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相关的毕业论文有哪些

苏词的风格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流泻，故其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基调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词具有诗的沉郁，诗的豪放，诗的淳朴。正如陈之说的：“读其词而入其境如见其人，江山气象，人物风流，高情逸怀耿介旷达，而绝异于传统小词的女儿情态；读其词可以感奋激昂以壮击揖中流渡江复国之雄气，也可以宁静澹泊东篱种菊洁身自好。”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他在《与鲜于子俊》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情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可以看出，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开创豪放词风，是相当自觉的，也颇有自知之明。 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全词由中秋赏月而引起抒发，引起想象，问天，游仙，想宫阙，写玉宇，直到对月之“阴晴圆缺”的探索。体现出苏轼豪放词的特色，笔势超迈，格调雄键，而别有一种飘逸空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词上片全为写景，因景抒情，因月及人。现实的黑暗使作者要离开现实，幻想游仙天上，但又不能忘却现实，并用“起舞弄清影”来安慰自己。下片由月及人，由人及情，作者热爱生活的思想、怀念亲人的深情，又为词带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者从自然现象中找到解答，他的沉郁心情因自然现象的启示而得到宽慰。词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乐观、豁达的胸襟。此外，语言自然流畅，特别是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赋中的句子，达到了浑然无迹的程度。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起句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咏叹式的句法写景写情，境界阔大，感情深厚，写得概括而有气势。接着写乱石、惊涛，全为古战场设色，气势雄伟，气魄宏大，渲染了古战场的自然景色的雄奇，为古代风流人物的出现构成浓厚的环境气氛。下片以“遥想”由景物转入古代英雄，生动地描绘了赤壁大战的场面，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谈笑间”的具体细致描写，十分鲜明而突出地刻画了周郎“雄姿英发”的形象。全词意境开阔，气势磅礴，其风格可用“豪放”和“高旷”来形容，但结束在“人生如梦”低沉音调上，形成豪放而沉郁的风格。这是苏轼在遭受了“乌台诗案”打击之后的抒怀之作，借赤壁的雄奇景色和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抒发其功业无成的感慨。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不只是以豪放词著称。他写恋情，伤感的词，则委婉而细密，如悼念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情感内涵要比一般专写男女之情的词来得厚重，而文笔的萦绕回环、细腻绵密又近似之。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全词塑造了一只孤独寂寞的鸿雁形象，寄托作者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孤独、迷惘的心境和孤高不屈的态度。写得幽深清绝，每个意象都凸现幽寒的气氛，全词笼罩了一层浓厚的孤独和感伤。再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将春日思妇的形象与飘舞的杨花相互映衬，层层渲染一种哀怨的情绪，又写得特别轻柔、细巧。还有一些写日常琐事杂感或田园风情，生活习俗的小词，则清新、淳朴、风趣轻松，像《浣溪沙》第一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上片三句，每句看出一初夏乡村的特征性事物，写作者一路行来的所见所闻的景象。首句以层层叠叠的茂叶，构成初夏世界的基本色调。热烈而又沉静，以作物的茂盛衬托出农村的生机，而二三句则写乡村的气息人情。下片则写作者以太守的身份寻访农家，垂询田叟，亲切如话家常。全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在组词二首中，写村女相拥观使君，“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亦写尽农家女子的情态，尽现给我们一种淳朴天然之美，为历来词中绮罗脂粉的女性世界增添另一种色彩。 苏轼改革词体的创新精神，除了主要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在用题序、用典故以及对待音律的态度方面，亦有所体现。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而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于词调之外另加标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则于词调之后加上小序。苏轼之后，多数词人即把题序作为填词的常规。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这种方式在诗文中并不鲜见，而在词中经苏轼开先河，后继者不绝如缕，尤以辛弃疾为突出。如苏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冯唐见召典，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典，都属善用典故的范例。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范围却往往不为音律所拘。正因为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对此，后人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换言之，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显然对苏词的声律特色表示理解。而李清照却颇有微词，认为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尽管各人所见不同，但都说出了苏词不以音律损害气韵的特点。这一特点，从诗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无疑是进步的，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苏轼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词境，改变了词风，开创了词作的新阶段，特别是开创了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而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而影响了以后许多词人的创作。苏轼，堪称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堪称我国词坛上一颗光照千秋的巨星。

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了他的出现，中国，也许等待了一千年，又一千年他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 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巨子。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一份诙谐，真可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 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烹饪、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独到的造诣。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由于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他更多的人民性，由于他时时闪现着智慧光芒的睿智思想，由于他超凡脱俗的旷代才华，千年以来，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而有口皆碑；更由于生活经历的丰富性，他常常成为人们谈话的话题及内容。自然而然，学生们在作文时，也往往喜欢用东坡事迹作话题或材料，毫不夸张地说，有作文处尽可以有东坡。这正是因为，苏轼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还在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