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立足国情主动寻求经济发展，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特质；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是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发展模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邓小平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
【关 键 词】经济发展/特质/主动/非均衡/台阶式/耗散结构/“四有”新人
【 正 文 】
中国面向21世纪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一、立足国情的主动选择
一种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看，有“内生型”和“外生型”。内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是被动式的、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就认为：相对落后本身可以有助于发展，由于可以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比1780—1850年间的英国或西欧增长得更快。（P.233—234）这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内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其主要区别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要不要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立足本国，还是依赖外国，是主动迎接现实的挑战，还是一种“被动的抉择”。邓小平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着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1986年，邓小平在同新西兰总统朗伊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
是不可能的。”又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3 ］（P.155）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 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地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一个显着的特点。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着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的经济运行常态。20多年来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人们在旧体制下长期持有的“平均发展”观念的一个突破。建国以后，从1956—1976年的20年间我们奉行了一个“平均发展”的思路，收入分配逐渐趋向平均，地区经济发展逐渐拉向平均。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三线建设”，所得有限，所失巨大，并且是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拉开差距的一个内在原因。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 ］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毛泽东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7 ］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毛泽东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P.375）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1958—1959年两年“大跃进”，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10％， 结果是伤筋动骨，花了五年的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1988年的5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 7％，出现了经济“过热”，治理整顿花了三年时间。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大跃进”的问题性质不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
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77—1378）
其实，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调都会出现偏差。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就提出过：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6］（P.480—481 ）谙熟辩证法的邓小平更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对国情作了透彻的分析，十分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固然还很穷，但是，“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3］（P.183）又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P.86 ）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尤为关注，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P.279）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3］（P.377—37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 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 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但同时他又强调，人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发展理论的命题，都特别强调了“第一生产力”中和实现四化的关键因素——人、人的素质。1986年4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进一步对这种人作了质的规定：“过去我们打败******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P.205）“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P.111）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提到的现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从而赋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以新的特质。它发挥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毛泽东当年在写《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按语时论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仅描画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从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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