过居庸关、八达岭、青龙桥的困难是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詹天佑克服的方法是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著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数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最艰钜。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两头也同时施工。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 3、因为他在修铁路时遇到许多困难，他想进办法去解决。而且在帝国主义阻挠时他毅然接受帝国主义的“任务”。所以说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詹天佑不畏艰难险阻，在没有苏联人员的协助下完成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但他却在成功之后去研发氢弹了，他这种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值得我们去学习！
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 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以及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等三方面阐述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 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丽珍宝。它既有健身作用，又有技击性能， 还由于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活跃文化生活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成为最广泛、最普及的运动 项目之一，得到了蓬勃而健康的发展。同时，通过国际体育交往，我国武术已开始流行世界，逐步为世界各国 人民所喜爱。 武术运动主要包括技击和套路两种运动形式，武术套路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 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被称之为“套路运动”。一般认为套路运动是技击的高度 提炼和艺术再现，它来源于技击，又高于技击，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之所以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就 在于它来自技击，而又进一步规律化、艺术化。正如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样，而套路中绝大多数 动作取材于技击，仍保持了实用技击的一面，既具有攻防特点，又具有健身意义的一项体育运动。 1、人的生理需要是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起因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庞大而凶猛的野兽对原始人的生存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狩猎，是原始人类 为了维护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一个猎手，同时也是战士，战斗时的武器，也就是狩猎的工具。严酷的生活条件 ，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及部落战争中发展徒手或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 技能。如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跌等，这就是拳术的萌芽。劈、砍、扎、刺、撩则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 法的萌芽。可见，武术起源于生产劳动。 当战争胜利后或劳动休息时，人们往往会把战斗和狩猎致胜的技术以“舞”的形式表演一番以示威武和荣 誉。用这种“舞”的形式把攻防动作予以抽象再现，目的是抒发自己的心情感受或表演一下技击方法。在战争 中动用成功的一拳一腿、一击一刺没有固定的动作规格。因而在舞练的过程中也没有呆板的程式。经过漫长的 历史岁月，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技击方式及“舞”的形式都在不断提高。这种没有程式的舞练逐渐 变成了有程式和表现主题的“武舞”。以后“武舞”随着“舞”的艺术因素不断增多，“武”的攻防格斗因素 减少，而成为专门供人欣赏的一种艺术活动，而“武舞”中的舞练形式及丰富的演练技巧都成了以后套路技艺 中的主要内容。 2、人的心理需要促进套路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世上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它事物的推动和制约。武术的套路运动作为人为的艺术， 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受到人类的制约和推动。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维持生命）以后，接着而来的 便是心理需要了。心理需要的满足也就是人们各种情趣的满足，这种情趣不是一层不变的，它是随社会物质生 产的发展而发展。武术套路运动作为一种艺术要想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也势必随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而 改变，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争繁多，“武舞”虽是经过加工提炼过的技击动作，但它仍较近于实战。 到了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由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文化交流频繁，为各种艺术的 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杜甫所描绘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出当时“武舞”的 特点和性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看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从这首诗中，我们 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社会中“武舞”的区别。即原始社会的“武舞”有实战意义，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表演艺术 效果为主，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和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及人们审美观的发展而发展有关。 套路是由许多连续活动的技击动作和艺术动作构成。人们不仅能从这些动作中获得外在形体美的感受，而 且还能从动作力度的强弱、运动速度的快慢、沉浮节奏上的对比中获得国画般意境美的感受，使人们产生无限 的联想。这种联想的产生，可以使人们的感情得以抒发，而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套路除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外，还具有较强的健身价值，它的健身价值和欣赏价值一样，从套路萌芽之日起就被人们所认识了。正是人们 健身和艺术欣赏的需要，才使其得以产生和发展。 3、套路的自身功能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武术套路源于技击，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的绝大多数动作都体现了攻防的方法中得以证明，但它又不同于 技击。如果用套路中的动作来进行实战显然是不符合实践需要的。因此套路不等于攻防实战，它是技击动作经 人们改造、组织和提炼后再加入其它艺术内容串连编排而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产越加丰富，套路内 容和各种演练技巧就越加多样，从而出现了象“木兰拳”等这样很少有实战技术意义的观赏和健身类拳术。 构成套路内容的动作不具备实战技击的要求，这种性质决定了套路的发展方向。在套路尚未完全成形以前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术套路或是武术套路的雏形是多以“武舞”或“健舞”的舞蹈形式出现 。如《干戚舞》、《东海黄公》、《破陈乐》等，这些“武舞”表现与技击有关的场面都是从实战的动作中加 工提炼编排而成，而武舞的目的：一是伸展人们的筋骨，锻炼人们的身体；二是表现生活，从昔日战争和人兽 相斗场面的再现中激发人们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一种美的享受。 套路内容多数取材于技击，因而技击内容的发展无疑也将促进其形式——套路的发展。殷周交替时出现了 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武术家越女是把“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武术技击中的 古代前人之一。在《吴越春秋》中越女所谈的创术之道，精辟地阐述了动与静、快与慢、攻与守、虚与实、逆 与顺等矛盾的辩证关系，这种用阴阳这一古代哲学的朴素的辩证法来解释剑理的思想对以后套路的演练风格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人把实战技击中的阴阳学说运用到套路中，并加以改造使其为套路的演练效果服务。 从今天的“刚柔虚实、动静疾徐、起伏转折”等套路节奏转换的特点中，不难看出这一影响所产生的效果之大 。正是这种节奏的参入，套路才得以能充分表现攻防技击含意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才使得其更加符合人们健 身和审美的需要。在表演和演练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节奏所组织起来的步法、动作、姿态和动作组合，实际就 是套路表演中动作意义的主要提示，从视觉和本体感觉上感染观者和练者，从而直接从套路演练中感受套路动 作的寓意。所以，套路这种功能的存在是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4、套路运动的发展趋势 目前，人们习惯于把武术称之为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而实际上这是现代人从现代社会意识出发给它下的 定义。中华武术在其千百年的发生、发展历史中，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思想的影响，并受到中国封建 社会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它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格斗手段和大众的文娱活动形式，至 少在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前是这样的。所以在没有受到现代体育规范之前，武术不可能是现代体育的内容之一 。严格地说，这种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改变的，武术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是人们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 对武术做出的选择。武术的实际性，在今天只能与其他体育项目存在的目的一样，使锻炼达到自我身心锻炼， 就象西方人学习拳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比赛、为了强健身体。只有这样，武术才有可能被大多 数人所接受。 我们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武术套路运动，应是一种中国传统武技与西方现代体育融合的一种人体锻炼形式。 它在内容上可以是传统的、民族的，但在形式上必须是现代的、中西通用的。武术套路做为一种被规范了的体 育运动项目，才有可能被生活在其它文化传统氛围中的人所接受。武术作为传统的一种格斗手段，已渐渐地趋 向消亡，这是我们今天武术套路运动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宝贵遗产时，我们必须站 在时代的高度。对于传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的东西仅是现代社会的点缀。因为现代人、现代社会正 在不断创造和形成新的传统，这种新的传统离他们更近，更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武术，人们亦会以同样的态度 对待，所以发展武术套路运动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迈向奥运会，成为被世界更多的民族所接受的 一种良好的健身体育项目才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所述，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使武术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完善同社会的进 步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抗争中以求生存为目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 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武术套路必须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方向又直接和 人们的各种需要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即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武术套路的发展方向。
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术运动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其突出特点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体现功防含义。所以自古以来，武术不仅是健体强身的运动项目，同时也是提高功防技能，克敌制胜的有效技击方法。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冷兵器逐渐被淘汰。武术运动的健身价值得以凸显。因为武术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满足各类人群和不同年龄段人士的健身需求。如少年儿童可以习练刚健有力，多穿蹦跳跃的长拳类；壮年可选择浑厚、稳健、劲力充实饱满的形意拳；身体灵活，身手矫捷的可以选练神态各异，各具风格的象形拳（如猴拳、醉拳）。喜欢舞枪弄棒的又有斧钺钩叉，刀枪剑棍。中老年人有舒缓柔和的太极拳、太极剑。因为武术动作多样，可长可短，所以不受场地环境、气候地域限制，可谓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各类拳术、兵器的武术套路，在编排上都蕴含阴阳辩证，攻防互制的辩证关系。在习练过程中意念容易集中，这样从生理学的高机神经活动规律讲，容易形成优势兴奋灶。相对讲可有效促使患有慢病的皮层中枢进入抑制状态，这对机体健康的恢复产生心理、生理上的良好影响。所以武术健身可有效防治慢性病。在武术练习中每完成一个动作都要体现左右对应，上下相随，不偏不倚。处处体现活而不乱，松而不懈。这对提高机体控制能力，维持阴阳平衡是十分有好处的。中医讲阴平阳秘，百病不染。武术练习非常重视动作与呼吸的配合。特别讲究要气沉丹田。道家讲呼吸过脐，寿与天齐。意思是说，呼吸深度越大，越有利于健康。武术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功防含义，在练习过程中既要在形体上充分表现其攻防含义，又要在内在精神方面予以体现，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双修，形神兼备，。这对提高心理素质和改善神经系统功能都是其他任何运动项目无法相比。综上所述，武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也是开展全面健身运动的最好选择。
可以从以下角度去分析写作:模式：供参考从传统美学角度看XXXXX一.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在武术套路运动中的体现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其中诸如意 味 道 境 力 神韵 等范畴是西方美学所不具有的-而这些范畴在武术套路中体现的尤为明显。1.武术套路中的神韵美2.武术套路中的意境美3.武术套路运动中的自然美4.武术套路中的美与善的统一二.从传统美学角度看武术套路中的形式美从传统美学角度看武术套路中的武术套路除了遵循形式美的一般过姿势,劲力,节奏,结构等特有要素学内容!也就是说"武术套路的神韵是通过这几大要素来实现或表现的!1.姿势美姿势美即姿态,架势美!武术套路是很讲究姿势的"如长拳姿势舒展"动作灵活,轻快潇洒,少林拳古拙紧凑"矫捷刚健,八卦拳身灵步活"姿势连绵,通臂拳发力透达"放长击远!等等......2.劲力美劲力美即武术中丰富的劲法和力度之美,区别于形体美学中所讲的力度和方法"武术的劲力均从发劲,和招式着眼,如长拳中讲劲力顺达"富有寸劲,而出手含蓄"要求起于腿"发于腰"顺于肩"摧于肘"达于手"协调顺畅力点清晰,南拳步稳势猛"多短拳"擅标手"动作紧削而刚劲有力",再如太极推手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它以捧 捋 挤 按 采 捩 肘 靠等方法"双方粘连等等......3.结构美结构美即武术技术战术的配合组织美!特别是武术套路,因为它是按照攻守进退 动静疾徐 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排而成"由手眼身法步诸动作要素在同一时空中运作而成!现代武术演练套路对其动作精华节奏 难度技巧等运动艺术进行设计选择"使之配套"犹如一首乐章 起 承转 合都精心构思"反复推敲 同时注意使动作顺畅又符合技击规律"注重虚实 高低 轻重 开合等变化,布局上等等......4.节奏美对武术套路中的节奏形象描绘为：动如涛 静如岳 起如猿 落如鹊 立如鸡 站如松 转如轮 折如弓 轻如叶 重如铁 在动静 起落 快慢 轻重 高低 刚柔的对立转化中表现出鲜明的节奏感 刚柔相推而发生变化是武术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节奏!其它如进退 往来 开合 终始 消长 虚实 俯仰起落 屈伸 蓄发 吞吐等都是阴阳转化中的具体化等等......三.结语a.中国武术之美，深受中国古典美学的熏染,至今已铸成较稳定的形式......b.用西方美学来分析评定武术美,从完全西化的角度发展武术无论理论与技能上都将遇到一定的障碍!我们要正确地取舍......c.如今!中国武术已作为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登上了中国体坛......已进入到西方各国的大众体育领域!同时还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奥运!走向世界......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邓散木.篆刻学[M].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2]韩天衡，孙慰祖.印章艺术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3]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1999.
[4]高文亮. 试论篆刻艺术的形式美[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3).
[5]戴林.中国印章艺术[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褚晓琼()，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
汉字的发展沿革1、甲骨文的出现汉字的我国最常用的文字，关于它的演变发展有着许多的神奇传说。例如仓颉创字这个美丽的传说，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它是起源于图形，经长期的演变才形成汉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正体现了这一点，甲骨文是刻在兽骨或龟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我们调查发现甲骨文有许多都是图形，如象字，甲骨文就是画一只象。以文字的特征来看，甲骨文保留着绘画的色彩，但又不失素描式的写意神志。关于甲骨文的内容有一些专家研究后发现其内容大多数为“卜辞”，也有少数的“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烧过的甲骨文上的纹络来判断事件的凶吉。占卜完毕，就把占卜的时间、人名、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字。甲骨文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呢？我们小组和导师调查讨论后得出了两点结论：一甲骨可以保存长久，二甲骨容易得到。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填满朱砂，其文字与今不同，因此很难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各为从图书文字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划复杂，近乎于图象，而且异体文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甲骨文的出现标志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它记载着殷商时期重要的史事，这为人们了解历史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又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空型文字。尽管它难以辨认，难以书写，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总要向着先进的道路前进，商周时期，出现了比甲骨文更先进的文字——金文。2、金文金文是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由于铜器的制作大多有纪念价值，因此刻写者也非常用心，比起甲骨文，金文就是装饰体，金文记载长而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记载了二百九十一个。现在字数最多的是西周的“毛公鼎”，记载金文五百字，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记载四百六十九个字。刻写者著在铜鼎或铜钟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人名、谥号、氏族、器物名。钟鼎铜器上的文字有刻也有铸的，但铸的居多。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比刻复杂，难度也大的多，因此，金文的出现是手工业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而且金文比甲骨文用途更广，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从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窑刻画文字萌芽，经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但由于长期的割据、混战和秩序的不稳定，文字也缺乏管理，各诸侯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不但妨碍秦王朝政令的推行，而且还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当秦统一全国之后，丞相李斯等就向秦始皇提出了“书同文字”的建议，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文字，而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3、小篆秦篆又称小篆，为秦朝丞相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创，他们分别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作为推行秦篆的典范。说到小篆，就必须提到大篆，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大篆是周王室的史官所造，他研究古文体后造出了一种书写方便的字体，因为著有《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秦始皇除了用小篆作为统一全国文字的字体外，还用到了更方便书写、更简单的书体——隶书。只不过小篆是用来书写一些重要、庄重的诏书，而隶书则是一般公文的书体。4、隶书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了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平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型的隶书。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大兴，涌现出了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魏晋以后的书法，主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特别是桂馥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5、楷书金文之后楷书有是一大字体，并且更先进，经过我们调查和查找资料，总结了以下内容。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的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定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字体到这里已经接近我们用的汉字字体，楷书、隶书到现在也有许多人在使用，只不过是用来习书法或写字。现在的字体基本也不能再简化了，因为现在的汉字已经非常简练了，那么从上面的内容可知道汉字的发展给我国古代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思考，汉字对别的地区还有什么影响呢？经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汉字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汉字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为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 对日本文字的影响日本民族虽有着古老的文化，但其本族文字的创造则相当晚。长期以来，日本是以汉字作为自己的传播思想、表达感情的载体，称汉字为“真名”。五世纪初，日本出现被称为“假名”的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八世纪时，以汉字标记日本语音的用法以较固定，其标记是《万叶集》的编辑，故称“万叶假名”，是纯粹日语标音的基础。2.汉字对朝鲜的文字影响朝鲜文字称谚文。它的创造和应用是古代朝鲜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实际上，中古时期的朝鲜亦如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汉字。新罗统一后稍有改进，时人薛聪曾创造“史读”，既用汉字表示朝鲜语助词和助动词，辅助阅读汉字书籍。终因言文各异，无法普及。3.汉字对越南文字的影响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县。秦、汉、隋、唐莫不在此设官统辖，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越南独立后，无论是上层人士的交往，还是学校教育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均以汉字为工具。直至13世纪，越南才有本国文字——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的表达越南语音的新字。15世纪时，字喃通行全国，完全取代了汉字。总结汉字是汉族祖先的重大发明之一。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汉字的发明毫无疑义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首先，汉字记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拥有足以自豪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光辉灿烂，在科技上曾长期领先，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于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通过汉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我们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其次，汉字为古今的沟通、为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交际都创造了有益条件。汉字记录汉语跨越了数十个世纪。虽然古今语言共声，但由于汉字不受语音的羁绊，一直保持着表意性质，字型比较稳定，所以，两汉以至先秦的古代典籍著作，至今仍能认识，使我们的文化历史传统没有中断。第三，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方面也起着积极有利的作用。第四，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历史过程中，对汉语也起着积极的影响。第五，汉字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形成超民族和地域的汉字文化圈的作用。在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和我国许多兄弟民族都曾使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利用汉字来创造他们的文字。第六，汉字还将长时间地为我国生活服务，现行汉字作为我们国家法定文字，还将长时间的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可以肯定，汉字在获得有效整理和规范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计算机汉字输出的技术突破，更体现了汉字的美好的前景。
小时候听爷爷说：“一花一世界”。后来才悟出老人们要说的道理：有花才有果，有果才有收获，有了收获才能有好的命运。 同学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冥冥之中,是什么主宰着我们的命运?我们要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著名导演张艺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名扬全球的科学家，艺术家，或是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知识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 三国时代，诸葛亮羽扇纶巾，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力量就来自于知识；一代伟人毛泽东博览群书，海纳百川，领导全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用知识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是知识，让高尔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是知识，让爱迪生从贫民窟走入了曼哈顿；是知识，让轮椅上的霍金成为了全世界的骄傲！ 大家听说过犹太人的故事吗？犹太人父母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就在书本上滴上蜂蜜，让孩子吃，为的就是告诉孩子们，看书就跟吃蜂蜜一样甜。所以犹太人特别爱看书，曾经有人统计过，平均每个犹太人一年要看三百多本书，他们从书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世界公认，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民族。 当今社会最注重什么？人才！因为人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才能成为人才，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反之，我们就很难被社会认可，终将被社会所淘汰。一个有知识的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群有知识的人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没有“五•四”的启蒙，哪有今天的中国？没有新文化运动，何谈中华的崛起？鲁迅之言，犹在耳畔：“从学医的科学救国，到写作的文化救国，中国缺的是知识！ “华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课桌。”那时候，我们没有强盛的国力，没有装备精良的武器，但中华儿女有的是黄帝蚩尤的热血，有的是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骨气，从“五四”到“九一八”，从“反帝反封”到“抗日救国”，从抗战到解放全民族，中国正是在民众的觉醒中重生，在知识的感召下复生。我们踏着父辈的思想前进，在思想的升华中走向文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祖国正一步步走向昌盛；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凝结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冲上了云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上九天揽月！曾经历经千劫万难的中国，在知识的滋养下重焕生机。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是知识的人民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是知识给了我们这个民族以韧性，是人民用知识建设了中国，塑造了中国蒸蒸日上的今天；是知识赋予了我们伟大复兴的动力。知识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是多么的重要。知识，是我们精神的需要，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在你不断汲取知识营养的同时，知识已经化为了一股力量，让你无往不胜。 然而，知识从来不属于懒惰的人。只有学习，我们的生命之树才能结满丰硕的果实；只有学习，我们才有力量向理想的目标靠近；只有学习我们才会创造崭新的自我，让执着的追求书写无愧的人生。 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赐予好逸恶劳者，而只会馈赠给那些风雨兼程的前行者；空谈和散漫决不会让你美梦成真，只会留下“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慨叹；只有学习知识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知识是石，敲出生命之火；知识是火，点燃命运之灯；知识是灯，照亮命运之路；知识是路，引我们走向灿烂的明天！那么，今天的我们，在座的各位，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学习，用知识创造全新的自己，用知识创造美好的未来，续写中华的辉煌吧
1916年7月2日，傍晚，一个中式打扮的北方青年与两个朋友在上海黄浦江边散步，三人游兴正浓，突然，一个巡捕挡住他们，赫然喝道：“你们三个，退回去！”这个北方青年颇觉惊讶，再一细看，发现被挡的都是穿长袍马褂者，而着西装革履者则可畅通无阻。原来已走到租界边上。在回旅馆的路上，这个北方青年一直在想：那个同样是中国人的巡捕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呀？为什么他要对同胞如此无情无义，“几忘自系人类”呢？ ……这个北方青年便是年方30岁的白坚武。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县洼里王镇西常庄人，190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毕业后曾任黄钟报记者与内务部佥事，1917年以后分别在北洋军阀李纯和吴佩孚处做顾问，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属于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军队以“汉奸首领”罪处决。终其一生，白坚武都没有脱离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说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任直隶督署秘书）与最顶点（任吴佩孚处总参议），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内实现的。然而，年轻时的白坚武却对这个圈子颇为不满，对圈子内的人和事充满痛恨。这一点，倒与当时绝大多数受《新青年》影响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演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有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圈内人的白坚武对所处“圈子”不仅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变它。譬如，当他在上海听说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上街游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便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示强烈同情，认为此举“足征人心未死”。 当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病死的假消息，便当即认为陈可称得上“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之死，“则人道之明星陨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读过《新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对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赞同，认为中国社会“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打破或改造这个“圈子”从何入手？从白坚武的早年日记看，虽然他没有提供一个以新替旧的具体方案，但其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白坚武颇为看好社会主义。譬如，当他读过《新青年》6卷5号刊载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 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余现觉宇宙间所有动止，俱由环境构成，物由心造，诚有此象。然展转以细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关系。突然而有此内识，突然而有此外效，为世界所无之事。攻马克思唯物论者众矣，余不论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马克思所论演证据不充足则有之，强余绝对信仰唯心论现未能也。” 对唯物论的偏爱与对唯心论的怀疑，并由此而引发的为马克思学说的辩护，溢于笔端。总之，1917年至1921年间的白坚武几乎是北洋“圈子”内的一个“另类”，他对所处环境极其不满，对社会主义心存向往，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腐败到极点，“非经洪水洗濯一次”，“将不得以人类自荐于世界”。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同时期广为人知的《恽代英日记》，便会发现两人年轻时在思想上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向往改变中国社会与个人人生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进步青年，为什么最后会堕落成无耻汉奸呢？ 白坚武思想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怀疑的态度变化。事实上，在民国初年，由于宪政实施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中国思想界陷入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的“人心枯窘” 的一个彷徨年代，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同样混乱，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码还知道以一种共同认可的方式（宪政）去改变这种混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一旦宪政这剂药方经过民初政治的检验证明失效后，包括白坚武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开始新的思想探索历程。依照白坚武在1921年前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他极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当时相当一批企图破旧立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除了上一节中所列举的材料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白坚武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一，他对宗教向来没有兴趣。民国初年，当“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之际，白即“终不谓然” 。事实上，他不仅对定孔教为国教没有好感，甚至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一神较多神为进化，然无神尚胜一神也”，所谓宗教，只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即所谓“可由不可使知之义”。第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20年1月2日，当他读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7号上的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作者所说的“如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是言实为我所欲言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他所读的社会主义书籍多是经过进步党人中转的社会民主主义，但他并不同意点滴改良。一方面，白坚武在1917-1921年间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对彼岸世界的诱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况来推演，白坚武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事实上也是许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轨迹。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并未沿正常轨道行驶，他非但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变成信仰者，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单凭笔者手头的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白坚武的这次思想转折，根据他留下的日记，笔者猜测可能有三种原因：首先，可能与他在1922年的人生际遇的改变有关。也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南京李纯的幕府，来到洛阳吴佩孚处参赞军政，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较大提升。从其日记看，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他对所处“圈子”的抱怨大为减少。其次，可能与他对接触的苏俄代表的观感变化有关。在吴佩孚处，白坚武曾与来访的苏俄代表接触，发现对方在中东路和外蒙等关键问题上，“恍惚其辞，不肯为确定之答复”。 这一点可能使他对苏俄乃至社会主义都产生一种“厌”屋及乌的逆反心理。最后，可能与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经历有关。当年4月29日他乘国营的津浦线列车北上，发现该线的二等车尚不如京奉、沪宁、京汉线的三等车洁净舒适，便感喟道：“国家营业，乃如此乎？” 这次不愉快经历有可能长期定格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三点原因当然还限于理由并不十分充分的猜测，因为当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有人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会妨碍个人的创造性，另有人则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当家作主，能刺激个人的创造性，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刚刚起步，其利弊得失并非一目了然，所以双方还是处于各执一端的对峙状态。然而，不管怎样，从白坚武1922年之后的日记看，他对社会主义再也没有此前的热情和兴趣了，并且常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谈及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比如，1928年2月，他在读过一本书中关于烟酒归国家专有办理的论述后，即在日记中评论道：（该论点）理论上诚然有据，然实行尚待讨论。即以北省言，业烧锅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丧业，殊非维持民生之道；且由国家为之，经官吏之手，亦不见其适宜得利。最好由国家提倡改良，维持其固有之业，而捐其相当之税，斯为酌量得中。凡政策须俯察实际，不可太涉空想也。摈弃玄虚理想，讲究因时制宜。这大致可以视作白坚武在1922年之后的一种基本政治心态。处于这种心态之中的白坚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选择的愉悦，另一方面也体悟到目标缺失的痛苦。 白坚武在告别社会主义之后，其思想处于一种“目标缺失后的漫游”状态。由于没有一种价值体系，他在对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断时，便只能从“用”的角度出发来加以取舍。因此，他在1922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现，就是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万灵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环境中试验一番。这正如现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家高一涵在1919年所强调的：“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类为达到目的而应用的器具；要想选择那种器具合用，那种器具不合用，必须把所有的器具都拿来比较比较，并研究各种器具的由来、变迁，找出进化的路径，看看处现在的环境，应该用那种器具才好。” 而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白坚武表露了类似的观点：……而不知人类的政治与物质的机器不同，机器可以完全适用科学律，政治则须随时运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确定之规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无也，道在因时制宜耳。白坚武是否相信实用主义哲学，仅凭日记已不可考，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每当提及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时，其笔端都流露出赞许同情之意；而且，对“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真理客观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来，都只是“因时制宜”的产物。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现便是价值相对主义——不承认固定恒一的价值观，一切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在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支配之下，人们不易被某一种意识形态俘虏。正因为此，白坚武对于已成潮流的社会共识，往往也要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中国思想界的以苏俄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潮 ，白坚武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甚至认为苏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终为畸形发展”，因为“若处处为军事准备，就过程中或亦有相当便利，然终局总是害”。 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白坚武的这种经济思想还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一种根本认识。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则日记中，他在论及公、私二字的关系时，感到“人类既不能无私，惟有以公调剂之耳”。 考虑到我国哲学家贺麟此后10年方提出“大公无私不过只是一完美邈远的理想，而假私济公才是切实有效的方法”， 不能不承认白坚武的识见确实有独特之处。一般而言，价值相对主义的长处在于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标准下被“去魅”，而其短处则在于综合——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坚武在1927年下野后，在天津安安静静做寓公，凭着怀疑一切的价值相对主义眼光，他大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民间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个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总持有天降大任于“自己”的良好感觉。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进一步转变。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民间思想者”，白坚武尽可以将观察对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后果。但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他深知“旗号”（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以一种合情合理而非仅仅实用的政治目标来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正如白早年的朋友李大钊在1919年所揭橥的：“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白坚武在民初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深谙核心政治目标在动员群众方面的重要性。这在他1927年后的日记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与几个朋友预测国共相争的结局，白的观点是：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1928年，国民党尚处于上升期，连林彪这种浴血井冈山的共产党人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白坚武能有如此预测，关键便在于他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所宣示的理论不彻底，缺乏说服力。从后来的结局看，这一点也确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坚武不仅对夺取政权时的“共见”作用相当看重，而且也强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同样应借助“信条”来整合社会。1929年9月27日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余谓国家有信条而后，群众心理对于政治始有准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纲纪修饬结果，构成一国家神圣信条，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旧信条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条，上乃有统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国以来，国家永无确定之信条，专凭当局一、二人之威权驱驭徒党；威权以势力而存，势力不能常具，而威权凌替矣。故政治变相仍其势然也。不管是“共见”，还是“信条”，事实上在这里都是指一个社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坚武对“共见”或“信条”在政治中的粘合剂作用有相当清醒的认识，那么，下野后仍不甘寂寞的他又应以何种思想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的“共见”或“信条”呢？ 如前所述，白坚武的政治思想在1922年之后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他的思想往往会因“用”的不同频繁转变。比如，他曾对国民党大搞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颇为不满，认为“凡崇拜之人物须有相当之分寸” ，但一旦其政治活动屡因组织涣散而失败，便又对德国希特勒的独断手法大加欣赏；再如他曾肆意攻击社会主义，但一旦见到身边的朋友因生计困难而一筹莫展，便又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作用的唯物史观“亦未可一笔抹倒也”。 不过，这些大致没有超出以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做基础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范围。在白坚武晚年的思想中真正异于从前的一个明显变化应是：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所谓南、北畛域之见，这里指的是将南北的地理差别引入政治斗争，认为北伐战争是南人对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1933年夏，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白坚武即感觉到“蒋介石南北之见太深，以北为征服地，任其自然，惟有当亡国奴耳。非集合同志决心自救，无他途也。” 此时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后白坚武手订的《正义军军歌》中，这种强调南北对峙、复兴北方的观念更是表白无遗。军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强北》，歌中唱道：泱泱东海，巍巍太行。惟人与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国，北在终不亡。燕赵好身手，切莫须臾忘。到了晚年，白坚武这种“北方复兴，舍我其谁”的自我定位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早年吴佩孚曾有一次给他看手相，他觉得“似有似无”，而在1936年3月28日，当两个算命先生告诉他：“定中国定北方者为白氏烈士”，他即感到大为受用，认为是“天命攸托”。如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对满汉民族差异的强调，白坚武此时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也有其社会背景。民国初年，由于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些政治冲突便往往被简化为南北冲突。当时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曾从南方的角度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 南方对北方的不服与不满，跃然纸上。当时开战多称“南北战争”，议和则叫“南北妥协”，以致态度相对超脱的国民党领袖黄郛在1918年感叹道：“今北京命令，称西南曰南服；西南文电，名北京曰北庭；吾试问西南究为何国人，北京究为何国都。”北伐之后的情况，可能比民国初年更为严重。尽管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认为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不是以南方统一北方， 但北伐战争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方发动、并取得成功的统一行动（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这对北方民众的心理，应有较大刺激。而且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一系列举措（如迁都南京），皆加剧了北方对南方的成见。青年党领袖李璜当时曾游走南北，对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忆道：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工夫，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何况……革命而要称之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认为南人骄妄了。我初闻此种怨言于失意军人政客之口，并未加以重视，及询问同志们，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便令我不能不对国事有了隐忧。值得注意的是，从白坚武的日记看，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大北方主义者”，换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见在早年并不强烈。譬如他在1918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今俨然国都也，其人除食睡外几同鹿豕。” 事实上这将北京人视为行尸走肉。白很早即对南北两地人民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南方人“智优而力不足”，北方人则“力不患不足，患见事之不明”， 而且，这种成见基本贯穿始终，一直到1936年，他还在日记中感叹：“北人多混沌不明” 由此可见，他在能力方面并没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认为南人与北人在体力与智力上各有所长。不过，他在1927年之后，亲见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后在北方造成的动荡与不满 ，于是便敏锐地抓住当时政治斗争的这一症结，迅即打出“强北”的政治旗号。这中间，从其前后态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作祟。不管白坚武的南北畛域之见上是借题发挥，还是确实相信，这个借口或解释后来成为其政治行为的一种安魂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第一节所述，白在青年时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到晚年，这种起码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并未完全丧失。譬如，在“九?一八”之后，他也会痛心疾首，认为“东北一般醉生梦死之人，外患之来未能防于事先，复不能应于临时，可痛可恨！” 面对日本的侵华活动，他在内心深处也有一定的防备，如其在1932年即认为：“现在日军横冲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战，必步德国后尘” 。考虑到白写日记并无示人的动机，那么我们便不能认定他的这些言论完全出于作秀。事实上，白坚武一方面高谈救国爱国，另一方面为求政治发迹而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动机。正是这个虚构的“正当理由”， 才使得他在内心深处将如此矛盾的政治行为统一起来，既为自己动员信众寻求理论工具，也为自己卖国求荣找到正当理由。如果说吴三桂的降清如同民间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白坚武与日本勾结的自我解释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
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时，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哲元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於是黯然离开部队，渡过黄河前往郑州，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改编而成)随即被撤销了番号。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4月5日，宋哲元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仅仅一个多月后，宋哲元的老部下，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鄂西山区的南瓜店壮烈殉国。宋哲元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羡慕他昔日的战友死得其所吧。 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1935年6月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来到平津这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 抗日雄师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赢 第三十七师 师长 冯治安 第一O九旅 旅长 赵登禹 第一一O旅 旅长 王治邦 第三十八师 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 旅长 李金田 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白色恐怖“形容专制社会执政者迫害政治异见人士而导致的社会不安氛围；李先生原名寿长（关于李大钊的名字，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附录《李大钊生平活动简表》记载：1895年，李大钊的私塾先生单子鳌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大钊，字守常。这里所说的寿长，究竟是有其名，或是记录、印刷之误，尚待查证），直隶蓝田人（李大钊实为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此处记录稿有误。因“乐亭”与“蓝田”读音相近，故将“乐亭”误写为“蓝田”）。七岁时即父母俱亡（关于李大钊父母逝世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说。这主要根据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英语班上写的一篇题为《我的自传》的作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中说：“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另外，李大钊1927年被捕后，在监狱中写了一份《狱中自述》(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其中也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二是“遗腹子”说。这主要根据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李家祭祀牌位。这个牌位记载李大钊父亲李任荣逝世于“光绪十五年三月”，公元为1889年3—4月间，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故称“遗腹子”。另外，李大钊的女婿贾芝研究李大钊生平多年，许多材料出自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他在《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中也说：“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他降生以前，他的父 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母亲生下他以后不满一百天，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不久离开了人世。”此处所说“七岁时即父亲俱亡”，如果记录和印刷无误的话，似可作为“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之说的佐证），亲旧亦甚少，孤苦异常。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此处有误。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间为1907年，即其十八岁的时候），曾领导全体学生从事立宪运动，与同学白坚武等有该校三杰之称。民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不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据《李大钊传》记载，李大钊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民五(年)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常执笔为文（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1916年春在日本写的《青春》，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民)六年，办民彝杂志（《民彝》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1916年春开始编辑，5月15日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的论文）。先生曾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氏，旋又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从事研究，可见先生之热心政治运动（关于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有的说是在“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贾芝：《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还有的说是在1916年(见《李大钊传》第228页脚注)。但这里说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之先，而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于1914年，那么，神州学会成立最迟在1914年。另外，高一涵后来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中清楚地写道：“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据此，可以断定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当在1915年1月“二十一条”签定之前。那种认为神州学会成立于“二十一条”签定之后或成立于1916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袁氏死后，先生返国（关于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据《惺庵日记》(惺庵即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白坚武)记载，是1916年5月。(转见刘野：《李大钊同志自日本归国的日期》《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时汤化龙欲搜罗国外留学生鼓吹革命，创办晨钟报，请先生举其事（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的时间为1916年6月至9月）。后因汤与孙洪伊意见冲突，汤渐与保守派接近，先生乃毅然脱离该报(即现在的晨报)。旋又与章士钊编辑甲寅，因章勾结政学系，不久亦去（李大钊担任《甲寅》日刊编辑的时间为1917年1月至5月。在这五个月里，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篇）。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此处所谓“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有误。据高一涵自己后来写的《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记载：“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这说明李大钊并没有到武汉讲演。据查，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觉悟社邀请曾到天津讲演过。这里所说的“到武汉讲演”，可能是到“天津讲演”之误）。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1919年暑假，李大钊曾经回到故乡乐亭，后来又去了昌黎五峰山）。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处“途中”指的1920年1月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的途中。 由于乘坐的是骡车，从北京到天津需要好几天时间。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因此，在途中共同商讨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奉直战后，白坚武与吴佩孚勾结，下令通缉先生等，先生乃逃往苏俄，至国民军入京时方返国在京主持北方民众运动（1924年5月，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避往昌黎五峰山。6月秘密回到北京后，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初冬回国。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李大钊负总责）。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据《李大钊传》和李星华著《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记载，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之后，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时，李大钊曾被人群挤倒，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先生温和浑厚中有侠义气，故朋辈多敬而畏之。至其学术思想，文字散见各报章杂志者甚多不赘。
答： 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到了大禹的时代，天下不讲道德，衰落起来，不把王位传给贤臣，却传于儿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孟子曰：“不是，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天意，让传与贤人，那么就传与贤人；天意让传给儿子，那么就传给儿子。过去，舜推荐禹也是按上天的意思，十七年以后，舜去逝。三年之丧之后，禹在于阳城回避舜之子。天下老百姓民都听从禹，与尧去逝之后，老百姓不听从尧之子而听从舜的事情一样。大禹曾推荐过益，七年，禹去逝。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的人都不去找益 而找启，曰：‘你才是我君的儿子也。’讴歌者，不歌颂益而歌颂启，曰：‘你才是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成气，舜之子亦不气。舜被尧看中，禹被舜选中也，时间长，施恩泽给老百姓姓长久。启贤，所以能敬承继禹之道路。益被禹选中，时间短，没有施泽于民。舜、禹、益相去远，他们儿子的贤德或不贤，皆天也， 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启贤，能敬承继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都 是天意吧， 非人力之能控制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一定要如舜 禹，同时，一定有天子推荐，所以仲尼没有得到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 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 虞禅，夏后、殷、周继，讲道义，都 是一样的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