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清照,人们首先把她当作词人,并誉之为婉约派宗主。即使相信李清照改嫁的有关记载,对其晚节颇致不满的纪昀,修《四库全书》为《漱玉词》作提要,也称赞其词“抗佚周柳”,“为词家一大宗”。还有人特别欣赏她的诗。晚清樊增祥《石雪斋诗集》卷二《题李易安遗像》诗序云:“其所为古诗,放翁、遗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无论矣。”李清照的文章,赞赏者亦大有人在。曾与柳如是摹仿赵、李“翻书赌茶”故事、学际天人的钱谦益,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拍案叫绝:“其文淋漓曲折,笔力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 (《绛云楼书目》卷四)。这些关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处。相对而言,李清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却很少有人予以重视,并做出公正评价。 李清照对史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赵明诚纂修《金石录》并历尽艰辛将它保存下来。清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李清照》:“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证正史之失,清照实助成之。”应该说是可信的。他们在青州一同生活了十年的“归来堂”,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夫妻店”;《金石录后序》前半部分,基本是叙述他们共同研究史学的经历;所谓“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谓“甘心老是乡矣”,所谓“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所谓“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犬马上”,道出了两人对史学的共同兴趣。可以这样说,即使李清照没有参与《金石录》的编著、整理,她能力尽艰辛把这部珍贵的史学著作保存下来,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李清照和《金石录》的关系,一般学者都了解。但李清照对史学的另一重要贡献——为宋代保留下一部孤本的《哲宗皇帝实录》,却一直被学术界忽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己酉南渡,国史散失,靡有孑遗。其后数下诏访求之,绍兴元年,才得布衣何克忠所藏《太宗实录》四册而已。上以书籍残缺之际,特命以官。已而戚里张懋家献太祖至神宗六朝《实录》、《会要》、史志等书,小校唐开亦献王珪所编《五朝会要》,最后五年三月,始从故相赵挺之家得蔡京所修《哲宗实录》,皆下之史官。”《宋会要辑稿》:“(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索取故龙图阁学士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按,赵挺之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明诚去世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所以准确地说,《哲宗皇帝实录》是从赵明诚遗孀李清照处索得。据李清照作于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的《打马图经·序》:“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余自临江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陈氏第。”金华为婺州治所,李清照在这里一直居停到次年五月以后。 《哲宗皇帝实录》由蔡京主持编写于徽宗大兴党狱之际,自然有褒贬颠倒、轻重失伦等诸多问题,但作为历史文献,它叙典章,述文献,次第先后,却大致能保存真相,对后世修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清照于兵荒马乱、辗转流离中,所收藏文物丧失殆尽,而最终将《哲宗皇帝实录》与《金石录》一同保存下来,说明她充分了解在汴京沦陷,碧简飞灰之后,这部著作关系国史存亡,斯文绝续的意义。 李清照对历史文献的热心不是偶然的,她出生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右文”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又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空前充满活力。李清照的本家、婆家,都是经史世家,她本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她的丈夫赵明诚对历史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两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金石录后序》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哲宗皇帝实录》可能就是他们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从史馆抄录的。 《宋史·哲宗本纪赞》:“哲宗以冲幼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佑之政,庶几仁宗。”赵明诚、李清照都是所谓元佑旧家后裔。哲宗朝历史,记载着他们父辈的辉煌和光荣。两人家世传闻,多得故实,足以辩诬订讹,这也是他们珍重保藏《哲宗实录》的原因。 李清照遗著中,有《夜发严滩》(又名《钓台》)一诗,是绍兴五年从金华返回临安之作。诗云: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这首诗可能是有为而发,诗中所说为名利来往的可能不仅是李清照自己。她是为避难而来,也不用乘什么“巨舰”。这首诗有可能是讽刺那些倚仗权势,催逼她交出《哲宗实录》的官吏。当然,李清照也是凡人,她未必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历尽艰辛保存下的重要典籍平白献出。也应该讨价还价。当局给她以精神和物质奖励,酬劳报功,更是理所当然。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附录之《李清照年谱》,说李清照藏《哲宗皇帝实录》,“这当时是一种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这是著者猜测。宋代文禁不严,《实录》也不是“非扩散性材料”,更何况是在“书籍残缺之际”。 李清照对历史的兴趣,很自然的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而两宋之际北方故国的沦陷,她本人的颠沛流离,使这种关心更加痛切。这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或借古讽今,或以今寓古,充满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有人批评其中有些诗典故用得“太多太滥”(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译注》,205页,济南出版社,1998)。这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我们的历史知识比李清照贫乏?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熟知古今天下存亡兴衰、人情真伪消长之事实,从中总结出规律,故能出乎史而入乎道。而“道艺为一”,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欲达到“道艺为一”的境界,不能不知史。李清照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与她渊博、深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即使李清照最负盛名的抒情题材——词的创作,也与她的历史意识有关。《词论》虽然不长,但其中包括一部词史,铺展开来又可以成为一部类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任何文学体裁,都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充分展开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其独特性。这是李清照的《词论》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女性,李清照在史学上的造诣、贡献与她的诗词创作一样,不让须眉。与今日当红的一些女性作家相比,琼瑶老妈子之流的撒娇派,虽能窃取李清照一二清辞丽句,但在史学上的造诣与文学表现的深刻等方面,实难望其项背;至于那些吃青春饭、用身体写作,专门向洋人献媚,斯滥至极的所谓美女作家,更难同日而语。
1 说“雁”——李清照二词中“雁”之意象 张颖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6/07 2 邓恩诗歌意象研究——兼与李清照诗词意象比较 李正栓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04 3 从李清照的风雨人生看其词的风雨意象 李素平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6 4 “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李清照词中“花”意象的解读 李平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5/S1 5 博雅玄远 自成玉璧——关于李清照词作花姿意象的卓异别趣 张炜 唐山学院学报 2005/03 6 花:李清照自我定位的意象分析 田恩铭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7 论李清照词中“愁”的个性化表达——“梦”的意象 耿蕊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4 8 一种别样心情的意象化——李清照《声声慢》赏析 孙海新 河北自学考试 2004/08 9 酒意诗情谁与共——李清照词中的“酒”意象赏析 周忠元 语文学刊 2003/05 10 论李清照词花意象 张彩霞 惠州学院学报 2002/04 11 李清照词中的“花”意象 岳毅平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9/02 12 李清照词意象浅见 王跃飞 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2 13 谁种芭蕉愁煞人——李清照《添字丑奴儿》中芭蕉意象浅谈 韩春雷 阅读与写作 1994/02
木有办法啊。
摘要:论述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成为交流的主要模式,不同文化与语言中的禁忌语是阻碍跨文化交际成功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中西社会习俗和文化内涵,了解汉、英禁忌语语用原则的共性和差异,能使人们在跨文化交往中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关键词:禁忌语;跨文化交际;语用;对比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Jul. 2010Vol .12,No. 3358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2卷忌语存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西宗教文化传统截然不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受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西方民族则笃信基督教。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宗教体系,具有截然不同的神仙谱系。[4]。在西方国家,基督徒对上帝非常虔诚,上帝的名字Jehovah 便是最大的禁忌语。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说、不滥用上帝的名字。所以往往避而不用God(上帝)、Christ(基督)等词语,而代之以gosh、golly﹑for goodness sake or for crying outloud(看在上帝的份上)等;不用Jesus 一词,而用Gee、Jeepers、Jiminy 等。就像中国人一样,要尽量避免对“神”的不敬,并且,人们还经常避免提到魔鬼的名字。这在西方国家也是同样存在禁忌的,如hell(地狱)、devil(魔鬼)、damn(该死)等。中国人忌亵渎神灵,对自己信奉和崇拜的神仙不能在言语上有任何的轻慢和不敬。在中国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都是忌妄言的。所谓“妄言”就是胡说、乱说、说假话。同时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孔孟之道崇尚礼仪,要求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言语适度,不可妄言或者信口开河、不着边际。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为了保护一家老少生活幸福平安,还信仰“门神”、“财神”、“灶神”等,认为他们能保佑一家人生活平安喜乐,因此人们将其请来贴于门户或供于堂中(“买”字是很忌讳的,于是换成“请”,以免亵渎神灵)。在中西文化中人们对数字也有不同的理解。“七”在汉文化中是被忌讳的数字。这是因为农历七月七日被视为凶日。汉语中含有“七”的习语大都具有贬意,如“七零八落”、“七嘴八舌”等。而英语中,“seven”与神有关。人们常将“seven ”视为吉利的数字,有“luckyseven”,“to be in the seventh heaven”等[5]。中西文化中,对神的崇拜使人们把上帝、鬼神等宗教信仰融入了日常生活,宗教上禁用亵渎性词语成为一种共识,人们言语上都尽量避免使用亵渎神灵的词语。(2)禁用辱骂性词语。从原始社会到信息时代,一些辱骂性的词语,一般是被大众所禁忌的。因为这类词语通常会冒犯他人,令人不快、愤怒,或者引起双方的冲突。此类词语常常借用动物的名称,例如bitch(母狗)、cow、swine(猪猡)、pig等。英国议会曾公布一份不适合于议会内使用的词语表,表上所列词语多属辱骂性词语,如cheeky(厚脸皮的)、liar、fascist(法西斯)等。在英语中,这类词语多由四个英文字母组成,称为四字母词(4-letter words )。如shit(胡扯)、hell(混蛋)、damn(该死)等。人们对这类词汇十分敏感,一旦听到它会感到十分惊讶、气愤,所以绝对不能滥用这些词汇。汉语中的咒骂语和猥亵语也有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使用的。所以这些带有辱骂性的词语在汉语、英语中一般是被人们所禁忌的,以免引起交际过程中的尴尬和冲突。(3)禁用关于病和死方面的词语。“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是自然法则。但是由于对生老病死的恐惧,导致了人们对这一话题的禁忌。中西方都有这种禁忌,不愿或者不敢提及这类词。英语一般用“the big C”、“long illness”,而避免使用“cancer”这个词。用“go to heaven ,begone to a better world,to go to another world”,而避谈“die”。“死”在汉语中也是更加避讳的。人们害怕死亡,很不愿意谈及死亡,而往往以“过去了”﹑“离开了”、“仙逝”、“驾崩”、“夭折”、“牺牲”等代替死亡。汉、英禁忌语语用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通过对汉、英禁忌语的差异性的理解和分析,有利于避免不同文化的冲突,让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三、从习语语用透析汉、英禁忌语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鲁迅,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可能不为外国人所理解的东西。例如,在《阿Q 正传》里写到阿Q 摸了小尼姑的脑袋,小尼姑就骂了一声阿Q“断子绝孙”,阿Q 听了以后就很紧张。外国学生读到这里的时候常常不能理解。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断子绝孙”在中国是一句禁忌语,不懂得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因此在实际交际中,会涉及到某些来自书面文学作品中的禁忌,可以通过对文学著作的学习,了解其文化内涵。熟悉汉、英禁忌语语用的差异性,对于实际交际是有很大帮助的[5]。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对动物种类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寄托寓意的词汇表达不同,因此对动物习语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以“鸡”、“狗”等动物习语为例,在中国,有的地方为了讨吉利的口彩,就通过谐音的语用方式来表示吉祥如意。因为“鸡”与“吉”谐音,所以“鸡”被当作吉祥的动物用于各种喜事上,像济南出产的大红包装的“大鸡”(“大吉”) 牌香烟成为当地人婚礼、Analyzing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bstract:In this paper,along with globaliz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the main mode of communication,and different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taboos in the language have mad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fail.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al customs and cultural content,understandthe common pragmatic principles of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differences of taboo 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to make people in the actual communication be handy, to avoid unnecessary clash of cultures. Therefore,it is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taboo words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ds:taboo languag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contrastBO Shuyan(College of Comprehensive Foundation Studie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第3 期薄淑艳: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比汉英禁忌语语用差异359婚宴上专用的禧烟。而在英语中有不少关于“鸡”的俗语,如“chicken”是胆小的意思;“Count one’s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 ”是过分自信的意思, 含有贬义。“Chicken out 、play chicken、chicken-feed ……”等都是贬义。所以尽量不要在英国人面前用“鸡”来表达祝福。中国人对于“鸡”是没有什么禁忌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用“鸡”称呼女性的话,肯定会引起对方强烈的反感,因为“鸡”与“妓”谐音。再如,在西方,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们通常将狗作为宠物来养,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dog”在英语中虽有时含有贬义,但总的来说属中性或含褒义的情况居多。像“you are a lucky dog”,“everydog has its day”,“he works like a dog”,“you canno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等习语都表现出它褒义的一面。“A dog’s life”,“love me,lovemy dog”就比较中性。而在汉语中,狗一般表示贬义。如“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狼心狗肺”、“蝇营狗苟”等成语。人们由本民族文化衍生的认知范畴不一定会与另一种文化的认知范畴完全重合,因此很难保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对同一事物具备同样的认识[6]。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成为人与人交流的主要模式。而不同文化与语言中的禁忌语是阻碍跨文化交际成功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认知中西社会习俗和文化内涵,了解和研究语言禁忌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意义,才能够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在实际交往中得心应手、减少误解、互相理解,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参考文献:[1] 尚永芳,刘芳.浅谈中西文化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差异[M]// 潘炳信,李正栓.翻译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339.[2] 尚榕,刘旭宝.试析日语中的语言禁忌现象[M]//石坚.外国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395.[3] 曾文雄.语用学翻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79.[4] 李畅.宗教文化与文学翻译中的形象变异[J].外语学刊,2009(5):143- 146.[5] 胡开宝,郭鸿杰.英汉语言对比与口译[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37- 139.[6] 张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北京:北京语
师大文学院网页上有导师的介绍1.现代诗学研究 本方向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本研究方向的特色是:全面总结我国现代诗创作及研究的新成果,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理论与方法,注重对跨文化语境中我国现代诗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进行科学分析与阐释;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构建更具民族特征和时代感的诗歌创作和研究范式中,在中国现代诗学和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新见解。学术带头人陈超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新诗评论》编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中国先锋诗歌论》等诗学著作5部,编著2部。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复印。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入选河北省“百千万人才工程”,获“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称号。学术带头人李正栓教授系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全国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理事。出版诗学研究专著3部,英美文学教材6部,编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近年来承担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其对英国玄学派诗歌及代表人物约翰•邓恩的研究成就显著。曾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河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三等奖。李卫华副教授系河北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出版专著《价值评判与文本细读——“新批评”之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在西方现代诗歌理论及比较诗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研究 该方向现有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本研究方向的特色是:一方面坚持历史的美学的原则,注重揭示重要作家与时代变革的紧密关系,以彰显其“历史”特性;另一方面努力运用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深入探讨经典作家作品的现代性构成,以明晰其“现代”特性,既葆有学科品格又充盈着时代气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王惠云、苏庆昌教授继承李何林、冯健男等老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在学术上继往开来,出版国内第一部《老舍评传》。同时,新生力量迅速成长,在林纾、茅盾、老舍、曹禺、巴金、铁凝以及近代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显著。学术带头人马云教授先后师从冯健男先生和郭志刚先生,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个性》、《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等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复印或转摘。其成果多次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带头人张永泉教授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出版《从周树人到鲁迅》、《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等专著4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其鲁迅研究与丁玲研究在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多次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黄彩文教授任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河北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文学评论》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茅盾研究和解放区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李惠敏副教授发表论文20余篇,对文学“商业化”、文学传播与生产等前沿问题钻研较深。3.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本方向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本方向将当代文学置于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化传统和世界文化格局的宏阔背景中,选取新颖独特而富有学术生长点的切入角度,吸收中外多种理论资源,针对当代创作实践,创设出三个具有探索性的研究角度:(1)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作家研究:探讨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关系;(2)当代地域文学研究:探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3)当代现实主义研究:探讨当代文学与革命文化的关系。学术带头人崔志远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出版学术专著《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等10种,主编高校教材及文论著作15种。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或复印。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文学的现实教主潮”、“地缘文化诗学与新时期地域作家群”,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1项,主持河北省及省教委社科项目各1项。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艺振兴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10余项。其地域文学研究及现实主义研究在学界影响广泛。因其成绩显著,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术带头人郭宝亮教授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河北省首届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复印或转摘。出版专著《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等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小说的文体形态及演变规律研究”,参与河北省社科项目多项。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艺振兴奖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项。其对当代重要作家进行的文化诗学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胡景敏副教授主攻巴金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加国家及省级课题研究4项,已见良好的学术前景。4.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本方向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本方向的特色是:立足于中国近现代、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宏阔背景,以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全球化视野,探讨百余年来各主导性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生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性质、理论主张、文学价值及其历史局限。由此出发,对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存在、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等,进行深入探讨。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张俊才教授长期研究近、现代文学,其林纾研究及近现代文学思潮研究成绩卓著,出版《林纾评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等7部著作,发表论文70余篇,1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复印或转摘。主持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国家教委优秀学术著作奖、河北文艺振兴奖等。因其成就显著,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高教名师,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术带头人李扬(李锡龙)教授出版学术专著《现代性视野中的曹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5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项。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文艺振兴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河北省文艺理论“金鹿”奖等多项。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及曹禺研究影响广泛。因其业绩突出,被评为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
李清照词的意象分析一、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二、李清照词中的雨意象“雨”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常咏之物,关于它的词作数不胜数。既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言溢于表的对春雨的无限喜悦之情;又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含蓄而又微妙的感情;还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中的极言闲愁之深广;更有“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爽旷达的心态。而在李清照的笔下,“雨”这个意象的出现更是频繁而又多样化的,其传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多变而又细腻入微的。如果以南渡为界,将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的话,无论是在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表现“雨”的词作有很多,而其中折射出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早期作品《浣溪纱》(淡荡)中曾写到:“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这首词是作者年轻时所作,上片写的是闺中梦醒时的情景,下片写的是室外风物,把少妇春闺中的舒适以及懒倦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用“疏”字来形容雨,既表明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点,又能从更深层反映出作者春闺中梦醒后的舒畅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新婚后的生活是十分幸福美满,且十分耐人寻味的。同样是写“疏雨”,在李清照早期的另一首词作《如梦令》(昨夜)中则被赋予了不同的神韵。其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主要表达了因伤春而惜春,又因惜春而伤别的交织复杂的思想感情。清人黄了翁在《蓼园诗选》中便有中肯的评价:“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两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一个“雨疏风骤”便把闺中生活的寂寞,闺人心情的苦闷轻轻烘托出来了。结合女词人当时的心境来看,正是作于“易安结褵未久,明成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之时,因此,在《浣溪沙》中“湿秋千”的令人心情愉悦轻快的“疏雨”已转变为此时唯恐年华逝去,春色又减几分中“雨疏风骤”的苦闷之情了。“雨”这个意象在词人的后期词中所表达神韵的转变就显得更明显了。以南渡以后的名作《声声慢》为例,其中关于雨的描写是这样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儿的细雨与“黄昏”、“点点滴滴”联系到一起,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这种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苦悲以及作者孤独寂寞的忧郁情绪和动荡不安的心境在其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试想,日落黄昏后,窗外细雨绵绵不绝。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大雁哀鸣着从愁云惨雾的天空飞过,可这绵绵的细雨却又打落得满地落英。这是怎样一幅凄灯苦雨的图画呀,也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喟叹了。建炎四年,李清照逃至越州。这次逃难前后半年,行程数万里,历尽颠簸,饱尝了流离失所之苦。她触景感怀,写下了一首《添字采桑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北人”听着这南方之夜的雨打芭蕉声,充满了凄苦之感。这也许是北方来的难民的共有感受吧!下阙几乎全是描写“点滴霖淫”之雨的。这雨正是被赋予了离愁别恨的色彩。国破、家亡、夫死这三重灾难骤然降临到这位旷代才女的身上。她的心中充满了凄苦、忧伤与迷惘,而这种迷茫痛苦的心情伴随着这点点雨声却又倍加凄凉了。值得一提的是,易安词中的“雨”,往往都是“斜风细雨”、“黄昏疏雨”、“风骤雨疏”的小雨,而从未出现过瓢泼的倾盆大雨。我想这与点点滴滴的小雨更能激发女词人细腻的内心世界,又更能表现愁的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有关吧。三、文人与酒密不可分,酒既是一种载体,也可形成一种意象。研究李清照的诗词,完美发现,其酒的意象十分丰富,可分别表现山水之乐、思亲怀远、家国巨痛、社会悲歌等多元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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