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毕业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研究论文

摘要： 环境艺术设计是艺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的融合发展的产物，是人对空间环境形态与内涵不断总结与升华的结果。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综合因素的把握与研究，合理地将地域环境、文化特点与艺术构思巧妙地进行融合。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作品应当建立在综合地域文化基础之上，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演绎出文化内涵，能够充分展现地域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本文就以甘肃地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甘肃地域文化特色因素,阐述环境艺术设计应根植于本土环境,更好地诠释环境艺术设计应当与甘肃地域文化特色融合，促进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中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

关键词： 环境艺术设计；地域文化；融合研究

一、环境艺术设计发展需要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合

环境艺术设计，是以人为主体，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为人对美的事物的精神追求进行的艺术化的环境空间创造。它的形式不单一以绘画、雕塑等艺术方式展现出来，它是通过对环境空间进行围合及内与外的联系，进行融合与共生的环境艺术创造。这就要求人们在对环境艺术设计方案进行系统而又整体性的把握，从而找到解决方案问题的方式方法。在人类对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生存与行为方式在空间中与环境的关系越发的密切，在不断提高生存与行为需求与质量的同时还要充分满足人们在空间环境中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这就要求环境艺术设计成为了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综合学科系统，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知识系统，以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础不断扩展丰富其内涵。环境艺术设计的从业人员由于行业发展普遍存在综合业务能力欠缺，环境艺术设计目的不明确，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设计作品整体性不强、功能设计不佳、设计感不强、设计作品文化底蕴表现底下，一味地追求设计作品的形式感，而忽视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造成设计作品千篇一律。因此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项目开发与设计实施应该充分展现出民族化、地域化、个性化。

二、甘肃地域文化特色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特色资源

甘肃传统文化底蕴丰富，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环境的因素，甘肃地区具有农耕文化文明、草原文化文明、丝路文化文明、宗教文化文明的聚集地。这里的敦煌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彩陶、青铜器文化遗址影响深远；丝绸之路文化历史悠久；黄河文化与伏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长期的多民族聚居社会环境为甘肃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基础。甘肃地区特有的砖雕、皮影、剪纸、刺绣、曲艺、“花儿”、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等构成了甘肃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甘肃地域文化特色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表现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甘肃地域环境文化与艺术资源。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应当把握时代设计的潮流，对甘肃传统文化和甘肃地域环境艺术进行开发与研究。

三、环境艺术设计与地域文化特色融

合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当代环境艺术设计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因素进行全面协调，创造出满足人需求的和谐美好的生存环境。以人为主体的生存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内容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这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前景与最终目标。[1]文化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地域文化特色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有别于其他地域特征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外在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地域特色是特定地区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息息相关，它蕴蓄着人与社会的内在素质，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因此，文化环境是历史的见证，是延续地域发展的重要因素。[2]环境艺术设计是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哲学、和城市经济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比较、类比、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对环境艺术设计展开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公平与效益、民族与世界”等矛盾体的激烈碰撞中，寻找并剖析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获得对环境整体观的本质认识，从“现代化、人本主义”等相关社会学理论角度来解读环境整体的发展问题。这还需要人们建立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运用系统性思维去处理环境艺术系统设计。[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地域文化的积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向前发展。甘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是环境艺术设计开发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文化的特色和民族文化精神是环境设计特色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75).

[2]刘方靓，马牧群.基于“城市包装”的地域艺术文化特色价值研究[J].中国包装工业,2016（06）.

[3]李砚祖.环境艺术设计的新视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07.

我我是安阳人，对安阳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很了解。现在我我想谈谈我对安阳旅游业的一些认识和看法。近年来，安阳美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继太行大峡谷的甲骨文红旗渠的殷墟之后，还有中国文学博物馆和曹操的墓，现在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安阳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安阳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业中的主导产业。但是，与安阳市旅游发达城市相比，安阳市旅游业的发展还不成熟，旅游业还处于初步萌芽的后期阶段。我查了一些资料：2008年，安阳美国的旅游收入仅占该市的这不仅比焦作低个百分点。美国，但也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洛阳龙门石窟门票超过9000万元，而安阳殷墟不到1000万元。明显的差距引起了关注安阳旅游的业内人士的思考。如何客观评价安阳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如何促进安阳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让让我们谈谈安阳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形势。1.安阳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和机遇。(1)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景点与青山秀水相得益彰，三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安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它悠久的历史创造了许多迷人的名胜古迹，如包括甲骨文、青铜器和城市建设在内的商文化，以及《周易》的诞生地巴厘城。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在武学和武术方面有着卓越成就的名人和圣贤。周文王吉昌在巴厘演出《周易》，民族英雄岳飞诞生在安阳汤阴县。还有反映风景名胜古迹的青山秀水。太行大峡谷是由勇敢、危险、陌生和美丽，四面环山，平湖碧绿；被誉为人间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原始古朴，景色奇特。(2)优越的地理位置安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商贸集散地，地理优势明显。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东临齐鲁黄河，西接太行山西，南接新乡郑州，北隔漳河与河北相望，距省会郑州180公里，首都北京500公里。国内交通发达，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便捷，辐射力强。即将开工建设的京广铁路、唐河铁路、唐太地方铁路、京港澳客运高铁、长日铁路连接四方；京珠高速、京港澳高速、安琳高速、107国道、219国道、302国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3)市场空间大，旅游业进入黄金发展期。从发展规律来看，国内旅游业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世界旅游业发展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旅游消费需求就会迅速扩大，旅游业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2008年，中国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河南美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这表明包括河南在内的国内旅游业正进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从发展阶段看，旅游业转型升级方兴未艾。随着人们的不断提高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旅游的消费结构正在从观光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和健身旅游转变。新业态不断涌现，发展空间大大拓展，蕴含着弯道超越、跨越的历史机遇。(4)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2.安阳旅游业发展的劣势和威胁(1)主导品牌和拳头产品尚未形成。品牌建设重点不突出，尚未形成享誉全国的拳头品牌和主导产品。现有的殷墟博物园、八里城等景区规模小，配套设施不完善，布局分散，可及性差，入住性差，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这已成为制约安阳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瓶颈。(2)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产业链短，旅游项目设计开发深度不够，产品单一，产业链有待拉长。目前，安阳美国的旅游收入主要来自门票，但游客文化娱乐购物消费不够，占旅游总收入比重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安阳大部分美国旅游景点管理水平低，文化娱乐项目雷同，缺乏娱乐性和参与性。观光主要是爬山，参观寺庙，聊风土人情。休闲娱乐只能提供简单的住宿、棋牌、钓鱼等活动，这可以不要见游客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学习考察，可以不能吸引回头客。此外，作为旅游资源大市的安阳，旅游购物收入占比一直徘徊在10%左右。特色旅游商品发展滞后，游客主要购物对象为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乡村手工艺品，文化内涵较低，类型单一。(3)对外宣传营销力度有待加强，方法手段有待创新。围绕旅游的对外宣传营销力度较弱，方法手段不够丰富。目前，除了殷墟博物馆、红旗渠等少数景点外，安阳下辖县的景点宣传推介比较薄弱，在新闻媒体上的广告也不多。另外，很多新的方法和手段没有尝试过，很难完全覆盖各类旅游群体。与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4)旅游服务条件和环境条件不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交通设施不完善。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道路较差，景点之间缺乏专业的旅游线路，停车位可以Idon’我不能满足旅游季节的需求。第二，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不同程度地存在。部分景区厨房、厕所卫生条件远未达到预期标准，对苍蝇蚊子缺乏有效控制。三是配套设施不完善。能为散客提供医疗、金融保险、加油、维修等综合服务的中高档涉外酒店、餐厅、游客服务中心相对匮乏。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旅游接待质量和消费者的满意度，限制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5)；先发优势周边城市的城市化给安阳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近年来，安阳周边城市旅游业发展迅速，占据先发优势。河南旅游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近年来，成功探索了焦作现象、栾川模式等著名旅游发展模式，打造了郑汴洛s三点一线黄河太行山游。一方面，为安阳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区域联盟、共同繁荣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安阳旅游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安阳人，我知道安阳的旅游还有很多任务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完成。1.我觉得安阳需要全面细致的创意策划和科学的策划。可以邀请全国各地的旅游精英来安阳参加创意策划比赛。冷杉加强重点景区、星级酒店和大中型度假村的规划管理，科学安排景点和线路，注重周边环境和文化品位。2.安阳的标志性特色很少或者没有，或者说不够显著。打造旅游形象，关停其实在于宣传，从而进一步利用好独特的旅游资源四大品牌如殷墟、周易、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并向外界大力宣传。借助我们四大品牌打造代表安阳的旅游符号和城市名片旅游形象。3.开发自己的旅游产品可以不要局限于门票。可以重点打造文化体验、休闲娱乐、旅游购物项目，拉长产业链。借鉴香港迪士尼乐园、深圳欢乐谷等国内外旅游景点的成功经验，做好旅游六要素。用高层次的创意实现产品创新，让游客获得物超所值的体验和享受，从而延长逗留时间，超越门票经济。4.加强宣传推广，提高旅游市场份额。(1)利用各种媒体资源进行高频度、立体化宣传，树立安阳旅游形象。(1)策划安阳名胜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提高安阳知名度。二是制作安阳旅游形象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重要旅游客源地及周边县市新闻媒体投放，提高安阳旅游在全国人民中的认知度。第三，印刷出版相册、漫画、书籍等。有关安阳的名胜古迹向更多的游客展示了安阳的独特魅力。第四，利用互联网、手机平台等新渠道，定期开展广告宣传，使安阳成为游客和旅行社关注的热点。(2)定期策划开展专题活动，宣传推广安阳旅游产品。一是举办专题活动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大河报》等重要新闻单位全程报道，让安阳旅游品牌逐渐在全国闻名。二是在重要旅游目的地定期举办专项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如殷商文化旅游节，周易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感受红旗渠精神，走进安阳旅游在郑州、北京、香港等地宣传推介安阳旅游资源，吸引游客到安阳旅游。(3)加强与当地旅行社和旅游主管部门的合作，拓宽市场。第一，加强与当地旅行社的合作，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安阳。与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旅行社签订长期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办事处、联络点、合资企业等方式输送游客到安阳。二是加强与周边地区旅游主管部门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共荣共赢的格局。比如联合新乡、鹤壁、济源、焦作、邯郸等市实施南太行旅游协同发展、统一营销，积极打造南太行联盟。5.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以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重点，通过政府投资引导社会投资，营造优良的旅游公共服务环境。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提升道路、通讯、水电、住宿设施。6.加强旅游人才引进和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第一，引进和培养旅游开发和管理人才。对于创新能力强的新型人才，主要引进外部大脑；对于日常管理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二是提高旅游专业人才的素质。通过各种渠道，对旅游专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特别是对导游、酒店接待、餐饮服务等一线从业人员进行旅游服务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第三，开展v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必须与资金投入挂钩，这关系到经济问题。其他行业的合作，包括重工业和加工业，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力宣传吸引外资，在河南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此期间，我们将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对我们安阳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每一个安阳人的积极配合，特别是政府的英明决策，让安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阳人，我为安阳今天的蓬勃发展而自豪，为安阳的未来和近期的努力而欣慰。毕业后有在安阳发展的想法，为家乡尽一份力。我相信安阳的明天会更好。总有一天，我会走在安阳街头，五步就能看到游客拍照，十步就能看到外国人点头称赞。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