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区别很大，微观研究的是个人，宏观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系统，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政府（用微观的方法），而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非要分类的话期初和宏观经济学密不可分，因为古典福利经济学和现代宏观经济学是差不多时间开始的（社会福利交由市场），主要讨论的是外部经济问题，后来，市场失灵出现了政府干预，很多社会福利必须由政府提供，这时福利经济学就和公共经济学产生了联系。毕业十多年了，回答得不好！

以精读和泛读相结合的方式，阅读和浏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深入的对每个细节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所以本阶段阅读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体系，考察公共经济学学科所涵盖的主要领域和内容，以及比较各种类型公共经济学方面教材或著作的异同之处，目的是对公共经济学这一理论学科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期对以后深入研究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一、对公共经济学一般性框架的理解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与私人经济相对应的，政府机构、非营利部门等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行为及其绩效的学科。通过阅读众多教材和专著，我试图寻找一条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线索。虽然众多教材都各自有自己的体系和侧重（尤其是国外教材），但我感觉还是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线索可以把握。即：市场万能（亚当·斯密的思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失灵（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增加（凯恩斯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规制）→政府失灵（对第二定理的怀疑、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强预决算管理、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边界技术划定问题。其中公共经济学学科诞生于政府大幅干预经济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并且现代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是公共经济学诞生、发展前提基础。 此外，在公共产品范围界定问题上还引出了对政府间财政分权和财政关系的探讨；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否定，引出了对公共经济效率问题的关注，因此公共经济主要方面的效率也进行了深入地展开研究：在公共支出方面引出了对各种支出项目的深入研究和预决算体制管理的研究；在公共收入方面引出了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优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公共规制方面引入了基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问题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可描述为：先以市场效率（帕雷托效率）和福利经济学基础入手；再分析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随后重点分析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提供的局部和一般均衡模型等各种公共产品提供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各种投票理论和规则、间接民主：利益集团和寻租问题）；随后针对公共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各具体项目的考察以及支出成本收益和支出政策的研究）、公共收入（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有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和公共规制等问题进行展开分析；最后涉及公债、财政分权、预决算管理等问题。这是我理解的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由于公共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学科内容还很难清楚地界定，因此以上框架只能基本涵盖主要或主流公共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而对某些深入具体的公共经济问题可能有所疏漏。二、对各类型公共经济学教材或专著的比较和认识 现在中国出现的公共经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大类、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国外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又分为有中译本的和英文原版的两种类型。一般而言，有中译本的国外教材或专著是比较经典的、主流的、名家所著的或国外普遍流行的教材或专著，如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等；而我国发行的英文原版的教材或专著则一般是以作为辅助性或扩展性的阅读材料来使用的，如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等。 第二类是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外主流教材的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将经典理论以中国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重点在于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引进，较少的涉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公共经济实践，较注重一般理论的介绍，如大多数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教材；另一类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具体国情，结合国外的经典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公共经济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在体系和内容上都与国外教材有很大不同，有很大的原创性，如吕炜教授所著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和王延杰所著的《中国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下面分别以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和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为例来介绍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本较正统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遵循了一般性的分析体系框架，对大多数公共经济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同样从福利经济学入手，引出市场失灵和公共经济存在的必要；然后着重对公共收支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用了很多章节对许多具体的支出和收入项目进行了展开分析，使这一部分成为了全书的重点；最后以深层次问题为名对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和赤字财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对公共规制方面的内容加以分析论述。在分析的体制背景上，本书完全以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体制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是一部市场化和民主化背景下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在分析方法上，本书也是深入浅出，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和专栏案例等方式对问题进行了阐述，较少的运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因此本书体系完整、内容翔实全面、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 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在体系框架和内容侧重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别，侧重于由福利经济学两条定理的局限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用较多篇幅分析了市场交换和市场失灵问题，如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等问题都以整篇多章的形式来展开论述。同时对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也有较多论述，也涉及了公共规制问题，但基本没有系统的论述公共支出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较多的运用了数理分析和代数的方法，但难度相对较低，不需要许多数理知识就能看懂。这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很大的互补性，对某些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是一本深入扩展和辅助阅读的好教材。 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基本以国外正统公共经济学框架为基础，体系较完备、内容几乎涵盖了现阶段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内容多是介绍性的，比较通俗易懂，但某些问题过于简单，没能深入展开把问题讲清楚。分析方法上，多以论述为主，数理推导证明较少，或有一些也不规范、严谨，看起来比较费劲。在所关注的实践对象上，多以中国实践为例，使读者能更易理解，但所关注的只是从西方理论框架下中国相应问题的一些方面，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现状和发展问题，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体制上的特点和差异。总体上看，更像是一本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理论综述。但对于初学者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入门教材，对许多公共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了简单介绍。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是一本以全新视角研究和探讨中国公共财政和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著作。本书取名虽为公共财政，但所涉及的内容与众多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几无差异。这本书以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宏观背景，在探讨了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以一种循序展开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定位、结合公共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考察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以及中国的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且紧扣中国经济转轨实践探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财政体制公共化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问题，最终以大量的实践数据比较分析了国际间的公共财政实践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运用了大量的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述。 我认为西方著名学者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教材和著作多是以西方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为背景来研究公共经济问题，其对公共经济问题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是涉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经济问题，而较少的涉及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经济问题。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公共经济问题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可以借鉴，但在具体的内容和所应关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加以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当前大多中国学者所编著的关于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方面的著作多是直接以西方学者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简单的以案例或小结的形式涉及一些中国的类似问题，但没有真正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从中国背景去研究考察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上述各种类型的公共经济方面著作的代表的特点作出以下的一些判断： 特点著作 难度 体制背景 分析方法 内容、体系 著作性质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 较易、较少数理证明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图表和专栏，较少数理推导 正统，侧重公共收支的分析 主教材 约翰·利奇：《公共经济学教程》 有数理推导、但不需太多数理知识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数理、代数和图形 与主流互补，侧重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分析 辅助教材 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 通俗易懂、但部分章节介绍过于简单，难以理解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但引入一些中国案例 规范分析，多引用国外数理推导，多专栏、图表 较为全面、按主流框架展开，但没有深入分析 入门教材 吕炜教授：《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 有学术论文性质，需认真体会 以不同体制为背景，着重强调了中国的转轨体制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较多数据与图表 不同于一般体系，侧重不同体制比较分析，立足中国实践 学术专著扩展阅读 对其他教材特点的一些看法： 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较多数理证明和推倒，属于中级难度，涉及内容和问题较深，需较强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 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内容介于中级与初级之间，需一定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涉及内容较为正统，但偏重于税收问题。 拉本德拉·贾的《现代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有较多的数理推导和证明，内容正统和主流。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版本较老，内容主要关注了税收问题而忽视了公共支出问题。 但上述四部教材都不涉及公共规制问题。

公众知情权与政府公共服务制度的创新 —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 摘要】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指出，政府公共性、信息不 对称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影响关系。要保持政府的公共性，避免信息不对称，保障公民的 合法知情权，降低交易成本，使政府成功地治理社会，理顺与公众的和谐关系，就必须实现政府公共服 务创新，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确立公众与政府之间以“委托—代理”为核心的一般均衡的契约关系。【关键 引言 天然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公共产品，一旦在遭 到严重污染，完全影响居民生活、生产、甚至社会稳定 的时候，必须考虑分析造成这种突发事件的社会深层 原因。本文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案例，分析阐述在信 息不对称条件下，剥夺公众的合理知情权，不仅将使公 众丧失对政府的公信度，对政府成功治理社会产生严 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将加大交易成本，失去政府的公共 性价值。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的视角，思考政府角色转变的实 现途径和方式。并对公众知情权的合理保障与构建问 题，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一、松花江流域水污染事件: 政府和公众的双重损失—交易成本 2005年n月份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车间突 发恶性爆炸事故，直接导致了松花江流域出现严重的 水污染事件。由于忽视安全生产而造成的重大安全突 发事件，不仅给松花江流域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而 且也威胁到沿岸各国居民的用水安全。重大爆炸事故 发生时，公众缺少对此类水污染可能造成的危害的认 识，而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严重忽视了公众的知情权。此 事件表明，知情权的缺失会给信息社会里的全体公民 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不知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的重要情况，因而无法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 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 和财产损失，而这种损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在 政府及有关组织真实地公开相关的信息的情况下本来 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原本是突发事件的严重爆炸事 故要导致的水污染严重问题，作为政府的有关部门， 面向公众发布的却是因要修理管道而面临几天的停水 现象。公众知情权的丧失造成了巨大的，在某些方面甚 至是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不仅包括人们的生产生 活受到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各方面也受到极大的消极 影响。如果我们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 现，它更主要的是造成了交易成本的提高。 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的思想首先是由新制度 经济学的创立者科斯在他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 质》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市场的运行”或者说是“价格 机制的利用”都是有成本的，而且它突出表现为获得市 场信息是需要成本的。随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重要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 念，他认为，交易成本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般 是指在经济运行中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此外，还有一 些学者也提出各自不同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其中比较 有影响的是张五常的概念。张五常认为，所谓的交易成 本实际上就是制度成本，它与制度相伴生，而不一定总 和交易联系在一起。 2005年末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个牵涉到社 会、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系统，因而带来的损 失也必然在这些层面上都有体现。或者，以本文的视 角，此次突发的水污染事件造成了社会、经济、政治等 多个层面上交易成本的提高。例如，从社会层面来看， 它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正常交往，人们的生 活、工作、学习的秩序被严重干扰，要维护正常秩序须 付出比以往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学校停课，工厂停 工，用水大户更要停业，由此而言交易成本极大提高 了;从经济层面来看，此次突发的水污染事件，不仅给 公众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更给黑龙江省的旅游、 会展、交通、零售、餐饮等行业以相当沉重的打击，有学 者预计，2005一2006年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率将因此而 降低1一2个百分点。原有正常的经济交易或者不能进 行，或者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进行，比如要采取更多的取 用水措施来调剂必要用水的不足。这样，原本应获得的 交易收益，一部分失去了，一部分被多付出的交易成本抵 消掉了，所剩的必然要少得多，经济运行指标的下降也就 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样的损失，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