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毕业论文

刘勰著《文心雕龙・知音》里写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意为练习一千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观察过一千柄剑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识别剑器。引申开来就是要学会一种技艺,不是容易的事,做个鉴赏家,也要多观察实物。这里提到了中国文化代表里的两种:音乐和宝剑,笔者在此文中主要陈述一下中国宝剑文化的代表――龙泉宝剑。 一、龙泉宝剑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宝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为什么名剑出自龙泉,让我们来看看龙泉的自然地理风貌与人文历史。这一切与地理有着很深的关系,因为离开了气候和风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手工艺。浙江龙泉是浙南地区一个有着山的浑厚与水的轻灵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凭借着地处古老瓯江源头的优势而四季葱绿。瓯江缆“奇峰、幽谷、流泉、密林、飞瀑”于一域。上游溪水清醇甘滋、纤细淡雅而又幽静地卧在“一折青山一扇屏”的秀丽的山麓绿丛下,两岸是片片山峦拱绿耸翠、蓊郁莽莽。 宝剑是中国古代兵器之一,属于“短兵”,素有“百刃之君”的美称。战争是古代各个诸侯贵族对外掠夺、对内镇压进行争夺地盘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各个诸侯对武器的开发与改进就格外的重视。这时期兵器的进步,是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商代青铜冶炼业的发达已经制作出了很短的青铜古剑,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群战争势,为了强壮兵力和保护自己,各诸侯王竭力搜寻天下名匠铸造利剑。铸剑名匠欧冶子奉楚王之命铸剑,寻至浙江龙泉秦溪山麓,见此地山麓古木参天、湖水甘寒清冽,湖边有七口井,排列恰似天空北斗星座,水好利于淬火能增强剑的刚度,正是铸剑的好地方。龙泉山境内有丰蕴的铸剑材料铁英,还有一种名叫"亮石"的磨石,在这种石头上磨制出来的宝剑,寒光闪闪。正是由于这里具备了铸造宝剑的三大必备条件――铁英、寒泉、亮石,欧冶子遂于此定居铸剑。造出了以“坚韧锋利、刚柔并寓、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四大特色名誉天下的龙渊剑。至唐代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以泉代渊,此后龙渊改为龙泉,龙泉就成了名剑的代名词。 二、宝剑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承载和演变 作为早已失去实际功用的冷兵器,龙泉宝剑为何在今天仍受重视,并于2006年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它独特的锻造技艺外,还有就是它其中蕴涵着弥久历新的中华剑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匠人、文人和武士在制剑、佩剑和舞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道独特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发展,宝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演变。 在中国远古时期,夏代的先民们熟练地掌握青铜冶炼技术,能铸造出用于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器物,青铜铸剑也自然产生了。至东周青铜铸剑技术在不断探索逐渐进步之中,制作宝剑的型制规范开始产生。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了宝剑制作的大小、长短、并不同等级人士的佩带规矩。青铜剑质硬而脆,剑身过长则易折断,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博物馆里陈列的青铜剑长均不过二尺,最段的只有一尺。在西周初期的车战组合中,剑的地位并不重要,主要用于自卫或肉搏。春秋之后,因为步兵的兴起,剑作为一种武器开始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吴越地区,因水道纵横,车行不便,而使剑的步兵却能发挥出很大威力,所以铸剑水平远高于中原诸国。战国时,随着车战的式微,宝剑作为一种步兵武器受到更大的重视,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提高剑的威力,铁剑自春秋晚期开始出现。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原因是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大致始于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时期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因此,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的秦国冶炼技术先进,铁剑开始大兴。首创将铁锻炼成钢的揉钢技术:用纯铁渗碳后对折,多层叠打。剑峰淬火而剑脊不淬火,不断冶炼、锻打、淬火,颇似揉面,使铁百炼成钢。战国后期,秦国已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剑身也增长至三尺左右,故谓“三尺剑”亦即宝剑的另一称呼。秦国因着新型战争武器铁剑的大量使用故兵力增强扫灭六国,剑取天下,统一了中国。由此可见,宝剑在政治上的突出贡献。 剑乃短兵之祖,近博之器,剑多佩有鞘,型美身轻,便于携带,多被用做防身之器。被古人视作身份、智慧和勇武的象征,名士贵族剑不离身。但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个人不可随心所欲地佩剑,东周时期佩剑制度还是比较严格,从剑的尺寸长度和剑具形式材质上能直接反映出等级。据唐代徐坚等纂《初学记・武部・剑》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汉代,剑术精备,文人武士皆喜欢斗剑,以示兼备之才。舞剑是伴随着古代士兵对外征战而兴起的,战斗之余,为了放松精神,负责宣传鼓动的士兵持剑在手,兴奋地跳将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即兴或滑稽表演,有时扮成敌我双方,以打败和擒获敌人而告终。成语典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证实了古代剑术在政治谋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西汉时期的骑兵已经成为战争的主力。由于马速度快,宝剑在战争中的推刺功能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大刀的劈砍功能十分适用,于是在西汉时期,出现了环柄的长刀取代了宝剑在战场上的作用。自东汉以后,宝剑在战场上被淘汰已成定局,但佩带宝剑的风气未变。宝剑抛开充当开疆拓土的利器角色以后,逐渐演化成了百姓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宝剑逐渐由“兵器”演变成“礼器”,剑的用途开始趋向于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唐开始,佛道、神仙、妖魔、鬼怪等说盛行,宝剑演变为居家镇宅避邪之器,作为法器或象征物而存在,家悬一剑,以为祥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宝剑上止武从礼的文明烙印。宋代市井文化昌盛,社会富裕,街头频现舞剑、耍剑之绝技,发展出套路样式的剑术表演技艺,影响至今在当代武术剑式中颇见渊源,而今天的剑舞则更多地成为一种仪式和传统文化的展示。至明代,在各派武学基础之上创造了不少珍贵的剑法,为后世剑术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清代,乃剑术集大成时期,将历代剑术予以总结,根据不同的练法形成不同的剑法,可谓博大精深。 剑经常出现于古诗词中,如三国时,曹植就有“美玉生磬石、宝剑出龙渊”的诗句。宋代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的豪情。古人讲求文武兼备,所谓琴心剑胆。琴心指对音乐内涵的颖悟与理解,而剑胆则是对英雄精神的诠释,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强悍与勇武。唐代诗人李白有“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之句,说明唐朝的士兵和民间的文人雅士都是普遍崇尚龙泉宝剑。“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自是他剑侠形象的写照。可以说,宝剑已不单为战斗和防身的工具,而且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文人雅士多将剑与风雅之物相论,原本作为凶器的剑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成为高洁情操、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作为一个民族别具一格的文化象征,宝剑的光芒和它所映射出的灿烂文化内涵,将永远闪烁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 三、龙泉宝剑的工艺与艺术特色、 我国历史上名剑辈出,宝剑之所以选择龙泉作为它自己的故乡,延续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使龙泉成为宝剑的代名词,不但是因为浙江龙泉的地理风貌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它宝贵的工艺特色。 唐朝诗人郭震任通泉尉时,武则天召见他,要看他写的文章,他呈上歌颂龙泉的《宝剑篇》。全诗如下:“?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光,错镂金环映日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龙泉宝剑的艺术特色。 当代龙泉宝剑仍然沿袭传统手工工艺制作,传统工艺是龙泉宝剑艺术的根。龙泉宝剑的传统工艺凝聚了历史上铸剑名师的心血和智慧。当代龙泉宝剑自重新拾取传统工艺制作方法以来,并未因当今科技的发达而采用现代化的制作手段,而是把传统制作手法作为宝剑的灵魂和制作传承的血脉。龙泉宝剑在充分尊重传统制作的基础上,汲取现代优良的工艺,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在剑身制作上仍然采用千锤百炼的手工热锻、冷锻方法,加上更为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在对剑鞘的加工和雕刻上,也是采用手工制作,宝剑形成成品的过程有30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没有留下机器的痕迹。 当代龙泉宝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数代铸匠名师的刻苦钻研,至今依然在产品质量上保持了传统龙泉宝剑的四大显著特点,就是坚韧锋利、刚柔相济、寒光逼人、纹饰巧致。宝剑斩铜如泥,1978年,在我国工艺美术界两次全国性集会上,龙泉宝剑的制作艺人曾当众表演。用一把龙泉宝剑,毫不费力地将叠在一起的六个铜板劈成两片,而剑刃不卷。如将一把轻型宝剑沿着人体腰部弯曲,卷成一个圆圈,松开后宝剑恢复挺直如故。古代的龙泉宝剑用生铁铸造,现在则用中碳钢铸造,加之淬火工艺恰到好处,使宝剑剑身柔韧而又弹性,以至达到刚柔并济的工艺特色。把数种不同的铁熔化复合,再反复千锤百炼般折叠锻打,在不断地折叠锻打中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因为各种铁的含碳量不一,最后落在剑刃上的颜色也就深浅不一,显出了自2500年前的欧冶子开创的龙泉宝剑著名的艺术特色――花纹钢。加上用龙泉境内特有的宝剑打磨制作用磨石。在这种亮石上磨制出来的宝剑,从各个角度看过去都显得流光异彩、寒光逼人。龙泉宝剑全靠手工锻制,一堆铁英、一眼泉水,用打坯、热锻、铲、锉、镂花、嵌光、淬、磨、刻、装潢等几十道工艺程序千锤百炼、百炼而成钢…… 一柄柄渗透着寒光与灵气的宝剑就这样在龙泉铸匠师鬼斧神工的磨砺下横空出鞘。若是七星宝剑,在剑身上还刻有七星图案。在剑身上刻花,这也是龙泉剑的一项绝技。工匠们用一把钢凿在宽不盈寸的剑身上直接刻凿,刻好后浇上铜水,经铲平加磨,七星图案就自然地留在了剑身上。再配以世界稀有的当地特产花梨木做剑鞘和剑柄,不必加漆而显古色古香,越用越亮, 使宝剑从剑质到外观相得益彰,蜚声国内外。 四、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当代龙泉宝剑 龙泉宝剑的外观工艺处理至今仍是一项引以为荣的技术。其中包括宝剑的表面处理,分为乌黑亮泽的防锈层与宝剑表面如流水之波浪的暗花纹;和金属的摺叠技术,这种技术巧妙地克服了同时保持刀剑硬度和柔韧度的矛盾,使龙泉宝剑呈现刚柔并济的特色,该技术沿用至今。 从古到今龙泉宝剑都有着极大的国际影响力。从世界范围看, 剑的种类较多,大体可分两大剑系:一是欧美剑系,我们称其西洋剑。二是亚洲剑系,其又可细分为几个门类,如中国剑、印度剑、阿拉伯剑、马来剑和日本剑。其中中国龙泉宝剑在亚洲剑系中已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但是龙泉宝剑在大众老百姓心目中的认识度还不高,另外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不同的师傅却使用相同的配件、研磨与表面处理功夫没有大的突破、仿造之风未见改善、配件粗糙,不注意细节,给人印象是精致不够。所以目前除了要做好龙泉宝剑这一品牌,大力进行文化宣传,促进民族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竭力提高自身的产品质量和艺术品位。展现当代亚洲顶尖艺术精品水平,丰富我国民族手工制造业,开辟精品艺术市场,促进国际剑文化交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传承和延续的。随着新世纪我国人口流动性加大、社会经济发展和都市化趋势加快,都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技艺走入公众眼中,让更多的人们都来认识和保护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这项技艺是靠家族个人传承和宝剑工厂群体技术工人的传承。大部分是来自龙泉本地的手艺传承人,比如长期从事刀剑锻造的名匠陈阿金、沈新培、周正武;2009年2月创办龙泉剑村刀剑研究所的胡小军;率先利用网络营销并取得成功的龙泉宝剑厂厂长张胜叶等等。 近现代浙江龙泉宝剑,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发展的主旋律。面对当前世界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膨胀的情况下,应用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来创新商品。以文化的高附加值商品来提高我国的文化事业和经济,进一步推广传统艺术教育。宝剑工艺的继承与创新,使浙江龙泉宝剑在中国近现代工艺美术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中国的十八般冷兵器当中,却只有宝剑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流传至今,它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艺术的长河中历久不衰,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蕴涵着中国人侠义文化的理想气质,并代表着社会中正义崇高的价值判断,符合了中国历代文人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和文化精神的想象。悠久的历史、神奇的传说、四射的寒光和锐利的锋芒,流传至今的龙泉宝剑仍然承载着中国文化精神。

他们的僧侣因为天皇的命令被迫娶妻了，丧失了部分实修的内容。唐密在那里保留了下来，叫东密、台密（包含了天台宗内容的密宗）

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作者：邱紫华 [2001-12-3 8:50:29]据传说佛教传入日本是公元522年（继体天皇16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人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庵建寺，安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初始。但当时人们不知佛教为何物，把它看作奇异的外来神而未予理会。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552年（钦明天皇13年）10月，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天皇应大臣苏我宿祢稻目的请求，将佛像授予他并试行礼拜。正巧当时瘟疫流行，死人很多，大臣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等上奏天皇说这是国神表示的愤怒和谴责。钦明天皇便派官员把供于苏我氏家中的佛像仍入难波的堀江中，放火烧毁伽蓝。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崇佛和排佛的较量，终于在公元596年由苏我氏之子苏我马子建成了法兴寺，佛教开始在民间流行。但是皇室一直持慎重态度，一直到舒明天皇11年（公元639年）才在皇宫内建立起百济寺。可见佛教和儒学传入日本时的遭遇颇不同。儒学随着汉字汉文、国家律令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进入日本，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佛教却经过了一番血与火的斗争和折腾。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民族引进某种文化、宗教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其急迫的需要和固有文化的基本特点。佛教在移植日本的初期受到抵制有几个原因：首先，日本当时的神道思想已基本确立，任何宗教都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所以佛教受到排斥。儒学是一种先进的理性思想和文化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宜于日本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儒学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其崇奉的“天地君亲”也正是日本神道自身所尊崇的对象。传入日本的佛教是大乘佛教，释迦牟尼已被视为大神，同时已有较系统的神系。就其功能而言，佛陀既有创世功能又有普渡众生至西方极乐世界的救世功能，这不能说不对神道教信仰直接构成威胁。神道教正是基于天皇和皇室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来建立起神圣的统治地位的，在功能上远不及佛教的圣人无比宏大，佛教的引进有损天皇的威望。其次，佛教宣扬的人生哲学，尤其是消极厌世和出世态度同当时日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热衷于现实的生活趣味相去甚远。我们从《古事记》和《万叶集》的诗歌所描写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情趣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死亡的悲悯心理，就可以发现这种强烈的入世要求和文化心理同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再次，佛教的出世哲学宣扬出家人“六亲不认”，出家即无家，无国无家，脱离社会政治与家庭责任，不崇拜佛陀以外的任何权威，例如中国佛教就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说，这对于日本传统的血缘氏族亲亲感情和伦理秩序无疑是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同时，这种观念对于天皇制度建立伊始的中央集权的历史要求无疑也是一种挑战。基于上述原因，佛教在传入之初遭受排斥和打击是必然的。但是，日本皇室统治阶级又面临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被日本人视为先进国家和发达文化的中国其佛教却那么兴旺发达呢？在一切皆从中国引进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引进佛教呢？当时日本上层的有识之士如圣德太子也都看到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呢？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佛教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日本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和技术时不得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佛教对日本的农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例如佛教宣扬惩恶扬善、轮回业报、道德自我修养、明心净性等无疑也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由于相信佛教有巨大的宗教功能，如“守护国界”“护国利民”等，所以佛教的引进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更主要的是，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神异的宗教，神异力量无疑对任何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奇异宗教的神异力量。“所谓神异，本体上说，乃是神通的显示。表现超人能力，这是属于奇迹般的灵感的东西，而灵感又是从瞑想中获得的。通是智慧的事情，尤其是指表现为智慧的、不可思议的言辞行为……但神通本身却是瞑想的重要内容。因为，神通伴随瞑想出现在具体的实践当中。神通具有一种特殊能力，它能使人获得最高程度的自由。……这种佛教意识，正是源于这种神奇的魅力。”（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42页。）印度巴利文佛经《沙门果经》就描述了修行者通过禅定方式修炼到一定程度时，“这时的修行者就可以专心于各种神通，能够体验证实它们。也就是说，一身变多身，多身变一身；有时显身，有时隐身；穿墙透壁，如若无阻；步入山岭，如在空中；出没大地，如在水中；横渡河水，如履平地；空中垫座遨游，如鸟展翅；日月有神力和大威德，全部握在手中，直抵梵天的世界”。（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这说明神通是智慧的作用或结果，修炼者神奇本领的获得，正是禅定瞑想的结果。佛教对于有萨满教传统及神道传统的日本人来说，其神异化自然而然地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但是，日本文化对佛教的引进是有所保留的，这就必然要对其筛选和曲解，以便更加适宜日本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日本民族在对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宣教和实践中，对“戒律”的歪曲和废驰是所有崇信佛教的东方国家中都没有先例?，近代日本佛教几乎取缔了佛教全部戒律，把戒律严明的佛教变成了最自由的心灵的宗教，把佛教思维的直觉性同该民族诗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这也是日本神宗和净士宗格外发达的原因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大致经历了引进、融汇各宗和独立发展两个阶段。引进和融汇时期（推古天皇一平安时期，约公元604年－835年）：公元604年（推古天皇12年）圣德太子制定了“17条宪法”（政治原则），其中第二条强调“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化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其意思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东西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无不尊崇佛教；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圣德太子自己认真研习佛经，写有佛教论著《三经义疏》（《法华经》，《胜曼经》，《维摩诘经》三经之义疏）。在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时期，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播扬佛教：如率先启用留学中国的学问僧作为高级官吏；大化元年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大量修建建佛寺，专门拨给佛寺以土地；天武天皇还下令每家必设佛堂，以至到7世纪末，日本国就有了寺院540余所之多。这种以政令形式推行佛教的结果，使佛教从民间宗教变质为国家宗教和显教，不仅使佛教进入了日本的家庭，而且使其自然地同神道教传统发生融合。在圣武天皇执政的天平年间，佛教达到了极盛。这时大量的僧人不畏生死到中国求法，不少中国的佛僧也以超越生死的气度来日本弘扬佛法。这时期从唐朝系统地传入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史称“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中村元指出“日本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支配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佛教徒总是有意识地努力使他们自己的宗教与中国佛教相一致。”（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0页。）天平时期之末，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入唐求法，分别在中国的天台山和长安的青龙寺带回去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佛教思想上，他们已不再是依样画葫芦的单纯模仿了。可以说“平安两宗”开始了佛教日本化的进程。最澄的天台宗把天台、密宗、禅宗、律宗四宗加以融合。中国天台宗在哲学上主张“三谛圆融”及“一念三千”。所谓“三谛圆融”是指从认识论上看，认为事物本质的空无、假有、非有非无其实完全一致，都能达到对事物本质圆融的认识。这是针对其他派别分别从某一方面把握事物，并把这一方面的看法视为真理的谬见而发的。所谓“一念三千”是指宇宙全体（三千）其实都在一念（个体心中）之中。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可以修炼成佛的大乘佛教主张，从而得到了信众的普遍欢迎。为了有利于天台宗的生存发展，最澄还公开地耍起了“护国爱民”的功利旗帜，把佛教原来对立的四宗竭力调和起来。?种融和和包容精神，正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法，适应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因而得以光大。空海在中国长安学得密宗。密宗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色（物质）和识（心，精神）构成，因此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是六粗大原素和心（精神）构成。宇宙的全部活动其实都是大如来的身心活动（身密）；宇宙中所有的声音都是大如来的口密；一切精神思维活动是意密；所以全部精神与物质的运动都是在“三密”之中。密宗主张只要修炼“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做各种规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形象思维）佛尊就可以使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只要做到与大日如来佛之身、口、心相应即可成佛。这就把佛教的修炼过程和方法大大简化，所以容易为信众接受。此外，空海强调念咒（口密）的特异功能，著有《声字实相义》，其中宣扬文字反映实相（对象），文字替代实相的作用等。这对于早就有萨满巫术宗教传统的日本民众来说，不仅容易理解接受，而且倍感亲切。在佛教教义方面，与最澄，空海同步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类比附会的“本地垂迹说”，这是企图把佛教日本化的一种努力。所谓“本地垂迹说”的理论认为日本神道教的诸神乃是佛在日本的化身（权现），佛为了在日本拯救众生而以神道诸神的身分出现。这种“神佛同体说”的解释既符合佛教的普渡众生思想，又抬高了神道之神的世界性地位，促成了神道理论的建设。这种神佛调和的倾向是日本民族性中容纳精神的体现，也是佛教日本化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所以今天的日本人既参拜神社也同时朝拜佛寺而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独立发展时期（镰仓时代一安士桃山时代，1184年－1600年）：佛教在全盘引进时期紧紧依附政权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以最澄、空海开始融汇各宗教义以来，日本佛教的自觉性独立性逐渐显露出来，其表现是从政教合一转化为政教并立，对政权的依赖性减小了。平安建都以后，贵族势力日益强大，贵族生活荒淫糜烂，他们要求佛教为其享乐主义服务，为其荣华富贵的生活祈祷平安。贵族不仅希冀佛教保佑现世生活的安逸，还渴望来世的幸福享乐。因此，佛教同国家利益日渐疏远，而在时尚的要求下，佛教净土宗等开始繁荣起来。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极鲜明的实用主义，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只要适宜现实需要，就加以利用，而远离日本社会现实需求的就弃之于旁，例如，具有相当哲理思辨性的唯识宗就从未受到日本佛教学者的青睐。这种结果必然是融汇趋势的增强，融汇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最适宜现实需要的新理论新宗派。这一时期前段，日本佛教寺庙开始脱离城市建筑到远山之中，出现了所谓“山岳佛教”。日本佛教的独立自由性在建寺地点上，在融汇各宗各派的观点上，在迎合现实需要方面都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或民族化。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标志是净土宗和禅宗的兴旺发达及世俗化的趋势。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净土宗和禅宗为什么会在日本风行以及日本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日本民族性的特点加以讨论。净土宗又称莲宗，由中国东晋高僧惠远所创，因其在庐山东林寺所结白莲僧团而得名，是中国佛教重要的宗派，经过南北朝的孕育和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净土宗所研习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经生论》，即所谓“三经一论”。该宗认为，通过净心修炼最终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净土，永脱轮回。净土宗的修炼方法，除遵循佛教的一般处身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最根本的是“一心念佛”，这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净土宗强调信众第一要信念坚定，第二要发愿，第三要实行；这“信愿行”三者在佛门中叫做“净土三资粮”。惠远施行的是佛教传统的观想念佛，所谓观想念佛也叫做观相念佛，定中念佛，指在修持禅定的过程中思念阿弥陀佛的形象和净土诸经中描写的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美妙景象。无疑，这需要相当强烈的想象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唐代净土宗的第二祖善导大和尚为了弘扬本宗，在修行方法上更简化为印度佛教早就有的“称名念佛”即口称念佛，就是要信众不断地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诵“南无阿弥陀佛”，也能在死后前往西方佛国净土。善导所倡导的“称名念佛”方法更简单易行，更容易为日常繁忙操劳的民众所接受所施行。因此，净土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各宗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宗。基于同样的原因，净土宗对于大多数不懂汉文，不能念诵佛经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对非常讲究实用功利性的日本民族来说，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同高天原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在平安末期净土宗在日本天台宗僧人源信的倡导下很快风行起来。不仅如此，日本各宗派在信守本派宗旨之时，在修持上也都开始采用“称名念佛”的简化方法。中国佛教禅宗在奈良时代开始传入日本，但无大的影响。至承安初年（1171年－1174年）睿山僧觉阿入南宋，从佛海禅师学得临济宗杨歧禅归国，建宗名“达摩”。以后日本名僧荣西（1141年－1215年）两次来宋，得黄龙派虚庵禅师之传，归去后创日本“临济宗”，大力传播禅宗教义，并著有《兴禅护国论》。此后入宋的佛僧几乎全部接受禅学。宋元之交，一些南宋禅僧流亡日本，如临济宗名下的名禅师兰溪道隆就受到嵯峨天皇的礼遇，敕赐“大觉禅师”号。这样，“宋代的禅可以说象洪水一样涌进日本。”（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6页。）室町时代广大僧众都争相诵读《临济录》和《碧岩录》、《无门关》等禅宗著作。禅宗佛学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在于禅宗的世俗性、现实性、心灵的自由性和实现人生终极目标的直截了当性。禅宗同净土宗一样适应了日本民众的文化心理，切合了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所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唐宋时期禅学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渗透、对绘画艺术创作和画论的渗透、对中国武术的渗透等，都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化。禅宗尤其赢得了日本武士阶层的崇敬与欢迎。禅宗为什么在日本会对武士阶层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为“武家佛教”呢？这大概有如下原因：第一，佛教禅宗武术所具有的神异力量。禅宗依然是佛教中的一宗，人们信仰佛教超现实的神秘性，尤其是传说在禅定修炼中能获得超凡的神异力量，这无疑对以习武为业的日本武士们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中国佛僧习武的传统及取得的成就肯定对日本武士阶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佛僧习武的历史绵长。史载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六年（446年）在平息卢小胡、盖吴起义时，就在长安一佛寺发现寺中藏有兵器，怀疑寺僧同盖吴勾结，便大怒而诛杀众僧，这说明当时寺院有习武之事。以后在隋末又有少林僧众协助秦王李世明而敕封奖谕、勒石纪功，其碑尚存。以后中国武林中就有谚语：天下功夫出少林。这说明，禅法同武术结缘很早。少林武术讲究气功、养生、炼气、意念，把印度瑜伽术同中国古代武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传说少林武术功夫能以内气百步击倒人而不觉察；能在水面上如平地般行走；可以一指击人致死；可以练就不怕暴力击打的“铁布衫”功夫及飞檐走壁等等神异能力。这些传说中具有神异魅力的禅宗武术无疑对于内战连绵的日本武士们有极大的诱惑力。第二，禅宗所宣扬的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修行手段，对于没有文化的日本武士阶层来说是获得神奇力量的最便捷之道。禅宗不立文字，没有繁难的汉文经典，就修炼方式来说也不讲究对佛经经典的学习，而只求以平常心在行走坐卧、谈笑风生中去领悟武术的奥秘，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体悟搏击技巧。这对于普通没有文化知识的日本武士来说，是获得神异力量的切实可行的道路。第三，禅宗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培养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由于各领主之间战乱频繁，因此各领主都拥有大批武士。武士信奉中国伦理的“忠”、“信”、“义”精神，但武士的忠义不是对天皇对国家，而是对供养其生存的领主。禅宗也宣扬生死轮回和灵魂不死的佛教教义，禅宗主张在顿悟中，参悟生死，达到无生无死的涅pán＠①境界。例如，中国武术典籍《少林宗法》第一篇中就写有：“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怖畏之域”的思想境界为武术的“极致所归”。在佛教教义的感染下，日本武士注重培养视死如归的无所畏惧的“无我”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国家神道的鼓励下，转化为坚韧狂热的“武士道”精神。第四，禅宗宣扬的直观顿悟有利于培养武士的直觉力和思维敏锐性。直觉顿悟只有在精力高度集中、无我忘我的思想状态中才能得到激发。它不依赖理性与思索，而是靠训练的基本功在随缘任运的自然放达的状态中获得，中国禅宗称这种自由旷达的精神状态为“平常心”、“无住心”，日本禅宗称之为“不动智”。日本济庵宗彭在其武学名著《不动神妙录》中认为，“不动智”是武士立身之本，为拳术的关键。“不动智”不是不用智，而是指精神思想不僵固执着于某一方面，而是指精神思想前后左右、四方八面流动而“无停留处”，这也正是在任运自如中处处用心的意思。所以“无停留处之心”被日本武士尊奉为“神魂”。该书说：“心之置所，言心置何处。心置敌身之动，则心为敌身之动所取；心置敌之刀剑，则心为敌之刀剑所取；心置我刀剑，则心为我刀剑所取；心置不被砍杀之所，则心为思不被砍杀之所取；心置对人戒备，则心为对人戒备所取；盖言之，心无置所。”（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504页。）日本流行的禅话《剑的滋味》中讲述了日本著名武士柳生又寿郎学剑于名剑手武藏的故事。柳生向武藏学剑道，武藏先让他安下心来作忠诚的仆人，树立十年学成的耐心。三年之内，每天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管理花园，只字不提剑的事，不许碰一下剑，目的是让他放下驰求心。之后，在柳生干活的当儿，武藏出其不意地时以木剑向他一击，使他早晚都得时刻品尝遭剑击的滋味，念念都在警觉之中，如此用心，终于悟出了个中三味，遂成为全日本最精湛的剑手。所以日本柳生派武术著作《活人剑·无刀之卷》说：“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武士们极力使自己获得超常的敏锐的直觉感悟能力，即技巧以外的神异能力。这种直觉感悟力很接近心理学中的“第六感官”能力，它不是依靠思维理性获得，而是来自于职业的本能或者说是先天的敏感。“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创术的最高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注：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从总体上说，禅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坐禅得道等，这些很适合武士克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取得了武士的信仰。如果说旧佛教是公家（皇室）佛教，那么它就是武家佛教。”（注：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页。）但是中国佛教的任何宗派在日本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对外来文化所作出选择、扬弃、吸收的结果。日本佛教从尊崇自然人性出发，对中国佛教的种种戒律进行了全面的“废弃”，也就是以自然人性排斥佛教的禁欲主义。日本民族传统非常尊崇人类的自然天性情欲，在伦理上和制度上从不压抑和约束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儒学家太宰春台(1680-1747)“把自然的人的感情称为真情，他列举“好恶、苦乐、忧喜之类”都作为真情。他认为：“无人无此等感情。大人小人，贵者贱者并无多少差异。又父母妻子恩爱之情，贵贱无异。此等感情皆出自人之天性至诚，绝无虚伪，故称之为真情”。“天性乃人与生俱来之本性。不待教导，无须学习，不用勉强，无思无虑，自然而然之事，皆天性之事。此即名为诚。”（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所以中村元说：“在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与感情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倾向。整个说来，日本佛教倾向是享乐主义。例如，祈祷仪式实际上成了平安时代的贵族享受现世快乐的一个机会。‘春天就在眼前，梅花的芬芳轻轻飘来，与竹林深处传来的清香混合在一起，使人觉得好象已经身临活生生的佛陀的国度’（《源氏物语》）。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上的一次佛教集会就已经是极乐净土了。”（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例如，日本人就把佛教追忆和崇拜祖先的盂兰盆会改变成为全民族在夏日举行的重大节日。至今，在盂兰节日中大家高高兴兴载歌载舞进行狂欢。这种自然主义直接导致了佛教戒律的废驰。唐僧鉴真曾使日本佛教确立了严格的戒律，但随着时间推移，“戒律之正法被人忽略了。中古以降，受戒已名存实亡，来自各国（日本地方设国、郡、里——引者注）的人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在寺院的戒坛周围闲逛而已。他们对大小戒律一无所知，他们也不试图去辨别一下什么样的举止行为是违反这些戒律的……持斋持戒的人完全绝迹了。戒律的废驰在净土宗教徒中间特别盛行。‘那些专念阿弥陀佛的人说，他们玩围棋、双陆并不违背任何对他们的教导。私通和吃荤也并非往生净土的障碍。末世持戒是市中之虎。那应该为人所恐惧，为人所僧恶。一个害怕罪行和畏惧邪恶的人肯定是一个从不相信佛的人’。法然(1133-1212)所传布的净土教学说完全无视持戒与破戒之间的区别。它只强调念阿弥陀佛。‘如果一个吃鱼的人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一只猿猴就肯定可以往生净土。一个人吃不吃鱼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是注定要往生净土的’……‘明治维新’以后，实际上佛教各宗都舍弃了戒律，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日本佛教以自然主义态度废驰戒律之后，佛教众僧都饮酒、聚妻、做生意、置财产，同世俗民众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尤其在两性关系上，不仅放荡而且有理论主张。例如平安时代末期出现的异端邪教立川流派就“把男女性交的阴阳之道与即身成佛的秘密教义看作一回事。这些放荡乱伦的秘密仪式从镰仓时代的初期到中期在各处流行……与立川流派同样的倾向也出现于净土教中。这种倾向的一个例证就是所谓的‘相继开会の一念义’（保证遵守一念义的那些人得救与赎罪）。这种教义宣讲如下：‘所谓一念即意为两个人一条心。男女二人合二为一，都感到愉快时，他们齐声念一遍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一念义的意思。因此，那些仍然单身的人们，害怕他们不能往生净土，就得找到自己的伙伴’。”（注：日本《念佛名义集·净土宗全书·10》。）甚至日莲宗也认为“特别重要的法门在于两句话：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正当男女交会之时，吟唱南无妙法莲花经——那正合乎我们所说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注：日本《四条金吾殿御返事》。）“德川时代的各种文艺作品显示，一些本来表示佛教各种神圣观念的词汇，竟然被用来作为暗示淫乱放荡场面的隐语。这种亵渎宗教神圣性的例子在印度和中国都是从未见过的。恐怕是日本独特的现象……这种态度使日本人认为，他们肯定自然的情欲和废弃戒律并不一定意味着舍弃道德秩序。”（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佛教对日本民族的想象力、直觉领悟力和审美思想中对意境、意象的追求，对空寂、闲寂、枯瘦、幽玄美学思想的形成，对以禅喻诗、对自然万物的有情众生的情感等都有极大的深化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无论佛教的渗透多么强烈，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一基本民族因素，形成了日本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原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4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

铸后加工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装置附件，配齐剑具；——砥砺开刃。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西汉景帝时，大臣袁盎被刺，尸体上弃有凶器，是一柄新修治过的剑，官府就在长安的削砺工中访查，一工匠说：这把剑是梁王的某位郎官来修治的。由此便查出了主使人梁孝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的一段话来概括铸造铜剑的整个过程：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战国相剑术士曾说：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这种精良之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剑。战国时期，铜剑应用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铸剑术不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科学先进的工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尤以铸造复合剑的技术最为突出。所谓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的青铜剑。其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因而刚柔相济，是古代铜剑的精品。其铸造方法也与普通铜剑有别。普通剑之剑身系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从冶金史研究者检测的一些复合剑实物得知，其剑脊的含铜量要高于一般铜剑，含锡量则低于一般铜剑；刃部的情况相反，含铜量低于一般铜剑，含锡量高于一般铜剑。如果单以脊部或刃部的材料制作整剑，势必过于柔软或过于刚脆，但以之分别制作剑脊和剑刃，就获得了超过一般铜剑的更为优秀的性能。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青铜合金成分配比规律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的控制达到了极高境界。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黄色；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剑脊和剑刃判然异色，正如相剑术士所言，所以有人称之为“两色剑”。又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也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名称。中世纪的中国王朝在冶金术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如生产铸铁的能力是远超于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的。又如高效率、大规模的钢生产的控制管理，使得唐、宋两王朝成为东亚的主要军事势力。大部分亚洲武器的收藏家都晓知发展自中国的锻造和回火技术是重新被认知的日本刀剑的发展基础。这种技术最早在隋唐时代（公元589年前）传到日本的。日本刀剑的鉴赏在数个世纪中得到兴旺发展并且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国际化潮流。今日，日本刀刃正如艺术作品一般被收藏着。遗憾的是，即使在其祖国大地上，对中国的“父母”铁匠所生产的刀剑欣赏也业已雕零。极好的刀刃是由中国制造，以及以利刃相搏的近身战被证明是在帝国时代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此等事实也为人们所不顾。使人感伤的是，甚至乎热衷中国武术艺术的习练者也不知道他们每日习练所用的武器的历史、制造及审美的传统。他国人士就更不必说了。要区分陈列在紫禁城、巴黎的Musedel'Arme（兵器博物馆）或者莫斯科城堡中的漂亮的标本与那些常在古董商店或者枪术表演中看到的“拳击手对抗优胜奖品”的赝品或者touristic（旅游点的廉价新仿）小古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关主题的文献影响当今学生的了解。这类缺少参考材料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中国。一个有关技术及艺术的论文调查显示极大部分关于钢刃刀的着作最早都出版于公元四世纪（给人以早期青铜武器般的深刻印象）。可是，这种着作的出版在1644年明王朝覆灭后就骤然减少了。为什么在清王朝，覆灭于1911年的最后王朝，期间缺少有关刀剑的参考材料，众说纷纭。一个较公认的解释是由于满族在其统治的帝国中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为避免占有决大多数的汉族人民的反叛而查禁所有的军事着作。在清王朝初期，如《明朝军事百科全书》这类特定着作是受到审查和限制的。尽管如此，清代技术文献的调查显示在此朝代间仍有相当数量的新主题着作的撰写和出版。毕竟清王朝仍然对其军事力量（主要由汉族人组成）有此方面的需求。研究也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对主要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军队很注重实效：例如，众所周知的康熙皇帝否决了一位官员的解除山东省人民武装的请求。不过，有趣的是，在清朝期间出版的军事着作中仍然涉及到火，枪大炮及爆炸性武器。（这些文章是始于帝国为叛乱侵扰的十九世纪中叶）。甚至近代的古典名着《明朝百科全书》，武备志Wubeizhi也只相关地给予刀刃武器极少的关注。为何如此不关注”刀剑是帝国兵械库中的中流砥柱“这一实际情况呢？也许是因为刀剑工艺在那时候被认为是“老套子”，想要掌握这种工艺的人确信书中的副本对新的技术将无任何的贡献。同样有趣的是，注意到明朝的审美家们将刀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欣赏。尽管，极少的证据表明这种欣赏在清朝时依旧盛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精华的品味在世纪的更替间趋于狭窄，变得前所未有地热衷于少数受众人爱戴的艺术形式的神秘专案，如绘画、陶瓷和玉器。这里可以与晚清的家具传统的衰落划上一条平衡线。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贬低军事，崇扬文学的儒家思想价值观的影响。在满族人统治期间，对于学者来说，表现出对军事的不关心是一个实际的选择。使得对中国刀剑传统的研究成为一项真正的挑战的原因，是那些在我们的时代学习这个课题的人必须是探险家、开拓者而非被动的消费者。在揭露和翻译这些幸存的文章的过程中仍有许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从过去研究的成绩中，得到了刀刃被小心擦亮及回复的新外观。我们的研究至今为止表明了中国的铸剑师们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精巧地制作了兼有如下特性的刀刃：一个坚硬而且耐用的刀锋。一个有弹性，能承受打击而不坏的刀身。在一把刀上，这些特点是互相排斥的。坚硬的钢易碎。有弹性、有弹力的钢是柔软的，并不能保持刀锋的锐利。中国的铁匠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使坚硬和柔软的钢相结合。有三种基本的方法能做到这一点。其中一种叫“包钢”。以坚硬的、含碳量高的钢制作锐利的刀锋外表，在横断面上，像一个“V”字型的装入一个软钢的核心。作为核心的金属经常被折叠以提高强度，或者用锻造的铁来分层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一个包钢的刀刃必须由相当厚度的硬钢套子做成，不然它将在多次的打磨后失去硬度。一个更普遍的锻造刀刃的形式是“嵌钢”。一个含碳量高的刀锋作为核心，由两块软钢作成的表皮相夹而成。表皮是由交替叠起的铁和钢做成，从而使刀刃在打磨的时候表面上形成一种图案。一个熟练的铁匠能巧妙地处理分层，除了增加刀的结构上的强度外，还能做出很美丽的图案。最后一种主要的锻造方法是西方知名的“旋焊“]。它是由硬钢和软钢形成的双杠做成，在加热和锤击之下焊接成一个简单个体。当锻打和打磨擦亮的时候，其表面将出现如长着羽毛，星型或者漩涡状的形状排列。其次，中国的铁匠显示相当独创性的地方是在以液体中加热和淬火的方法锻造刀刃。这种技术几乎遍及所有的刀刃制造地区。中国是少数发明与整个刀刃相区别地加热处置刀锋技术的地方之一。这种方法增加了刀刃的强度和切割能力。日本人利用中国和朝鲜移民铁匠的技术，把它发展到最高的水平。中国铸剑师美妙的工艺，是一种刚开始在中国或者其它地方被重新发现的艺术形式。我们生活在一个每日都出现新发明的时代。当我们开始看见来自形式和功能的结合美丽图案，创造出一把由上好的钢材打造的刀刃时，我们仅刚开始我们对中国装甲工艺的研究。从它们的装饰图形及象征性到刀刃美学巧妙地与功能的结合，这里仍然有许多其它的研究地区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