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2017年毕业论文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无名氏 《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钱穆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提出了孝、梯、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对于义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非常推崇周室的礼教，在春秋战乱之时，孔子在鲁国从小就对礼感兴趣，也对礼深有研究。礼本来是祭祀的规矩、程序等，但经过孔子的重新解释,它在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就被凸现出来，思想的指导性很广泛，但孔子直接将指导性从外在的礼引向内在的心性范畴——仁，就是将礼与人的心性相联系起来，礼应当从人的本性出发，而不再是向鬼神表示敬意，儒家礼教从外在的表象转而以内在的心性为根本，这一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准则就是礼，人的一生就要对礼进行学习,去革除人的本能的感官欲望，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人不学习礼乐文明,就如同禽兽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所以学礼是立世之本，它为了在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个我对礼的遵从便就是仁，礼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一种和谐的规则，仁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个我内心的和谐的状态，它是个我遵从礼的崇高品质。仁就是立人之本，它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修养就是培养仁，让仁显露出来，所谓仁者就是爱人，孔子是通过忠、恕、孝、信等范畴加以表述的。正因为孔子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爱人，所以后世的孟子便从此点出发提出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心性修养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孔子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正是孔子提倡的“礼”，中国才被誉为是礼仪之邦。 论语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这里可知，孔子的思想顺序：孝为一切仁之根本，孝敬自己的父母才会去爱他人。儒家的道是求本，本立而道上。儒家没有先验，孔子不谈鬼神。儒家的本就在天地自然的合理性。人言儒家关注人的社会性并企划规范社会秩序；老庄侧重于生命与心性的自然和谐。其实，儒家追求的社会性其理论依据仍然是自然性，几千年，儒家怎么也打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它所求的本，也是自然朴素颠扑不破的。孔子在论语都是在说要孝敬尊长、对社会上的人施以爱心，以及求学的道理。像论语中有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都是在说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恕别人，同时要利用多余的心力去求学，如果能做到这样，就算他从来没上过学，孔子也会当他是个通达事理，而且有学问的人。孝在中国古代占有很中要的地位，无论是平民布衣，抑或是王孙贵族几千年来都恪守孝道。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他国的家庭文化，对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很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孔子思想是由“礼”到“仁”的演变路径。孔子在吸收和损益周礼德性原则的基础上，吸纳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囿于礼，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影响礼改造礼，最终形成了自己由 "孝悌为仁之本"到"爱人"至"克己复礼"的仁论思想。

关键词：仁 礼 克己复礼 爱亲 爱人

一、孔子之前的周礼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特征是融宗教、音乐、诗歌、舞蹈、伦理于一体，其内容形式，自夏而周经历了由鬼神崇拜逐步转变为重视德性伦理，由粗糙变为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

周礼有别于商礼和夏礼，区别的重点在于周公“以德治礼”，他为礼注入了道德理性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周公之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①“则”，即礼之基本原则，它是考察人们德行的标准（“则以观德”），而德行又是办事的基础（“德以处事”），并且可以直接地影响办事的效果和评价（“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对于“则”，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六年传云‘导之礼则’，此‘则’字亦礼则之义。以礼则观人之德。德有凶有吉，合则为吉德，不合则为凶德。”

②德有凶有吉，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违背礼的基本原则的就是无德，这样就引德入礼，使周礼蕴含了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作用的道德理性。

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周礼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转为对人伦的重视，这对于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亦是有限的。周礼中有大量的宗法内容存在，理性原则往往依附于宗法关系，为血缘所包裹。在理论上对此有所突破并展现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始于孔子时代，而且这些是以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

二、孔子对“礼”的改造即由“礼”到“仁”的演变

孔子尚礼，他通过考察三代之礼发现了两点：其一，三代的礼乐是因袭承接而发展的；其二，这种发展是有所损益的，尤其在两代礼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十分的丰富多彩，因此他十分惊叹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周礼的道德理性原则是“尊尊亲亲”。所谓“尊尊”，即在氏族内部强调下对上的尊崇；“亲亲”，则是氏族内部依亲疏关系不同而表现出的爱有差等，血缘愈近，则所爱愈亲。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借此而派生出忠、孝、悌、直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亲之爱及其派生出来的德行，称之为“仁”。《国语晋语》记载郦姬言：“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③所以她在“爱亲之谓仁”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更高的层次，即“利国之谓仁”。这种构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正是以“爱亲为仁”为基础，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将周礼演变为仁。

（一）孝悌。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孝悌是行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孝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他要求人们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里仁》）。他不仅强调要赡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做到“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要求子女既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关爱自己的父母。《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宰我关于居丧的讨论，最后孔子评价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对宰予对待居丧的轻慢态度给予了“不仁”的评价，可见孔子对“爱亲”的看重和“爱亲之谓仁”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二）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说：“爱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试图把“爱人”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进而达到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友爱互助氛围的目的。他要求青少年们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一句话清晰地展示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而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中去，做到“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不仅是仁，甚至可以说是“圣”。孔子论仁过程中由“孝悌”到“爱众”的推进，也足见孔子对“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这一观点的吸收和继承。

（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自身德行的培育是从克己复礼中开始的。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培育仁时，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视、听、言、动之间皆合于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德行，而是抽象的德性，是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勇等诸多美好德行的统称。礼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的规范和评判标准，抽象意义上的仁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礼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德行的要求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礼对这些具体德行的限定和影响，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孔子正是在不断地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由礼领悟到仁的。

三、仁与礼的关系

（一）仁是本质，礼是表现。在孔子这里，“仁”是核心是本质，而“礼”则是“仁”的本质的外化。“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合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和表现，受“仁”支配，“仁”才是最终的内在标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礼是立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礼具有一种外在规范性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仁的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孔子“礼”的思想时，应该看重的是那种“礼”的规范精神。

（二）孔子在强调仁是礼之本的同时，亦强调礼对仁的辅益作用。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孔子强调礼对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正是礼所反映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说，仁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倡导仁的同时，始终坚持礼。

总而言之，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在继承和损益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孔子首先强调“爱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然后从父母亲情扩大开来，鼓励做到“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最后说到具体方法时强调正身，“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思想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德性原则的继承和拓展。由此可知，孔子仁论思想路线是由礼逐步深化到仁的路线。

扩展资料：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孔子之“道”论文【1】

摘要：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代表，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而“道”的问题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之“道”可分为天道、人道和道理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孔子;儒家;道

一、天道之不可违

《论语》中90次提到“道”字， “道”字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为：“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里的道指的是人所行走的道路。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即是指“天命”。

《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熹注曰：“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持赞同态度，而且十分虔诚。

但同时他又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从这里看出，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的意义，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可见，孔子对于天道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一说法源于他所承袭的古代宗教情感。

孔子承认并尊重天之至上神的地位，并将之作为人的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用一句话代表就是“知我者其天乎!”另一方面，孔子又发现天地宇宙中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天地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人的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

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天命”意识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作用。天命是人的命运的规定者，因此人要敬畏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此中的知命、畏天命皆是天道的重要内容。

二、人道

人道即是人所走的道路，人道可能合乎天道，也可能不合乎天道。同时，不同的人可能走不同的道路。人道最集中地体现为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是天下之道。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通过对“邦有道”与“邦无道”言论的对比和论述，揭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好坏的标准也是“道”。

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就会“谷”(《宪问》)，有正直的言行，有合乎“道”的富贵;如果一个国家“无道”，却兴盛，“富且贵”，则是可耻的(《泰伯》)。可见，“道”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至高准则，治理邦国，要遵“道”而行。

而且，“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里论述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表现，可见，“道”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保证。。

不仅如此，孔子在评论人物是，也是以他们在“有道”、“无道”情况下的表现，是否合乎“道”作为依据和标准。他称赞蘧伯玉“君子哉”(《卫灵公》)，也是因其遵“道”的行为。

所以，“道”是评价从政人物的准则。“有道”是孔子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境界，他很少用“有道”来称赞现世时君，相反，经常用“无道”来批评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遇的君王，如他批评“卫灵公之无道”(《宪问》)。由此可见，对于天下大势、邦国政局、君主的贤愚以及仕者的行为，孔子在作总体评判时，所运用的基本标准就是“道”。

三、道理

这里的“道”指的是思想、学说和各种主张，是关于天道和人道的思考，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表明了孔子也有自己的道，而且贯穿他整个思想的始终。这个思想就是仁道。仁道可谓是孔子学术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中最恒久生命力的内容。

仁是由人与二构成的，表明了仁在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关系。孔子所言“仁者，爱人”，这里的“人”既是指人的生命，也是指人的本性。这也就是说，首先，仁作为人的本性的规定，使人成为人。

仁甚至可以说就是善，不是恶，“苟志於仁矣，无恶也。”(《里仁》)仁是生命的意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其次，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他人打交道，人要承认他人的存在，而且要理解他人的存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总的来说，孔子认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团结，人类群体才能得到繁衍和发展。离开了它，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人类也与禽兽无异。因此，“爱人”是孔子的仁道之本，也是人道顺应天道的必然表现。

孔子的“道”的思想是在阐明一种引导人的宏大且高尚的人生哲学。他穷其一生都在探求一种最本源、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在他的观念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充分发扬人道，完全顺应天道，从而最终总结出“仁”这一统摄全局的根本的人生哲学原则，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整个的“仁道”体系，作为指引世人，匡时济世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6.

孔子的“道”【2】

【摘 要】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道”是去建立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孔子的君子之道包括修己安人和人格独立两方面。

【关键词】孔子;士大夫;道

西周末年，贵族等级秩序瓦解，新产生的士阶层，利用他们所具有的的文化传统，立足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对“天道”、自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经》对“道”的理解。《尔雅》中有“一达谓之道”。《道德经》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道”都强调了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起点、道可衍生万物并存于万物中。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对“道”也有自己的认识。

一、孔子关于“道”的认识

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中，“道”不是《易经》和老庄学说的虚幻存在，他不注重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1] 此“道”是君子人格的体现，是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是士的人生使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

“士志于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内在的`精神修养，它与“礼”直接相关。“礼”是“道”的外在节度。正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富与归，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孔子把“礼”的外在约束，认为是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自觉理念，使“道”更具人性化。

“道”在孔子的思想中也是一种治平的状态。《礼记・礼运》篇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变乱的时期，他自己也经历了兴衰荣辱，13年的漂泊生涯，更使他向往祥和、稳定的局势。《论语・阳货》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学而》篇又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如此教化，才是包容和合的气象。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无非就四个字―内圣外王。至内圣就要修身，修身要用礼辅助，以此成为内心的自觉意识。外王就要厉行教化、行德政。

二、孔子“道”的核心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涉及的内容有为政、做人、处世等等。“仁”既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又是其归宿，又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又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可见，克己复礼、忠诚守信、慎言孝第等为仁。另外，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庄重可以不受侮辱，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守信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审时可以促使办事取得成功，顺人情则可以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役。[3]

同时，在孔子看来“仁”的至德是中庸，“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温而厉，威而不猛”是待人的中庸;“和而不同”是交友之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审美之中庸;“礼用之，和为贵”是治国之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做事之中庸。

此外，孔子认为为“仁”的精神支柱是“有名称焉”。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孔子把“名”看得很重，在《论语・季氏》中，他就感叹：“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一个人无论生前怎样，死后无名也枉为人。

由此可知，孔子之“道”是建立在“仁”的现实基础上。“仁”包罗万象，于国家、个人均有不同方面的要求，最终要成就的是一个合和的社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三、孔子的君子之“道”

无论是追求大同社会，还是希冀留得身后名，都离不开人的培养。个人才力足够的，就可以服务社会、服务政治、施行德政、留名青史。

孔子以“仁”为理想的人格价值取向，他自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所以，转而求其次，孔子努力塑造君子人格。

《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提出的人格理想范畴有“志士”“仁人”“君子”“成人”“圣人”等，其中以“君子”使用最多，就用“君子”人格代替这些范畴。[4] 孔子是先秦士精神的奠基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赋予了士两方面的君子人格。一是修己安人，二是人格独立。

1、修己安人

总的来说，所谓“修己”就是在内心深处去体认仁、义的基本原则，使自己乐观向上，“君子坦荡荡”的精神状态中。“修己”是君子的内在修养，“安人”是君子的躬行实践。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学而优则仕”。真正的君子，不只是讲求修身养性，还要把所学之“道”用于“爱人”的实践中，学有余力则去做官，以达成内外兼修的完整人格。

但孔子在其言论中，不自觉的偏向了“修己”，“安人”如何施行，未做具体论述。“修己”的论述几乎遍及各篇，简要择录：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2、人格独立

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应当保持不为物所移，不为利所诱，不为权势所屈。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上述孔子认为，士之志不可夺，要保持志节，不为名利出卖人格，即使侍奉君主，也要以道干之，不助长君主行为的随意性，不仕无道之君。

综上所述，孔子追求的君子人格，无不体现他的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忧患意识一方面表现在忧国忧民上，“君子忧道不忧贫”是最直接的写照，另一方面是忧患道之不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通过对孔子“道”的简单分析，可以知道：孔子的“道”是在先秦激烈动荡的变革中产生的，他带有强烈的经世和实践特点。孔子在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以道自任，坚持人格独立，忧国忧民，为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

“修己安人”和“忧民之忧”成为后世士大夫不断追求的精神实践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1.

[2]康有为.论语注・泰伯第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

[3]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8.

[4]李振宏.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