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园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而成为政治空间。在初期因禁止华人入园而引发公园运动，形成了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深刻民族集体记忆，而且公园中的殖民主义纪念建筑进一步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自己在建造公园时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强调教育功能，从公园名称、空间布局和建筑到公园功能都体现出民族主义精神。公园问题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
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70](p.31)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后，万县遂将建设中的公园命名为“九五公园”，并在园内建“九五图书馆”，[71]以告诫人们不忘国耻。而当1931年收回威海卫租界后，国民政府即在鲸园花园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72](p.595)1933年，江苏宿迁在马陵公园内建杨公亭，以纪念该县固守台湾、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73]抗战期间，公园内建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纪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1940年，******陆军兽医学校驻贵州安顺县，因为当地“既无公园可供游憩，又无其他高尚娱乐”，于是学校为当地建“七七”公园，园中建“七七亭”、“卢沟桥”等建筑，以“发人深省，唤起敌忾同仇”。[74]江西赣州公园内1940年建成“抗日战亡将士纪念碑”。[75]这样的空间布置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内，公园成为宣传抗战、传输民族主义的重要空间。
就各国民族主义发展史而言，民族主义意识产生于与“他者”的交往及冲突中，是与国际意识紧密结合的，只有明确本国与“他者”的关系，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国民政府为让民众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将南京原来的玄武湖公园改为“五洲公园”，湖上五个小洲分别被改名为亚、欧、美、澳、非五大洲。[76](p.4)这种命名完全是为促成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更为典型的是早在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园。该园完全将民族主义意识空间化，园中建有世界园，并设中国地图，对联为：“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是“莫忘国耻”，还建有世界模型，标明我国所失国土，另写“竞争生存”几个大字。民国时期市政建设者设计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甚至在体育场也附有对联：“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71](pp.33—34)此外，许多公园内建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的古物陈列所、博物馆，提高民族素质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甚至还有国术馆。（注：参见拙文《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公园成为塑造新型国民的重要教育空间，以开启民智、强国强种、塑造文明国民。它表明中国作为弱势国家向西方“文明国家”的一种反弹，中国人也能建立“文明”的公园，进而建立文明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公园这样的空间完全不是具有娱乐休闲特质的一般空间，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7](p.48)
民国时期，中国公园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即中山公园遍布全国各地，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中山”符号渗透于公园空间。众所周知，孙中山****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建构民族主义理论，他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成为民族主义精神领袖。早在孙中山逝世刚三天，即有部分个人及多个团体建议建立中山公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陈滨伯建议在沪建中山公园的意见书，既是为纪念孙中山，但更重要的是“外人园游睹迹，亦知萎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山公园一定要“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78]显然，上海民众对于建立中山公园既有纪念孙中山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与西式公园相抗衡、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由此，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的空间。与中国近代公园的普及进程同步，民国公园建设运动俨然是中山公园建设运动。据笔者对各省市县民国时期出版的地方志、旅游指南和当代地方志、各市县文史资料进行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建成的中山公园约243座，偏远地区云南、贵州、宁夏都有中山公园。值得强调的是，“中山”作为公园名称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在抗战爆发后更加凸显，不少中山公园建于抗战期间，并成为当地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场所，如福建永安、广东乳源、湖南长沙等地数十座中山公园均建于抗战期间，（注：参见李锦泰：《永安中山公园》，政协福建省永安市委员会文史研究会：《永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乳源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乳源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苏时松：《青少年宫现址的历史沿革》，《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浙江淳安县1938年兴建中山公园，建成后浙江省主席在该中山公园作抗日形势报告，举办抗日防空演习等活动。[79]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地方庆祝活动也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如江苏江阴人民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庆祝仪式，武汉中山公园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注：参见沙钟群、薛应龙：《江阴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江阴文史资料》第6期；徐怨宇着、萧志华整理：《参加武汉受降始末》，《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4期（总第62辑）。）此外，还有不少公园在抗战胜利后改名，如沈阳千代田公园、长春儿玉公园、苏州公园均在抗战后改称中山公园。（注：参见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第二卷《城市建设》，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李野光：《历经沧桑的胜利公园》，政协长春市宽城区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一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显然，中山公园不仅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而且是民族主义集会、举行仪式的活动场所，是民族主义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因此，中山公园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结语
国公园成为兼具娱乐、教育与政治性质的特殊空间，尤其随着******势力的增强，公园俨然成为******宣传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空间，中山公园的普遍设立及其在抗战中集合民意、鼓舞民众的作用显现出中国公园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精神的张扬。公园是与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空间，其间所承载的社会内涵极其丰富，对日常生活及民众记忆影响也最为深刻，近代公园折射出的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国公园作为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是在外来文化的浸润与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也促进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又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心态的影响。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从一个层面折射出近代中国纳入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历史轨迹。
