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科学毕业论文

民事上诉状-司法制度论文-司法制度论文民事上诉状上诉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xx县xx镇xx村。法定代表人田xx，主任。被上诉人丁xx，女，汉族，196x年7月15日出生，住xx县xx镇xxx村。上诉请求：1、撤销（200x）x经初字第102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偿还拖欠上诉人的借款本金4500元、利息1552元（利息按日万分之三顺延至实际还款之日）；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不服xx县人民法院（200x）x经初字第1025号民事判决，特提出上诉，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确认“1992年1月13日，被告丁xx在原告处借款4500元，办理了农业贷款明细帐和贷款合同为一体的贷款手续，在贷款手续上加盖了丁巧玲印章”，但其判决理由却认定“原告未按照规定，办理合法的借款手续”，其事实认定与判决理由互相矛盾。贷款合同虽然条款简单，但其已经构成合法有效的合同，而不能仅仅依据条款简单就认为未办理合法借款手续，正如保证合同可以是独立的一个合同，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一个保证条款，我们不能说保证条款内容简单而否认保证合同的合法性，同样不能以贷款合同条款简单而否认贷款手续的合法性。 本文由毕业论文范文编辑整理,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应当被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在送达应诉通知书时必须向被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并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中不存在双方协商确定举证期限的情形，只有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根据宝丰县人民法院的制式举证通知书，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统一为30日，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明显超过了举证期限，根据证据规则，超过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除对方当事人同意之证外，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要么被上诉人超过举证期限，要么一审法院未送达举证通知书，违反了法定程序。本案所涉贷款合同的签订日期为1992年1月13日，而被上诉人提供的为1993年度信用社使用的贷款手续，上诉人在1992年发放贷款时不可能使用1993年的合同格式，因此该证据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三、该笔借款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明确记载，被上诉人于2000年9月15日清偿元的利息，该记载在证据上能够免除被上诉人这部分利息的履行义务，属于对上诉人不利的证据，上诉人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据，该证据的效力无庸置疑。如果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发放贷款，那么被上诉人是不会履行清偿利息义务的，被上诉人清偿利息的行为充分证明了上诉人已经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付款义务，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本付息义务。 毕业论文范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错判，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此致xxx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二○○x年十二月十八日

仅供参考毕业论文设计学 院 学 院学 号 年级 级毕业教务处制表毕业二〇一五毕业年三月毕业二十日1/18页刑事科学技术毕业论文题目一、论文说明本团队长期从事论文写作与论文发表服务擅长案例分析、编程仿真、 图表绘制、理论分析等专科本科论文300起具体信息联系二、论文参考题目对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思考刑事科学技术综合训练考核初探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探索浅议刑事科学技术与侦查刑事科学技术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讨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建设探索浅议刑事科学技术队伍建设论现代刑事科学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刑事科学技术本科专业教学中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浅议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重要作用——从一起杀人案件的侦破谈

最好犯过刑法，坐过牢。这样就会清楚一点，明白核心点在哪了。呵。

对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思考 -----【作为论文，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点还是应该有数据支持，比如你实习时所在的分局的年发案数据、现场勘查数据、十类必勘案件数据、技术破案所占比例等等，有的话会更加完善。在这里我不提供，因为互联网不允许摆出数据来——这是泄密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将成为第一破案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间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当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总之，作为公安工作的生力军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一定要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还能培育出侦查破案的新增长点，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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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