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生殖崇拜是一种普及世界的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它是原始人类文明初期之人类文化最集中、最真实的一种体现,是史前文化的温床和精华。
之所以会产生生殖崇拜,是原始人类祈望能借此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祈祷种族子孙的繁荣;一是为了祈祷人类生存不可缺的食粮——五谷的丰收。可以说,生殖崇拜涵盖了人类繁衍和生存两大主题的全部内容。
由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不断的天灾人祸随时都有剥夺人类生命的危险。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的增长率是当时人口生产的特点。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极为简陋的原始时代,人口的增加就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增加,这种状况在漫长的农耕时期一直延续着,至今仍是改变人们生育观念的主要障碍。可以说,人口数量在原始社会中是关系到人类是否能存在下去的大事。生殖崇拜正是反映了原始人类对于人类自身存在延续的强烈渴求。
这种祈求和希望在至今犹存的生殖崇拜遗风中仍可见一斑,它已经积淀成为我们中国人以人丁兴旺为喜,以子孙满堂为福的人生理想。比如,《诗经·周南·桃夭》是为女子出嫁写的祝歌:
诗中用茂盛鲜艳的桃花来比喻出嫁的姑娘,用桃树结出的又圆又大的果实预示她将要如桃一般地生儿育女,最后又用繁茂的桃叶暗喻她的家庭兴旺发达。
还有如,“三月三上巳节”是汉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上巳节即“尚子”,在至今保留的很多庙会活动中求子仍是主要内容。如河南淮阳地区的“人祖庙会”,当地人把华夏始祖伏羲称为“人祖爷”,把女祸称为“人祖奶奶”,在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节日期间举行各种求子仪式。
祈求人丁绵延也是各地各种祭祖活动的中心内容。如苗族祭祖时必须从山洞里请出“央公”、“央母”木偶像,来表达祈求在祖先保佑下人丁兴旺的愿望。各地的各种生育神崇拜如观音娘娘、地母娘娘、圣母娘娘等祈子的目的更是不言而喻。
生殖崇拜活动沿袭至今,祈求生育、追求人的繁衍已经成为唯一的目的。然而,在远古之时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指导下,人们认为人的生育力与自然的生育力是统一的,两者互相促进,才能万物兴荣,人丁兴旺。因此,原始生殖崇拜既包含对人的生育力的崇拜也包括对自然的生育力的崇拜。
人们羡慕自然界旺盛的生殖能力,希望能够获取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祈子仪式都选在春天,并且在郊外进行的原因。“春社”各种节日就是反映了人们希望与自然同生长的心态。
据统计,在我国有近40个少数民族有男女狂欢的节日习俗。如华南地区壮族的“三月三”歌圩,侗族的“三月三”花炮节,仫佬族的“走坡”、瑶族的“耍歌堂”、黎族的“放蜜”等;西南地区苗族的“爬坡节”、“采花山”、“摇马郎”,布依族的“浪哨”、“赶表”、彝族的“跳月”,白族的“绕山灵”,纳西族的“三月会”;西北地区很多民族共有的“花儿会”等等。《周礼·媒氏》说:
把男女相会提到法令的高度,可见其意义之重大。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了原始生殖崇拜除了对人本身的生育力即生命创造的虔敬之外,还包含了对大自然旺盛的生育力的崇敬,并且他们希望通过在自然环境中的交合以借取大自然的力量,从而促进自身的生生不息。
世界上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经历了原始农业从无到有的艰难历程。因此,促进自然的增殖就表现为人的生殖活动对农业丰收的保障作用。
新石器时代社会所最关心的是农作物收成。故而对于原来由于女人为着增多植物和繁殖植物而举行的一些图腾仪式,就更加被重视并予以发展。最具特征的是那些用人的交合来刺激丰收的那些丰产礼节。
比如,印度尼西亚爪畦岛的居民,当稻花开时,农人夫妇每于夜间绕田间行走并交合以促其成熟,此风俗曾传入我国,即所谓撒种子。在贵州苗族有跳花习俗,在跳花坡上男女青年在花树下唱歌、跳舞、谈情说爱,祈求农业丰收。即是谚语所说的:
甚至在实行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的—些南方少数民族在插秧、秋收等农忙时,夫家往往得派人把新娘请来与丈夫同居。生殖崇拜祈求农业丰收的功能不可谓不大。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相信信仰和巫术的力量较之技术更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原始人实行的是杂居群婚,他们想像某些低等的精灵也实行这种关系。比如,在罗马神话中,农牧神是男神,支配土地长出庄稼,并促进动物、牧群的繁殖。他们生活在森林和田野上,为了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美好,他们大部分时间用于追逐仙女求欢。
很多神话传说中谷神与生育神是合二为一的。丰饶之神往往以丰满的母性神形象出现。在土地崇拜中,地母是最高的神灵,这些古老的神话反映了人们把人类生殖力和土地生殖力的等同一致的观念。生殖崇拜表现出来的是当时人们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需要的统一,是生存的需要,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生殖崇拜集神秘性、现实性于一体,是原始人类的主要精神文化,因而也是原始美术、原始音乐舞蹈、原始文学的渊源。世界各地古老的洞窟艺术、岩画中都有生殖崇拜的痕迹。各种节日活动所唱的情歌、舞蹈是原始文学、原始音乐舞蹈最奔放、最具魅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