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短视频传播毕业论文

这个片子有点像纪录片。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犹豫了一下，因为很难给这个片子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归类。个人演讲？100分钟的个人演讲还能吸引很多人从头到尾（包括我）把它看完，而且演讲人的语调除了最后略路提高一点声音外，一直是如此平静。这种个人演讲，几乎没怎么见过。深度调查？嗯，其实最像深度调查，但电视台很少做这样长时间的深度调查节目，纸媒上上万字的深调并不少见，但用这样一种多媒体的方式呈现，纸媒嘛，没干过。纪录片？这个其实很牵强，这个片子可以说7-8成都是镜头对着一个演讲人，哪有这么拍纪录片的。这个片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前媒体人现在在创业的风端（吴蔚）这样说：几乎用上了所有最新的新媒体呈现手段，TED式演讲、信息可视化、Flash动画、移轴摄影、无人机拍摄……哦，他是在江湖中最神秘的微信群之一：四番群里说这句话的。这个群的神秘之处在于只有40个人，名额满了除非踢走一个绝不加新人。三柴静用一种深度调查的方法，配合多年央视工作经历练就的底线能力，以视频语言+个人演讲，将之表达出来，她的主题内容又是事关每个人生存，也就是马斯洛需求中的最底层。上述这段话，涵盖了穹顶之下传播之道的方方面面。四很多人说柴静的这个片子很震撼。我倒没这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这样说：没看过，也不明白雾霾这件事又什么可调查的？这么多年了，之前的其它调查也许都不完整，多有缺失。但，就那么一点不完整的有认真治理过吗？雾霾这种事儿不缺调查，缺的是决心！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没怎么说错。柴静没有披露什么关于雾霾你所不知道的危害，而且，关于雾霾的成因，柴静也没有拿出什么鲜为人见的事实——真的，很多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没什么可震撼的。柴静不是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这话的意思是，她这个视频，我个人以为，是政治正确的。柴静是以一个建设者的身份出现的。100分钟的视频，她所触及的根本性东西是两条：其一，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有，但执行不严，因为环保部门没有“牙齿”。其二，能源行业应该放开，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更清洁更环保同时并不耽误发展的新能源。这就是多年央视历练的底线能力——吴蔚甚至还发现了柴静频频使用“三年以来”这样的前缀。这样的细节都被他发现了，佩服。所以，我的那位朋友还是说错了。决心有，怎么下？这是操作性的问题。也许有人是知道的，但柴静的贡献在于，她让更多人知道了。媒体人，本来就是干这个的。五柴静的个人演讲能力，在这个视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没有呐喊过，唯一一次提高嗓门，也是在视频的最后那几分钟她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或中年）的本性暴露。大部分时间，她一直很平静。这种娓娓道来的演说，更容易吸引理性的人——呐喊则比较容易吸引感性的人。而环保这个议题，需要的是理性。因为环保说到底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类的发展，都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只是，如何少破坏一点，如何在发展和不破坏中取得平衡。环保的本质，不需要极端主义，也不是少数极端分子能够完成的。柴静的这种本色出演，和视频内容，是密切相关的。柴静用她的女儿的故事开始，平静地讲完了一个半小时，叙事的建构能力极佳。有人像我推荐了一本书，名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kindle版有售，不过10块钱，值得学习一下。六说到她女儿，这个片子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是：个人代入感太重。这和传统的媒体伦理不符。传统的媒体伦理要求：记者首先是做新闻的记者，而不是做人的记者。所以，硬新闻（像这种环保话题一般都是硬新闻）的传统标准手法是：记者需要做的事是，旁观者、记录者，而不是亲历者。事实上，柴静在这个议题上，一向争议很大。柴静过往的很多作品，是走亲历者路线的。她会在最后成型的作品中，嵌入自己的东西--一种不好听的说法是，夹带私货。柴静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太多，13年甚至还引发过一场批评。批评者中的一位是凤凰卫视的一位著名主持人，或者说，著名记者。但问题在于，硬新闻在这个时代，的确大众不爱看。有一些好的硬新闻作品，读来晦涩难懂——说难听点，叫“不说人话”，最终，大众的注意力还是被吸引到那些不那么硬的但绝非主要的细节上。这种事，屡见不鲜。而且，柴静的这场演讲，明显是练过的。这话的意思就是，她是一种“表演”。这让正统的媒体伦理又受不了了，记者怎么可以表演？七柴静这个作品，真的很难叫“新闻作品”，虽然它的内核其实是深度调查。这次柴静更“过分”，这个作品是以她个人演讲完成的。片中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她个人。在举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她还反复强调，我和你们一样，看不懂。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标准的传统硬新闻里，你什么时候见过？报道者自己都搞不懂的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但这样的手法，有效。一下子缩短了传受双方的距离感。你很难去要求受众都是专业的。更何况，在雾霾这个议题上，每个人都是亲历者。柴静在演讲中有句很煽情的话，叫“同呼吸共命运”。煽情归煽情，但百分百是事实，一点不夸张。柴静这个片子所引发的巨大的传播量，以及，也许可能有的治理措施上的改变，说明作品有效，起到了该起到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捍卫者们可能又要说了：程序必须正义。八所以，柴静的作品，最好的归类方式是：演讲。这是一场时长超过100分钟的个人演讲，当然，后面有很多人的贡献。正如片尾拉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鸣谢名单。个人演讲？这算不算自媒体了？柴静还说过，这是她和雾霾的私人恩怨，“自”的味道十足。人民网在和柴静的专访中，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柴静回答说：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有理由相信，柴静还会就这个话题继续努力下去。但自媒体不自媒体的这种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柴静算不算自媒体，我个人都会觉得有些无聊。九最后一个话题。柴静这个视频，对媒体运作有什么可借鉴的？很难讲。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百万级别的投入，历时至少有一年——根据柴静的自述。这样的成本，若是抱着公益的心态，还算好。柴静那本书大卖，也是她能自筹经费得以投入的重要前提。但如果抱着商业的心态，真的要掂量掂量。但柴静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有些议题——尤其是事关最广泛的公众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采访，本身也投入不菲。如果换一种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能够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十再多说一个细节前央视人王凯注意到的，在整部片子里，你可能听到过笑声，但你从来没听到过掌声。这是一个前媒体人，或者说，骨子里依然是个媒体人的柴静的克制。

写作思路：可以从任何形式、体裁的影视作品， 都离不开剪辑这一艺术再创造过程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具有逻辑连贯性等等。

正文：

任何形式、体裁的影视作品， 都离不开剪辑这一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剪辑决不是剪剪接接的简单技艺性操作。一个合格的剪辑师， 应该在深刻理解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及导演总体构思的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对前期摄制的画面素材和声音素材加以整理取舍， 运用蒙太奇技巧进行有机组合，使之达到结构严谨、节奏张弛有度、具有较强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完整作品。

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时代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过渡，原始资本开始迅速膨胀，这为电影电视产业夯实了基础。1895年上映的《火车进站》，全长50秒，仅仅只是火车从远处驶进车站的单一无声镜头。随着电影产业的不断壮大发展，1927年有了有声片，20世纪初期有了故事片，30年代出现了彩色电影，这样电影产业才慢慢成熟起来。剪辑是随着电影的发展而产生的，利用剪辑，把不同的单一镜头片段拼接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和感知，构成一组戏剧性的段落。

众所周知，纪录片要通过前期选题、中期拍摄、后期剪辑完成。纪录片中期拍摄不同于影视故事片，故事片可以根据导演的分镜头脚本逐一拍摄，最后按照分镜头脚本稍加改动便可成片，这种剪辑观念在分镜头脚本里袒露无遗，是一种显现的剪辑观念。

纪录片的特征就在于，所拍摄的镜头没有分镜头脚本作为依据，剪辑观念蕴含在导演的思想里。中期拍摄的时候就需要采集大量的原始素材以保证后期剪辑能顺利完成，而且所有的素材都是在现场临时采集的，这就决定了纪录片拍摄的周期相对要比影视故事片长一些，素材的采集过程中往往一个动作过去就没有第二遍的重复，这不仅要求摄影师拍摄时的捕捉能力，更要求导演具有逻辑性的剪辑思维，因此，这种剪辑观念是隐现的。

电影开始发展以来，形成了两种理论学派，一类是以爱森斯坦为首的蒙太奇学派，他认为将电影进行剪辑之后可以产生新的意义。第二类是以安德烈・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他从自己的摄影本体论中提出了与蒙太奇理论相对的长镜头理论，着重体现“空间的真实”。这两种学派，其实都是建立在剪辑这门艺术上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定位于第三度创作。

一度创作是文学剧本的创作，剧本的创作不同于抒情散文的笔法，他要求具有严谨的结构，丰富的戏剧冲突，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合理的情节叙事以及完整的情景，文学剧本是一部影片的基础，只有坚实的基础，影视作品才能继续下去。

二度创作是导演拍摄的素材，这是建立在文学剧本之上，将文字转化为镜头画面的过程，要充分利用导演的调度安排和视角去诠释文学剧本，这时候影片的雏形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三度创作就是剪辑了，剪辑要在感知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导演的思想，将零散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形成一种创新。要把握好影片的结构、速度，加之导演的先进世界观，这是一项复杂庞大的工作，最终才能形成一部视听语言准确、故事讲述通畅、并告诉观众导演眼中的世界的优秀影片。

要研究纪录片的剪辑效果，首先要从纪录片的定义说起，所谓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而电影的含义则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画面。

由此对比可见，纪录片是现实生活的重现，这就奠定了纪录片剪辑的风格。它不能像影视故事片那样加入很多的剪辑特技，必须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前提，形成一种质朴的剪辑风格。

最初的纪录片是没有剪辑观念的，《火车进站》一镜到底，纪录片发展到现在，虽然必须保留着这种质朴的风格，但是在剪辑上也进行了较大的革新，《舌尖上的中国——脚步》一集中，对于白马砍树上树采蜂蜜这个过程就使用了碎片化剪辑，增强了这个过程的紧张感。

因此，现代纪录片已经摒弃了古老呆板的剪接模式，也抛弃了纪录片由多数长镜头组成的观念，开始走向技巧化和大众化。现代纪录片中不仅仅只有长镜头理论，也会运用蒙太奇效果。

纪录片《阳光宝贝》中使用了对比蒙太奇，美日和非洲蒙古宝宝在生活条件上的鲜明对比，意在形成反差和冲突。在潘小扬的《小留学生》中多次运用了象征蒙太奇，影片多次出现倾斜的道路镜头，是象征日本经济的下滑。

电视纪录片《沙与海》中，导演将两个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交织剪辑在一起，这两件故事同时发生，但是却发生在不同的空间里，这就是平行蒙太奇。纪录片《幼儿园》里面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歌曲重复了四次，便是重复蒙太奇。

蒙太奇是电影电视作品中最常用的叙事手法，用来交待情节，展现事件，依据情节发展的时间流程、因果关系来分切组合镜头、场面、段落，引导观众理解剧情。现代纪录片中也使用了这一手法，使得纪录片的发展不再单一，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纪录片论文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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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论文参考文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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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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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著(文献类型标识：m)[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论文集(文献类型标识：c)中析出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a)[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任选)。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文献类型标识：d)[序号] 主要责任者。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5)国际、国家标准(文献类型标识：s)[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发布年。

(6)专利(文献类型标识：p)[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名称[p]。专利国别：专利号，出版日期。

(7)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

(8)未定义类型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z)[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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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形成文化风尚

近年来短视频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掀起了一股短视频文化热潮。作为网络文化的新形态，短视频文化已经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知不觉间，短视频已成为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记录时代风貌的新载体，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

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

表达自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短视频的出现为用户打造了一个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悄然之间，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窗口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主打文字和图片的传统社交平台，逐渐转移到了抖音、快手等主打短视频的新兴社交平台。在市场的倒逼下，传统社交平台也纷纷开始在短视频业务上重金布局。与此同时，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介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过去的“拍照片”变成了现在的“拍短视频”。平台的迁移与介质的变化的背后，除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网络环境的持续改善、流量资费的逐渐下降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照片”到“视频”的审美跨越。

短视频社交没有消减用户表达自我的欲望，反而更好地满足了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需求。秀文化是短视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秀”源于英文词汇“show”，短视频中的秀文化主要是指张扬个性的自我展示，包括秀才艺、秀容貌、秀装扮、秀技能、秀学识等各种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发挥着和真人秀类似的功能。秀文化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模仿行为，进行病毒式传播，迅速从线上扩散至线下。“抖音五分钟，人间两小时”，虽然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但是从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洗脑旋律和魔性动作对于短视频用户的黏性以及用户对于短视频的沉迷。目前用户短视频文化消费习惯已经形成，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时长不断增加，短视频逐渐成为用户展示自我和感知他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

记录时代风貌的新载体

无论是抖音的口号“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的口号“记录世界记录你”，无不在强调短视频的记录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具有和纪录片类似的功能，是记录时代风貌的新载体。纪录片通常是专业团队对于某些事件相对完整的记录，而短视频则通常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间的捕捉。从微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不同于纪录片，短视频的记录是一种拼图式记录，它聚合与拼贴了普通个体对生活瞬间的碎片化记录，以其丰富多样的视角合力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和雷德利·斯科特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胆而有趣的尝试，他们透过YouTube号召全球网民用镜头捕捉2010年7月24日这一天的生活点滴，最后收到了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网友拍摄的总数量近80000段、总时长达4500小时的短片，他们从中选取1125段短片进行剪辑加工，制作了一部时长95分钟的实验性纪录片《浮生一日》，展现同一天之中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

短视频对于时代风貌的记录，与纪录片《浮生一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是，二者都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间的捕捉，不同的是，像过去规模如此宏大的超级工程，现在每天都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轻松上演。打开短视频平台，用户能够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多元世界，这里有豪华都市的灯红酒绿，也有偏僻乡村的鸡毛蒜皮，有山南地北的美食美景，也有世界各地的萌宠萌物，有柴米油盐，也有喜乐悲欢……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在这里尽显无余。

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

短视频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高的比重，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短视频文化在社会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短视频文化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交汇融合。短视频是新时代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的利器。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青微工作室”“北京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频号，“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媒体短视频号，受到了年轻用户的普遍青睐。随着短视频文化生产主体的逐渐多元，精英文化开始在短视频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短视频精品内容越来越多。目前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大众文化的策源地，“来了老弟”“买了否冷”“我们不一样”等网络流行语都发源于短视频平台，并由此向线下扩散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

不得不提的是，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在其繁盛表象下也潜藏着不少隐忧和问题，比如偏离主流价值轨道的表现，低俗庸俗、暴力血腥、谩骂恶搞等内容层出不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肆意横行，亟需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

光明日报：综艺节目常变才能常青

电视业常以“综N代”来描述一档综艺节目的持续性播出，“综N代”节目往往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却也时常面临收视疲软、影响力下滑，甚至有随着时间推移被“遗忘”的危机。节目首度亮相后所获得的成功，能否在节目后续播出中延续活力？这既是电视创作者需要思考的关键命题，也是影响整个电视节目市场发展的重要线索。

能够跃身为“综N代”，通常源自这档节目在前期播出中积累了可观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值得思索，一档品相较佳的综艺节目走过多季之后，面对观众的审美疲劳、制作的创新疲软，能否延续较高的关注度？对此，每档节目给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综艺市场，我们的确看到了各类“综N代”节目不断涌现，有的屡创辉煌、不负众望；有的稳中有进、势头良好；还有的高开低走、惨淡落幕……一档电视综艺节目想要“长寿”需要多方要素的有机结合。例如《国家宝藏》《挑战不可能》《欢乐喜剧人》《歌手》等节目，走过多季，依旧在不断创新中富有生命力。

一档“综N代”能否常青，其内容形态的定调至关重要。例如，正在央视播出的《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聚焦每个普通人挑战自我的勇气和精神，播出四季以来在呈现诸多鲜活案例的同时，节目的价值内涵也得以不断开掘、深化；再如，近期的另一档“综N代”节目——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欢乐喜剧人》第五季，同样在长期的积累中持续创造口碑和影响力的增量。在首季节目之前，国内观众对喜剧节目的印象或还仅停留在大型文艺晚会的语言类节目当中。而伴随《欢乐喜剧人》迎来第五季，无数喜剧新人、素人获得了更充分的机会亮相荧屏，节目开创的创新喜剧竞演方式，也把万千欢笑带给了录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开始的“走红”必然得益于好的内容品质和创新手法，但要想真正成为荧屏“常青树”，求新、求变，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个中至关重要的破题思路。

以《欢乐喜剧人》为例，如果首季节目的关注度归功于喜剧综艺题材的创新破题，那么能够走到第五季的真正生命力还在于节目在反复打磨中寻得的新意和变化。五季节目、三百余部形式各异、品类丰富的作品，都在细微之处为大众再现出喜剧的真正魅力。而这档节目真正的“内功”，则主要体现在对喜剧内容的专注打造。能够看到，第五季节目所呈现的喜剧人和喜剧作品，不约而同地更为注重社会意义的表达。无论是相声还是脱口秀都充分对接现实热点，对观众而言更易于形成情感共振，进而达成“用喜剧解压，让生活闪光”的节目宗旨。用匠心支撑内容、用创新丰富表达，这是一档喜剧综艺能持续领航的关键要义。

总体看来，单独一档综艺的成功或有偶发性，当风口过去，后续的创作才真正见功力。守住节目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情怀，然后秉持匠心，才能“修炼”好一档优质的“综N代”。每一档电视综艺“常青树”，都在自身的进阶道路上坚守节目立意、提升审美旨趣、创新内容表达，以有温度、有力度、有情怀的创作为大众喜闻乐见。那些成功的“综N代”都提供了积极启示：节目创作者需勇敢地跨出安全区，以匠心为支点，用不断的自我创新为节目存续输出生命力。只有充分立足于观众视角对创作反复推敲，让观众感到满意和诚意，才能打造有真正续航能力的优秀电视综艺节目。

外卖小哥为何受青睐

近日，“外卖小哥”的话题又热了起来。作为一种新兴行业，送外卖越来越成为许多人的就业选择，在传统行业式微以及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之下，外卖行业作为一种门槛低、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受青睐自然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如今，外卖小哥已经成为继物业、家政、安保后，与城市居民的接触最为密切的行业之一。同时，外卖配送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年轻人聚集的新兴行业，青年们依靠送外卖，就能在城市暂时站稳了脚跟。有数据显示，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26岁到30岁，35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新行业。

事实上，相比于固定在流水线上的工作，送外卖，时间更加自由，劳动强度可以由自己掌控。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报酬，月入过万也并不稀奇。外卖小哥还能接触到更多人与事，这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拓宽了眼界，为其后自己回乡创建快递“收发站”打下基础。

不能否认，这个行业鱼龙混杂，但也有一大批义人义举，不仅外卖小哥英勇救人的新闻屡见报端，也有像“凭借这条腿和一根‘铁拐’在杭州送餐赚钱的外卖小哥王建生”这样的励志故事，甚至还有同样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为，在2018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决赛中，击败北大硕士夺得冠军。他们都是激人奋进的好榜样，他们的奋斗故事，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行业自身也在不断得到规范和提升。各大外卖平台不仅规范了自身的用工制度，也对旗下人员加强了业务的培训。不少平台都有岗前培训，内容有服务规范培训(仪容仪表，话术)、交通安全法规等。相信，这个职业的“含金量”必将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为社会提供了庞大的就业机会，到2018年第四季度，美团外卖日均活跃骑手人数已接近60万人，而饿了么旗下蜂鸟骑手的注册人数早已突破300万人。它就像一个蓄水池，行情不好时，可以接纳其他行业分流而来的劳动力，待经济恢复了，又可以回流到原来的行业，不失为一种调节就业的好途径。

送外卖虽然技术含量并不那么高，但也不是人人能干好的活，它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更需要吃苦耐劳的精神。俗话说“岗位无贵贱，分工有不同”，大家都是凭努力讨生活，是时候正视外卖小哥这份职业了。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