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毕业论文有哪些

狂儒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本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他保守的思想、古怪的言行也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作为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辜鸿名是应该被历史记下的。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的天才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疲乏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一到英国，布朗先生马上安排辜鸿铭的教育。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他让辜鸿铭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家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9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40年后当另一位圣手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捍卫东方文明的怪杰 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

辜鸿铭的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札记》等。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英语论文结集而成。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的成就

20世纪初，西方人曾经流传过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每张售价两块大洋，比京剧大王梅兰芳的票价还贵了八毛。当然，咱们要说句公道话，梅老板天天都演出，而辜鸿铭，就讲这么一回，所以他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无论如何，辜鸿铭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德国，有人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丹麦文学评论大伽勃兰兑斯在1917年的一篇文章里面称辜鸿铭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西方人对辜鸿铭表现出了兴趣和尊敬，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辜鸿铭是第一个敢于直接怼他们的东方人。

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

本书力图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德国因为本书而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意义：

这本书是1915年出版用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而且此书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

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辜鸿铭所处的那个几乎是要全盘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种极端的思潮，或许只有用另外一种极端去予以抵制，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

《中国人的精神》是“学贯中西，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清末民初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国学的中国第一人”的辜鸿铭先生几篇长文组编而成的一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第一次出版。作为一本作品选集，《中国人的精神》由序言《良民的信仰》、《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约翰.史密斯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中国学（一）》、《中国学（二）》和附录《乌合之众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九篇文章组成。把所选篇目与书名联系在一起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精神》一文是本书的核心，其他的篇什带有附加的性质。据实而言，通读整本书，由于辜鸿铭先生是以渊博的学识谈论相关的话题，这种高屋建瓴般的散谈尽管带有专业性，但更多把视角投向寻常生活，以睿智的眼光审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这样，这本薄书呈现出的不是专业性的高大上，而是生活化的人间烟火味。把阳春白雪般的话题用下里巴人的方式进行探讨，这本身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下嫁。不针对具体的文章内容探讨，单就几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所关注的重点。不论是主体性的篇目，还是次要性的文章，它们无不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探讨不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即按照时间的轴线，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文化传承、思想信仰等为探究问题的主要内容，再适度旁及影响的相关因素。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让读者对中国人的精神沿革史有了清晰的认识。而透过外在的形态变化，自然会引发人们对诱发这种变革的深层次原因的思考。当然，辜先生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沿革史的探索，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层面，而是从精神、思想和文化的高度进行剖析。这种分析不是浅尝辄止式的，而是切中肯綮的。图片图片宏观上认识了整本书写作的风格和价值取向，这为走进每一篇文章，理解文章所分析阐述的问题创造了条件。要真正理解辜先生写作相关文章的良苦用心，只有进入每一篇文章的内部，真正识得文章的意旨才不负辜先生的苦心孤诣。虽然辜先生讨论的话题看上去是抽象的，但是先生在行文时不是板起脸孔进行纯理性的说道理，而是用如叙家常的方式娓娓道来，把深奥的道理进行生活化的处理，这样阅读起来就轻松简易得多了。不过，这种把高雅进行通俗化的处理，并没有消解文章深刻的思想性和浓重的理趣，对不同话题的阐述除了生活化的用语，还适时用充满哲理的语句点省，这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作品思想的深度和厚度。像序言《良民的信仰》一文，“良民”和“信仰”两个词已经限定文章讨论话题的内容，也把作者的思想倾向蕴涵其中。“所有的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自然的物质力量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远远比不上人的激情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利用自然力量来维持文明秩序最终则导致军国主义”、“为了防备犯罪分子和残暴之徒，之每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一直还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察力量或军国主义”......通过这些深含哲理的文字，我们简单地可以知道，在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相处时，将要处理各种关系。不管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内容，围绕“人”的存在、生活与发展是核心的内容。不论是道德的行为约束，还是信仰的自我规范，亦或是法律的应该制约，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人的“道德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的所谓的功利性十足的信仰是不同的。正是如此，“良民”的鲜明印记才特别突出。图片不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还是个体国民，信仰决定走向，更决定行为，这样才外显出一种精神风貌。《中国人的精神》一文是这本书的主体，是“一篇在北京东方社宣读的论文”。既然是论文，除了带有鲜明的学术性，更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众所周知，论文是针对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中的专门问题进行的专业性论述。除了学术的性质，更要有实用性。而论文的选题不是局限在象牙塔之中，而是以现实生活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被公众给予高度关注点的社会热点话题。辜先生的这篇论文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审视“中国人的精神”，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国人精神世界的寻幽探密，自古以来无数的先贤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而辜先生理论的角度是：“中国人的精神是指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心灵、性情、感情综合体，它赋予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性，尤其是对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而言。”由此可见，辜先生在论及中国人精神时，不是封闭单线式的，而是选取比较点，并用历时性的眼光加以审视的。在辜先生看来，“真正的中国人内心没有野蛮、凶恶或者残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动物”，中国人骨髓里流淌的是“温良”的热血，这种品性“跟被阉割了的、伤心欲绝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不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粗野鄙俗或者暴戾恣睢，也没有任何使人不快的地方，带有一种从容、冷静、练达之气”。中国人之所以具备这种秉性，源于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的滋养和径流不息的文化的涵润。其中，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儒家思想的涵养浸润。如前文所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西方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信仰，是把儒家思想作为规范行为的准则。由之，西方人的信仰是个人宗教式的，而中国人的信仰则是国家层面的。图片不同的信仰投注不同的价值，外化于行动时就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君子之法”成为中国人规范自己言行举止的“法典”。“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当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中国人就具有了同情的力量，过着充满感情和友爱的生活”。而“由于中国人的人生是一种精神追求，所以，中国人的语言也是一种精神语言”。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表征形式，其独特的特点和意蕴决定其具其他民族语言无法相比的特质。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汉语言对外国人来说是很难习得和精通的，因为他们“不变成孩子，绝不可能学会”。对一个国民来说，言与行折射出他们的修为与涵养。真正的中国人在处理各种关系，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不是故步自封和迂腐木讷，而是展现出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之范。对中国人来说，初民时期的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的浸润与规范，养成了张弛有度、不温不火的品性。这种品性相较于西方实利主义影响下培植的思想品行具有了“童稚与孩提”的特色。——“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个成熟理智的民族，它至今依然过着一种孩童般纯真的精神生活；真正的中国人，就是一个具有孩童般的精神世界的理智成熟的人。”图片当然，中国人的精神本来就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本著作就可以探讨清楚的。而一篇论文对该问题的论述，也只是从自我学术立场的角度对其进行自我性的探究。辜先生对中国人的精神问题的阐述，除了从传统经典和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家的角度展开，也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自我思考。而“中国人的精神”本身就饱含丰富的意蕴，指涉的内容丰富多样，品读辜先生的文章除了可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与认识，也能够打开一个思考问题的窗口。对自我精神的认知，除了外显的言行举止，还应该与内隐的思想文化的涵润紧密结合。只有这样，获得的认知才不至于偏颇，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易判断了。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解读辜鸿铭作者：张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保守主义的根基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