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词的风格毕业论文

苏轼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诗歌能够“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乞郡札子》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轼也写了一些政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富有现实性，鲜明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一个文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注和痛苦的同情，以及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与批判。

苏轼的诗歌创作并不以一家为宗，而是兼取李、杜、韩、白之长，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在宋代诗坛上，苏轼作为一个集大成者的身份，承载着宋诗的典范，成为宋代诗坛，乃至我国古代整个诗坛上永远不朽的恒星。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的词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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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意义

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

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

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譿?讹所言甚是。

1、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诗词中，写人状生而以慷慨豪迈的形象与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2、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与性格特点的诗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3、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诗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诗词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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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不仅是作家思想、性格、气质、禀赋、才华等因素的综合体现，而且风格也是因人而异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有怎样的作品就会有怎样的风格。即使是同一个人，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经历、心情、年龄等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往往一个作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这都说明，风格不是单一的，风格具有多样性。同样，风格也不是唯一和排他的，而是相互包容、吸收的，甚至出现熔铸多样风格于一身一体的情况和现象。 苏轼虽未对诗歌风格及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作过集中的专门的论证和阐述，但时常见之于他的诸多作品和评论中。

苏轼在具有丰富创作经验且创作臻至炉火纯青的晚年，为自己一生的“成一家之言”的艺术追求与努力而颇感得意、欣慰、骄傲和自豪。显然，这种“一家之言”并非轻而易举所能形成的，没有诗人对前人的广泛学习、继承借鉴、变化生新及创造发展，没有诗人对自己创作的永不满足、不断进取，是无法在创作上取得“著成一家之言”的杰出创作成就的。

一） 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 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 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 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 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 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 没有一个文人象苏东坡这样更有人情味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的百姓的生活里。他毫无疑问是阳春白雪，但他却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没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编造出这个才女洞房夜难倒秦少游，津津乐道。而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而我们说“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并肩而立，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生学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忝列其中？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的着，感觉得到。而他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才华，让我们喜欢的时候也能理所应当，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而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谪贬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又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颇能体现苏东坡的性情。苏东坡参加进士考，在试卷上他在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的记载，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东坡因此，也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杜撰的！”东坡回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苏东坡敢杜撰，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让他惦捻先贤犹不足，还要去杜撰先贤；梅圣俞忍让苏东坡杜撰，也是因为苏东坡的才华，他的才华让梅圣俞感觉这个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欧阳修才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苏东坡绝不是一个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刚刚25岁，可谓春风得意，风光一时。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神宗）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可是苏东坡同样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执，他一生三次冤枉，十七次被贬，不能仅仅说是“小人”的诬陷。他以儒家“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变法，他和王安石争执于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主张变法，他就写《上神宗皇帝书》，同样洋洋万言，反对变法；被贬黄州，在东坡务农之时还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在山东芝罘他只当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这三天他严惩贪官污吏，并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他不会掩饰自己的观点，身在其位就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样。如果他讽刺别人写的诗“就像吃了苍蝇然后呕吐出来的东西一样”算是玩笑；在风翔为陈太守作《凌虚台记》，说：“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算是性情；而他为王安石所写的《制词》，早就有人看出了“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苏轼 1.苏轼的词.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但他的词在当时引发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有人充分肯定其对词的开拓和革新之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以诗为词",要非本色. 2.苏轼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1)抒情词.苏轼的抒情词具有严肃博大的特点,具体包括从政之情,爱国之情,怀古之情,人伦之情等.(2)咏物词.苏轼词中约有30首咏物词.他的咏物词形神兼备,富有寄托,代表作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和《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3)农村词.苏轼的农村词约有10多首,代表作为《浣溪沙》五首,时作者在徐州任上. 3.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宋代豪放派词 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当时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 于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他们说：“明明北宋有“豪放派”、“婉约派”，苏东坡不是“豪放派”吗？几乎每一本文学史、词论，不都是这样说的吗？问题的要点是：他们这样说，有何根据？回答应该是他们的作品。那末，第一个问题是，东坡有哪些“豪放”词？于是翻开每一本文学史或词论，照例举出了“大江东去”、“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等几首，这些词怎么能称为“豪放”？“豪放”作品的例子，在东坡以前有李白，在东坡以后有辛弃疾。把这两个诗人的作品来比较东坡这几首经常为人引证的作品，便可看出东坡的这几首作品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豪放”之说不知起于何时。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登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辨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说东坡为人性格“豪放”，不是说他的词属于豪放一派。因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当然，苏东坡有些长调，比起早期的欧、张、二晏来，题材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都有点不同，但这只能说苏东坡这位多产的诗人，除了写三百多首和“花间”词人同样的作品外，又写了少许和别的词人不同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在北宋词的宝库中，苏东坡贡献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他的功绩是对词有所增加，而不是改变什么词坛风气。 除了增加一些不同内容的词以外，苏东坡并没有象胡寅说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要称赞歌女舞伎（“佳人”），因为当时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的是主人的家伎（如《红楼梦》中唱戏的十二个女孩子）。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尤其是咏花）也有三十多首，脑中如无对“佳人”的形象思维是写不出来的。甚至连读书作画，也少不得要有“红袖添香”，说苏东坡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词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谁欺，欺天乎？ 再以东坡毕生遭遇而论，他被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能是旷达而不是豪放。东坡对于他所际遇的经验，可以使他悲愤，使他哀怨，使他旷达，使他慷慨，独不能使他“豪放”。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东坡曾在被拘留中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作，又亲手写了陶的诗文全集。陶诗本身炉火纯青，读陶而至于和陶，岂能不受其影响？能下这样功夫的人，早已收敛了“豪放”之气。如果一个人的诗词中有豪放之气，他必有生活经验中可以骄傲的得意之笔，才发为豪放之气④，李白是一个豪放诗人，但他流夜郎回来以后，恐怕写不出“豪放”诗来了，何况东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坏得多！ 至于“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故借为女子教育之一种方式。《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花间集》卷七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裙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又卷九毛熙震《浣溪沙》“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同上《临江仙》：“纤腰婉约步金莲。”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但近人用为与“豪放”对立的状词，似乎专指所谓“绮罗香译”、旖旎风光的含蓄的有节制的表情。一旦被用在与“豪放”词对比的地位，婉约词就被视作保守的、不进步的、墨守成规的。有时甚至于说婉约词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荒淫生活，甚至于说他们的思想是空虚的，苍白的等等。很显然，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因此，有时也不能严格遵守这两派的门户界限，也不免有豪放派向婉约派乞灵的时候。例如说： 苏轼写传统的爱情题材，也以婉约见长。但婉约派词人（按苏轼时尚无此名号）大抵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他的词在真挚和细腻之中格外显得凝重和淳厚，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⑤。（见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594—595页） 什么叫凝重，什么是淳厚，编者增字解经，却全不说何为凝重，何为淳厚，编者对于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主要的句子，全没搞懂，只好拉清初的王士祯来解围。但王也帮不了多少忙（因为他也不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只怕象柳永这样善做情诗的人也未必能超过这一句。”而远远躲开“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关键性的主句。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只要一说到苏轼，“豪放”论者就把所有的他认为可以证明苏轼是豪放派的全副仪仗全搬了出来，仿佛声势浩大，威仪堂堂。其实是极少的人在导演，让苏轼这个无兵将军唱独角戏，连跑龙套的也没有。碰着“红白喜事”（例如所谓“爱情题材”，又不得不向讨厌的婉约派小伙计通融了。 当然，我们说北宋没有豪放派，并不是说北宋就一定没有豪放词，少数格调比较昂扬，气魄比较恢宏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仅仅根据这几首词，就承认他们是一个“豪放派”。 又如有人说，苏轼词的用语“形成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于是下结论道：“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豪放词派的特点。”我看不出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到柳永，他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和“花间”传统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果我们说，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那是对的，但这也不是说他借此就可以成立一个“豪放派”或“反对派”或“旷达派”。他的作品中增加了些以诗为词的创作，并没有减少他本来继承“花间”的传统作品，只能说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可能的新的写法。但这种新的写法，柳永早就这样做了。柳永是专写男女情爱、绮罗香泽、锦心绣口、红情绿意的作家，所以他也没有脱离花间传统。但他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更使用歌女舞伎们所用的语言、词汇。他的作品“向下看”，用她们的语言工具来写她们的思想内容，这是苏轼所做不到的。因为他所周旋、应对的是文人学士。文人们求雅正。因此，他虽然也象柳永一样扩大了的词汇写词，但他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不是学市井的俗语以写词。所以从中国到西夏，凡饮井水处就会唱柳永词，柳永在语言运用方面走的是群众路线。苏轼正是受了柳永的启发，才在题材方面添入一些文人的感慨、牢骚和互相嘲笑以及咏物等前人少用或不用的题材⑥。因此他的作品给人以题材丰富的印象。柳永写他自己感慨的作品，如著名《八声甘州》、《雨霖铃》，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时写妓女的生活，为宋代的道学先生所不喜，所以谈“豪放”词者专指苏轼而不及柳永。 以上所谈，只限于北宋。北宋大家如欧阳修、二晏等都以“花间”为正宗，已如上述，所以大家指北宋时期的词家为“婉约”派。文风和时代的生活情况有关。赵宋政府建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开国的功臣及时退休，作为一种交换的条件，政府鼓励他们为子孙买良田、美宅，养歌僮舞女以自娱，免得生事⑦。因此文人家中蓄养歌儿舞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宋文人为了歌女演唱而写作，当然只能沿着《花间集》的传统。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跋文中说：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 这说明了晏几道的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情况，证以《石守信传》中所述情形，可知这不是个别情况，在这种“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下，他们征歌选舞，是受政府鼓励的一种上流社会普遍的风气。再看看李清照《永遇乐》词中回忆北宋盛时开封的文化生活的情形，就会更加清楚。 但自靖康之变以后，北宋亡国、人民大量逃难到江南，流离颠沛之苦，妻离子散之惨，国土沦亡之痛，引起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悲惨感慨，怎么还有心思“品清讴娱客”？在这种局面之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这些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而且当时词的作风内容，主要也当然是受政局变化而引起的。在兵荒马乱之中写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固然不相称，即使在危局略定的情况下忘乎所以地作乐寻欢，情调也不相称。文人作品主要受时代的变动而转变。并不是某人天生“婉约”或从小“豪放”，我们看向子諲的《酒边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向子諲前半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开封。他的词称为《江北旧词》，是道地的“婉约”派。靖康之难（1126）汴京沦陷，他逃难到杭州，这以后的作品称为《江南新词》，变成了道地的“豪放”派⑧。李清照的境遇也差不多，不过她后期的作品不是“豪放”而是悲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向子諲、李清照的后期作品还是欢天喜地，那倒是全无心肝了。 至于从敌人占领之下带兵打游击来归附南宋的辛弃疾，其作品当然只有我们现在见到的慷慨激昂的作品。苏轼如果活到南宋，他的作品也许比我们现在所见的更为“豪放”。而像周邦彦那样被贴上“婉约派”、“格律派”签条的作家，如果也能活到南宋，我想，他也不会以“婉约”或“格律”派终其身的， ①关于“花间词”，可参阅本刊1982年10、11期拙作《花间词简论》。②即“谁道闲情抛弃久”，“几日行云何处去？”“庭院深深几许”，“六曲阑干偎碧树”四首。③据四印斋本《阳春集》其底本为明汲古阁藏宋嘉佑戊成（1058）陈世修序本。④陈登“豪气未除”，因他讨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故瞧不起许汜。⑤关于这首词的解释，可参看《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拙文。⑥咏物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学游戏，《荀子》的赋篇就是这一类，唐张鹫的《游仙窟》就有许多用语双关的“咏物”词。⑦见《宋史·石守信传》赵匡胤对大臣的劝告。⑧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 代表作: 豪放派: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念奴娇》（大江东去）等.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辛弃疾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等 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嬴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杨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张孝祥 《六州歌头》等 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 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 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 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 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 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陈亮 《念奴娇·登多景楼》《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 念奴娇 登多景楼 宋·陈 亮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贺新郎 寄辛幼安和见怀韵 寄辛幼安， 和见怀韵 陈亮 老去凭谁说？ 看几番、神奇臭腐， 夏裘冬葛！ 父老长安今余几？ 后死无仇可雪。 犹未燥、当时生发！ 二十五弦多少恨， 算世间、那有平分月！ 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 只使君、从来与我， 话头多合。 行矣置之无足问， 谁换妍皮痴骨？ 但莫使伯牙弦绝！ 九转丹砂牢拾取， 管精金只是寻常铁。 龙共虎，应声裂。

我只能说属于coldplay的风格，我听了coldplay的歌几年了，既有radiohead的影子又有绿洲乐队的味道，不过更多的是全新的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伟的场面取胜；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豪放词风。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是豪放词的代表，他能够借助瑰丽恢宏的意象来抒发慷慨豪情，将充沛激昂或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并开拓了词的写作范围。

苏词的豪放词有气势豪迈飞动、场景宏阔雄壮的特点。苏轼的词注重抒情言志，直抒胸臆，自由豪放。苏轼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加之以文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歌特点，开创了一派诗风。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