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影视制作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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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电视传播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电视新闻界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建立电视新闻自身的编辑学体系。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至少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电视新闻编辑学的专著问世。理论界与电视实践之间的隔膜，也许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地苛求研究者。因为，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对于以形、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视新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适应是在所难免的。即使电视新闻工作者自身，也未必能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外，还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因素。每个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那么，认识的高低、理解的深浅自然也就不一样。记者偏爱自己发回的消息，编辑更看重多条新闻排列与组合；摄像师呢？对于画面的讲究不亚于一个严肃的画家。他们在本岗位上都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心血，但他们很难独立地将微观的实践转化为宏观的理论。 电视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理论的滞后。几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到“现场直播”这个概念，而现在，即使一些中小型电视台也开始尝试。传统的新闻学多数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是最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电视新闻是利用电视传播工具对新近发生或发现事实所进行的报道。”这些定义，虽然表述各异，在时间概念上，都忽视了“正在进行时”这一最富电视新闻特点的时态。因为随着“现场直播”的出现，电视屏幕上的形声可能与远在大洋彼岸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步。 与此同时，电视特技手法增多，这样便给电视新闻编辑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比如，以往在电视新闻编辑操作中比较多地关注“蒙太奇”。而现在，我们能够借助先进的电子编辑技术，达到超出“蒙太奇”以外的境界，画面的分割，同时传递两路以上的信息；字幕的运用，能在节目播出时，插入来不及编排到既定时段节目中的新闻，还有巧妙地安排受众介入某一事件，随时插播微波传回的消息，有意识强化感观效果等等。 概括地说，电视新闻已经由预制式向直播式迈进；电视新闻编辑开始由简单的排列组合型进入复杂的“创作”型时代。 二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编辑的工作性质、特点及其使命，是电视新闻学必须研讨的课题。 按照通常的分工，电视台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习惯地将电视新闻采编过程分两部分，其一是外采，其二是编辑，于是就有了前期和后期之分，有了记者“冲锋陷阵”，编辑“坐收渔利”的说法。 以“前期”和“后期”来界定记者、编辑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编辑的手脚，影响他们在整个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组织、参与功能的发挥。 电视新闻编辑部门和编辑的肩头，应该担起三大任务枣组织指导、编辑制作、控制指挥。 前期：组织、指导。编辑工作千头万绪，组织指导要摆在首位。——编辑部应该是整个电视新闻媒体的“灵魂”。一段时期出台的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背景，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确定报道思想，拟订报道计划；“参谋”新闻视角，把握舆论导向。 ——编辑部应该经常组织战役性报道。其中包括开办栏目、组织拍摄系列（连续）报道、发动观众对某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等。 ——编辑部应该成为记者站和通讯员的“良师益友”。电视新闻的屏幕建设，离不开完备的通讯联系网络，这一网络的经纬主体，由记者站和广大通讯员组成。编辑部不仅要与他们形成鱼水关系，更得经常与他们互相传递信息，定期通报有关要求和发稿情况，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服好务，指导具体的新闻采编，组织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学习。 中期：编辑、制作。这是编辑有别于记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的编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视解说词的修改和节目内容的提示。编辑可以也必须根据对所负责的时段新闻中的每一条消息进行合理的“加工”，有些重要消息，还必须写好编前、编后话，配发评论；编辑部的意图，与受众之间沟通，都由编辑拟好提纲或成文的东西，由播音员（主持人）传播到千家万户。中期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节目制作。这是由电视新闻的特性决定的。记者拍摄了画面（含现场声），编写了文字稿（含字幕设计），并不等于完成了一条新闻。编辑的任务是让每一条新闻达到播出要求，至少有下列工作要做：1.镜头的剪辑；2.使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相一致；3.将字幕迭现在适当的位置上；4.画面的技术处理；5.解说与同期声的合成；6.计算该条新闻的长度。 这些繁琐的工作，并非一位编辑就能完成的。各道环节的衔接依赖于每个岗位的默契配合。可以这样形容，诸多工作就像宫商角羽徵，各自发出应该发出的音响，才能构成一首完美的乐曲。 后期：控制、指挥。这里所说的控制，指的是对新闻播出过程的控制。控制者，通常称之为导播。在直播式节目，播出过程是最紧张的时刻，节目主持、技术人员、栏目编辑，乃至该时段准备发布的消息，都必须各就各位，随时听从导播的调遣。 值得注意的是，在微波进入电视的时代，外采记者每时每刻都可能从现场发回消息，这时，担任导播任务的编辑就需要敏锐的思维、果断的决策、精确的计算、纯熟的技术，以便及时、准确地将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和最新消息，在适当的位置切入。 三 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是编辑的核心工作，编辑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拟订播出大纲。 播出大纲是用以指导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的计划。与此同时，每个时段的电视新闻节目，毫无例外地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节目单。大纲重在组织，而节目单侧重具体地实施。例如，大纲中列有某记者上午10时采访香港客人访问武汉的消息；而在12时或晚些时候的节目单中，则会清楚地写上拟就的稿件题目，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名字、消息的长度以及在第几条播出，该节目编辑带的序号等。 与报纸排版相比，电视在规划版面时有自己的特性。 其一，报纸是在单位面积中布置文字，电视则在单位时间里安排节目。单位时间的固定和客观时间的流动，对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单位时间，服从于整个电视版面。它不仅将每一个时段的节目界定在固定的时空里，而且根据电视节目制作所需要的时间，确定“成套新闻”，口播消息的最后发稿期限，这个时期，一般确定在播出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太推后了，就可能影响整个新闻的播出。 突发性新闻以及播出之前来不及制作的新闻，可在节目播出过程中适时插播；由微波接收或记者传回的消息，如果是重要新闻，也可能由导播者及时切入。 插播消息，意味着要打乱原来拟定的节目单。插在什么位置，在什么时间插入，都需要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精确的计算，否则就有可能乱方寸。 电视的版面，时间就是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丰富、活跃空间，是电视编辑追求的目标之一。 其二，电视新闻节目的编排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同一个新闻事件，由于版面的限制，19:00时的新闻中，可能安排得短一些，而在21:00时的新闻时段中，则可能介绍得说尽一点；上一个时段播出可能没有交待背景，而在下一个时段中则可以较充分地展开。 连续性有时还表现为，同一题材的不同角度，某一事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对于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随时都可以将记者在现场播报的信息编排到整块节目的某一空间。 一般说来，在一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新闻中，编辑不妨将当日发生的重要事件，回顾一番，评述一番。值晚班的记者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消息对受众反响的采访，在这个时段里播出是十分贴切的选择。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记者抱怨，摄制的许多素材，白白地浪费；在电视新闻实现滚动播出后，这种抱怨，就会减少，因为，那些未能采用的素材很可能由编辑排到另一个节目单中。 编辑应该具备这样的功夫：将超过既定播出长度的节目缩短，将达不到播出长度的节目延长。对庞杂的素材进行合理提炼，从剩余的材料发现“精华”，当然其中需要节目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的鼎力配合。 其三，新闻类节目的相互呼应。在一天的新闻类节目中，消息、新闻专题节目以及现场直播、现场录播节目往往不在一个时间段播出，中间穿插有电视剧、文艺节目、广告等，所以，受众不会因重复而感到腻味。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时间段拥有不同的观众面，对某一新闻的延伸和展开，无疑有助于提高收视率。 通常情况下，重要的新闻先抢发消息，来不及配制图像或制作“成套新闻”的，就采用“独白式报道”（记者拿话筒在现场直接播报），或者根据电传文字稿由节目主持人口播。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最好预报一下在什么时间播出相关的新闻专题、跟踪式报道或现场直播等。这种方法，专业术语称之为“立体式报道”，即轻重武器同时“攻击”目标。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不难看出，电视新闻的编排可以根据原料和佐料的供应情况随时修订“菜单”（节目单），同时可以一菜几吃（一个新闻事件分期传播）；也可以玩特殊的拼盘，同样的原料做出不同的菜来（多种电视宣传手段一起上），这些特点，决定了电视新闻节目编排的多样性、连贯性和灵活性。 四 在了解了电视新闻节目编排的普遍原理后，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编排”这门学问。换句话说，要想编排好电视新闻，还必须懂得与宣传心理学、宣传艺术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如何将“规律”行之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来。 电视新闻编排中对受众“心理”的关注和传播“艺术”的追求，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收“最新信息”并最大限度地留下深刻印象。 “艺术”地进行传播，从一定意义上讲，有益于适应受众“心理”，而受众“心理”则规范着“艺术”行为。报纸的受众是读者，因此，它的版面结构更多地考虑“空间”的规划；而电视接受者是观众，对于时间的认同，则是至关重要的。 报纸率先问世，它将“空间存在形式”的编排“艺术”转嫁给“时间存在形式”的电视。若干年后，这种沿袭仍然留有痕迹，最突出的表现在忽视了电视形、声兼备的特性和不可重复阅读的局限，忽视了“时间”可以创造出“节奏”的优势。 让我们先看看头条的选择。电视的头条从时间上看，最先播出的那一条，或者说列在节目单第一条的自然就是头条。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最重要的”。 报纸认为的“最重要”并不能代表电视的看法。比如，一篇“社论”，一位领导人重要讲话，一些典型经验，报纸将其摆在头条无可非议，而电视则不然。我认为，电视新闻编辑在确立时段新闻“头条”时，至少要把握以下一些原则： 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最重要的”。有些消息，从内容看是重要的，但当天的报纸已刊出，电视就不应该视为“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曾经引人注意过；有些消息，虽然题材重大，但时过境迁，记者无法拍摄第一现场，也不应视为“重要”，因为它未能体现电视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最引人注目”，对电视来说，就是“最新的、来自事件现场的报道”。 ２.最重要的并不一定就在头条播发。[美]特德．怀特等在《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写作与制作》一书中，将电视新闻节目想象成“一系列的山峰和峡谷”。他说“每次新闻广播都要用当天最重要的、最新的、突发性的新闻做头条，即从高峰开始”。这一想法当然是合理的，但如果“新闻节目表越往后，新闻的紧近性和新闻价值也就越小”，那么观众就会索然无味地关掉电视机或另换频道。因此，应该找到一个办法，让观众感到每个时段新闻中随时都可能有“高潮”发生。目前广泛采用的“本台最新消息”或“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就属于这种“办法”之一。实际上，在实现“直播”后，有时也很难将最重要的摆在“头条”，只好“头条”屈居其他位置了。 ３.要随时变换编排方式。一成不变的编排节目，会让观众厌烦，也会让观众忽略既定收看时间以外的节目。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为例，前20-25分钟，是国内新闻，后10-5分钟是国际新闻，而国内新闻，常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这种格式，多少年不变，毫无疑问对收视率有所影响。“山峰、峡谷、山峰、峡谷”这是一种编排法；“峡谷、山峰、峡谷、山峰”这也是一种编排法。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新招应该经常推出。当然，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什么样的内容，确定什么样的编排方式，就不会使人觉得故弄玄虚。 电视编排“艺术”方面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蕴含在相对时空中的“节奏”。 特德．怀特说：“节奏意味着新闻节目要保持流畅，不能迟滞或令人厌烦。”在具体操作上，他认为“要将录像新闻和口播新闻恰当地混排。” “混排”只是最简单地形成“节奏”的方法，“节奏”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编辑工作的方面。 从小的方面讲，如“成套新闻”、“现场报道”的剪辑技巧；一条重要新闻配发评论的长短、风格等，都需要考虑到“节奏”。试想一下，如果一条“成套新闻”的长度为1分20秒，而前面1分钟是录像加解说，后20秒是现场采访，能不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吗？ 从大的方面讲，新闻与新闻的联结，每一时段节目的段落也受“节奏”的影响。同样是三条长消息，连在一起发，就会使人觉得疲倦，换一种排法，在三条长新闻插入两条短消息，就会张弛得当（有时由节目主持人利用串联词间隔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效果）。节目段落的起伏体现出一定的节奏。 此外，报纸排版中许多有益的经验我们也要吸取。比如，集纳式报道枣将同一类型的消息连缀到一起，形成相应的声势；对比式编排枣将正反两类有关联的消息对应，显示出鲜明的褒贬色彩；穿插式汇编枣选取甲乙或更多消息中的共同点或不同点进行综述，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等等。 电视新闻编排既要有规矩，又不能墨守成规；有成就的编辑往往得益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五 对于电视新闻编辑来说，除了必须有其他新闻媒介的编辑相同的思想、文化素质，还需要掌握哪些基本技能呢？ 第一，当编辑先要当好记者。电视新闻编辑仅有文字功夫和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是不够的。他们日常大量的工作是与图像打交道。如果对电视新闻采访拍摄一窍不通，就很难修改记者和通讯员发来的消息。 第二，要有组织、协调能力。电视新闻编辑不仅经常与社会各个层面打交道，而且每天都与本系统的各个环节发生关系。如果将整个电视宣传队伍比作一个庞大的乐队的话，那么，新闻中心或新闻部的负责人是乐队指挥，而编辑则是吹大号的角色，既接受指令，又发布指令，并确保指令百分之百地执行。 第三，要有纯熟的节目剪辑技术。节目剪辑包括单条新闻的剪辑成片，多条新闻的组合和后期的切换导播三个部分。这些工作通常都是由编辑完成了。 纯熟的编辑技术，不仅是为了搞好新闻包装，而且有利于“分秒必争”。 第四，要有敏捷的思维和文字、口头表达能力。电视新闻的播发有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那么，便要求编辑迅速作出反应，是否发、如何发，都须在短时间内决定。需要表明编辑部看法的述评部分，如果来不及写稿，则由编辑拟定腹稿向节目主持人转述，而后，直接见诸屏幕。 第五，要有社会活动家的本领。电视新闻飞入千家万户，千家万户都可以介入电视新闻中来。“双向传递”的实现，更要求我们的编辑成为社会活动家。 经验告诉我们，同社会各个层面接触得越多，越能及时获取新闻信息。这对于编辑们制定报道计划、编写播出大纲是极为有益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基本技能，是衡量一位编辑能否胜任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重要尺度，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用“基本技能”来涵盖一切。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不可没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不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不可没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可没有“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