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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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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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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中医药美容以操作简便、安全、有效、无毒副作用、效果持久等特点,逐渐成为现代美容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医美容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目的：现代中医美容是脱胎于传统中医美的新兴学科，具有历史悠久、 经验 丰富、整体观念、辨证求美、 方法 多样、安全有效、融入生活、简便易行等诸多特点。经过近代几十年的发展，融合了现代科技的中医美容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层次人才不断涌现，学科地位不断提高。

【关键词】现代中医美容;发展状况

现代中医美容学是一门以人体健美为对象，由多种基础、临床学科相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中医学科，是在中医基本理论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美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中医特有的方法，研究损美性疾病的防治和损美性生理缺陷的掩饰或矫正，探讨防病健身、延衰驻颜的方法，以达到维护、修复、塑造人体形神美为目的的专门学科[1]。现代中医美容脱胎于传统的中医美容，是对传统中医美容的继承和创新。传统中医美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 底蕴，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始终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经过祖辈们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美容体系——她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注重形神俱美、文质并重，并且方法多样，安全有效，深受人们欢迎。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的需求亦不断提高，中国的医学美容事业顺应而生并迅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医美容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融合了现代科技的中医美容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现将现代中医美容的发展现状作简单概述。

1 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传统中医美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早在西周时期就形成了最早的医学分科，将医学分为四科，即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而疡医，则便是是最早的中医外科医生。而各种对于皮肤疾患的治疗和护理则便是属于中医外科的范畴。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已有一些关于美容药物的记载，如“荀草……服之美人色”，“蕃草……服之媚于人”[2]。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历代医家不断探索、实践、 总结 出多种损美性疾病的病因病机和防治方法，甚至还涉及外科、牙科美容，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医家及经典著作。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具有保健美容或治疗美容作用的药物达160余种，并提到了美容用品的独特剂型——面脂，如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唐代著名医家及养生大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分别辟有“面药”和“妇人面药”专篇。明代医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一书中载药1892种在“眼目”、“面”、“鼻”、“唇”、“须发”、“胡臭”、“诸疮”等篇中，集中介绍了数百味美容药物，对每一味药物的功效及使用方法，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以上这些不过是沧海拾遗，由此可见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么丰富而珍贵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而现代的中医美容正是对这些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现代学者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和研究，并加以整理和总结，通过不断实践和验证，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中医美容。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美容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 教育 组副组长黄霏莉女士和首都医科大学的马斌荣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医美容咨询系统”，该系统使用多媒体技术，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至1993年底的400余种中医医籍及近10年40种期刊中有关中医美容的信息进行了整理、总结和归纳，成为中医美容科研、教学、临床治疗中随时可以提取的资料库。

在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创新的科技也为中医美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实验人员运用现代技术对中草药进行药理研究，分析其发挥作用的药理成分。运用现代工艺的加工和提取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其有效成分，如CO2超临界萃取技术，该技术是以低温高压提取，能有效防止中草药活性成分和热敏物质氧化，减少有效成分流失，特别是能较好地保留中草药中的挥发性成分，并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成分，且无溶剂污染。使用该技术萃取分离的中草药有效成分是普通方法提取的倍。

另外，对于制剂剂型的不断改良和创新也促使现代的中医美容更加便捷、实用、有效。例如将传统汤剂的改为口服液并改善其色泽、气味、质地再加以精美包装，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医美容的形象和品位，良好的口感也使之更趋于求美者接受。

2适应时代潮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中医美容具有诸多优点

整体观念、辨证求美: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方法，而整体观念把人体美与五脏六腑乃至外在环境联系起来。中医讲：“有诸内，必形于外。 ”发生于我们皮肤体表的一些损美性疾病往往就是体内脏腑病理变化的外在反映。这就说明了对于一些损美性的疾病，不仅要外治还要内调，要运用内服外用药物、针灸、按摩等各种治疗养护方法进行全面治疗，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比如黄褐斑，常常由于肝肾亏虚、肾阴不足等原因引起，那么在治疗黄褐斑的如果只是单一的使用祛斑的面膜外敷或是使用现代医学美容的激光、光子等技术来治疗，疗效差而且易反复。倘若，在外治的同时配合补益肝肾、滋补肾阴的内服药，再辅以针灸推拿疗法，从根本原因上治疗，就能得到较好的疗效，且复发率低。中医美容的这一整体观念得到了广大求美人士的普遍认同。

方法多样、安全有效:中医美容方法众多，大致可分为中药、针灸、推拿、刮痧、气功、音乐、心理、食膳、养生等，其中每一大类又有若干种具体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优势。如中药又分内服外用，内服又分为疗效迅速并且可以随证加减的汤剂、便携的丸剂、使用方便的口服液、滋补力强的煎膏剂等;外用有膏剂、酊剂、气雾剂等。这些方法经过反复实践，安全有效，且副作用小或无。在这个崇尚绿色、自然、无害的时代，中医美容自然深受欢迎。

融入生活、简单易行:中医美容很多治疗和养护方法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食膳美容，古人云：“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食物与药物治病原理相通，源自“药食同源”一说。的确，很多中药界与药物和食物之间，如山药、大枣既是美味的食物，同时也属益气健脾的药物。中医讲：脾气健运，则气血生化有源，皮肤、毛发等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的濡养而表现出滋润、光泽的健美状态;脾不健运，则气血生化乏源，阴血亏少，导至腹胀、便溏、食欲不振，面色苍白或萎黄，毛发枯槁，皮肤粗糙等临床症状，有损人体健美。那么一个脾气虚弱的人就可以在日常饮食中适当增加诸如山药、大枣之类具有益气健脾作用食物，来实现美容的目的。这样，既享美味又养容颜，简单易行，何乐不为?

独特的审美理念：中医美容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说中医美容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可以说中医美容带着浓重的人文气息。现在连奥运都讲究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中医美容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紧握了时代脉搏。另外，中医美容讲究中和(自然)之美、神韵之美、文质之美，这种理念也正好与现在的潮流相呼应。这样的中医美容自然会受青睐。

市场环境为中医美容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首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追求更加完美的生活状态，人们愿意也有能力去消费美容产品，而中医美容内调外护、绿色自然、方法多样、安全有效等特点也正好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口味。其次，众多商家嗅到了中医美容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商机，纷纷投资致力于中医美容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如大家所熟知的知名品牌百草集、丁家宜等就是成功中医药美容的典型案例。现在，国外商家也纷纷进军中医美容市场，04年4月，资生堂“中医美容与健康”研究项目由日本中医学协会在日本正式启动，旨在开展中国中医药学中涉及美容与健康部分的研究，并探寻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开发工作的可能性。

3注重学术研究，人才水平不断提高

上世纪80年代，各种有关中医美学和中医美容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如《中医美学》、《实用传统美容法》、《中医美容大全》、《针灸美容》、《中医美容学》等，各类有关中医美容的论文也日渐增多。1989年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医疗美容专业委员会成立，1997年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分会成立，标志着中医美容与中医其他科室一样成为独立的学科。为了适应中医美容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医美容人才的培养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全国许多中等或高等医药院校开办了医学美容专业，不论是中医院校还是西医院校， 中医美容学都是作为主干学科。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有中医美容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 生。这些人才充实到美容行业中，大大提升了美容行业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4相关法规不断出台

卫生部2002年1月，卫生部颁布了19号令(《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对医疗美容的定义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体的容貌和人体各部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将美容划分为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两大部分，并且明确规定“医疗美容可谓一级诊疗科目，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和美容中医科为二级诊疗科目”，进一步确立了中医美容的学科地位。

中医美容博大精深，虽然近十几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还有诸多方面的欠缺。由于各种原因，中医美容科在各大医院里还不是很多见，而市场上的形式多样的中医美容也欠缺规范，从事中医美容的人才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有些甚至没有医学基础。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也打击了一部分消费者的信心。所以未来的发展亦是任重而道远。对于未来中医美容的发展应该从进一步加强中医美容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融入更多的科技力量，加快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入手，加快中医美容的发展，促进中医美容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刘宜群.中医美容学[M].1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6:1

[2]胡长鑫.生活美容与医学美容的历史小考.医学与哲学，1992:(2):51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样，也是美容研究的渊源考察文物。可以看到我们先人在二千年前就已经能研制简单美容制剂。浩翰的古籍里，有关美容的论述丰富深刻，其实用方笺也屡见不鲜。自战国至清末的医籍、医著中，就有增白悦颜、祛斑莹面、毛发美饰、酒渣粉刺、灭斑除疣、除臭散香6大类1233首美容方剂，269味中草药。当然，这些多数是为当时朝廷贵族服务的。本文对古籍中的美容方药归纳如下。

1 远古至先秦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甲骨文已记有“疥”、“秓”、“癣”、“疣”等损美性疾病[1]。殷纣王时期，已研制有“涂脂擦粉”，使用的化妆品——“燕脂”，能收到“桃花妆”的美容效果[2]。战国时的《山海经》146种药物中，有12种与美容有关[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时期的医药方剂书《五十二病方》的内容十分丰富，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剂6个[3]。《养生方》中有3个长寿方，还有“令人面泽”和“去毛”、“黑发”的专方。

2 秦汉三国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萌芽时期。《黄帝内经》虽为中医理论巨著，也为中医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有一些治疗美容的方法[4]。如《灵枢·经筋》记载了马膏疗法，用马项下脂肪反复涂摩患处，即将药物和按摩结合起来的一种美容治疗方法。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100种关于“悦泽”、“美色”、“轻身”、使人“头不白”的美容药物(上经54种，中经27种，下经19种)，并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型——面脂。

另外，汉代2位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创立的当归芍药散治疗肝血瘀滞引起的肝斑，麻子仁丸治疗燥热所致的皮肤粗糙，猪肤汤润肤悦颜去皱等方法，至今仍为后人所沿用[4];《华佗神医秘传》载美容外用复方10首，《华佗神方》有美容保健、治疗的内服、外用方共56首[5]。

3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的形成时期，亦是中医美容方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的葛洪《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2本书，前者是一本哲学名著，后者是一本医学名著[6]。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外篇》50卷中，而《肘后备急方》 以其所刊载的美容方剂之早、之多、之专，以及所明显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堪称中医美容第一书，其中记载的美容方有66条，应用于美容的药物有95种[7]。南北朝时齐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所载730种药物中[8]，有保健美容中药70余种，而且对《本经》有所发挥，如藁本，在《本经》基础上补充了“可作沐药面脂”，这些都被后世广为应用。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收载了一些美容方剂，共50首左右。 隋唐时期

初唐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下合称《千金方》各30卷，其中较集中论述中医美容内容的章节有《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下·七窍病下，列方81首;《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列方56首;《千金翼方》卷五·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列1论，39方;《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篡要·悦人面第六十三，列药9味，其余大量内容则散在各卷之中。其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载食药260味[9]，其中有许多美容食物，如“荔枝，微温……健气与颜色”，“萝卜，性冷……服之令人白净肌细”，丰富了食膳美容的内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其中三十二卷专论美容，有面部美容方97首，美眉发方87首，澡豆方9首，口脂方3首，美手方3首，香体熏衣方10首，另有其他美容制剂方法11首[10]。凡其他各卷方药主治和用法与美容相关，并确有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作用的方药有34首。其中美发方9首，香体方4首，美手方7首，去除面斑方11首，保健方3首。凡原文中指明对头面损容性相关疾病具有美容治疗作用，如治疗白癜风方14首，香口方9首，香体除臭方43首，除疣方19首，除瘢痕方17首。依此思路，共得美容方药两类356方，294种药物。总之，两晋至唐间，中医美容可谓承上启下全面发展，不仅初步体系形成，也为宋元时期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宋金元明清时期

此期是传统中医美容方剂学的拓展时期。此期的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涉及到了美容问题，清代宫廷美容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两宋时期

在遗留至今的宋代出版了几部大型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载有很多美容方剂。《太平圣惠方》第四十卷以美容方为主,共列方187首;第四十一卷为须发专方，共列“治法白令黑方”、“治眉发须不生诸方”等120首;此外，在其他卷中，还有治羸瘦、白癜风、针眼、目不明、牙齿黄黑、牙齿脱落、揩齿令白净、口臭、唇疮、热疮、(各种)癣、漆疮、手足皴裂等损美疾病诸方440余首，以及各种补益驻颜方240余首[3]。全书共有美容方剂980余首。《圣济总录》中，仅面体、髭发两门，就有处方100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诸虚门”及 其它 各门中，也散在收载了许多具有增白驻颜、乌发固齿、延年润肤作用的美容方剂[4]。此外，《使辽录》中，还记载了以中药“瓜蒌”调敷于面部的“佛妆”配方，与现代所称之“倒模”美容术是类同的。除此之外，《苏沈良方》、《洪氏集验方》、《济生方》、《类证普济本事方》、《鸡峰普济方》、《是斋百一选方》、《魏氏家藏方》等等，都载有美容方或法[3]。 金元时期

元初许国祯撰《御药院方》，汇集了金元以前大量宫廷美容用方，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等，该书还列出多种牙药，如白牙珍珠散、麝香散等，共计180余首，丰富了美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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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的文化模式的理解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把世界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其实,波普尔的“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可以合并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第二”世界是由知、情、意构成的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活动,表明主体的文化创造机制。“第三”世界则是文化创造的产品。主体孕育了文化的个性、民族性、地域性;产品的客体化又使文化有了普遍意义。不同的地域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移植挪用。探讨美的本质要从文化本身去寻找, 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是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珍物，这里没有贵贱之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由于各个地域的政治、文化、经济和风俗等各方面的原因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由此便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思想家便像春笋一般而生。在美的研究上，由于地域性，文化之美便表现的各具特色。在美和条件审美欣赏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是由参与美的创造的主体所属的人种，民族特色以及所处地域的自然社会所决定的，以及由处在一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一定民族所进行的实践造成的。因此美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不同的模式。世界上主要有四大美的模式,即西方模式、中国模式、印度模式和伊斯兰模式。其中,中国模式、印度模式和伊斯兰模式可以统称为东方模式。东西方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和谐为核心。然而,它们通向和谐的途径却不尽相同。西方美学模式中的和谐是通过矛盾的斗争而达到的,东方模式中的和谐则是经由矛盾的互补、调和而实现的。西方对和谐美的理解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同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延伸。和谐说在毕达哥拉斯派的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认为和谐不但无处不在,而且还是绝对的,是“宇宙秩序”。毕达哥拉括最美的和谐在内的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之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理念,使西方人认为,所有的事物、现象,乃至艺术、历史和社会等,都可分为内容和形式,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和谐观又起了强化作用,因而形成了西方式的和谐:形式和美的比例,以及经由对立面的斗争而达到和谐。而东方的和谐则是通过个人与自我、他者以及自然界彼此的融合而达到的。和谐没有绝对的比例和斗争形式，而是建立在事物的同一性基础上的。由此,美在在东西方文化中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模式的美，都突显了人类最精华的文明成果。尽管的地域和民族的划分，让美具有不同的地域民族风情，但是美的本质的和谐确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