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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中国人他们已经站起来了，他们敢于面对所有的困难和责任，他们真的是非常伟大的，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我是非常的支持的。
日媒称中国人工智能加速赶超美国，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处于什么水平？
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工智能还全球第三名 ，而前两名分别就是 美国和欧洲 ，
由于这两个地区和国家，他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发展比较强，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比较强，还有就是他们的发展历史也非常的强，注重吸引人才，注重教育的质量 ，这使得美国和欧洲人工智能的实力非常的强劲 。
人工智能被称为AI，随着经济实力和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不断的在创新和发展 并不断的对现实生活中运用 ，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 。等我国的人工智能的相关的产权来看，中国是被公认的人工智能的大国 并且未来是最有希望超越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国家 。
将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来说，在人工智能和汽车制造等方面已经领先世界前列的地位，而这些技术决定着这些产业的未来，也决定人工智能产业以后的辉煌。
人工智能的作用有？很多好处哦，从体力上讲，人工智能是超越了人体的，为人体减轻负担的。从而让人们不用很累的劳动工作。从预算来说，人工智能可以收集数据。从时间上来说，人工智能可以，二小24小时工作，解放了人们的生活。解放了人的更多时间从军事上来说，得到老更强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从医疗方面来讲，做手术时更加准确，没有丝毫的误差。更精准。
从救援来说，可以把遇害的人从救援或进程是可以控制人工训练。可以预报天气。让人们带伞。让人们不再出门。可以更好的维护国家的安全。你可以解放人们的双手。可以更好的完成一项任务，而不用人工去完成。现在的人工智能非常广泛，有手机和app，各种智能软件行业设备，医疗，金融，重工业，制造的人。给社会提供了很大的便捷帮助。从而改善了生活。
不断的改进，从而发掘到最好以及提供基本的医疗反馈，需与健康的助理。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甚至可以取代一些老师，人工智能可以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方式方法。在金融领域上，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个人的理财的应用。可以保证人们的稳定性，安全性。从而有利于更大的投资方面。人工智能还能运用于法律。由于写人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请求人工智能来帮助更好的解决问题。
日媒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因为有三大优势，所以很可能会在几年之后就能赶超美国。这三大优势主要是充足的研发资金、大数据的发达以及中国大批优秀科研人才。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很多的中国人都觉得精神振奋。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将会在不久之后就能赶超美国。那么关于日媒称三大优势助中国人工智能崛起，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以下是我的看法：
一、中国想要赶超美国还需很多年
美国作为一个在经济和科技都处于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这个国家的科技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才刚刚起步，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即使中国具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够超越美国。
二、发展科技也需要脚踏实地
发展科技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也需要有优秀的科研人才。即使中国在这两方面的优势都非常明显，也不能够太过自大，盲目的进行发展。只有认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了解国内人工智能的现状，脚踏实地的发展，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更加牢固。
三、希望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得更好
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进入了21世纪之后，又一直在以非常一个非比寻常的速度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如果想要超越美国的话，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希望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够发展的更好。
关于日媒称三大优势助中国人工智能崛起，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以上是我的看法。你觉得中国何时能赶超美国呢？欢迎留言交流。
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赶超美国，因为按照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相对在不久之后很快就会赶超美国
日本的BL小说对中国影响挺深的，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日媒称本田正考虑降低对中国依赖，此事会产生蝴蝶效应包括降低日本方的效益。减少其市场规模。对于各个产业之间联合发展也有非常重要影响。日本媒体根据中美关系不断恶化所影响，将会减少本田在中国的供应链，也会减少对中国依赖。基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美国也会加紧，唯独中国的各种企业，日本也因此受到的影响为了减少风险和损失，很多西方企业不断与中国的企业相互挂钩，本田企业也将会考虑新建一条供应链，降低对中国依赖。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并没有更多损失，但是对日本而言就会减少自己的市场规模。不管任何企业，都不会短时间内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因为中国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其他国家的相应产建工厂等多种需求一定让中国带给其很多经济效益，此种政策调整需要得到支持，日本政府曾经出台各种政策来鼓励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到日本。但是最后都没有获得积极响应40%都是在中国生产。
对于华生产这条生产线，如果消失之后在日本而言会带来具有损失。任何角色的事物都可以给一个企业带来毁灭，所以应该进行深远考虑。如果选择与中国脱钩之后想要找一个另外的合作合办是非常困难。与中国而言，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具有用工成，所以才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企业，但是中国自身有着非常优越的各种建筑。资源和技术含量。对于各种机械设备的缺乏也让他们无法进行正常运行。
中国有着非常稳定的商业环境，外国企业如果选择遵纪守法，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中国将一定会始终保持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想要拓开中国市场，我们也不会做出其他的政策支持
台湾比较强项的部分是零部件，我们从进出口的观点来看台湾汽车零部件出口。进口零部件的部分，94年有650亿台币的进口，640亿往下掉到550亿。日本进口量从94年的75％到2002年三分之二。零部件已经在十年之内由10％替代了完全从日本的进口。苏锦夥说:十年之内台湾零部件的出口提高了一倍，从450亿提高到900亿台币。出口像美国是主要的对象，一直维持美国市场40％。从零部
日本汽车出口中国的量虽然少，但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大。回想起 80年代日本车汹涌的进口势头与国产车生产状况形成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中国人深思。 丰田汽车公司一直倾心于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早在 1964年就首次向中国出口，那时中国 85号以上汽油货缺，丰田就在大部分商用车上装有能使用 70号汽油的发动机，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故障。 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汽车需求市场启动时，有着丰富的国际营销经验的日本商家立即做出反应。从 1988年起，丰田开始与沈阳金杯汽车厂合作生产金杯牌面包车，1994年达到年产 5000辆的生产能力。90年代，丰田汽车公司为了扩大对中国的汽车销售，按照中国国内的使用环境和路面状况，设计推出了中国规格的丰田汽车。 为了提高丰田汽车的市场竞争能力，丰田公司采用多元化配件供给方式，通过由世界各地相互提供价廉物美的零部件进行生产。零部件制造和车辆生产不是以国度为界限，而是通过建立国际规模的生产网络，最大限度地追求高质量和低成本。同时，他们通过设在中国各地的 33家特约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全面的售后服务，以此来争夺中国市场。丰田汽车公司的经营专家神谷正太郎说的好：“生产必须先投资，销售也要先投资。如果只是全力挖掘当前社会的需求，企业马上就会走上绝路。如果考虑到 5年、10年后的长远情况，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在所不惜。” 正是有这样可靠而及时的市场信息反馈，使丰田汽车公司能够不断开发研制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2017年,日本首次派军舰进入南海地区进行巡航,突破了二战以后没有派军舰到南海巡航的惯例,引发中日两国之间安全上新的矛盾。日本想通过派自卫队军舰到南海巡航,鼓励南海国家同中国的领土争端,同时也在开辟新的纷争领域,牵制和转移中国对东海地区的战略目标,以便减轻日本自身在东海地区的压力。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独岛(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始终没有得到缓和,并时而爆发冲突和抗议,损害了日韩两国关系与互信。再加上对于朝鲜政策日韩两国经常存在严重分歧,文在寅政府主张加强接触,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安倍政府长期主张强力制裁,压迫朝鲜放弃核武器。近两年来,安倍政府又改变了对朝鲜的策略,希望通过接触,与金正恩会面,来发挥日本对朝鲜半岛安全的影响力,但朝鲜方面并不理睬,日本朝鲜政策难有出路。 中韩两国在朴槿惠总统执政期间的前半期,关系良好,甚至被称为中韩关系的蜜月期。但由于朴槿惠执政后期,允许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中韩安全战略关系恶化。其实中国并非单纯害怕“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而是担忧韩国借此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小北约,形成美日韩三方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局面。中韩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受到损害,也危害到了韩国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 经济障碍。在中日韩协定谈判过程当中,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诉求也产生一定分歧和矛盾。日本和韩国都不太愿意完全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日本极力保护本国大米市场,这在国际经贸谈判当中已经成了日本的政策标签。同时,中国对开放工业产品市场和服务业金融市场也比较谨慎。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如日本与韩国。因此,日本对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经常表现出不屑的态度,认为相互之间的开放标准太低,对日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采取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开放程度,日本则完全不能接受。日本要求的是大幅度开放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 就目前而言,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70%要缴纳关税,而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产品大约70%已经实现了零关税。因此,日本要求中国方面大幅度开放商品市场,开放投资市场管制,开放服务业领域的投资管制。韩国市场开放程度高于中国,但比日本的开放程度要低,所以,日本也要求韩国大幅度开放市场,放开在商品投资和金融领域的管制。 2019年7月1日开始,日本对韩国采取半导体材料制裁政策措施,接着又取消了对韩国贸易优惠政策,将韩国剔除出日本贸易优惠白名单国家。韩国对日本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两国关系一时之间剑拔弩张,韩国民众展开了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活动。韩国政府多次积极主动要求日本通过双边谈判取消对韩国的制裁,但并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就目前来说,韩国要求通过两国谈判同时取消相互之间的制裁,使韩日两国关系归于正常化。日本对此并不理睬,反过来要求韩国首先取消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政策措施,然后日本再考虑下一步对策。这表现出日本对韩国的某种经济优势和经济政策上的傲慢,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并不想在短时期内取消对韩国的经济制裁,而要维持其长期化。文在寅政府不敢首先取消对日本的经济反制政策,因为担心日本并不能够给予韩国同等的和对等的积极回应,那样必然要遭到韩国在野党和国民的攻击,而被称为对日政策软弱,导致文在寅政府支持率下降。所以,文在寅政府不敢轻易采取的政策是先对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而没有日本同等承诺回报。 在经济考量方面,日本并不急于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深层次的担忧是,害怕通过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让中国经济继续做大,而使日本成为中国经济圈的一个附庸。因为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出口市场,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日趋增大,而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却日趋减弱。日本有这种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客观因素。同样,韩国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韩国对外进出口1/3到1/4左右都依赖于中国市场,有些韩国学者对此十分担心,害怕中国哪天通过经济制裁手段卡住韩国的脖子。这种考虑和日本的想法有相似之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外部因素障碍。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能够对中日韩东北亚地区发生强烈影响的美国因素,以及其他国际性外在因素。就美国而言,一直想强力主导东亚地区安全与国际政治,如果中日韩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建成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显然具有很大冲击,客观上将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力量。所以,美国一直是东北亚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隐形杀手。 2011年3月,日本发生东北地区大地震与大规模海啸,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与核泄漏,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日给予强力支援,改善了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印象。2011年末,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对中国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日双边关系,达成了日本购买中国国债、货币互换与人民币和日元直接结算等多项协议。再加上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关系改善的气氛已经有所显露。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居然跑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12年4月16日发表演讲,提出由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私人土地的政策,最终由日本政府接手购买,人为制造出中日之间关于领土主权问题的严重冲突和纠纷,以至于严重影响了本来可以大踏步前进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石原慎太郎为什么在美国提出这种政策构想?背后是否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因素?是否有美国政府的因素?这可能成为永久的 历史 之谜。但多多少少能够看到美国的幕后身影,从利益相关方分析,美国不希望中日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不希望日本通过这样的协定靠近中国,而弱化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政府作祟的嫌疑性比较大。即使没有美国政府插手,也有美国右翼势力在幕后动作的影子。 除了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强力影响以外,朝核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的发酵和相关事件的处理,也对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产生影响,中方需对此妥善解决,否则可能会增加日本或韩国的某种对华不信任心态,增加协定达成的难度。 文化 社会 因素障碍。文化 社会 因素对中日韩三国谈判属于弱影响,因为这类政策毕竟主要由各国政府主导,文化 社会 因素能够间接影响三国政府领导决策层的心态,或者有利于促进谈判的进程,或者可能成为阻碍谈判的某种因素。显而易见,这种影响属于间接性影响,而不是直接性影响。 最近若干年,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有厌恶的心理,同时又有羡慕的心情,总体而言对中国的好感度长期较低。就日本政府公众舆论调查显示,2019年10月,日本内阁府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中,有亲近感的只有,没有亲近感或恶感的公众达到。中国对日本的好感度在近年来逐渐上升,2019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峰,“对日本持正面印象”的中国人为,好感度达到该调查实施以来的最高点,几乎每两位中国受访者中就有一位对日本抱有好感,与日本对华的好感率惊人地不同。 日本公众过去对韩国好感度还比较高,但从2019年7月日韩两国相互制裁以后,日本对韩国的好感度大幅度下降。2019年10月,在日本对韩国的好感度调查当中,有亲近感的只有,没有亲近感或恶感的公众达到。14根据Gallup(韩国)2019年7月最新一期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人对日本好感度创下了28年来的最低,降到了12%。对于“韩日两国当前纷争,谁责任更大”的提问,61%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的责任更大,17%的受访者认为韩国政府责任更大,13%认为是双方的责任,另有9%保留意见。15韩国公众对中国好感度有所上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2019年韩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61%,中国对韩国的好感度达到47%。16这个数据说明在中日韩三国关系当中,中韩两国民心还比较贴近,和实际情况比较符合。也说明这类舆论调查具有较大程度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中日韩三国的舆论调查显示出中日韩三国民心相互贴近的某种倾向,尽管对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没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背景影响还是存在的。它能够影响三国领导人对于签署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些判断。尽管这种影响属于弱影响,但也不能完全忽视。 疫情因素的阻碍。2020年1月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日韩三国都有很大冲击,尽管三国都属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政策效果发挥较好、较快遏制住疫情、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亡的国家。但是,在6月份以后,三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疫情的二次反弹,这给本来扑朔迷离、难以确定走向的疫情又带来了新的变数。三国不得不再次分散出许多精力来应对疫情防治的收尾工作和疫情反弹。同时,从这次疫情全球扩散和蔓延的状态来看,有出现多次反弹、多次爆发的可能性。这将使中日韩三国不得不抽出更大精力来应对疫情,起码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推进中日韩三国协定的谈判和达成。因为这次疫情有以下三个特点,可能导致其长期化、多次反弹化。 第一,疫情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即使中日韩三国的国内疫情传播已经得到极大控制,毕竟要有打开国门、同外界交往的那一天。只要是国家交往和人员流动,就可能导致疫情再次传播、再次爆发,因为目前来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可能还会长期延续。即使北半球控制住了疫情,南半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很难在今年控制住疫情,因此还存在交往传播、病毒扩散的可能性。第二,根据现在医学界对疫情的传播研究,估计有一部分病毒感染者的潜伏周期不仅可能超过14天,还有些潜伏周期可能超过一个月。这么长的潜伏周期,就使隔离政策难以完全有效推行,一旦长周期潜伏的人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量与他人接触,就可能导致疫情新的反弹。因此,对于这种不断反复、长期反弹的疫情,很有可能使中日韩三国在今年都难以抽出精力,来认真对待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谈判的问题。第三,目前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病毒害怕高温炎热天气,在高温炎热天气其病毒活力大幅度降低,这可能导致在夏季高温季节的七八月份,出现北半球疫情得以完全控制住的假象。但是,一旦进入秋冬季节,潜伏病毒借助寒冷天气活力增强,再度大规模爆发就成为可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将损害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疫情如果出现上述三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2020年达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期待,完全泡汤。 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存在有利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化大潮中,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一体化的合作,是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方向,可能有些国家和地区组建和加入有早与晚之分,但是大方向是注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历史 趋势。这一发展大趋势不会因为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而改变方向,充其量只能是暂时遇到较大的阻碍和挫折而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将来还会出现新的发展高潮。这是由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不以个人集团和国家利益为转移,中日韩都应认清及顺应这一 历史 大趋势。 第二,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三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中日韩共同的政策安排与政策合作的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上,中日韩三国并没有根本分歧。有分歧的地方仅仅是合作领域,各领域开放程度、互惠程度、合作细节等方面。细节问题早晚会被克服,而不可能永远阻碍大方向和大目标的推进与实现。因此,在战略上中国要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带动日韩两国推动协议谈判进展。 第三,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贸易争端,中日韩三国都是美国贸易争端的受害者,美国政府不顾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对中日韩三国实行单边政策打压,通过随意提高关税、数量限制等方式打压三国,三国都备感切腹之痛。因此,三国都希望和期待,在美国之外能够拓展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合作空间,这种外部的压力与损害,实际上有助于促进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三国来说有抱团取暖的意义和效果。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挫,三国实物贸易出口下降幅度比例更大。疫情未来发展还存在诸多变数,对三国经济打击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如果三国能够逆势而上,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扩大相互之间的实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经济合作,对于在疫情结束以后,迅速推动各自经济恢复和发展十分有利。尽管自由贸易协定对三国有利的程度不太相同,但却能够促进各自经济的提升,在基本面上对三国都有利。鉴于上述分析的利弊情况,中国应该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和对策。 第一,韩国和日本同中国相比,都是比较精明、比较重视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国家,容易陷入细节利益问题上的争执跳不出来,难以发挥对中日韩谈判进程的引领作用。因此,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大方向上要强力引领和推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可以通过国家、政府领导人电话会谈,视频会议,见面会晤,以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等形式,强力引领和推动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的达成。 第二,在谈判的具体问题上,适应于2018年以后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对日韩两国大幅度经济开放,直接引领日韩两国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给予相互对等优惠,加快谈判协定达成。必要时中国开放的幅度可以超过日韩两国。毕竟两国的经济体量都不如中国,中国有能力承受和吸纳对等开放、或是超越对方的开放。中国能给美国的开放,都可以考虑提前给予日韩两国。因为日韩两国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同时,更大幅度的开放政策,很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促进效果。因为越开放的经济,越能够实现市场资源最有效和最佳的配置,更容易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率。 第三,对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韩国积极性明显高于日本,中国可以通过对韩国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对韩国产品进行更多采购,来提升韩国促进自由贸易协定达成的积极性。这会起到加大对日本吸引的作用,让还比较犹豫的日本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加深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力度,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都能够获得超级红利。 第四,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要追求高水平开放。可以比较此前美国主导的TPP协定的内容。这样基本上能够满足日韩两国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日韩两国在农业领域高水平开放,可以给日韩两国足够的过渡时间,就像日本在TPP协定当中对大米和农产品的过渡时间相类似。这样在谈判细节和技术问题上,日本没有长期拖延该协定签署的理由,等于从技术上清除了日本阻碍协定达成的障碍。 第五,中国要强力团结日本,大幅度缓和中日两国关系。但是,中国能够对日本让步的领域有限,钓鱼岛和南海等涉及到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领域,都属于中国无法作出让步的核心利益领域。中国能让步的领域主要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在经济领域,中国可以根据日本高标准的开放要求,和日本对等开放,对等降低或取消关税。以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力量,虽然会在有些领域吃亏,使中国自身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遭到一定损害,但也同样能够促进中国市场发挥出竞争活力,对中国自身经济也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中国可以淡化中日两国之间的 历史 问题,不将其作为中日两国的根本政治原则来考量,这样就减少了中日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爆发点。 历史 的问题交由教育界和 历史 学界研究讨论,专业问题由专业人士去解决。即使长期之内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因为 历史 认识上的见解摩擦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化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到解决。在 历史 问题上的政治高压,更多压住了某些表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也使对方产生了诸多逆反心理,达不到一个良好的政治效果。在此领域无为而治,由专业人士去解决专业问题,效果可能更好。当然这么说,绝不是要让国家或政府彻底放弃对日本错误 历史 认识的应对性反应,该表态的还要代表政府与国家表态,该批判的也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只是不要使其成为阻碍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的诱因,不建议把 历史 问题的政治分量无限度扩大。因为在中美矛盾日趋深刻化的今天,团结和拉住日本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平衡力量之一。 第六,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深化,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的大趋势之下,中国一方面要努力调整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能缓和则全力使其走向缓和,起码保持中美关系不破局的状态。同时,强力调整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推动中韩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增加中国的外交空间与回旋余地。 由于日韩两国本身都是美国的同盟国,他们基本上不会在国际政策上脱离美国所制定的政治与安全轨道,因此,中国大力改善同日本与韩国的关系,并没有触犯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不易遭到美国的强烈应对与回击。因为美国对日韩两国在政治与安全上基本比较放心。同时,中国对日韩两国大力改善关系,绝不以削弱日韩两国同美国的关系为前提。那样既不可能实现,也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制,甚至可能会出现得不偿失的局面。 所以,中国改善同日韩两国的关系,从中日韩三国利益的视角来考虑更加合适,这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关系改善政策,而绝不以反对美国为目标。甚至可以借助同日本与韩国关系的改善,由日韩两国从中发挥作用,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美脱钩无助于促进中国同日韩关系的改善,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一再试图僵化中美关系,那会导致中日韩的关系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中国政府如能采取上述战略考虑与对策,将有助于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在今年达成。即使在今年无法达成,只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极为有效的控制,不远的将来也有望谈判成功,未来前景将十分广阔。 本文转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8),70-81 作者：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①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启动自贸区谈判,加强经贸合作,符合中日韩的国家利益。②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较量,启动自贸区谈判,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中日韩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③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每小点3分，9分）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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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因为日本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远远深于、广于中国，素材非常多，所以建议选择以中日对白居易的诗歌研究为题，推荐:《琵琶行》、《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