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写毕业论文

这是因为两个人的选择不同，并且他们之间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同的，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也不一样。

第一，避免出现谦词、关联词、感叹词、疑问词等。第二，摘要属纯客观介绍，一般用第三人称。第三，本科毕业论文摘要一般不用分段。第四，摘要应避免和论文引言、结论部分重复。第五，摘要要结构严谨避免冗杂，用简洁话语表述即可，一般不用长句。

第一个是他们所写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准备的时间不一样是很正常的；第二个是两个人侧重点不同；第三是两个人的志向并不相同。当时季羡林专心于学术研究，乔冠华希望归国重新开始。两位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在各自努力的方面都有所成就。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

你觉得寒门出贵子的最有效途径是什么呢？ 从过去到现在来看，对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来说，大多数人都是靠读书才走出农村，才真正改变了命运。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爆红网络的“出租房学霸家庭”的新闻。说的是山西一对夫妻带着三个孩子住在60平米的小出租房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父亲范玉华说，钱都给孩子拿来交学费了，买不起房子，但他认为教育才是最好的投资。2018年的时候，小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博连读，大儿子在某军校就读。 要说寒门，这一家子算是寒门了。但不难想象，他把教育当做人生最重要的投资，会让孩子们在往后的人生赚翻了。 他的孩子们会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会再几十年如一日地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一家人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确实啊，天底下的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当自己给不了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的时候，往往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往后的人生中用知识改变命运。 在《风雨百年季羡林自传》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的父母及叔父对他也有一样的期望。而季羡林也靠知识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终被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从季羡林的人生中，我们了解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成就人生。从书中，我们知道如何读书， 如何做人，从而成就自己。 季羡林家里很穷，他的爷爷死了以后父亲季嗣廉和叔父季嗣诚两兄弟相依为命，房没有一间，地也没有一垄，活着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后来叔父季嗣诚在济南站稳了脚跟，时常接济父亲季嗣廉一家大小的生活。 季羡林生于1911年，父亲和叔父两兄弟只有季羡林这么一个儿子，想着好好培养季羡林，让他到济南去读书，盼着将来季羡林有个好前途，在他六岁时就去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是，在高中之前，尽管在学习上并不勤奋，但在叔父的监督引导下每天都忙得很。 白天在学校上课，下课后要去学习古代典籍，例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学习完古籍后走路回家吃饭再去英文班补习，上到晚上九点才下课。 或许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让季羡林有了较深的文学功底。到了高中，季羡林在学业上就开始出类拔萃了。特别是在国文和英文上。 1930年，季羡林的高中时代结束了，这高中时代是他人生开始开挂的时候，功课拔尖，老师喜欢。 季羡林在回忆高中时代的时候说过： 如果青年朋友问我有什么经验诀窍。“勤”“苦”二字就是诀窍。 确实，所有的成绩都绝非偶然，是经年累月的勤奋和努力换来的。而这所有吃过的苦，所有努力的汗水，都会在未来变成礼物。 高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同时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季羡林除了学习本系的课程外，季羡林还去旁听了其他老师的课程，其中陈寅恪对他影响非常深，让他迷上了佛教史。 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季羡林还写了十几篇散文，都发表到一些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那会儿就被人称为 “作家”了。 1935年，季羡林在济南高中当了一年的老师，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的通知书，他已经被录取为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学期是两年，这让季羡林感到非常高兴。 他到德国留学的时候，是在哥廷根大学，选了感兴趣的梵文和巴利文。后来他的梵文老师因为二战被征军了，就由读通吐火罗文大师西克代理。 当时季羡林已经选了很多的课程，学了那么多的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而学习吐火罗文又是那么的难，花费的时间又是那么的多，可他并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越学兴趣越浓厚。 1946年，留徳十年的季羡林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回到中国以后，季羡林在陈寅恪恩师的推荐下进入北大当教授。 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博士学位的人回来以后只能当副教授。 季羡林刚开始也不例外，然而过了一周后，他就收到被聘任为正教授，同时还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 这在当时的北大可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可以想见，季羡林的学识得到了北大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季羡林的才华不仅仅得到了北大校领导的欣赏，更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肯定。 事情是这样的，胡适和陈垣在当时是学术界的名人，他们为先有“浮屠”还是先有“佛”争论起来。 胡适，觉得是先有了“浮屠”才有了“佛”。陈垣呢，却认为先有“佛”然后才有“浮屠”。 季羡林听闻后翻遍了梵文、吐火罗文、回纥文、康居文等资料中的的相关内容，苦心研究后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论文。这篇论文一出，在当时可是震动了整个学术界。 而胡适看完后竟然承认了先有“佛”后有“浮屠”的说法。更好玩的是，陈垣偷偷地塞给他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们学校讲学吧！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得了多位大咖的认可，也让他有一种“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 1975年新疆博物馆李遇春馆长亲自携带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请季羡林解读。 那时候距离他上次研究吐火罗文已经过去二十年左右了。但季羡林依然能够很好地完成委托给他的任务。 在此后的几年，季羡林研究撰写的《弥勒会见记》是世界上第一部规模较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而季羡林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在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里，季羡林用中外文写的专著、论文、杂文等，数量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总和。 研究的不仅仅是吐火罗文，还有佛教梵语、印度古代文学、佛教史、唐史、东方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季羡林的文学研究成就非凡，他的工作一样非常突出。 从1946年进入北大当教授到2009年离世，他都没离开过北大，一直致力于教学工作，建立了中国的东方学体系，这个系还一度成为北大的第一大系。 单单是东语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驻外大使就有100多位。 而季羡林本身，也成为北大的终身教授，北大的副校长，是著名的东方学大师、文学家、教育家等，更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学界泰斗”。 季羡林被评为感动十大人物之一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德，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纵观季羡林的一生，他从一个农村穷小子到成为文学界泰斗，一路走来，靠的不过是锲而不舍的勤奋，不过是脚踏实地的努力而已。 爱恩斯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世上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用汗水和泪水浇灌出来的成功而已，季羡林也是。 只有勤奋努力，我们才能够完成普通人所完成不了的事情，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比别人的人生更加辉煌。 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读书就是精神食粮，可以增长见识，可以修养身心，可以找到好工作，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获得美好的人生。 读书，可以滋养人心，还可以成就人生。季羡林先生算是寒门贵子，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季羡林先生的涵养和学识，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学术的泰斗，而这与他一生爱读书，坚持读书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季羡林先生爱读哪些书呢？季羡林先生什么书都读，不管是闲书、名著、还是文献资料，数不胜数。 季羡林先生在中小学阶段，最爱读闲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说唐》等，读得如痴如醉。 长大后呢，爱读《红楼梦》《史记》《儒林外史》等书籍。 读这些闲书，对季羡林先生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是有很大帮助的。 季羡林先生一生读了那么多的书，也因为读书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一生。他用他一生的读书经验给我们推荐了十种非常值得我们看的书。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介绍的都是经典书籍。因为读书当读经典，读经典书籍就像跟大师对话。 经典是带有它所经历的各种文化，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人生百味，认识社会万象，认识人性的美丑。 所以，我们要读经典，读那些经历过世人考验的书籍，从中汲取知识的精华，滋养我们的心灵，从而过有意义的生活。 季羡林先生是多个领域的大师，他懂英文、德文、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语言。 对于一般人来说，学一门主流外语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而季羡林先生一下子学习多种外语，其中还有世上比较难学的生僻语言吐火罗文，这种语言当时在世界上所懂的并不多。 他究竟是怎么学成这些极难生僻的语言的？学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看课本，查资料，然后实践。 拿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当例子，老师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先教大家念字母，其他的内容都没有加以讲解，全部由学生自己去学。 第一课以后，老师都只是在旁边听，指出错误，其他的都需要学生自己去学习。 那时候季羡林先生为了学习五六个字的练习，往往要做一两个小时的准备，查资料，看文献，整理材料。要是老师上两个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两天的时间来准备。 总之，为了跟上老师教学的进度，学生要自主学习，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这种读书学习的方法就像学习游泳的方法一样：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如果没淹死，就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是这种读书学习的方法，让季羡林先生不仅学会了各种知识，还在后来写出了很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论文。 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都比较追求效率，最好有一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看完还能有很多的干货。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很快看完一本书了，也找出了一些干货，指引我去实践，沾沾自喜地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昭告别人自己看了这么一本书学习到了一些道理。 其实，过了不久，自己就忘了这些知识，更没有把这些看到的知识运用到学习生活中。书是白看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呢？ 当我重新拿起快速看过的书，一字一句，一章一节慢慢看，一边做笔记，一边找材料；来论证，落地去实践。然后，对内容的理解更深刻了，也更能将知识为自己所用，甚至指导我去行动了。 俗话说得好：欲速则不达。 季羡林先生的读书方法，不是看其中的理论说明，而是看逻辑，看论证的方法，找出没有说明白的地方，亲自去摸索，努力去研究，最终找到深入的答案。 给自己思考的时间，给自己摸索的空间，哪怕投入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但你的收获一定远远超过很多人。 所以，我们要找到合适的读书方法，好好读书，沉心研究，用书籍改变命运，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至1984年离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著作书目：《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羡林年谱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1917年 （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 《四书》等。1918年 （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 （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1923年 （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 《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1926年 （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 间，开始学习德语。1928—1929年 （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逋，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1929年 （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1930年 （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1934年 （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 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1935年 （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 （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 （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 （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 （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 （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 （四十三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 （四十四岁）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 （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 （Abhijnana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 （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 （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 （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rm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 （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 （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 （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 （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 —1976年 （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1978年 （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 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 （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 （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竺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 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 （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 （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 （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 （七十三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 （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中译本出版。 1986年 （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 l/2 1/1 l/1 1/2 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 （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 （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 （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 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 （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 （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 （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 （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 （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 （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