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和娜拉形象毕业论文

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两位女性,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年代和国度,对爱情都表现出了执著、义无反顾的热情,但都未能彻底走出爱情依附.在爱情中,她们将自己置于次要地位,而男性也将她们作为自己的附属品,最终导致她们人生的悲剧.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评判她们的悲剧形象,可以对二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比较. 相同点：在娜拉和子君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共同存在的那种传统妇女的种种美德:美丽、善良、勤劳,热爱生活,而且具有一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娜拉热爱丈夫、儿子,以零用钱和自己抄写挣来的钱打发借帐,默默地承担着生活的重压而毫无怨言。他们的贤、良都是建立在热爱生活,而且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基础之上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新型的贤妻良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离家出走都是和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紧密相连的。不同点：娜拉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她完全是一名典型的西方女性，坦率、热情，大方：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林丹太太炫耀自己的漂亮和幸福，也能够在生活的悲剧降临之时，把自己的想法坦告给海尔茂然后出走。娜拉的性格是直露、外向型的。而对子君来说，封闭型的思想文化和传统的民族意识在她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她完全属于一名传统的东方女性：含蓄内向。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之下，她固然敢于打破传统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涓生坦然并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绯红的脸和张皇的视线，还有在夜阑人静时一遍一遍地温习那爱的功课。当她与涓生的爱情生活面临困境，涓生明白地告诉她应该分开了的时候，子君仍是沉默着，最后又是悄悄地离开了涓生。很明显，子君与娜拉性格上的这种不同是由各自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安娜和子君尽管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在各自追求爱情幸福、自身独立解放的斗争历程中，不惜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演绎出了相似的爱情悲剧。一安娜在作品的构思中最初是一个随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生活在一个无爱的深渊里。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根本不明白爱情是什么，更毋庸说去选择，便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安娜拥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体面的家庭，看起来，她的物质生活富有而幸福。那高贵的门第、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奢华舒适的生活使人虽无限向往却又望而却步。可是，正是这种虚伪的“幸福”幌子掩盖下，整整八年，安娜承受着一贫如洗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难以言表的贫困之苦。她的丈夫卡列宁伪善、自私、冷酷、空虚、死板的，过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识匮乏。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枯燥僵化的“官僚机器”，毫无心肝的死魂灵。“他根本不懂什么是情，”他根本不知道安娜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他整天生活在虚伪的海洋里，“一心只想着贪图功名，一心只想着飞黄腾达，他的灵魂里就有这些。”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本该温馨，真实的家庭生活中，却扮演着一个打着官腔，一派虚伪的嘴脸。在彼德保车站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妻子，“是啊，你看，我是一个多么温情的丈夫，多么温情，就是婚后第二年那次，等你等得都望眼欲穿了，他用一种对她说话时经常使用的慢条斯理和细声细气的腔调说。”“真好，我正好有半个子钟头的时间来接你，我有这个机会能向你表示我的温情。”他说话并不是为了向安娜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仅仅是在处理公务一般履行丈夫这个角色本该履行的义务。安娜对于他，只是一个“花瓶”，一个组成家庭，点缀家庭的工具。八年来，不幸的婚姻生活摧残了安娜洋溢着激情的身心，对渥伦斯基的爱激起了她对真正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渴望，那里埋藏在心底的被压抑的东西驱动着她。她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的坚定的呼声。安娜对生活的这种渴求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不仅可由人的自然天性来证明，可由卡列宁冷酷无情的行为来证明。安娜在渥伦斯基的爱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拒绝丈夫对他的劝说，反抗丈夫的阻挠，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在她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中，表现出了她性格的纯正、坦率、勇敢和心灵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展示出了有生命的、生机勃勃的东西，对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环境的顽强反抗，正如她毅然决然地喊出震撼时代的心声：“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不是行尸走肉，我问心无愧，既然上帝给了我生命，我就需要爱情需要生活。鲁迅这位伟大的一代文豪，在他的笔下同样展现出了一位叛逆爱情人的形象-子君，她与安娜相比，相对在爱情追求的道路上要显得轻松些，简单些。子君出生在富裕的大家庭，成长于“五。四”前后的小姐。当时的中国是个性解放时期，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思想武器。它针对封建神权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扭曲和摧残，主张人的个性绝对自由，人格独立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反对以家庭、社会、宗教、道德的形成对人性的束缚，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尽管这股洪流的力量不足以把腐朽的封建道德彻底冲快干净，但是，他毕竟冲击着中国陈腐的封建婚姻制度，唤醒青年知识分子新的觉醒，在这种文化、精神力量的激励下，他们发愤求新知，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理，他们推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喜爱印度诗圣泰戈尔，崇拜英国诗人雪莱，他们追求理想，憧憬光明，对古老中国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击。他们勇敢地反叛封建家庭，敲响了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幸福的洪亮钟声。子君就是这样一个在如此的时代环境中孕育而生的“五。四”新女性。新思想、新精神、新人物开拓了子君的视野，唤醒了她爱的天性，同时也滋润了她心中反抗的萌芽。子君勇敢地迈出了反叛的第一步，爱上了小资产知识子涓生。恋爱时的相会，他总是“微笑点头，两眼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地啼听涓生兴致勃勃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涓生仿佛是一位谆谆教诲的导师引领子君叩响追求自由恋爱的大门。自由平等的思想火花燃烧着子君的心扉，她思考着、探索着，不断地吸收反对封建父权，争取个性开放，婚姻自由的强大精神力量，她像安娜一样坚决勇敢地追求爱情与幸福，“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强烈的爱情宣言从她苍白柔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来。然而，这种对爱的追求，在她们各自生活的年代和国度是不许可的。这无疑又将安娜和子君推向叛逆者之路。道路艰辛坎坷，重重难以克服的阻碍向她们袭来。安娜敢爱敢恨，不满足虚伪和欺骗的手段现状。爱情火花点燃之后，她公开在上流社会沙龙里同涯伦斯基亲密交谈，公开与丈夫的决裂:“我要冲破他们想用来把我裹住的欺骗的蜘蛛网，”公开向丈夫宣布：“我爱他，我是他的情人。我讨厌你、怕你、恨你••••••”公开投入渥伦斯基的怀抱，共渡蜜月。正是这超凡脱俗的叛逆行为，触痛了上流社会虚伪荒淫的神经。如果不是安娜敢于破坏旧有的家庭关系，而仅仅像贝特西公爵夫人那样欺骗丈夫，暗地里做别人的情妇的话，那么上流社会不是指责和干涉她，因为在社会交界里大多数妇女都有这种“秘密”关系。那些肮脏虚伪的灵魂容不得安娜真诚纯洁的爱情渴望。面对诚挚的爱情追求，他们感到恐慌，这是对他们虚伪的挑战，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只是做偷偷摸摸地做偷鸡摸狗的事，容不得安娜的公开叛逆。面对诚挚的爱情追求，他们将所有轻蔑的压力投向安娜，“她们已经准备了很多块泥块，一当时机到来，她们就把这些泥块向她投去”；她们将她驱逐上流社会圈；她们从四面八方刺一般投来羞辱的语言，她们从四面八方剑一般地向她抛来凌辱的冷眼。同样，丈夫卡列宁则动用法律、宗教、上流社会的地位、儿子等一切手段对安娜的叛逆加以扼杀。当发现这令人“羞辱”的爱情竟然发生在自己“高贵”的家庭中时卡列宁陷入了痛苦中。然而他的痛苦并非失去安娜，而在于他的地位将受到影响，他的名誉将因此被破坏。他“打心底而立不愿意让她这么轻而易举就能和涯伦斯基结合在一起，不愿意让她犯了罪反而得到好处”⑿“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用最好、最体面、对自己最合适，因而也是最公允的方式抖掉由于她的堕落而见到自己身上的泥污，继续走自己充满活力的、清白的、有效的生活之路。”⒀他首先打开打开宗教的旗帜，以不违反基督教教规为借口，蛮横的拒绝了安娜的离婚要求，以使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不合法，那么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与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而他倒认为这是他对安娜的宽恕与拯救，因而他对犯了“罪”的安娜是那样地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因而他是那么的道德高尚，富于宗教之心，这是何等残酷的虚伪，一种不自觉的虚伪！卡列宁以及由他这样的人组成的贵族社会无疑是冷酷无情地残杀安娜，残杀自然人性的杀人机器。巨大的恶浪吞噬着安娜的心灵的叛逆。同样，子君的叛逆也遭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挠。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女性不仅没有追求感情的自由，甚至没有自由的自由。自西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儒家思想统治国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封建礼教，几乎剥夺了女性的一切权利。封建礼教规定，女子必须严守“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子一旦成年就不许与男人交往、接触、所谓“足不出户、笑不露齿”，在婚姻的选择上完全没有发言权；更无从谈决定权，就因为孔夫子说过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直到结婚那天才能与丈夫相识。在这个文明古国中子君这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这种大胆的与爱人同居，无疑成了大逆不道的对封建家庭、社会乃至道德礼教的叛逆。因此，“和她的叔叔，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交了。”子君常常面对的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肮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子都挤成了一个小平面，”“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里的脸，加厚的雪花膏。”以及“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然而她是勇敢的“目不斜视的骄傲地走了，没有回头，”“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她毅然决然地反叛着。尽管在追求爱情的斗争中，安娜和子君呐喊过，搏击过，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的叛逆者，可最终，她们的爱情夭折在残酷的现实中，她们仍被那罪恶时代的狂涛恶浪所吞噬，这是她们的共同命运。她们是爱情的奴隶，“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除了你，我是一无所有了”的安娜，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关心她自己能在何种程度上补偿他为她而牺牲的一切。”子君则完全沉浸在爱情所带来的宁静和幸福中。爱情充斥着她们的每一个细胞，沐浴在爱河中的她们，浑然忘却了自我的存在，她们的热烈与真挚，事实上正潜藏着一股可怕的悲剧暖流——狭隘地把自己送进了个人爱情的围栏，隔断了自我与社会的联系。她们没有个性的自由，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正是她们以及诸多女性共同的悲哀。从历史的角度看，俄国和中国封闭压抑的封建专制造就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妇女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无权地位。正如鲁迅在《南腔水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为所有女子名目，就都是空话。”安娜和子君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无独立的人格地位。她们的追求反抗仅仅是纯女性意识的觉醒，爱的天性的复苏，还远远未上升到简爱那样的独立人格的追求上来。她们只要求婚姻自主、平等，却不追求政治、经济、精神上与男性平等。她们的悲剧是那是社会的悲剧，是争取生活和爱情权力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实现的必然结果。爱情，唯有建立在自有、平等、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才能焕发出神圣的色彩，才会永恒不逝。对于缺乏经济独立基础的安娜和子君，一旦她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支柱—爱情也硝烟云散之后，她们的叛逆唯有一步步走向生之末路。他们都以生命为代价，继续着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叛逆。二叛逆的安娜和子君邮箱是的爱情命运，然而这相似背后潜藏的内在因素是相异的。首先，安娜和子君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不同的。隐藏在无畏追求与勇敢反叛背后的是一个怯懦、犹豫、矛盾的安娜。作为受资产阶级人为主义思想熏陶，有长期生活在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的妇女，旧时代的阴影随着时代的曙光叠印在她身上。她从小就受浓厚宗教气氛的熏陶，贵族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制约着她的一举一动。安娜在追求爱情的历程中，一个贞淑妇女冲决礼法堤坝而未免内疚的羞耻感，一个善良女子因不忠实丈夫而扪心不安的负罪感始终纠缠着她、安娜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完全摆脱以男人为核心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没有挣脱贵族社会从法律、宗教、地位、舆论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锁。她一边执着追求，一边有自觉地追求爱情幸福和犯罪堕落，“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女人。”（23）她一边憎恶扼杀她活力的丈夫，一边对他怀有沉重的负罪感，甚至在病危之时对他有了忏悔之情，“他为热善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善良呀！”她一边憎恶荒淫无耻的上流社会，一边又觉得：“她在上流社会享有地位，今天早晨她还看的微不足道和一钱不值，可现在对她来说又变得宝贵了，她没有力量舍弃这个地位，而换取一个抛弃丈夫和儿子跟情夫姘居的女人的可耻地位。”（25）安娜的爱之路，矛盾层层密布。与安娜的的矛盾，犹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子君的义无反顾。她对爱情的纯真，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甚至走到无路可走，仍然无怨无悔不该初衷，她默默无言地接受了涓生与她分离的要求，但并未因此而泯灭对涓生的爱，在离开已经不爱她的涓生是，治军虽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却依然为涓生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醉的爱的场面。即时在同涓生分手时，仍无言的爱着涓生。透过这简简单单的：“聚集”，我们所看到的确实子君饱含着的对涓生深沉、纯真，因为她对生活丝毫没有眷恋，他爱的一往无前。安娜的矛盾和子君的坚决，透视出两个不同国度作家对生活的不同看法。托尔斯泰这位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在宝路封封建旧社会的腐朽上市卓越的，他无情的抨击沙皇专制制度，揭露上流社会的伪善可耻，揭露城市贵族精神道德的堕落和生活的腐朽，批判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但他信奉的却是调和矛盾，化敌为友的哲学思想在同安娜为争取爱的权利所做的抗争，同情她的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出发，谴责她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责备她违背上帝的信条，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在他看来，安娜破坏了家庭，离弃了儿子，这就违背了爱的宗教。所以他笔下的安娜，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始终被一种矛盾、忏悔和负罪的心理纠缠着。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鲁迅这位文学巨头，他对腐朽的社会的揭露是大胆而深刻的，他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一向关注妇女问题的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墨，用抒情一般的语言，塑造了子君这一悲剧形象，通过子君这一悲剧命运，表达了他对旧时代妇女不幸命运的的深切同情，愤怒的控诉了腐朽旧社会的罪恶，对那个残害了无数妇女青春、幸福和生命的封建吃人的礼教，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同时也热烈赞美歌颂了哪些已经觉醒的旧时代女性勇敢坚决地冲破封建桎梏，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反抗精神，因此他笔下的子君，面对爱情，没有矛盾，唯有一往无前的追求和义无反顾的叛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安安和子君演绎两个叛逆女性追求爱情，追求自身独立解放的相似的命运悲剧。可她们的男主角又是如此的不同。唤醒安娜的是渥伦斯基，同样将安娜推向另一个深远的也是渥伦斯基。尽管他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一个花花公子，追求安娜只不过是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在追求安娜的同时借以满足虚荣心，但是在安娜爱的激情的感染下，他的情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她的爱情像海市蜃楼，随热情爆发而来，也随热情的消退而去。渐渐地“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已经逝去”（26）他感觉到了自身精神的空虚，毕竟，他在上流社会的生活轨道上滑行惯了。当他觉得安娜已成为他重返上流社会的累赘时，对安娜的不满与埋怨便油然而生。他开始冷落她，这种冷落不仅是在安娜的生命之火上釜底抽薪，而且简直是在安娜的生命之火上泼下倾盆大雨，不幸的爱情泯灭了安娜对生活的最后渴望。安娜呼喊着：“一切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27）扑向了滚滚的车轮。相对于虚荣的渥伦斯基来说，涓生对子君的爱似乎来得更为真挚。然而，他却自私又卑怯。由于经济拮据，由于封建保守的道德观念的逼迫，涓生屈膝投降。他是怯懦的，一张“毋庸到局办事”油印纸条动摇了他的爱，他是自私的，他并不理解造成生活窘困、爱情失色的真正原因，而把种种不适与不幸全部归咎于子君：“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28）“他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29）在他眼里，子君俨然成了他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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