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敦煌艺术的毕业论文

线描是我国书法与绘画艺术造型的主要手段，敦煌壁画也继承了这种造型手法，使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的编织纹、鸟兽纹、几何纹等，商周青铜器上的云气纹、夔龙凤纹等，再到西汉帛画上的线描，可以看出线条在其中的传承和发展。敦煌壁画就继承了线描的刻画方式，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几千年来绘画艺术有着构图上的装饰性，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早期的敦煌壁画，在人物布局形式结构上一脉相承地充分运用了对称、均衡、反复、重叠等手法，疏密有致、轻重适宜，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整体中又有冲突，从中展示出了壁画匠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注重颜色，无论是彩陶上的墨与红的对比、漆画上的红与绿交辉，还是帛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都显示出工笔重彩的特点。敦煌壁画中形象的色彩，主要按照“随类赋彩”的标准，并且赋以重彩，使画面显得辉煌、明快、浓重、热烈，同时又在一幅画面上达到色彩的统一。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与评论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同样体现出来，不论是何种题材，何种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所以敦煌壁画的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 由于敦煌壁画的创作历时较长，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造型风格特点。从初创时期到后来的元代，敦煌壁画经历了许多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其中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样貌比较丰富，具有代表性，下面便以敦煌莫高窟为例，分析这两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敦煌莫高窟艺术史上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许多的风格面貌。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发展最早是伴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东渐传播而开始的，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式微而结束，体现出了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阶段，在表现技法上表现出了印度佛教美术与汉晋美术的相互叠加，同时也表现出了印汉两种文化的交融。我们看到在当时就已经很熟练运用的铁线描，平面装饰效果的壁画风格也在逐渐的成熟。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秀骨清像”人物的出现，人体修长，清朗飘逸，艺术刻画追求的是内在气质，反映了老庄玄学思想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至唐代，佛教的传入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敦煌莫高窟中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体现出了新的风貌。内容多以民族化的佛经为主，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注重画面的远近透视关系，有了较真的视觉效果和感受。在表现技法上，唐代壁画人物造型均趋于写实，比例适度、匀称，神态庄严沉静，菩萨造型女性化并且丰腴健美，这也是佛教艺术民族化的体现。北朝、隋时期的壁画主要用铁线描，而唐代逐渐运用自由奔放的兰叶描。这种线的运用上的变化更体现出了以虚实表现体积，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来说从前期的气势磅礴向后期的精细柔美转变。敦煌壁画艺术博大而精深，绚烂无比，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宗教意义，多学科的形象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是无可比拟的，这也是它成为世界文化珍贵遗产的原因，被誉为“墙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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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密宗洞窟,其中绘有藏区外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藏传风格寺庙壁画,该窟有着深刻的历史、宗教背景,复杂的文化渊源。壁画绘制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具有多元因素融合,多重宗教背景的特点,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其中蕴含的强大艺术感染力更是为艺术界高度关注,加之它的密教题材,呈现出更加独特的宗教和艺术面貌。 论文首先从目前国内外对第465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走势,谈到多元文化背景,多风格因素的脉络,着力探讨密宗艺术与普通艺术的关系,并利用现代造型学理论从壁画形式和色彩的感悟上升为理性的认识、总结和验证,归纳出密宗艺术独特的审美和造型规律。深入解析宗教图像的同时,丰富了一般艺术的造型理论,开拓了我们多角度研究的视野。 文章着力在第465窟壁画造型特征解析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专业视角,以现代学科体系中的艺术研究规律,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古老的藏传佛教密宗壁画进行全新的拆分和量化研究。运用静态(结构学)与动态(表现性)两套分析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立体地解析了第465窟主室壁画的主要造型特征。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艺术观点,如:“绘画性类文字符号”的概念,层层递进的同一性艺术规律,多维石窟壁画中不确定得在不同观视点相互转换的力动主导动机,亚动机等等。基于绘画的融通性利用现代艺术学观点揭示了密宗艺术蕴含的非常深奥的造型规律,展示出极为独特的艺术样式和作品内在的凝聚力,实现了密宗艺术与普通艺术理论的衔接。 其次是关于壁画色彩结构的分析,从对比与协调的关系谈到在黑、灰、白的使用上存在着用色观念的差异,指出妥善处理好“调和色”与“对比色”“无彩系”与“有彩系”的组合关系(“无彩系”主要指以黑、灰、白为主的色彩,“有彩系”指除黑、灰、白以外的色彩),这是壁画色彩美感能否产生的关键所在。揭示了第465窟在密宗严格的仪轨下,怎样呈现其独特的光色效应和调和色调中黑、灰、白的成功运用,不仅体现了密宗的博大,也表现出敦煌的经典艺术特征,明确了其巨大的艺术价值。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逐级系列深入的研究,阐述藏传佛教密宗的呈现方式及现实意义,从艺术风格到造型对第465窟进行了实践性的理论总结和艺术定位,并在密宗绘画中挖掘出了一批独特的造型艺术规律,既填补莫高窟第465窟壁画艺术研究领域的空白,又丰富了一般艺术的研究视野,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审视以往对佛教理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宗教和艺术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佛教密宗形态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我的家乡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它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沙海上。敦煌，它不仅物产丰富，名胜古迹更是引人注目。鸣沙山在敦煌城郊十里。是一座沙粒堆成的小山，最高处约有二百五十米。登上鸣沙山，坐在山脊上，从高处迅速滑下，沙尘随着身体的移动也飞扬起来，当沙流量不断增大时，会听到嗡嗡的声响，随流沙的增加，声音会逐渐增大到嗡嗡如雷鸣。山下有一月牙形的小湖，四面都是流沙，而千百年来，湖水从未干涸过，也未被流沙所淹没。原来细沙在泻到山下之后，晚风又会将它们重新吹向山顶。风儿轻拂着岸边的杂草，湖水就像一块绿色绿色的绸缎，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鸣沙山，静静地漾着迷人的微波。闻名中外的佛窟——敦煌莫高窟，就位于鸣沙山1500米长的陡壁上。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鸣沙山脚下涌出，逶迤流去，消失在沙砾中。这儿到处是花草，古木参天，鸟儿争鸣，整个莫高窟掩映在一片绿的怀抱里，景色秀丽而幽静。呵！多神奇，像被神斧斩过一般的悬崖陡壁上，凿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像鸽舍一样的洞窟，一层层上去直到崖顶。石窟外面的木构廊檐，悬空的栈道，使整个石窟浑然一体，格外壮观。据古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敦煌。黄昏的时候，他手拄锡杖，行至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下，只见夕阳下山顶上一派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佛的形象，他相信这片灵山必将是佛祖的圣地，于是决定在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一个佛洞，这就是敦煌的第一个洞窟。紧接着又有僧人，在这座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莫高窟现存有壁画雕像的石窟共四百九十二个，彩绘泥塑2410多个，壁画更是浩如烟海，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旷世奇珍展开排列，可形成长达50华里的画廊。在这里游人可以看到轻歌曼舞的飞天仙女，她们是能歌善舞，变化自如，是古代最美丽、最善良的象征，表现了古代艺术家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还可以看到众多泥塑，有的朴实温顺，有的文静清秀，有的威武强壮，他们形态各异格局，栩栩如生；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伎，形象生动，舞姿婀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家乡敦煌，正以它那丰富的物产，奇异的景色，尤其是誉满世界的敦煌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观光游览，正在为传播世界文化遗产作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