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毕业论文写黄远生

影响着民初的新闻采访写作的成型与新闻理论的启蒙。

作为民国第一代，民初名记者群体有着诸多的共性，其中留日背景是他们从事新闻职业生涯共同的底色。

那些留日期间的学习经历和新闻实践，都或多或少影响着诸如黄远生、邵飘萍、任白涛这些人的新闻理念与实践，如黄远生“独立自尊”的职业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形成、任白涛新闻理论的初成、邵飘萍新闻技能的完善等，其中都能看到留日的思想文化、新闻学理和新闻实践的影响；

而作为新闻领域的大家，他们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又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民初的新闻采访写作的成型与新闻理论的启蒙。

此外，民初记者职业风貌中还有一种独特的“侠”精神—— 敢于直言、舍生取义的精神内质，这种“侠”精神，他们不但宣之于言，也践之于行，从民初记者的报刊文章、职业体认、甚至具体的革命行动中表现出来。

这种“侠”精神的出现，有民初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因素，也有民初记者“成名的想象”，究其内质，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墨、道家文化内涵汇聚成的一个具有传统文化底色的精神表征，也是近代报人由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到记者职业伦理追求之间的悄然过渡。

扩展资料：

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61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叫《申报》的报纸。美查是想用办报纸赚点钱，来弥补做生意的损失，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办成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报纸。

在这以后，特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报纸的发达，催生了一种叫“记者”的职业出现。

虽然现在记者总被笑称“妓者”，可在民国时期，记者不但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还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在面对生杀予夺的权贵军阀时，不少记者更是以其铁骨铮铮、毫不退缩的硬汉姿态出场，在新闻史上写下极具光彩的一笔。

黄远生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第一个应该被提到的民国记者必须是黄远生。算起来，他从事新闻行业总共才3年多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新闻行业干3年，基本上还是处于摸爬滚打阶段的“新兵”。可就在这3年时间内，黄远生创造了多项“第一”：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第一个使用“通讯”这种新闻题材并将之打造成中国新闻界的品牌，同时，他又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最后，他是中国第一位被暗杀的独立记者。

参考资料：安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民国时期名记者群体研究

黄远生是民国初期著名的记者，他与刘少少、丁佛言被称为北京报界的“三怪杰”。当时，他们三个人都服务于民国初期立宪派主办的《亚细亚报》，由于他们三个人文笔犀利，人们还给他们三位送了一个称号“报界之骄龙”。三个人中，以黄远生最为著名，他“年少多才，好露锋芒，善击人痛处”他经手的新闻稿别具一格，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开创了中国职业记者的先河。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正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吃下午茶的黄远生突然被人暗杀，凶手从黄的背后走近黄远生，朝他后心窝连开两枪，黄远生当场殒命，然后凶生趁人们慌乱之际从容逃脱，此后凶手渺无音讯，一直未被抓获。

对于黄远生之死，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笼络利利黄远生不成功，随后派人跟踪黄远生，来到旧金山实行暗杀，以杀人泄愤。另一种说法是：不地爱国华侨误认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为了革命，误杀了黄远生。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暗杀黄远生，黄远生的死都与袁世凯脱不了干系。黄远生的时代正值袁世凯疯狂镇压“二次革命”时期，为了控制舆论，袁世凯对报业实施了管制。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急需有人为他在报纸上歌功颂德。为此，他找到了当时已有名气的黄远生，并聘用黄为自己掌控的《亚细亚报》总撰述，黄心虽不愿,却也不敢回拒，随后，袁派人告诉黄远生，如能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则将酬谢十万元，并许诺奉送一个部长的席位。黄远生虽然烦恼，但又不敢直接回绝，只得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去搪塞袁世凯。袁氏看到文章后非常不满意，命黄重写颂文，黄远生不想再与袁世凯这个魔鬼周旋下去了，便悄然离开北京。

黄远生逃到上海之后，在《申报》的头版刊登出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袁世凯看到启事后气急败坏，派人到上海警告黄远生。10月24日，为摆脱袁世凯党徒的进一步逼迫和舆论对他的误会，黄远生索性“惹不起躲得起”，远渡重洋，离沪赴美。 不料，黄远生刚到美国，即被革命党首领林森派来的杀手所暗杀。

黄远生，中国近代著名新闻记者。1885年1月15日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字远庸，远生系笔名。1904年考中进士。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广涉经史子集。曾赴日本留学，入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作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少、徐彬彬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一位新文化的先驱者。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黄远生的意外死亡，充满了一种无奈，如果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黄远生是一个被舆论杀死的著名记者。黄远生，在近代史上，算是小有名气，他是一个很有良知的记者，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记者，他的胆子非常大，敢于针砭时政，让很多丑恶无处遁形。黄远生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对于这个记者，是又是恨，又是怕，又是想拉拢为自己所用，其中就包括袁世凯。

其实，黄远生并不算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虽然他写文章写的很好，而且针砭时政，很有力量。但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记者而已，就算是有一腔热血，也架不住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压迫和左右。但像袁世凯这样的当权者，始终认为杀一个黄远生，其实没啥意义。远不如后来的闻一多，邵飘萍有意义。反而觉得要是黄远生能够成为自己的笔杆子，这样似乎更有用。

袁世凯在杀黄远生和拉拢黄远生之间徘徊许久，终于决定拉拢黄远生。迫使黄远生鼓吹自己的称帝大业。黄远生虽然地位不高，但他很有良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于是，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拉拢，开始反对袁世凯称帝。

按照袁世凯的习惯，比如针对宋教仁，只要安排个杀手，直接杀了了事。可在袁世凯眼中，黄远生的价值，还不至于让他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于是，袁世凯集团，开始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报复手段，简称泼污水。

于是，一场来自民国的道德绑架开始了，在袁世凯团体的受益下，黄远生受到了各种污蔑，舆论上开始对黄远生口诛笔伐。而不明真相的人们，愤怒于黄远生的软骨头。在这样的愤怒积累到一定程度，终于爆发了。

在1925年12月25日，被迫逃亡美国的黄远生，依然没有逃过暗杀，而暗杀他的人，是国民党的激进分子。很多证据证明，黄远生的死，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一个著名的冤案。

作为一名记者，黄远生通过自己的声音，让舆论走向一个正确的轨道中。但他的死，也是因为，当舆论出现了偏差，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就会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然后，正义变成了邪恶，真理变成了谎言。

更大的悲剧在于，黄远生死在了和他同一个战线的战友的手中。那时候的国民党，极力反对着袁世凯的称帝，这和黄远生的观点，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没有。但事情向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发展。然后，黄远生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死的十分无辜而憋屈。

俗话说人言可畏，黄远生的悲剧，让人们知道了一个真理，有时候，敌人并不是站在对立面的那些人，而是不了解真相的那些人，那些人中，很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甚至可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当真相被蓄意抹杀，那么，其产生了恐怖破坏力，恐怕很难得到控制。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1915年冬赴美访问。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 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 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 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