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毕业论文

妇好-妹喜;妲己-娥黄|褒姒-太姒.西施-姜嫄|王昭君-吕雉、栗姬|貂婵，蔡文姬-吴国太，洛甄，甘夫人、糜夫人|飞燕、合德——长孙皇后——孙二娘—郑氏苏夫人

给一些资料，您可以参考：小评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 �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蓑「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簟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quo t;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2．宽容大度、中肯客观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3．名家名作．风格鲜明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王昭君，小周后，杨玉环，李清照，秦良玉。

文学作为人学，是 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1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 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 反思 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 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 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 “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这批形象包括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发展的反派形象，以及多种历史人物形象。从中不难发现，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过去贫穷困苦受欺凌、受压迫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喜欢的描写对象，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一跃成为主人公，成为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成为人们仿效的榜样，填补了当代文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完人，也与那些为数不少的平庸浮浅的人物形象不同，它具有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物个性鲜明，优点缺点皆有，但是他却更让人印象深刻。他比完人更可敬，比平庸更真实，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简。文学作品主人公新形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的应用，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批文学创作者若想达到成熟，那么首先要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艺术风格是民族文学、时代文学的兴盛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短暂又漫长的十年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3]，但广大文学创作者依然不断深入生活，坚持写作理念。特别是早在五四运动到来之前，写作风格就已经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者在文化运动新潮中，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全新的进展和突破。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人们得到解放之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文明取得了迅猛发展，文艺创作者们纷纷探索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时代需求，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探索和创造还建立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具有群众基础，其拥有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赞许的。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文学创作者尽管各有各的风格，也一定有时代精神的标签。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肯定包括生活环境、人生际遇等因素的影响，时代和社会是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在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它是融汇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的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 的一种文学现象。 4少数民族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力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文坛不可或缺的瑰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得不到发展，甚至已经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五四运动的掀起也让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有才华的作家一批一批不断涌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这些作品中描绘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民俗面貌、文化传统等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新的历史篇章。 5成就经受严峻考验的优秀文艺大军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周树人先生就中国能够出现一批个性鲜明的文学创作家怀抱着巨大的希望，期盼他们能用他们的神笔创造新的时代文学，打破中国文学界的沉寂。20世纪三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时代责任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在热火朝天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家，比如说周树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创建了一支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他们分别产生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第一批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五四运动时期的前辈作家，他们是新文化浪潮的时代思想产物，他们为新文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继续高举新文化新思想旗帜，在当代文学历史中通过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勤劳双手也写下了光辉史篇;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为文学事业无私奉献的文学创作者，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时期，它包括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包括了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文学创作者们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艰苦而磨灭了他们的创作意志，更可贵的是在烽火中在苦难中崛起，他们肩负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也有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在新中国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此外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创作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在新时期涌现的青年作者大都成长在大好时代，相对而言他们还有些许稚嫩，些许不足，但是他们是新文化的新鲜力量，新的生命活力，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中坚力量。这支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在党的思想指导和文化浪潮的培育下，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而今已经锻炼得更为坚强和成熟。 在探讨国内文学在现当代的成就时，应该是内陆人民和港澳台同胞文学作品的总和，不得不说港澳台的同胞们也不乏有相当多的进步文学作品出现。港澳台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港澳台的中国人和内陆人民也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近百年来，台湾的进步思潮在时代的发展和推动下也有所成就。近几年来，各大出版社出版的港澳台的优秀文学作品被内陆文学家、文艺工作者所熟知，在欣赏优秀作品，开拓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从作品中得到了某些借鉴。因此，不断加强研究台湾、港澳文学的工作，对了解各地区文学以及加强祖国统一团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绝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结论 总而言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开端。一百多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而又艰难的道路，但是取得的突破与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分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不断研究和总结，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现当代文学的论文范本篇2 浅析现代文学中狼形象的复魅 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__诞生后。基督____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基督____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 经验 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猜你喜欢： 1. 有关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 2.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3. 现当代文学论文提纲 4. 现当代文学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